《江湖中国》是一本由于阳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江湖中国》精选点评：

　　●终于读完了，优缺点非常明显的一本书。

　　●如果是10年前读，五星。不过细节上也还是很多值得回味

　　●分析的很不错，江湖和关系都是一种隐性的社会结构。比起看得见的混乱，看不见的秩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中国思想文化一直以来的专注重点和独特的智慧。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已经是第二遍读了，仍然倍感惊喜，收获巨大，无以言表，于阳先生应该是目前中国最被忽略的民间学者了，每一页都闪烁着饱经世事的中国式生存智慧与发自肺腑的真知灼见，绝无学院派的夸夸其谈和主旋律的空话套话，作者没有流于世俗，去传授什么“处世厚黑学、生活三十六计”，而是将中国社会和体系彻底解剖给你看，让你看到最真实的中国式社会运作规律与中国人的思维潜流，妙语连珠目光如炬，不溢美不挖苦，平心静气介绍现实，让年轻读者认识社会，让中年读者反思社会，这才是活生生的“处世学教科书”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开头，结尾的宏观叙事角度还不错。中间落了俗套，缺乏深度。作者像很多老知识分子一样，面对西方有些自卑。

　　●江湖中国

　　●作者写的很用心了，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都整理的很好，讲的也很透彻。真的有一种老江湖再给你传授他的江湖经验的感觉，受益匪浅

　　●中国社会不只是与西方体系有着显著鸿沟，与类似哲学影响的日韩也有不小差别，这个观察已为众人所知。但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是本书作者的出发点。江湖社会怎样形成(乡土社会的延伸-「乡土中国」），怎样影响文化和国人做事习惯，此书很有层层立意的典范。

　　●社会，一道，我是学生，真的很有用，感谢，与其看那些公众号卖焦虑，不如看这些书学点江湖人情

　　《江湖中国》读后感(一)：一本浪费时间的书

　　先总结：千万不要买！第一，纸张质量特别差，就是那种外面随大街10元大清仓卖的那种书的那种纸质；第二，你纸差就算了你还错别字，你还中间给我“送”了几页纸，第58-59页之间有多了第43~57页，呵呵；第三，讲最重要的，作者没水平，论证某些观点的时候居然引用诸如《三国演义》这些虚构的小说。同时本人强烈怀疑作者引用史料的方法，是在一个收录了历史资料的文库+“*”打关键词的方法，比如作者说通过检索历史文献，发现“关系”这词最早出现在明朝某某历史记载，结论就是关系网最早出现于明朝…大哥，你其他找一下其他历史渊源，一定是有“关系”这个词语才开始有“关系网”的吗？！再者本人也怀疑作者写书的思维是否清晰，比如某某现象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A，可是下一段很快你就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B，这不是狂扇自己耳光吗！最后，作者只是一个在现实中遭遇不公而用阴谋论过分渲染的键盘侠。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书评，因为看了两章快60页的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要知道看一本特别差的书也是对自己宝贵时间的不负责啊！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阅读心得——慎重对待跨学科的人的作品，比如本书作者，一生物遗传学毕业的来写社科文，写的跟历史小说评析一样！

　　《江湖中国》读后感(二)：江湖中国第三版书评一篇——转载自读者老殷的书评

　　一个思想家的最大贡献，并非是取得多高的学位或职位，而是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当然，能够解决所提出的问题，那就更好了。《江湖中国》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隐藏在表象中国社会背后的“江湖”，这种江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

　　与第二版相比，《江湖中国》好像有所增删。例如，第三章关系网增加了“十二、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第六章混世增加了“三、关系网牟利的秘密：以权力寻租为生”和“四、黑社会牟利的秘密：向土地产权寻租”。而第五章面子秀场中的“五、面子的功能”被删节了。

　　对我个人而言，在看了作者全方位的展示了江湖中国各种现象后，就想知道背后的原因。这方面，本书的第二章江湖是蜕化的“儒教”和第八章中国之梦的“一、体制外江湖之由来”以及“二、体制内如何被‘江湖化’”等是亮点。（对某个问题的演化历史的考察是解决问题的必经步骤。）作者把中国江湖化的原因归结为两方面，即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前者是儒教的蜕变，后者是人口与经济的相关变动。可惜，我认为，本书把重点放在问题的提出，而对起因或原因的追究没有花费足够的笔墨。

　　作者是理科背景，当然熟悉因果论的思路。但是，作者似乎反对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进行因果论的思考，而更倾向于博弈论和统计学等方面的思路。其实，因果论并非是简单或机械的一个原因导致一个结果，而是多要素的复杂系统。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目的是找到导致结果的哪怕一个要素及其机制。这也是解决整个问题的一个进展。西方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或原理，就是要去寻找现象或结果背后的原因，只有那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江湖中国》读后感(三)：揭秘江湖

　　揭秘江湖

　　评《江湖中国》

　　我们经常会听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江湖不同于一国政府治下的国家事务，但却能把政府不管的事务通通管理起来。这个江湖用作丑化官员的腐败和商人的贪婪，但一定意义上却实际地反映了官商之间的蝇营狗苟；这个江湖也用作歌颂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行为，反映了我们对于社会公正和幸福生活的追求。江湖对我们看似遥远其实就在身边，无疑，揭开江湖的神秘面纱，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生活规则，这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吴思先生《潜规则》引导我们的思考，这本《江湖中国》同样也能和我们一起读懂我们身边的江湖。

　　生活一直在继续，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生活、解读人生，以期获得对于生活的洞悉，并用于自己的生活。历史学家用历史告诉世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政治学家用政治学告诉管理者“如何统治”，社会学家用社会学解构社会，这本《江湖中国》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故事版，书中用江湖的要素（关系、人情、面子、混）解释了种种用社会科学无法堂而皇之地解释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做生意还得事先和掌权者意思意思？为什么书本上说的是“吃亏是福”，但前辈教导“不要太老实”？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没什么本事，却有各种神通能左右逢源呼风唤雨？

　　这是一次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书中“江湖”的系统论让我们对于中国的亚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历史上追溯，江湖是源于人口的激增和管理范围的加大，宗族管理的衰落、政府管理的真空和社会自我管理出现的必然产物。曾经的江湖也成为了中国政治的辅佐（民国期间），但更多时候它只是政治管理的辅助；未来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深入，它会依然存在，还是日渐式微？我们不得而知，但作者所做的对于江湖文化的细致入微的探索，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或者换一句话说，生活里面包含着江湖，作者对于江湖的解构还是比较深刻，但是一些具体的论断还是值得商榷。例如说西方没有江湖，因为他们更注重法治，因为他们更注重个人本位和团体合作训练，但是罗宾汉的故事也传到了中国了么？西方的法治同样存在管理的真空，宗教和社会自我管理也仍然存在无法触及的真空，按照作者对于江湖的定义，我更倾向地认为：西方的社会同样存在江湖。作者论断未来的法治社会下江湖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句话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如果说西方社会还存在江湖，未来的江湖中国仅仅是传说？读书之后稍作的一些思考，不是刻意从鸡蛋里挑骨头，是和作者与读者们、侠客们一起思考江湖。

　　2019-2-25

　　《江湖中国》读后感(四)：江湖一梦遥

　　昨夜，我的梦中又出现了江湖，……和武林不同，那里没有金庸、梁羽生笔下那么多的显贵豪侠，没有几个关外远来的少女满怀心事，没有许多神清气朗的少侠纵剑长歌，没有冬日的煮酒论剑，没有梅花树下的箫声咽咽。江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符号。正如徐皓峰所说，尽管有区别，但由于引入武功的设定及剧情的需要，“江湖”与“武林”，在武侠小说中，其实已经不分彼此了。

　　但是，武林并非江湖的同义词。华山论剑，紫禁之巅，那是武林；小二上酒，大侠饶命，那是江湖。前者是金庸、梁羽生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后者是古龙、云中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武林是行当，江湖是社会。武林中人不一定是江湖中人，比如岳飞、华荣，江湖中人不一定会武功，比如宋江、翟让。“武林”一词在近代诞生，借用了“儒林”、“绿林”的称法，应该出自民国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1937年），第一回“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里描述俞剑平镖头：“他的十二只金钱镖，尤属武林一绝”。

　　武林多意为民间职业武人所组成的团体，是以，是武术界各门派的一个泛称。如练武之人，我们可说他是武林中人，也就是说习武之人就自动包含在了武林这个团体中。武林中人，多以世代习武的世家子弟，有传承的为主，守传统讲规矩。但远不如江湖社会所涵盖的范围广。江湖中人，是人即可。三教九流人士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如车船店脚牙、僧道丐儒妇，不拘医卜星相、娼优隶卒，甚至流氓土匪乞丐宵小等皆可称之为江湖中人。古龙先生为此做了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历来穷文富武乃是常态，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为振兴尚武民风，开立国术馆聘武术家教学。所以，徐皓峰就有有“武林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一说，很明显，这方面武林中人和江湖中人不同，除了要有武力，也要讲德行，过有序的生活。民国的武林和城市分不开，武林人士在城市居住，成为维护地方安定的重要力量，而江湖却不同，给地方治安造成负面影响。

　　江湖和武林一般各行其道，武侠小说为追求好看，则将二者杂糅。小说与真实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用艺术手段粉饰甚至诗化了主体侠客的形象，侠客们离开庙堂、漂泊江湖，本就是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本就是要以武犯禁、贯彻正道的，本就是要与天地往来、逍遥自在的。它与情怀挂钩，成为国人追求天性解放的精神寄托。但江湖中人，游离于主流价值文化之外，他们渴求精神的绝对独立和自由，却往往不可得。

　　我们更青睐于，它是个仗剑天涯、行侠仗义之所在。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里，人们不必担心衣食住行，不必担心法律制裁，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以实力（主要是武功强弱）说话的世界，但就像它脱去了恶人身上的枷锁一般，它同样也解放了正义之士思想的束缚，使之可以快意恩仇，以暴制暴。在这个设定之下，反面角色虽多，但侠义之士出现的概率也要远大于现实社会。这也是为什么武侠小说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

　　千百年来，“江湖”已经逐渐演化为一个文化符号。唐诗里多有“江湖”的身影，如杜甫“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如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这里的“江湖”，有着隐士、平民所处的人世间的意味，隐隐与朝堂对立。

　　唐代的传奇中，出现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把豪侠置身于“江湖”的语境里。如《红线》中女侠红线自称：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医书，救世人灾患。又如《谢小娥传》说：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注：侠客）同舟货，往来江湖。我们还会发现，这里的江湖，有“医”，有“贾”——江湖除了为大侠提供安身之处，还逐渐附加了闾巷市井、三教九流的定义。

　　后来范仲淹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则正式与庙堂对立了起来。到了宋元话本，“江湖”更是常跟抢劫杀人越货、蒙汗药等常见勾当扯上，这也是现在所谓黑社会的前身。直至明清侠义小说、民国武侠小说，“江湖”则杂糅了以上含义，遍地可见。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等等。

　　现在，江湖含义颇为复杂。有时候，它既是市井中的三教九流，卖膏药也好，变戏法也好，赌徒也好，乞丐也好，他们游荡在社会底层，组成了一个龙蛇混杂的世界。有时候，它是抢地盘、收保护费的黑道子弟们，杀人放火走私，却又鼓吹义气为先，讲究规矩为大。江湖分九流，即便是在金庸的作品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侠客隐于市井，如卖馄饨的何三七，拉二胡的莫大先生；也有过长乐帮和海沙帮一般盘面上的黑道火并。

　　于此书中作者则把一切的矛头对准了“江湖”，称“江湖”才是今日出现的“丑陋的中国人”之祸首肇因。慷慨激昂的批判，正是前后历时五百年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江湖化”，导致中国式社会和文化的“江湖化”，即合法体制被江湖渗透，成了江湖地盘，坏了世道人心，……最终才招致了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缺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崩溃。是啊，谁能想到呢，就在百十年前的我们还需要靠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来维系整个商业体系的运作？

　　很能理解作者的激愤，他笔下的江湖，是属于上海滩里许文强、杜月笙们的近代江湖，有功夫自然更好，没有却也不妨碍什么，混江湖的全靠着一把子的兄弟义气。那里有鸦片枪的烟雾缭绕，有舞女歌姬的灯红酒绿，有十里洋场繁华背后所有无法出现在阳光下的阴暗面。不知是否受过怎样的刺激，才会发出这样深刻而辛酸的讥诮，“一部《鹿鼎记》，概括了明清以来价值观的江湖本性：笑贫不笑娼，笑笨不笑腐；老实不如奸诈，劳动不如混世。”

　　作者这么想不能说错，不过，私以为作者将一切罪责均这样推卸给了“江湖”，认为重新捡起儒家的伦理思想就是解决一切的救世良方，也未免太过绝对了。毕竟，清代前期在文狱和经济禁锢下，道德和思想发展较明朝都有了后退与停滞。鸦片战争开始动摇了传统中国的价值观。接踵而来的自救运动的改革崇尚中体西用，却也把越来越多的西方道德观引入了社会。随后的辛亥革命更是为新文化运动的喷发创造了条件，中国社会开始在对传统的改良与全面西化间摇摆。

　　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政治为先导唯物化的道德观。文化大革命把这种理想化的观念推到了丧失理智与道德底线的极端。改革开放带来了新一波西化的思想解放，整个社会开始由政治先导转变为经济先导。 80年代末的学潮冲垮了许多年轻一代的政治信仰，社会道德的基石再次动摇。近代文化变迁过程中新的伦理道理无法建立，没有新的伦理道德作为支撑，大家便没有敬畏之心，很多没有底线的事情便涌现了出来。

　　只能说，当今中国的真正问题恰恰就在于“侠义精神”的缺失才对！说白了，儒家虽然讲仁爱，但是它那个‘仁爱’，分明是利己主义的遮羞布。自来儒家把诚实守信作为一种可用之“术”，而不是将其视为人格健全的人应具备的天性。“言必信，行必果”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做人的一个骄傲，古有“曾子杀彘”、“退避三舍”、“一诺千金”、“尾生之信”等等许多诚信守约言行一致的美德，可是在儒家这里，被儒家老祖孔子轻轻一句“硁硁然小人哉！”划到儒家所厌恶反对的小人之列。

　　要记住，从古至今儒家的君子们（舍我其谁的“大人”）都是不吝于为了他们认为的大义，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去“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就像孟子说的那样“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君子不亮，恶乎执！”，中华民族的美德倒成了儒家大人、君子所不屑的固执愚蠢粗鲁的行为。为了实践诺言而不惜己身的墨家一直被儒家视作眼中钉，不知是否就是因为他们都太诚实，只要存在的一天就会深深的刺痛那些不诚实的人的心灵了呢？

　　话说，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就是为了投君王所好的改良之‘儒’了。反倒被嘲“墨守成规”的墨家，学派作风很严谨。本来就是为了那个自由自在的时代而产生的学说，最终失去了自由的土壤，墨家也就消失了，并没有不停地“吸收新东西”以苟存于世。为了存活，改变学派的最终动机，不断取悦各方面，何其丑陋！

　　侠，自诞生之初，便与儒相对——后者重文，前者重武。在以铁腕治国的法家眼中，都不过是一丘之貉，一个以文乱法，一个以武犯禁。“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这在“爱人者，恒爱己者”自私得天经地义的儒者看来，是完全不能忍的了。因为，如果儒者们再不能站在大义的角度来自私自利的话，还怎么保有自己的有用之身另图他日呢？！

　　看过一种说法，说今日中国人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源早在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便已埋下了。由于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大行其道，开郡县、除封建，到后来又是“汉承秦制”，“儒表法里”或许更确切一些，即教化民众以仁礼，奴役百姓以权法。周室贵族传统及小团体文化彻底没落，编民齐户的大集权时代开启；百姓一盘散沙，唯君命是从，以权为尊。指鹿为马现象自此愈演愈烈，与之对应的是犬儒哲学，难得糊涂之风，这一吹就是两千多年。

　　别笑话国人的自私自利和欲壑难填的贪婪攫取，我们都一样，归根究底这种劣根性都是从农业社会带过来的。西方社会中商业文化倾向较强，其实西方契约精神影响力这么大，与其是因为出自宗教的“立约”，还不如说完全是得益于商业繁荣后，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利益政府需要执行更加严格、细致的法规，久而久之便深入人心了。再加上有信用的商家总会经营得更好，人们自然会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反观我国古代的儒家却将其一味归咎于道德范畴，将之寄托在人性的飘忽上，寄托在人类后天的自我修养上，相比之下，还是法家对付这种事更有办法。至少用严刑峻法约束住了人们守信。

　　农业社会的基石本来就不是信用体系，基本上，儒家会所以会提出“亲亲相隐”的维稳（极度重视秩序和社会稳定）之说，完全就是出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习惯所导致的。因为，在缺少先进生产工具的传统农业模式下，人们是很难依靠单独个体的人力，来完成艰巨繁重的劳作的。当时的技术条件就决定了“人口才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至高准则。

　　为了更好的共同生产生活缔造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团队，久而久之形成了关系型社会，倾向于维持复杂的大家族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小家庭。靠天吃饭形成重视经验和老人崇拜的观念。这就造成了人们不习惯成文法，轻视法律约束，重视人的感情关系和道德自律。缺少契约精神，做事情没有底线，不会为信用或者法律的客观外力所制约，仅凭仁善或者同情的主观感情所推动。相对而言，商业社会才更需要重视诚信，因为没有信誉你就无法在这个环境下更好的生存发展。

　　诚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中均为颠不破的真理。但是，商业社会中的消费、投资和贸易一条龙的确会更多的依赖于个体间的诚信度，可以说诚信度有了保障就不用太担心了，倒是农业社会还要担心万一有个天灾的就怎样了。可以说，农业社会中的人潜意识中拥有着强烈的受害者心理，就是因为在传统农业模式下人们只能完全的“靠天吃饭”，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着一种天然的强大不安全感。在生存是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自然会重视积蓄，多过重视贸易。

　　自从儒家成了正统学说，几千年下来国人的精神就被不断的阉割，人们再不敢表现突出，信奉低调的原则，不就是因为儒家告诉我们的唯有“中庸”，所以出头的椽子就会先烂，大家可以群起而攻之么？中国人的悲哀，就是在儒家无比推崇的祖宗法度灌输下，让中国人变得只有跟大家一样，才觉得有一点安全感。于是，抹杀个性成为一种常态。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从农业社会跨越进商业社会后就会感觉不适应的根本性原因。

　　中国的小老百姓最典型的思维模式就是避事不要惹麻烦，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股子“路见不平”就敢于挺身而出的侠气，有着“纵吏残民，国祸之源也。则沪上刀客，巴东烈女之起，有何怪哉？”的决然，而不是唯唯诺诺的去做顺民，那么，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比现在干净不止百倍……当然，以上均属我的一家之见。许多内容干脆照搬的知乎上网友们的观点，实在是我的文化太低，致使每每有异议的时候，却往往笨嘴拙舌的没办法马上找出合适的语言反诘的缘故。见谅，见谅！

　　《江湖中国》读后感(五)：混社会顶级教科书

　　这本书媲美吴思《潜规则》，但是名气远远不如，感觉作者是个相当有深度但是又很有趣的人，字里行间有种调皮的味道。

　　无法评价，摘录了极多笔记，作者如果能应用自己的研究和见解灵活运用，做一个所谓“成功”人士绰绰有余，考虑到其学者的身份，我觉得写出本书的价值远远大于单纯的个人财富积累。

　　关系、人情、面子和“混”这四样东西，是作者归纳的初步成果，它们组成了关系运作的一串链条。同时，它们也是当今“江湖”使用最频密的口头语。

　　关系、人情、面子和“混”这四者，足够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化的社会学著作。

　　对于我们大众老百姓，读《乡土中国》啥的过于深奥，读这本书，再加吴思《潜规则》，我觉得已足矣。

　　处世（混社会）教科书，强烈推荐一读！

　　书摘：

　　1.“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坏”：性交易也。暗示一边交易，一边金钱从男人流向女人。至于男人前面如何来钱，女人来钱后面干啥，并未涉及。一位老江湖反复琢磨这两句，豁然开朗道：“男人又如何来钱呢？也是‘变坏’得来的嘛。男女‘变坏’都来钱，不过男人的坏不同女人的坏。”他列举说：这年头要走捷径迅速发达，必居以下其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行贿索贿、偷税漏税、赖账混账、欺生宰客、走私贩毒、贪污挪用、损公肥私、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撒谎撂白、厚颜无耻、沽名钓誉、剽窃他人、自我吹嘘、拆白搅屎、恐吓威胁、敲诈勒索……当然，女人也可选择男人式复杂的坏法，不过女人们并不擅长，不及卖色来得简单，一坏抵百坏。

　　2.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契约和法律规范没有明显约束力。签订的合同，承诺的事情，甚至法院的判决，后面执行都很难，要千叮咛万嘱咐，催了又催，挤牙膏似的一回一点，还未必奏效。大家做事普遍不认真，一旦遇到做事认真的人，反倒十分惊讶，仿佛老古董：“哇，这年头，还有这样认真的人。出土文物啊？”“这年头”三字本身即具深意，如今成了中国人口头禅，后面必跟定价值消解的话语——混、糊弄、马虎眼、敷衍塞责、反理想主义、不诚信……“这年头，谁跟谁啊，是不是？”意思是何必那么认真呢

　　3.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4.经济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缘还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势力大，容易取得生存优势。而家族组织的增长，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长。

　　5.年轻人踏入社会第一课，书本不让说又必须明白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打好社会基础，核心是搞定上司、领导、大哥的关系。这样说还不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再直白点说，就是投到一个实力人物门下，听话、巴结、献殷勤、鞍前马后跑，换得宠信、提携，以便日后出人头地。正规的书本，哪敢这样教人。既然正规书本不敢说，那就变成“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了。学不到什么？江湖之秘技也。

　　这说的还只是入门。

　　随着乳臭小儿在社会上立足，羽翼渐行丰满就要放单飞。这时不仅需要上下拉关系，还需要横向搭关系，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关系网。要做人，要在社会立足，就非得学，不学混不开。打下基础后，就要灵活运营私人网络，搞好战略经营，从中渔利，力争混个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就叫“长袖善舞”。混到这般功夫，可以出师了，按江湖黑话说，可以自立“香堂”了。

　　这一套哪里来？追踪溯源，巴结领导（上司、老板）的伎俩来自官场收门生和江湖拜码头的原型。二者没有本质差异，都是江湖，一个黑道江湖，一个白道江湖，门道相通。

　　6.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拼命干活累得半死没用，我去巴结领导，到头来我捞的肯定比你多，气死你；你做正经生意没用，我做假货比你来钱快，你干瞪眼；贪官污吏则比假货来钱更快，他勒索你，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后，捞不到钱走投无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结伙抢银行，变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那比谁来钱都更快，只不过惶惶不可终日，日子不好过。整个社会，就形成这样一个枭雄、喽啰和混混的食物链，一个江湖强权寄生的生态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

　　既然那么多人混得人模狗样，认真干活反而没有回报，谁还会认真做事呢？所以，许多人干脆不认真做事。这是做事不认真的主要原因，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穿行于民间，天天看到数不清的街头人群，叼着香烟，跷着二郎腿，终日醉醺醺，目光猥琐，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从中就能找到答案，他们是江湖混子。混子一多，认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国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样，甚至还被人羡慕。

　　7.官场和商海的“应酬”延绵不绝，茫茫一片一望无际，内涵上就是江湖运作。灯红酒绿、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脚，非关中国人好吃懒做，而出于江湖运作的实际需要。江湖需要应酬，就像团体需要开会，科层制需要公文旅行一般。虽然江湖惯例是近代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技术通道，但不能否认它也是晚清以来，儒教崩溃之后，维系这个国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力量

　　8.结义现象在家族外缔结虚拟兄弟关系，既以家庭名分相处，又做家族以外事情，不受家庭局限，反映出民间社会急于突破家族藩篱，寻求社会生活的扩张。越是人口频繁迁徙，越需要突破家族血缘，开放人际关系。正其时，结义提供了一种修正的泛家族主义方案，把外人变成兄弟，从而在不改变家族制度条例的条件下，只做小的调整，便增进社会活力

　　9.官场江湖，首先一条就是人身依附，忘却亲爹投靠义父。这一条，比商界的江湖严重。商帮关心的是个人身家财富，钱财是“终极关怀”。商人投靠官员是有限度的，不会把人格和社会角色搭进去。对商人来说，巴结官员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以钱财为最高目的，来钱做孙子，不来钱不做孙子，这就暗含了个人主义价值的萌芽。官场投靠则不同，人身依附是一道门槛，将人格和社会角色全部搭进去，以换取准入证。丧尽人格自由，一切全由上司做主。上级要睡你妻，就睡你妻；要夺你女儿，就夺你女儿。

　　人身依附以父子关系作虚拟，成了官场几百年法度。一个人若混官场，必物色某权臣投其门下，视之为再生父母，极尽巴结孝敬之能事，融入其党羽系统，赖以作后半生“新家庭”。中国话的“巴结”，是一个使用频度极高的语词，譬如示忠心、献殷勤、予孝敬、耳提面命、鞍前马后、四处奔波、为主子卖命……没有明确定义，但凡以主子个人好恶为标杆。平心而论，中国社会，以巴结营生者比比皆是，还有巴结不成的芸芸众生，羡慕、嫉妒别人可以巴结的就更多了，比鲁迅讲述的阿Q们还要多，这里依汉语拼音可称其为阿B。阿B实在比阿Q多得多。设想将中国的阿B和阿Q分两列排队，阿Q仅望其项背

　　10.在商帮形成中，关系网络的元素开始发育，譬如熟人关系网、转托关系、人情制度以及面子制度，开启了后世关系社会的风气。

　　11.元末明初，江湖交往主要靠义气，而不靠人情。小说人物晁盖仗义疏财，千金散尽，从不取分文，一派侠士风范。而义气，尽管不是人情的全部，却是人情制度的发动机。从社会交换的角度看，义气只解决了人情给予，未涉及回报和公平性。没回报的交往不能持久，这是社会学所谓“社会交换论”。人情成熟的关键，也是关系社会成熟的关键，要解决对等交换问题，尤其是“报”的发端问题。有“义”有“报”，方显人情制度端倪。有人情制度，才有关系社会。

　　12.“包工头”现象正好是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包工头并非正规意义工程承包商，而是一些农民能人，多半泥瓦匠出身，到城里承接土木工程。他们一无注册公司，二无工程队班底，全凭挂靠在亲戚朋友的建筑公司，通过城里的官员亲戚关系揽活儿，转包他人抽取费用，或者回乡拉上一伙同乡亲自承建。包工头进城揽活儿，通常寻找城里有权势的亲戚，譬如建委官员或者大单位的领导，先从修补改造旧房起家，慢慢扩大到承接大型工程，成为百万富翁。城里的亲戚如果手上没有现成建筑活儿，就会将他介绍给同僚或官场死党，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一顿酒席和一份厚礼。从特权政治学角度说，这也是权力寻租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介绍和送礼需要辗转多次，才能达成一桩交易。经过多次交往，大家已经发展成为关系户，形成了一个群体，一张关系网，在一起混饭吃。这个过程，也就是新时期关系社会萌芽的过程。

　　13.操作关系网——搞关系、走后门，尽管声名如此不雅，但是现代法治社会却奈何不得它，就像螨虫、真菌和牛皮癣不是容易根除的皮肤病原。在体制架构上，法律属刚性，关系属柔性，就像重拳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有时连击打的目标都找不着。监察部门能轻易掌握单位内私人关系的一手材料吗？掌握证据是困难的。关系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当事人私下操作时自己心领神会，俩人心照不宣。当事人说有即有，说无即无，旁人不易取证，甚至不易观察。上面说过，有时连他们之间在某桩事情上都要相互试探一下，耍耍太极拳，看大家是否一伙儿，更遑论别人？一个机关里，一个社区里，张三、李四是否一伙，王五、赵六是否一帮，外人要经过多年才看得出。

　　14.固然，完全杜绝私人关系运作的国家当今并不存在，但是反过来，以私人关系为基本规则来运作社会机器，世上亦极少，主要集中在亚洲儒教文化圈——中、韩、日和东南亚，尤以中国为甚。

　　如果说中国的关系与西方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一种不同的档次：把原本一种普通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隐形的社会制度，从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统治力。我们都知道法律的力量很大，但是关系的力量也很大，而且足够与法律对峙。近代以来在中国，关系是民间社会运作的基石，也是某些官场和商场的实际通道和游戏规则，是混迹中国社会的一种必需的“维生素”。离开了它，许多人就像离开了维生素一样无法生存。而在许多中小城市，关系是百姓日常生活重要的保障体系，离开它生活甚为不易，大家通过它办事谋生——求职、就学、升官、办厂、获取信息、争取权利……以小城市和城镇为例，完全不利用关系获取资源，不利用关系做任何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15.第一，具备以下17种现成人脉资源，至少一种，越多越好；

　　第二，具备面对面互动的历史过程，俗称“处”；

　　第三，启动人情交换程序，发生人情债务互易纪录，俗称“帮过忙”。

　　简称“三大件”：17种人、“处”和人情。

　　这里逐一讲述，先说第一。

　　人来到世界天生拥有自己的亲属，却不天生拥有关系。关系非一日所成，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要靠个人生活履历的有心营造、缓慢积累。具体看，在中国社会中，许多具体人际关系都可以自发地衍生成“关系”。经初步汇总，大抵有以下17种：

　　亲戚、朋友、同学、校友、街坊、邻居、同事、师生、师徒、战友、领导、部下、同乡、同党、干亲、结拜、世交。

　　擅搞关系的能人会主动利用当中的大部分资源，而一般普通人仅仅利用其中一部分。这17种人际关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属天生渊源，一类属后天缘分。天生的，即降临世间即命定拥有的，这类渊源有三种：亲戚、同乡和世交。除此之外，都是后天所得。

　　16.综上所说，关系的三个要件是：（1）人脉背景；（2）面对面的交往经历；（3）启动人情程序。

　　17.会做或者识做，关键是个“做”字。怎样才叫“会做”？悟透这个字，无非在于顺应江湖规矩，尤其是当下流行规矩，焦点又在江湖体制对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什么才算江湖的利益规矩呢？简单归纳一下，主要有三条忌讳：一是“利益均沾”。道上混的人，“捞”利益不可一人独食，多少要讲些哥们义气。二是“保全面子”。对所有同道均要顾面子，切不可让人没面子。不给人面子，即不给人活路，江湖上的脸面比生命还重要。三是讲等级。如果是依靠上司、大哥、靠山获利，酬谢时要额外加重筹码，不惜超过自己所得。所谓会做，无非就是懂得这些背后的规矩。江湖规矩以心口相传的习俗存在，不成文字，又随时随地变幻，只得靠个人去体悟。

　　18.应酬是关系网的保养，就像汽车需要定期保养。没有应酬，关系就会松懈，人走茶凉。依照江湖规矩“面对面”的基本要求，熟人关系需要经常见面，热乎熟络，加深“感情”。而在应酬之中，个人想办的事情就各自想法委托出去了

　　关系网的应酬，有几种简单的方式。

　　对女人来说，最普遍方式是串门，拎点小礼物到对方家里唠家常，嘘寒问暖。

　　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喝酒聚会，插科打诨，聚众取乐。男人们表达亲密就说：“好久没在一起喝酒啦。”——不仅要碰面，还要灌倒几个。酒菜上齐，还有一些套近乎、从不腻味的老生常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一点点”，“不醉倒一个，谁都不准走”云云。所以，衡量男人关系的深度有一个很特别的指标，叫做“在一起喝过酒的”——潜台词是已经认识了，是准哥儿们。喝酒对维持江湖关系很重要。

　　19.上下级之间如果发生利益交换，双方支付的成本不能对等，在大致认可的折算标准上，下级理当付出多，上级理当付出少——所谓倚上卖上是也。譬如，下级帮上级办事（包括门生帮宗师办事），所获酬谢应该比当上级反过来酬谢时的情形要少一些。不是上级舍不得代价，而是通过差额凸显双方的等级格局。酬谢少到最少的地步，可能只剩下夸奖和口彩。

　　这条惯例的立意，一来确认双方关系的等级差异，二来保证双方交往历史的总量平衡。在传统价值观中，上级对下级的提携、栽培、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恩情”。恩情之大，有如再生父母，终生报答不完。因此，这种附带恩情交换的不对称性，也被当作是下对上终生报恩的一部分，每次报答一点点。瞬间的不对称，是为了交换历史总量的对称。

　　20.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欠人情是一种勇气，表明你敢承担义务，不怕还不起；敢于欠人情也是一种态度，表明认同对方，愿意与其交往。义务和认同这两条，是搞好私人关系的要诀，如果这两条都不拥有，就妄谈讲人情了。人情与关系二位一体，它们是一个大制度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个大制度就是关系网络的惯例制度，是一种体制外的体制，是一种不黑不白的灰色江湖。

　　按民间习俗，有人给你恩惠，你须记住人家好处，这叫人情债。欠人情的心态就仿佛欠金银债，若不想被人称作“白眼狼”，不想被人疏远，就须早日寻求偿还。这一欠一还，一来一去，就叫人情来往。

　　21.人情操作在基本层面上存在共同模式，先送人情，然后再还人情，二者内含对等交换，简称“一来二去”。其间，逐次、逐项掂量人情价码大小，譬如赵克明说赖昌星送他10万港币太少，以他的价码至少100万，这就是评估。赖昌星是商人，当然更懂得评估，面对着“道高一尺”，显得“魔高一丈”——要是对等交易，我哪有油水？所以要用透人情规则，从中赚价差。先用红楼小姐套牢赵克明，捏着把柄后，迅速挫降他的报价，100万变成10万。降价后，捏着录像带还可以随时治他，占一先手，这是精明之处。赵克明吃了哑巴亏还不敢吱声，谁叫自己裤腰带不听使唤，有了丑闻受制于人。这两个例子呈现现实人情运作的复杂，与人间百事——譬如金钱、调动、生意、婚外恋、裤腰带……盘根错节，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能驾驭自如。

　　22.与其说人情源于感情，不如说源于世情和民情、行情。人情是处世的规矩和“礼数”。及至当代，大部分人送人情都无关“感情”，只是办事而已，包含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冷漠态度和计算，一码归一码，从不拉拉扯扯。办事背后，要么有感谢费，要么先搁着，以后再还。至亲至友的真正感情也存在，但大多数关系户们做不到。出门在外混社会，人情充斥，然而“世态炎凉”没有多少感情。人情只与利益有关，是假冒之“情”。

　　23.于是，人情的基本点可归结为“一来一往”的通行模式。最简单的样本就是常见例子：甲送礼给乙，乙替甲办事。这个简单模式是人情的细胞，包含了人情的基本奥秘。

　　收礼后，乙对礼物评估则要花工夫，若是金钱自然明了，若是礼物便要猜测。收礼者很少圣人，估价是必然的，如果礼品稀奇价格不明便要询问朋友。送礼物而非礼金，是可进可退的世故方式，是一层台阶。若事情托得成，遂转成定金；托不成，权当串门，也不难看。况且头一次如果礼太大，乙也不敢收受。另一方面，乙对替人办事付出的代价一定要预评，他明白事情的程序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迟早一天摊到自己身上。两相比较，便知道托人值不值，是赚钱生意还是亏本买卖。但不管未来办事代价有多大，只要大家默认人情制度，认真处理好人情关系，就拥有一种信用背景，乙就不怕折本吃亏。反因有恩于人，得意扬扬。

　　一旦办事毕，用人情衡量，等于乙还甲一个人情，通常超过礼物定金绰绰有余。这时又轮到甲欠人情和还人情，这次人情则是整个人情往返系统的一部分；推而广之，还可看作二人过去和将来长期交往的一部分。此时，作为一个明白人——俗语称“会做人”“识做人”的人，甲必须综合评估事情于自己的意义，加上乙已经付出代价，然后拿捏二者平衡点，折算成一份大礼还与乙。可以是钱可以是物，也可以与其他事情相抵。

　　24.常规下，只要二人处于类似社会阶层，遵循类似心理评估方式和文化规则，评估结果就会接近，因而保持正常沟通和互动。故而其乐融融，相安无事，并大大裨益各人，增进二人情谊。若非如此，反而出现意外误解和矛盾，譬如甲所还人情尚不及乙的办事成本，至少在乙看来如此，便出现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危机。然而，人情习俗的“软肋”（或故障）是：乙一般碍于情面绝对不便开口，开口小气，没有人当面指责对方让自己折本，而将矛盾隐藏心里，或在背后向别人诉苦，一不留神传到甲耳里，往往恶性循环导致私人关系危机。危机的结果往往不确定，实际上取决于乙的态度——忍让，还是爆发。这个看似拉拉扯扯、纠缠不休的过程，其实是中国人情互动的特色。拉扯和纠缠，是真正的维系力量。

　　鉴于人情依赖价值观的沟通，因而人情交往必然产生对象的筛选效应，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价值观接近而聚拢，又以价值观分歧而分开，这是关系和关系网因人情交换而得以凝聚的原因。价值观像一把筛子，成为替不同背景的人群划线的裁判。实际上，日常生活的人情交易远比此复杂，私人的毕生交往是一个人情增减损益的开放计量系统，是一张反复颠倒的损益表，有时我欠你，有时你欠我，没完没了，无法割清。无法割清，正是人情得以凝聚的要义，它像一束纽带，维系关系和关系网生生不息。若割清，关系便淡化，转而消逝。

　　不论多大人情，大家最终追求的结果都是二人在人情评价上达成认同和默契。假如不认同，便导致冷淡或破裂。

　　25.不言自明，只有同讲人情的人打交道，人情游戏才做得起来，才可以发展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也就无所谓私人关系。

　　26.还人情，光讲究过量不行，还得讲究时机，具体地说，就是要控制还人情的时间差。所谓时间差，就是既不能与欠人情同时，也不能久拖不决。不能拖太久，是避免对方误解你忘恩负义，别人不会与忘恩负义者，即不守规则者玩游戏。不能立即还人情，则由人情本性决定。立即偿还相当于市场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者之间没有瓜葛，也就无情义可言。而人情功能偏偏就是诉求瓜葛，制造瓜葛，所以注定不能立即还人情。

　　人情作为一门没有人设计、却自发生成的惯例制度——习惯法，它的难题就是在利益与情义之间作平衡。通常，利益博弈是欲望的火药桶，易于导致冲突，讲利益就难讲情义。情义是功利的对立因素，功利心贪得无厌，情义要求不计得失，装扮糊涂，差不多就好。解决这个均衡问题，不同民族有不同智慧。中国人情之巧妙，就是把这两种对立因素统一起来，以偿还过量抑制贪欲，以时间差承受债务，以情义促进交易，以交易维系感情。这感情虽看不见摸不着，但朦胧之中大家自有分寸。

　　时间差是一种惯例规则，还人情安排在自己欠人情之后，时间既不长也不短，要恰当维持赊账。并非不愿意偿还人情，而是刻意留下一段时间领受对方盛意，确认对方情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牢记比还账更重要，还账诉诸利益平衡，牢记诉诸人际关系建设。所以，人情维系私人关系，难免拉拉扯扯、婆婆妈妈，并非当事人无智慧，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谁欠谁一清二楚。

　　对传统型人情来说，时间差一定要控制，但时间长度是灵活的变数，靠个人根据情况掌握。无论如何，时间差本身很重要，它必须存在。如果受益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段时间差就不存在。时间差不在，两人情分就不被时间老人挂着；情分不挂着，关系就无以为继。假如马上还人情，哪怕过量偿还，都等于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不想欠你人情”，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想留你这层关系”

　　控制时间差是一门学问，能衡量一个人通晓人情世故的熟练程度。还人情，一要早还，二不能立刻还，三不能久拖不决。民间习惯，还人情最早是当天晚上，通常送礼答谢，或者酒楼宴请。

　　在人情制度环境中，还人情拖延不利于自身心态平衡，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不利自己。只要自己认同人情，只要依赖私人关系，只要舆论对自己有压力，就得赶紧将人情窟窿堵上。为使对方放心，双方打照面时还得经常念叨感谢，面子上矮人一等，实在难受。真正想一拖再拖，只有那些开始就想赖账的赖皮，这种人因为不守规矩，难于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

　　以上“过量”和“时间差”两种规矩都相对传统人情而言，到21世纪以后，人情习俗有向经济交易蜕变趋势，人情愈益淡薄，经济愈益抬头，宏观上反映了江湖习俗向商业制度转型的趋势。香港是中国最早开放地区，香港人有两句话反映了这个趋势，一句“人情紧过债”，一句“人情薄过纸”。前者说人情压力之大，后者说人情渐渐淡薄，大家依靠不得。这个变化是大趋势。人情惯例制度萌芽于500年前，但近100年来人情尤其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情，并不完全遵守经典规则。还人情的时候既没打算“过量”，也不要时间差，最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譬如，我介绍生意给你，你给我提成5％；或者你帮我办手续，我给你1000元。这样的“人情”，就已经很像做生意，而不再是人情。看得出，人情明显慢慢退化了。但是却没有消失，只是观念日臻模糊，日益淡薄。

　　27.人情可以调和利益与义气，熔于一炉。既讲义气又得了利益。俗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双方有意做哥们的背景下，又要得利又要做哥们，做法上有冲突。光做朋友不得利，傻；光得利不讲哥们，难混。在江湖中，做朋友讲义气，帮人不计酬报。而受贿的本质是寻求回报，不能白帮人。以博弈论解读，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它的均衡解就是把讲义气纳入讲人情，也把贿赂纳入讲人情，这样就找到人情这个恰当的均衡点。有了这个均衡点，交情、利益各得其所。盖因人情中既讲义气也讲偿还，偿还可得眼前利益，义气着眼长远利益。

　　28.面子，第一是人生目的，属价值观，第二是制度，属手段。接下来，谈论一种新情形（算作其三）——老手段又生新手段，制度工具衍生的交易工具。

　　其三，因有刚性制度作保障，促进行为规范性、可预见性，江湖面子的数量呈现累积特性，个人面子可以越做越大，渐渐滋生了类似金融的“资信”功能，发展到名声当饭吃。

　　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有时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

　　29.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30.“里子”即利益——银子、欲望、权力、地位。面子在外，里子在内。面子可说得天花乱坠，而里子说不得，戳破就不好了。面子与里子相对存在，面子在嘴边，里子在心底。所谓拨云见日，就是拨开面子看里子，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当中包含双重诉求：面子最大化和里子最大化，使力当中又要涉及双方的均衡。一旦涉及面子，潜意识要谨慎自省：这只是面子不是里子，千万别上当啊！于是，就有了逢场作戏，大家相互恭维，虚的面子到处送，实的里子到处抢。

　　“透过面子抓里子”，是中国人做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做中国人，不管其他方面多么成熟，如果这关过不去，肯定就不成熟，显得傻乎乎的，稚气未脱，听不懂别人逢场作戏的潜台词。不懂套话背后的双关语，不懂暗含的指令或威胁，不懂装疯卖傻，跟在别人后面傻笑。一晚上别人谈些什么，一字儿未听懂。面子上的逢场作戏，几乎相当于黑话，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打暗帮忙，明捧暗贬，直至搅得天昏地暗。中国人若把面子当真，肯定遭人家嘲笑，昏头昏脑，幼稚可笑，被人骂作“白痴”“十三点”“木瓜”“笨蛋”“缺心眼儿”……与此截然相反，成熟的心智是跟着你们玩儿，俗语说：“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

　　这就是面子的表面性、作秀性，它瞄准下面的“里子”，做大面子，为里子服务。

　　31.关系、人情和面子三种无形媒介水乳交融，难分莫辨，极其复杂。三者当中，又以面子交换力最弱，交换范围最小，仅仅通过“给面子”的情景间接转化为人情，方才参与交换媒介工作。面子实际上是变成人情后，间接地成为交换媒介

　　32.中国人的生活围绕着两个分立的平行面：一个是场面，一个是里面。就像一个汉堡包，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中间夹心是自己。做人的技巧，就在夹心空间中发扬光大。场面的东西可以直接看到；里头的东西超越感觉，藏在话语背后，须自己用心揣摩。这是做中国人，尤其做江湖人最费功夫之处。

　　关于中国人的双重世界，费孝通称之为“名实分离”。名即名义，实即事实。名实分离，即名义与事实脱节。

　　33.辖区内，大量居民需要托关系，走后门，送人情。送人情就有金钱，就有利益。权力越大，辖区覆盖面越大，管辖的人数越多，求情送礼的人就越多，利益总量就越大。因此权力的黑金收入与其管辖人口成正比，管辖人口与官员级别呈几何级数关系，所以，黑金收入与权力级别呈几何。

　　34.一般而言，百万元以下项目在区县级审批，千万元项目在市级核准，亿元以上项目由省级审批。官大一级，财权大十倍，当中如果监管不严，漏掉的油水自然多十倍。官场关系网经营的目的，就是刻意制造监管不严，放水养鱼，戳漏渔网。

　　35.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去迎接一个现代法治与江湖的博弈均衡态，而不是现代法治的绝对胜利，因为我们必须尊重传统，尊重历史与自然的大趋势；因为我们无法撇开自己的历史积淀，去迎接一个干干净净的现代化。

　　依照罗纳德·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点，现代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当现代法治制度的综合交易费用低于江湖制度时，现代法治将不战而屈人之兵，江湖将不复存在。这才是长远的愿景，是真正的法治。

　　一个交易费用很低的制度，意味着一个高效而清廉的制度，而这并不容易…

　　36.关系、人情、面子和“混”这四样东西，是我归纳的初步成果，它们组成了关系运作的一串链条。同时，它们也是当今“江湖”使用最频密的口头语。

　　关系、人情、面子和“混”这四者，足够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化的社会学著作。

　　在中国，谁忽视江湖谁就吃亏，办不了大事，成不了气候。自古在中国，正不压邪是常事，所以做个严肃的中国人，这背后道理一定要挖掘。国人不能老是稀里糊涂，几千年了走不出怪圈，这关乎宪政在中国的未来命运。

　　中国人要反思民族现代化，绕开江湖那绝不可能。现代化，首先要从心理上反思自己的历史。拿江湖化当镜子，比照现代化，洞察现代化，总结现代化，这便是本书最初的意旨。

　　37.说得形而上一点，天底下本无所谓官方或非官方，哪一种体制取得主导权，都可以“官方”一下。“官方”之后，再来检查规矩的合理性，然后逐步调适，最后无非发现合理的官方制度都趋同，都必须迁就当时的大众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又影响当时的文化。周而复始，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生态的元素链。无论太子继位，还是权臣篡位，只要制度执行得下去，结果都一样——迁就背景文化。就像不论大陆台湾，分离50年后，经济起飞的路径大致相同，此纯属国民使然，文化使然。所以台湾岛屿经济饱和后，商人可以跑到大陆继续发展，重复使用岛上的成功商业模式。中国社会近五百年之所以江湖化，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文化趋势如此，或曰儒教文化破产的趋势如此。

　　38.中国的人情，怎么看都可以，问题是要读懂它的不成文法的要害，就必须回到社会秩序的原点：一是交换，二是互动。假若不以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作工具，便很难说透人情，一不留神就流于“人情现形记”式的流水账。运用交换和互动交替分析，不经意就凸显了人情的“不结账”这一特殊属性。“不结账”——不清算或过量偿还，是一种拉拉扯扯的磨蹭性格，这种农业时代的行为特性对于维系关系网具有根本意义。江湖式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能维持，原理上在于人情中包容的交换和往来因素。可以说，没有人情便不会有关系。关系是硬件，人情是软件。不结账或不结清，维系了所谓“人情味”——即江湖人相互的认同和感情。

　　39.江湖的未来，谁也不敢妄言。尽管本书末篇颇费笔墨，大胆臆测它的未来趋势，然而坦率地说，主动权不在我手里。江湖的命运不由我说了算，由全体中国人民说了算。尽管如此，我臆断这背后是有规律的，多数人说了都可能不算，由规律说了算，这个规律就是中国人的利益博弈和民族利益最大化。如果江湖有幸带来利益最大化，那么中国人可能继续奉行江湖，就像现在的名利场、商界、政坛，还有网络论坛和网络文学（江湖不能说一点益处没有，对于突破儒教具有辅助作用）；反之，如果江湖妨碍了利益最大化，虚提了社会运作管理的交易费用，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一定有看不见的机制去抑制江湖，而弘扬现代制度文化。何去何从，究竟是多数人说了算，还是规律说了算，抑或规律通过多数人的利益话语说了算，读者须拭目以待。

　　40.就现象进程而言，江湖化治理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正反两方面。其结果是江湖，加上残余的儒教，与现代制度文化相互解释，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尽管文化形态可能不好看，也可能整合得不太好，松垮、粗俗、土洋不分，甚至有一点假洋鬼子味道，但是十分受用，简单易行，顺其自然。我想不出来，中国还会有另外的前途。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尊重历史进程的自然趋势，而非人为地创造历史篇章。真正江湖的命运就是这个民族的自发命运，自我反省和消化的命运，它会融会在自发的趋势之中，不管是否有人冒充思想家来评说。

　　关于现代法治社会vs江湖制度战争的未来结局，我毋宁相信人民的博弈力量，及其对最小交易费用制度的选择；最小交易费用的制度，就是博弈的最后均衡。而我认为最小交易费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