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间》是一本由胡绳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二千年间》精选点评：

　　●通俗读本。这版本装帧得真是雅致，好看

　　●对王安石骂的太狠了

　　●结构很独特，另一种视角谈历史。

　　●纵切面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由于作者的写作年代，所以本书主要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论证了人民这一进步历史力量，逻辑紧密，层层递进，很有力度。 若从读史角度看的话，可能就是目的明确的时候，不够全面客观。 文字很好，可读性强。

　　●做人要能文能武。横槊赋诗，文治武功，缺一不可。

　　●简短有力，观点都很具说服力，最佩服的是作者观看历史的角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购于西西弗。中国封建社会的纵断面剖析，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不愧大家！

　　●用一根线去捆绑所有的时代，宣传小册子而已

　　《二千年间》读后感(一)：版本纯正

　　这本是根据开明书店1949年的竖排繁体重新排版的。尊重历史，依照原貌没有做多余的删改，比较能体现作者的本意。

　　在众多历史书中，这本算得上特立独行，因为作者根本就没准备按照寻常史家说史那样以时间为轴、平铺直叙下去。而是把中国这两千年来的历史要素通通拎拾出来，一一点透，皇帝也好、边民也好、兵制也好、战乱也好，从历史的必然说到历史的偶然，有历史的奇迹也有它的宿命。

　　总起来看，这既是一本历史书，又凌驾于历史书。吴晗先生说它“不可不读”，深以为然。

　　《二千年间》读后感(二)：评《二千年间》

　　其实开头吴晗写的序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胡绳这本书虽不是将两千年的历史一概而论，但是看完确实对这两千年历史有了概括的看法。这两千年来皇权、官僚、军队、土地、农民、异族这几个问题成为绕不开的话题，胡绳以唯物史观来谈这些问题，我没觉得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反而是把很多东西摆在了桌面上，讲得很透彻。这书确实不应当做为历史教材，毕竟看这书需要有扎实的历史功底，要不然对其中概略叙述的二千年历史完全毫无所知。

　　胡绳的评论是中肯的，没有想去否定历史否定谁，只是让我们在里始终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历史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该如何以史为鉴。

　　《二千年间》读后感(三)：历史教材的逻辑

　　不愧是党史专家的的著作，满满的唯物史观。否定古代以君主专制为代表的上层建筑，讴歌农民的伟力。本书成书于49以前，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在后来的历史教材上才出现的观点，但又不似教材般囿于事实，故可看作历史教材书写的逻辑指南。

　　考虑到成书的历史背景，对旧中国无情批判，可以理解。但今日今时再看，则有待商榷。以书中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论述，二千年不过是剥削压迫、抗争流血的痛苦循环，毫无希望。激进的可以感受到新中国呼之欲出，但保守的却容易走向虚无主义的悲观。结尾所说清算二千年间的老问题，由是观之，二千年间全是问题。

　　总的来说，本书思路清晰，是一本呈现史观的一流史学家的作品。宏大的视角下，个人的努力也就显得飞蛾扑火。然而历史大势本就治乱循环，这样忽视个人的积极作用，而强调历史的必然，算不算是唯物中的唯心呢？

　　《二千年间》读后感(四)：先看了做官一章

　　因为正在看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特别留意官僚政治的文章。一天在读书文摘上看到二千年间这本书的介绍，正好是关于官僚政治这章，读起来很平和。就赶紧从网上买来了。结果发现官僚问题只是其中一章。但思想的精彩不受语言篇幅的限制。这本书同样写于1940年代，是大家小书系列的一本。作者胡绳，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可能是职业的缘故，这本书语言通俗而有趣，不似王亚南的半文言体。报纸上的话，如果读起来拗口，就起不到宣传作用。当然，王亚南那本书学术性强，研究文章，逻辑严密性往往表现在语言的晦涩上。

　　我猜，胡绳写做官这一章，可能是读过王亚南的文章之后写的。王亚南成书之前在杂志上发表过。胡绳在前言中提到，二千年间的各篇文章是整理平时的读书笔记而写成的。文中观点是一致的。如果忽略官僚膨胀个别观点的话，可以把做官一章当成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介绍来读。至少会加深对官僚政治的认识。下面是做官一章的笔记。

　　做官一章从范进中举后的变化一例谈到做官后的特殊身份，指出，秦汉以后二千年间，享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的官，行使政治上的统治，就是官僚政治。

　　随后一节，分析了君主专制和官僚制度的关系。秦汉以后，官僚政治逐渐成熟完善。官僚政治从属于中央的专制政治。君主专制需要官僚政治，需要有才能而忠诚的官僚来为自己服务，官僚依靠拥戴君主换取特权地位和利益。 君主政治和官僚政治相互有用。

　　历史上，官僚的产生依次有察举和征辟、九品中正法、科举制。这些制度都有弊端，都不能产生出有才能的人。专制统治者一遇到国难，就自食其果。

　　官僚的膨胀。使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争着做官，并尽可能使要做官的人有官做，这是专制统治者维系其现行统治秩序的方法。量的增加一定是质上的降低。统治机构一天天更加庞大，不可免地陷于臃肿不灵、没有活动能力。人民负担越来越重。

　　官僚职位的升迁，一般来说都是凭资格不是凭能力。看起来最公平的办法，事实上只能养成无能的官僚。贪污是历代官僚的一个必然属性。升官发财向来被视为互相联系的。古代有句话，国家之败，由于官邪。专制政权的败坏由于官僚的贪污腐败。但其实官僚的贪污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结果。

　　《二千年间》读后感(五)：读史随感——胡绳《二千年间》

　　胡绳的《二千年间》与传统的史书不同，不是罗列朝代的时间、人物、事件，做枯燥的流水账；而是截取了从秦到清，整个的一大段历史，做整体的剖析。胡绳的视角也很独特，我们试看其目录。第一章“二千年的鸟瞰”，点明这两千年是中国历史的皇帝专制时代。第二章“在‘万人之上’的人”，这是讲皇帝专制制度；第三章“一种特殊的职业——做官”，这是讲官僚制度；第四章“又一种特殊职业——当兵”，这是讲军事制度。以上三章都是讲的统治阶级，构成统治阶级的主体是地主，皇帝是地主的代言人，皇帝靠官和兵来维持统治，三者互相依存。第五章“一切寄托在土地上”，这是讲小农经济，这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来源。第六章“大地下的撼动”，这是讲被剥削的农民的反抗；第七、八章“不安静的北方边塞”、“当胡骑踏进中原的时候”，这是讲游牧民族的入侵；前者是内忧，后者是外患。最后一章“逃不了的灭亡命运”，则指出了皇帝专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

　　胡绳在《二千年间》中写到唐太宗行科举，看见考生鱼贯入场，不禁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进入我的圈套了。”后来明朝的赵碬也作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可见科举制是古代维持统治稳定的利器了。为何科举制有如此效果？这是因为考试的组织、命题的内容完全由中央把持，谁能当官完全由中央说了算，因此天下读书人谁能不拥护中央呢？于是，天下儒生“不再生任何对君主统治不利的妄念”。科举制本来就是以维持稳定为目的的，至于选出来的官员有没有真才实学，能不能治国理政，就不重要了。读书人的目的只求做官而后发财，只要读的书能应试，至于这种书有没有实际用处，也就不重要了。而一旦国难当头，科举制的恶果就显现了，读书人“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出征”，索性另求生路了。无论是流寇还是外族做皇帝，只要给他们官做，他们必俯首称臣，“因为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的最高的内容和目的本来只是做官而已”。

　　胡绳在《二千年间》中写到：“历代政府常以治河的名义向农民大量地征工征钱，但治河的官僚们却把这官职当做发财的肥缺，并不真去治河；他们也不愿意把河治好，因为真治好了，他们就没有官可做了。”如今年年的三月十五日各部门高调打假，而假货年年不绝，为何？因为各部门要靠向造假企业收取罚款以维持收入，所以不能罚得太狠把造假企业一棍打死，否则以后就没有收入来源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打假就是假打。因此应该改革财税体制，地方工商质检等部门由中央财政供养，彻底斩断其与企业的利益链条。

　　胡绳在《二千年间》中写到：“明末的李自成，他在起义中，向农民号召说‘迎闯王，不纳粮’。这样简单的口号就能使所过的乡村中，到处沸腾起来。”现在看来，“不纳粮”只是取消了农民的赋税负担，远不如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后者是给了农民一大笔不会贬值的资产。国民党一直嘲笑共产党不懂经济，社会精英一直鄙视农民愚昧无知，殊不知共产党才是最懂经济，农民才是最聪明的。国民党给军队发的军饷是法币，而法币是会贬值的，国共内战后期，法币大幅贬值，直接扰乱了其军心。而解放军分得土地，土地在通货膨胀下越发升值，解放军作战就越发英勇。于是国军纷纷叛降，加入解放军，国统区自然就土崩瓦解了。

　　胡绳在《二千年间》中论述汉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不断，其原因是汉族统治者“想使天下英雄都把目光对外，减少专制政权的危机，尤其因为在建立统一政权的国内战争过程中，已产生了大量的职业军队，既无法复员，就只好用来不断地对外战争，以避免这些军队久驻国内可能引起的祸害。”然而事实却是汉族对西北常处于守势，对东南才是扩张的。因为汉族是农耕民族，西北草原虽有大量土地，却是无法耕作的，因为降雨太少，长城一线恰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因为此。反而是游牧民族随着人口膨胀，草原物产无法维持其生存，才不断南下侵略的。宋朝冗军最严重，疆域反而最小，可见汉族的农耕民族性是不善对外扩张的。而历次王朝更替的战争过程，不是产生军队，而是消耗军队的。胡绳此论漏洞百出。

　　读胡绳《二千年间》的一点感想：中国古代的农民一方面受着政府高额赋税的盘剥，另一方面又受着高利贷商人的盘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面对高额赋税已是难堪重负，如果遇到灾年，贫户交不起赋税，高利贷商人就会趁火打劫、兴风作浪了。受尽盘剥的农民，老实的卖身为奴，激进的就落草为寇了。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但又不可能自断手足，自行减税，于是就把矛头对准了商人，抑商政策就盛行了。然而抑制商人是治标不治本的药方，高利贷商人有机可乘，正是政府赋税太重。于是商人虽被抑制，农民依然破产，封建王朝终逃不了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