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丁肇中先生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深有同感，认识到我们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确实有很多弊病，但对于丁先生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我仍抱有疑问，因此就借这次机会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文章中说“真正”的格物致知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并就此认为格物致知就是“我们所谓的实验”。韩维志在译评《大学》时就曾明确指出《大学》的原文缺少对“格物致知”的阐释，古人因此也做了诸多不同的见解，甚至是大理学家朱熹也曾专门对“格物致知”补缀了一篇论文。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格物致知”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那么对儒学研究不深的丁先生如何可谓“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对此我实在无法认同。
　　而那勤于格物的阳明先生也恐怕是受冤了。丁先生认为他“格竹七日而不得正果”是因为他“把探究外界”误认为是探讨自己，并于后文说要“格竹”就应“栽种竹子，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这番话着实让人无语。我想丁先生大概是混淆了哲学和实践的概念。儒学无疑是一种哲学，而哲学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思想体现，与由外及内的实践完全不同。用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的话说，哲学是理论的理论，它高度抽象，与实践隔绝，它志在理解而非改变世界，而当其转化为实践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学术的学术品格。也就是说哲学本身就是要优先探索自身，然后才能推己及人的。那么这与“栽种”和“拿到显微镜下观察”又有何干呢？想来实在是可笑至极。
　　最后，“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竟也被丁先生一同否认了，他竟认为这种观点不适用于现今，这同样是混淆了概念。如果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传给“四海”的中国人，社会主义又怎会有今天的这般“伟业”呢？丁先生所谓的“现今”恐怕只能指代重视事实的实践科学，对于“百家争鸣”的哲学而言道理是永远可以传于“四海”、“万世”的。
　　这样看来，丁先生对儒学的态度实在有些不可思议。那么丁先生的“格物致知”就是完全错误的吗？也不尽然。以丁先生取得的成就来看，他的观点必然有其可取性。我不懂实践科学，但我想丁先生对实践的态度是绝对值得称道的，而且学习方法的问题在国内也的确屡见不鲜，丁先生能够从大体上给出解决办法着实令人敬佩。但是对于丁先生不严谨的求知态度，我们也必须加以指正。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小人不才，目光短浅，也不敢妄下定论，但终归还是有些想法的。永远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并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我想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了。所以，只要坚持求知的态度，相信终有一天“格物致知”的真谛会浮出水面。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是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的报告中的一篇漫谈式的议论文，为读者揭示了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下面是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读后感，欢迎阅读。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读后感(一)

　　这是20年前的文章了，文章说当时的中国学生欠缺“格物致知”的精神，但如今，我认为这种精神依然欠缺。

　　文章说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考试都得接近满分，而实际生活中会的东西很少，我就这样，学习考试不错，但生活独立能力基本没有。我也想改变，想学些生活技能，却又迫于学习升学的压力，每天有很多作业，根本闲不出时间。

　　文章还说中国学生只是又抽象的思维理论，缺乏动手能力，我也是这样，什么乱七八糟的物理化学定理都背过了，但是是怎么得出来的?就不知道了，只是看课本上的实验及插图去猜想，而不是去实验室亲自做试验，不是我们不想去，而是学习进度紧，没空儿，所以，文章中说的实验应该积极动手，而不该消极观察我们就做得不好。

　　文章中提到学习是为了适应一种社会制度，我想现在也是如此，因为历史政治中很多都是歌颂执政党的政策的。

　　20年前，丁肇中就提出了“应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其实，在2000多年前，《中庸》和《大学》就早已经提出了，可现在我觉得还是略有欠缺。

　　我觉得，学习的定理知识不仅仅考试的，是应该应用到生活中去的，这种“格物致知”的精神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精神我想中国也早晚会有。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读后感(二)

　　读了丁肇中先生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深有同感，认识到我们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确实有很多弊病，但对于丁先生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我仍抱有疑问，因此就借这次机会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文章中说“真正”的格物致知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并就此认为格物致知就是“我们所谓的实验”。韩维志在译评《大学》时就曾明确指出《大学》的原文缺少对“格物致知”的阐释，古人因此也做了诸多不同的见解，甚至是大理学家朱熹也曾专门对“格物致知”补缀了一篇论文。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格物致知”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那么对儒学研究不深的丁先生如何可谓“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对此我实在无法认同。

　　而那勤于格物的阳明先生也恐怕是受冤了。丁先生认为他“格竹七日而不得正果”是因为他“把探究外界”误认为是探讨自己，并于后文说要“格竹”就应“栽种竹子，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这番话着实让人无语。我想丁先生大概是混淆了哲学和实践的概念。儒学无疑是一种哲学，而哲学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思想体现，与由外及内的实践完全不同。用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的话说，哲学是理论的理论，它高度抽象，与实践隔绝，它志在理解而非改变世界，而当其转化为实践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学术的学术品格。也就是说哲学本身就是要优先探索自身，然后才能推己及人的。那么这与“栽种”和“拿到显微镜下观察”又有何干呢?想来实在是可笑至极。

　　最后，“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竟也被丁先生一同否认了，他竟认为这种观点不适用于现今，这同样是混淆了概念。如果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传给“四海”的中国人，社会主义又怎会有今天的这般“伟业”呢?丁先生所谓的“现今”恐怕只能指代重视事实的实践科学，对于“百家争鸣”的哲学而言道理是永远可以传于“四海”、“万世”的。

　　这样看来，丁先生对儒学的态度实在有些不可思议。那么丁先生的“格物致知”就是完全错误的吗?也不尽然。以丁先生取得的成就来看，他的观点必然有其可取性。我不懂实践科学，但我想丁先生对实践的态度是绝对值得称道的，而且学习方法的问题在国内也的确屡见不鲜，丁先生能够从大体上给出解决办法着实令人敬佩。但是对于丁先生不严谨的求知态度，我们也必须加以指正。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小人不才，目光短浅，也不敢妄下定论，但终归还是有些想法的。永远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并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我想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了。所以，只要坚持求知的态度，相信终有一天“格物致知”的真谛会浮出水面。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读后感(三)

　　这丁肇中先生的一篇文章《应有格物致知精神》，文章主要是谈中国学生应该怎样学习(了解)自然科学，丁先生就认为应该用格物致知精神，提出论题后，就从中国的传统教育讲起，讲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接着谈实验精神的重要性，然后谈中国学生不重视真正的格物致知的现状，并用了自身的经历来分析，最后谈到格物致知精神的真正意义。

　　备课时自己就产生的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已知道我们教育体制弊端，知道实验精神(格物致知精神)的重要性与广泛性，那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体制让那么多人都产生了怨言?教育的过程中，凭什么剥夺了学生探索的过程?当真把孩子关进了课室他就能学好，能与国际接轨?我们重视知识与经验的传授，可忽略了孩子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次培训，那是关于记忆效果的探究。大致是问什么途径会使记忆的效果更好，其中实验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让学生动手操作过就能记得特别牢。)可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不完善，让老师、学生怎么办?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读后感(四)

　　如是像呆若木鸡似的去看任何一件事，我想成果并没有想象中完美，反而，你用大脑带着双手一起上场，用大脑想想，再用双手实践，可能获得的成果会更美好些。

　　格物致知就是从探查物体而获得知识。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却并不太重视格物和致知。像国外那些人们，他们无论是什么事，都会格物，然而致知，他们的这种方法是完美的，脑力加手的劳动，从而使思考亦将是而变得简单。国外的那些人在小时候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用双手来实践获得知识，格物致知的意义并没有被那些爱动手的实践者所淹没，而对于中国传统教育，格物致知的意义就被淹没了。

　　明朝的理论家――王阳明，空有一幅聪明的大脑，却没有爱动手实践的爱好，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又一次，王阳明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就决定要“格”院子的竹子，他就搬了一条板凳坐在院子里面，看着竹子硬想了七天，却并没有很好的答案，他并没有用自己的手去实践，只考自己的头脑去硬想，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因为头痛受不了，而失败。明显，他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这样的做法，显然在当时社会是很多人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想要观察竹子的结构或它的生长过程，就必须得用手去把叶子切下来，然后拿到显微镜下进一步观察，绝不是像王阳明那样坐在板凳上空想，袖手旁观是绝对得不到理想中的成果。

　　实践不是毫不选择的测量，它需要事先的准备与计划。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以作为整个实验的明确中心，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实验者的眼力、毅力和勇气。

　　我们不能盲目的接受权威，我们要有自己的思维和判断力。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让人能大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目的，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格物致知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

　　延伸阅读：应有格物致知精神原文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瞭望》周刊授予我的“情系中华”征文特别荣誉奖。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 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 自然科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四书”。“四书”之一的《 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恰当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 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 科学，研究人 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 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为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之 一。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於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
"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