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生平
家世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官职一直很低。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
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
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早年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信佛，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出仕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柳宗元在永州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区地处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亲、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柳州柳侯祠

衣冠墓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一年，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栖凤原（今陕西西安）。《柳州县志》记载：“宗元原厝于古州治，其榇虽扶归，而封土尚存。”这封土就是现在的柳宗元衣冠墓。原毛石砌墓是清代重建的，墓碑题“唐刺史文惠侯柳公宗元之墓”，有对联“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时墓被毁平。1974年修复，郭沫若题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如右图所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侯祠内）柳宗元衣冠墓
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封建论》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这篇文章将封建制（即分封制）与郡邑制（即郡县制）相比，论证封建制是过时的制度；同时，以此表达作者的政治观与历史观。

　　柳宗元写《封建论》的时候，唐初以来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利弊得失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已经平息。唐太宗以后几代皇帝，不再提这个问题。偶尔还有主张恢复封建制的论调出现（如学者刘秩见武氏之祸，而说郡县不可以久安），也微不足道。韩愈常有与柳宗元论题相同而论点各异的文章，但没有写过关于封建制问题的文章。爱作“韩柳优劣论”的人便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柳集补注引宋孔平仲说）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这个问题已不存在多大的争论，有识之士（包括在位的皇帝和当政的宰相）已认识到郡县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转。韩柳所处时代，藩镇割据，节度使父子相承，朝廷鞭长莫及，形成了小封建的局面。韩愈同柳宗元一样，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当然也是不会赞成恢复封建制的。
　　《封建论》首先提出，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于圣人的本意，而是迫于“势”，即形势。这形势是政治形势。柳宗元所说的圣人，不是儒家所尊崇的孔子那样的圣人，那时儒家还没有出现。他说的是“古圣王”，指尧、舜、禹、汤、文、武，他统称为圣人，亦即周以前及周初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古圣王依靠封建制维护统治的权力，没有诸侯的拥戴，他们坐不稳王位。所以他们赞成封建制，完全出于私心，《封建论》指出他们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但是，诸侯各霸一方，分享统治权力，而且日趋强大，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成为古圣王的直接威胁。这时封建制又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虽欲去之而力有不逮。所以文章一再强调，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因此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一大变革，柳宗元将二者的区别，归结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意思就是说，“得人”与否是两种制度的分界线。封建制用人惟私（地方世袭制），而郡县制用人惟公（中央任命制）。他虽然没有明指封建制与郡县制区分的实质，就是地方分权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对立，如顾亭林在《郡县论》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柳宗元没有这样说，但包含这个意思。《封建论》指出，地方守令由中央任命，“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相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倘若发生叛乱，以秦为例，“有叛人而无叛吏”；以汉为例，“有叛国而无叛郡”；以唐为例，“有叛将而无叛州”。总之，可保中央政权的稳固。封建制办不到这点，《封建论》指出这原因在于诸侯“继世而理”，“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只能“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了。
　　但是，同古圣王的赞成封建制一样，今圣王（柳宗元没有用这个名称，但有古必有今，有古圣王当然就有今圣王）之建立郡县制，也仍是出于私心。柳说，“秦之所以革之者(指革除封建制)，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口头上的公天下，为的是掩饰和实施一己的私情专制统治。

《封建论》是柳宗元的作品，顾名思义是在论封建（制度）。这个封建制度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和钱穆先生所言类似的“封邦建国制度”，即周朝开创的政治制度。当时有人提出要废除郡县制，恢复封建制度，柳宗元写此文对封建制度和郡县制的利弊进行对比，批驳这种观点。
首先，他提出封建制度的建立不是圣人本意，而是形势所迫，“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然后指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的一大变革和进步。二者的区别可以归结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意思就是说，“得人”与否是两种制度的分界线。封建制用人惟私（地方世袭制），而郡县制用人惟公（中央任命制）。
虽然他没有指出两种制度的实质是中央集权的程度，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分析方法尚未成型，柳宗元的观点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这是作者在参加王叔文等领导的革新失败后,在被贬期间写的一篇政论文章。这里所说的“封建”,指的是我国古代实行过的“封国士,建诸侯”的分封制,与现在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封建”含义不同。这篇政论文章的论题是“封建制”的存废,及其与郡县制的优劣。但其内容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作者以周、秦、汉、唐四代史实作依据,论证了“封建制”的弊端:裂土分国,常形成“末大不掉”的局面,“继世而理”,不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世大夫世食禄邑,堵塞贤者发挥才能的机会,指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肯定了秦废分封、立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的进步性。论文中多论古事,但实质是借以针贬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现实。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维护国家统一,重视“生人之意”的政治思想。
写了一周，还剩下三段，弟弟明天回家，我又是一个人了，似乎这是必然，阻止不了也不想阻止。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

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大教堂突然的彩虹，意料之外。模糊却也神秘，似乎这才是对的感觉！
唯一不摸图的一张图，大致清楚，感觉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