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列传以齐国的兴衰成败作为主线，并以此统领全篇。由于本篇所写的人物多、事件多，倘若没有一条主线的话，很容易使人读后感到枝叶繁生，不着边际，而司马迁在描写的时候抓住了齐国兴衰成败这一线索，围绕这一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
本篇描写的人物虽多，但集中笔墨，重点突出。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即田儋、田荣和田横。对于田儋，重点写他起事时的足智多谋，刚勇果断。他借杀死犯罪家奴要报告官府得知为由，杀死狄城守令，迅速起兵以响应陈涉。对于田荣，虽然也表现了他的勇敢坚强，但主要写他对个人恩怨斤斤计较，不能以大局为重，最后以此而失败。在田儋、田荣、田横三个人物当中，司马迁最敬仰，因而描绘用力也最多的是田横。在田横的苦心经营之下，齐国由原来千疮百孔、破落不堪的海隅之地，成为一个有千里之地、二十万精兵的强大诸侯国。当时，郦食其曾这样对高祖刘邦说道：“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田横在楚汉相争之际的作用，是牵制了楚王项羽，并在客观上为汉王刘邦最后平定天下开辟了道路。但田横的失误在于他太诚实了，他相信了郦食其的话，解除了历下的守备，这样就使韩信的偷袭一举得逞，而齐国也由此一败涂地。另外，汉朝统一天下的大势又确实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当时在田横的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一是死亡。如果投降了汉朝，田横能够有高官厚禄，富贵如故，但是他却宁愿选择了死亡。司马迁用浓墨重彩，满怀同情地写他的死。在死之前他从容、镇定地洗沐一新，然后自刎。更为可悲可叹的是他的两个随从和五百部下，知道田横自杀而死之后，也都和他一样，从容慷慨地自杀就义。作者司马迁受过宫刑，更反复思考过死和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在最后饱含深情地慷慨叹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这是多么深重的历史遗憾！

　　导语：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下面是我整理的林语堂《苏东坡传》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苏东坡传》读后感范文：

　　最近一直在读林语堂先生的著作《苏东坡传》，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精装本。一连看了两遍，发现以前对苏轼的了解太片面了。看后，感想颇多。

　　大家都知道苏轼(1037～1101)是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在书中，林语堂先生对苏轼的评价是：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生平

　　北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20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3年(1066)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

　　神宗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佑(1086)，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佑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东坡才华之我见

　　盖世全才无人望其项背 高洁人格建树前无古人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天奇才怪杰。他在诗、词、散文、文艺理论、语言文字学、书法、绘画、品石、饮食等众多艺术领域都堪称宗师巨子。他性情放旷高逸，为人豪爽风趣。尽管才高招嫉，仕途坎坷，但始终不变其情、不改其志，而又能做到“进亦乐、退亦乐”。这种人格魅力不知倾倒了历代多少文人骚客。可以说，苏轼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

　　“才”，成就了无数英雄的功业，也铸就了许多名土的悲剧命运。苏轼有云：“人人生儿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虽是调侃之辞，却也在一个方面道出了他命遭坎坷的原因。唯其有才，他才能在词、文、诗、书、画、品石、文论以及参禅、政务等诸多领域都成就斐然，让时人、后辈难以望其项背;唯其有才，他才有资格恃才傲物，才敢于不阿世俗，生出他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这在那时局动荡、党争激烈的年代，自然不免遭人嫉恨中伤。于是他被一贬再贬，最后一次竟被流放到当时人称“域外”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差点儿老死在那里。

　　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过节。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任性追逐、随缘放旷”是苏轼从年轻时代就追求的人生境界。诗人那率真欢乐的天性和活跃的生命力，既是他的悲剧命运在性格方面的原因，又正是他伟大人格的魅力所在，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不尽源泉和深厚的精神底蕴。他一生在众多的艺术领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他的散文珍品荟萃，不管是宏篇巨制还是杂文笔记，都充满灵性，含蕴隽永，极具品味。各种文萃中常选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喜雨亭记》、《凌虚亭记》、《放鹤亭记》、《超然台记》等，更是千古名篇，令人百读不厌。苏诗保存下来的有约四千首。他的诗取材广泛，表现手法丰富多彩。人物事件、风俗景观、喜怒哀乐、议论哲理无不入诗。顺手拈来的日常材料，经他匠心巧缀，无不轻灵深蕴、情调盎然。林语堂说苏轼的诗永远清新，这评价甚得苏诗真髓。

　　2)在词上.苏轼贡献更大。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一改词专事抒写个人悲欢离合的柔情和缠绵婉转的格调，拓展了词的表现题材，开创了豪迈雄奇、音调铿锵的豪放词风。《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开派作品。他在《与鲜于子俊三首》中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看来他自己对开宗立派是颇为自豪的。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以豪阔的时空为背景，以故人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与自己壮志空怀的遭遇形成对照，抒发了深沉顿挫的不平之气。全词才气涌流，其豪放足为词林典范。

　　苏词中也有以婉约见长的。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是悼念亡妻王弗的作品，感情细腻真挚，境界深远悠长，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他的另一篇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思念弟弟苏辙时所作，词的境界虚实旷渺、清阔神奇，格调恬淡回旋，娓娓浸润，令人回味无穷：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倩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许多词论家都认为这是一首最好的中秋词。

　　3)在中国书画史上，苏轼也称得上是一代巨子。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在绘画上，苏轼以“墨竹”闻名。他与朋友米芾、李应磷、黄庭坚等经常在一起创作、切磋，在“文人画”形成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书画，不同于苦练求工的匠人，而是发自天赋才气，为书作画一如诗文，随兴所至，精神情趣自然地渲泄挥洒于毫端，从而形成了不拘形迹、极力写胸臆的风格。苏轼以其高绝的才华、旷逸的气度、高洁的人格和前无古人的建树，赢得了世人广泛的倾慕和景仰。在当时就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紧随其后，开一代文风之盛;后代文人也无不从他那里吸取丰富的营养。毫不夸张地说，苏轼和他的创作，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4)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

　　 令人感动之欧阳修的高风亮节

　　苏轼21岁时，就与父亲、弟弟一道，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正是那篇流传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的作者、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的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令欧阳修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的不同寻常，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提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这个叫苏轼的人的。”欧阳修为苏轼的才气所震撼，他为大宋朝能出现苏轼这样的才子连呼“可喜、可喜”。在欣喜之余，欧阳修感慨地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今天的我们应该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叹，为苏轼能碰到欧阳修这样善于识才的伯乐感到庆幸，更要为欧阳修“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的高风亮节击节叫好。

　　 令人感动之女性对苏轼的呵护

　　苏轼大才子，名气大，女人喜欢他的也多，但他并不好色，他为歌妓写过动人的诗句，但没有他与歌妓风流的记载，在他的生命里，有几位重要的女性，正是她们无私的爱与呵护才铸就了苏轼一生的辉煌。

　　有人把感情分为三种，一种是情人的、子女的、朋友的、年轻的;第二种是丈夫的、妻子的、中年的;第三种是父母的、爱人的`、知己的、永远的。没有那一种更美好，更可贵。因为三种都是人所需要的，然而第三种最傻，这是因为沉默的表达代价最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母爱无言，妻爱无私，知己知音奉献生命”。她们对苏轼的呵护、体贴、挚爱都属于“沉默”的表达。

　　1)母亲关爱，沉默奉献

　　首先是苏轼的母亲程氏夫人，她出生富贵人家，她是苏轼生命运行的起点，她亲自教苏轼读书，她说：读史明志，读书明理，教育孩子怎样做人，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母爱，沉默奉献。孩子后来中了进士，名动京师，她甚至还没有听到儿子这个消息就离开了人间。

　　2)妻子王弗参谋助手

　　苏轼的第一个夫人王弗，不仅知书达理，而且为人处事，胜过苏轼。成为苏轼出入仕途的高参，她对苏轼的关爱、指点、劝导，远远超过了一个妻子的职责范围。遗憾的是她随苏轼只有11年，过早的离世，才使苏轼写下了痛惜难当、倍思亡妻之情的千古绝唱：江城子

　　10年生死相伴，死后十年相思，王弗离世已经10年了，六年前他已娶了王弗的堂妹为妻，还写下这首被称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的杰作，有了新欢没有忘记旧情，“小轩窗，正梳妆”，何等的细腻，动情。倘若王弗地下有灵，她也会被丈夫的爱所感动。

　　3)第二位妻子王闰之贤妻良母

　　他的第二位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她是一位贤惠善良、纯朴的女性，她对堂姐留下的儿子如同己出，“爱出于天”，她虽然没有王弗的超凡智慧，却是在苏轼仕途道路上经历入狱遭贬、聚然升迁等大起大落的生活，她随东坡25年，是苏轼同患难、共命运、危急存亡、相儒以沫的贤妻良母和“糟糠之妻”，她以自己的真情融入了苏轼的生活。以致苏轼誓言，死后“唯有同穴”。

　　4)苏轼红颜知己王朝云，

　　第三位妻子是歌妓出生，原是他人赠与苏轼的侍女。入苏家时才12岁，她不仅绝顶美丽，而且心性纯良，沉静稳重、聪颖好学，“敏而好义”，她对苏轼崇拜、敬爱、忠贞，了解苏轼。一次，苏轼上朝回家，他指着自己的肚皮问身边的仕儿，你们说我这里装的是什么，一个仕儿说：“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个仕儿说：“满肚子都是识见”。苏轼仍不以为然，朝云却说：“学士一肚皮不合适宜”，苏轼捧腹大笑：“知我者朝云也”。朝云与苏轼处处心灵相通、知己知音。在苏轼遭贬蕙州，“树倒狐孙散”之时，只有朝云坚决跟随，他们相依相伴，穿越原始森林，他们之间有一种超越时空，超越肉体之外的情感，她深深的融入了苏轼的生命之中，是苏轼的知音，属于最“傻”的一种，她为之献出了34岁的生命。苏轼为朝云创作的作品达九篇之多，记述他对朝云深深的爱。

　　5)在苏轼的生命和仕宦生涯中，有两位特殊的女性，那就是曹太后和高太后。

　　司马光病逝后，苏轼成为朝中独占鳌头的人物。元祐旧臣认为苏轼恃才傲物，行为旷放，不适合在重要的政治职位上，奏章弹劾苏轼。苏轼只好离朝，以龙图阁学士职衔出任杭州太守。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押解京师。史书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好在京城替苏轼说话的人很多，苏轼这才获赦出狱，发配黄州。苏轼被政敌所害，囚禁在乌台时，他们想把苏轼置于死地而后快。可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皇后)一直惦记着苏轼，她病重后，皇上去看望她，太皇太后却问皇上：“苏轼怎么样啊?”，“还好”，皇上没想到，太皇太后生命垂危之时还想到苏轼，太皇太后又说：“以苏轼的诗攻击他，是小人所为。”皇帝哭着对太皇太后说：“我要大赦天下，以延长太皇太后的生命。”太皇太后却说：“凶恶之人何需赦免，只要放一个苏轼就够了。

　　这是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说出的心里话，可见他对苏轼是何等的挂念与关爱呵。皇上视之为遗言，苏轼才保住了性命。皇帝要找个台阶下，就说苏轼并无恶意，放了他吧。

　　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赵煦登基。小皇帝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英宗皇后)摄政。高太后是反对变法的。她对苏轼的才华颇为赏识，于是重召苏东坡回京。委以苏轼重任，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有内相之称，在政治漩涡中浮沉起落的苏轼这一次迎来了他仕途最光明灿烂的一幕。

　　太后驾崩后，苏轼的日子开始难过了，似乎注定了他在新的政治旋窝中会被绞杀得死去活来。。。。。。

　　从这点来看，苏轼的成就和辉煌从某些方面来讲也得力于这些令人感动的女性身上。

　　令人厌恶/不忍卒读之章淳的报复

　　神宗死后，北宋朝廷最大的问题就是，士大夫们竟一直把朝廷当作互相打击报复的场所，国家安得不亡?!

　　绍圣元年(1094年)曾被苏辙弹劾过的章淳拜相，开始了对元佑大臣的疯狂报复。

　　新党在哲宗的支持下，旧党的人被连续贬官，基本都去了岭南，苏轼更远，到了海南。活人被贬，死人也没放过。司马光，吕公著的谥号被取消，墓碑也被推倒，就差被鞭尸了。旧党的骨干，吕大防，范祖禹，刘擎，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都被贬死。甚至章惇还想把《资治通鉴》作为秽书销毁，幸好有神宗的作序，我们今天才能继续看到这部史学巨著。旧党甚至怂恿哲宗废掉高太皇太后。

　　元佑年间，苏轼曾被指为王安石第二，在绍圣时却被做为元佑党人拿来做为开刀的第一人，一月三贬，一气被贬到岭南惠州，并下旨表明“永不叙用”。

　　苏轼在惠州受到太守的礼遇，没吃什么苦头，他原本是个志趣高逸之士，淡于名利，见北归无望，索性决定自己盖房“作惠州人矣”。其间他写诗填词，作画为文，流连山水，忘情民俗，仍不改其通达乐观性情。如果说范仲淹的为人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么苏拭可谓是“进亦乐，退亦乐”了。

　　绍圣四年， 章淳见了苏轼在惠州时的快乐感怀的诗文，心中很不舒服，又丧心病狂的把苏轼贬往海南儋州。一纸贬书飞来，苏轼真正是到了天涯海角。此时苏轼已是62岁的老人了。

　　那时海南尚属蛮荒之地。而章淳下了作恶到底的决心，要把所有可能翻案的政敌赶尽杀绝。他派董必去视察受贬者的生活情况。苏轼被赶出县衙官舍，到山上结庐而居。他自己描述这段生活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海南度过的近四年中，虽说他在生活条件上极度困苦，但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他写下一百多首和陶诗，给《易》、《论语》、《尚书》等作了注，撰写了《东坡志林》等。

　　元符三年(1100年)，酒色过度的24岁皇帝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神宗太后权同听政。她反对新法，罢别章淳，所有元佑大臣一律赦罪。许多流放边地的大臣接诏内迁，苏轼也在其列。在天涯海角度过四年艰难时光、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根本没有想到此生竟还能活着回去。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绝处逢生，并在北归途中授为朝奏郎，诏准择地而居。元符四年六月，他在去常州途中染病，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六十六岁。据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苏轼去世的消息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jie)出涕”。

　　一代英才就此陨落!

　　这就是如儿戏般的北宋政治!

　　 【附】苏轼悼念三位妻子的诗词

　　《蝶恋花》 (悼念王润之)：

　　泛泛东风初破五。 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 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 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 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怀念朝云的诗词：

　　《殢人娇》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注释:

　　①瘴雾：南方山林中的湿热之气。②倒挂绿毛：似鹦鹉而小的珍禽。③幺风：鸟名，即桐花凤。④涴：沾污。⑤“不与”句：苏轼自注：“诗人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

　　《南歌子》

　　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 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

　　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 莫翻红袖过窗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

　　《浣溪沙》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 小符斜挂绿云鬟， 佳人相见一千年。

　　七律悼念朝云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是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太史公自序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为《史记》写的序言。以下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太史公自序读后感范文，喜欢的过来一起分享吧。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原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自己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

　　通读了一遍《太史公自序》，我对整部《史记》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也让我对于太史公的人生经历，思想道德，写作目的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太史公自序》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清晰地历叙了世系和家学之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之经历；二则以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及其着书的艰难过程；三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一个人若要写出像《史记》这样的巨作，想必一定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与不辞劳苦的耐心，当然在这般毅力与耐力的背后一定有着不得不写的缘由，才能支持着作者坚挺着耐住无边寂寞与漫长岁月。

　　然而，太史公写《史记》的目的是复杂的，在其着书过程中的一个变故使他更为坚定、更为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这本巨作。以李陵之祸为节点，把他着书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写作缘由比较繁杂：其父任太史公时留滞周南而不得与从事，以至抑郁发愤且卒，《史记》乃为完成父亲临终之嘱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父死，司马迁必为太史，《史记》乃宗族传统之延续；“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乃太史职责之自律。第二阶段的目的相比之下较为单纯专注：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他以古代圣贤身处逆境、发愤着书的事迹自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自序的第二部分，由壶遂之问引出了太史公欲以《史记》上续孔子之《春秋》的想法，同时也为《春秋》之实质作阐述，它不仅只有讽刺之意，亦有夏商周之德，来纠正某些人对《春秋》的谬见。以《易》和《尚书》为例，表明并非遇到了类似于伏羲、尧舜的明君就无须着作，继而说明着《史记》的重要性。全序规模宏大，涉及范围广阔，除了政治时事外，还涉及医药（《扁鹊仓公列传》）、对外军事（《卫将军骠骑列传》、《南岳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文学（《司马相如列传》）、文教事业（《儒林外传》）、金融商业（《货殖列传》）、占卜（《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此外，太史公着《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以专题的`形式记载和论述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各序相互联系，引经据典。例如：《伍子胥列传》中“维建遇谗”可与《楚世家》相联；太史公论及墨家时就引用了《墨子》关于尚尧舜之道的言论。《世家》和《列传》，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价值观。例如：在《吴世家》中，运用正反论证以表明作者对太伯让位、季札不慕权力的高风亮节的赞许，和对吴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嘲讽和反拨。在《游侠列传》中，作者记述了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不矜其能，不伐其德”救人于难，济人于贫，守信守诺的仁义精神。在《平津侯列传》中，王族大臣奢侈浪费争高强与公孙弘节衣缩食形成强烈对比，作者以此讽刺统治者的奢靡并提倡节俭的生活态度。

　　因自序是《史记》全书的纲领，故从自序来看，《史记》记载了大量与楚相关的史料，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还是之后的“亡秦必楚”、楚汉相争都有很多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与以前我被灌输的观念不同。以前一直有个观念：历史上关于“楚”的史料很少，大多与其原不被中原认同并被视为南蛮有关。现在，也许我可以推翻这个错误的观念了，并免除它对我的干扰。

　　就个人而言，我对项羽这个人物很感兴趣，在读《太史公自序》的时候就惊喜地发现相关的篇目较多，这极大地提高了我日后读《史记》的兴趣。惊喜之余，我也对太史公记述历史的方法而感叹，他用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叙述楚汉之争这一大时代大背景下的历史，以小见大。其中，单是困扰、削弱项羽的部分就至少有六篇：《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田儋列传》。

　　另外，读过自序后我有些疑问：

　　其一，提及儒、墨、法三家思想要旨时，为什么作者在最后一句写“虽百家弗能易也”“虽百家弗能废也”“虽百家弗能改也”？感觉读起来会有些拗口，不连贯。

　　其二，出自自序的第二部分，“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为什么“立身”是孝道的终极阶段？司马迁在后面还提到立身，即立身扬名。

　　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诗人和美食家，在林语堂的《苏东坡转》中可以窥见一个立体、深刻的苏东坡。下面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苏东坡传读后感1000字高中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他没有李白一身白衣任意飘于雨雾间的仙气，也没有杜甫忧国忧民古朴笔墨中寄托的深厚情思，但他“大江东去”，“自比闲人”的豁达豪迈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林语堂先生说：“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不错，一提到苏东坡，必会让人感叹这文人活得精彩，他拥有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政坛上的巧舌如簧，高瞻远瞩，着实是难得的才干，家庭中有一个有思想的父亲，有肯为自己操劳的妻子。当然，人生中难免会有波折，但贬谪途中的他，一直把着乐观上进的心态，让他的人生又得到了升华。

　　他的诗词不朽。“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圆时的仰望，醉意中的苦闷，最后都化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亲切祝愿，如茶香般的淡雅，如绸缎般的朦胧，让这首诗的芳华缓缓流入人们的心田。笔锋下的百变，不得不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又是一千古不朽的佳作。赤壁战场上的烽火狼烟，惊涛乱石；公瑾谈笑风生中的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在他的笔下淋漓尽致。苏东坡，他有闺秀之细腻，浪子之气概，诗词的两极变化，让他成为世人口中的神话，不朽的经典。

　　他的精神不朽，饱经忧患拂逆，人性却更趋温厚，并没有丝毫尖酸刻薄。在贬谪途中，难免会有苦闷与不满，但经心灵的洗净后，都转变为阳光的正能量。自比院中闲人，心中可是何等的随遇而安，他视一切痛苦为过往云烟，看淡世间凡俗，留给自己的只有心中的一方净土和一抹斜阳。他一生清贫，为人坦荡，处处为百姓着想，他对权利视而不见，只求自己舒服安逸，百姓安乐太平。他不像陶潜一样把入仕途看作一生的抱负，他也比辛弃疾拿得起放得下，他始终富有青春活力，始终拥有浩然之气。

　　“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世人都知道苏东坡，但并非真正了解他，我也一样，一本书不能真正诠释一个伟人，也许一个伟人还犯过错，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被记载，但他有公认的不朽之作，不朽之人格，这是值得尊敬的。

　　我们怀念苏东坡，怀念曾经拥有他的一段历史，更怀念他与世无争的怡然自得，更怀念他将涓涓苦水和人生的压抑融于笔尖下一股清流的不羁，我们将把这份怀念传承下去，将他们成为不朽的佳话。

　　苏东坡，他，是谁？又该用怎样一个词去概括？或许一瞬间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无数个词可以形容，但转念间又觉得不准。

　　的确，就像林语堂老先生最直观的评价那样：“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个瑜伽修炼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个在政治上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的徘徊者，一个诗人，亦是一个小丑。”他本就难以以一个词括之，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包容者，就像林间的风，飞过花丛携上花的馥郁芬芳，又绕过竹林带上竹的清新淡雅；就像那清流，容得下生命之重，容得下尘埃之轻，禁得起山势波折，高歌着向远方前行。包容的性格塑造了多面的他，若硬要用一个词形容，或许只有无敌可匹之，有容者，无敌。

　　一生因政敌使绊而漂泊的他，怎能说是无敌呢？的确，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他也有敌，而且他还对付不了，有人在他背后说他品行不端，说他写反诗，肆意的诋毁他，让才华横溢的他漂泊一生，壮志难酬，甚至于客死他乡，可在当时东坡先生的眼中呢，我想是没有敌人的。品行不端的奸佞之人，他从来都不放在眼里，就算皇帝已受谗言失信于自己，仍为民直谏，彰人臣忠义。而小人所造的磨难，在他那儒释道为核心的精神世界里不过是小问题，他以儒明心坚大志，以佛静心释不公，以道修心顺自然，将仇恨的风尘轻扫而且。包容的精神境界让他身于世俗，又超脱于世俗的尔虞我诈，举杯对月，畅抒与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共适的快意。而那些与他政见不合的人，他从未以敌待之，在他眼中那是对手，若未棋逢敌手，哪有尽情博弈之乐，人生应有对手。只有不知宽容的人才会将对手等同于敌人，争个你死我活。而在东坡眼中，那只是特殊的朋友，包容使他的性格中继承着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特点，以至于他能与政见对立的王安石在平日互相调侃，在落难时获其援助，晚年相逢若遇知己。包容使他处处皆友，自己失去了敌人的概念岂不是无敌？

　　其实包容不止是人际关系的调和剂，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对自我的升华。包容的态度让苏东坡容许自己出入风月场，又可进大佛堂；允许自己做酒中仙美食家，而不失为官的庄重，允许自己泛舟吟诗登楼作画，又允许自己兢兢业业勤政为民；让他是那无可救药乐天派，品味百态人生，享受生命之风采。而往更深层次去看，包容这更是对人生道路的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包容的态度隔了苏东坡一条不同的立世之路，不像屈原辛弃疾之类苦求大志，活于壮志难酬的悲痛之中，不像陶公一样看见黑暗而选择避世，也不像大儒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只要没有“穷”到一无所有，不管生活困窘，便要亲自下手济天下，被贬杭州，他便修苏堤，将一个烂水塘改成了有人间仙境美誉的西湖。而最后那怕是穷途到了海南岛，也不坠济天下之志，兴办教育，开化当地民众。包容使他不受梦想和现实所捆绑，而是将梦想和现实完美结合，将志行于生活，一生践行。

　　有容者无敌，所谓的无敌不过是不与人为敌，不与己为敌，容得下别人，也宽容对待自己，意简却难为，愿意林语堂笔下苏子为范，做有容之人。

　　孔子、李白、苏轼，诸如此类名流大家孜孜不倦地活跃在我们的课本中，被后人冠以文学家、教育家等名号，神坛高筑，仅凭几首诗歌词赋太难判定这个人究竟是何种情怀，所写的诗词是逢场作戏或是发自肺腑？

　　而他们的自传他传无疑是相当不错地资料借载，我们知晓苏东坡，因为他旷达的诗歌文风，他乐观豁达的语言，当然也少不了他与政敌王安石的处处交锋。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评价苏为“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与百姓亲近的政治家”字里行间有对苏大善大美的极力赞扬，而为衬托苏的高度，王安石不得不被作者牺牲，“王安石的新法，正是一切集权制度的集中体现……他信奉“一个国家、一位领袖、一个声音”的信念”又以王类比王莽、希特勒，更批为“妄想狂”，仅凭我个人而说，看起来对王是否有些不公，“一个国家、一位领袖”是很明显的法家思想，林即以一个后世的眼光评判，更类比希特勒。这只是在当时大环境下文人思想的局限性。传中对王安石并不仅一此批评，但……窃以为没必要，王在苏乌台事变时“一言而决”救其性命，与苏交往也极有风度，而作为苏传的撰写者，林先生看起来比苏还憎恶王，有点有趣，个人色彩算是浓烈，也可足见林对苏的狂热仰慕。

　　但上述仅是对其的些微小瑕的点出，却也不难理解林这样的态度，苏的个人魅力的真是中华历史中浓墨的一笔，或许“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可说明相当一部分问题，苏的一生有三次贬谪，余者文人被贬，大多以诗词泄愤，苏固然也有，但黄州自号东坡居士，发明东坡肉，杭州建苏堤，儋州“我本儋耳氏寄身西蜀州”于峦地开学堂，不须要后世粉墨，这样的苏东坡已足令在下敬佩，生活让他挫折，苏东坡欣然饮下，回敬茶一杯，这样是苏的乐观，而变法中，让“政府不与民争利”是他的仁。

　　但正如开头所说，无缺的是神，苏不过是个凡人，苏也有失意狼狈落魄之时，譬如说苏轼晚年受佛家影响，又于常州痛丧幼子，这个乐天派也有对人生的迷惑感慨“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惊鸿踏雪泥”“人生若逆旅，我亦为行人”种种诗句，可窥探一二。

　　再者，苏的性格并不如传中塑造得那么无憾，或者说苏的人格伟大，但缺憾在其政治上，以愚一家之见，苏的性格不应入朝为官，更适合地方小官，原因有三，其一，苏文人风格浓厚，上书也有个人风格，于是酿成乌台之变化；其二，正是我们所褒扬的乐观裕达，说丑点叫随遇而安，他没有张居正的隐忍，也没有当权宰相的铁腕，对所处的环境会尽力让自己去适应融入，十分成功，不得不说，回济州时，幼子死了，人直接就上书留在常州了，看这风景好…。适合终老…作为一个政客，但淡然了……其三，最致命的一点，苏的天真，他不会去逢迎，哪怕假意，就十分直愣子地自己坚持着夹在新旧两派中间，好不尴尬。苏是一个有系民情怀的人没错，但是情怀并不能当饭吃，苏企图以一己之力抗衡一个党派，一败涂地，似乎勤苏在政治上并未有大建树，反而被贬时贡献相当大。

　　苏的诗、文，食者阿谓是中华长河中的丰碑，但他并没有传中那么完美，他有自己的脆弱与弱点，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位诗人的敬佩，恰恰相反，正是他的这种各种缺点，才会让我明明白白认识到他，而非书上诸如“伟大文学家”这样一笔空景，我敬佩这些在人类史上留下痕迹之人，如霍金、老庄、苏轼、李白，不是因为他们要高挂神坛，而是他们起落人间交织的人性与智慧。

　　一提到苏东坡，总会让人产生敬佩之感，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

　　《苏东坡传》以苏轼的一生为主线，他黄州四年生活及心路历程为重点内容。通过古朴的语言，从文学、艺术、美食、情感等多角度解析了苏东坡的传奇一生和他至高无上令人惊叹的品性，让我感触颇为深沉。

　　公元一零五六年，年满十九岁的苏东坡初次离开生活将近二十年的故乡湄州，前往汴京科考。

　　那年，他遇上了主考官，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欧阳修阅卷时，读到一篇文风质朴而明怀太志的文章。欧阳修本以为这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予了一个第二名的成绩。当拆去糊名的纸片，欧阳修才发现，作者并非曾巩，竟是苏东坡。欧阳修不禁感叹道，“三十年后，无人再知我欧阳修，只知有苏子瞻。”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被欧阳修的话所震惊。欧阳修身为诗词大家，他慧眼识珠，能对年轻初出茅庐的苏东坡如此赞誉，可想苏东坡那是怎样的文采啊！十年后，果不其然，正如欧阳修所言，苏东坡名震北宋文坛，三十岁便成了文学大家。如此来说，苏东坡从小就与文学有法着不解之缘。

　　谁知世事难料，苏东坡因诗闻名于世，却也因诗零落下狱。

　　公元一零七九年，“乌台诗案”爆发，苏东坡入狱。他以为自己时日不长矣，日夜给弟弟苏辙写诗，抒发自己愁苦，悲凉的心境。苏轼一生坦荡，到此刻，对死亡也未曾有过任何畏惧。看到这里，敬佩之意不免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苏东坡心忧天下，一心为国，生死早已被他置之度外；他无所恨惧，两袖清风，早已不是凡人所能比拟。我不禁赞叹道：“好一个苏东坡！”

　　经过诸多波折，在不见天曰的黑牢中过了一百多天的苏轼，终是出了狱。在漫天风雪中，踏上了去黄州的迷茫之路。从此，他由诗人变为农民，由生活无忧变为下田耕种。但他心中却是更加坦然，将城郊的一块无的身荒地以“东坡”命名，自号“东坡居士”。

　　世事的风雨沧桑，草木的万千变化，都被收纳进苏东坡的生命里，假若他不曾遭遇“乌台诗案”，假若他不曾躬耕东坡，心境必然大不同。不经历那些痛苦与折磨，他不会知道“也无风雨见无晴”，竟是让人喜悦。

　　我与苏东坡相识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当时，我只知他对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感叹，与兄弟的手足情深，却未曾想他竟有如此的传奇一生：

　　身居高位，他清高文雅，心怀天下百姓，被败离京，他悠然自得，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如此拿的起，放的下，这人世间也唯有苏东坡。

　　当枯树发芽，石头花开，一张纸页成为传奇，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嗅出旧年的芬芳。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的对象不同，感受也会不同，因而，同样的文本、视频，总能得到不同的读后感。下面，为大家带来“《东坡志林》读后感”，更多内容尽在，欢迎大家的阅读。

　　很多年前，一次逛书店，在打折书角落里看见了一本《东坡志林》，36开本，装帧古朴。

　　知道《东坡志林》，是因为其中那篇著名的《记承天寺夜游》，文中空明如水的月色，月色中飘逸洒脱的身影，以及“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无奈惆怅与恬淡旷达交织的复杂情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手翻开这本《东坡志林》，第一篇是《记游合浦》。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苏东坡奉诏内迁，从被贬谪的海南儋州渡海北上，行程艰难曲折。当六十五岁的苏东坡携带稚子，受困于茫茫大海之上时，他看着“天水相接，星河满天”的景象叹息：“我为什么会多次遇到这样的险阻呢?”他抚摸着随身携带的自己研究经学的心血之作《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感叹道：“老天也不想让我从此遭难，我们必能渡过难关!”读到此，感觉心灵震动了一下，那种历经沧桑的感慨，那种天无绝人之路的信念深深吸引了我，我当即就买下了这本《东坡志林》。十几年来，不时翻阅，常读常新，从无厌倦。

　　《东坡志林》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随笔集。“志”是记录的意思。去世前一年，苏轼曾自嘲总结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影响了苏轼生命走向的三个贬谪之地。《东坡志林》正是收录了他从谪居黄州一直到遇赦奉诏从海南儋州回到内地二十余年里所写的随笔小品五卷共二百零三篇。文章内容广泛，无所不谈，皆信笔写来，不拘长短，挥洒自如，其中又以短文居多。

　　苏东坡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他是个于学无所不窥的大学问家，对于经学、史学乃至诸子百家都很有研究，他精通儒道释三家，思想上兼融贯通，他是散文家、诗人、词人，又是书法家、画家，精通医学，还是个美食家，可谓“杂家”。光是看看目录，便知《东坡志林》的内容有多博杂了：卷一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卷二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其他卷中，还有技术、古迹、玉石、人物、论古等。

　　《东坡志林》中谈佛论道的文章，读来是颇有意思的。

　　比如《卓契顺禅话》一篇。苏州定惠院的一个做杂役的居士叫卓契顺，不远数千里，陟岭渡海，来看望谪居在惠州的苏东坡。东坡问他：“你带了什么土特产来呀?”卓契顺两手一摊。东坡说：“可惜了你数千里空手而来。”卓契顺做出挑担的姿势，信步而去。佛家禅语有时是不用语言而用动作来表示的，卓契顺的这个动作就表示他是负荷而来，而不是空手而来。是啊，卓契顺是带着苏东坡远在宜兴的两个儿子的牵挂和他满腔的情义不辞辛劳，徒步数千里来到惠州的，东坡诙谐地记录下卓契顺的这个禅语，想必心中也为这古道热肠、深挚情意而感动吧。

　　卷一“修养”中记录了一个白居易炼丹的故事，叫《乐天烧丹》，道家有炼丹求长生之术，当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期间，曾经架炉炼丹，快炼成了，炼丹炉却坏了，第二天，朝廷任命他做忠州刺史的诏书就到了。东坡由此感慨：入世做官和出世炼丹不可两全。自己久有炼丹之志，只因世间之事未了而不能有成，而现在我在官场彻底失败，终于可以去实现我的炼丹之志了。话语中到底透着点难掩的伤感，不过文末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意思是，百姓所想要做的，上天一定会顺他们的意，又幽默自嘲了一把。

　　苏东坡还对道家的养生颇有研究，比如他说“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意思是饿了再吃，没到饱就要停下来;他还在空腹时修炼静坐，眼观鼻，鼻观心，数自己的呼吸次数，直至身心俱静。

　　他对医者的妙手仁心也有自己的精辟见解，他认为两个医术相差无几的医者，性格平和，品行纯美善良的那个就要远胜另一个，因为他更令人亲近，也会专力于治病救人。

　　他论史、评论古人也多有独到见解。比如他说晋朝的刘伶旷达得还不够彻底。刘伶向来是以饮酒旷达而出名的，他常常乘着鹿拉的车，带一壶酒，让人背着挖土的锹跟着他，说：“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了。”苏东坡却说他并不是旷达之人，因为他还想着死后要人埋葬他，还没做到彻底遗忘自己的形骸。他批评南唐后主李煜，说他亡国之时应当在宗庙之外恸哭，向百姓谢罪然后再归宋，怎么只知道挥泪对宫娥，教坊听离歌!

　　读《东坡志林》，不仅可以读到一个“杂”字，更可以读到一个“趣”字。书中时不时蹦出的东坡妙语总会让你忍俊不禁。

　　东坡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诵经帖》一文写苏东坡吃肉后诵佛经，有人说：“你这样是不可以念经的。”于是东坡用水漱口，有人又说：“一碗水怎么漱得干净!”东坡说：“惭愧惭愧，阇黎会得(——有道高僧能理解我的)。”大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你会忍不住为他的真实可爱而笑。

　　元丰二年，苏东坡刚到湖州任太守没几个月便被弹劾，罪名是作诗诽谤朝廷，于是他被关入御史台的监狱，严加勘问。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书杨朴事》一文，写苏东坡在湖州因“作诗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妻儿送行之时皆伤心痛哭。他却对妻子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妻那样作诗为我送行吗?”这是他听来的一个故事，隐者杨朴被皇帝召见，皇帝问他：“临行可有人作诗送你?”杨朴说：“我的妾送了我一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帝大笑，便放了杨朴回去。此时的苏东坡身陷冤狱，却还能用杨朴的故事来宽解家人，生死未卜之际仍妙语连珠，生趣盎然，可见其心胸。“妻子不觉失笑”，笑中想必带泪，读者笑过之后，恐怕也会体会到一种心酸。

　　卷一“疾病”中有一篇《子瞻患赤眼》。苏东坡得了红眼病，有人说得了这个病要忌口，不能吃鱼和肉。有趣的是，苏东坡竟然由此演绎出一番眼与口的对话。口不答应忌口，说：“我给你当嘴巴，它给你当眼睛，你为什么待它厚，而待我薄?因为它患病而不让我吃好吃的，这可不行。”东坡一时难以决断。口于是又对眼说：“有朝一日我久病不愈的话，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是决不会来禁止你的。”这让我想起了马季、赵炎等人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原来，五官对话的想象力，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苏东坡就有了。当然，苏东坡不是胡思乱想，他是寄寓着深刻的思想的。他引用了管仲的话：“敬畏法令之威严像害怕生病的人，是人民中的上等，放纵情怀像流水一样任意流淌的人，是人民中的下等。”管仲还说：“如果沉湎于安逸享乐之中，就等于喝毒酒自杀。”东坡又引了《礼记》中的话，意思是：君子庄严恭敬，就会一天天地强大起来，如果安乐放纵，就会一天天地苟且偷安。苏东坡知道，人的欲望有时是不能随便满足的，还是得严格要求自己，不可放纵。

　　苏东坡有一个朋友叫黎錞，为人老实，反应有点慢，于是另一个朋友刘贡父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黎朦子”，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真的有一种水果就叫“黎朦子”。卷一“记游”《黎朦子》一篇中回忆了他们几个一起骑马出游的情景：听到市集中真的有人在大声叫卖 “黎朦子”，不由得大笑，几乎从马上摔下来。友情的无间，相处的情趣，在东坡笔下历历在目。文章最后，东坡说，现在我谪居在海南，所住的地方就有这种果木，果实累累，然而我的两位朋友都已过世。坐在这里想念故友的风貌气韵，如今怎么还能再见得到这样的人呢?话语中流露出对友人由衷的赞赏和深深的怀念。

　　读《东坡志林》，你一定能读出一个“达”字。苏东坡一生几起几落，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也修炼出了他的乐观通达和超然洒脱。这种处世的态度在《东坡志林》中几乎随处可见。

　　谪居黄州时，有一次他到沙湖去看所买之田，得了病，因为治病而结识了当地善医而聋的庞安常。庞安常非常聪明，苏轼在纸上没写几个字，他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苏东坡开玩笑说：“我以手为口，你以眼为耳，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特殊之人啊!”一句玩笑话，隐含了多少感慨。庞安常颖悟绝人，却隐居乡间做一名村医，耳虽聋，却心明眼亮，而东坡因诗文获罪，被贬谪黄州，身处逆境，却仍率性独立，“一时异人”的调侃之语蕴含的是一种乐观，是一种自信。病愈后，苏东坡与庞安常同游清泉寺，看到兰溪溪水不是向东而是向西而流，便作了一首词：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间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白居易的《醉歌》一诗中曾用“白发”、“黄鸡”叹时光易逝，人生易老，而苏东坡却在这首《浣溪沙》中反其意而唱：“谁道人间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意思是:谁说人不能再年少，你看流水还能向西而流呢!不要去哀叹时光易逝，人生易老吧!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了东坡的乐观豁达的人生情怀。

　　乌台诗案后，苏东坡侥幸逃脱了死罪，被贬谪到黄州当一个虚有其位的团练副使，先寓居在佛寺定惠院，在那里他曾写下《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表达当时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留下“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名句。后来苏东坡得当地太守照顾，搬到了临皋亭。

　　临皋亭本来是黄州长江边上的一座驿站，是给江上过往的官员差役小住用的。苏东坡对这个依山傍水的居所颇为喜爱，又在屋旁加盖了一间小屋做书斋。在《临皋闲题》一文中他写道：临皋亭下八十几步便是大江，江水一半来自于我故乡峨眉山上的雪水，我饮食沐浴都是取江中之水，又何必回家乡呢?江山风月，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主人，谁有闲欣赏，谁就是江山风月的主人了。听说范子丰新造了一个园子，不知道和我这里相比，谁更胜一筹?我比不上的地方，只是不能缴税罢了。言语中颇有自得其乐之意，末了还不忘嘲讽一下王安石的新法。

　　其实，临皋亭风景之美，一半来自自然风光，一半则来自欣赏自然风光之人——苏东坡自己。苏东坡住在黄州临皋亭的日子，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悠游安逸的神仙般的日子。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开始在东坡开荒耕种，为了耕种方便，他在地边盖了几间茅屋，在茅屋墙壁上亲自画上雪景，给茅屋取名“雪堂”。他种稻麦，种桑麻，成了真正的农夫，日晒风吹，脸都黑黝黝的了，索性就将他耕种的“东坡”拿来做了自己的号，“东坡先生”的名号从此名扬天下。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却让苏东坡享受到了他最崇拜的田园诗人陶渊明那样的生活境界，他在这样的山水间，远离了黑暗残酷的官场，虽然无奈，虽然不甘，但也逐渐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平和，以这样的心境去欣赏江山风月，江山风月便也给他美的回报。他著名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都写在这个时期。

　　绍圣初年，苏东坡被贬谪到广东惠州，寓居在惠州的嘉佑寺，经常在松风亭附近散步。《记游松风亭》讲述了他的一次脱胎换骨的顿悟：一日在松风亭附近散步，感觉到脚力疲乏，想要休息一下，却见供人休憩的亭舍还在很远的地方，心想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过了很久，忽然领悟：这里有什么歇不得的!难道非要去亭子不可吗?这样一想，就如上钩的鱼儿忽然获得了解脱，心下无比轻松。苏东坡的这个领悟可谓洒脱得彻底，正像他文末所说：即使是在短兵相接，鼓声如雷的战场上，进则死于敌手，退则死于军法，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艰难时刻，都不妨放开，歇足歇透。此时五十九岁的苏东坡对于人生的领悟已到了一个我等俗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不仅是旷达，更是一种超脱了，摆脱羁绊，不去想过往未来，只要尽情享受当下。有了这样的领悟的苏东坡在惠州乃至后来海南儋州这样的穷山恶水之地，都能感受到一种美好，从以往黄州的无奈之闲，上升为主动在闲中享受生活。这种超然洒脱在《别王子直》和《儋耳夜书》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这里我们讲一讲《儋耳夜书》。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儋州后，当地州官因为敬重东坡，让他们一家住在官府里，定期发给官粮，可是后来他们被州官的上司赶了出来，无家可归，处境十分凄凉，是当地官民帮助他们在桄榔林搭建了三间茅屋栖身。苏东坡感受到当地百姓的淳朴善良，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意。这篇《儋耳夜书》，记录了他来到儋州两年半后正月十五上元节的一次夜游。儋耳就是儋州。

　　“那天晚上，有几个老书生来拜访我，说：‘这么好的月夜，先生能出来一游么?’我欣然答应，跟着他们去了。漫步城西，进入僧舍，穿过小巷，只见汉族百姓与少数民族百姓混杂在一起，卖肉的卖酒的各种小商贩很多，热闹得很。夜游归来已经三更了，家里人已经关门熟睡，鼾声连连了。我放下拐杖笑了，什么是得，什么是失?问自己为什么笑?我是笑我自己啊，然而也是笑韩愈钓鱼，钓不到鱼就想走开，却不知道钓鱼者未必要钓到大鱼。”

　　韩愈曾写诗说他钓鱼钓不着大鱼，埋怨水太浅，要另觅垂钓佳处，其实是暗指自己境遇不好，不得志。这里苏东坡用这个典故，嘲讽那些在意功名利禄的人，表达自己超然洒脱，抛却浮华名利，自得其乐的思想情感。

　　我不由得想到了他在黄州写的一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中，同样是夜归，只是不是与老书生们兴致勃勃地夜游上元灯市归来，而是在东坡雪堂饮酒归来，“夜饮东坡醒复醉”，酒醒后接着喝，又喝到大醉，这种情况多半是心中苦闷郁结，借酒浇愁。同样是被关在门外，但却不是像《儋耳夜书》中那般超然洒脱地“笑”，而是孤独地“倚杖听江声”，胸中涌起的是“长恨此身非所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慨，产生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向往，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渴望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体现出飘逸旷达与悲凉伤感交织的复杂心境。而在《儋耳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已经放弃了无妄的追求，忘却了之前一直困扰他的“营营”，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自身的处境。“盖自笑矣”，他笑自己什么呢?他为自己上元节夜游的欢乐而笑，他为儋耳市井热闹，民风淳朴而笑，他为自己夜游归来吃了个闭门羹而笑，他为自己能尽兴享受生活而笑——他已经完全实现了灵魂的自由，获得了心灵的解脱。也许，外人看他是身处“逆境”，而他自己则已经将它当作平常之境，泰然处之，并能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这种纯然的旷达超脱是苏东坡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浮沉才获得的人生财富。

　　无论是“杂”，还是“趣”，或是“达”，其实我们读《东坡志林》，归根结底，读到的就是一个“真”字，这是一个真性情的东坡先生，这是一个真实的苏东坡的世界。当然，真实的苏东坡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有愤愤不平的时候，他也有简单偏激错误的判断。《戏书颜回事》中苏东坡就愤愤不平于贤人因贫困早亡，而盗贼却长寿不死的不公。《辨荀卿言青出于蓝》一文中，他批驳荀子提出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对荀子的“性恶说”，说人家是“醉梦颠倒之言” ，就显得简单化和片面化，语言也过于偏激了。不过，这样的苏东坡不是更真实，更可爱吗?

　　这样的一本《东坡志林》，放在手边枕旁，随时都可以翻阅几篇，读读，想想，有时会心一笑，有时感叹一声，有时沉思片刻……它不会像悬疑小说那样令你废寝忘食，欲罢不能，也不会像教科书那样面目严肃，甚至索然无趣，当然也不会像某些时尚读物那样简单浅薄，让你一目了然。《东坡志林》，就像它的作者那样，恬淡、洒脱、充满智慧、耐人寻味。它经过了千年历史的考验，经得起反复阅读，每一个时代的读者，每一个年龄阶段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打动自己心灵的东西。

　　是夜，余再读《东坡志林》，感慨颇深。

　　此书所载各篇，大多留有写作年月，早者为元丰年间，晚者系元符四年(公元1099年)，前后历时廿余载，始于被贬黄州，止于元符四年遇赦内徙。计二百零三篇。内容颇为丰富。正如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所言：“皆记元祐(当为元丰)、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宦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必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簸困厄之状亦既略备。

　　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故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者矣”。赵氏所述甚详，余亦有此感。

　　纵观《东坡志林》,足以窥见东坡之学养、思想及世界观，东坡不愧为是一位学无所不窥之大学问家，他于经学、史学乃至诸子百家颇有研究，且特重视经世致用和以史为鉴。毋庸讳言，尽管东坡所论时有偏颇，不足取之，但足见其用心良苦，古为今用，欲垂戒于后世。

　　苏子不是纯儒，且对儒、释、道三家兼容贯通，《志林》所载“佛教”、“道教”各篇中具见，在“修养”、“异事”亦可见。他佛学修养颇深，盖因其与和尚、道士交往甚密，又读过诸多佛经，对佛典之娴熟，如数家珍。然而，苏子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谈佛论道，时而近于戏谑，如《论修养贴寄子由》，即可管中窥豹也!《志林》涉及道家者，主干非道家之哲学观点，而是道家之养生、导引、炼丹、辟谷等。苏子对《易经》亦颇有研究，不仅著有《东坡易传》九卷传世，且精通占卜。余曾躬身拜读数遍，印象颇深，诸多阔论，熟记于心。特别是卷三《记筮卦》，系为其弟子由所占卦辞，他自以为“考此卦极精详”，且亲口传授其二子苏过，又“书之藏之”。

　　综观苏子论易，似觉其甚为迷信，且相信命运，“命分”类三篇足见一斑。他认为“人生自有定分”，韩愈以磨蝎星为身官，他亦以己磨蝎为命。所以“平生多得谤，殆是同病也”。又曾说马盟得与之同年同月而生，生日比其晚八天，“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东坡又颇通医术，《修养》、《疾病》、《技术》三类，不乏有此记载，从《志林》一书，足见苏子乃是一位杂家也!诸位如有兴趣，不妨一阅，定会受益匪浅。

　　近日读《东坡志林》，饶有兴味。尤爱其《记承天寺夜游》一文，读之忘神。全篇仅计八十三字，简洁得无以复加，却有涤肠荡肺之玲珑通透感，数度迷的我神魂颠倒——文言文就是能这么地风雅与性感。置身于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时代，语言的精度和纯度一贬再贬，在不远的将来或许就要消匿了;有言道“尘沸乱心，草木润性”，能“润性”的何啻草木，偶尔去古书里肆意徜徉一番，也不失为一种精神的返璞归真之旅。由此看来，“埋头故纸堆”有时倒未必是件坏事儿。

　　然而翻到《论古》一章时，却有些大跌眼镜了：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作起政论来竟如此幼稚!只看《武王非圣人》一篇，便可知其“迂”。终究是书生体质，文人气太重。古之理想主义者每每在现实碰了壁，便总免不了要借笔杆子发一番牢骚，只是这牢骚发得有失水准，反倒贻后人以笑柄。

　　先秦以降，中国的多数古典文学固然有堪与西方比肩的美学成就(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西方，个人拙见)，但总归欠了点气度和格局。这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在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体系内转圈，即便是最富有谋略和见识的那一批智人，也极少有突破这一局限者(魏晋人物除外)，说来论去都是“忠君”“爱国”“治民”那一套，殊途同归而已。“致君尧舜上”的期许固然是伟大与美好的，却终究是海市蜃楼，这个梦陆陆续续做了几千年还颠扑不破，儒士之心诚可感矣——要我说，“Utopia”(乌托邦)这一理念，当起源于中国。

　　古人自古就有“天下观”，但这“天下”，其范围似乎也只涵盖了华夏大地及其周边部分属国，至于那遥不可及的域外，傲慢而务实的中国人必是不去费心的。这个风气长久一贯地沿袭下来，使得我们的精神土壤从根本上无法繁育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而在儒家“官本位”文化下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亦早已在不自觉中成为君权体制内的合作工具。早年周作人曾审视中国古典文学，看看到底有多少作品当得起“人的文学”，结果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寥若晨星(《红楼梦》应该算一个罢)。人文精神的贫乏始终是华夏文明的阿喀琉斯之踵，近代以来，是在西方文明的观照对比之下，我们才蓦然惊觉了自己的意趣阑珊。

　　苏子可谓盛德高才矣，尚且不能免俗。览其《雪堂问潘邠老》一文，分明在“入世为宦”与“出世归隐”间摇摆不定，犹难自决。“儒道双修”只是一种体面的说法，真实情况就是：想”儒“而不得，只能修“道”以遣怀。也幸亏此类人数千年以来不在少数，否则我们的文学史真是太萧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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