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小学 李云龙
　　读了《日本侵华战争史》这本书之后，我感受到了当时的日本军人的可恶作风，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军民顽强的战斗意志。 　
　　自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分兵多路，从东北三省进入中原大地，中途遭遇到的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抵抗，主动放弃了自己的阵地，许多老百姓都遭到日军的杀害。在国家兴亡危在旦夕之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抗日前线进行战斗。经过了八年的艰苦奋斗，日本侵略者签定了无条件投降书，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1年后，日本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了六名处于绞刑的甲级战犯，他们分别是：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木村兵次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和武藤章。其他的日本战犯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已经痛改前非了。 　
　　我非常佩服我们共产党的战士们，他们不屈不挠，奋战了八年，不仅把日本侵略者彻底从中国赶了出去，而且从一支弱小的部队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从一支仅有五万之众的小部队发展到几百万人的百万雄师。 　
　　我也想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像四十多年前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解放军一样，保家卫国，为国家贡献出一份力。

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小松左京的同名灾难小说《日本沉没》的电影剧情，从科学家在深海研究开始，他们发现日本附近海沟出现了异常活动，经过系统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日本附近海沟发生了地壳变化，日本列岛将会在一年内沉没。科学家全力以赴，用超级强劲炸弹炸断4000多米海底的一段地壳层，希望可以阻止日本沉没，日本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将国民运送到其他国家，部分政客在危机前面麻木不仁，消防员勇敢地拯救受灾的难民……
首先，日本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但却有一亿二千万人口，单靠本国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足够的，而面临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灾难，日本陆沉就不单止是日本人的事，是全世界人民的事，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是很自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日本政府的外交努力下，在联合国“援救日本特别委员会”的统筹下，各国共同拯救日本人，有序地将日本人撤出日本列岛，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其次，电影着重表现灾难的镜头，对岛国人的心态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冷静，不理智。电影还重点提到了对经济的打击，各个国家在抛售日元。。。试想一下，抛售日元的行为在这个灭顶之灾到来的时候是必然的事！如何去救国民或自救才是重点。我们知道日本由于常常地震，所以忧患意识特别强，应付危机也应当非常冷静。而小说重视刻画，当日本首相向国民宣布，日本列岛将于一年（电影说是五年）内沉向海底时，小说是这样描写国民心态的：“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同时，日本国内却出乎意料的平静……，“回家去”，是人们的脑子里共同转着的唯一念头。当每个人都面临着对自己作出安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必须与家人团聚，然后从长计议。”电影表现出来的却是争先恐后逃命，离开灾难之地。当然也有爱国行为的出现，我不知道是否导演刻意去做对比，还是其它原因。这一点让人看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把那个不太友爱的邻国称作“小日本”，可是这个领土狭小的国家拍出来《日本沉没》电影，可以很好印证他们的忧患意识。日本这种忧患意识的渲染、灌输由来已久，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经常向国民提出日本存在的危机，诸如列岛沉没论、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论等，以激励国民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忧患意识。日本的忧患意识中存在不必要的过度抑郁及排外情结，有的甚至成为日本当年走上战争道路的间接诱因，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日本在“崛起”——经济发展“又好又快”时，往往少见热火朝天的宣传阵仗和大张旗鼓的自我颂扬，反而是愈加冷静、谨慎的自省与忧患。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能这就是日本经济不断克服种种困难，在历经“日元贬值”、“泡沫破灭”、“平成萧条”等之后，仍能保持自身优势的原因之一。
日本国民是具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 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扎进了每一个日本人的心，留在他们的血液里。是日本崛起的源动力。当日本“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时,民众反而冷静自省和谨慎忧患,毫无崛起之声，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上世纪70年代，正是日本战后崛起、第一次超过所有西欧列强，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时，日本举国却并无“崛起”言论，反而大谈“沉没”。
日本的忧患意识主要是来自文化传统的忧患意识。日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例如孔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教诲等，使日本人受益极多，非常推崇，即使在环境好转时也不会轻易丢弃。
忧患意识这本是我们文化的精髓，却可以深深的扎根于他们的文化之中。可我们确漠视他。这可是要吃苦头的。
实事求是，冷静自省，埋头苦干时，这个民族就会有起色、有出路、有发展。日本近在我们身边，是中国发展最好的一面镜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这种意识源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规律性。忧患意识的可贵就在于，能够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有利中发现不利，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古往今来，多有哀兵胜利之师，也不乏骄兵惨败之旅；多有负重奋起之邦，也不乏逸豫覆亡之国。历史的经验表明，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要增强忧患意识。

可以写的很多，可以从几个途径来写，比如日本文化发展整个历程的脉络给自己留下深刻影响，给后人留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可以通过回顾日本文化史来和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得出不能文化发展的模式。

学习日本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从古至今都很明显的，在日本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下克上”这一特殊情况，和世界其他历史的篡夺权位不一样，起初，下克上是以一大批下级人员，通过对上级的自我意愿强加，迫使上级服从下级，但是，也存在着如果上级不加以措施制裁，很快下克上就会演化成抢班夺权的情况，如织田氏对斯波氏守护代的夺取，陶晴贤谋杀大内义隆，夺取了大内家的实权，而在日本皇国思想建立之后，下克上更是愈发激烈，如“515事变”“226事变”等，种种矛盾交织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引信。

日本和中国往来已久，而日本的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却又和中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这正是我们要学习日本历史的原因，我们要通过学习日本历史，去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去研究日本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而不是如同某些历史爱好者那样因为学习日本历史而喜欢上日本，历史是给我们反思的，而不是拿来给我们崇拜的。

早期日本国家的形成，以血缘氏族为主，是为部民制，这项制度一直持续到公元七世纪，成为阻碍日本封建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中日文化交流，大量的中国先进技术和工具的传入，使日本生产力大幅度提升，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家族脱离了日本的部民组织，独立存在，对大和国的国家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至公元六世纪，隋唐两朝重新统一中国，将中国的整体实力重新发挥强大，而此时，百济国的势力正不断衰退，这对和百济拥有长达数百年良好外交关系的日本来说，又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在日本内部，数个政治集团正在不断斗争，阶级斗争剧烈化，对日本国内的实力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在此看来，圣德太子的改革，一是迫于国内形势的紧张，二是在于国际关系上的威信下降，外事崩溃，倘若外事崩溃，这对日本统治者来说又无疑是一次严重打击威望的事件。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发起改革，这一年，日本改革了官制，确立了冠位十二阶，通过个人才干和政绩来取代士族门第的选取，以此遏制贵族集团的权力，一年后，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崇尚佛教，限制贵族，利用佛教教化来教育日本臣民，使日本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圣德太子又于607年派遣遣隋使，学习中国文化，制度，技术，努力建设本国，如此下来，圣德太子改革，为日后的大化改新积累了条件

大化改新发生于646年，其发生过程历经种种变故，645年6月12日，在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的策划下，利用苏我氏出访三韩（新罗，百济，高句丽）的机会，发动兵变杀死苏我氏，将苏我氏宗家消灭，夺取中央政权，孝德天皇即位，改元大化，以中大兄皇子摄政，以“帝道唯一”为宗旨，发起大化改新。

改革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公元663年，百济遗臣鬼室福信领在日本作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归国复国，此时的百济已经濒临灭亡，唐朝率军驻军百济，而此时鬼室福信杀死了百济国内的大臣道琛，被扶余丰怀疑谋反，扶余丰杀死鬼室福信，后被新罗发觉，新罗联合唐朝消灭百济，此刻和百济有数百年关系的日本决定出兵挽回在外交上的败局，这场被称为白江口之战的战役，是中日之间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战争，虽然日军在战舰和军队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技术落后唐朝许多，因此被唐朝击败，百济灭亡，这场战役使日本深刻反省到自己所存在的问题，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前，日本在千年之众再也没有染指东亚大陆的想法。

公元668年，天智天皇即位。战争的惨痛教训，迫使天智天皇审时度势的恢复与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国交。

天智天皇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的第九年（681年）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以立法巩固大化改新的成果，直到701年，大宝元年，此律令改为《大宝律令》标志着大化改新的完成。

大化改新废除了原本的部民制，改用班田收授法取代，班田收授法对农民授予口分田，6岁以上男子分两段，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六年一班，死后归公，按户分配均等的田宅和土地，且口分田限终身使用，不许世袭，买卖转让，但是可以租赁一年，所有领取口分田的班田农民要为国家分担租庸调的责任，但是这项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土地私有，所以在此政策推行的一百年后，这项政策濒临崩溃。

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那就是庄园，也被称为寄进地系庄园,庄园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日后日本武家政治的开启提供了契机，但是随着班田制的解体，日本也在朝着新的国家体制过度。

贵族豪强不断强化自己的实力，致使贵族外戚和天皇皇权之间的斗争愈发严重，甚至导致了摄关政治和院厅政治的出现

所谓摄关政治，即公元858年外戚藤原氏出任摄政，该职位又改称“关白”，实际掌握日本的中央权力，每当天皇年幼，则藤原氏出任关白，成为了例行的政治体制，这对天皇权力产生了削弱作用,同样，出任关白者，也必须是藤原家，这使后来短暂统治日本的丰臣秀吉，也要改姓藤原氏，篡改自己的族谱。

为了遏制摄关政治，天皇采用了院厅政治，所谓院厅政治，即日本天皇为摆脱摄关家的控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1068年，后三条天皇即位，开始亲政，并任用非藤原氏系贵族担任要职。他死后，其子白河天皇在位13年，然后就把皇位传于年仅8岁的皇太子，自己出家为僧，称为法皇，另立院厅，继续执政40余年，奠定了院政基础。以后天皇也如法炮制，以法皇身份行使院政权。这种政治形式称为“院厅政治”。

尽管天皇在权力的纷争上和贵族豪强愈发对抗严重，但是公元1180年的源平合战，彻底改写了日本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转型，日本产生了武士这一阶级，武士之下有“奉公人”“郎党”“郎众”之类的下级士兵作为附庸，这一新兴的阶层拥有极强的宗族观念，但是武士道精神一词，源于江户幕府时期，但是武士的精神却在源平合战时期形成。

征夷大将军垄断了日本政治长达七百年的时间，直到1868年，德川庆喜宣布退位，大权重新归还到明治天皇的手中，七百年的时间，武士阶层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的观念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幕府政治并不是完全由征夷大将军一人垄断，日本经历了三个幕府时期，除了江户幕府，幕府将军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外，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的将军经历了长久的无权时期，他们更加像是权威的体现，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在其死后，废黜其子源赖家，改立源实朝为幕府将军，从此幕府将军大权落于外戚北条氏手中，北条氏自称执权，夺取了武家政治。

由于北条氏出身平氏，镰仓幕府治下的源氏多有反叛，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触动镰仓幕府统治根基的，仍然是东亚的国际关系，1274年和1281年，元朝两次入侵日本，均被日本击退，在这场保卫国家的战争中，日本动员了十几万大军来防卫元朝，但是也因此，庞大的战争开支触动了镰仓幕府的统治根基，由于镰仓幕府难以满足各管领下的领主所需要的经费，这造成了武士阶层对镰仓幕府的普遍不满。

天皇利用此机会，欲图倒幕，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早在1221年，后鸟羽天皇就曾策划承久之乱，但是失败告终，公元1333年，后醍醐天皇趁着幕府陷入危机，举兵谋反，起初，后醍醐天皇得到了绝大多数武士的支持，支持后醍醐天皇的源氏，有两位重要的当主，一人是足利尊氏，另一人则是新田义贞

两人共同推翻了北条执权统治下的镰仓幕府，但是后醍醐天皇在恢复权力后，急于打压武家政治，他将大多数重要的官制交给了位于京都的贵族和公卿，同时发行新的货币，却导致食货出现了严重的不统一，参与倒幕的武士们，并没有瓜分到北条家的财产和领地，在此重重的压力之下，足利尊氏再度率兵反叛，于1336年自立为将军，建立室町幕府。

足利尊氏建立室町幕府后，并不意味着他作为源氏一门，也是天下武家的领袖，就有着绝对的权力，足利尊氏担任将军后，旋即面临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的对抗，后者两人都是天皇的支持者，楠木正成更是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在凑川合战中留下了悲壮的一页，正是楠木正成对天皇的忠诚，被后世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渲染了所谓七生报国的精神，而足利尊氏更是被打成国贼的骂名，直到日本法西斯政府被推翻后，足利尊氏的历史地位和评价才被改善。

同时，足利尊氏并没有料到，足利家的内部也发生了内斗，其弟足利直义和家臣高师直的内战更是使得足利家元气大伤，足利家的控制范围不得不变成京都及其附近，将军的权力大幅度受阻，日本划分为南北两朝，这些问题直到足利义满当政时期才得以改善。

室町幕府给予了各地领主十分巨大的权力，他们被称为守护代，统领其管领，拥有自己的行政权，因此，在1467年，围绕着第八代将军的继承问题，日本爆发了应仁之乱，参战人数多达二十万人，由此开启了战国时代。

前文提到日本经常有下克上的情况，如足利直义和高师直之间的内战，就是下克上的典型，日本战国的下克上更是激烈，织田氏在夺取斯波氏的权力后，以名古屋的尾张城为据点，大规模向外扩张，这个时代的日本，人性如同豺狼一般，当织田信长消灭了他的对手以后，他成为了大半个日本的控制者，但是正当织田氏锋芒正盛的时候，织田氏的部将明智光秀发起了本能寺之变，杀死了织田信长，因此织田氏的势力开始分裂，其部将羽柴秀吉击败明智光秀和织田氏另一手下大将柴田胜家，而后又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德川家康屈服，重新成为日本的统治者。

羽柴秀吉接任关白一职，他被赐姓丰臣，是为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之所以进攻朝鲜，除其个人野心之外，其手下大将增加，分配土地，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无果，均被击败，也因此，德川家康篡夺了丰臣家的权位。

德川家康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击败了兵力数倍于己的丰臣氏，但是丰臣家灵活地在诸大名之间斡旋，致使德川家康失去了战争的正当性，他选择臣服丰臣家，由于战败，丰臣秀吉在心中埋下了对德川家康敬佩而又猜疑的种子，德川家康或封“关八州”关八州是关东武士的聚集地，这里辈出精锐，源氏的武士和足利家的武士均出自于此，加之德川家康拥有其训练了数十年的三河武士，实力非常强大，在丰臣家的“五大老”中，德川家康实力最强，领地最大，在丰臣秀吉死后，他企图一手遮天，控制丰臣家的政治，但是受到丰臣家小姓石田三成的不满。

石田三成在西国拉拢诸位大名，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在侵朝战争中损失严重，加之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的厌战，致使德川家康击败了臣服丰臣氏的诸位大名联军，实际上，德川家康灵活的外交手段是他能够获胜的原因，在关原之战中，支持德川家康的大名多数是丰臣氏的得力干将。

德川家康是日本战国史上活得最久的大名，他出生于1542年，亡于1616年，长期的执政经验使德川家康深知大名对中央政府的危害，他发布了《武家诸法度》以此 限制日本大名的发展，又设置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御三家等，对内，幕府设置大老，老中，若年寄，等官职是为三役，同时三役一下设置勘定奉行，江户町奉行，寺社奉行，监管地区，同时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制度和士农工商为主的四民制度，兵农分离制度，并且，藩主们必须要在江户居住，同时行使参觐交代制度，参勤交代起源于 镰仓时代 时， 御家人 前往 镰仓 执行官职。 战国时代 时，部分大名在居城外的城下町聚集服从主君的武士。 丰臣秀吉 掌权后，在大坂城、 伏见城 、聚乐弟等城堡，赐予大名屋敷，由大名的妻子居住，大名则一年需要前往一次。这成为了参勤交代的原形。此制度极大限制了大名的反心。

1633年-1639年的锁国政策对德川幕府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他们不再和西洋商人通商，曾经，葡萄牙火绳枪传入日本，对战国的战争战术起到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在锁国政策开始之后，江户幕府禁止皈依基督教，也因此在1637年爆发了岛原天草之乱，这次起义被严酷镇压，使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更进了一步。

虽然江户幕府拥有一套非常稳固的制度来维持统治，但是支持江户幕府的势力多在西国以外，西国的不少大名都对德川家有所不满，他们虽然接受了锁国令，但是也是最早接受西方思潮的幕藩，如萨摩藩，土佐藩，长州藩，佐贺藩，他们被称为倒幕四强藩，成为江户幕府的而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