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

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由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得出来的对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解与体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文化，科学，大众，民主，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 我读完《新民主主义论》后，体会最深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建设。 《新民主主义论》是借《中国文化》出版之际写出的，可见应该对于文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33)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4)，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参考文献：《毛泽东思想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 《毛泽东选集》 《新民主主义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史记的文章
历史上的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西亚——“四海之内”最早当指两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状况，而象“神州”、“天子”、“神明华胄”一类的观念亦与希伯来文化若合符节。这支神秘的民族将太阴历、青铜器制作工艺以及一种杂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带到了东亚，其迁徙路线由上古寻根文学《穆天子传》可以推知大概。周人集华夏文化之大成，与犹太人相比一重礼法一重律法，儒象拉比，庠序国学则有类犹太学校。而周文作为民族宗教也和犹太教一样在其子代异变为泯灭种族界限的世界宗教。华夏族应与苏美尔人有很深的渊源，而犹太人的祖先则为苏美尔化的闪族部落——儒和拉比大约即是苏美尔教师之变种，这两类人使各自文化的基因恒久不变，从而成为远古两河文明的活化石。华夏文化与本土文化就象青白尼罗河在喀土穆交流融汇，流衍为古典中国文明——予人印象似乎一出世便成熟有如白胡子老人。“华夷之辨”本意盖指华夏族与土著居民之种族区隔，这一界限随着二者融合逐渐消失于无形。司马氏世典周史——当大一统国家崛起之时，太史公以如椽巨笔将华夏族的历史记忆延伸为中国民族的共同记忆。史部之籍只是副本而已——若将《史记》视同六艺一般的经典，便翻开了此书之名山藏正本。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丛。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尢。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五帝本纪》)。从《史记》的记载看，华夏族似以游牧为生，和苏美尔人一样有高山崇拜的习俗。三皇乃原住民首领，五帝则是华夏族首领——“帝”在世之时位格为天子，崩殂后亡灵即与昊天上帝相互混同，有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本纪提到的涿鹿之战影响历史既深且巨——华夏族经此一役反客为主，开始作为征服氏族君临土著居民。唐虞三代皆是贵族共和，仿佛两河之苏美尔时代；至战国之世，随着本土民族自我意识的苏醒，中国文明才姗姗迈入阿卡德时代。“世家”主要折射前期的贵族社会，“列传”则更多反映后期的平民社会。当“始皇帝”之名号出现时，征服氏族与土著居民终于融合为统一的民族。三代贵族每以古帝血胤自矜，到汉高祖那里就无从得见高贵的出身。华夏族与后世华人的关系略类希腊人之于希腊化民族。华人每将自己混同于历史上的华夏族，故以黄帝子孙自居——像朝鲜人同是华化民族，因为没有生活在华夏族的历史记忆中，只将始祖上推檀君。檀君当为血缘始祖，黄帝则更多是文化始祖。他的陵寝就象以色列的锡安山一样成为民族意识的图腾，而王船山在亡国之后以黄帝为认同符记阐发的民族主义思想亦与近代的犹太复国主义依稀相似。从人种上说，河洛一带的居民与古华夏族最为相似——向以衣冠之族著称。当其将居处命名“中原”时，或许仍在怀念原始故乡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五胡乱华之后衣冠南渡，中国文明的重心才逐渐移到了长江以南。
近东是人类文明发祥地，犹如高峻的分水岭——岭西降水会聚于欧洲，岭东降水会聚于中国。在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的乌尔迁往迦南之前几百年，东迁的华夏族就在万里之遥的华北寻到了他们的神州。《史记》和《旧约》皆由民族历史的叙述阐发天人相与之际独到的宗教理念，顺流上溯源头或是苏美尔文化孕育的以天或安神为至上神的信仰。泰山封禅之柴祭和“以撒的燔祭”如出一辙；《伯夷列传》对天道的慨叹与《约伯记》对神明的怨诽理无二致；武乙僇辱天神为暴雷震死，以色列人亦因触怒上帝而遭惩罚；商纣无道，武王克殷革命——相似的是扫罗失德，大卫受膏继位。《史记》属于理性时代，《旧约》则属于信仰时代，更像《诗经》和《尚书》。《诗》、《书》之国命天授观即带有浓厚的一神信仰色彩——因其仅涉王者，不像犹太教与全民发生关系，故而可与社会上多神信仰并行不悖。商纣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则相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史记》在天命论上与《诗》、《书》颇有渊源，但更多受到《易传》、《春秋》所发明的新经学的影响。“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太史公的“上帝”隐于历史运动之中而不在其外，仿佛黑格尔之理性——不同的是前者的历史观是循环的，后者的则是上升的。在司马迁看来，汉高祖所以得到天命并非由于德行纯粹，而是因为性情作为顺应了历史循环之势。天人之际悠关国本。辕固和黄生曾争论汤武受命于景帝前，景帝以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争论使之聚焦，一旦息诤便不成问题。后来正史仅由叙述史实交代天命的传承与政权的转移——当其将造反者贬为盗贼时，就已暗示谁是真正的业主——手法略同佛家遮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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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之战和牧野之战的结局使中国文化演变为天坛祈年殿那样坛庙相连的复合结构——下层是光怪陆离的本土多神信仰，上层则为某种洁静精微的外来一神教。从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一窥二者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古华夏族之精神后裔，儒在文化昌盛的承平时代始终掌握着中国之权柄——而到了唯力是尚的乱世便被内外蛮人所篡。他们诵习礼乐，以学显于当世，犹如拉比之于犹太社会。文言或司马迁所说古文乃其专用语文，推究原始大约是某种语法结构与本土口语截然不同之语文的直译——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和希腊文拉丁文一样代表着一个已在历史上消失的文明民族遗留的教化典型——《太史公书》本身便是古文之范本。利马窦来华之初身着僧服，为士大夫所轻，后来改穿儒服、诵习五经，才融入中国的上流社会。儒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战争中站在洪杨的对面，却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倒向朱毛的阵营。一位犹太先知显示了神通，他所散发的似曾相识的精神气息不知不觉地催眠了华夏的传人——欲知所以然就要从《史记》开篇《五帝本纪》慢慢道来。四诗之中《雅》、《颂》庄重肃穆，体现华夏风貌；《国风》纯真自然，象征本土精神——周孔和庄周分别是两种气质的人格典范。“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书自序》）。《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继二圣之业再度结集华夏文化——至若《历书》、《天官书》则远绍两河之苏美尔文化。比较之下史迁对庄周可说略无敬意——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径以“猾稽乱俗”讥之。魏晋名士则相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人心思敏锐，已然觉察华夏文化与东亚民族人种气质之不谐。这就好像尼采厌憎基督教之犹太气质，转而青睐希腊悲剧、印度佛教以及查拉图斯特拉。在儒家内部，朱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近于华夏气质，阳明为代表的自由派近于本土气质。晚明之时，保守派与基督徒缔交，自由派则与佛教徒结盟——二者阵线分明有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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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制礼作乐的周公便是标帜三代历史的伟大人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周本纪》)。宋乃文化保护区，像“桃花源”般延续了有殷一代的文物制度——涉足其间仿佛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上，回到了前朝。使无文章著述，由其政治举措也可想见周公的思想深度和文化修养。道理上说宋国诸侯并非周天子臣属，而是前任，于其封地享受退休待遇——先有《殷本纪》才有《周本纪》。“本纪”彰显天命传承，项羽立为本纪即言汉家合法性自楚继承，改称“列传”则表示政权承自赢秦。存亡国的周公视人为文化人，而灭六国的始皇只视人为生理人，以为收天下兵便可传位于万世——素质高下判若云泥。若将周公拟于摩西，孔子就有些像耶稣，周文在他那里流衍为有教无类的世界宗教。今文经学将孔子尊为受命改制的救世主，略类基督教；古文经学则视之为绍述古典的伟大教师，有如犹太教——前者之文化华夷观完全泯灭了种族的界线，而后者之历史记忆又使华人混同于史上的古华夏族。《史记》即熔今古文经学于一炉。《孔子世家》讲孔氏年轻时因出身微贱遭人歧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终于成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至圣。内圣之学即大人之学，千千万万的人只是生理上的大人，而儒家所言大人则是精神上的大人。赵括谈兵辩才无碍，以为天下莫能当——其父赵奢知道他很不成熟，将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视若儿戏。如何才是大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是大人；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弗取的鲁仲连是大人；致富有方而僮仆赖以为生的古代资本家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大人；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的孔子更是大人中的大人。
“世家”象征贵族时代，古乐为其时之声文；“列传”代表平民时代，新乐为其时之声文——前者像古典音乐，后者则像流行音乐。魏文侯听古乐唯恐卧而听新乐则不知倦，当此之际，《左传》里面隐于幕后的小人已随心智成长走上了前台。原始生命的爆发终于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超级利维坦——秦汉帝国相当两河之古巴比伦王国。帝国的兴起使政治家的视野超出《禹贡》九州的范围，开始关注最具威胁的战略对手。“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匈奴列传》）。此类文字为政策制订提供参考，极具实用价值，可以说与今日之地区研究一般无二。列传由汉匈交往的历史了解对手性情思路，检讨己方政策得失，有些像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从记载上看匈奴的民情风俗异常适应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而中国之礼乐文明则以反自然抑本能为特征——今文家以及诸子百家针对周文之敝阐发的损文用忠的观念肯定受益于周边原始社会之考察。匈奴王族亦出华夏系统——南至蜀越，北到匈奴，黄帝子孙每藉政治实力与文化专长成为土著民族首领。华夏族携带苏美尔文化，又在吸收东方各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新，终于造成风靡东亚的华化运动。中原为华夏文化辐射中心——最近在二里头宫殿区发现贵族墓，葬俗即与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相似。匈奴举事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此和金文所见生霸死霸一样皆乌尔月神崇拜之流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甚至玛雅文明也有可能濡染华夏之风——美洲金字塔就像两河塔庙而与埃及金字塔相去甚远。今日考古学者惟于本土忣忣探察文明之源，而当日汉人却在西域展开寻根之旅。张骞在报告中说安息长老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不知是否将西王母混同于西亚传说中的示巴女王。穆天子与西王母之艳遇简直就是所罗门与示巴女王之情事的东方版本——前者男方拜访女方，后者则女方拜访男方。汉武帝富于幻想，对神话传说充满好奇——太史公则极为理智，一向不语怪力乱神。《大宛列传》开创了中国的西方学传统，唐人《大唐西域记》以及清人西北史地之学皆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延伸。泰西东方学的兴起亦与欧洲人的寻根意识不无关系——比如，亚述学有助了解《圣经》背景，印度学则有助了解雅利安人种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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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禹铸鼎象物以来，九鼎就成为华夏王权的象征。“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子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楚世家》）。楚掌握硬权力而周则掌握软权力——资历和威望同样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楚庄王观兵周郊，炫耀有形的实力；王孙满则侃侃而谈，展示无形的实力。管仲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因为巧妙地融合了两种权力——桓公与其他诸侯伯仲之间，假借王室的威望才能使已意畅行无阻。三家分晋及田氏代齐皆因周天子之认可获得了合法性。而至五国相王之时，东周垄断的软权力已然销蚀殆尽。按照周人的观念，王生前是天子，死后依然为子，在帝之左右——秦齐称帝连横，从此确立了帝尊于诸侯王的地位。七雄之中赢秦与山东六国大不相同，秦像一往无前的青少年，山东则如瞻前顾后的老成人——吕不韦曾尝试将后者的记忆嫁接于前者的躯体，惜乎功败垂成。至秦并六国，外部的敌人潜入腹心而函谷关顿失屏障——青少年只看见权力带来的荣耀，却低估了其所隐涵的风险。这支强悍的民族依照丛林法则削平群雄，终因无法化敌为友以出丛林走到了自己的末路。秦之骤亡与君主个人性格上的弱点亦密切相关。始皇帝专制集权，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不中呈不得休息——偌大疆域只一头脑，反应迟钝可想而知。汉高祖就比他豁达，封建诸侯，将大公司拆成若干分公司管理——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回顾前史，周室譬若父母，诸侯则如儿辈——幽厉以降，前者日益衰老而后者逐渐长大，相互间龙争虎斗、四海沸腾。自汉兴天下一统，父母换了身体、健壮如昨；自立门户的儿子则又回复童稚、受到监护。
汉继周业，所不同的是贵族时代蒙昧的小人已然成年，需要集体的记忆。太史公便将华夏各分支的历史融会贯通，编织了一张珠珠交辉、影影重叠的因陀罗网。《秦本纪》有个“我”，《赵世家》有个“我”，《魏世家》有个“我”，《韩世家》有个“我”，《楚世家》有个“我”，《燕召公世家》有个“我”，《田敬仲完世家》有个“我”——诸多小我在因陀罗网里泯灭了是非恩怨，化成兼容并包的大我。和这个大我融为一体的人则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成为“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