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 1682）汉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顾炎武终身为反清事业奋斗奔波，这与国破家亡的经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教育有着密切关系。“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顾炎武： “贵廉”“有耻”训古今
顾炎武，生逢明清朝代更替之际。战乱，给华夏大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面对同胞的苦难和华夏文明的危机，顾炎武立下了一个终身的誓言——“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他一生辗转，以天下为己任，以学术兴天下，是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之一。
现在应该说已经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这个主张就是顾亭林（炎武）先生提出来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最能代表顾炎武爱国思想的名言。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人主流和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但在明未清初，顾炎武把古老的爱国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行己有耻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古韵研究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

顾炎武在《廉耻》中认为“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廉耻之心是人类所独有的,如果没有的话...这就告诉大家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该做,要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抑耻。同时告诉我们礼义廉耻四者中,“耻尤为要”,孔子与孟子对此都有精妙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