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答：
　　怀着崇敬的心态拜读了《中国近代史》一书。读完之后颇有所得。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近代化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不可能找出为何如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惰性。他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个话颇有分量。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鸦片战争震撼的当初迅速走上维新抑或革命之路呢？
　　本书以恭亲王奕欣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 然而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了。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全盘西化”口号为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意即对西方文化都不预设任何的人为限制。或许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值得推崇的，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应为他们的勇气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