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浪漫主义大诗人，又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重要人物，他开创了“长吉体”诗歌，与李白、李商隐三人并称唐代“三李”。
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因而被称为“诗鬼”。
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赞之为“骚之苗裔。”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薛雪（《一瓢诗话》）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即温庭筠），尤益另炷瓣香。”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依约楚辞，而意取幽奥，辞取环奇。”高棅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黎简甚至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毛泽东主席与陈毅元帅探讨诗词时也曾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致陈毅》）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杜牧含蓄地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钱钟书评曰：“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但在作品中出现的“死”字却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这反映了他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有的诗中也流露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思想。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
吴企明说：“如果假诗人以年寿，使他有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和创作实践，那么，诗人的思想将会更成熟，观察和表现社会生活将会更为宽广和深刻，他的缺陷和弱点将会更少一些，长吉诗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他喜欢在神话故事、鬼魅世界里驰骋，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抒发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他因此被后人称为“诗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