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评郑著本书第二册中，为李群玉的出处问题，曾加指摘（参阅后面的附论）。兹读续出各册，无意中又发现不少疑问。例如：

　　（一）《旅獒》是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而这二十五篇之为梅赜伪造，阎若璩已从种种方面证实，郑先生也说这个证实已经“成了一个定谳”（页四三）。但是，他在叙述《尚书》内容“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时，为要证明“《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纪事列于其首”，也不惜引用这篇伪史料的“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页四五）。其实，除《旅獒》外，《金滕》便有现成的例子，为什么弃而不用?

　　（二）引《诗经》原文，也有许多不经意处。如“匪言勿言，匪由勿语”，误作“匪言忽言，匪由忽语”（页六一）。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误作“匪鸡之鸣，苍蝇之声”。又“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为《郑风·东门》之诗，而郑先生则误作《东风》。同诗：“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也误作“岂不尔思，子不我既”这类的错误，我相信必不止此，但也不能替郑先生逐条校对，只凭记忆所及，随手拈来而已。像这样杂引伪史，误改题文，在郑先生著书既多，注重在提纲挈领，或许不拘小节，以为是无关宏旨，其实是贻误初学的（像“匪鸡则鸣”改作“匪鸡之鸣”，相信决不是手民之误。我所引各例，查过《勘误表》，并未改正）。

　　（三）第三册页六五七至六五八论北宋词人：

　　向镐字+之（按；疑丰之之误），河内人，有《喜乐词》。他和黄庭坚一样，也颇喜用当时白话写词，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像《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这样明白浅显的词句，郑先生为什么“不能懂得”?我真“不能懂得”。按这首词，实是李易安作的（见《词统》》，四印斋刊《漱玉词》，把它收入《补遗》里面。虽有传说是向镐所作，但只要稍有文学功力，稍稍读一下李向二人作品，即能辨出这词应归入那一集。即使郑先生认为两可，则两可的作品，尤不应举为某一人的代表作。又《喜乐词》条下郑注云：“《喜乐词》有四印斋汇刊《宋元三十一家词》本”。案《宋元三十一家词》的目录如下（据光绪十九年原刊本）：

　　一，逍遥词；二，筠溪词；三，＋榈词；四，樵歌拾遗；五，梅词；六，绮川词；七，东溪词；八，文定公词；（以上第一册）九，燕喜词；十，梅山词；十一，拙庵词；十二，宣卿词；十三，晦庵词；十四，养拙堂词；（以上第二册）十五，双溪诗余；十六，龙川词补；十七，龟峰词；十八，梅屋诗余；十九，秋崖词；二十，碎锦词；二十一，潜斋词；（以上第三册）二十二，覆瓿词；二十三，抚掌词；二十四，章华词；二十五，藏春乐府；二十六，淮阳乐府；二十七，樵庵词；二十八，墙东诗余；二十九，天游词；三十，草庐词；三十一，五峰词。（以上第四册）

　　并没有《喜乐词》。其中《燕喜词》是曹冠（宗臣）所作，又非《喜乐词》之误。另有《四印斋所刊词》，包括《东坡乐府》等十七种，亦不收《喜乐词》。然则，郑先生所谓“有《喜乐词》”云者，果何所据?

　　（四）页二零一 “魏与晋的诗人”章中，把诸葛亮列为诗人之一，并抄了“一首很平淡的咏史诗”——《梁父吟》——以为证。按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这句话，见于《蜀志》。照字面讲，这里的“为”字可作自己创作的“作”字解；也可以说是有好吟别人作就的诗的涵义。郑先生既已经把诸葛亮列为诗人，可见他的心目中，《梁父吟》必是诸葛亮的创作了。因此，我们为史料的正确性问题计，不得不辨。我以为《蜀志》所载，是说诸葛亮一面耕地，一面哼哼《梁父吟》；是说他喜欢那首歌，不是说他自己作那首歌。若只凭“好为《梁父吟》”五个字，便断定《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李群玉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抱膝时为《梁父吟》”（《长沙紫极宫夜雨愁坐》》；也可以说是杜甫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恐怕在前朝的诗集中，这类例子多到指不胜屈，我们安得把人人都指为《梁父吟》的作者!再看前人对于这首歌的意见，也是如此。郭茂倩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谢希逸《琴论》曰：“诸葛亮作《梁父吟》”。《陈武别传》曰：“武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数十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蜀志》曰：“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然则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父，山名，在泰山下。 《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父吟》，与此颇同。（《乐府诗集》卷四十一）

　　所谓“梁父吟，曾子撰”一类的话，当然未必可靠，但非诸葛亮所作，亦已大白矣。

　　二 史料的取舍

　　一部著作既名为“史”，作者便应当根据史实，对于史料的取舍，不应该阿其所好。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或不熟悉的话，本来是不很容易的事。 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大都缺少训练；而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

　　（一）作者对于“赋”——特别是汉赋——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的代名词”，和骚坛的“无病呻吟”。（页二一九）要说《三都》《两京》 一类汉赋是一篇篇的“呻吟”，我以为是一件很勉强的事。要用“遍搜奇字，穷稽典实”来呻吟，我想班固张衡诸人，虽然“诗思消歇”，或许不致一笨至此!至于汉赋的体裁，在浮面上诚然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但它气魄的雄伟，典实的精博，词藻的丰富，音调的朗亮，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似不应当受人菲薄。其实它也是诗，是Descriptive Poetry。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真正的Epic( 有些乐府古辞在量的方面太差：《西游记》和《平山冷燕》等等在质的方面又太不像样) 。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能写Epic的伟大诗人。只是因为文献不足，不能使伟大的诗人往那条路上走，没有现成的基础让他们建筑起Epic的宫殿来罢了。实际上，一些伟大的诗人，往往在别的体裁上透露他们能写Epic的天才，而汉赋的那种Grandeur（宏壮，威严，华贵）正是Epic所有的。郑先生又说:“汉赋的作者们，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页二一九)但惜我还没有见过屈原或宋玉做过《三都》《两京》一类的赋!

　　（二）作者因为不满于汉赋，所以后世和赋相类的“骈文”，也同遭摒弃，甚至于和赋不相类的后汉三国的表章书启，都没有给它们丝毫地位。其实建安七子和曹（丕，植）吴（质）等人的书札，也不一定在他们的五言诗之下。五言诗限于字句，写不酣畅，又往往刻意为之，后世读者遂不免感到疏隔。反不如当时亦骈亦散，恣笔纵横的书札表章（如《荐祢衡表》，《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能够表现个性，透露各人心灵的消息。《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其实岂仅公干（刘桢）而已，我们读曹氏兄弟，吴质，和陈琳的书札，比读他们的诗要亲切得多。这些都是当时的白话书札，不应遗弃。至於《梁父吟》之不是诸葛亮所作，评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可怪的，是作者因为错认了，便硬把诸葛亮也列为诗人之一。除引了《梁父吟》外，还说起了许多“今皆不传”的著作，而于传诵至今，直率动人的《出师表》，反不提起只字!

　　（三）四六骈文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中，也不应当完全遗弃。本来，中国文体，除诗歌外，有骈散二大流，到六朝初唐，骈文不仅全部征服了散文，连诗都被它吞没不少；六朝轻清的小赋，便是诗给骈文并吞了的产物。自后汉以至盛唐，四六骈文统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坛，连诗歌都被它逼得“绮靡不足珍”了，一直等到韩愈起来革命。但是令狐楚，李商隐诸人还来一个光灿耀目的回光返照。李商隐自以为他的四六文不在他的诗以下；在述他从令狐楚学四六的经过，有“自从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之句，是何等自负!王维的书札，刘知几的《史通》，都脱不了这一体的樊篱。而郑先生在“六朝的辞赋”章中，轻描淡写的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弥衡王粲讲起，总共不到五页（页三零六——三一零）！以全书一千六百页计算，不及三百分之一。

　　（四）关于北朝文学，大体上也嫌简略。《乐府诗集》所收北朝诗歌，如“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和“男儿宁当格斗死，安能拂郁筑长城!”一类极伟大的作品，都不曾提起。

　　（五）从另一方面看，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则虽并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即如《西厢记》的本事，凡稍留心中国文学者，类能知之；在文学史中，简要的叙述一次果也不妨，不叙却也没有关系，郑先生则把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叙述至三次之多（页六九四——六九五，七零零——七零六，八五九——八六二)。前后共占十余页，较“八朝的辞赋”一章多二倍有余。故事前后叙述作者，故事源流，版本及解释内容一类的文字，还不在内，又如“讲史及英雄传奇”一章中的《全相平话》在文学上可称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只在“有过这么一回事”上面。一个专门学者，可以把它的发现的经过，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那么厚就那么厚的专书；但在一般人适用的文学史中，毫无问题，它只能占极少篇幅，只要说明“有过这么一回事”罢了。而郑先生则似乎对于讲史平话故事特别感到兴趣，把五种平话的故事内容，浩浩荡荡，从“武王伐纣”一直讲到“刘聪灭晋”总共占了十八页（页九三八——九五五）。这一章所占的篇幅，几抵“六朝的辞赋”全章的四倍，比“南宋诗人”一章还多一倍。其实这些平话的内容，据郑先生自己说：“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军谈，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白字破句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页九五六）。郑先生一口气把“无稽传说”“神怪军谈”的故事说了十八页还不够，又把“鄙陋不通”，“白字破句”的原文引了四页（页九五六——九五九）。而他叙述北宋大词人晏几道，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页六三三）；对于“诗存者不下万首”的陆游，仅仅引了两首七律，连上叙述，不到八行（页七九六）！

　　在“批评文学的复活”一章中，作者提出朱熹诸人用直觉来读古书，很是恰当。但作者说：“从六朝以后的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页八零七）。我想作者也许只看见了陆德明的《释文》，没有看见刘知几的《史通》，所以才说那样厚诬唐人的话。实则，宋人的批评，出发点是求哲学上的真，《史通》的出发点是求史料文献上的真。以言性质，则刘氏的书似更属于文史批评方面。宋人著作则偏于哲学上的“知识论”方面。说到“专门的批评著作”，恐怕《史通》一类的书不能算不专门，也不一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专门。以诗论诗的风气，也是唐人开的。李白《古风》中一首“大雅久不作”便是一篇论诗的宣言。以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义山的《漫成五章》（首二章），实开后代论诗绝句（如元遗山）之风。李杜诗中零零碎碎论前人及当时人诗句的，也不在少。司空图的《诗品》虽只及原则，不实指诗句，其实不在宋人许多闲谈式的“诗话”之下。后人诗话，多从《诗品》揣摩出来：《艺苑卮言》所用种种拟诗的譬喻，尤为明显。所以如果抹煞古人的著作，回头又来说他们批评精神的堕落，不能算是一个平心之论。

　　三 不传及非名作人史

　　郑先生最根本的错误，是在写书的时候，不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而以各代史书中什么文苑传，文学传的人名单为中心——特别是宋元以前的部分。因此，就产生了两种最严重的谬误：

　　第一，许多极重要的作品都被遗弃，或竟潦草敷衍。如前面说起的《乐府诗集》中许多诗歌，魏晋的函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许多美丽的骈文（如《三藏圣教序》等），佛教的许多文学性极重的传记及经典（如法显《佛国记》，《本缘部》的许多譬喻经等），唐代极好的白话文（如《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等），都占不到地位。又如苏东坡的诗只引五七言各两句；而关于他连同他父亲老苏和弟子由的叙述，通共不到九行（页六一五——六一六），这种忽略的写法，将使读者对于许多伟大的作家，无从得到明确深刻的印象，无从感觉兴趣，无从觉得他们的伟大——虽然郑先生也不吝惜地用“伟大”“大家”，“晶莹的珠玉”一类不着边际的字眼。

　　第二，许多极小极不相干的作家，因为偶然在文苑传上占有数行传记的位置，便不管他有无作品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不是文学，郑先生都把那些人的姓氏，籍贯，官阶，卒年，依样照开；或者补上一句：“有……集”。连作品极幼稚或竟并无作品传下来的，也都把这个一定的公式套上。试举数例如下：

　　秦宓有《远游》一诗：“……”颇具稚气，难称名篇。宓字子教，广汉绵竹人，刘备平蜀，以为从事祭酒。后为大司农。（页二零二）

　　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时为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卒。张融字思光，吴郡人，齐时为司徒，兼右长史，是稚圭的外兄。二人情趣相得，并好文咏。然所作零落已甚，并不足观。（页二八二）

　　叶宪祖，字美度……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他所作传奇有《双修记》，《四艳记》，《玉麟记》……《玉麟》、《双修》二记，皆未见。……宪祖的诸记，……也足以使人感得不舒服；特别是《四艳记》，四段故事，情节皆面目相似，读之尤恹恹无生气。（页一一八一）

　　车任远宇+斋，号遽然子，上虞人，著《四梦记》。……今《四梦》原本未见，唯《焦鹿梦》存耳。此剧……叙述过于质实，反失空灵幻妙的趣味；教示过于认真，又有笨人说梦的感觉……（页二二八）

　　孙原文字南公，号笨庵，无锡人，著《饿方朔》一剧，今不传。（页一二一九）

　　陆世廉，字起顽……长洲人。宏光时官光禄卿。入清，隐居不出。著《西台记》……惜今亦不传。（页二三零）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与其把这一类既非名作，又多不传的玩意儿来占据宝贵的篇幅，何如就把正史中艺文经籍各志的“集部”或“子部”的东西整个抄了进去！

　　四 意义不明

　　郑书颇多晦涩之处。例如：（一） 页一五一：

　　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体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

　　在这里，既有所谓“《陌上桑》等”云者，则除《陌上桑》外，当然至少还有一篇；加上《陌上桑》，便有二篇，怎么“只有……一篇耳”？假使“等”是多余的，怎么接着又说“在实际上只有两篇”？究竟是“《陌上桑》等一篇”，还是“《陌上桑》 一篇”？是“只有一篇” ，还是“只有两篇”？

　　（二） 页一六零

　　第四类“清商曲”（按此承上页论汉代乐府古辞）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

　　《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 《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双白鸪》，《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

　　这段文字和上面所引一段对看，似觉自相矛盾。上面说乐府歌辞中五言叙事诗只有两篇（指《孔雀 东南飞》及《悲愤诗》），而这里说到的《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和郑先生所不曾说起的《上山采靡芜》，都是五言叙事诗，不知郑先生将何以自解?

　　（三）页一六五：

　　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

　　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四） 页一七二： 。

　　他（指刘歆） 又极力表章著了一部绝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周礼》。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一个偏见。

　　“表章著了”四字，令人莫名其妙！是他表章了《周礼》，还是他著了《周礼》?假使他只是表章而已，则郑先生是不是以为《周礼》确是所谓“周公居摄以后作”？ 如果郑先生也以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是刘歆自己弄出来的玩意儿，那当然是“伪作”为什么郑先生还说“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偏见”？。按照郑先生的意思，这部托名为“周公居摄以后作”的《周礼》，似是大政治家刘歆弄出来的；可是又不准你说是刘歆伪作，你若这样说，便是“不近情理”，便是“偏见”。

　　（五） 页一八六：

　　既疑《萁豆诗》过于浅薄显露，不似子建的口吻，且此诗本集不载，仅见于《世说新语》；何以又在前页说“子建便也高唱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五 考证太简略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写文学史最大困难之一。郑书中关于考据部分，就是失之太略，试举一例，如“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作用实是微之又微的”（页二六六）。不知此语有何根据?据我看，佛教文学在唐以前的中国文学中至少引起了下列各种问题：

　　第一，因为佛经的梵文，每句往往是八个音节，所以译文也随之而以四言为句，每二句合成八言。这种工整的文体，促成了后来四六骈文的发展。又因为梵文佛经中有每句十音节的偈语，在译文中遂有五言的诗偈。此种诗偈的五言译文，起源极早。《大藏经》所收后汉时安世高，康孟详，支曜的译文（如安译的《佛说尸迦罗起六方礼经》，《五阴譬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及康译的《佛说兴起行经》，《舍利弗摩诃目莲游四衢经》等），便有极朴质畅晓的五言诗偈。此类诗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不仅在于促成了五言诗的发展和运命，并且直接影响了五言诗作者的思想。陶渊明的三首“神”“形”“影”的酬答，谢灵运的《十譬赞八首》，便是最好的例子。正因为有陶谢的酵，所以才酿成王维王梵志的酒。

　　第二，是因为梵读的音转，而起中国文字的四声。没有四声，恐怕唐诗，宋词，元剧，昆曲都失了最主要的神味——音乐性。而四声之起，在唐以前；四声之来，由于佛教文学。

　　第三，佛教的故事，直接跑进中国文学的园地，为中国作者所叙述（不是翻译）。试读《水经注》，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更不必求之于法显《佛国记》一类的书。

　　然而郑先生却说：“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的作用是微之又微的。”

　　六 其 他

　　（一）页六六二：“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以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这话未免有些说得过火。要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 《子夜》，王（昌龄）崔（颢）的七绝，张籍的《节妇吟》，李白的《长相思》，和温（庭筠）周（邦彦）的短令长调等果真“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为什么作者对于上述这许多“粪土”又不在摒弃之列呢7．

　　（二）页二四八： “陶谢并称，然渊明远矣”。不知所云。似此文字上的疏忽，竟弄得意义不明，希望再版时，作者有以修正。

　　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如果读者能取这书之长而善读之，当能得到这本书对于他们的益处。我们也很希望郑先生自己或其他学者，仍就现有材料，更作精审的研究和著述，完成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附 论 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

　　我在《新月》四卷六期发表批评郑著《文学史》后，著者即有一函，致《新月》编辑，刊在四卷七期，声辩“变文”发生时代，词的起源，李群玉出处等五点。这五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随即也有一篇很详细的答辩文，寄给《新月》编者。后因印刷方面的问题，《新月》未能刊出；我的稿子也无法索还；以致有许多人误会我已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承认了郑先生的主张了。其实不然。今乘重评郑著之便，谨再答辩。

　　（一）关于“变文”发生的时代问题 “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郑先生说他“这话是不能动摇的”有许多理由，都与《插图本文学史》所说的大致一样。无庸代为重述。其实，我也并没有意思要“动摇”这话，因为这话的确不能“动摇”。郑先生如果再稳当一点说：“变文的发生，总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前吧”，那就更不能“动摇”了。问题是：开元，天宝以前，盖亦久矣夫，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但究竟是前十年前五十年，或前一百年，前二百年”——郑先生问，“则谁能明白的指出呢?”我的回答是：文学史的著者应能明白指出。

　　我认为《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即是变文的起源，郑先生不承认我的话，理由是因为他读了《广弘明集》卷十五梁简文帝的《唱导文》，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使他“爽然若失”的否定了。我想郑先生弄错了。郑先生大概对于《广弘明集》的文章和《高僧传》所记的，都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内容，所以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两件绝不相同的事。郑先生引了一段梁简文帝的文章以证明和“变文”的不同，那当然是不同的，但可惜郑先生没有把那文章看完，看出它内容结构的要点何在。郑先生读《高僧传》，似乎也只读了“传记”部分，并没读“跋论”部分，以致对于《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未了解。《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谓“唱导文”，或“礼佛唱导发愿文”或“忏悔礼佛文”，其实都是“发愿文”。郑先生如果把简文帝的文章再耐性一点儿读下去，可以发现：

　　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旃檀德佛……

　　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

　　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寿，北方相德。……

　　奉愿离明内映，合壁外和，玉震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既善温文之德，实著监国之重。……

　　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

　　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佑；兴七觉以炳照，冏十智于常乐。闺守奉仁，宫储钦德……

　　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

　　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也是这样的：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礴，前星照耀，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闻令望，道均于旦奭……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

　　愿现在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

　　《忏悔礼佛文》的内容和形式，与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方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

　　仰愿重明累圣＋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渠，邀游宝殿。……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磬石过于隆汉；……

　　《初夜文》也是如此，无非是“仰愿大王殿下”之类。我因为要让读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内容和格式是怎么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这些文字，据我看，完全是千篇一律的“发愿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第四所收《广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没有“唱导”字样，仅作“礼佛发愿文”，可见我的论断无误）；和“变文”当然不同，和《高僧传》卷十三所谓“唱导” 的本子，我以为也自不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奉为”“仰愿”满纸塞行的善颂善祷，岂能使听众“心形战栗”“怖泪交零”？这样骈四骊六的文章，又岂是一般听众所能感到兴趣而爱听?《高僧传》所谓“

【董逃行五解】（古辞）
（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也。终有董卓作乱，卒
以逃亡。后人习之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儆诫焉。”《后汉书·五行志》曰：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
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
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
案‘董’谓董卓也。言欲跋扈，纵有残暴，终归逃窜，至於灭族也。《风俗通》
曰：“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太禁绝之。”杨阜《董卓传》曰：“卓改
《董逃》为‘董安’。”《乐府解题》曰：“古词云‘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
险大难。’言五岳之上，皆以黄金为宫阙，而多灵兽仙草，可以求长生不死之术，
今天神拥护君上以寿考也。若陆机‘和风习习薄林’，谢灵运‘春虹散彩银河’，
但言节物芳华，可及时行乐，无使徂龄坐徙而已。晋传玄有《历九秋篇》十二章，
具叙夫妇别离之思，亦题云《董逃行》未详。”）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险大难。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但见芝草，
叶落纷纷。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其端鹍鸡声鸣。但见山兽援
戏相拘攀。小复前行玉堂，未心怀流还。传教出门来：“门外人何求？”所言：
“欲从圣道求一得命延。”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
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
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

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等并行于世。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平
作者：佚名
早年生活
　　吴澄出身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据危素《吴文正公年谱》和虞集《吴公行状》记载，其祖父吴择为人宽厚，不屑细务，擅长于诗赋写作，又粗通天文星历之学。父亲吴枢性格温纯，对人诚实谦让，与世无争；平日乐善好施，热心帮助他人。有一年，其乡瘟疫流行，医生惧怕疾病传染，居然不敢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灾日益严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卧床不起。吴枢眼看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他遍寻民间秘方，连日上山采集药草，亲手煎成汤药，挨门挨户送给病人服用，为不少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许多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乡里有些穷人死后无钱办丧事，吴枢便慷慨解囊，尽力周济。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吴枢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一贯关心和同情穷苦人家，终生以助人为乐，由此深受乡里人尊敬和爱戴。这个有一定文化教养和优良道德传统的家庭，对吴澄的一生无疑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正月十九日，吴澄诞生了。他从3岁开始，颖异日发，与一般儿童迥然不同。当时，祖父特别喜欢他，经常教他读一些古诗，几乎随口便能成诵。祖父见他悟性甚高，更加钟爱。日复一日，吴澄渐渐可以背诵好几百篇古诗，家里人无不为此而感到莫大高兴，深信他将来必定会有大作为。母亲游夫人曾带着他去邻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见到吴澄十分可爱，便送给他一些钱币和水果。吴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谢，随即收下了这些礼物。过了一会儿，他想到老奶奶年迈体衰，生活艰辛，自己实在不应该接受老人家赠送的礼物。于是，他满怀内疚，悄悄把钱币和水果放还老奶奶家里，才跟随母亲默默地离开了邻村。
　　宝祐元年（1253），吴澄刚刚进入5岁。家里人从外地聘请了一位老师，专门为吴澄授课。在老师的教导下，吴澄愈加颖敏异常，读书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牢记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专务学习，勤奋不懈，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母亲游夫人担心儿子过分勤学会损伤身体，引发疾病，便定量供给吴澄读书所用灯油，只许他读至半夜时分，适可而止。吴澄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嗜书如命，哪能忍受母亲这种约束，于是暗地到街市买回一些灯油，以满足自己熬夜读书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亲规定的时间熄灯，等到母亲就寝以后，又悄悄燃灯苦读，并小心翼翼地把灯光遮蔽起来，避免母亲发觉。
　　这样，通过日积月累，吴澄读了大量书籍。7岁时，对《论语入《孟子》以及“五经”（《诗》、《书》、《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诵，而且还学会了做诗，又能写作进士赋。9岁那一年，他几次参加邻邑课试，都是名列前茅。
　　宝祐六年（1258年），吴澄刚好10岁，开始懂得治学的根本。他努力攻读大理学家朱熹编纂的《大学》、《中庸》等“四书”章句，每日诵习《大学》一二十遍，一直坚持了3年之久，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来，吴澄曾对学者谈到自己这段经历，他说：“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益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学者于《大学》得分晓，则《中庸》不难读。”
　　景定二年（1261），吴澄13岁。他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开始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时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丛书，吴澄因家贫无钱购买，便想尽办法从售书人那里借书来读，时满—月后便按时归还。售书人曾问他：“你借的书都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吗？”吴澄回答道：“你试抽书中的任何章节考考我吧！”售书人听了，便随意点出书中某页某段文字，吴澄都能熟诵如流，没有一字一句差误。售书人十分惊异，深为这个少年的苦学精神所感动，当下便将一套《古文集成》丛书双手送给了吴澄，勉励他继续用功读书，立志将来出人头地。一年以后，14岁的吴澄头上挽着两个小角丫，前往抚州郡学补试，本州儒士前辈见其文不凡，竞相赞叹。
　　景定四年（1263），吴澄十15岁，他已深知科举之业不足致力，于是专务圣贤之学，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读了朱熹的《训子帖》，见到其中有“勤”、“谨”二字，如得面命而深为信服，认定这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随即，吴澄挥笔写下《勤》、《谨》二箴，又作《敬》、《和》二铭。《敬铭》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术；检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铭》则极言周敦颐、程颢等学人风范以自勉。他常说：“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立严师侧，凄凄乎似秋，而不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吴澄还写了《自修铭》、《自新铭》、《消人欲铭》、《长天理铭》）、《克己铭》、《悔过铭》、《矫轻铭》、《警惰铭》等等，可见他处处自我鞭策，时时自我激励，其勤学笃行的功夫实可谓深矣！吴澄后来之所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师，与他早年的自觉修养、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师事二程
　　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吴澄陪同祖父前往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参加乡试。当时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请名儒程若府先生到临汝书院讲学，这可算是抚州儒学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宁人。他从学于饶鲁（学者称双峰先生，为朱熹门人的“高弟”），得朱熹之传。后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学者宗之，称勿斋先生，又称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围说》等书传世。景定时期正当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举之业为务，而程若府当时却潜心于理学，独以朱子之学传授诸生。吴澄本来眼膺朱学，现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临汝书院拜谒程先生。当他在书院外厅等待先生出来接见的时候，发现四壁粘满揭帖，内容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之说，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学方面的独特见解。吴澄饶有兴致地细看了一遍，又将壁间话语默记心上。他察觉程氏的一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学说，由此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思索。过了一阵，程先生从书院内堂走出来了，吴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谒之后，便向先生请教。其中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程若庸不禁赞叹道：“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从此，吴澄向程若庸执弟子之礼，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程先生深知这位弟子于儒学必有所成，坚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门诸生有不少人却未能真正了解吴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卧病在床，吴澄侍奉汤药，不离左右。这样一连坚持了十多天，他毫无倦怠之色。祖父对吴澄的父亲说道：“吾察此孙服勤昼夜不懈，而神气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吴澄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别喜爱。祖父经常夸耀小吴澄如何聪敏颖慧，以致使乡里人都认为这位老人有誉孙之癖。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吴澄遵循古礼，亲自为祖父操办丧事，凡事先禀告父亲而后施行，一切细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乡亲们都称赞他精明能于。
　　后来，吴澄又师事程绍开先生，通过往来问学，使自己在学业上更加精进。程绍开（1212—1280），字及甫，号月岩，广信贵溪（今江西贵溪县）人。宝祐四年（1256）曾伏阙上书万言，指斥南宋时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进士乙科，授从仕郎，差临汝教授，调宁海军节推，历礼、兵部架阁。他曾自创道一书院，又主讲象山书院，提倡合朱（熹）陆（九渊）两家之说。吴澄继师事程若庸之后，又跟从程绍开问学，深受其“和会朱陆”学说的巨大影响，后来成为元代理学界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澄转益多师，注定他将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二程之学也都是他的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如果说程若庸谨授程朱之学，使吴澄获得“正学真传”，从而在理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程绍开倡导“和会朱陆”，更启迪他“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

接武朱熹
　　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又“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他这样说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问。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吴公行状》）　吴澄在这里高度评价孟子继承儒家道统并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历史功绩，随即又明确指出在朱子之后尚无他人承传道统，实际上自许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此，他在这封书信中又接着说道：
　　澄之韶此时，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以时文见知于人，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而未知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同上）
　　吴澄这几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话语，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
　　此后，吴澄在经学上确实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他鉴于《孝经》因后儒穿凿更改，真伪混杂，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闲儒纂取左氏请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吴澄谨遵朱子遗言。特据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经增删修订，编成《孝经》善本传世。同时，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谈论“孝”的文字，另外编成《孝经外传》一书刊行于世。
　　这一年，吴澄又潜心研读邵雍《皇极经世》一书，颇有所领悟。他不满那些对《易经》抱着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为术数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仔细推究历代治乱相禅、兴衰交替的缘由，从而撰写了《皇极经世续书》。可惜后来因遭受兵火之灾，该书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吴澄应抚州乡贡，以《乾卦保合太和万国咸宁赋》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师应礼部试，不料名落孙山。吴澄虽然成了一个落事举子，但并不灰心丧气。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旧作，编纂成书，题名为《私录》。程若庸先生在此书后写了一篇跋语，其中有云：“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短短几句话，高度评价了吴澄的渊博学识，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当时，南宋日趋灭亡的征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吴澄眼看国家衰败，儒道凋敝，只好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修建了几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安身之所，还特意在门窗上题辞曰：
　　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
　　这显然是取诸葛亮隐居待时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抱负。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没过几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吴澄满怀壮志，未得施展。学友程钜夫深知吴澄当时的良苦用心，专门为他的茅屋题名曰“草庐”。从此以后，四方学者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
穷究五经
　　吴澄到了晚年，更加专心致志，穷究“五经”。在总结数十年治经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撰写了《五经纂言》，完成了经学史上的一大壮举，实现了他终生研究经学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吴澄漫游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入山留居五峰僧舍，历时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吴澄除集贤直学士，特升奉议大夫，朝廷当即委派集贤修撰虞集奉诏前往江西迎致。吴澄应召，于五月启程，八月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县），突然疾病发作，不能前行，只得暂时滞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苏南昌市），修成《书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举荐吴澄为当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刘布囗齐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吴澄殷勤致意，还说：“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来召者，必欲见先生，宜毋以此为辞！”吴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达京师，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诏令吴澄撰写《金书佛经序》，以资皇室追荐冥福之用。他颇有异议，后因皇帝驾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大开经筵进讲。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主持讲席，分派吴澄担任经学讲官。三月，吴澄为泰定帝讲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资治通鉴》数条。由于他进讲时言温气和，经旨敷畅，颇得古人劝讲之体，因此使皇上听后甚为满意。七月，吴澄奉诏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十二月，纂修事毕，吴澄又告病还乡。
　　泰定三年（1326）。张挂上疏皇帝，恳请起用吴澄。他说：
　　翰林学士吴澄，心正而量远，气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赜而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践履之微而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实与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学士，有识君子不以为过。前当讲明创切，温润完厚，康健聪明，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虽蒙恩赐存抚，为礼甚优，然合召还，资其学问，良非小补。
　　于是，泰定帝下诏加授吴澄为资善大夫，仍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但吴澄终究称病未赴。
　　吴澄闲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经”，继《易纂言》、《书纂言》之后，他又陆续修成了《诗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等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六月，吴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医诊治无效，历时数日竟与世长辞。噩耗传至朝廷，有旨加赠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曰文正。
　　吴澄终生治经，孜孜不倦，从年轻时校订“五经”，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再“条加记叙”，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经纂言》。除了《诗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四种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朱熹“高弟”之一）诸人可及也。”
　　的确如此，吴澄撰修《五经纂言》，在编次整理经文的同时，还特别对其内容从义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讨其微言大义，发明张大朱熹之说。他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治经方法，在五经研究上完成了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这一发展过程。毋庸置疑，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的经学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经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吴澄的成就最为显著。

草庐学说
　　朱熹的学说对吴澄影响很大
　　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许衡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象山私淑”。全祖望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卷92）吴澄，就其师授而言，当是朱学人物，所著《五经纂言》，也是“接武建阳（朱熹）”；但从其论学实际来看，吴澄又是元代“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对于朱、陆之学，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异的一面，他企图解决朱、陆之间的矛盾，进而和会朱、陆。在理学上，吴澄确实谈了不少朱学的内容；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因此，草庐学说是折衷朱、陆的产物。
　　以下分别从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个主要的方面，对吴澄的理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论析。
　　道统论儒家道统说，始于唐代古文家韩愈。韩愈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此说一倡，遂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统也就成了儒学名流自谓得孔门心传、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工具。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如此，吴澄则更有甚之。他19岁作《道统图》，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自任。对于道统，吴澄曾有这样的论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诛泅邹鲁，其利也；镰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呼！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元史·吴澄传》）
　　从这段文字中，充分体现出吴澄道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
　　其一，以天为道统之原。韩愈的道统始于尧舜，而吴澄则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这显然高考文言文http://www.zhao-kao.com/1-gaokao-gkwyw-p_0反映了宋以来儒家的宇宙本体观念。
　　其二，高度重视宋代理学。吴澄根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而特别把两宋理学排在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处于终结之“贞”的最高位置。这表明吴澄对于两宋理学的极端重视。
　　其三，一自我标榜为朱子传人。吴澄在《道统图》中，将近古理学阶段从周敦颐发展到朱熹，按序排列为元、亨、利，而处于终结的“贞”却有意留下一个空缺。显然，吴澄的本心是想以“贞”自任，从而跻身于宋儒诸子之列，成为朱熹之后道统的继承人。
　　天道观探讨太极、理、气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理学的基本内容。吴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太极与理气论。关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吴澄认为皆本于“一气”。他曾经说过：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天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堕，歧伯所谓大气举之是也。天形正国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复左。（《吴文正公全集》卷1《原理》）
　　吴澄的所谓“气”具有实体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质料。这种认识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因素。
　　然而，吴澄并未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将宇宙本原另属之于“理”和太极。对于气与理的关系，吴澄认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日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吴文正公全集》卷2《答人问性理》）吴澄认定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气中，理气不可分割。
　　关于理和太极的关系，吴澄则视理为太极，为精神本体。在他看来，天地生灭，人销物尽的变化反复，统统是由于“太极为之”。太极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动静之理，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无增无减，无分无合”。可见，吴澄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太极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这种宇宙观无疑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再进一步，吴澄还把太极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畴。按照他的解释，太极就其“全体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测”而言叫做神，就其“赋与万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高考文言文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来，吴澄的所谓“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是普照天地的万能神，而且它还具有道德的属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也就是天理。
　　心性说人如何认识天理，并做到与之合一，这是理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吴澄则是“和会朱陆”，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说。

元史·吴澄传
【原文】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高祖晔，初居咸口里，当华盖、临川二山间，望气者徐觉言其地当出异人。澄生前一夕，乡父老见异气降其家，邻媪复梦有物蜿蜓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既长，于《经》、《传》皆习通之，知用力圣贤之学，尝举进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盗贼所在蜂起，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钜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上。元贞初，游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日听讲论，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子弟礼终其身。左丞董士选延之于家，亲执馈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荐澄有道，擢应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劝，久之乃至，而代者已至官，澄即日南归。未几，除江西儒学副提举，居三月，以疾去官。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
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澄一夕谢去，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南者。俄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俾乘驿至京师，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几举。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至治三年（1323）英宗驾崩，泰定帝即位。泰定元年，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诏作太庙，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迁奉，而国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集议之。澄议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庙，庙各为宫，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递迁，其庙之宫，颇如今之中书六部。夫省部之设，亦仿金、宋，岂以宗庙叙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于行事，竟如旧次云。时澄已有去志，会修《英宗实录》，命总其事。居数月，《实录》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赐宴国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罢，即出城登舟去。中书闻之，遣官驿追，不及而还，言于帝曰：“吴澄，国之名儒，朝之旧德，今请老而归，不忍重劳之，宜有所褒异。”诏加资善大夫，仍以金织文绮二及钞五千贯赐之。
澄身若不胜衣，正坐拱手，气融神迈，答问亹亹，使人涣若冰释。弱冠时，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屩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至将终，犹不置也。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尤有得于邵子之学。校定《皇极经世书》，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
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坠其舍东北，澄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长子文，终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京，终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孙当，自有传。
【译文】
吴澄字幼清，是抚州崇仁县人。他的高祖吴晔，开始居住在咸口里，在华盖山、临川山两座山之间，（擅长）望气的方士徐觉说那个地方应当会出现不寻常的天才。吴澄出生前的一天傍晚，乡里的父老看见有一股奇怪的烟气降到他家，邻居家的老妇又梦到有一个动物蜿蜓盘旋着降到他家旁边的池塘中，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而这时吴澄出生了。三岁时，一天比一天聪明，教给他古诗，随口就能背诵。五岁时，每天学习一千多字，（总是）从夜里读书到第二天早上，母亲担心他过于勤奋，就节用读书照明用的灯火，不多给他。（但是）吴澄等到母亲就寝后，又燃灯读书。九岁时，与其他子弟参加乡校考试，吴澄常常名列前茅。长大成人以后，对于《经》、《传》都学习精通，特别知道在圣贤之学上用力。曾经参加进士考试，未考中。
至元十三年（1276），人民刚归附蒙古，各处盗贼兴起。乐安人郑松邀吴澄避居于布水谷。于是吴澄在那里作成《孝经章句》，并校定了《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仪礼》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令到江南访求贤才，吴澄被荐选至京城。不久，因为母亲年老辞职南归。程钜夫奏请朝廷将吴澄所著各书置于国子监，以供诸生学习，朝廷派有关官员到他家抄录其著作上报。元贞初年（1295），吴澄游学于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将他迎接到郡学，每日听他讲经论史，记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属官元明善以擅长文学自负，曾经与吴澄讨论《易经》、《诗经》、《尚书》、《春秋》诸经典的深刻内涵，赞叹道：“同吴先生谈论学问，如同探索深渊大海一般，深不可测。”于是终身对吴澄行师长之礼。左丞董士选把吴澄请到家中，亲自（为他）操持饮食，说：“吴先生是天下少有的士人。”他入朝为官后，举荐吴澄有远见卓识，朝廷提拔他为应奉翰林文字。当地官府多次敦请，过了很久吴澄才去赴任，而代替他的官员已经到任，吴澄当天就南归。不就，又任命他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任职三个月后，又推托有病而离职。
至大元年（1308），朝廷征召他为国子监丞。在此之前，文正公许衡做国子监祭酒，开始用《朱子小学》等书教授国子监生，过了一段时间，逐渐变得有失陈旧了。吴澄到任后，每日早晨在堂上点上蜡烛，国子监生按次序接受学业，下午太阳偏西，吴澄就退居日常居所，但是拿着经书来向他请教疑难的人，接踵而至。吴澄根据学生的天赋，反复讲解，循循善诱，常常直到半夜。无论寒暑都不改变。
皇庆元年（1312），吴澄升任国子司业，用程纯公（程颢）《学校奏疏》、胡文定公（胡安国）《六学教法》、朱文公（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为教材。教学分为四科：一是经学，二是行实，三是文艺，四是治事。但这套教学计划没来得及推行。他曾经对学生说：“朱子（熹）主要是在探求天理中得到学问，而陆子（象山）则以静心修养德性为主。如果求学不以德性修养为本，则其中的弊端是必然偏重于语言文字的训诂的末学，所以做学问必须以德性修养为根本，这差不多是对的。”（所以当时）有人就把吴澄归到陆象山学派，这不符合许衡尊信朱子之本意。然而（这些议论者）也并不知道陆、朱之学是怎样的。后来吴澄辞司业之职离开了，从学的国子学生中，有不少不告假也随先生南行的。不久，朝廷又授予吴澄集贤直学士之职，特别授予奉议大夫之职，让他乘驿车到京城，（但当他）走至真州时，疾病发作，没能到达京城。
英宗即位，破格提升吴澄为翰林学士，进升官阶为太中大夫。在此之前，有圣旨要求搜集善本书籍，并加封黄金封面，刻印佛教《藏经》。皇帝在上都，派左丞速速传诏令吴澄作序，吴澄说：“主上抄写佛经，（如果是）为百姓祈福，是非常盛大的义举。如果是用来祭奠，这就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了。福田护佑百姓利益，虽然是人所乐意听闻的，但轮回之事，那些研习这一学问的人，也许有不说的。不过认为为善的人，死后就会向上升天，其中最高的则会与日月齐光；作恶的人，死后就会向下沦为污秽，其中最低的就会与沙虫同类。那些不法之徒就假造荐拔之说，来迷惑世人。如今列为神圣的神灵，上同日月，哪里用得着荐拔！再说建国以来，凡是抄写佛经祭奠的事，不知道有几次了。如果未见效，这就是没有佛法了；如果已经见效，这就是诬蔑他的祖上了。撰写文辞，不可以给后世的人看，请等皇帝回京后再上奏此事。”适逢皇帝去世，此事也就罢了。
至治三年（1323），英宗驾崩，泰定帝即位。泰定元年（1324），刚开设经筵，首先任命吴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年时，诏命修建太庙，议论者常见同堂异室之制，于是修建了十三间祭室。（但是）没来得及迁祀，而国家出现大变（指皇帝驾崩），有关官员对诸位皇帝的排列次序有疑问，朝廷命令共同评议此事。吴澄提议说：“世祖统一天下，全都考定古制而推行。古代天子有七庙，每一座庙都各自为宫，太祖在中间，左边三座庙为昭，右边三座庙为穆，昭穆的神主，各自按次序依次提升，其庙的宫室，很像现在的中书省的六部。设立省部，也是仿照金、宋的官制，怎么能因为宗庙排序就不考定古制呢！”负责的官员急办成此事，最终还是按照原来的次序做了。当时吴澄已经有了去职的想法，适逢（朝廷组织）修纂《英宗实录》，命吴澄主持此事。几个月后《实录》修成，尚未进呈，吴澄就称病请求不再任职。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在国史院赐宴，仍然向吴澄表示朝廷挽留之意，宴会结束后（吴澄）就出城乘舟而去。中书闻讯，派官员骑驿马追赶他，未追上回来了，（许师敬回朝）奏告皇帝说：“吴澄是国家的名儒，朝廷德高望重的老臣。现在请求告老还乡，朝廷亦不忍使他过于操劳，应该（对他）有所特别褒奖。”于是诏令加赠吴澄为资善大夫，并赏赐两匹金织的华丽丝织品和五千贯钱。
吴澄身体好像弱不胜衣，端坐拱手，气度超迈，回答生员的提问勤勉不倦，（常常能够）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吴澄20岁时，曾经著书论说：“道的本源出自天，神人和圣人继承了下来，尧舜以上，是道的“元”；尧舜以下，属于道的‘亨’；孔孟及其儒家，是道的‘利’；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颐）、张载、朱熹的宋代理学，是道的‘贞’。分开来说，在上古时代，伏羲氏、黄帝是道的‘元’，尧、舜是道的‘亨’，大禹、商汤是道的‘利’，文王、武王、周公是道的‘贞’吧！在中古时代，孔子是道的‘元’，颜渊、曾子是道的‘亨’，子思是道的‘利’，孟子是道的‘贞’；在近古时代，周敦颐是道的‘元’，二程、张载是道的‘亨’，朱熹是道的‘利’，谁是今日道的‘贞’呢？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么，道统就此终于不能继承下去了吗！”他很早就这样以继承传统文化思想道统为己任。所以他无论出仕入朝为官，还是隐职在家，凡是他所经过的郡县，（那些）士大夫们都（争着）迎请他去教育自己的子弟。而四面八方之士人不远千里，不畏艰险来向他求学的，常常不下成千上百人。平时稍有闲暇就著书立说，直到生命将尽，仍不搁笔。他对于《易经》、《春秋》、《礼记》，都各有自己的解释和著作，（而且）都能破除以前一些穿凿附会的注释，来阐发书中的深刻道理，条分缕析，见解精到文笔简洁，见识卓越，成一家之言。著有《学基》、《学统》二篇，使学者明了做学问之根本和求学的顺次，循序渐进，（他的学术思想）尤其得益于邵雍的学说。他还校订了《皇极经世书》，又校订了《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和郭璞的《葬书》。
起初，吴澄所居住的地方有数间草房，程钜夫为之题名为“草庐”，所以求学的人称吴澄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1330），朝廷因为吴澄是退休的著名卿大夫，特意任命其次子吴京为抚州教授，以便（他）就近奉养父亲。第二年（天历四年1331）六月，吴澄得病，（当时）有一颗大星坠落在他家房舍的东北方向，吴澄就病逝了，享年85岁。朝廷加赠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为临川郡公，赐谥号“文正”。
他的长子吴文，终官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吴京，终官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他的孙子吴当，在《元史》上有本传。
【注释】
1、异人：不寻常的人；有异才的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向，异人并出。”晋陆机《辨亡论》上：“异人辐凑，猛士如林。”唐杜甫《过郭代公故宅》诗：“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卢子由，武林人。聪明博奥，间世异人，医道迥出寻常。”
2、颖悟：聪明；理解力强。《晋书·王戎传》：“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明徐渭《陈山人墓表》：“山人生而颖悟绝群，年十余，已知好古。”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因教之读，颖悟非常。指示一过，无再问者。”
3、膏火：照明用的油火。南朝梁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心如膏火，独夜自煎。”宋苏轼《上元夜》诗：“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明陈汝元《金莲记·重贬》：“相逢顷刻时，离情又催，心如膏火有谁知。”清方文《穷冬六咏·无油》：“坐不惜膏火，愁随更漏长。”特指夜间读书用的灯火。因亦借指勤学苦读。唐杜甫《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不是无膏火，劝郎勤六经。”宋苏轼《送蜀僧去尘》诗：“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念秧》：“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图竟落孙山。”
4、掾：属官。
5、日昃：太阳偏西，约下午二时左右。《易·离》：“日昃之离，何可久也？”三国魏曹植《杂诗》之三：“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宋曾巩《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昼而访问至于日昃，夕而省览至于夜分。”清陈梦雷《华严岭》诗：“日昃下层冈，遥遥度阡陌。”
6、燕居：（1）退朝而处；闲居。《礼记·仲尼燕居》：“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郑玄注：“退朝而处曰燕居。”《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司马贞索隐：“燕谓闲燕之时。”宋苏轼《四菩萨阁记》：“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清沈初《〈西清笔记〉自序》：“入春雨雪匝旬，燕居多暇。”（2）闲居之所。唐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之一：“假欲崇饰燕居，储备赐与，天子之贵，宁忧乏财？”明宋濂《净慈山报恩光孝禅寺住持仁公塔铭》：“别筑燕居于寺之西麓，曰潜庵，将有终焉之志。”《儿女英雄传》第二九回：“南一间算个燕居，北一间作为卧室。”
7、谒告：请假。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三》：“沆乃谒告，携即时替沆官。”《宋史·常楙传》：“与庙堂议事不合，以疾谒告。”明归有光《戴素庵先生寿序》：“会予以贡入太学，而先生犹为弟子员。又数年，乃与吾父同谒告而归也。”
8、进阶：进升官阶。晋潘岳《闲居赋》序：“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唐韩愈《平淮西碑》：“丞相度朝京师，道封晋国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是其时将军为提督进阶，非实有其官也。”
9、追荐：（1）诵经礼忏，超度死者。唐宗密《盂兰盆经疏》上：“搜索圣贤之教，虔求追荐之方。”《水浒传》第六十回：“寨内扬起长旛，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追荐晁天王。”（2）泛称追悼、祭奠。郭沫若《南冠草》第四幕：“自辽阳战役以来，一切为国捐躯的忠臣烈士、寡妇孤儿，你们都来享受我的菲薄的追荐！”
10、犹或：或许；也许。
11、高明：指天；上天。《书·洪范》：“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孔安国传：“高明谓天。”《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文选·谢庄〈月赋〉》：“臣闻沉潜既义，高明既经。”吕延济注：“沉潜，地，故称义；高明，天，故称经。”
12、荐拔：推荐提拔。《隋书·炀帝纪上》：“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三》：“卫公惊喜，垂涕曰：‘大门官，小子岂敢当此荐拔。’”清严有禧《漱华随笔·李梅崖》：“昔魏环溪先生曾叨荐拔，而未尝称为师，若于公有异，恐无以见魏公地下，故敢如此。”
13、经筵：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宋沈作喆《寓简》卷二：“神宗皇帝御经筵，时方讲《周官》。”《元史·吴澄传》：“泰定元年，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明焦竑《焦氏笔乘·经筵面奏》：“我朝经筵日讲，非徒辩析经史，为观美也；谓当旁及时务，以匡不逮。”清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二：“康熙十年二月，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为讲官，知经筵事。”
14、习见：常见。《后汉书·黄琼传》：“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晋郭璞《〈山海经〉序》：“夫翫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车户李旺行了多日，习见匣子沉重，晓得是银子在内。”
15、同堂异室：即同祀、合祀之制。清代太庙中殿在内部分有十七个小隔间，每间供奉一代帝后，即所谓“同堂异室”，隔间内设置有神龛，龛内供奉帝后牌位，左边陈设有帝后的玉册，右边陈设有帝后的玉宝。在隔间外置有宝座，数目与龛内牌位数一致。至清亡时，中殿内尚有六个隔间尚未使用。
16、大故：重大的事故。多指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祸患，如灾害、兵寇、国丧等。《周礼·地官·小司徒》：“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郑玄注：“大故，谓灾寇也。”《汉书·匈奴传下》：“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颜师古注：“大故，谓国之大丧。”宋欧阳修《与富文忠公书》：“朝廷新有大故，时事多艰。”明张居正《杂著》：“虽历命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宴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
17、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郑玄注：“父曰昭，子曰穆。”汉桓宽《盐铁论·忧边》：“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元年》：“此事亦不难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于伯字行中选择，庶昭穆顺序。”这里指墓地葬位的左右次序。《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郑玄注：“先王造茔者，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明方孝孺《孝友庵记》：“见伯鱼、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孙咸祔其则。”或指古代祭祀时，子孙按宗法制度的规定排列行礼。《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清昭连《啸亭杂录·国初尚右》：“祭神仪神位，东乡者为尊，其余昭穆分列，至今犹沿其制。”
18、集议：共同评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顷岁驳放秦埙等科名，方集议时，中司误以‘驳’为‘剥’。”清昭连《啸亭杂录·醉公》：“东宫虚位，圣祖命诸臣集议。”
19、混一：亦作“混壹”。齐同；统一。《战国策·楚策一》：“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汉书·翟方进传》：“同律度量，混壹风俗。”《晋书·谢安传》：“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明罗贯中《风云会》第三折：“天下虽未混一，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清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义 人至今推混壹全国之功，必曰喀君。”
20、递迁：顺次提升。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周（周弁）田（田子华）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宋欧阳修《论班行未有举荐之法札子》：“臣伏见朝廷选任百官，文武参用……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并无贤愚分别，一例以年岁递迁。”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七章：“其尤者则拔迁农曹各司，但其长式则必以学士、工师出身为之，可递迁为公政府各洲分政府农部官。”
21、旧德：指德高望重的老臣。汉蔡邕《焦君赞》：“惜哉朝廷，丧兹旧德，恨以学士，将何法则。”《三国志·蜀志·杜微传》：“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晋书·何曾传》：“可谓旧德老成，国之宗臣者也。”
22、褒异：特别褒奖。
23、文绮：华丽的丝织物。《六韬·盈虚》：“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三国志·吴志·华覈传》：“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南史·循吏传序》：“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明史·太祖纪三》：“壬申，罢天下岁织文绮。”
24、气融神迈：气度超迈。
25、亹亹（wěi）：勤勉不倦貌。《诗·大雅·崧高》：“亹亹申伯，王纘之事。”《汉书·张敞传》：“今陛下游意于太平，劳精于政事，亹亹不舍昼夜。”宋叶适《故宝谟阁待制知平江府赵公墓铭》：“若夫兢兢于道德之意，而亹亹于事物之实，则前辈所难能也。”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
26、涣若冰释：即涣如冰释。指茅塞顿开或豁然开朗。现多形容疑虑、误会、隔阂等完全消除。唐权德舆《张隐居庄子指要序》：“盖弘道以周物，阐幽以致用，内外相济，始终相发，其文约，其旨明，累如珠贯，涣若冰释。”
27、洙、泗：洙水和泗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省泗水县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时属鲁国地。孔子在洙泗之间聚徒讲学。《礼记·檀弓上》：“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后因以“洙泗”代称孔子及儒家。南朝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弘洙泗之风，阐迦维之化。”唐卢象《赠广川马先生》诗：“人归洙泗学，歌盛舞雩风。”宋叶适《宋厩父墓志铭》：“余尝考次洙泗之门，不学而任材者，求也。”明陈汝元《金莲记·构衅》：“接洙泗之渊源，拟荷千秋之担。”清谭嗣同《仁学》一：“其在上者，亦莫不极崇宋儒，号为洙泗之正传。”
28、邹、鲁：（1）邹，孟子故乡；鲁，孔子故乡。后因以“邹鲁”指文化昌盛之地，礼义之邦。清钱谦益《河南河南府永宁县知县孙志元授文林郎制》：“具官某服邹鲁之遗教，作江汉之名儒。”（2）借指孔孟。
29、濂、洛、关、闽：宋代理学的四个学派。“濂”指濂溪周敦颐；“洛”指洛阳程颢、程颐；“关”指关中张载；“闽”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明李贽《德业儒臣前论》：“惟此言出，而后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谓为知言云。”
30、执业：指捧书求教，犹言受业。《后汉书·桓荣传》：“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
31、指不畏艰辛到外地求学。蹑屩：穿草鞋行走。《史记·孟尝君列传》：“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文选·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高人何点，蹑屩于钟阿；徵士刘虬，献书于卫岳。”李善注：“《高士传》曰：何点常蹑草屩，时乘柴车。”负笈：背着书箱。形容所读书之多。汉桓宽《盐铁论·相刺》：“故玉屑满箧，不为有宝；诵诗书负笈，不为有道。”马非百注释：“负笈，背着书箱。这里‘负笈’与‘满箧’对文，是说所读的书多得要用所背的书箱来计算。”又指游学外地。《后汉书·李固传》“常步行寻师”李贤注引三国吴谢承《后汉书》：“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
32、传注：指注释经书的文字或著作。
33、卓然：卓越貌。汉刘向《说苑·建本》：“尘埃之外，卓然独立，超然绝世，此上圣之所游神也。”
34、耆老：特指致仕卿大夫。《礼记·王制》：“耆老皆朝于庠。”郑玄注：“耆老，乡中致仕之卿大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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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自幼聪敏，三岁能诵读古诗，五岁每日受课千余言，读书通宵达旦。母亲怕他勤奋过度，不让他多读.澄候母亲就寝后，又燃灯读书.九岁与其他子弟参加乡校考试，吴澄总是名列前茅。长大成人之后,学习经、传，致力于圣贤之学，曾参加进士考试，未中。
　　至元十三年(1276)，人民刚归附于蒙古,各处盗贼兴起,社会尚不安宁.乐安郑松邀他避居于布水谷.吴澄在那里著《孝经章句》,并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戴记》、《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至江南求贤,吴澄被荐选至京师,但不久因母病辞归.钜夫奏请将吴澄所著各书置于国子监,以供诸生学习.元贞初年(1295),吴澄游学于龙兴时,按察司经历郝文迎他于郡学,每日听他讲经论史,记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官员元明善,常以文学自负,但听了吴澄讲解《易》、《诗》、《书》、《春秋》诸经典的含义之后,不禁赞叹道：“同吴先生谈论学问,如同探索大海一般,深不可测.”遂终身拜吴澄为师.左丞董士选把吴澄请到家中,亲自敬茶奉饭,极力向朝廷推荐,说他道德文章都优于常人.朝廷擢引他为应奉翰林文字,当地官府多次敦请,方去赴任,但不久辞职南归.以后又任命他为江西儒学副提举,到职仅三个月,又因病离去.
　　至大元年(1308),朝廷召他为国子监丞.在此之前,许文正公衡为国子监祭酒,以《朱子小学》等书教授国子生.吴澄到任后,每日清晨向学生授课.在下午休息期间,来向他请求解答《经》书中疑难者,接踵而至.澄根据学生的才能,反复讲解,循循善诱,直到深夜.无论寒暑都是如此.
　　皇庆元年(1312),升吴澄为司业,以程纯公(程颢)《学校奏疏》、胡文定公(胡安国)《六学教法》、朱文公(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为教材.教学分为四科：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但这套教学计划未能实施.他常对学生说“：朱子(熹)主要是在探求天理中得到学问,而陆子(象山)则以静心修养德性为主.如果求学不以德性修养为本,则必然偏重于语言文字,舍本逐末.若以德性修养为本,那就可望获得许多知识.”所以有人认为吴澄属于陆象山学派,违背许衡尊信朱子之本意.然而,这些议论者也并不知陆、朱之学是什么.吴澄辞司业之职而去,从学诸生中,有人不告假也随先生南行.不久,朝廷又召澄为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催促迅速回京.但行至真州,因病不能继续前往.
　　英宗即位,越级提升吴澄为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至治三年(1323)英宗驾崩,泰定帝即位,设经筵,首命吴澄与平章政事张王圭、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朝廷修纂《英宗实录》,命吴澄主持其事.数月后《实录》修成,尚未进呈,澄称病请求还归故里.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赐宴于国史院,向吴澄表示朝廷挽留之意,吴澄坚持不肯,宴罢立即出城乘舟南下.中书闻讯,派官员追赶,终未追上,回朝奏告皇帝说：“吴澄是我朝名儒,德高望重的老臣.今告老还乡,朝廷亦不忍使他过于操劳,应该嘉奖才是.”于是,诏令加吴澄为资善大夫,赐金织文绮二件及钞五千贯.
　　吴澄诲人不倦,对于别人提出的疑难,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解答,直到明白为止.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自己系统的见解,认为从伏羲、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孟、周敦颐、二程、张载直到朱熹,是一脉相承,以后还要继承发展.他自青年时代就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己任.无论入朝为官还是隐退归家,凡所经过的郡县,其士大夫们都争着请他去教育子弟.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向他求学者,常不下千百人.平时稍有闲暇,即著书立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方才搁笔.对于《易》、《春秋》、《礼记》都有自己的解释,破除以前注释中穿凿附会的陋习,阐发书中深奥的道理,条理分明,文笔简洁,见识高超,成为一家之言.著有《学基》、《学统》二篇,使学者明了做学问之要本所在,懂得求学的途径,循序渐进.他的学术思想,尤得益于邵雍的学说.他还校订了《皇极经世书》、《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和郭璞的《葬书》.
　　吴澄故居有草房数间,程钜夫为之题名为“草庐”,因此学者称吴澄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1330),朝廷因吴澄年事已高,特任命其次子吴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就近奉养.天历四年,吴澄病逝,享年八十五岁.朝廷赠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陆机-文学成就
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间最著声誉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就其创作实践而言，他的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钟嵘《诗品》），注重艺术形式技巧，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就其文学理论而言，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赋》
陆机流传下来的诗，近半数是乐府诗和拟古诗。这类作品中有不少是敷衍旧题、摹拟前人之作，与古诗词旨无殊，达到了“思无越畔，语无溢幅”的程度；其失在于缺乏个人情感的抒写，所以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不过，其中也不乏寄兴颇深的作品。如《君子行》中写道：“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反映了诗人对政治环境的复杂和人生祸福无常的体会。《长安有狭邪行》中说：“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长歌行》中说：“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都反映了诗人强烈的政治追求和仕途蹭蹬、大志不遂的苦闷心情。除乐府之外，陆机还有为数不多的纪行诗和亲朋赠答诗，情感真挚，较少雕饰，艺术成就较高。如《赴洛道中作》二首抒发去国离乡的悲苦心情，极为凄楚动人，是陆机五言诗的代表作。其中“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句。又如他的四言诗《赠弟士龙》：“昔我斯逝，族有余荣。今我来思，堂有哀声。我行其道，鞠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写邦家颠覆、亲故丧亡，极其沉痛。再如《赠尚书郎顾彦先》（其二）描写暴雨成灾的景象，表达了对国事的关心和对灾民的同情，在西晋诗歌中比较少见。此外，个别诗篇中也不乏优美的意境和佳句，所以东晋孙绰说：“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篇）

在艺术风格上，陆机诗的主要特点是讲求形式的华美整饬，以其深厚的学力、繁缛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一种雍容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西晋诗坛的艺术倾向，形成“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的局面。陆机诗虽然以词藻典雅见长，但是像“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招隐诗》）这类诗句，着意避俗，刻炼太过，见出斧凿之痕，反伤自然之美。这是陆诗的主要缺点，即使是他的名篇《赴洛道中作》也不免于此病。再则，陆诗大量运用对偶句式，有的几乎通篇对偶，“开出排偶一家”（沈德潜《古诗源》），虽然工整圆稳，却无空灵矫健之气，流于孱弱呆滞。另外，陆诗过于追求辞藻富赡，失于裁剪，导致繁芜之累。所以孙绰称“陆文深而芜”，《《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文赋》
陆机的赋今存27篇，或感时节之代谢，或悲故旧之丧亡，或抒思乡之情愫，大多篇幅短小，文笔清灵。如《叹逝赋》中写道：“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把亲故凋零的哀伤写得回环往复，曲折情深。陆机的赋中有不少咏物之作，如《瓜赋》，300字左右，咏物寄怀，体现了作者的道德观；《漏刻赋》写景而兼以想象，夹叙夹议，将抽象的时间描写得十分生动。陆机的赋中最有名的是《文赋》。这是文学史上最早采用“赋”的体裁而写成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既总结了以前作家的经验，也融合了陆机本人创作的甘苦。陆机的文，思想内容比诗、赋更为充实，时有峭健之笔。其中著名的有《辨亡论》，论东吴兴亡之由，归于能否得人，议论滔滔，笔势流畅，可称为西晋论文中最为博大的篇什，《吊魏武帝文》，是看到曹操遗令有感而作，文中肯定了曹操的事功，又对这位叱咤风云的豪杰在死亡面前不能摆脱对家庭琐务的牵挂之情而暗含讥刺，文笔时而峭拔豪放，时而委婉细腻。又有《汉高祖功臣颂》，文辞闳丽。刘勰称：“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文心雕龙》·颂赞》）刘勰前两句评语十分精当，后两句认为陆机“褒贬杂居”的写法，不甚合“颂赞”之体，是不正确的。“褒贬杂居”正是陆机对“颂赞”一体的革新。陆机还有《演连珠》50首，每首8句，以自然界或人类社会某种现象为喻，经过推衍阐发，再关合到政治与人生中的某种道理。运思巧妙，说理精深，辞丽言约，气韵圆转，有流丸之妙。“连珠”一体始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多有拟作，而《《文心雕龙》·杂文》篇皆讥为“欲穿明珠，多贯鱼目”，独推陆机的《演连珠》为“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另外，他的《豪士赋序》讽刺齐王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比起汉魏文章来，句式更为整饬，声律更为谐美，典故更为繁密。陆机是骈文的奠基者。像上面提到的《叹逝赋序》、《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等，以情带理，是西晋骈体文的典型。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300多篇，今存诗107首，文127篇（包括残篇）。原集久佚。南宋徐民瞻得遗文10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人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陆机-书法成就
陆机文名盖世，书名自然被文名所掩，南齐王僧虔云：”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宣和书谱》云：”机自归晋，闭门十年，笃志儒学，无所不窥，书特其余事也。“以故虽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

《平复帖》
陆机的传世书法作品不多，宋内府收藏的墨迹有草书《平复帖》、行书《望想帖》。据目前书法界多数人观点，《平复帖》为中国历史上目前发现的第一件存世法书真迹。古代书家在陆机之前者，均无可靠的墨迹流传；古代墨迹在《平复帖》之前者也不少，但它们的作者都没有留下名字。因此，陆机被公认为第一位让后人一睹风采的文士书法家。

《平复帖》，冷金笺本，草书，无款。纵二三·八厘米，横二零·五厘米。凡九行。约八七字，仅存八四字，由于年久纸糜，有数字不辨，安歧《墨缘汇观》称：“其文苦不能尽识。”张丑《真晋斋记》仅释出十四字。启功先生精于书艺，博通文史，寻其残笔，作出全帖通读释文。此卷前有“平原内史陆机士衡书”一行小字，其中“平”字已脱落，为唐人补书。并有宋徽宗赵佶的泥金题签，帖因首行有“平复”两字得名。

《平复帖》寥寥数行，字字珠玑，被誉为天下法书之祖。董其昌跋曰：“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平复帖》
很行时间以来，书法界提到《平复帖》，往往是谈及它作为“天下法书之祖”的历史价值，而很少涉及它的艺术价值。人们总是以神秘的眼光看待它，把它当作书法史上的特例。加之其字迹难辨，用笔草率，不合传统的挥洒流畅的审美口味，又无明显的师承渊源。因此在浩翰无垠的书法长河中孤立无援，奇特突兀。随着近些年来汉简纸，魏晋写经的发现，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审美观点也随之变化。在看惯了华丽妍美的文人书法之后产生了强烈的返璞归真的心理。对《平复帖》朴素自然的风格产生了新的认识。

《平复贴》用笔古雅，点画苍劲有力，朴实雄厚。全帖字字独立，每字笔画粗细变化不大，没有出锋特长特细之笔，粗细之变化完全靠笔之提按来完成，说明陆机当时用的是秃毫之笔，因此笔画短促有力，苍劲古朴，如“平”字第一笔，凌空取势，迅速入纸，重按后提锋向右出尖，把一横变成一点，既体现了秃锋的特点，又流露出古雅苍劲的风致，再如“吾”字，几乎一气呵成，藏锋入笔，转锋向下，再折锋向左上，转笔后向下顿笔，再完成以下转折，全字无一长笔，却短促浑厚，骨力充盈。此外，《平复帖》多用圆笔，几乎字字可见，如“复”“初”等字的转折，如“来”字之钩，皆用圆笔。明张丑评价道：“《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出师颂》齐名。惜剥蚀太甚，不入俗子眼。然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

《平复帖》在结字上迂回盘绕，如“赢瘵”两字，蜿蜒曲折，盘旋环绕，近人傅增湘赞其“笔力坚劲倔强，如万岁枯藤”。此外，《平复帖》还打破了传统章草重心稳定，平正和谐的结字特点，讲究斜中取正，险中求稳，增加了草书的流动感。如“初来”的“来”字，由于左边笔画较多，中间一竖又向右出弧度。所以显得左重右轻，于是最后一点离得较远，以使偏左的重心被矫正过来，产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拙中见巧的艺术效果。

《平复帖》
《平复帖》章法潇洒率意，妙趣天成。行笔流畅而又遒劲，字不相连却气脉贯通。信笔而书，朴素自然，绝无半点迟疑造作之感。米芾赞其“火箸画灰”。

《平复帖》是章草向今草的转变过程中最为典型的杰作。一方面，它去掉了章草最大的特点--波磔。这与楼兰残纸中以秃笔所书章草相神似。此外，字形大小出现变化，字与字之间出现照应联系，这些都说明它已经具有今草的特点。另一方面，它的中锋圆转，不露圭角的用笔方法，又有明显的篆、隶意味，还没有完全脱离章草，清吴升在《大观录》中评道：“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纵观全篇，如冬蛰初醒的龙蛇，乍盘乍行，不似今草之纵笔奔驰。由此可见，《平复帖》除了它的高超的艺术价值和“法书之祖”的历史价值之外，还可作为研究书法及字体演变的参考。同时，它简练古雅，圆转自然的书法风格还深深影响了后世书家，五代杨凝式根据这一书法风格创造了“削繁为简，破方为圆”的杨疯子书风。明顾复《平生壮观》中云：“（《平复帖》）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草圣，咸人此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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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玉阶怨》赏析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①。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注释】①这两句是说，遥望宫殿，见皇帝已经垂帘入寝，院中只有流萤飞来飞去。 ②此：如此，这样。这两句说，宫女长夜不眠，缝制罗衣，思君之情何时是了！ 【赏析】 　 南齐永明年间，著名诗人沈约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的道理来研究诗歌中音律的配合，指出有八种声病必须避免。在他的倡导下，谢朓、王融、范云等诗人将这种诗歌音律和晋宋以来诗歌中排偶，对仗的形式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永明体，又叫新体诗，这是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 　 在致力于新体诗创作的齐梁作家中，谢朓的成就比较突出，《玉阶怨》就是他的新体小诗的代表作之一。 　 《玉阶怨》是一首宫怨诗。早在谢朓之前，相传班婕好作的《怨歌行》已开宫怨诗之先声。晋陆机有感于班婕好被汉成帝遗弃的遭遇而作《婕妤怨》，遂形成真正的宫怨诗。陆诗中有“寄情在玉阶，托意唯团扇”之语，齐梁诗人拟作《婕妤怨》者多袭此意，大抵以秋扇见弃为主题。谢朓始创《玉阶怨》，未始不是受陆机的启发。但他不受故实局限，别出新意，从班婕好的哀怨中提炼出它的普遍意义，写出了所有被封建君王遗弃的妇女共同的哀愁。这或者也就是他要另立新题的原因吧！ 　 如果将陆机的《婕好怨》和谢朓的《玉阶怨》相比较，还可以发现，谢诗不但概括程度更高，而且表现更为含蓄凝炼，这正是新体诗的重要特点。陆诗直述“婕妤去辞宠，淹留终不见”的遭遇，以及“黄昏履棋绝，愁来空雨面”的哀怨，显得情浅语露。谢诗则截取深官夜景的一隅，令人从全诗展示的画面中体味抒情主人公的命运和愁思，便觉得兴象玲珑，意致深婉。首句“夕殿下珠帘”，仅用五个字就写出了日夕时分冷宫偏殿的幽凄情景。“殿”字照应题名“玉阶”，交代出宫中的特定环境。“夕”字点出此刻正是暮色降临之时。黄昏本是一天之中最令人惆怅的时候，对于宫嫔们来说，又是决定她们今夜有无机缘得到君王恩宠的时刻。然而殿门的珠帘已悄俏放下。——这意味着君王的履迹不会再经过这里，今夕又将是一个和愁度过的不寐之夜。中唐诗人刘长卿《长门怨》说:“何事长门闭，珠帘只自垂。”可以看作“夕殿下珠帘”的注脚。因此首句既是以富丽之笔写清冷之景，又暗示了主人公的身分和不幸处境。 　 诗的第二句“流萤飞复息”，又从珠帘外飞舞的流萤着墨，点染长夜寂寞凄凉的气氛。首先，飞萤往往聚集在无人之处，如李白说:“金屋无人萤火流。”(《长门怨》)所以萤火飞舞又更衬托出这偏殿一角人迹罕至的清冷。点点闪烁的萤火在串串晶莹的珠帘外飘流，不但融和成清幽的意境，而且使华美的殿宇和凄清的氛围形成对照，令人想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女子纵然能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也无法填补精神生活的空虚，更何况处在被冷落、遭遗弃的境遇之中？其次，萤火虫多在夏秋之交出现。初唐诗人沈佺期《长门怨》说:“玉阶闻坠叶，罗幌见飞萤。”可知流萤飞舞是初秋夜景的特征，这就进一步点明时令，补足了首句的意思。流萤透露出秋的消息，难免会使本来就无限怨怅的主人公更觉惊心，又添一层时不待人、朱颜将凋的忧虑。同时，“飞复息”三字还暗示了人从日夕到夜半久久不能入眠的漫长过程。连流萤都停息了飞舞，那么珠帘内的人是否也该安歇了呢？这就自然引出了第三句“长夜缝罗衣”的主人公。 　 “长夜”顶住“飞复息”，点出已到夜深，又不露痕迹地将笔锋从帘外的飞萤转到帘内的人影。主人公打算以缝制罗衣来消磨长夜，其寂寞愁闷自可想见。此处着意选择自缝罗衣这一细节，还包含着希望邀得君王恩宠的一层深意。如果主人公是一个从未得到过恩幸的宫女，她穿着精心缝制的罗衣，或者能有偶然的机会引起君王的眷顾。那么，她在罗衣里缝入的便是借此改变命运的一丝幻想——这就愈见出她处境的可怜。盛唐诗人王翰的《蛾眉怨》所描写的“宫中彩女夜无事”，“忽闻天子忆蛾眉，宝凤衔花揲双螭”，“三千美人曳光锦”等情景，即是刻画宫女们在这种场合尽力缠罗曳锦，盼望有幸被天子选中的心理。如果主人公是一个昔日曾获宠幸而后来被君王厌弃的嫔妃，则罗衣又可能是君王“旧赐前日衣”(长孙左辅《宫怨》)，那无疑就浸泡着更多的眼泪，缝进了更辛酸的回忆和希望。所以后来的宫怨诗都在这一点上加以发挥。如唐代诗人刘驾的《长门怨》说:“闲揲舞衣归未得，夜来砧杵六宫秋。”郑谷《长门怨》说:“闲把罗衣泣凤凰，先朝曾教舞霓裳。”这些诗句，都可与谢朓诗意互相发明。然而，谢诗之妙却在它没有点明主人公究竟是由于哪一类原因被冷落的，唯其如此，才给人留下了较大的想象余地，也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概括出所有深宫女子共同的不幸命运。 　 如果说“长夜缝罗衣”的动作暗含着主人公希求获宠的幻想，那么“思君此何极”就是她内心愁思的直接流露了。一个被冷落、遭遗弃的宫女，尽管满腔哀愁，却仍然不改思君之心，只能将改变目前处境的唯一希望寄托于君心的转变，这就愈加可悲了。因为在后宫上千佳丽中，不知有多少女子终生无缘得见君王一面，即使有幸获宠，也时时可能因君王的喜新厌旧而被贬入冷宫。在无数的长夜里，她们只能无穷尽地做着思君的幻梦，在痛苦无望的期待中度过余生。这是从其悲剧的根本原因来理解“思君此何极”的意蕴。但从诗中所表现的今夜的情景来看，“此何极”又与“长夜”相应，夜有多长，思也就有多长。对于一个不寐的女子来说，这长夜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她的愁思也是无尽无极的。这思本身就意味着怨。寓怨于思，含而不露，更觉情韵深长，耐人寻味。 　 这首诗题为“玉阶怨”，而全篇不着一个怨字，虽不着一个怨字，字里行间却无不流露出怨意。所以读之“渊然泠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沈德潜《古诗源》)。前人常说诗到谢朓已变有唐风，《玉阶怨》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变化。唐代出现的大量宫怨诗莫不以此诗为渊源，尤其李白的《玉阶怨》，意境之空灵透明，音韵之悠扬婉转，可谓深得谢诗三昧。足见谢朓的《玉阶怨》不但对宫怨诗的发展有其开创性的贡献，就是在声律韵调和艺术表现方面也为唐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我国古典诗词创作既讲究明朗晓畅，也非常重视含蓄手法的运用。古今中外，运用含蓄手法创作的诗词很多，如杜甫的《春夜喜雨》就是含蓄表达的最好例子。当代诗人艾青说过：“含蓄是一种饱满的蕴藉，是子弹在枪膛里的沉默。”这里说的就是含蓄的力量，它在诗词创作中能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美国的著名作家海明威也说过：“一部优秀的作品应像在海里移动的冰山，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而八分之七的体积决不能和盘托出，应该把它深藏在水里。”含蓄的格调更有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
以豪放，飘逸诗风著称的诗仙李白，他创作的诗歌中，很多都是运用含蓄的手法表达的。如他的一首备受后人好评的《玉阶怨》，就是用尽了含蓄手法的作品。
《玉阶怨》是一首常见的宫怨诗。通篇只有二十个字，“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尽管标题中见一“怨”字，但是在诗中却无一“怨”字，而是将幽怨之意溢于言外。
且来分析这首诗的诗情蕴藉。诗人用背面敷粉的写法将“怨”隐藏。诗中的每一句诗都是写一个实际的事物或行为，它的每一个意象都是确实可以让我们感触的。诗的表面，诗人要告诉我们什么？诗人一字未提。我们细细咀嚼全诗，却能感觉到那个蕴藏的“怨”向我们走来，渐渐弥漫全诗，浸透读者全身心。
这是一首内涵极为丰富，风格极为含蓄的诗。分析全诗，诗中讲述的是一个痴心的宫女又或是皇帝三千妃子中的一个在等待皇帝幸临的事件。女主人公无言独立在玉阶，她在想些什么呢？诗中没明说。首句的“玉阶生白露，”中的一个“生”字，足见主人公站立的时间之长。也许是从夜幕降临之始就开始等待了。夜幕降临又到深夜了，要等待的人还没有来，露水侵湿了罗袜。次句的“夜久侵罗袜。”看似是一个看不到，听不见的细节，如果我们和女主人公一起感受的话，就一定能够体会那种冷暖心自知的感觉。没有体会的人是无法知晓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那份幽怨和孤寂的。
露水打湿了厚厚的罗袜，她在漫长的等待中最后还是希望落空。个中的滋味，恐怕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屋外实在是太冷了，无奈只好回去吧。“却下水晶帘，”难道这样就可以安心入睡了吗？门可以挡住屋外的露水之寒，可是却挡不住那皎洁的明月。那轮和女主人公一样默默无语的月光，竟也不眠，透过水晶帘，照进屋内。于是女主人公更加难眠，索性在那独自望月。可望而不可及的玲珑秋月，不正如女主人公要等待的人一样那么遥远吗？晏殊在《蝶恋花》中写到：“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同样是写思念与守侯，孤枕难眠之人，面对那一轮“不识时务”的明月。两者的思绪应该是一样的。李白运用含蓄的手法写痴情之人。宴殊是用婉约之情写离情别绪，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主人公望月的行为孕育着行为背后的思想感情。这种精神上痛苦，即使诗人不说，但读者仍可见主人公的如怨如诉。诗中的意象看似是单纯静凝的画面，平淡地述说一系列主人公的行为。没有一句半语与直接抒发感情的话语，但是全诗的主题却通过了象外之意很好地表达出来，给读者以无尽想象的空间。
借助景物来抒发感情是所有中国古诗的一大特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一直是诗人表情达意的最好借助。自然界的变化，物候的变迁，总是能触动人们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在《玉阶怨》中，开篇的“玉阶”二字可以看出主人公居室的豪华，室内的水晶帘如此晶莹剔透，足穿罗袜的女主人公，可见她的身份，仪态均与众不同。但所有这些浮华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深宫岁月的悲哀呢？夜深露重，罗袜已湿，她真的不知道夜已深了吗？仍痴痴地望着玲珑秋月，不知是人怜月，还是月怜人。一样的孤寂，月无言，人也无言。此刻她们只能对望了。相互陪伴的明月与宫女，幽怨的只是人罢了。
“却下”二字用的极为传神，这是诗的转折，看似不经意的放下水晶帘的动作。却隐含着主人公的无限幽怨，夜深怨也深，皇帝不会来的了，还是回去吧。回去后又无眠，放着玲珑的明月发呆。如此复杂的情思纷至沓来，教人如何能眠呢？“玲珑”二字看似平常，却见其蕴味，以月之玲珑衬托人的幽怨，从反面写正面，更胜于直接描写。正如前人刘熙载云：“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这里的玲珑也取到了立竿见影的艺术效果。
诗歌的创作讲究意境，一些有生动的艺术形象，却缺乏意境的作品，就在作者对意境的把握不准， 没有提供恰当的富于暗示人物心理变化的环境。优秀的诗作这这点上总是力求意境美，李白的《玉阶怨》中蕴涵着丰富的言外之意。“玉阶”、“白露”、“罗袜”，“秋月”等为全诗奠定了基调。诗中不见人物的姿态及心理状态，诗人看似无动于衷的表现，却深含着对女主人公极深的同情。取到了象外之意，景外之情，弦外之音的艺术风格。以女主人公的行动来表达其幽怨，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使诗情言近旨远，此处尽可见诗家所要表达的“不著一字，尽显风流。”的真意，这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中追求的含蓄美。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将愤怒郁结于心比暴跳如雷更加显得威严；喜上眉梢比乐得合不拢嘴更深沉，心心相印比赤裸裸表白的感情更加真挚。当我们反映的对象需要给读者思考的余地时，我们就不宜说破，而应意不浅露，词不穷尽为佳。
《玉阶怨》全诗深情幽怨，意旨深远，耐人寻味，思情怨意全在言外，将一个在孤寂深宫中守望等候的女子的怨情带给读者，引起强烈的共鸣。

【原文】

玉阶怨①
李白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②。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③。

【注释】

①玉阶怨：属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曲》，从所存歌辞看，主要是写“宫怨”的。玉阶：玉石砌的台阶。
②罗袜：丝织的袜子。
③却下：放下。

【译文】

玉石砌的台阶上生起了露水，深夜独立很久露水浸湿了罗袜。回房放下水晶帘，仍然隔着帘子望着玲珑的秋月。

【赏析】

这是一首宫怨诗。前两句写无言独立玉阶，露水浓重，浸透了罗袜，主人公却还在痴痴等待。后两句写寒气袭人，主人公回房放下窗帘，却还在凝望秋月。前两句写久等显示人的痴情；后两句以月亮的玲珑，衬托人的幽怨。全诗无一语正面写怨情，然而又似乎让人感到漫天愁思飘然而至，有幽邃深远之美。

《论诗三十首》绝句之析释
《论诗三十首》绝句是元好问最有系统之论诗著作,自注:「丁丑岁三乡作.」据清 施国祈《元遗山全集年谱》及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所载,是在金宣宗兴定元年(西元一二一七年)作.按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七云:
金宣宗兴定元年丁丑,先生年二十八岁.自贞佑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
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乱河南,至是岁寓居三乡,在其登第之
前四年.(注十六).
因此为青年时期之作品.以绝句形式论诗,自来都推杜甫《戏为六绝句》为嚆矢,其后李义山《漫成五章》、苏东坡《次韵孔毅父》、戴复古(石屏)《论诗七绝十首》、韩驹、吴可的《学诗诗》都是著名的论诗绝句.元好问之后,当推清代王士祯(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比较富於文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注十七).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承继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学观点,以彰显「正体」为经,以评论历代诗人为纬,交织成篇.全诗涉及的时代自汉开始,历经魏、晋、刘宋、北魏、齐、梁、唐、宋八个朝代,涉论之作家,始於曹植,终於南宋陈师道(后山).正面讨论其诗者二十五人,分别是曹植、刘桢、张华、阮籍、刘琨、陶潜、谢灵运、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卢仝、孟郊、李商隐、温庭筠、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无己、后山).附论其诗者一人,是王安石.附论其论诗意见者一人,是元稹.借其文以论其诗者两人,是潘岳、陆机.借其言论以论诗者二人,分别是元结、陆龟蒙.借其所论之诗句以论诗者两人,分别是王敦、斛律金.借其人品以论诗者一人,是华歆.总共涉及三十四人.全诗对这批作家采取分论、合论、或互见之体例来论述.而且针对他们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份量高低而有轻重祥略之别(注十八).虽然元好问在行文之间并未严格遵守时时代之秩序,整体看来,还是完整表现了古代诗歌发展览轮廓.以下即逐首试为析释: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之一)
按前半两句谓:自汉魏迄今,诗体繁多,究竟谁是正体,谁是伪体,始终无人细加评论.后半二句谓:不知谁为凿通山川之巨手,能暂时判分诗坛之清浊.这是全诗之总起,以下所论,正为疏凿之内容.由诗意看来,元好问不但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而且表明全诗之目的在彰显诗之正体,别裁诗之伪体.诗之正体,渊源甚远,就中国之诗歌源流言,《诗经》当为一切正体之源头.而元好问所论,则自汉、魏起.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之二)
按《诗品》序尝谓:「曹刘殆文章之圣.」这是元好问论诗由曹植、刘桢起的原因.《诗品》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论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故本诗前半两句谓曹植、刘桢坐啸诗坛,虎虎生风,四海之内众多俊才,竟无人能与相敌.后半两句谓:西晋永嘉时期,担任并州刺史的刘琨(越石),犹有汉魏风骨,可惜生之太晚,未能并列建安诗坛,和曹刘一起横槊赋诗.刘琨诗「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不但同为北人,其诗风且与元好问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元好问之推崇,可知他论诗以气骨为宗旨,赏识雄伟刚健之诗风.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之三)
本诗元好问〈自注〉曰:「锺嵘评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可知是借《诗品》之论见出发.在元好问观念中,晋初之诗格高出齐、梁.故前半两句认为:建安诗坛之流风馀韵,在晋朝仍留存甚多,以王敦为例即可概见晋人之壮怀.据《晋书 王敦传》所载,王敦酒后好以如意敲击唾壶为节,吟咏曹操之乐府,往往击缺壶口.后半两句谓:张华之诗,往往巧用文字,托兴不高,似乎缺乏风云之气.然而,持其诗与晚唐时温庭筠、李商隐言情之作相比,又将为之奈何 虽然本诗为张华开脱,其实仍旧主张作诗不宜「风云气少,儿女情多.」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之四)
本诗元好问〈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在〈继愚轩和党承旨诗〉末章云:「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可知元氏激赏陶渊明.萧统〈陶集序〉谓渊明:「语事理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锺嵘《诗品》谓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苏轼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故元好问指出陶诗谓诗语自然却万古常新,繁华落尽而显现真淳.陶渊明之胸怀朗若白日,俨然羲皇上人.渊明的诗风如此真淳自然,虽生於晋朝,无伤其为淑世之人.本诗意在表彰陶诗之自然真淳,显示元好问以「气骨」为正体之外,亦以「天然」为正体.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 「出门一笑大江横」.(之五)
按《诗品》谓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宋 严羽《沧浪诗话》:「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气骨.」本诗前半则指出诗人之所以用俶诡之诗笔,寄寓渊放之情怀.实因为已无其他东西能够浇平胸中之块垒.后半两句谓:以晋人之诗才来说,被世人视为狂诞的阮籍,实际并不狂.只是这种真况谁能领会 阮籍之作风,一如黄庭坚(山谷)诗句所示:「面对横在面前之大江,纵声大笑.」只不过以傲视万物的姿态发为旷放的吟咏而已.这是论「旷放」的诗风,和「气骨」,「天然」同为元好问最欣赏的正体.阮籍处身乱世,为保全性命,故作狂诞,逾越礼教,他的诗俶诡不羁,兴寄无端,其实是寄托无限的沉痛和难言的志节在其中.因此,阮籍的「旷放」,与曹刘的「气骨」,有其内在的共通性,皆为真情之流露.
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之六)
按扬雄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遗憾的是心声心画常常失真,因此,仅看表现於外的文章,岂能论断作者真实的人格 后半两句指出晋人潘岳(安仁)当年写的《闲居赋》,显现高逸的情操,足以名垂千古;谁能相信他为了求官,见到贾谧出门,竟望著路尘而屈膝下拜呢 此诗主要在讥讽潘岳文行不一,并指出文章本於性情,性情之真假,直接影响到文章品致之高低.此与《文心雕龙 情采篇》云:「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所言,相互印证.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之七)
按前半两句谓:汉魏歌谣中那种慷慨任气之风格,到了六朝已经断绝不传,只有北齐斛律金所唱之《敕勒歌》犹有此风.后半两句谓:大概是中原地区万古以来之英雄气慨,也传到阴山的敕勒川.本诗提及之《敕勒歌》原文如下:「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敕勒族旧有之歌谣,极为豪莽.本诗举一实例,用以说明北朝文学的特质.唐李延寿《北史 文苑传论》曾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显然元好问赞赏北方文学之主於气质住豪壮,意在对照南方文学之流宕绮靡.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之八)
按《新唐书》卷壹○七〈陈子昂传〉云:「唐初,文章承徐、庾馀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此为全诗之所本.元好问於唐初诗人,仅推崇陈子昂.此因沈佺期、宋之问纵横驰骋於诗坛,犹不能湔除齐、梁绮靡之风.必待陈子昂承接六代风会,绍继传统,独开新途,始振起一代诗风.故后半两句谓:若论唐诗恢复正体之功劳,应依句践平吴为范蠡铸像之往例,也为陈子昂铸一座黄金塑像,以表彰他追复汉魏风骨之功.本诗指出六朝绮靡之诗风,至唐初仍然存在,始变绮靡,恢复汉魏风骨,当推陈子昂.
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於潘.
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之九)
按前半两句谓:缀辞行文,斗靡夸多,徒增阅览之劳.以潘岳、陆机相较,陆机之文章,犹有较潘岳冗芜之遗憾.后半两句谓:诗文为心灵之声音,但能完整传述心意,目的已达.倘如布谷鸟之澜翻啼叫,岂有何难 《世说新语 文学》云:「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文心雕龙 体性篇》云:「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此当为本诗之所本.然全诗之主眼并不在比较潘、陆之诗文,而是就潘、陆以针砭晋、宋诸家诗文之斗靡夸多.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十)
按唐 元稹於〈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之中,对杜甫诗之铺陈,排比、词气、风调、属对,深致赞叹之意.元好问则谓:铺陈终始,排比声律,但为诗歌创作之一途而已,推许杜甫,若局限於此,则其藩篱未免太窄.后半两句指出:杜甫自有旷世无匹之连城璧,怎奈元稹识见短浅,只识其中之碔砆 杜诗之奥妙,元好问在《杜诗学引》已有说明,此诗重申杜诗为诗中之集大成,要妙难言,即如元稹,亦不能识.继前诗针砭晋、宋诸家之「斗靡夸多」,本诗又间接指斥「排比铺张」.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之十一)
前半两句谓:眼目所及,必生心象,就此心象以文句表达,自能传神.若未亲临其境,只是暗中摸索,总是无法写真.清人查初白所谓:「见得真,方道得出.」正是此意.后半两句谓:杜甫在长安,秦川景物尽入题咏,真切入神,恰似张张摩写出来的《秦川图》,只是,像杜甫这样亲到长安,身历其境,刻划写真的诗人,古来能有几人.本诗指出诗歌写作,贵在身临其境,亲自体验,方能传神写真.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十二)
按前半两句谓:望帝的春心,托附在杜鹃鸟的悲鸣中;佳人的锦瑟,激起对逝去年华的怅惘.后半两句谓:晚唐诗人李商隐诗旨的难以明了,大体与此相类.而诗家总是喜爱西昆之美好,唯独遗憾的是无人像郑玄笺注《毛诗》般,一一阐述他的义旨.按所谓「西昆」,众说纷云.宋 刘攽《中山诗话》云:「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宋 释惠洪《冷斋夜话》云:「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辟晦,时号西昆体.」宋 严羽《沧浪诗话》云:「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本诗似乎沿袭释惠洪《冷斋夜话》之观点,视李商隐诗为「西昆体」,然其所论之重心,在李商隐诗「用事深僻」,以致「诗意晦涩」也.
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庐.
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之十三)
玉川庐指中唐诗人卢仝.其诗以鬼怪趋险见称於后世.就元好问〈小亨集序〉来看,元氏对於鬼怪一派,必然深恶痛绝.因此前半两句指出:自古以来,诗文创作皆有正当途径,谁像卢仝那样,恣意运笔,险怪作诗呢 后半两句谓:正规的诗像楷书,往往不能让今人看入眼;别寻险径的怪诗,好比小孩涂鸦,有时反而受到世人之激赏.本诗旨在斥责卢仝诗,别寻险径、刻意鬼怪,实非诗之正途,不足为训.
出处殊途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
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之十四)
按前半谓:人的出处进退,有种种不同,大抵听凭个性所安.幽居山林的人,那能贱视廊庙里的衣冠士呢 后半两句谓:华歆见到片金,掷去不取,随即受到时人的尊重,其实不过伪装清高,以便求官觅侯.而那些崇敬华歆清高的人,结果都被自己的双眼所瞒骗.诗文之伪饰,正与此相类.这是对刻意作伪之指责.前论潘岳之「言行不符」,此则更进一步论「刻意作伪」之失,拈出华歆之故事,目的不在批判华歆之人品,而是借此说明诗歌创作不能作伪.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著书生待鲁连.(之十五)
按前半两句谓:李白诗笔洒落,境格旷远,正如其诗所示:「好比银河洒落九天.」何尝作过「饭颗山前」讥诮杜甫之劣诗 后半两句谓:世间还有一些东抹西涂的论者,批评李白在中原扰扰之际,欲借永王璘之力量以建奇功.这又一种书生功利之见,诬枉像鲁仲连这一流的高士.本诗评论李白诗境格旷远.世俗失察,竟以不实之作相诬,书生功利之见相枉.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之十六)
按前半两句谓:自古抒哀伤之情,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写苦境之作,亦若灯前山鬼之落泪.实因哀苦易於撼动人心,比较讨好.此盖针对晚唐李贺所作之评论.后半两句谓:像太湖春景的朗丽,就鲜少有人能写得好,只有李白:「岸夹桃花锦浪生」,堪称古今独步.此又进一步引李白诗为例,暗示李贺「幽冷哀激」之诗格,不及李白之「高华俊伟」也.
切响浮声发巧深,研磨虽苦果何心;
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之十七)
按前半两句谓:沈约「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说,的确深入发掘诗歌声律的奥秘
,其研究创发之工夫,固然应予肯定,但是,这种人为声律果真值得用心吗 后半两句谓:试看唐 元结《水乐说》:本无宫徵之音响,却也自成云山间自然的雅乐.这是元好问反对人为声律之主张,因为他论诗主天然,诗歌中本有天然的声调,比起人为刻意之声律,更为可贵.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之十八)
按前半两句谓:孟郊喜欢以穷困愁苦作为诗歌题材,至死如此.处身在高天厚地之间,却自囿於苦吟,不啻诗中囚徒.后半两句谓:试看韩愈自潮州还朝后之文章,与江山同其不朽.韩孟相比,韩愈应居陈元龙高卧的百尺楼上,高下岂可同日而语 本诗指出韩、孟虽齐名,孟郊之穷愁实不堪与韩愈雄奇相提并论.
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何如.
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之十九)
按本诗前半谓:万古以来,不知多少高士幽居涧阿,未能显扬於世.其一生的孤愤,如何抒解 唐代诗人陆龟蒙〈自遣诗〉云:「无多药圃在南荣,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斗输赢.」曾以名品药草和一般青草作喻,谓稚子不知珍惜,恐将明品药草持与一般春草共斗输赢.后半二句惋惜无人告知陆龟蒙:诗之品秩何独不然 高低之比较,能有几多差别 亦惟务实略名而已.本诗指出诗名之高下,无关乎诗之实质.如陶诗不为六朝人所贵,却大重於后代,即为实真名虚之例证.是以高人才士,励品为诗,应以实质为重,无须措意於声名品秩之高低.
谢客风容动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之二十)
元好问自注:「柳子厚,宋之谢灵运.」前半两句谓:谢诗之风神,映照古今.渊源於谢灵运之诗人很多,然而谁能比柳宗元所得更为深切呢 以柳诗接谢诗,清人查初白誉为「千古特识.」又谢灵运〈斋中读书诗〉前四句云:「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最能突显谢客之心境.而柳宗元自王叔文党失势,贬邰州、永州、柳州,窜逐荒疠,自放山泽,悲恻抑郁,一寓於山水诗文.其寂寞不遇,实与谢灵运相同.故后半两句谓:柳诗正如拂动朱弦的瑟,一唱三叹的遗音彷佛犹在.这种冷寂的诗境,正象徵谢灵运当年的心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 无复见前贤.
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之二十一)
按前半两句谓:作诗若窘束步履,一仍旧贯,至死不敢超越,就如后世的唱 之作,见识不到前贤作诗的真性情.后半两句谓:作诗应秉持凌云之笔自创新格,若只能俯仰步趋,那也未免太可怜了.本诗指出诗人应自创新格,不当窘步因袭.都穆《南濠诗话》云:「东坡云: 诗须有为而作. 山谷云: 诗文惟不造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 予谓今人之诗惟务应酬,无怪其语之不工.」古人和诗,初不拘体制,后有「用其韵」,「次其韵」,雕镂过甚,扭曲性情,毫无情趣可言.由此可知,本诗旨在讥议宋人唱 之风.皮述民先生另有一说,认为是论宋初西昆馆阁诸公.(注十九)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知是谁 (之二十二)
按前半两句谓:诗歌写作之出奇变化,往往是在似乎无奇可变之处,竟然更出奇笔.这种状况有若波涛流动,一波才动,万波腾涌.后半两句谓:从过去历史来看,只知诗歌发展报到苏轼、黄庭坚,变化之妙,已臻极致,后世随风而靡,变本加厉,驯致如沧海之横流.始作俑者,岂非苏黄 本诗是论诗歌出奇变化之妙,至苏黄已臻极致;末流无此才调,效其放逸,不免逾矩.
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之二十三)
按前半两句谓:正如乡曲之学,虚诞不实;小家珍说,往往欺人.以俳谐的态度、怒骂的口吻作诗,难道适宜 以俳谐作诗,杜甫、李商隐、苏轼皆所不免.《沧浪诗话》尝云:「学诗先去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又论进代诸公诗云:「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可见宋人不乏俳谐怒骂之作.后半两句谓:当代却不乏如此写诗者,难怪会取笑古人迂拙,认为古人除了雅言之外,其他一概不知.则进一步指出当代不辨古雅,步趋俚俗之失.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之二十四)
按前半迳引秦观(少游)《春日》诗原句.元好问〈拟栩先生王中立传〉云:「予从先生学,问作诗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按:应作〈春日诗〉,下同).云: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 芭蕉叶大栀子肥 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也.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 」则好问此论袭自王中立.本诗指摘秦观纤巧靡弱之作,与韩愈豪雄奇崛之作相比,简直是女子诗.前面已指出张华之风云气少,温、李之儿女情多,至秦观之纤巧靡弱,真可谓每下愈况,故悬为诗家之大戒.
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
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之二十五)
此针对刘禹锡两首题咏玄都观桃花之作而发.按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裏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对此,元好问的评论是:战乱之后的玄都观,已失旧有的规模,刘氏题咏的看花诗虽在,却只能抒发官场后进皆已贵显之悲怨.又刘禹锡大和二年又作〈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 前度刘郎今又来.」对此,元好问的评论是:刘禹锡自己也是一个人间过客,却昧於代谢之理,重游玄都观发现已无桃树,只有兔葵等物摇曳於春风之时,他二度题咏,则是枉向春风怨刺兔葵了.从整体诗意来看,元好问旨在提出:「怨刺之作要切当事理,不可漫无限制」的看法.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之二十六)
苏轼才雄气逸,胸襟超旷,所作若不经意而出,而淳洁精真,兼备众长.元好问以为:苏轼之作,有如金入洪炉,冶鍊不厌其繁,精真方止,不允纤尘污染,故能如是.后半两句谓:苏诗取材极博,不免变眩百怪.苏门弟子,果有忠直之臣,岂肯听任东坡百态俱备,万古常新,却无一人能嫡传光大.按苏门之中,无论是张耒、晁补之、秦观、黄庭坚号「苏门四学士」;或合陈与义、晁冲之为「苏门六学士」,皆本其才学体性,各擅所长,终与苏诗不尽相类.因此,本诗论及苏轼及苏门弟子,谓苏诗如百鍊纯金,备俱众美,门下难以绍继.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佑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之二十七)
诗谓宋初诗坛沉溺於「西昆体」,渐失本真;百年之后,始觉醒而回复古风;於是元佑诸家次第兴起,这是欧阳修、梅尧臣倡始的功劳.按欧阳修作诗步武韩愈,以气格为主,善用古文章法,气格情韵,皆有足观.梅尧臣覃思精微,深远闲淡,自成一家.就诗论诗,欧梅具为古雅正体,不可轻废.而王安石诗用意深切,律度精严.虽健拔有奇气,然至暮年方妙.欧、王同为宋代庆历以后之大家,然元好问似较拥欧,故后半两句谓:后人讳学王诗犹可理解,何以欧、梅一并毁废呢 本诗指出欧、梅恢复古雅之正体,为苏、黄之前导,其功不可抹杀.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之二十八)
按前半两句谓江西派之诗作,论古雅难谓与杜甫相近,论精纯又全失李商隐之精真.玩诗意,乃以「古雅」称颂杜甫;以「精纯」称颂李商隐.而江西诗社中人已难望其项背.故后半两句谓:论诗至此,宁对黄庭坚下拜,亦不愿作江西社中人.按江西诗派是宋朝南渡之后的大宗派,以上追古雅力避凡近为主要目标.但因承继黄庭坚奇崛拗劲之诗格,运用夺胎换骨之手法,刻意於字句之奇,隶事用典之巧.於是人工过深,凋损天趣,尽失古雅精真,此乃元好问批判江西诗社的原因.但是黄庭坚诗源自杜、韩,别创奇崛之诗格,於诗仍为正体,故元好问愿意下拜,以示崇敬.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二十九)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之名句.描写春意骀荡,却不假绳削,自然成文.此五字虽经万古千秋,仍然光景常新,故元好问特地徵引,称许一番.然而谢灵运之作风,其实十分重视雕镂,《文心雕龙 明诗篇》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正可一字不易,移以论谢.至宋代,陈师道作诗重视人巧,浑忘天然.尤其卧思呻吟,闭门觅句,被后世引为趣谈.其为诗之刻意,与谢灵运实有若干相似之处.因此后半两句谓:假使陈师道起死回生,一定要传话给他:闭门觅句的苦吟,对於诗道毫无助益,可怜他只是徒耗精神.元好问论诗主自然,故以谢灵运清新自然之诗句相对照,彰显陈师道之缺失.
撼树 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较短长.(之三十)
前半两句谓:评论古人诗作优劣得失,犹如 蜉想要撼动一棵大树,自觉十分狂妄.原因总是书生技痒,喜欢论量高下.按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可见元好问用韩诗,自嘲猖狂.后半两句谓:等到老死之后,或许留下千首诗歌,则不知将由何人校论短长.本诗是全篇总结,以为自作亦将为后人所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