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不局限于维吉尔式的风景，也不局限于克劳德的绘画。我们发现人类的诗歌存在于莎士比亚的老人形象中，以及伦勃朗所塑造的老人形象中；或是一方面在圣经中的妇女形象中，另一方面在所有的欧洲女士身上；我们很容易怀疑儿童诗是不是蔡尔德的诗歌所创造的，直到有人不再思考整个世界上有多少诗歌是儿童诗，因为它们既是写成的又是画成的.
有一种普遍的诗歌反映在万物之中。这种说法接近于波德莱尔的思想，那就是存在着一种未发现的、基本的审美或者秩序，诗歌和绘画是其体现，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雕塑、音乐或任何其他审美实现都同样是一种体现。我们将归纳扩大：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诗歌，它反映在万物之中，或者是可能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审美，诗歌和绘画是其互相关联但陌生的体现.有关绘画的一个细节、一句话或评论，经常也能应用于诗歌。事实上似乎所有有关绘画的评论，尤其是画家自己的评论，它们对诗人和对画家一样有意义。所有这些细节，它们对诗人的重要程度和对画家一样，它们是诗歌与绘画关系的具体例证。绘画的人如果选择结构作为诗歌与绘画的公分母，那么他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技术特性，即使他不被人认为是专家。诗歌和绘画同样是通过结构创造出来的。
画家以对形式和色彩问题的尊重来完成他的工作，他一再面对这些问题，他不是凭借灵感，而是凭借想像或者是想像所激发的神秘的原因。简而言之，这两门艺术，诗歌和绘画，都共同拥有一种劳动元素，在实践中，它不仅仅是一种劳动，也是一种圆满。为了证明这点，让我把取自普鲁斯特巨型小说中的诗歌，与雅克·维永（Jacques Villon）的画，偶然放在一起。
对于普鲁斯特，我引用索拉特教授的一段话：“他给文学增加的另一个领域是对那些永恒瞬间的描绘，在其中我们被提升，超越了这个沉闷的世界……浸在茶里的玛德莱娜点心，马丁维尔的尖塔，路旁的一些树，野花的香味，树上光与影的幻觉，一把汤匙在盘子上丁当，就像铁路工人的锤子在敲打从上面能看见树木的火车轮子，旅馆里一条僵硬的餐巾，威尼斯两块石头的不同，以及古尔曼特市政厅无条理的院子……”至于维永——在他所有的灿烂材料里都存在着一种迷人的智力。一个躺在吊床上的妇女被变形成一个平面与色调组成的复合物，绚丽、朦胧、精确。一把茶壶和一两只杯子在全部由不真实之物构成的真实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这些作品是精神的美餐，不同于感觉的愉悦，这是因为你会在它们里面发现精确计算的劳动，发现对完美的渴望。

可怜的湖美伢！

今天，对于一位经常上网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知道诗人“赵丽华”，以及与她相关的“梨花体”和“梨花教”，那么他肯定是落伍了。当“木子美”、“芙蓉姐姐”、“后舍男生”等等网络名人“俱往矣”的时候，诗人赵丽华被“无意”发现，并迅即成为探讨中国诗歌价值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诗歌意义及创作前途的大论争，这种论争也从网络空间影响到现实世界。

“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10月16日，首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在南京大学落下帷幕，一位与会代表有所感触地告诉本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本报记者结合近日沸沸扬扬的“赵丽华现象”对有关与会代表进行了访谈，试图从这一角度拨开中国诗歌发展的迷雾，厘清相关讨论误区，探讨诗歌的何去何从。

困境：新诗已经走火入魔？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富教授表示：“尽管目前网络上对赵丽华诗歌褒贬不一，但是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大家还是非常关心中国新诗的命运与前途。”

他认为赵丽华的诗歌之所以在网上引起如此强烈反应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显的口语化写作”，“而这一问题历来争论不断”。他举例说诗人艾青在193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诗的散文美》，其中提到有位工人在墙上写了一个通知：“安明！你记着那车子！”艾青认为“这是美的，而写这个通知的也该是天才的诗人。”可是艾青到了1980年出版《诗论》的时候，“把这句话改为‘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秉赋’。”

徐教授分析说：“前后形容词的变化，也说明了艾青先生对口语化写作的态度的转化。大诗人况且如此，何况一般网民呢？如果正常评价的话，还是对诗歌的前进有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像有个叫陈修元的说什么‘她是不甘寂寞故意哗众取宠，这和在大街上撒尿以引起别人的关注是一个道理’，就不太合适了！”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唐代诗歌中也有‘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类的大白话诗句，但是这真的就是大白话吗？孤立地看这几句诗是大白话，将它们放在整首诗歌来看，就不是大白话。哪有一个大白话非得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押韵、平仄都搭配呢？许多诗句表面看来是大白话，实际上都是经过加工的，而经过加工的具有鲜明节奏的非自然语言，才是诗歌语言区别于其他如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由此角度看，即使晋代傅玄的三言‘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也不能说是大白话。”

另外，徐有富教授也反映说，“部分网站上的调查问卷设计的有问题，那些选项本身就存在误导的嫌疑，网民只能在前提错误的逻辑条件下进行回答，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定不能正确表现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对徐教授的观点表示充分肯定：“口语写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诗句入俗，但是入俗也并非全部口语化，并且口语化也还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格律。”王卓华表示，“很少关注新诗，因为感觉新诗已经走火入魔了。”

突围：以音乐性拯救诗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在分析自己不关注当下诗歌的原因时说：“伴随着白话文运动，新诗从一产生就已经割裂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不仅脱离了民族性，还脱离了诗歌的传统，因此新诗从一产生就先天发育不足，而这种不足也有违诗歌自身的特征。”

王卓华所理解的诗歌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性，也就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二是真性情，也就是思想上的真实性和个体性，脱离了这两个特征的诗歌，只能沦为断行式的无病呻吟。”

因此，王卓华指出：“当下的诗人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更应该回到传承古典传统，汲取传统精神上来。”

记者采访时获悉，徐有富教授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与音乐结合——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认为：“与音乐结合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歌词也是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歌词都是诗，与音乐结合是我国诗体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徐有富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就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诗与歌合则双赢，分则两伤。譬如宋词与元代散曲，由于大批优秀诗人与剧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拓宽了词曲的写作内容，提高了词曲的写作水平，因而使得词与散曲成了宋元两代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体裁。而明清的民歌时调，由于没有多少诗人参加创作，虽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是总的题材是狭窄的，写作水平也不高，因而不可能获得宋词元曲那么高的地位。”

台湾师大国文系潘丽珠教授在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就是《诗歌吟诵的时代意义与创意教学示例》，“如果说把音乐性作为诗歌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吟诵诗歌就是把音乐性付诸实践。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不管是诗歌理论还是诗歌精品，音乐性都是一个如影相随的法宝。”

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者刘顺文也指出：“诗歌现在已经很难界定，因为古典诗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作为参照系，而新诗基本上无章可循，现在不是谈论诗歌好坏的时候，因为有些文字到底是不是诗歌我们都还难以确定。”

80后作家韩寒曾在自己的博客中“炮轰”当下诗歌界，引起了众多诗人的强烈不满。一位香港学者解释说：“引起诗人们强烈反应的原因是因为韩寒扯掉了诗人们的遮羞布，让长期以来边缘化生存的诗人们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

另一位来自香港的中文学者干脆说：“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

前途：应该反思的到底是谁？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平素也写诗歌，并且他对诗歌的发展一直比较关注。本报记者就赵丽华现象对他进行采访时，他直言：“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诗歌现象了，而是一个网络现象，一个文化现象。”

他认为“所谓的‘梨花体’只是赵丽华很少一部分的作品，而真正代表赵丽华水平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梨花体’，并且赵丽华也不能代表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水平。”

傅元峰博士指出，近段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说诗歌软件的出现，北京诗人也夫进铁笼中体验生活，莫小新教授裸体授课等等，“表明了整个时代浮躁的态势，这种浮躁态势下，诗歌遭遇恶搞，并非偶然。”

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网友们模仿“梨花体”的作品，对此，傅元峰博士指出：“平民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对诗歌所产生的影响，都对诗歌起不到积极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损诗歌的审美思想。文化专制的时代，时代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文化浮躁的时代，诗歌被利用为恶搞对象。”

“我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谈论诗歌的意义与前途毫无疑义。”傅元峰博士认为“被网友恶搞的作品是赵丽华的实验性写作中比较失败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被迅速放大，让赵丽华和‘梨花体’成为攻击的靶子，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网友集体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结合以前的“网络暴力”现象，傅元峰博士把它的产生归结为“瞬时性、跟风性与偶然性情绪的宣泄”。“而这种缺少独立思考、缺少冷静意识、缺少平民情怀的网络暴力，一起打开了文化情绪的闸门。”

傅元峰博士还引申开来，说“前段日子比较出名的三部电影《英雄》《无极》《夜宴》，都已经在接近80后的文化范例，他们是想象中的影像，并不具备现实的品质。以及江苏作家叶兆言、苏童等人在尝试的重述神话写作，也预示着他们进入了现实品质流失的过程之中。”

“所有的文化人和作家都漂浮起来时，只剩下病态虚弱的想象力，陷入了没有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境地。”傅博士担忧地说。

就赵丽华事件而言，傅元峰直言不讳：“需要反思的不是赵丽华和当代诗歌，而是盲目参与的网民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浮躁病。

17年诗歌对形势的发展与探索体现在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求法表达。

　　普希金逝世的时候，当时的俄国新闻界俄国文学之父写到：俄国诗歌的太阳陨落了。长期以来，关于普希金是“俄国诗歌的太阳”，“俄国文学之父”的手法，似乎一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如此之高的地位呢？换句话说，普希金对于俄国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普希金奠定了俄国的民族文学，使得俄语文学得以屹立在欧洲的文学之林，在普希金之前，俄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已有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在18世纪末，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在古典主义的潮流中开始了融合，尽管如此，到普希金开始创作时，俄国文学仍被视为欧洲文学中“落后的文学”，因为它还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模范西欧的范式和风尚，它还没有推出自己的杰作。普希金自幼就深受法国文化和文学的熏陶，后来，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等，又 相继对普希金产生过和强烈的影响，但是，普希金却通过其创作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对文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的自觉追求。在创作上，他有意识贴近俄国生活和俄国人：在批评中，他对俄国文化的价值，俄国民族精神的特性以及俄语较之欧洲各语言所具有的“优越性”等等，都做过大量的论述。普希金以自己纯熟的文学技巧反映出的俄国生活，塑造出的俄国人形象，他在借鉴西欧文学的同时对俄国民族文学积极地鼓和无保留的抬举，他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建树等等，都极大的扩大了俄国文学的影响，是俄国文学终于可以和西欧各文学比肩而立了。

　　其次，普希金为俄国文学的传统开了先河。普希金的创作表现出了惊人的多样性，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童话作家，历史学家等等，他几乎涉猎所有文学体裁，并在各个文学体裁中都留下了经典之作。更为重要的是，后来构成19世纪俄国文学传统之内涵的许多因素，也都发端于普希金的作品，如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自由精神，对人的个性和人的尊严的捍卫，同情“小人物”，为社会不平而鸣的人道主义，对上流社会做作的举止和空虚的精神所持的批判的态度，对教会之虚伪的揭露，等等。这一严肃的，充满道德感的文学传统，为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众多俄国作家所继承，构成了俄语文学内容和风格上的基本特征，都是在普希金的时代固定下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将20世纪前的整个俄国的文学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普希金时期和普希金时期。

　　最后，普希金规范了现代俄罗斯语言。俄语的起源是比较复杂的，它所用的“基里尔字母”是由希腊传教士发明的，因而与希腊语有某种亲缘关系，后来，德语和荷兰语等中北欧的语言基因大量进入俄语，知道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法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又对俄语产生了极大地冲击，与此同时，自斯拉夫原始部族保留下来的古字，熟语等，也留存在书面和口头俄语中间。这样一种庞杂的语言体系，虽然给俄语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却也给治理国家，人际交往和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它在呼吁某种整治。终于，出现了罗蒙诺所夫，他对俄罗斯语言进行了一番梳理，对俄语的语法和俄语的诗歌格律进行了严谨的研究，但是在文学语言的规范上，在获得语言样板的树立上，罗蒙诺所夫没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用自己来写诗作文的语言，也显得思想大于文字，严格有余而活力不足。规范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历史使命落到了普希金身上。普希金主要的不是从俄语语言文学的角度，而是通过活的文学创作来完成这一使命的。在他的诗歌和小说中，教会斯拉夫语和外交词，都是上流社会的交际用语，雅字和俗词。都有出现。并被赋予了表达情感，描绘生活的同样使命。这是一场空前的“语言民主化”的运动，普希金的创作像一个巨大的语言熔炉，俄罗斯语言中各种复杂的成分经过他的冶炼，终于成为一种崭新的，极富变现力的文学语言。果戈理称，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有我们语言所有的丰富，力量和灵巧；高尔基则认为，普希金在语言上最大的成绩，就是将文学语言和民间口语结合了起来。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的集大成者，他最终完成了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规范工作。懂俄语的人可以发现，如今的俄语与普希金作品中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出入，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普希金语言之强大的生命力，说明了他对俄罗斯语言所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基于以上几点，普希金当之无愧的赢得了“俄罗斯语言之父”的称谓，完成了这几大历史功绩的民族诗人，似乎将永远是不会被超越的，普希金是永恒的。

第一节 原则、目标及方法

遣词，古代也叫“炼字”，是我国文学史上历来提倡的一种锤炼语言的方法。历代诗话、词话中关于“诗眼、文眼”等的提法，便是对遣词艺术而言的。老舍具有很深的文学功底，熟谙遣词艺术的奥秘，因而对遣词炼字的原则、目标都有很正确的认识。他也十分重视遣词的具体实践，为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探索出有效的方法。这些，我们应该认真的总结和学习。

一、原则：应人、切情、合境

语言的运用总是有具体对象和语境的。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同所描绘的人物、事件、场景等相适应，应人切情合境便是遣词艺术的基本原则。为此，老舍说过：“文字的感动力是来自在某个场合中必然的说某种话”；（《我的“话”》）“作者必须苦思熟虑：如此人物，如此地点，如此时机，应该说什么，应该怎么说。”（《话剧的语言》）在他的作品中，应人切情合境的遣词是不少的。例如，《四世同堂》中有一对被鞭挞的对象大赤包和冠晓荷，卖友投敌，不知羞耻。在大赤包当上了“妓女检查所所长”之后，得意忘形，“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冠晓荷巴结地“报告太太”的称呼并不使她满意，她要求说成：“所长太太！不！干脆就是所长！”而冠晓荷从此也就真的一口一个“所长”。这是十分切合二人性格特征的话语。仅仅一个称谓上的锤炼，便把两个没有心肝、虚伪作态的人物写活了。又如《茶馆》中有一个无赖唐铁嘴，抽了一辈子大烟，最后却来了两句：“我已经不吃大烟，改抽‘白面’啦！”“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这正是唐铁嘴的口气声息。老舍自己也说：“一个无耻的人可以说这么无耻的话，在情理中。”因为作家“知道他们作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除了人物对话切合身份之外，老舍的叙述描写语言也注意切情合境。例如：

1)祥子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拿着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要一步迈到城里去！（《骆驼祥子》）

2)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同上）

3)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同上）

这里的三个例子都有“喝水”的动作，但所用的词语却不相同，便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对象和情境。例1)是一般的情境，用了普通动词“喝”；例2)是又冻又饿的老车夫在昏倒之后的喝水动作，“吸”这个词很恰当地适应了此情此景；例3)的语境则是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烈日之下，车夫们实在不能忍受酷热，水成了他们的救星，用“灌”这个动词便是最恰当的。在老舍作品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充分体现了其遣词的原则。

二、目标：凝炼、准确、生动

同世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有很突出的特点。单音节语素占主导，结构灵活，组合自由等，在世界上以简练而著称。对此，老舍总是引以为自豪。他多次指出：“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文学创作和语言》）“远古至今，中国文学一向以精约见胜。……从汉语本质上看，它也是言短而意长的，每每凌空遣字，求弦外之音。……既简洁又有力。”（《谈简练》）他十分推崇唐诗中以五、七言便反映出丰富内容的精炼语言。他也自觉地把简洁凝炼作为其遣词艺术的追求目标：“写东西一定要求精练、含蓄。”（《人物、语言及其他》）即“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得多”。这一点可以说是老舍运用语言的总体目标，当然也体现在他的遣词艺术之中。且结合例子加以说明。

1)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骆驼祥子》）

2)你想，日本人能叼住北平，再撒了嘴？（《四世同堂》）

3)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来，……钱都随那个“洋”字流到外洋去了！（《正红旗下》）

这几个例子都有经过锤炼的词语，也都有简洁有力的效果。例1)的“拍”写出了祥子第一次自己买车的激动，也把其三年来的辛酸劳累和瞬间的决心自豪凝聚于一词，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例2)的“叼”一词，简洁有力地写出日寇如狼似虎的侵略本质。例3)的两个动词“涌”和“流”，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掠夺我国财富的现实。言简意赅，准确凝炼。

老舍的遣词艺术也还追求其他的目标。如通俗自然、准确精当、形象生动等等，这些方面也都达到了艺术化的境界。对此，我们后面会分节讨论，这里不再举例。总之，凝炼、准确、生动等是老舍遣词艺术之中贯穿始终的目标，也是我们分析的总纲。

三、方法：精选、多变、创造

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发展史上，曾留下过许多锤炼词语的佳话。“推敲”的故事，“捶字坚而难移”的观点，“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例子，都让人津津乐道。语言艺术大师老舍的作品中也有许多锤炼词语的佳例。对这些例子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他锤炼词语的具体方法。

1.精心选择最恰当的动词

语言运用中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可选择性。语言体系中的同义词语、运用中形成的言语同义现象，都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可能。在具体的语境中精心选用最恰当的词语，是老舍常用的方法。他多次说过：“我们须去找到那最自然最恰当最现成的字。”（《言语与风格》）“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像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正红旗下》）这种精心选择，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动词的锤炼上。

动词是语用中最重要的词类，是“句眼”所在。它运用得好，能使人物“活”起来，使所描写的事物“动”起来。因此，托尔斯泰曾说过“在艺术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动词”，“必须找到能说明物体准确动作的准确动词”。在老舍作品中，这种经过锤炼的动词是不少的。先看例子：

我一辈子只看见了这么一回大热闹：男女老幼喊着叫着，狂跑着，拥挤着，争吵着，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嗑喳！门板倒下去，一窝蜂似的跑进去，乱挤乱抓，压倒在地的狂号，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蹿，全红着眼，全拼着命，全奋勇前进，挤成一团，倒成一片，散走全街。背着，抱着，扛着，曳着，像一片战胜的蚂蚁，昂首疾走，去而复归，呼妻唤子，前呼后应。（《我这一辈子》）

这是描写失火后人们抢铺户的场面。二十几个不同动词准确地反映了人们的动作，使人物活了起来，画面动了起来。再举几例：

1)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骆驼祥子》）

2)我愿意一下子把敌人全捶在那个山包里，一个不剩！（《无名高地有了名》）

3)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得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正红旗下》）

例1)的“扇”这个动词显然是经过锤炼的。不仅写出了车夫瞧不起人的心理活动，而且把他们外在的表情也显示出来了。例2)“捶”也用得很好，表现了战士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杀敌的决心。如改用其他动词难有如此的效果。例3)的“得”这个词也非常精当，既是北京口语中常用的，又含有非此不可的决心。比用“要、会”等词显豁、传神得多。

又如《骆驼祥子》中描写六月十五那天天热的情景：拉车的小伙子们“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就跟驴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用“奔”不用“走”；用“灌”不用“喝”，可见其渴之甚，思水之切。通过人物缺水之苦和得水之乐的敏捷动作，映衬出天气的酷热难耐。在烈日下，有的车夫中暑发病，“一头栽到地上，永不起来。”用“栽到地上”就比“倒在地上”更能说明发病之猝，进一步突出酷热之甚。这些动词都是日常口语中很普通的，但经过作家的锤炼，用在适当的情境之中，都有了艺术化的效果。

2.灵活多变的转类用法

在遣词艺术方面，除了精选动词之外，老舍还常采用词语的转类用法。即临时转换词语的功能，把其他性质的词语用作动词。例如：

1)可是，谁想到哥哥竟自作出那么没骨头的事来——狗着洋人，欺负自己人！（《正红旗下》）

2)在他的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离婚》）

3)天赐一看见她就木住了，好像虾蟆见了蛇。（《牛天赐传》）

这三个例子里都有词的转类用法。例1)的“狗”本为名词，用作动词，生动形象地活画出洋奴多老大的癞皮狗般的嘴脸。例2)的“科员”和例3)的“木”也都是名词动用，同样有很好的效果。不说“做了一辈子科员”，而说“科员了一辈子”，对“科员”的不以为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便隐约可见。不说“吓住了”，而用“木住了”，不仅写出吓的心理，也把人物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成了一块木头似的，不能动弹了。这便是转类用法的艺术效果。

3.创造性的词语用法

老舍锤炼词语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突破固有的词语搭配，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既出人意料又出奇制胜。他说过：“虽然是普通的话，但用得那么合适，能吓人一跳，让人记住，这就是创造。”（《文学创作和语言》）如关于“笑”，常用的是动词“挂”或“露”：“营长脸上经常挂着的笑容不见了。”（《无名高地有了名》）“李四爷的眼角露出一点笑纹来。”（《四世同堂》）而经过老舍的锤炼，却有了那么多的变化。如前举各例，“搬运、递、放射、摆、储蓄、拧、拥、集合、凑”等词，都与“笑”搭配在一起，形象生动。不仅如此，在老舍的其他作品中，我们还能发现另外的例子：

1)（赵子曰）还没扭到能看见后面的程度，早就把笑容在脸上画好，轻轻的叫了一声：“老李！”（《赵子曰》）

2)赵子曰……也不好意思叫他的心与口分开，而说几句叫别人，至少叫欧阳天风的粉脸蛋绣上笑纹的话。（同上）

3)他停了一会儿，嘴角上挤出点笑容来。（《黑白李》）

4)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纹缕走到鼻洼那溜儿便收住了。（《离婚》）

5)眼睛没什么精神，而嘴上老卷着点不很得人心的笑。（《抓药》）

6)她的笑很小，只在眼角与鼻翅上轻轻一逗，可是表现出许多心事……（《新时代的旧悲剧》）

7)待了一会儿，她把泪收起去，用极大的努力把笑意调动到脸上来。（《正红旗下》）

8)多老大从心灵的最深处掏出点最地道的笑意，摆在脸上。（同上）

你看，“画、绣、挤、走、卷、逗、调动、掏”等动词都同“笑”搭配在一起，而且都用得精彩生动，这便是创造性的遣词炼字，充分显示了老舍锤炼词语的艺术功力。

除了对动词的锤炼之外，老舍还很重视其他词类的锤炼。如名词、形容词、副词等，也都取得了艺术化的效果。名词如前举的“所长”的称谓、“大烟、白面”的锤炼等。形容词如“白晃晃、黑嘟嘟、青虚虚、绿丛丛、红扑扑、灰渌渌、黄不唧”等叠音、后缀的锤炼，生动形象，在具体的语境中很有魅力。副词如《二马》中一个例子：老马想利用圣诞节的机会与房东太太套交情，他甚至想到了要给她的小狗买礼物。计划好之后，“他喜欢极了，居然能想出这么高明的主意来，真，真是不容易！”两个副词性词语“居然、真”锤炼得何等高超！老马的自得、作家的揶揄、言外的批评等都在其中了。还有量词的锤炼之例。如写赵子曰对妻子的态度，老舍通过两个量词“头、匹”就把他的不满与后悔很好的表现出来了。不过，由于老舍作品中词语锤炼主要为动词，我们便不再对此细述了。

正因为老舍对遣词炼字有着明确的目标、正确的原则和有效的方法、他的作品中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效果是很突出的。以下我们从质朴自然、准确精当、形象生动、简洁凝炼等几个特点作具体分析。

第二章 生动凝炼的遣词艺术

上一章分析了老舍使用口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口语的艺术。这一章我们要讨论老舍使用语言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不借助于典故，也不倚赖土语、行话，而只凭那么一些人人都懂的俗字，经过锤炼琢磨，便成为精金美玉”（《戏剧语言》）。这里所说的对俗字的锤炼琢磨，便是指对词语使用的加工锤炼，所谓的“精金美玉”则是指寻常词语的艺术化的境界。对此，我们先举些例子加以说明。如在《四世同堂》中，可以发现不少描写“笑”的动作，但在作家的笔下，却姿态各异。特别是其中的动词，经过锤炼，都很准确、生动。例如：

1)见丁约翰提着酒瓶进来，她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上来……

2)她活像一只雌狮。……她的两眼一齐看一看桌面，很快的又一齐看到远处坐着的客人，而递过去一点微笑。

3)离她有两步远，他立住，先把笑意和殷勤放射到她的眼里，而后甜美的说：“所长！二姑娘回来了！”

4)整了一下衣襟，把笑容合适的摆在脸上，他轻快的跑过来。

5)这时候，晓荷穿着一身浅灰色湖绸的夹袄夹裤，夹袄上罩着一件深灰色细毛线打的菊花纹的小背心，脸上储蓄着不少的笑意，走进来。

6)他几次要笑出声来，而又控制住自己，只许笑意轻轻的发散在鼻洼嘴角之间。……而后，嘴撅起一点，整个的脸上都拧起笑纹，像被敲裂了的一个核桃。

这里六个例子分别描写大赤包、冠晓荷和祁瑞丰的笑态。例1)的情境是大赤包正在申斥丈夫，忽然来了个在“英国府”做事的人，她马上由生气改为笑脸。“搬运”一词，很恰当地写出了大赤包当时不自然的做作的笑脸；同时，也把这个胖如冬瓜的女人艰难的笑样子写活了。例2)则是在牌桌上，大赤包“右眼照管着自己的牌，左眼扫射着牌手们的神气与打出的牌张”。“递”这个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正如作家所写：“含着威严与狡猾，像雌狮对一只小兔那么威而不厉的逗弄着玩。”例3)至例5)是描写冠晓荷的。这个人物下作、无聊，投敌求荣而毫无羞耻之心，装腔作势却颇具礼貌之态。在家中的“西太后”大赤包面前，他谦恭得像一条吧儿狗，经常“微笑的享受着”大赤包那“绝对没有乐音的叫骂”。例3)和例4)都是描写他在大赤包面前“人未到笑先至”的丑态。你看，还有两步远，笑意就已放射出来，多么殷勤又多么谄媚！例4)是冠晓荷听到大赤包的叫喊，还没见到人，就赶紧把笑容合适的“摆”好，迎上前去，整个的老鼠见了猫的样子。例5)的描写则更精彩。这时的情境是冠家三“女杰”：大赤包、桐芳和高第吵得天昏地暗，冠晓荷却不知躲到何处，待瑞丰来劝架了，他也突然冒了出来。同往常一样，他还是笑着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用了“储蓄”这个动词，把冠晓荷躲在一边观战的神态写出来了。所谓“储蓄”，是有一段时间的，这就告诉我们，当她们在大战的时候，冠晓荷也一直是面带笑容的，何等自得其乐，又何等潇洒超脱！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渣滓便活在了读者面前。例6)描写瑞丰的笑。这也是作家鞭挞的对象。此时是瑞丰要以教育局科长的资格去接受日本特使的接见，他自鸣得意，又不敢过于忘形。笑意“发散在鼻洼嘴角之间”是控制的结果；脸上又“拧起笑纹”则是难以自抑。这两处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这个不辨是非的堕落者的丑态。

以上是对于丑类人物的描写。下面再看看作家如何通过锤炼词语，对其他人物的笑貌进行刻划的。

7)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8)祁瑞宣的眉头解开，胖脸上拥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的低声哼着岳武穆的《满江红》。

9)天佑和瑞宣爷儿俩把所能集合起来的笑容都摆在脸上。

10)近来，她的眼睛显着更大了，因为脸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许多笑意凑在眼睛里，她告诉老人……

例7)和例8)都是描写瑞宣的笑。可以对比一下：例7)笑纹“无可如何”的“摆”在脸上，是因为他所居的北平被日寇占领了。以他的人格、所受的教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当亡国奴；然而，家中的具体情况又使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做个贤孙慈父。他只能忍辱负重的维持，脸上“摆”的是无可如何的笑纹，心中装的也是无可如何叹息。例8)则用了一个“拥”与“一浪一浪的笑纹”搭配，写出了他由衷高兴的心情。原来，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炮声响起，他感到了希望，岳飞的《满江红》词便是他此时的心声。二者对照，可知老舍遣词的准确、细致。例9)的“集合”和“摆”两个动词，也很恰当地反映了天佑和瑞宣的强作欢颜的神态。在沦陷了的北平，祁老太爷迎来了七十五岁的寿日，国难当头，喜事不喜。这种笑，只能是勉强集合起来的。同一个“摆”字，例4)用于巴结、讨好，例7)和例9)用于无奈和勉强，都很恰当。例10)是韵梅为宽慰祁老太爷的笑。因为瘦了很多，眼睛变大了，似乎可以盛进“许多笑意”；而一个“凑”字，又生动地写出了这“许多笑意”并非由衷——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一位善良的老人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柔顺的孙媳妇怎能安慰得了呢？描写笑的勉强，这个词切情切境，很准确也很传神。

由以上十个例子及其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是十分重视词语的锤炼，并使之艺术化的。在他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此，我们归纳为“生动凝炼的遣词艺术”加以讨论。

第三节 生活的记录与艺术的提炼

以上客观地描写了老舍作品中语言口语化的两个主要的形式特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口语所反映的内容以及作家对口语进行的提炼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生活的真实记录

喜爱口语大白话，也重视语言与生活的联系，使老舍的作品语言充满生活气息，很好地反映了所要表达的内容，并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1.用不同的话语反映大致相同的内容

与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相适应，日常口语有十分丰赡的词汇。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大师，老舍所掌握的口语词汇量也十分惊人，而且，这些不同词汇反映的生活内容又是那么的恰当。请看例子及其分析。

说话，是人们最基本的能力和行为之一，似乎没有什么可多分析的。然而，在老舍的作品中，我们却发现了那么多与“说话”内容有关的表达方式。表一般的交谈有：“过话、顺口搭音、打哈哈、摆闲盘儿、扯淡、念叨”等；表无话找话的有：“耍贫嘴、耍嘴皮子、扯臊、碎嘴子、叨唠”等；“美言”是说好话的意思；“野调无腔”是言语粗野的意思；不好意思说用“说着烫嘴”；文绉绉地说用“转文”；私下里说是“嘀咕、咕唧”；不直截了当地说是“绕脖子、转着圈儿说”；心里存不住话则是“嘬不住粪”；还有，“吭吃、打磕巴”等为口吃、结巴的样子；“嚼舌头、甩闲话、贫嘴恶舌、拉老婆舌头”等为闲言碎语、搬弄是非的神态。所有这些表达方式，都适应于不同的内容需要（例子分别见于《赵子曰》《二马》《小铃儿》《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蜕》《四世同堂》《柳树井》《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十几篇作品之中），都有很好的效果，我们就不一一展开分析了。下面，仅对老舍作品中与说话有关的动作行为——“吵架、骂人”的例子略作讨论。

1)那天吃饭的时候，谁和妹妹拌嘴来着？（《小坡的生日》）

2)为什么张大哥不直接的阻拦小赵？或是当场鼓动我或太太和小赵，嘴是嘴，眼是眼？（《离婚》）

3)那个娘儿们敢卷我半句，我叫她滚着走！（《柳屯的》）

4)事事是和我顶着牛儿。（《沈二哥加了薪水》）

5)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骆驼祥子》）

6)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同上）

7)志芳，我看你得意得出奇呀，敢跟我嘴儿来嘴儿去的。（《女店员》）

8)哼，凭这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儿真是改了。（《茶馆》）

请看，八个句子中都有表“吵架、骂人”的词语，可没有一个重复。细分起来，它们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从内容上说，“卷、骂骂咧咧、骂了个花瓜”等着重于“骂人”，其他五个词语则着眼于“吵架”。从程度上说，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嘴儿来嘴儿去、逗嘴皮子”为第一层，语义较轻，透着俏皮；“拌嘴、嘴是嘴，眼是眼、顶着牛儿”为第二层，语义稍重且很形象；“卷、骂骂咧咧、骂了个花瓜”则为第三层，程度最重，而且是单向的“骂”，不像前面两个层次，可以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再从适应的情境看，也都用得很恰当，如表单向“骂”的三个词语，在各自的句中都是不便互换的。这些来自生活中的大白活，意义大致相同，但在具体的场合、配合具体的内容，用得十分妥贴。正如老舍自己所说：“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在老舍作品中，类似这种现成的、通俗的话语用得恰当、合适的还有不少例子。如同样描写不满意、不高兴的神态，老舍有多种笔法：

9)马老先生是一脑门子官司，没理马威。（《二马》）

10)有的拿碗白干酒，让让大家，……有的绷着脸，普遍的向大家抱怨……（《骆驼祥子》）

11)我到街道上去工作，你大哥就鼻子不是鼻子，脸子不是脸子，……（《女店员》）

12)大喜的日子，应当欢天喜地的，别哭丧着脸呀！（《神拳》）

再如描写忙乱，有“穷忙一锅粥”（《二马》）、“抓了瞎”（《柳家大院》）、“脚后跟打后脑勺”（《春华秋实》）“分不开身”（《茶馆》）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是口语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反映，也是老舍语言功力的体现。

2.用同样的话语反映不同的内容

口语中常有这种情况，一些十分普通、十分常用的词语有很强的表现力，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许多含义。老舍作品中也有这样的用法，请看例子：

1)以自己的身量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笑话……（《骆驼祥子》）

2)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对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骆驼祥子》）

3)他一拿腰，一气跑到了家。（同上）

4)“我说是不是？”虎姑娘拿着时候进来了。（同上）

5)四爷，先给我拿着，三十块。（同上）

6)地上的雪虽不厚，但是拿脚，一会儿鞋底上就粘成一厚层。（同上）

7一夏天在这儿准叫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同上）

8)他又看我想小妞子，嫌别扭，一赌气子拿起腿来走啦！（《龙须沟》）

9)不看，拿不到人，谁给我们津贴呢？（《茶馆》）

10)要是不交人，就把你的金条拿出来！（同上）

11)在家里哪儿去拿工资呢？（《女店员》

12)霜清老人高了兴便到山巅拿个大顶。（《正红旗下》）

作为口语中常见的普通词，“拿”的意义主要是“取、握、搬动”等动作义和“用、把”等介词义；而这十二个句子中的“拿”却有不同含义。例1)为“治服、降服”义；例2)为“认准、抓紧”义；例3)为“挺起、直起”义；例4)为“估摸、掌握”义；例5)为“收藏、存放”义；例6)为“粘住”义；例7)为“叮、咬、”义；例8)为“抬、拔”义；例9)为“捉拿，捕捉”义；例10)为“交”之义；例11)为“领”之义；例12)为“竖”之义等等（自然，这些意义也都与其基本义有关，可以看作是引申用法）。像这种一个词表示多种不同含义的现象，是生活在语言中的投影，也是口语简洁、精炼的具体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舍丰厚的生活积累。类似的例子还有“打、得、弄”等词，老舍作品中也都有适例，不赘。

老舍曾多次说过，语言是生命和生活的声音，作家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才会有活生生的语言。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小时候的贫穷生活，使他早早地了解到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使他较多地掌握了下层社会的口语和俗语；走上社会之后，他又十分注意从生活中不断地学习语言，特别是老北京城的活的口语。“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三年写作自述》）因而他的写作可以从容地“从现成话里掏东西”，而且这些现成话都是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二、加工与提炼的口语艺术

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使用语言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精益求精的。对待口语，他也是既充分的信赖，放胆的使用，又积极的加工，精心的提炼。在他的笔下，通俗质朴的口语大白话不仅神通广大，恰当反映要表达的内容；而且精彩生动，被加工提炼成艺术化的语言。这一点，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

1.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探求

如上所述，老舍是十分喜爱大白话的。但是，他对大白话的认识也是清醒的、正确的。他曾在许多文章中谈到要辩证地看待大白话：“白话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我们要控制白话，而不教它控制了我们。我们不是记录白话，而是精打细算的写出白话文艺。”（《怎样写通俗文艺》）“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了出来的。”（《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作家要“既能够从生活中吸取语言，又善于加工提炼，像勤?/ca>

语言艺术特色？你们导师太能拽了吧

如果是“地方语言在艺术作品中的特色”到是可以推荐你分析莫言的，他绝大多数作品中都用的山东方言（山东普通话），语言韵律的地域特色也反映出该地域人的性格特色。或直率、或婉转，有很多口语的措词是书面语言、乃至标准普通话都不能替代的，同样是一个意思的话只有这么说才能传达出这个人的性格特征，而中性的普通话是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