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贬黄州

第一次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因为苏轼自从进入朝廷之后，就一直反对由王安石领头的‘新法’一派，再加上当时的他在文坛上地位很高，他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这也就间接阻挠了‘新法’的推广，引起了变法派对他的强烈不满，他的政治对手将他所有诗词收集起来，成为在朝堂上攻击他的理由和借口。

乌台，即御史台。

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

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

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

苏轼是被告。

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

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这就引起了皇帝的不满之后被贬。

2、被贬惠州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但是这一次苏轼可以说是很无辜的，守旧派的领导人物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后，变法派抓住机会一度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守旧派因此被变法派大肆打压，苏轼也因为一贯所站的立场，再加上当时的他是元祐党人的领袖，被变法派全面打压，也再次被贬。

但苏轼被贬后心里面也怡然自得，宋哲宗八年十月，苏轼被贬谪到惠州。

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学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原来苏轼本人生平酷爱甜食。

苏轼被贬谪到惠州，惠州地处岭南，气候温暖，一年到头甜瓜香果不断，其中以出产荔枝、龙眼、柑橘、杨梅等超甜果类出名。

在别人眼中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地，他到此如游鱼得水，大饱口福的同时心满意足地赋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3、被贬儋州 

儋州是苏轼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那个时候海南岛还是一个蛮荒之地，是朝廷流放那些严重的、死不改悔的罪臣的首选场地。

到了那里，真乃天高皇帝远，你造不了反，发点儿牢骚也没有人听得见的。

家破人亡的苏轼作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准备。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已经62岁的苏轼，随他的两位妻子先后去世，跟随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也已在惠州离开了人间。

苏轼四月十七日接到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诰命，第三天就与家人痛苦诀别，他孤身携带着幼子乘船离开广东惠州，一代文豪又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贬所中和镇。

他曾将自己的路线形象地描述为“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说的是自己在海南西北部走了一个半月形的弧线。

开初东坡在官府租了一间房子暂避风雨，没几天被政敌知道后，下令把东坡逐出官舍。

苏轼写到自己当年的惨景：“此间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

”

扩展资料：

人物总评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

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

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

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

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