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农民战争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曾这样的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强大的中国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中国的农民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他们享有很少的权利，却要负担一大部分的义务，比如繁重的徭役和赋税，但是因为与官僚的集权的中央 *** 势力悬殊，加上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农民们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是不会起来造反的。所以前朝的农民起义往往被后世的人加以借鉴，但是历史总是这样，农民起义还是不断的发生，直到近代社会来临，中国的统治者仍然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很好的解决农民问题，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停止的。就从元末和明末的农民起义来好好分析这一点——一个以农民起义起家的王朝怎样覆灭在农民起义手中。

元朝末期，由于宫廷斗争，军队战斗力下降等因素，元朝 *** 的统治能力急剧下降，加之基层统治越来越腐败，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关于这样的景象，可以在这首小令中可见一斑：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醉太平小令》）

小令中“奸佞专权”就是说朝廷里的主导政策的大员已经为小人所掌握，朝廷已经从大方向上不行了，而作者认为“开河变钞”是这一切祸事的根源，“开河”无疑是指元朝重新开凿了大运河，“变钞”就是指元朝发行的纸币，而为什么这是根源呢？作者接着说“人吃人，钞买钞”，其中之意就是，开凿运河给农民带来了繁重的徭役负担，家中没有劳力田地自然荒芜，就没有粮食可吃，而乱发纸币导致纸币的购买力严重的下降，多以纸币又买不到粮食，又买不起粮食，所以只能是“钞买钞”了。加上基层官吏和贼都不分，法律的正义性的不到体现，其结果就是“惹红军万千”了。当然这里的“红军”只是一个指代，用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指代全国各地的反元势力。

说到红巾军，又不得不提到农民起义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的秘密宗教的问题。从陈胜吴广大泽乡的鱼腹藏书到近代义和团运动无不包涵着秘密宗教的成份，农民们总是要接着神灵来壮胆，或是说起义的组织者们总是要接着神灵来招揽会众，赢得大家的信任，从而稳稳的站住领导者的位子。同样的在元末大起义中，红巾军就是典型的利用秘密宗教来组织起义的例子。红巾军起义最初在14 世纪30 年代出现于江西和湖南，在十多年内遍及半个中国。它和19 世纪同样广泛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一样；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于贵州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然后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发展到了南方中国大部分地区。但是红巾军教义的发起人却是暗中在几个省活动，特别是在那些受饥馑和时疫流行的地方展开活动。

他们的宗教教义自发地形成了拥有广大徒众的许多地方教派。这些教派经常秘密 *** ，举行宗教活动，特别是他们一些可疑的行为，被中央和基层 *** 视为异端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迫使他们采用搞密谋的、地下的组织的形式。有各种政治目的的领袖们都等待着有这样的机会能一展拳脚。他们现在能够接管这些形式，并把它们变成达到他们目的的媒介。由此可知，红巾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头领导的运动，它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色彩。后来红巾军逐渐发展成了南方和北方两只主力，南方以湖北南部为中心，北方以安徽、淮河流域为中心，与元 *** 分庭抗礼，到后来由于政治利益的冲突，内部也开始自相交战，最后由北系支派的朱元璋打败了所有的南方红巾义军派系，统一了南方。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的是，虽然秘密宗教在起义后期的作用已经不大，但是在起义准备过程中甚至在起义前期招兵买马的时候还是给领导这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农民起义通常是结构松散纪律性不强的，而可能在一群散兵游勇建立威信的唯一可能就是秘密宗教，当起义军建立起严密的机构组织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摆脱了农民义军的角色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项重要的口号就是“均田”思想。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不仅因为土地的兼并影响到国家的税收，还容易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的动荡，轻则形成流民潮，重则诱发农民起义。明末政治腐败，农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七月，起义在陕西爆发，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暴乱大有燎原之势。明朝 *** 剿抚并用，一度取得成果，但是又来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取得成果付之东流。相反，经过13年的游击流动的作战，农民军逐渐集中，至崇祯十三年底，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主力军。

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盲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十四年初，攻占洛阳。李自成在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三攻开封，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主力：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二月入山西，仅在宁武一战，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七日，官军三大营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监开门献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起义推翻。

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的口号为他赢得了民心，人力财力渐渐地聚集到他这一方来，在军事上很快取得优势，为打败明朝官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所以均田思想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被不断的提出来，而每一次都得到极大的拥护，我觉得与中国的制度发展史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供养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具体基层的官僚体系的构建中不免要依靠当地的有实力的大户，依靠这种大家族提供的经济或是人才的支援才能形成有工作能力，得到认可的基层 *** 。而在这之后，基层 *** 当然要为大家族的付出提供回报，所以就有了基层官僚和地区大户之间的勾结。而最直接的给予大户的回报就是田产，要么就是直接赠与，要么就是默许其兼并农民的土地，当然这只是土地兼并的一种原因（情况）。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他们或是沦为佃农，或是沦为流民，而这样的情况是不便于国家对人口进行管理的，所以就很容易造成恶劣的后果。

建立在农民起义基础之上的明王朝又终结在农民起义的手中，这难道是历史的玩笑？深刻的分析一下这些农民起义，能发现很多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情况。比如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佛教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所以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相信中国历史也是处在一个大轮回之中，秦短汉长，隋段唐长，元短明清长，加上短命的民国，人们很愿意相信有一个轮回开始了。

直线式的历史发展模式只是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得到了认可，普通的人群还是相信轮回说的，这就是所谓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样的口号的基础，农民们很愿意相信一段时间后总是要轮到自己来统治天下的。而在西方，强人心中想的永远只是“罗马皇帝”的称号。

如此规模宏大的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还告诉了中国的执政者，农民问题一定是执政的首要问题，解决不好这个，中国的国运就永远就跑不出历史的怪圈，不管是民主政权还是 *** 都逃不了覆灭的危害。农民的确是最容被统治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也是力量最强大的一群人，中国有9亿农民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多，假如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展示他们的力量。有人说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了，农民没有和 *** 抗衡的能力了，我要说的是武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上的关键东西，农民军也从来没有实力跟官军对抗，重要的是在农民起义之后，跟随而起的各种反 *** 势力的作用。事实上，农民起义往往只是一个导火索，除非能以迅速的手段将其弄灭，否则接下来的将是一场大爆炸。

　　农民起义的作用

　　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当新时期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遭到批判以后，又有人认为，在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之后，人口总是大大减少，社会经济也大大下降，新王朝建立时社会往往倒退到上一个王朝建立时的状态（王朝循环），所以农民起义不但没有推动历史进步，而且对社会发展具有“反动作用”。

　　其实，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经不起严格分析。对第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用西欧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对比来反驳。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超过西欧，假如农民起义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就应当超过西欧才对。但事实上，从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因此，所谓“农民起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论调，与事实并不符合。第二种观点要能够成立，就需要证明，假如没有农民起义，当时的社会就不会出现人口毁灭和生产下降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农民起义的根源是人地矛盾危机，而直接引发农民起义的，则往往是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如果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穷人仍然待在家中坐以饿毙（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同样是没有活路的，所以，人口毁灭和生产下降并不是“农民起义”所“引起”。从积极意义看，起义农民到处抢掠富人，用非法手段获取生存资料，实际上通过使用暴力使生存资料“存量”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形成了短期“平衡”，也许缓解了天灾对人口的毁灭作用。笔者以为，说农民起义具有反动作用，是没有搞清社会运行原理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经济学排除价值判断，推崇实证研究，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事件的进步和反动。站在历史经济学的观点看，起义农民的内在动机，只不过是一般动物都具有的求生本能。当他们无法生存时，参加起义就是他们最为合理的“选择”。历史就是这样运行的，它也只能够这样运行。从这一角度说，评价农民起义的作用没有意义。

　　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始动力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的追求。但一个社会能否发展进步，还取决于它所处的客观环境条件。中华文明前期的繁荣进步和后期的落后挨打，都可以用这一基本原理予以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只是农民群体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站在历史学的角度看，农民起义是王朝循环的中间环节。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看，它既未促进社会进步，也未阻碍社会发展。

论文啊，内容太多了．你现在需要的应该是查阅大量资料，并通过自己的理解形成你论文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
你可以通过武汉大学图书馆网站服务器登陆期刊网，来查找你需要的东西．
在这里你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为什么说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阶级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为什么说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1.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他们承担着社会的基本生产任务，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最重，生活最为悲惨。

2.农民阶级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

3.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在农民的问题上，必须反对轻视农民的做法。

所以，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严格意义上说不是革命，而是改朝换代。农民永远是被利用的阶级，只不过有时做稳了奴隶，有时想做奴隶而不可得。

因为农民最多 最苦 最穷 最善 最忍 最愚!

既然，农民的起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那么，中国应该是全世界首先走向现代的国家之一。况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都曾走在世界的前例。然而，走到近代的中国不仅远远落于西方，而且已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自强、民主、科学的道路。终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中国能通过自身的能力摆脱愚昧、专制、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社会吗？结论是应该是，可能性极小。

当然是有一定的历史作用的，它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改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对当时的社会是有推动作用的！

客观地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作用只是被地主阶级利用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促使社会即得利益者的利益再分配,这是由于农民起义的阶级局限性所导致的,因此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受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限,作用有限

农民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倒退的 因为其打断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是的，因为社会发展是波浪式的，当到达波谷时，农民起义托住了下行趋势，并重新向上，然后达到波峰，又向下，如此循环，等待未来的向上突破，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只会一直向下了。

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起义,都是缘于没饭吃活不下去而致的自下而上的起义,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到了无以调和时出现的群众暴动.农民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从陈胜吴广起义,到黄巢黄巾起义,从李自成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无不贯彻一个朴素的中心思想：均贫富，等贵贱，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所以农民起义首先就其性质而言是无可厚非的。
就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客观效果而言，大致有两方面：一方面，农民起义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由于农民起义其组成成员的水平较低，没有明确的较高的政治纲领，组织纪律涣散，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泛滥，客观上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倒退，甚至直接造成起义组织成员外的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另一方面，农民起义直接打击了封建统治阶层，动摇了其政权基础，打破了旧的社会统治结构，迫使统治阶级作出妥协，促进了社会的改良改革与进步。就一朝一时来看，农民起义的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但就整个历史发展来看，正是农民起义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其作用远大于封建社会贵族阶层轮番上台所致的王朝更替。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可能我们今天还处于封建王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起义的利大于弊，说农民起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