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同盟战略不果断的原因在于：当时俄国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中获胜。英国为了竭力阻挠俄国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改变政治方针，不愿将法国彻底击败，背著自个的盟国开始与其和谈，实际上停止了对法作战。在英国的影响下，荷兰、勃兰登堡、萨伏依和葡萄牙也都放弃了积极的战斗行动。1713年4月11日，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以英国、荷兰、勃兰登堡、萨伏依和葡萄牙为另一方，签订了《乌得勒支和约》。1714年，奥法又签订《拉什塔特和约》。

而西班牙方面，则于1713年7月，与英国签订《英西条约》及《西班牙-萨伏依条约》;1714年6月，与荷兰签订《西荷条约》;1715年2月，与葡萄牙签订《西葡条约》。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至此正式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争夺战，结束了法国在西欧的霸权地位。根据和约，法国将早先侵占的西班牙在北美的部分殖民地划归给英国，将阿卡迪亚殖民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将它改名为新斯科舍。法国承认了英国对北美纽芬兰和哈德孙湾周围殖民地的权利的要求。

法国还割让一些本土给奥地利和荷兰，撤回驻洛林的军队。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把义大利的大部分领土（撒丁岛、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托斯卡纳的一部分）、整个西属尼德兰和莱茵河地区部分领土（弗赖堡）并入自个的领地。西西里岛归属萨伏依。英国在西班牙除得到直布罗陀外，还有梅诺卡岛的一部分。根据和约，法国的腓力五世普虽保有西班牙王位，但以他和他的后代永不可以继承法国王位，并规定法西两国永远不可以合并。

18世纪初，殖民主义者争夺殖民地已发展到了发狂的程度。战胜了传统的海外商贸的殖民大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法国利用军事优势在欧洲称霸，在亚洲印度占据了本地治里等地，在非洲占领了马达加斯加，在美洲，除了继续加强在加拿大地区的殖民统治外，又在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今美国）建立了广大的路易斯安那殖民地。

有了这样多的殖民地，使得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狂妄起来，他号称「太阳王」，在国内大兴土木，包括修建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开辟巨大的园林，以穷奢极欲来显示他的无限权威;不容许法国人有天主教以外的信仰，颁布《枫丹白露条约》驱逐了国内的胡格诺教徒，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幻想。即在法国只能有「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上帝」。对外方面，路易十四野心勃勃，力图扩张领土，其目标是：在法国的东北夺取尼德兰地区（包括西属尼德兰和荷兰），以便取得易于攻守的天然疆界;让法国波旁王室的一个王公夺取西班牙的王位，以扩大法国的力量并控制西班牙海外殖民地。

过去在16~17世纪时称霸海上及欧洲的西班牙在三十年战争后渐渐衰落，而欧洲新兴的列强英国、法国、荷兰等均对西班牙的领土和殖民地虎视眈眈。1700年11月1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没有子嗣承继王位。依照亲属关系，既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继承，也可以由法国波旁王朝的人继承（因卡洛斯二世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是宗亲，但他又是波旁王朝路易十四的表弟兼小舅子）。由于法国外交的积极活动，卡洛斯二世的遗嘱要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一个孙子安茹公爵腓力，路易十四兴高采烈。

这引起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不满，他们以为西班牙的王位应当由同是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地利大公查理（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查理六世）继承，而法国王后玛利亚·特里萨（卡洛斯二世的姐姐）曾宣布放弃西班牙王位。因此他们积极寻找同盟，以其对法宣战，并夺回西班牙的王位。当时的西班牙除其本土外，还有义大利南部、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等地），以及遍布美洲、亚洲、非洲的辽阔殖民地。

这就是说，法国得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也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更多的殖民利益。正因为如此，英国、荷兰、德意志地区的奥地利以及普鲁士群起反对，他们结成同盟，决定对法国作战。这场战争敌对双方各自与友好国家结成同盟，形成了两派阵营。法国与西班牙、巴伐利亚、科隆及数个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德意志邦国、萨伏依（就如一战时的义大利，非常快便投向敌方）组成同盟;而神圣罗马帝国最大的邦国奥地利则与普鲁士结盟，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英国、荷兰、、葡萄牙以及数个德意志小邦国及大部份义大利城邦组成反法同盟。1702年5月反法同盟正式对法国宣战。

在之前的第十八篇中，我们提到了哈布斯堡文化象征统治的优势与劣势，在这次的总结篇中，我们希望对其进行浅显的探究，不求深入，只求获取一些表象。首先，对于没看过前列数篇专栏的读者，此处探究的主体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方式的转变，即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宗教束缚与控制方式，向利奥波德一世时期剧场国家的文化控制方式的过渡。这篇专栏的结论与讨论过程并不适用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请不要过度解读，笔者并不是该领域的专家。如有错误及不严谨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的奥地利公国乃至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方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存在受益者的同时，也必然出现利益遭受损失的一方，改革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评判者的站位如何。因此，本文希望站在较为中立的角度，客观的诠释这一系列变化带来的影响，其成功与否希望大家自行判断。
在当时看来，利奥波德的改革似乎百利而无一害，不管社会的哪一个阶层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在中世纪中后期的欧陆，社会的重要阶层无非三个，即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以教士为代表的僧侣阶层，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平民阶层。在这里区分平民阶层内部的各个分支是没有意义的，富商和贫农在时代大背景下的身份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对于国王和地方统治领主，这些变革的意义极大（所有政策的转化其实际目的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很明显，它直接加强了世俗统治者的统治执行力。思想是控制他人意志的制胜法宝，没有反抗的意识就不会出现叛乱，安于现状就能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暴动和反叛一直是所有统治者最为忌惮的恶性事件，影响较小的可以波及一片城市，影响较大的则可能推动某些不利法案的出现甚至政权的倾覆。然而，君主们缺少有效的手段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因此，政治收买、经济扶持、武力威慑就成为了当时统治者维持国家稳定的首要做法，但是，百年过后，我们能够轻易发现，这三种手段都缺少长期的效应。
因此，只有在国家层面形成文化向心力，才能够长久的保证统治的稳定。一些统治者也尝试过其他方法，比如说人格魅力，但就算光彩夺目如鲁道夫一世和查理五世，其地位也历经考验才得以保持下来（具体可以阅读同系列第一篇及第九篇）。因此，个人的吸引力只能作为统治的辅助性手段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并不能成为维持稳定的定海神针。当然在某种意义上，统治者光环也能决定大局，如卡洛斯二世的悲剧。
对于以教士和牧师为代表的僧侣阶层，虽然自身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但在另一种尺度上也可以认为他们获得了难得的让步。众所周知，宗教势力一直与封建君王保持着微妙的关系，这在世界各地是共有的情况（除了极少数宗教自治国家和地区），统治者将宗教当作协助自己的工具，而宗教人员又将统治者看作收入的来源和信仰对象的第一信众，二者互相利用，希望从对方手上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历史上政教敌对的实例屡见不鲜。
此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僧侣的权利既然受到了削弱，为什么他们也同样受益呢？在之前，宗教人员和修道院等的资金财产全部都名义上归属于国家，他们的使命是构建凡人和上帝之间的联系渠道，因此名义上统治者是有权收回应该归属于国家的资产，这就导致自身最为重要的生存手段实际掌握在他人手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宗教向文化转型后，宗教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疏远，使得二者的矛盾逐渐淡化，相互的从属关系也不再明晰，这就使得原本统治者操控的宗教经济命脉回到僧侣自己手中，即与政府产生冲突时，不至于毫无抵抗的屈辱投降，如果发展得当，还有可能从政权统治者那里获得原先难以取得的资本。自此以后，二者的关系逐渐由相互利用转型为结成盟友，为了统一的国家共同的奋斗，这样的趋势在封建君主制被推翻后更加明显，现如今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宗教退居服务的地位，而王室退居象征的形象，共同构建了完整的现代英国。
对于人民大众，改革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宗教压迫下的西班牙和奥地利人民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宗教的束缚（前提为统治者不是狂热的宗教主义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哈布斯堡治下的地区转变并不明显），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都可以说是一种解脱（大家很熟悉的马丁·路德事件的主角赎罪券实际上早已诞生并广为流传，只是名称有所不同）。
宗教集团的赋税和压迫程度都远高于世俗统治者，相信大家在阅读历史教材或其他文献时都有这种感受，这也意味着，政教分离可以将一大批民众纳入世俗统治者的管辖范围（特别是被主教非法侵占的土地），既增加了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数量，又减少了修道院的资源囤积量，即大幅度降低了无效生产所占的比例，增加了国家软实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硬实力。总而言之，对人民和国家是互惠互利的存在。
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考验，这种文化认同性统治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最直观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哈布斯堡皇族最终还是湮灭于一战的烽烟战火中，他们的后人也回归到常人的队伍中，利奥波德的改革并没有挽回注定失败的命运，只是以别样的姿态华丽落幕。
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下列讨论仅仅适用于中世纪哈布斯堡治下的奥地利，对于其他时代和地区没有意义。
中世纪的国家实际是贵族、僧侣、平民三个群体共同构建的社会，三者呈现稳定的三角形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贵族的生活和国家的维持倚靠平民的供给，平民的正常生产和物质创造又需要贵族的统领；贵族需要僧侣控制人民思想，僧侣需要贵族提供财物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平民需要在僧侣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而僧侣又需要平民的支持才能长久发展。总之，三者间的关系紧密交错，任何一边的缺失都会导致系统的整体性崩溃，然而这次改革正好触及了这条红线，即贵族和僧侣间的联系消失，这也使得三角形稳定结构逐渐崩溃，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腐蚀这个原本牢固的社会，并在百年后轰然崩塌。
实际上，世界各地封建统治的崩溃大多都是因为这种原因，改革和处理社会各界关系永远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只有放弃部分过去的固有利益，才能成全新时代的改革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看各方力量的较量了，结局永远是未定的。
成全了大众，放弃了稳定，宗教向文化的变革间接预示了哈布斯堡黑暗的未来。但如果没有他们的覆灭，又怎会有近现代的到来呢

在之前的第十八篇中，我们提到了哈布斯堡文化象征统治的优势与劣势，在这次的总结篇中，我们希望对其进行浅显的探究，不求深入，只求获取一些表象。首先，对于没看过前列数篇专栏的读者，此处探究的主体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方式的转变，即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宗教束缚与控制方式，向利奥波德一世时期剧场国家的文化控制方式的过渡。这篇专栏的结论与讨论过程并不适用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请不要过度解读，笔者并不是该领域的专家。如有错误及不严谨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的奥地利公国乃至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方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存在受益者的同时，也必然出现利益遭受损失的一方，改革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评判者的站位如何。因此，本文希望站在较为中立的角度，客观的诠释这一系列变化带来的影响，其成功与否希望大家自行判断。

在当时看来，利奥波德的改革似乎百利而无一害，不管社会的哪一个阶层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在中世纪中后期的欧陆，社会的重要阶层无非三个，即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以教士为代表的僧侣阶层，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平民阶层。在这里区分平民阶层内部的各个分支是没有意义的，富商和贫农在时代大背景下的身份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对于国王和地方统治领主，这些变革的意义极大（所有政策的转化其实际目的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很明显，它直接加强了世俗统治者的统治执行力。思想是控制他人意志的制胜法宝，没有反抗的意识就不会出现叛乱，安于现状就能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暴动和反叛一直是所有统治者最为忌惮的恶性事件，影响较小的可以波及一片城市，影响较大的则可能推动某些不利法案的出现甚至政权的倾覆。然而，君主们缺少有效的手段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因此，政治收买、经济扶持、武力威慑就成为了当时统治者维持国家稳定的首要做法，但是，百年过后，我们能够轻易发现，这三种手段都缺少长期的效应。

因此，只有在国家层面形成文化向心力，才能够长久的保证统治的稳定。一些统治者也尝试过其他方法，比如说人格魅力，但就算光彩夺目如鲁道夫一世和查理五世，其地位也历经考验才得以保持下来（具体可以阅读同系列第一篇及第九篇）。因此，个人的吸引力只能作为统治的辅助性手段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并不能成为维持稳定的定海神针。当然在某种意义上，统治者光环也能决定大局，如卡洛斯二世的悲剧。

对于以教士和牧师为代表的僧侣阶层，虽然自身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但在另一种尺度上也可以认为他们获得了难得的让步。众所周知，宗教势力一直与封建君王保持着微妙的关系，这在世界各地是共有的情况（除了极少数宗教自治国家和地区），统治者将宗教当作协助自己的工具，而宗教人员又将统治者看作收入的来源和信仰对象的第一信众，二者互相利用，希望从对方手上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历史上政教敌对的实例屡见不鲜。

此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僧侣的权利既然受到了削弱，为什么他们也同样受益呢？在之前，宗教人员和修道院等的资金财产全部都名义上归属于国家，他们的使命是构建凡人和上帝之间的联系渠道，因此名义上统治者是有权收回应该归属于国家的资产，这就导致自身最为重要的生存手段实际掌握在他人手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宗教向文化转型后，宗教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疏远，使得二者的矛盾逐渐淡化，相互的从属关系也不再明晰，这就使得原本统治者操控的宗教经济命脉回到僧侣自己手中，即与政府产生冲突时，不至于毫无抵抗的屈辱投降，如果发展得当，还有可能从政权统治者那里获得原先难以取得的资本。自此以后，二者的关系逐渐由相互利用转型为结成盟友，为了统一的国家共同的奋斗，这样的趋势在封建君主制被推翻后更加明显，现如今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宗教退居服务的地位，而王室退居象征的形象，共同构建了完整的现代英国。

对于人民大众，改革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宗教压迫下的西班牙和奥地利人民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宗教的束缚（前提为统治者不是狂热的宗教主义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哈布斯堡治下的地区转变并不明显），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都可以说是一种解脱（大家很熟悉的马丁·路德事件的主角赎罪券实际上早已诞生并广为流传，只是名称有所不同）。

宗教集团的赋税和压迫程度都远高于世俗统治者，相信大家在阅读历史教材或其他文献时都有这种感受，这也意味着，政教分离可以将一大批民众纳入世俗统治者的管辖范围（特别是被主教非法侵占的土地），既增加了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数量，又减少了修道院的资源囤积量，即大幅度降低了无效生产所占的比例，增加了国家软实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硬实力。总而言之，对人民和国家是互惠互利的存在。

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考验，这种文化认同性统治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最直观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哈布斯堡皇族最终还是湮灭于一战的烽烟战火中，他们的后人也回归到常人的队伍中，利奥波德的改革并没有挽回注定失败的命运，只是以别样的姿态华丽落幕。

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下列讨论仅仅适用于中世纪哈布斯堡治下的奥地利，对于其他时代和地区没有意义。

中世纪的国家实际是贵族、僧侣、平民三个群体共同构建的社会，三者呈现稳定的三角形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贵族的生活和国家的维持倚靠平民的供给，平民的正常生产和物质创造又需要贵族的统领；贵族需要僧侣控制人民思想，僧侣需要贵族提供财物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平民需要在僧侣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而僧侣又需要平民的支持才能长久发展。总之，三者间的关系紧密交错，任何一边的缺失都会导致系统的整体性崩溃，然而这次改革正好触及了这条红线，即贵族和僧侣间的联系消失，这也使得三角形稳定结构逐渐崩溃，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腐蚀这个原本牢固的社会，并在百年后轰然崩塌。

实际上，世界各地封建统治的崩溃大多都是因为这种原因，改革和处理社会各界关系永远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只有放弃部分过去的固有利益，才能成全新时代的改革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看各方力量的较量了，结局永远是未定的。

成全了大众，放弃了稳定，宗教向文化的变革间接预示了哈布斯堡黑暗的未来。但如果没有他们的覆灭，又怎会有近现代的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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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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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_30071715558
2021-11-1
做不出像法国或普鲁士那样的专制，最终落后
1

bili_30071715558
2021-11-1
奥地利没能整合好自己的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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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国王的去世迅速引发了一系列早已被所有人预料到的变革，一方面，卡洛斯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身份与其所立遗嘱的利益取向完全不符，另一方面，奥地利哈布斯堡和法兰西之间深远的仇恨得到了宣泄的突破口。整个欧陆世界陷入了围绕西班牙王位展开的大战之中，史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续简略专栏将会单独叙述）
1700年11月2日，卡洛斯于10月3日签署的遗嘱对世界公开，一队使者迅速出发前往凡尔赛宫通知当事人，同一时间，另一队使者也出发前往维也纳，只是信件的内容完全相反罢了。双方几乎同时收到了相关消息，法兰西人自然快乐无比，而奥地利人的愤怒当然也可想而知。也就在这短短几周之内，原本已经安详太平的欧陆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又变得剑拔弩张，战争的爆发只需要一条导火索，而星星之火已经在一些阴暗的角落跳跃。
利奥波德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停留在帝国深处的军队开始向边疆进发，以取代战斗力不足的戍边战士。同时，他在德意志的守军和拥护者也开始积极备战，防止帝国内部亲法势力的叛乱。1697年大胜土耳其的萨伏伊亲王欧根被指派为指挥官，以期再次让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的荣光普照大地。
很快，不出所料，法兰西方面开始了试探性活动，他们支持的巴伐利亚军队开始入侵蒂罗尔，同一时间，他们还为长期存在的匈牙利反抗势力供应武器弹药，并推动其发动军事政变。之前战败的土耳其人也不会放过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发动进攻，但也在边境地区集结了大量精锐部队，企图在哈布斯堡最脆弱的时候发起致命一击。总而言之，现在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四面受敌，处境岌岌可危。
然而，在这一时期也不是完全没有好消息，至少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国家的骄傲。过去，特别是1683年的维也纳围城战中，奥地利的军事存在一直被忽视，甚至被认为没有自保能力，在当时看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因此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中，利奥波德都致力于改变这一不利的国际形象。直到上文提到的欧根亲王战胜了土耳其人，奥地利才逐渐回到第一梯队中，并逐渐从各国军队中脱颖而出。
出于对军事实力的畏惧，周边各国无理扰境的次数大大减少，利奥波德的疆域也逐步拓展，并收回之前被侵占的领土。虽然在之后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匈牙利叛军的战斗中，帝国军队屡屡受挫，却没有改变战局的总体走向。土耳其人逐渐退却到贝尔格莱德附近，匈牙利地方叛军政权也逐步走向地下。在那之后的叛变和入侵逐渐变得不那么棘手，至少镇守当地的帝国军队有能力做出及时反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1705年5月5日，利奥波德去世，享年65岁，去世前已安排好后事，他的离开并没有引起任何混乱，权利顺利过渡到他的儿子约瑟夫手中。
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为他书写了悼词，精炼的概括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一切：
哈布斯堡
致您的永恒荣光
利奥波德
您昭示我们何为神圣与伟大
神圣与伟大不灭
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已然到来。
继位的约瑟夫不管是性格还是思考方式都与前任皇帝利奥波德有天壤之别，这也是新旧时代交替的重要特征。但是，不管时代如何改变，哈布斯堡一些最基础的传统始终生命旺盛，代代流传，在约瑟夫这里也不例外。鉴于已有的两篇总结篇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我们应该将眼光放在他们之间的区别上。
首先，最为凸显的区别当然就是他们的性格差异。利奥波德作为老一代哈布斯堡成员的典型代表，严苛的道德标准一直是他恪守的准则，同时，他始终以“基督教的守护者”自居，他狂热的宗教信仰在前几篇中也有所提及。反观他的儿子约瑟夫，他的行为显然脱离了一般哈布斯堡成员一生追求的圣洁，更多是对成规的反思与拓展。当然，在这一方面，利奥波德给了约瑟夫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这个前提也是不可忽视的。
如果将过世的利奥波德称作“保守派”，那么约瑟夫显然属于“革新派”。他反对过去奥地利愈发固化的社会体制，希望从其他国家引入新的制度以阻止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而学习的首选对象显然是哈布斯堡长久以来的冤家对头——法国。他学习的方向不仅限于国家的治理方式，也包括自我修养和生活礼节，以至于后世经常称其拥有“法国骑士风度”，这既是一种嘉奖，也不失为一种讽刺。奥地利统治者被冠以法国的荣誉，这想必是过去哈布斯堡成员未曾设想的道路。
然而就当约瑟夫踌躇满志，即将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全盛王朝时，一切的基石轰然破裂。1711年4月17日，约瑟夫离开了人生，年仅33岁。
约瑟夫的一生短暂但充实，作为一名身负重任的皇位继承人，他度过了局限但幸福的童年，博闻强识而希冀改革的青年，意气风发、大权在握的壮年，最终英年早逝。虽然他的一生充满遗憾，但也为后世作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贡献，此后的奥地利统治者大多会吸取周边国家的可借鉴经验，而不是一意孤行坚持传统手段。也正因如此，奥地利迎来了改革的风潮，虽然最终没能改变哈布斯堡脱离时代的特征，也不失为一次很好的尝试。
根据利奥波德去世前留下的王位继承顺序，查理接过了哥哥的王位，成为新的哈布斯堡领导者，他就是查理六世。
西班牙的丢失使得哈布斯堡必须改变过往的方针，寻求新的道路。利奥波德和约瑟夫已经勇敢的向前迈进，虽然步幅不大，但也是一种质变的开始。
接下来，他们后人需要做的，只不过是积累量变，引发新的质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