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识：有远见，有能力。
有时：这里意思应是有机遇的时代。

天下之事，有才能卓识之人未必生而逢时，而会逢其适的人却可能没这个能力和远见，古代的君子所以著书待他故去之后，有王者应运而起时，能够让他学习。

联系黄宗羲提出的民主思想，他说这话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他是个有思想有能力的人，但他没遇到一展胸中所学的机会，而遇到这机会的人却未必有能力把握住这机会，所以他像古时君子一样，把自己的思想写成书，流传后世帮助能够接受他的民主新思想并起来反抗的王者。

这些话，在黄宗羲那个时代，太嚣张，他的民主民本思想更是超前，一般没人能认识到这点，就算认识到了也不敢说的，所以顾炎武在称赞黄宗羲的思想和胆识。

“有其时”应是“遇到时机，把握机会”的意思。原文大意是指对于天下大事，对其有认识的人不一定能遇到施展才能的机会，而处在机会中的人不一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古时的君子写书传于后世，后世有称王者，得到它后便会向它学习。这便是称赞王宗羲能把握机遇，认识真理的精神。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这不算是历史题，是古文题。上面的话是说黄宗羲的思想和胆识都超越了时代。
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世界的认识，杰出的思想家的认识观超越了时代，而有的时代并没有出色的思想家。所以古代的圣贤们都写书论述自己的观点，期待后人们能够理解他们，并运用他们的杰出思想做一番事业。

天下大事，能认清并且有作为的未必生在那个时代，生在那个时代的又可能没有见识，这就是古代君子著书以备后世有大事的原因，又可以称王的，得到这个书就能挥师起义。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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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然
2021-12-06 ·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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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未改变，历史只在反复

很多未来的答案都是历史里

读懂了历史，就读懂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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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然 推荐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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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

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 “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权大欺主”是皇权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

人生下半场，拼的是精力，更是一种取舍的睿智，人到中年，时常面临着中年三大危机的威胁。

人到中年，褪去了青春的激情，更多的是岁月的沉淀，

与日俱增的生活琐事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家庭纷争；

人到中年，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着被淘汰的局面。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

人到中年，过分的执着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时间已经不允许做没结果的事了。

人到中年，时光匆匆，

越来越等不起，耗不起。

人到中年，高估自己会让自己

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大半辈子都在奋斗，中年之后，最怕的就是改行，变心，因为一旦根基动摇，很多便会消散

很多，包括明末清初三大哲学家。
　　王夫之（1619～1692）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涢斋，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曾积极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到南明桂王的政权中任职，南明亡后，更名隐居，潜心著述。在哲学方面，认为气是宇宙本原，气有聚散，但无生灭，是永恒无限的实种方法即格物和致知是互相补充的，不能互相偏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强调行的主导作用，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还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他还提出民心向背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伦理思想方面，他认为人性是变化的，“日生而日成”。他根据“性者生理也”的观点，强调理欲统一。要“以理节欲”、“以义制利”。他还提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要有“志节”，“以身任天下”。在美学方面，他认为美不是一成不变的，美是经过艺术创造的产物。他对文学创作中许多传统美学范畴都有发挥。王夫之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近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遗著总称为《船山遗 书》，有100多种，主要有《张子正蒙注》

　　、《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等。

　　顾炎武
　　顾炎武（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 - 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 他对切韵学 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州，亦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疑系“林”字——笔者按）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的启蒙思想完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空前绝后，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最先从“民主”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卦名，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