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觉得义和团就是民间主持正义的人组织的就像抗议小分队一样。

因为他是来自民间的一种组织，非常的深入民心。

义和团是华北地区乡村社会形成的一个民间自卫团体。

因为它的有官方的支持，所以才能发展的这么风顺。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显示了之前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后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现在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 ，被开腹剖心[12]。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两方面的目的:其一:清朝统治阶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是采取镇压的手段,而镇压的结果是义和团运动蔓延的速度更快,镇压的效果不明显,于是就采用招安的方式,利用最终的目的加以同化,甚至是剿灭!其二:利用义和团抵抗外来侵略,义和团打出的旗号是"扶清灭洋",清政府试图利用义和团抵御外来侵略,19世纪末,中国民族矛盾上升,面临亡国的危险,清政府无力抵抗,因此借助于民间力量对抗,最终试图造成义和团与侵略者两败俱伤.出于以上两点目的会有人支持义和团.

这群人以慈禧太后为核心。
她们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维护清朝统治。

因为当时义和团的势力相对强一点，清政府不能太内什么。而且他们的口号不是“扶清灭洋”么，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也需要他们来对抗外国的侵略。
（不过后来慈禧太后倒戈去和外国结盟了，他们就失败了）

只不过是清德宗，慈禧皇太后和一些热火朝天的人希望挽救祖国。；可后来慈禧皇太后又反悔了。

这是一场在封建统治者和狭隘民族主义的煽动下的反人类、反现代化运动。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2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3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运动，爆发有其合理性和正义性。但是义和团组织松散，指导思想迷信落后，领袖都是土匪神棍性质的骗子，团员都是没有觉悟的农民，总体上来说是乌合之众。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存在两大错误：一方面和腐朽没落的清朝联合，导致自己最终被利用和出卖；另一方面又盲目排外，阻挠中国的现代化。

因此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落后农民发起的不成功的反帝运动，其失败标志着旧式农民起义再也不能拯救中国了。中国由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逐渐走上了新的，由资产阶级和其他进步力量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

此外，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民族力量，也让西方列强感到震慑，因此放弃了瓜分中国的计划，转而扶植清政府作为其代理人统治中国，因此义和团运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中国免于被直接瓜分亡国。

如何评价义和团，讲真话不是讲好话，讲好话也不是讲真话。该用哪种立场来评判一个历史事实？《一个英国观察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是篇旧文，发表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很多网站都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也全文转载了。不过，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问题，跟夏河年先生的意见有相似之处，不可不适当辩之。

夏河年先生认为，“对义和团的谴责是西方文化入侵的胜利。”这种貌似很正确的判断，其实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蕴涵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大动力之一，是一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凝聚力量。但狭隘的民族主义却是极有害的东西。现在网络也盛行民族主义，爱国喊得很响，某些外国就骂得很凶。这种现象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情绪的泛化表明立场可以，但不解决问题。再说了，喊爱国喊得最响的未必是最爱国的，骂外国骂得最凶的，不少是投入敌方阵容最快的，当然，不可一概而论。

回过头来，对义和团运动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来说，也是如此，是用事实说话还是站在一个什么立场说话，是立场决定我们的思维呢，还是事实决定我们的思维？立场不可不要，但事实却也不能不要啊。我在回答朋友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话，先引在这里：“义和团研究曾与太平天国研究一样，曾是近代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近年来都有中落的趋势，这其间，既有其自身内涵的原因，也有现实对历史的一种支配。所谓对一历史事实的评价，往往是一种现实对历史的支配，一种意识的嫁接。我们不拒绝对一历史事实进行评价，但我们得尽量避免现实的尺度，来以今律古，更不可削足适履，剪裁史料来将就自己的成见。”我对义和团的正义性当然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但对其方式、方法和组织等确实是持否定态度，我们不顾此失彼，不因后者而否定其前者，但也不因其前者就肯定后者，这是需要申明的。

义和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件很短暂但内涵很丰富，也是一个代表中国转型的一个大事件。落实到义和团运动上来，没有取义和团同种态度和反帝方法的，是否是就给挂上二鬼子、不爱国的“桂冠”，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方法的选择，不足以进行动机的考量。义和团运动，我们始终认为其勇气可嘉，是民气可畏，但其方法不足取，有人说不用此法，又有何法。法是有的，前有变法，后有革命，都有其诟病处，都有其可取处。相比起来，我们不能不说义和团运动很多方面很荒唐。我们不能因为其民气可嘉就遮掩其这方面的毛病，不能因为所谓时代局限就不指出这样的毛病（实际上同样的时代，并非都有这样的毛病）。

先写到这里，我的基本结论就是：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表扬的，前提是 拿证据来。需要说明，我在本文中并无对义和团的“谴责”之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正义性 是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和肯定的

不成功的农民起义！

我只能说这是极其悲壮的爱国运动！建议你可以去看看陈旭麓写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其中关于义和团的评价非超到位，读来令人感动。

文化素养比较低，有单纯的爱国热情和生活日渐贫困的危机感，但没有搞清生活贫瘠的根源所在而一味迁怒于西人。被统治阶级利用而后抛弃，所以失败。
积极方面是体现了中国大众不屈不挠的精神，震慑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