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对于足下的再次问题补充 在下又前来供材一二
　　话说这位钱铜先生 在三国志的吴书中有出现过 是作为陪衬登场的
　　要谈这位钱铜 首先得谈起孙权之母吴夫人

　　话说吴夫人是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主要决策者与协调者之一

　　比如孙策渡江时，在名义上是作为袁术的附庸南征的，其依靠的军队主要是来自江北的部曲，且孙氏又出自寒微，这在门阀意识日渐增强的汉魏之际，显然是不受儒学士大夫欢迎的，给人一种入侵者的形象。对江东地方豪强的反抗，孙策严厉打击，作为不同阶级与利益集团间有关统治权的争夺，孙氏兄弟的这一举措，虽有不得已处，但其诛戮之具体对象、人数、程度及延续之时间等，则可适当加以控制。否则，一味滥杀，必将引起江东士大夫的怨恨和反抗，造成局势的长期动荡，这对孙氏政权的巩固是十分不利的。从当时情况看，惟有吴夫人较为清醒，并利用她特殊的身份，劝导孙策，拯救了一些名士的生命。
　　（注意，钱铜出现了!!!!!!!!)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
　　王晟参预针对孙氏的武装反抗，“诸子兄弟皆已枭夷”，吴夫人力救保全了王和钱等人的性命。
　　之后便无钱的下落了，估计是反抗失败后感到无力回天，隐居了说不定。

　　对于足下的问题补充 我也作出如下补充
　　首先 《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百家姓》的次序不是依各姓氏人口实际排列，而是因为读来顺口，易学好记。“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的吴越钱塘地区，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氏、吴越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王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另外 可能足下没有十分细看在下我所找的内容 下面资料里有写到钱姓在“永嘉南渡”后才开始大程度地复兴。而永嘉之乱是发生在西晋，所以说钱姓之人在三国时期还是不怎么出名的，即使出了点名气也是在魏朝将被晋代替的时候了。至于三国演义，足下可以自己想想，三国演义着重描写的人物都是汉末及三国鼎立鼎盛之时的，有的人物更是从年轻写到老，而后起之秀占的比例却很少，这难道是因为后起之秀比不上前人？非也，因为作者写的是三国，他的笔墨注定要大量洒在这些生活在最接近三国时期的人，并且还必须为这个时期作出贡献的人。待到三国局面将近完结了，作者也是得完成小说的，而前人的大批死去正好说明了这个时代已经将近末尾，如果作者又花大笔墨去写后起之秀，那这部小说还能有完结之日吗？所以说，答案很明了了。
　　至于为什么三国鼎立鼎盛时期没有出现钱姓大人物，这是个概率问题，还有其他很多姓也没出现名人呢。不能以偏盖全，来说作者偏心。
　　呵呵，希望您能满意在下的解答。
　　小说与史书中确实未记载过钱姓的大人物
　　但是历史上生活在三国魏晋时期的钱姓人物当然存在 甚至也当过太守等重要官职 如三国曹魏时，长兴人钱盛官居庐江 (治今安徽合肥)太守，钱瑞历任青冀二州刺史、龙骧将军。入晋，汉高密侯钱咸九世孙钱弥迁家于长城(今浙江长兴东)，官至大司农、辅国将军，封豫章县(今江西南昌)侯。约于同时，长城人钱宠积功封授东迁县 (今浙江湖州东)开国侯，钱迪升太子太傅，钱祥拜伏波将军，钱岳任步兵校尉，钱凤任大将军铠曹参军。此外，钱端、钱广、钱象等人也都是这一时期知名一时的风云人物。
　　详细资料如下 希望能够为您答疑

　　虽然钱姓早在西周就已获姓得氏，但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却是寂寥无闻、无所作为，整个先秦时期见诸于史籍记载的仅仅有隐士钱丹一人而已，且语焉不详、事迹不清。而钱姓族人这时的活动范围仍只局限于其肇基之地的彭城及其周围地区，至于关中钱姓则已是湮没无闻了。进入秦代，钱姓人中才有当时地属关东的下邳(今江苏雎宁)名士钱产因才能出众、节操高雅被朝延委命为御史大夫，由于御史大夫在秦代是专门负责掌管朝廷监察、纠劾百官之权的三公要职，位尊而权重，一般非皇帝股肱亲信不得担任。故而诏令一出，钱产顿时声名雀起，饮誉一时，一向不为人所熟知的钱姓也变得家喻户晓，从此进入天下著名姓族之列。

　　然而就在钱产及其钱姓的发展渐入佳境之时，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却因长期的暴政苛刑最终引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并很快崩溃垮台，此后项羽刘邦楚汉相争，天下大乱，一时狼烟四起，生灵涂炭。是时钱产业已亡故，其后人为躲避兵燹之苦，便纷纷离开京师咸阳重返家乡下邳。

　　魏晋之后，钱姓宗族尤其是江南乌程、长兴等地钱姓却面目一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态势。尽管这时中国北方仅仅经历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就再度陷入到持续不断的割据纷争之中，进而形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大分裂时期，但中原百姓为躲避北方日渐频炽的战乱而大规模南迁所引发的“永嘉南渡”却给原本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江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因为南渡不仅使江南宗族、人口大增，也极大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同时由于这些人口南迁后仍大多保持着分宗别姓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这就使江南钱姓伴随北方钱姓的南来得到了长月的发展，不但人丁兴旺、福祚良多，而且名人贤士层出不穷，出将入相者甚众，逐渐成为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影响日益扩大。如三国曹魏时，长兴人钱盛官居庐江 (治今安徽合肥)太守，钱瑞历任青冀二州刺史、龙骧将军。入晋，汉高密侯钱咸九世孙钱弥迁家于长城(今浙江长兴东)，官至大司农、辅国将军，封豫章县(今江西南昌)侯。约于同时，长城人钱宠积功封授东迁县 (今浙江湖州东)开国侯，钱迪升太子太傅，钱祥拜伏波将军，钱岳任步兵校尉，钱凤任大将军铠曹参军。此外，钱端、钱广、钱象等人也都是这一时期知名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直到此时，江南钱姓仍以乌程、长兴以及附近的长城、东迁等地为主要聚居区。由于这些地方从三国孙吴时就隶属于吴兴郡管辖，所以吴兴自然也就成为当时天下钱姓最为瞩目的地区，进而跻身于钱姓著名郡望之列。
　　南北朝时，钱姓的发展特点变化无多，衣旧以传统的几个聚居地为中心发展。不过，随着钱姓宗族的日渐活跃，江南钱姓已不再拘于吴兴一地，而开始向南方的其他一些地区发展，足迹渐遍于今湖南、广东等地。

钱鏐其人
钱鏐（852—932）浙江临安人，字具美，出身农家，生时容貌丑陋，险遭其父弃置屋后井中，幸被祖母瞥见抢夺留下，故小名“婆留”。年少时虽入过私塾，但常需砍柴放牛，甚至挑米贩盐，要为家庭生活奔忙劳顿，侍奉长辈。时处唐朝末年，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为护身生存计，他利用贩运间隙，习武练艺读兵书，步入青年期便从军投入乡兵。由于智勇剽悍，屡立战功，得统军上司的赏识器重，尤为谋划用“八百里计退黄巢兵”，保境安民，赞誉不胫而走，遐迩闻名。尔后，又一举平息了其上司不听他的劝告而背叛朝廷的乱事，被当朝赐为“定乱安国功臣”。身经百战，当世称雄。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得封越王，天佑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末帝龙德三年（923）封吴越国王。都治设于杭州，辖地浙江全省、江苏苏南地区的苏州、常州及润州（镇江），加上福州，统有十三州之称。震动四方，威名赫赫。
少时贫困历经磨难的钱鏐，没多少文化，而在转战江浙的30多年中，却感悟到唯有文化可开启人的聪明才智，于是，持恒心，下功夫，读诗书，获取精神上的营养，丰富自己的头脑。官拜唐昭宗代镇海镇东军节度使，拥兵两浙，恤民爱兵，止干戈，睦邻邦，筑海塘，造堰闸，抗旱涝，兴农桑，保民生，守疆土，撑起了南国半边天。
钱鏐死后史称武肃王。因为他举止奢侈，活到高龄，着力兴修水利，民间又称他为“海龙王”。

《三国演义》虽然是小说，但更是历史小说。
《演义》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即使是虚构人物，也大多是某个历史人物的亲戚。
如果历史上三国人物没有什么姓钱的名人，那《演义》中没有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姓氏排名跟当时的人物名望有莫大的关系
皇帝姓赵，自然第一
楼主所说的钱鏐，也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人物。

综上，三国时期钱姓没什么名门望族，《演义》里自然没什么钱姓人物的事迹。
至于《百家姓》也并不代表哪个姓就真的比其他姓重要，只不过是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影响，之前或以后都可能不同。

三国中最推崇英雄人物，英雄是不爱钱的

可能是 “钱” 在作者眼里比较肮脏吧 英雄 都不爱钱

扬州明明在长江北岸，为什么很多人以为是江南城市？因为扬州本来就是江南城市。

扬州在 历史 上就是江南城市，现代一些无知的人，不认可扬州是江南城市，这些人根本不懂 历史 ，狭隘的以长江为界，划分江南。

扬州建城于公元前486年，已有2500多年的 历史 ，是著名的 历史 文化古城， 历史 上有过多次繁荣，唐朝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

历史 上很多文人墨客在扬州留下的脍炙人口的美妙诗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等等。

历代不少帝王下江南到过扬州，隋炀帝更是死于扬州，康熙多次到扬州，乾隆更是六次下江南，五次到扬州。

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描写了当时扬州盐商的富裕，李卫被派到江南的扬州做官，为朝廷收税。

古代江南，指的是长江中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整个长三角区域都是属于江南。现在的一些无知狭隘之人，一点 历史 知识都没有，误以为长江以南的部分城市才是江南，自认为以长江为界划分江南，简直贻笑大方，十分可悲。

不但 历史 上扬州属于江南，当下有文化，有素质，有素养，有内涵的人都认为扬州属江南，北方人更认为扬州属江南。

那些以长江为界，以现代的标准细分江南的人是无知的，只认可几个少数城市属江南是狭隘的，不承认 历史 是可悲的，盲目自大是可笑的。

扬州是江南城市，是有 历史 考证的，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无论无知之人承认与否，扬州都是江南城市。

“江南”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至少在唐以前“江”并不是长江的专称。淮河也曾叫过江。广意来讲，凡江河之南，都可以称江南。如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是指松花江以南。狭义来讲，秦汉之际，江南指长江中游南部，主要是湖北和湖南。魏晋南北朝时，江南东扩到江浙一带，位居江北的扬州为什么算江南，就是因为南北朝时期设有跨越长江南北地区的扬州府（治所在现今的南京），江北的许多地方都在扬州辖区，与江南一起称为江南就不奇怪了。不过唐初设江南道行政区时，已不包括江北了。

“江南”又是一个文学描述的对象。历代文学作品中，江南所指区域，时常涵盖扬州。杜枚的一首诗《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是把扬州和江南联在一起的。在盛唐时，扬州乃全国第一大都会，她的繁华富庶，她的舞榭歌台，她的诗词歌赋，她的琴棋书画，都堪与当时的苏杭相媲美，甚至比江南更江南，因此杜枚把扬州当江南来吟咏就可以理解了。

从饮食风味来看，扬州的江南属性也很突出。扬州是我国四大菜系之一——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风格内敛清雅，不辣不咸，讲求原味和色泽美观，因为包容性强所以也被称之为“国宴”。淮扬菜深深影响了“苏帮菜”、“杭帮菜”，是东南菜系的精华所在。

很难说，江南这个概念对于扬州来说有多大的意义，毕竟扬州的风华绝代，从来不是靠江南的概念来获得。反而某种程度上而言，在隋唐、明清，人们对于扬州富庶的向往推动了江南一词美好化的进程。决定一个地区风貌的主要因素有自然的、行政的和文化的，就文化因素而言，扬州非江南莫属。

扬州是上述几项因素互动和交错中造就的典型，是文化力量对自然区域的超越。

作为面积与区位相似的省，为什么浙江人认同感很强，江苏却互相不认同。江苏官方规划了三大版块：苏南、苏中和苏北

苏南五市：苏锡常镇宁（南沿江城市）

苏中三市：通泰扬（北沿江城市）

苏北五市：盐淮徐宿连（不沿江城市）

其中苏南五市苏中三市又可以合称沿江八市，苏北五市称不沿江城市。苏南五市也可称江南五市，苏中苏北合称江北八市。（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有近一半的土地在江北，镇江也有两个镇在江北，但主体都在江南）

发达程度呈阶梯状发展，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谁。

江苏有三大文化：吴文化、江淮文化、中原文化。

吴文化区域：苏州、无锡、常州

江淮文化区域：南京、镇江、南通、泰州、扬州、盐城、淮安

中原文化区域：徐州、宿迁、连云港

吴语、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也是江苏话的三大组成。但即使是其区域内部，也有差异，比如常州的吴语和苏州的吴语并不是很相近、南通泰州的语言虽属江淮官话，但也可以自成一系，区别于南京扬州等城市的江淮官话。

吴文化轻盈委婉，中原文化豪迈奔放，江淮文化介于两者之间。吴语区的苏锡常群众普遍将江淮话、中原话统称为“苏北话”。

（以上文化划分可能会有重叠或者例外，但均以城市大部分为准）

地理差异、经济差异尚且差异明显，而文化差异更是江苏省内互相不服的主要原因。

列举几条江苏内斗的主线：

南京vs苏州 （谁是江苏第一城？苏州经济稳压南京，南京作为省会坐拥了全省最多的科教文卫资源。）

南京vs苏锡常（吴语三市不屑于省会，认为南京是苏北穷地方。南京则认为苏锡常是农二）

南京vs江苏其他各市（江北的高铁呢？苏锡常说南京是苏北，而苏北兄弟们因为铁路原因觉得南京吃里扒外。于是，南京成为了“徽京”）

苏锡常vs江苏其他各市（苏锡常人认为江苏除了苏锡常，其他都是苏北穷地方，包括省会南京。其他江苏城市的人认为苏锡常人吝啬小气）

无锡江阴vs苏州昆山vs苏州张家港vs苏州常熟（谁是中国第一县级市）

镇江vs扬州（经济差异小，文化相通，主要在城建与交通方面各持己见）

扬州vs泰州（扬泰本一家，泰州于1996年从扬州分出，两市经济差异小，又各出了一个国家boss。扬泰争论点主要在 历史 问题，哦，还有泰州烫干丝和扬州煮干丝哪个更好吃？）

泰州兴化vs盐城大丰（施耐庵和张士诚是哪里人？）

扬州vs淮安（淮扬菜的起源）

南通vs常州（主要争论传统发达城市常州是否已逐渐落后于发展飞快的南通）

通泰扬vs徐宿连（互指对方是苏北）

徐州vs宿迁 （徐州人刘邦，宿迁人项羽，楚汉争霸）

宿迁vs连云港（江苏省内经济倒一的宿迁是否能超倒二的连云港）

而江苏的内斗绝不仅仅是各地市之间、各县市之间。母线与县域之间的认同感也是内斗主线。比如：

江阴不服无锡（焦点在于经济问题）

常熟张家港不服苏州（同样焦点在经济问题）

宜兴不服无锡（两地之间隔着常州，归属感不强）

仪征不服扬州（经济问题）

丹阳不服镇江（文化、经济问题）

泰兴、靖江不服泰州（泰兴强调经济问题、吴文化的靖江强调文化问题）

启东、海门不服南通（启东海门的文化也不是南通主体的江淮文化，而是吴文化）

东台不服盐城（经济问题与 历史 归属问题。相比盐城，东台与泰州的渊源更深，对泰州也更认同）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江苏，却是经济、 历史 、人文、科教文卫、知名度、菜系、茶业、酒业、工业、农业、高新产业，什么都走在全国前列。这样无短板的省份，在全国来说都是罕见的。

江苏有全国最多的国家 历史 文化名城，全国最多的5a级 旅游 风景区，全国最多的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最多的国家卫生城市。江苏13市，各个是百强。其实我们虽然嘴上吵吵，但对外依然团结一心，奋发进取。

我们跨江滨海，平原辽阔；我们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我们南北兼具，吴音汉韵江淮风

斗争是前进的动力，我们的竞争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古今文明交相辉映的江苏是最hou的！江苏的明天会更吵……也会更好！

人们称扬州为江南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在清朝以前江苏安徽同为江南省，那时扬州无论是文化还是地理均属江南；其二；古扬州一直是人们最向往的最繁华城市，江南是繁华的代表，有了扬州，江南就更江南了，没有扬州的江南最多只能说是长江之南，还算不上人们向往的江南！

我们扬州市江北，我们的文化也是江北文化。江南高攀不起。

扬州在 历史 上的地理概念与当今不一样。

①先秦时期，天下分为九州，其中扬州为一州，大至在东南沿海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

②隋朝大一统后，隋文帝杨坚把吴州改为扬州，但治所仍在当今的南京，属江南。

③到了唐朝之后，唐高祖李渊把扬州治所划到江北，与当今扬州地理基本一致。

④扬州本身是沿长江城市，在隋炀帝时被称为江都，是隋朝后期的全国政治中心和临时都城。并且在文化上扬州文化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淮、吴文化为主流文化！

《扬州江南论》——江南的内涵，并由此所感

现在有流言说扬州不是江南。关于这个问题，我看见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论述——扬州就是江南的杰出代表，具体可以参考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等学术期刊网站，还有一些权威书籍，如:刘士林.《释江南丛书——江南文化理论》，童寯.《江南园林志》……

辩论这个所谓的问题的过程，就是对扬州侮辱的过程，因为扬州本来就是江南，这根本不存在争议，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是扬州继续属于江南而已，又不能多奖励点什么，而这小撮高明分子“还有一半的获胜机会”却没有任何损失，就如碰瓷的泼皮，讹成了有丰厚的报酬，被澄清没讹成也不会有惩罚的零成本犯罪。这个所谓问题给人一种“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愤怒，试问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需要质疑吗？

这小撮高明分子的理由竟如此荒谬——“只有在长江的南岸才是江南，而扬州地处长江的北岸，所以扬州不是江南”。这个“三段论”大前提就是错的，结论注定不对。古人又不是不知道扬州地处长江的北岸，史料文献中明确记载扬州处于长江的北岸，今天国家依旧将扬州划归江南，原因很简单：扬州确确实实就是江南，如果谈及江南一词，中国人最先想到的恐怕往往就是扬州。

江南不是特指南方，也不是特指江苏南部，更不是泛指长江的南岸，江南的划分依据不是其在长江的哪一边，江南不是地点状语+方位介词。江南，是一种人文文化的概念，代表着富庶美好的意象，必须具备以下特点:气候湿润，降雨充沛;水泽密布，丘陵纵横;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四季分明，物产富饶;文化昌盛，人才荟萃;生态和谐，审美愉悦。江南包括今天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北至淮河，南及南岭，西接洞庭，东临东海。其中长三角地区为江南的核心区域，代表城市如扬州、南京、杭州、苏州等。

和江南对应的江北，那是地理位置；和江南对应的塞北，那是文化风俗。小撮高明分子以不同类别属性的事物作比较，所言扬州不是地理位置(字面意思)上长江的南岸之“江南”，故意搅乱成扬州不是文化风俗(深层内涵)上与北方相应的“江南”，此江南非彼江南，是一对多的关系，因为读音字形一样，很容易被忽悠，应了一句话，当局者迷啊。扬州处于长江的北岸和扬州不是江南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某小撮高明分子玩的是偷换概念，愚弄群众，骗你没商量。

“江南江南，长江以南”？小撮高明分子的语文缩写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优秀，但地理可能就不及格了，并且笔者还由此阐发了一个困惑——如果是怒江、珠江、黑龙江、钱塘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江的南岸又该怎么办？笔者抛砖引玉，是否可写成“江南江南，怒江以南”、“江南江南，黑龙江南”……我们权且退一步，故意将错就错，以处在江的南岸或是北岸作是否为江南的依据，我随便举个例子，如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江南就是指松花江以南。至少在唐以前“江”并不是长江的专称。淮河也曾叫过江，“江南”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汉江其周边区域以此为“江”，南岸的都自称“江南”。广义来讲，凡江河之南，都可以称江南。只要是条江，中国各地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在长江南岸就是江南”？！长江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到上海入海口，青海、四川、云南、重庆等等南岸沿途若干的城市是江南吗？按此逻辑东南亚似乎更有资格称为江南，南极洲则可以表示你们都不是江南，有且只有我才是。并且，倘若江南真的特指长江的南岸，那么又会有一个先天缺陷——为什么仅仅表明了北部界限？北部以长江为界，那么南部呢？西部呢？东部呢？难道江南只表明一边的界限？同时，与“江南”相对应的“塞北”、“中原”、“西域”等 历史 专有名词本身都只传达一个隐约通俗的文化概念，没有所谓类似江南即是长江的南岸的“明确”、“标准”界限。呵呵，如此简单粗暴的“真理”，很容易就被发现不对劲的地方，漏洞百出。

我们姑且再退一步，继续深入分析，就当“扬州地处长江的北岸，所以扬州不是江南”这句话是对的。我任意举个例子——“江南佳丽地”的南京、“江南三大名楼”的武汉都有相当一部分在长江的北岸，可是这撮高明分子只承认南京、武汉是江南，而否认扬州，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拿扬州说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水落石出，贻笑大方。

小撮高明分子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称:“扬州为江淮方言，只有吴方言才是江南”。同样，扬州、南京、镇江、宣州、芜湖、九江等众多江南城市共属江淮方言，无论是吴方言，还是江淮方言，亦或是赣方言、客家方言等都是江南地区方言之一支，没有谁是谁非、孰优孰劣之说。

扬州是江南，这是个千年定论。确实“江南”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长江的南岸，但由此可以推出所有在长江的北岸的城市就不存在属于江南的结论吗？(中学数学集合、命题这两节没学好果真害死人呐。)自然区划、行政区划、文化区划，这三者很难重合，扬州就是这三者错位的典型。扬州属于江南是就文化区划而言的。江南省的江南 历史 文化名城扬州因为在长江的北岸被踢出江南，在长江的南岸的江南道的江南名城南昌被嫌弃文化底蕴不如踢出江南，甚至在长江的南岸的江南文化圈的绍兴等地也因为宋江南路、清江南省缺席而也饱受质疑，因为小撮高明分子的原则只有一个:除了某地，其他都不是江南。江南历时千年，由众多城市共同打造，现在却有小撮高明分子意图独吞，先问问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以上的几点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地域偏见的客观公正的人，都能比我举的更多更典型。

请允许我援引权威佐证：《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3期推出“江南”专辑，在卷首语中提出并解答了一个问题：处于长江北岸的扬州为什么是江南？文中介绍：把扬州看作是江南更重要的原因是扬州与江南的神似，甚至可以说扬州比江南更江南。大运河畔、长江边上、东海之滨的扬州，她的繁华、她的富庶、她的舞榭歌台、她的诗词歌赋、她的琴棋书画都和苏州、杭州相通、相似、相媲美。扬州不仅被纳入江南范围，并且还特别提到扬州的沐浴文化——扬州澡堂“忘忧汤”被评为最体现江南精神的12种风物之一。

古今言扬州者必称江南，卷帙浩繁，包罗万象，如:《隋书•帝纪》：“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读史方舆纪要》:“两淮，江南根本。广陵、合肥，又两淮之根本。”阮元:“盖今时天下学术以江南为最，江南凡分三处:一安徽;二扬镇;三苏常。”贾平凹:“我喜欢扬州，要了解中国，就必须到扬州跑一跑。青少年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江南，我只知道扬州。”……

元代江浙行省，全称江南浙西行省，扬州是其省会。明清时期，江南省(南直隶)十四府所辖范围，包括江苏、安徽和上海，有如:江南松江府、江南扬州府、江南应天府、江南苏州府、江南淮安府、江南安庆府、江南徽州府……江南曰扬州，先有扬州而后江南。烟花三月，春风十里;竹西歌吹，江南烟雨;二分明月，二十四桥;绿杨城郭，淮左名都。诗意、唯美、梦幻的江南由扬州所赋予:“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月三月江南春，满城濛濛起香尘。”;“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是扬州成就了江南，而非江南成就了扬州。江南成名源于扬州，扬州成名却非江南。扬州可以不要江南这顶大帽子，但是江南绝少不了扬州这颗明珠。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地域偏见的根源吧。明眼人看到这里应该悟出了点，是的，你没有猜错，这撮小人别有用心。为什么捏造这么拙劣的谎言？是谁在捏造谎言？而哪些被欺骗的群众在传播这些谎言？原因很简单：数千年来，扬州享誉既久，名动天下，有小撮高明分子见不得别人好——江南这么美的一个词，怎么能让扬州分享呢？！扬州被嫉恨不足为奇，这相反正是扬州某种意义上的最高荣誉。扬州是江南，并不是“塞北”等就不好，而是坚持事实，捍卫真理。秦时明月，万里平沙;狼烟落日，羌笛胡笳;青海白骨，玉门关外;黄河远上，白马秋风。每处山河都有其特色和归属， 历史 的积淀不会因为当下小撮高明分子的叫嚣而粉饰改写，个人的好恶在国家意志前微不足道。

无独有偶，杭州、南京、苏州（包括省份间也是）等等很多地方都有恶意中伤的例子，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被泼污水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地方确实很好。我们向来爱家乡，也鼓励别人爱家乡，我们的原则就是不要将家乡的荣耀建立在他乡的屈辱之上，可以畅谈自己家乡的正面形象，但不要以丑化诽谤别人家乡作为价码来反衬，互利共赢才是21世纪未来的发展方向。

小撮 社会 不安定分子唯恐天下不乱，心里扭曲不平衡不服气，于是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城市间内讧，激起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被发现的小撮中存在外国反华势力，其阴谋炮制中国的地域仇视，从中渔利。今后再遇见恶意对比多地引诱多地人民撕逼骂战的糟粕，就积极举报，封杀那些人渣，净化网络空间需要中国人一起来努力。

扬州有一群智慧的人，江苏有一群智慧的人，相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神州沃土上也都有一群智慧的人，能够理性的分析判断戳穿某撮小人的鬼把戏。告诉他们：想欺骗或是分裂中国人民，没门！

江南这个地理概念，其实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按字面意思理解，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那么大概长江以南都能称之为江南，但在人文地理概念里，它却又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所以，纯地理概念是无法理解“江南”这个地区概念的。

先秦时期，江南地区指代的是扬越、于越境内，春秋时，周元王使人赐勾践为诸侯，还江南。那时期的江南指的是浙江、江苏和安徽省一带，大致上就是春秋时的吴越两国。

秦朝一统之后，所指代的“江南”就不是如今的江苏、浙江长江中下游地区了，而是如今的湖南和湖北北部、江西地区，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为江南县，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宜都地区。

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东晋建都建康（南京），而江南指的又是东晋地区，到了隋朝时，有时又跟秦汉时一样指湖南、湖北一带。

唐朝贞观元年，设置江南道西范围就包括了江西、湖南、安徽南部、湖北东部长江以南地区，江南东道则是浙江、福建以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两道加起来，已经包含了当时长江南边人口最多的区域了。

而宋朝时改道为路、江南路又指的是如今的江西全境与皖南南部地区，浙江地区却是属于两浙路，与我们理解中的江南相去更加远了。

到了清顺治二年时，设立了江南省，是原来明朝南京南直隶地区，包含了江苏省、安徽省、以及江西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是明清两朝时期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后来撤销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

是故“江南”一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如果我们沿袭明清的区划，从区划角度而言，那么扬州也可以算是江南城市，毕竟它接近600年的时光里，是属于直隶省—江南省—江苏省的。扬州是归属于“江南”的，大部分如今江苏的江北城市都算是“江南”，这是由于明朝南方政治中心南直隶省的行政区划所导致的情况。

而从文化角度上讲，江苏也比较特殊啊，长江以南地区，也就是如今的苏南，大致上属于吴文化板块，而以北地区，则属于江淮文化，扬州就属于江淮文化。而宿迁、徐连云港已经脱离了江淮，属于中原文化板块了。

一般情况下，以文化概念来划分一个区域比较能够让大部分人所接受，而文化差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语言，江苏长江以南地区，属于吴语区，而以北大致上属于江淮官话区。按照这个划分，吴语区为江南的话，那么不仅扬州不算江南，南京、镇江也都不算了。

综上，“江南”这个概念，要看怎么去理解，从 历史 区划的角度而言，江淮这一片上，都算是“江南”，尽管“它”有一大片在江北，但从文化属性上而言，江苏整个省包含了吴文化、江淮文化、中原文化三大板块，那么要定义“江南”就只能指“吴文话”所在的长江以南区域了。

大部分人其实连“江南”这个概念，都极难搞清楚，几乎都是把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份都认为是江南了，都包括了广东、福建了。而少部分了解 历史 的，又都会把明清这段 历史 中的南直隶地区理解为江南、毕竟当时的江南，确实范围极大，是如今安徽、浙江两个省的范围。

所以，还是不要单纯从地理概念去理解“江南”这个概念了，因为无论从纯地理概念，或者 历史 沿袭、人文概念，你都会发现，纯粹的地理概念“江南”都存在矛盾啊。或者，古人认为的江南，指的不是长江，而是“淮河”呢？

为什么江南就是富有地区的代名词？江南这个地区为啥而出名？江南地区其实一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比长三角地区这个定义模糊多了。长三角地区通过国家层面上的文件定义，规定26个城市为长三角地区。（一开始没这么多，而且确实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其实你仔细看看，这26个城市有几个靠着江的？难道人家不靠江就靠你一张嘴就否定人家是长三角地区？

言归正传，江南地区其实也不是没在 历史 上正式留名，清朝把明朝的南直隶地区改名为江南省，名字叫的时间很短，很多人不认可，其实这也没关系，不认可就不认可，这也没啥！那么我们先不谈江南，就说说扬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扬州地区就很有名很富有（不仅仅指目前扬州这个城市）。从隋朝唐朝以来就一直很富有，水运十分发达，留下成千上万首诗句（很多人又要来杠，说古扬州不是现在的扬州，那我告诉你，隋朝以后，扬州基本上就限定于目前扬州城和他附近方圆一百公里的江北地区）大部分诗句就是描写的这里。清朝这里的盐商更是富可敌国，康熙下江南也好，乾隆下江南也好，都去过扬州（基本上每次都经过）。在清朝信息那么不发达的时候，有多少平民老百姓知道或者在意扬州在长江南边还是北边？？？他们只知道皇帝去了扬州，好有钱的地方，听说那是江南地区，哇，江南肯定很富裕，扬州都在江南哎……厉害了。所以扬州对江南这个名词的推广是有推动作用的，甚至有可能说江南因扬州而出名。（没有否认苏州杭州的 历史 上的地位）！

至于现在由于水运退出 历史 潮流，扬州衰落了，人人都来嘲笑两句，确实也很可悲……不过人性就是如此，和交朋友一样，人家有钱的巴结，破产了就落井下石，没什么好奇怪的！

改革开放后，长江以南地区发展比较好，有钱了，瞧不起你瞧不起他，就想把江南据为所有，造成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大部分都是长江以南地区比较穷困的朋友们在推动，富裕的人没时间搞这事啊），挺可笑的！

对了，我不是扬州人！

不好意思，扬州是江北，扬州是刚剥。

扬州人惹你了，欠你钱了，天天拿扬州出来说事?

闲着无聊去炒南通、泰州去，别给扬州找事。

扬州这两个字从隋唐开始就专指江北，跟江南没有任何关系。

但江南硬是借着扬州的名气，拿着扬州的东西炒作自己，炒作了一千多年。

当年你江南跟长安、洛阳比不就是贫穷落后吗?直到北宋不还是贬官之地吗?

扬州的富庶繁华，扬一益二，天下之盛扬为首，扬州瘦马，扬州美女，扬州古诗词，扬州 美食 ，扬州园林，扬州古琴，扬州漆器，扬州玉雕，扬州剪纸，扬派盆景……

不都成了你们江南拿来炒作自己的资本吗?

扬州人跟你计较了吗?

怎么，现在扬州没落了，开始瞪鼻子上脸了，开始各种挑事了?

扬州人欠你钱了?成天拿扬州出来说事?

不好意思，扬州就是江北，扬州和江南没有任何关系。

闲的慌去找南通、泰州去，别来给扬州找事。

江南怎么了?，江南就高贵了?，江南人就高人一等了?

顺便提一下。

古书上一开始的江南在湖北、湖南、江西长江中游南岸，江南三大名楼：江西南昌滕王阁、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岳阳楼。

今天的江南是后来炒作出来的，只是被众人熟知认可罢了。

要论江南文化，最正宗的在皖南，是安徽徽州，不过现在徽州也没落了，很少有人提了。

最可恨的是改名字的人，长安改西安，徽州改黄山，常山改石家庄，庐州改合肥，兰陵改枣庄，汝南改驻马店……

扯远了。

扬州就是江北，自隋唐开始和江南没有任何关系，也请各位江南人和江南自媒体手下留情，别给扬州找事了，闲的慌去找南通、泰州去。

扬州就是扬州，扬州不稀罕江南。

扬州这两个字足矣。

李白一生不以功名显露，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来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当时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中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布衣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李白图片
（《古风》第三十九）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 　　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也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轻蔑：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 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生活如同馥郁的浓酒使诗人心醉，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哀和痛苦，但诗人的乐观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所谓“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襄阳曲》之四），就是他旷达心态的写照。 　　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表明了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 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 　　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诗中的“浮云”、“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诗中有着特定情感内容的比兴意象，意谓游子一去如浮云飘泊无止，故人惜别又似落日依依，缘情布景而不留凿痕。又如“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首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和时辰，又用“云”和“雁”的意象喻指离别和远行。此外如“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 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泠泉》）等等。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还使他能更深入地开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情美。这里有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吴歌》其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所有这些诗篇，都无不是以理想的光轮使日常生活题材焕发出诗意的丰采。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这位伟大的漂泊者用他的双脚和诗笔丰富了大唐的山水他的大笔横扫，狂飙突进，于是，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一下子飞扬起来。在诗中，诗人灵动飞扬，豪气纵横，像天上的云气；他神游八极，自由驰骋，像原野上的奔驰的骏马。在诗里，诗人一扫世俗的尘埃，完全恢复了他仙人的姿态：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 　　他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事物和具体时间做细致的描述。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有吏夜捉人
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李清照境遇孤苦。一生经历了表面繁华、危机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动乱不已、偏安江左的南宋初年。李清照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才女，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她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她的词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多描写爱情生活、自然景物，韵调优美。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等。后期多慨叹身世，怀乡忆旧，情调悲伤。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一样令人崇敬。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她不仅有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有高远的理想，豪迈的抱负。在同代人中，她的诗歌、散文和词学理论都能高标一帜、卓尔不凡。而她毕生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词的创作。她的词作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词坛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易安体”。她不追求砌丽的藻饰，而是提炼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度八音律”，用白描的手法来表现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触，刻画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达丰富多样的感情体验，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词作中，真挚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她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以致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成为婉约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又使她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对辛弃疾、陆游以及后世词人有较大影响。她杰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赞扬。后人认为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她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美誉。

屈原（前340—前278）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原姓芈（mǐ）,名平，字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 现在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公元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巨大。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李清照（1084－1155），今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早期生活优裕，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红藕香残玉簟（diàn）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小重山·春到长门草青青》 　　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 　　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 　　《忆秦娥·临高阁》 　　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 　　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 　　《多丽·小楼寒》 　　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醾。 　　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皋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好事近·风定落花深》 　　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 　　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 《如梦令》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声声慢·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个人比较喜欢李清照，这是他的一些

李清照
十八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婚后，清照与丈夫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夫妇擅朋友之胜”。李清照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赵父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官右丞相。婚后，她把整个身心都放在文学艺术的深造和金石文字的收集研究上。她同赵明诚互相砥砺，进行词的创作，技法日臻成熟。一年重阳节，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当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五十阙词。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问是哪三句，陆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然而好景不长，朝中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对鸳鸯被活活拆散，赵李隔河相望，饱尝相思之苦。公元1127年，北方女真族（金）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南逃。李清照夫妇也随难民流落江南。飘流异地，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给她带来沉痛的打击和极大的痛苦。后来金人铁蹄南下，南宋王朝腐败无能，自毁长城。同年，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在一次城中叛乱中，赵明诚缒城逃跑，使得李清照对其心灰意冷，并于第二年逃亡江西途中，行至乌江时写下有名的《夏日绝句》，赞项羽讽明诚，赵明诚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后死于上任湖州知事途中。在李清照孤寂之时，张汝舟（一作张汝州）为骗取李清照钱财，趁虚而入，对李清照百般示好。李清照当时无依无靠，便顶世俗之风嫁给张汝州。婚后，二人发现自己都受到了欺骗，张汝州发现李清照并没有自己预想中的家财万贯，而李清照也发现了张汝州的虚情假意，甚至到后来的拳脚相加。之后，李清照发现张汝州的官职来源于行贿，便状告张汝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妻子告发丈夫，即使印证丈夫有罪，妻子也要同受牢狱之苦。李清照入狱后，由于家人收买了狱卒，入狱九天便被释放，这段不到百天的婚姻就此结束。 　　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李清照“虽处忧患穷困而志不屈”，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晚年，她殚精竭虑，编撰《金石录》，完成丈夫未竟之功。金兵的横行肆虐激起她强烈的爱国情感，她积极主张北伐收复中原，可是南宋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偏安一隅，使李清照的希望成为幻影。李清照在南渡初期，还写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讽徽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表达对宋王朝的愤恨。多年的背井离乡，她那颗已经残碎的心，又因她的改嫁问题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诟渲染，受到了更严重的残害。她无依无靠，呼告无门，贫困忧苦，流徙飘泊，最后寂寞地死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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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立白叶落归根，相左芝加哥輠。落叶归根可是，占此起彼伏落。

吴越文化·吴越文化的起源、形成及特征·吴越地域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1)吴越地域文化的形成

吴越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地域板块，是中华文化的地方化。它是古华夏文化与古吴越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秦代是吴越地域文化形成的肇始。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南渡长江，平定楚国，吴越地区从此纳入秦版图。在吴越国故地，秦设立了会稽郡。设郡以后，秦除设置官吏直接统治之外，还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如移民，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为防止“内越”、“外越”联合，下令将大越中心的越人迁徙到浙西、皖南等地，同时又将北方“有罪吏民”充军到南方，充实大越之地。又针对越地经济、文化和风俗比较落后，男女关系较为混乱的情况，始皇在前210年上会稽，祭大禹后，刻石立碑于会稽山上。《会稽刻石辞》特别重在“禁止淫泆”，宣告对寡妇改嫁、男女关系混乱、奸夫及弃夫逃嫁的女子，都必须实行严厉的惩罚。结果，吴越之地人口结构改变，汉人增多，中原文化在这些地区得到了更多的传播机会。

至于浙南的温、台、处等地，汉化较慢。秦统一全国后，东瓯王摇慑于秦兵的威力，主动向秦臣服。秦始皇在此设闽中郡，采用羁縻政策，未派官员、军队，仍由摇统治瓯江流域。这样，中原文化在浙南地区的传播就十分有限，瓯越人的社会组织结构、民情风俗遂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而使浙南地区与浙北地区的文化差异进一步拉大。直到汉武帝平定闽越时，还有人上疏称得其地，不能设郡县。

西汉初，吴越之地是吴王刘濞的封地。刘濞借助吴越之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一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刘濞还广延天下宾客，一时东南人文荟萃，出了枚乘、邹阳、严助、朱买臣等名人。惜这种文化景观根底不深，“七国之乱”后，便又衰落。在西汉一代， *** 的经营重点在西北，对南方的开拓尚不太重视。武帝时，曾将关东贫民迁入会稽郡，约十四万五千人。还迁入了一些大族。但总的说来，吴越之地还很落后。司马迁到江南搞调查时，看到的景象还是“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局面，生产力水平低，商业不发达，阶级分化不明显，“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阶级分化不明显，自然也没读书人。而南方地势低，气候潮湿，北方人皆不愿到南方做官，所以，北方学术文化的向南传播极困难，本区自身文化的发展相当缓慢。

东汉时，北方人因避战乱，开始自动南徙。据记载，西汉时，会稽郡才22.3万余户，103.2万余口。到东汉时，增6.4万余户，15万余口，会稽郡也一析为二。这些新增人口，除自然增长外，多为移民。经济、文化也因此走出低谷，开始发达起来。吴、会地区，学风炽盛，“郡中争励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后汉书·张霸传》)。出了不少有名的读书人，如王充、赵晔、顾奉、虞翻、黄昌等。这大大促进了中原儒家文化在江浙的传播，本地的俗风陋习、思想观念得以大大改造。

六朝时期(222—557)是吴越区域文化大发展时期。主要的原因是北人的南迁，华夏政权的南移。秦汉时期，华夏文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吴越处在华夏文明的边缘区，故而进展缓慢。东汉末叶以后，中原板荡，北方人纷纷南下，江南局面改观。先是出现了一个由北、南方士人共同扶持的东吴政权，继而，整个华夏政权中心由黄河流域搬到长江流域，递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俗称“六朝”。六朝政权的建立，对江南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是一大转机，其影响是广大而深远的。首先表现为重视江南物质文明建设。此前，首都在北方，对江南的开发不重视。此期，江南成了六朝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自然重视经济建设。而北人的大量南移，增加了本地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为本地的土地开发创造了条件。物质文明建设的进步，带动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其次表现为中原文明的南移，推动了本地汉化进程。北方政权的南移，北人的大量徙居江南，把中原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套精神文化统统带到了江南。六朝时期，黄河流域战火连绵，而长江流域则相对安定。承平日久，华夏文明在此生根开花，轻武尚文风气的形成最为典型。吴越之地，由于经济落后，保留的原始遗风较多，人民多尚武好勇。东晋以后，社会风气渐变。南朝政权尚文轻武，世家大族士大夫以文自居，卑视武事，多不肯屈志从戎，也耻与武门将子联姻。流风所及，连寒士亦耻谈武业。上行下效，吴越轻武尚文风气形成。唐初史家称“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气澄清，而道教隆洽”(《隋书·地理志》)。当年被北方人视为南蛮之地的吴越，到了六朝，诗书礼乐，俨然成了正宗的华夏文明中心，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隋唐时期，华夏文明中心虽又转移到了黄河流域，但江南后来居上之势不能阻挡。安史之乱后，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南移。至唐后期，扬州成了长江下游经济最繁荣发达的城市，仅次于国都长安。五代吴越国时，“独不披兵”，“四方流徙，尽集千里之内”，杭州地位上升。

吴越地域文化的第二大发展期是南宋时期。北宋末年，中原战乱不已，金人南侵，北方汉人纷纷南移。史称“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当时，北方人遍布吴越每一个角落。而定都杭州，则使浙江成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大地促进了吴越地区南北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本地区文化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读书风气更浓了。中原侨儒“裹书而来，卜邻而居”，使吴越穷乡僻壤也以读书为荣。而地近首都，科考信息灵，中举率高，又 *** 了吴越之地的读书风。其次是南北民俗进一步融合。北方人的大量南徙，带来了北方人的一套饮食、服饰、语言、宗教信仰、婚丧嫁娶、四时节令习俗。这些习俗影响了吴越之地固有的习俗，而吴越之人，向有较强的消化外地文化能力。这样，久而久之，南北习俗杂交，产生了新的具有吴越区域特色的习俗。杭州话正是此期由吴语与开封官话杂交而成的方言。

到明清时期，吴越文化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2) 吴越地域文化的特征

吴越地区，在先秦，基本上是独立的越族文化。秦汉以后，国消失了，疆域概念越来越模糊，成了地区概念，后世也称江左、江东、江南。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吴越地区汉化程度越来越深。但由于言语、习俗的顽固性、连续性、兼容性，汉文化进入吴越地区时，往往会受固有的地理环境，吴越民族文化传统影响，发生变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中华大家族文化系统下的吴越区域文化。

吴越文化是一个十分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系统。它身上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尤有它独特的个性。它的个性，正是世人十分感兴趣的部分。那么，吴越文化的特征又是什么呢? 又从哪些角度来概括吴越文化的特色呢?严明在《吴文化的基本界定》(《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公式：“吴地环境⇆吴人心态⇆吴文化特色”即“从吴人心态这一中介环节来观察吴地人文环境对形成和发展吴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进而分析把握吴文化的特色及其原因。”我觉得此法十分正确，它同样适合吴越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因为，历史也即外因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各地之所以会“十里不同俗”，出现不同的文化现象出现，关键的一点是它的内因不同。所谓内因，是指不同的区域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大众心态，习俗。心态即人的心理活动状态，它是最深层的文化心理活动。习俗是心态的外化，是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外在表现。习俗制约人的思维模式与行动模式。不同的心态、习俗，便有不同的文化特色;相反，相同的心态、习俗，则会形成相一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创造出同一特色的文化。可以说，习俗是区域文化最明显也最直接、根本的区别标志。心态不易掌握，但习俗能捕捉，所以，我们主张研究区域文化特色应从习俗入手。我们的思路是：环境→心态→习俗→行为(文化现象及其特色)。

习俗是多种多样的，有语言、有生产方式、有生活、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吴越文化》的介绍，正是按此框架设计的。也许，从习俗入手介绍，更能帮助人们理解吴越地区的种种文化现象、文化特色。(本节参考《浙江文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