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中国历代清官都有个共同特点,节俭等,可这不反人性吗

发布时间: 2023-09-16 08:01:12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经典文章 点击: 75

古代清官廉吏如何看置业?战继发,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犹如璀璨的群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他们廉迹彰于一朝,盛名传于千载,为后人留下...

我发现中国历代清官都有个共同特点,节俭等,可这不反人性吗

古代清官廉吏如何看置业?

战继发 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犹如璀璨的群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他们廉迹彰于一朝,盛名传于千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譬如他们的置业观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与贪官污吏截然相反,清官廉吏不为子孙积金蓄玉、置办田园、购买豪宅,轻物质财富,重精神财富,注重对子孙的道德培养,秉承“以诗书传家”、“以清白遗子孙”的置业观。中国古代清官廉吏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高尚的置业观,其思想根源何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的重要思想根源在于其崇高美好的人生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朴素高洁的奢俭观、高风亮节的义利观、出仕为民的民本观、极具智慧的祸福观、理智清醒的财富观。奢俭观崇俭去奢,以身先之历史告诉人们:勤俭与奢侈会给家、国带来成与败截然相反的结局。唐朝李商隐《咏史》诗中所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即是一个经典的总结。宋朝大儒朱熹也称:“自古兴俭以劝天下,必以身先之。”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禁得起物质财富的诱惑,而以勤俭劝天下,在其朴素奢俭观的指导下,成为“以身先之”的楷模。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婴即以廉洁自律著称。虽然他功高权重,但一向俭朴,齐景公赐给他封邑,他拒不接受;居住在临近市场的小房子中,人声嘈杂,环境极差,景公要给他换一处条件好的大宅,也被他婉拒。他“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因此受到齐人的爱戴和诸侯的敬重。三国时吉茂也以为官清廉著称,对别人送来的礼品一概拒不接受,而且从不为穿质量差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感到没面子。他穿着粗恶、饮食粗劣、以步代车,“臣役妻子,家如悬磬”,全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宋朝著名的清官包拯,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为官,都始终坚持廉洁自律,虽为朝廷重臣,但所穿、所食、所用和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寇准官至宰相,颇有作为,但他非常简朴,成为“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的名相。寇准历高官数十年,不治田园宅第,甚至在进京见皇帝时寄居寺庙,其声名远播辽邦,亦名垂青史。三国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子孙,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清朝的李僡是被道光皇帝称为“不愧疆垠重任”的名臣。当他得知儿子初入仕途,不注重小节时,立即写信严谕:“用度不慎,必至拮据,操守焉能得好……你何所恃而不恐耶?”勤俭朴素不但有益于修身养德,而且有益于齐家治国。古代清官廉吏在其高洁的奢俭观指导下,刻意过着艰苦朴素的平民生活,并希望子孙也能与自己坚持一样的奢俭观,保持生活俭朴、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清白持家,因此,不为子孙置业遂成自然。义利观非义不行,非义不居这里所说的“义”是指道义、原则,是一种道德规范;“利”则指利益、功利。对义与利及其关系的看法就是义利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义利观广为士大夫们所接受,并成为清官廉吏置业观的思想源泉。儒家义高于利、义主利从的义利观深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所推崇、所信仰,在其指导下而“行其义”。正因如此,他们做到了利不苟得,义不容辞,不义之财坚决不取,甚至应得之财也要施之于亲友百姓。据《列女传》载,在战国时期,为齐宣王相的田稷子,曾收下属百镒之金,其母得知后,对他严厉教训道:“非义之事,不计于心……不义之财,非吾有也。”被母亲严责后,田稷子立即退回了所收之金,并向齐宣王请罪,日后遂成为秉承廉洁家风、不取不义之财的名相。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名臣范仲淹,非但不取不义之财,而且还把俸禄拿出来创办义庄、义田、义宅、义学,以救济穷困族人,解决族人子弟上学难的问题。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其子弟见其年逾花甲,知其已有退休之意,就打算在洛阳为其治宅第、树园圃,供其晚年享用,但被范仲淹制止,并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可见,他以“道义”为最高境界,对身外之物漠然视之。儒家的义利观之所以被正派廉洁官员奉为行动的指南,是因其与廉洁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道德规范,也是廉洁自律的规范。因此,古人也常把“义”与“廉”相提并论,比如,刘向《说苑·谈丛》云:“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唐朝诗人李白在赠友人的诗中亦云:“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 如果一个官员能持“政之大节”之义、社会责任之义、天理良心之义、社会正义之义、百姓利益之义,廉也在其中了,不为子孙置产治业便顺理成章。民本观以民为本,先忧后乐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是其民本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并闪现出灿烂的光辉。在先秦时期,孟子的民本思想达到了相关政论的高峰,《孟子·万章上》中孟子引用《泰誓》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与天齐,把民放到了极高的位置上,并进一步提出 “民贵君轻” 的观点。持此民本思想的后继者,历代不乏其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立足民本,直指君恶,提出入仕为民及以“万民之忧乐”为衡量治乱的标准,将民本思想发展到古代社会的巅峰。在中国古代社会,民本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实现在实践中,并成为清官廉吏的行动指南。翻开廉吏传,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这既体现在他们呕心沥血,施惠于民,又体现在不与民争利,不为子孙置业,以寻常百姓的生活标准要求自己。春秋时鲁相仲孙蔑(即孟献子)为官清廉,他认为当官的不要与民争利。他不仅洁身自好,而且严管家人,其子即因追求奢侈被他关了七天七夜的禁闭,令其洗心革面,改正错误。同一时期的另一位鲁相季孙行父更是声名远播。他虽居相国之位,但在生活上却与百姓看齐,在老百姓吃不好、穿不暖的情况下,自己绝不追求奢华与享乐,不以美妾肥马为荣耀,而以高尚的品德来为国争光。明朝洪武年间,洞庭湖畔的龙阳县洪灾频发,郡县长官赈灾不力,反勒索不断,民不堪命。典史青文胜虽为小吏,甘愿赴京击登闻鼓为民请命。事不就,竟吊死在登闻鼓下,朝野震惊。朱元璋钦定减免该县赋税三分之二,有人誉其“一点丹心全赤子”。这些清官廉吏是民本思想的杰出践行者,其民本精神可歌可泣,青史流芳。祸福观贪财取祸,恭俭纳福古代清官廉吏的置业观还与其祸福观密切相连。聚敛钱财是福还是祸,在认识上清官与贪官截然不同,贪者常常利令智昏,而廉者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清官廉吏不仅有正确的人生观、高尚的人格,而且具有卓越非凡的智慧。这在对财富与祸福关系的认识与行动上充分体现出来。南北朝时曾任南齐晋平太守的廉官王秀之说:“人所昧者财,财生则祸逐,智者不昧财,亦不逐祸。”不贪财、不取祸,全身而归,实为明智之举。曾任北齐散骑常侍、鸿胪寺卿等官职的崔冏亦非常节俭廉洁,所得俸禄一定分给亲朋故旧,不积累财富和产业。崔冏不仅终生自守,而且教诲子孙,持恭俭以纳福,戒骄奢以避祸,真乃大智慧!王旦是北宋真宗时的贤相,虽身居显贵,却始终保持着俭朴的家风。宋真宗为其廉行而感动,亲自登门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又上表拒收,并强调“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可见他认为财富积累多了令人恐惧,是致祸的源头。因此,他连皇帝的赏赐都不要,自己的俸禄多了,也尽量散去。古代的清官廉吏具有这样充满智慧的祸福观,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其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古代先贤和哲人中已形成一种共识。《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也就是说为富不仁者必然引来祸殃。“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这条被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律,唯智者识之,廉者鉴之,贪者逆施,遂蹈覆辙。财富观清白传家,子孙不匮财富可分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贪官污吏只愿给子孙留下物质财富,所以朝夕聚敛,唯恐不足,但往往事与愿违,并未给子孙带来真正的益处。而清官廉吏不重物质财富,更愿意给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西汉的疏广,官至太傅,贵为太子之师,但他不为子孙积累钱财。他认为使子孙多财并非好事,“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可见疏广并不是没有为了子孙考虑,而是考虑得很深入、很长远,用心不可不谓良苦。东汉的杨震出身贫寒,一向廉洁奉公,“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老友劝他为子孙置办些家产,他也不肯,而回答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鲜明地提出了清白之名更胜万贯家财、精神财富更胜物质财富的观点。南北朝时期梁朝人徐勉官至尚书仆射,位高权重,但“勉虽居高位,不营产业,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他恪守“以清白遗子孙”的信条,胸怀给子孙留下黄金满箱,不如让其知书识礼的志向。南宋王应麟所撰《三字经》,也有这种思想的体现:“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唯一经。”可见,这一思想已成为古代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知。中国古代清官廉吏是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者、践行者和创造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治平之术是他们人生的主旋律,宋代张载又将其发展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境界。古代清官廉吏正是在这种崇高的境界下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体现于卓尔不群的思想言论、立场观点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正是因其具有如此崇高的置业观,化腐朽为神奇,使置业从物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他们“忧道不忧贫”,不为子孙置业,只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充满着对儿孙的希冀和厚爱,闪现着人性的光辉!(作者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纪委书记)

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为何后人这样评价清官海瑞?

为何后人这样评价清官海瑞?

他对于孝道的理解是扭曲的。三观不正的一个人。这也就造成了海瑞在讲仁义道德的同时,变成面目可憎禽兽了。海瑞被自己的家庭环境熏陶,就是一个古板没有乐趣的人,不善于交际。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这都是拜他的母亲所致,他对于母亲就是一种愚孝。从小就没有父亲,他的母亲就是自己的天,母亲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才会养成这样的性格。

海瑞有过三个老婆两个小妾。都被自己的母亲给作没了。古代封建思想严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这个媳妇就不要了。生了女儿也不行,赔钱货。只要生不出儿子都会被逐出家门或者直接休妻。这个女人也是导致海瑞悲催一生的原罪。所以说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海瑞一直都是唯母命是从母亲的话就是真理,打骂媳妇也只是让老母不生气,他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尽孝道,也不会去管自己的妻子小妾心里面怎么想,是不是她的错都归结于她的错,这谁能受得了这样的待遇,有一个小妾在屈辱中生活最后自缢身亡。这就是一切悲剧的源头。

海瑞心目中对孝的定义已不仅是关爱赡养老母了,而是绝对无条件的服从,也是充当母亲施虐的帮凶。他的孝道就是扭曲的。就和变态一样。海瑞深得民心却不会做官,经常会被皇帝罢免。再次启用的时候官职也会升。老百姓叫他海青天,对他也是又敬佩又害怕。

因为海瑞在为朝廷尽忠方面确实非常好,但是因为对自己的母亲太过于无条件服从,反而因着母亲的关系对自己妻女们并不好,所以才有此评价。

海瑞不多说,大家都知道有名的清官,非常的正直。不仅大骂嘉靖帝,而且抬着棺材就上奏去了,后来也被嘉靖帝关进大牢。但是在听说当时的嘉靖帝驾崩之后,他马上就大哭了起来,甚至第二天还穿上丧服开始哀鸣。

如果嘉靖帝还在的话,那么海瑞可能一辈子就要在大牢里度过了。但是嘉靖帝驾崩后,海瑞不是庆幸自己余生不用在大牢里度过了,而是想到的是嘉靖早逝,所以可见海瑞其实对朝廷还是非常忠诚的一个人。

但是也正是这个正直和忠诚之人在对待自己的母亲方面也是非常的孝顺。因为海瑞的父亲在海瑞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怀瑞就跟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有出息,海瑞的母亲从小就让海瑞读一些像是《孝经》、《尚书》、《中庸》等这类的圣贤之书。而且为了让海瑞能更好的学习,所以海母也教导他不要贪玩,这也就导致了海瑞长大之后也不太善于交际,甚至没有什么幽默感。

海瑞长大后也不可避免的娶妻了,第一任妻子潘氏也是勤劳能干之人,而且性格方面也很好。但是古人讲究无后为大,所以海母也是怎么看这位媳妇都不顺眼,并且还要叫海瑞休了自己的妻子。

孝顺的海瑞当然是听从母亲的话修掉了自己的发妻。后来娶了许氏,但是许氏生了两个女儿,所以海母也是处处这位媳妇不顺眼,最后依然是休妻告终。

第三位夫人忽然不明原因就死掉了,虽然有人怀疑海瑞是不是杀了自己的妻子,但是最后因为也没有什么证据就不了了之。另外一位夫人也在同一个月自己上吊死了。

海瑞在对待自己的孩子方面也是同样的刻薄。有一天海瑞的五岁的女孩在吃一块饼,海瑞看到之后就问她:“谁给你的饼?”“是家里的仆人给我的。”女儿说道。结果海瑞就非常生气说:“身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能随便接受仆人给你的饼?以后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了,除非你以后不再吃东西了。”结果这个五岁的女孩,就不再吃东西了,到了第七天竟然活活饿死了。

海瑞在官场无疑是个清官,但是在家庭方面他就显得有点麻木不仁了。不然也不会不顾发妻坚持休妻,活活饿死自己的女儿。甚至为了自己的母亲能开心,三四十岁的人了还要跟自己的母亲一个屋子睡觉,冷落自己的妻子们。

所以海瑞在母亲那里,他虽然是孝顺了,但是也确实太过于卑微,而且对待自己的妻女未免有点太过于残忍了点。对于家庭的冷和对于朝廷的忠是两个极端,也无怪乎海瑞得到“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的评价了。

因为这句话可以说是高度概括了海瑞的一生,作为一个臣子,海瑞誓死效忠,甚至可以说愚忠,而对于抚养他长大的母亲,虽然事事听从,不敢逾越,却做出了很多禽兽之事,比如前后娶妻纳妾,都因为自己的母亲下场非常惨烈,更有甚者直接自缢。所以后世的人,才会用这句“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来评价海瑞。

我们都知道海瑞为官清廉,是个清官,更被天下人评为“海青天”,这是因为他从下接受忠君的思想熏陶。因为为官行事非常古板,海瑞也时常惹祸上身,有一次把嘉靖帝气得实在不行,直接给打发到大牢里,海瑞可能面临要被杀头的结局。不过后来嘉靖帝病逝,狱卒给海瑞传来消息,他并没有庆幸自己免于灾难,而是痛心疾首,啊,我的君主怎么就死了呢,死的人应该是我啊。

正常人应该是非常高兴,免除了牢狱之灾,还捡了一条性命,而海瑞最先想到的是帝王的死所带来的伤心难过。这难道不是死忠吗?

除了死忠,海瑞的愚孝也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和他从小的身世有关。早在海瑞四岁时,他爹就离开人世,留下孤儿寡母。海瑞的母亲把海瑞拉扯成人也是不易,但是在海瑞成家立业后,却对媳妇诸多挑剔,最后甚至让媳妇不受折磨,竟然选择了自缢。

其实海瑞也算是帮凶之一,因为他对于自己母亲的行为总是默许,甚至不敢违背,就算明知道是错的,因为苦于愚孝,而助纣为虐,以至于闹出人命。

因为海瑞本身对忠、孝两字的理解比较极端,导致世人对他评价褒贬不一。

海瑞在明朝的民间,一直都是一个名声非常好的清官,而且他的一生也确实是如此,总是和各路的贪官污吏死磕,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完全背叛了一开始读圣贤书里面的教诲,所以他便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想要去将这些腐败的官员扳倒。所以在当时民间的人是非常喜欢海瑞这一类官员的。



他确实是一名非常好的清官,为了想树立一个绝对的清廉的环境,但是他之所以会形成这么好的品质,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名寡妇,而且海瑞的母亲是一个将忠和孝两个字作为人生的信条的,所以一直都在提醒海瑞必须要做一个忠孝两全的人。可是海瑞他对于这两个字的理解,却有些偏向极端。

他甚至认为忠和孝就是要无条件的服从他们的指令,以至于在国殇期间,他在牢中披麻戴孝哭得昏天抢地,所以人们便说尽忠如蝼蚁。对于他的母亲,海瑞同样也非常的极端,在现在的话看来他就是妈宝男,因为海瑞前后娶过了三任妻子,而且还骂过了两房小妾,可是却从来都没有给家里留下任何一名男丁,而且还甚至有传言他们将女儿饿死了。

但至于有没有饿死女儿,这其实还是仅仅是民间传说而已,我们所知道的是海瑞的母亲确实是一个比较霸道的人,曾经逼迫着海瑞修了儿媳妇,后来还逼得一名小妾自杀身亡,所以海瑞对于母亲的孝其实就是有些像禽兽一样的,不通任何人情,所以有人便称之为是尽孝如禽兽。

所以说海瑞他在官场上确实是一名楷模,但是他在家庭里面却实在是有些没有人性,和我们所讲究的道德礼仪有些背道而驰。

“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这句话是史学家们对海瑞的评价。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对于国家尽忠职守就像是蝼蚁一般,不过对待自己家人展现孝道的时候就像是禽兽一样。而引申的含义就是对于某个人而言,尽忠与尽孝的程度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海瑞是明朝的时候著名的清官,而他也做出了许多令后人们都值得学习的事迹。“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是史学家们对于他最中肯的评价,并没有任何夸张的意思。他为百姓申冤清理了许多的冤案,而且敢于上书皇帝指责他的不是,体察民情,深得民心。


艾瑞在民间的事迹广为流传,甚至有些小说家将他的事迹写成了小说,例如《大红袍》,《生日牌》等等,而现如今也有一些根据海瑞为原型所拍摄的电视剧,例如《海瑞罢官》。海瑞有着过人的胆量,而且有勇有谋对于断案可以说是可以说是神乎其神。


他做事向来是雷厉风行,当面对一些自然灾害百姓处于一种民不聊生的状况的时候,他敢于拿自己的性命做担保,然后开官仓救济百姓们。海瑞一生都在为官,不论在哪个地方做官,他都秉持着一种忠孝的品质。


虽然说忠孝都是很好的品质,但是在海瑞这里已经到达了一种极致的状态,甚至有点好坏不分的感觉,有些过于地盲目。所以史学家们才会用这种看似过于夸张的方式对海瑞进行评价。

中国历代清官那些

中国历代清官有那些?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参考资料:http://www.nygdgs.com/qylzwh/data/371.htm

还有子罕,公仪休,刘宠,杨震等。

“不贪为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以不贪为可贵、崇高,也表示廉洁奉公。

这个成语来源于《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念楼曰】 鲁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五七年,距今已二千五百五十八年。那时的大官对来行贿者的态度,比今之成克杰、胡长清辈为何如?亚里士多德云:“德性生于天成,成于习惯。”若不相信人性越来越坏的说法,那么社会习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风气”,影响可就太大了。

【《左传·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公仪休

常常见人在文章中感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觉悟怎么还没有某某古人高呢?我对这种感叹向来就不以为然,所谓“觉悟”,指的是一个人由模糊而认清,由迷惑而明白,都是就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事而言的。相对于某件具体的事情的认识,今人并不一定就比古人高明。不信,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这个公仪休在饮食方面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鱼。一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献上了一条鱼。按咱们今人的“理解”,一个堂堂相国,收人一条鱼算什么,让人直接拎到厨房去得了。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坚决不受。他的弟子们都劝他,你老人家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如今人家送上门来了你怎么反而不要呢?公仪休解释说:“我正是因为喜欢吃鱼,才坚决不接受这条鱼的。你们想,如果我今日收下了这条鱼而导致有朝一日丢了相位,虽然我喜欢吃鱼,却再也不能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如果我不收这条鱼,保住自己的相位,就能够长久地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
就公仪休拒鱼这件事来说,这公仪休相国的“觉悟”还真比今天的有些“人民公仆”高。(换成今天的某些领导,你那条大鱼就是用纯金打造的他也敢收!)公仪休的“觉悟”之高,首先高在他的明智上。
“鱼我所欲也,相位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相位也。”公仪休在拒鱼时念没念叨这段话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公相国终究为自己的前程果断克制了爱鱼之念,他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明智的。无论今人古人,总有许多人一旦利益障目,就变得是非不明鼠目寸光,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以致做了眼前利益的牺牲品。而公仪休始终没忘记凡事要权衡利弊得失,懂得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道理。公仪休面对眼前利益的清醒和明智,和今日官场那些一朝大权在握,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谋私,迫不及待大捞特捞,最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短视之徒相比,是不是要胜出多多?
公仪休的“觉悟”更体现在他老人家对法制对规则的敬畏上。实事求是地说,公仪休并不是不爱人家送上门来的这条鱼,他之所以没有收下这条送上门来的不义之鱼,是因为他不愿意冒丢官弃职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相国的他还有所畏惧。收下一条鱼,也许还不至于被免官去爵,公仪休却把它看作是对法制和规则的破坏。有了这样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正是对法制和规则的敬畏,促使公仪休行事谨慎,利益当头时能三思而行,自觉用法制和规则来约束自己。“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公仪休于此论大概是深有体会的。“欺公”的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却往往难有善终。“惧法”的人也许会有诸多的牵绊,却能生活得坦坦荡荡,不必时时惧怕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种种诱惑,最终顺利绕过人生路上诸多私欲的陷阱。
今人说的“觉悟”,常常与“阶级”结合起来,被想当然地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仿佛一说“觉悟”,就上升到了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度。如此一来,当然就以为今人的“觉悟”要比古人高了。其实,在共产主义道德还只是一种美好追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应回到“觉悟”的本义上。做到不被眼前利益蒙蔽心灵、敬畏法律和规则是最高的“觉悟”。

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青年时期,刘宠因“明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政绩有声。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首县,今浙江绍兴)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百文钱赠他。刘宠不肯接受,只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以作纪念,后人便称他为“一钱太守”。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诗中写道:“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司徒太尉等职。一次他出京到外地,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片刻,管亭舍的官吏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的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时人称颂他是一位忠厚长者。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刘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卒于家中,葬牟平莒岛(现养马岛)。其一生清廉俭朴,在《后汉书·循吏传》中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宋克智在诗中写道:“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吾乡第一人。”

无私无畏的杨震

提起东汉人杨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对他的却金“四知”熟悉。这个史料,在反腐败的文章里是经常被引用的。
还是从这个史料入手,来认识杨震吧。杨震在出仕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径昌邑。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已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10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还是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出门而去。
杨震是宏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执教讲学20余年,年50始出仕,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是大器晚成,虽50岁才当官,但官运亨通。按说,这么大的年纪才当上官,是很不容易的,用今天某些贪官的话讲,有权不用就会过期作废。但他却为政清廉,无私无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直至被诬自杀。
在廉洁方面,却金说“四知”,只是杨震不接受私人馈赠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他的薪水很高?非也。杨震的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家人,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皆以步代车。亲朋故旧诚意劝他,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当官之际开办私人产业,从中牟取利润。但是,杨震始终没有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给子孙购置产业,而是留下了清白廉正的名声,不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吗!
无私方能无畏。尽管杨震谓位列三公,但他从不阿谀权贵,也不愿慷公家之慨去讨好他人,而是正色当朝,纠偏纠妄。汉安帝的奶母王圣,仗着抚养安帝有功,不但自己为非作歹,而且怂恿女儿佰荣在宫里恣意骄淫,行贿受贿。杨震为此上疏安帝,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佰荣,莫使往来”。但是,由于安帝的屁护,王圣阿母和女儿佰荣更是肆无忌弹。佰荣又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私通。刘瓌娶佰荣为妻以后,也因而得以袭刘护之职而擢位侍中。对此,杨震义愤填膺,再次上疏诤谏,指出刘瓌拜官封侯“不合经义”,要求将侍中之位传袭给刘护的同母弟刘威。但安帝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在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的煽动下,为王圣阿母大修第宅。
延光三年,樊丰等人趁安帝东巡泰山的机会,伪诏争相修建住宅。不久,樊丰等人听说杨震在调查此事,害怕真情泄漏,便共同造谣中伤杨震,又奏请安帝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将他遗返原籍。当杨震行之城西几阳亭时,慷慨地对子侄和随从们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祭祠。”说罢,饮鸩酒而死,年70有余。可以说,杨震的自杀,不是自身有罪的畏罪自杀,也不是走投无路的无奈自杀,而是以自己的死来抗争社会的不公。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顺帝时,杨震得到平反。朝廷为嘉奖他的忠贞,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关西大道北),并立于石上,其碑至今犹存。杨震虽然已死了1876年了,但他和他的却金“四知”,仍被世人所传颂。
北宋包拯.明代海瑞
汉 郅都
唐 魏征 白居易
宋 包拯
明 海瑞
清 刘墉 郑板桥

文言文清史稿治学翻译

1. 古文《清史稿》翻译

陆陇其,起初名“龙其”,字稼书,是浙江平湖人。

康熙九年中进士,十四年, 授为江南嘉定县知县。嘉定是个大县,赋税征收多而民间习俗又追求铺张浪费。

陆 陇其简朴节俭,努力以德教化百姓。遇到父亲告儿子,便含着泪进行劝说,以致儿 子搀扶着父亲而归,从此很好地侍奉。

遇到弟弟告哥哥,便调查出挑唆者施以杖刑, 以致兄弟二人都很感动悔恨。一些品行恶劣的青少年勾结行恶,便给他们戴上枷在 路口示众,看到他们悔过了才释放他们。

有一富豪家的仆人夺走了砍柴人的妻子, 陆陇其派差役将他逮捕治罪,使富豪改变了以往的行为成为善人。遇到官司,陆陇 其不用差役去逮人,属于宗族内部争讼的,便以其族长去治办,属于乡里争讼的, 便靠里老去治办。

有时也让原告、被告双方都到县衙来进行调解,称为“自追”。 为了征收赋税,陆陇其建立了“挂比法”,写上百姓的姓名以进行对照比较,至于 交纳数额由每人自报。

同时又建立“甘限法”,命令将今日限定交纳中所欠的数额 日后增加一倍交纳。 十五年, *** 因战争需要而征军饷,陆陇其下令征收,并说明“不考虑一官半 职,反而对你们百姓无益,而且对国事也有损坏”。

于是每户发一张知县的名片以 进行劝导,不到一个月,交纳至十万,又赶上征房屋建筑税,陆陇其认为只应征收 市中店铺的税,命令不许涉及乡村百姓家。江宁巡抚慕天颜上疏请求施行繁简不同 的各州县长官更调法,因而谈到嘉定县政务繁杂又多逃税者,陆陇其虽然操行称绝 一世,然而却没有应付复杂事务的才干,应该调到事务简约的县。

此疏下到吏部讨 论后,以才力不及为由将陆陇其降调。县里有某人在道路上被强盗所杀,而其家人 却以仇杀上诉,陆陇其捕获了强盗并审判定案。

刑部认为最初的报告没有说到强盗 事,以隐瞒盗贼的过失夺去陆陇其的官职。 十七年,以博学鸿儒科选拔人才,陆陇其没有来得及参加考试,便因父丧而归 乡。

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遵照皇上的命令推举清廉的官员,上疏举荐陆陇其廉 洁对己而爱民,离任的时候,只有几卷图书和他妻子用的一部织机,百姓象对待父 母一样热爱他。皇上命令他守丧期满后可用为知县。”

二十二年,授陆陇其为直隶灵寿县知县。灵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劳役繁多 而民俗轻薄。

陆陇其向上司请求,与邻近的县更换服役,可以轮流更代。陆陇其实 行乡约,视察保甲,多发文告,反复教育百姓,务必去掉好争斗和轻生的习俗。

二 十三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将陆陇其和兖州知府张鹏翮一起作为清廉官举荐。二十 九年,皇帝下诏让九卿举荐学问优长、品行可用的人,陆陇其再次被推荐,得到圣 旨,可以调任为京官。

陆陇其在灵寿七年,离任的时候,道路上站满了百姓,哭泣 着为他送行,如同离开嘉定的时候。陆陇其调京后被授为四川道监察御史。

偏沉巡 抚于养志的父亲去世,总督请皇上让他在任为父守丧,陆陇其说天下太平,湖广又 不是用兵的地方,应该让他尽孝道,于是于养志解任回乡。 三十年,清军征讨噶尔丹, *** 为筹集军费而采用向捐款人授以官位的做法。

御史陈菁请求停止捐款人必须经过保举才能升官的做法,而实行多捐者优先录用的 政策,吏部讨论后没批准实行。陆陇其上疏说:“向捐款者授官的做法并不是皇上 本意要实行的,如果允许捐款者可以不用保举,那么与凭正途而做官就没什么区别 了,再说清廉是可以通过捐款而得到吗?至于捐款者优先录用,等于开了为名利而 奔走争竞的门路,都是不可行的。

特别要请求实行捐款人如果在三年内无人保举, 便让他辞官退职的做法,用来澄清升官的途径。”九卿讨论认为:“如果实行让捐 款人辞官退职的做法,那么希望得到保举的人奔走争竞将会更厉害。”

于是,皇上 下诏让与陈菁详细讨论。陆陇其又上疏说:“捐款的人贤愚混杂,只有靠保举才能 防止其中的弊端。

如果排除保举而只认可捐款授官,这些人有不捐款的吗?议论的 人认为三年没人保举就让辞官退职的做法太苛刻了,这些没有功名的平民得到官位, 居百姓之上三年,已经很过分了,即使辞官退职在家,也像官宦一样,很荣耀了。 如果说到这些人通过钻营求得保举,那么只要总督、巡抚是贤明的,从哪里去奔走 争竞呢?即使总督、巡抚不贤明的,也不能将所有的人全保举呀!”这个上疏更是 言辞激切。

陈菁与九卿仍持不同意见。户部以捐款者都在观望,将会迟误军需为由, 请求夺去陆陇其的官职,发往奉天安置。

皇上说:“陆陇其任官时间不长,不了解 情况,的确应该处分,但是作为言官可以原谅。”正巧,顺天府府尹卫既齐巡视哉 辅,还朝奏报,民心惶惶不安,唯恐陆陇其发配远地。

于是,陆陇其得以免于发配。 不久,命陆陇其巡视北城。

任用期满,吏部讨论将他外调,因而陆陇其告假还 乡。三十一年,陆陇其去世。

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员,皇上打算用陆陇其,左右 侍臣奏报陆陇其已去世,于是用了邵嗣尧。邵嗣尧过去与陆陇其都是由于为官清廉 而由外官调到京城的。

雍正二年,世宗亲临学宫,讨论增加随从祭祀的儒者,陆陇 其在其中。乾隆元年,特赠予清献的谥号,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著作有《困勉录》、。

2. 文言文翻译:清史稿张树生篇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张树声传原文及翻译供参考:译文: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

太平军侵扰皖北时,张树声以禀生身份和弟弟张树珊、张树屏一起领导民团剿杀叛贼。又越出合肥地境,接连攻下含山、六安、英山、霍山、潜山、无为;尤其是太湖一战,凭五百人冲锋陷阵,击退了陈玉成数万大军,可以说居功至伟,接着又大力推行坚壁清野的战法。

当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等人都相继修筑堡垒,联成一气以求自保,皖北被搅得支离破碎,只有合肥西向地区得以保全。曾国籓征调张树声守卫芜湖,后又调防无为,升为知府。

同治无年,张树声领军跟随李鸿章支援上海。李鸿章建立淮军,张树声和刘铭传等人分别领导部分淮军,一起攻下了江阴,张树声被升为道员。

李鸿章曾亲自检阅娄门程学启的军队,又派张树声领军支援荡口。张树声攻破谢家桥,追击到齐门,又在黄埭大败敌军,程学启就势靠城驻军,从此娄门一路太平军再未出现。

同治二年,攻打无锡、金匮,在芙蓉山与敌交战,大破敌军,缴获战船器械不可计数,被赐予“卓勇巴图鲁”的称号,授三品官服。张树声乘胜进逼常州。

第二年(同治三年),连续攻打沿河岸连二十多座太平军营地,都攻破了。攻下常州后,继续进军浙江湖州,诏命授予张树声为记名按察使。

同治四年,被授任江苏徐海道。不久又被授任为直录按察史,赴大名督理防务事宜。

同治九年,张树声被调补到山西任职。过了两年,升为漕运总督,代理江苏巡抚之职。

同治十三年,实授为江苏巡抚。后逢母亲去世,离职归家守丧。

光绪三年,张树声被重新起用,授任为贵州巡抚。正赶上广东总兵李扬才占据灵山一带,集结匪军侵扰越南,朝廷下旨调张树声巡抚广西,处理乱局。

事情平定后,升为两广总督,先后剿平了西林苗匪、武宣积匪(原文直译啊,教科书这“匪”肯定要译为“起义军”的,都懂?)。光绪八年,李鸿章母亲去世,归家办理丧葬事宜。

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又逢朝鲜发生内乱,日本使臣花房义率领500士兵进入王京,强迫朝鲜协议签约。

张树声(接报后)急命吴长庆等人赶赴朝鲜,迫使日方签约退兵。然后吴长庆等夜攻乱党,将乱党从属全部歼灭,朝鲜内乱平定了,张树声又上奏获准,令吴长庆暂时驻防朝鲜。

皇上赞许张树声的能力,加封他为太子少保。第二年,又复任两广总督。

不久,又赶上法国侵略越南,张树声就把法军侵略越南、进逼中国的情况上报朝廷,支持抗法。等到淮军在北宁战败后,张树声自已请求解除总督之职专心治理军队,请求上报后被准许了。

后又被定罪为虚报情况,革职留任。不久,张树声病逝,谥号靖达,在直隶、江苏和本籍合肥建祠纪念。

张树珊另有传记。张树屏,因收复江苏各州县,积累功勋升为副将。

随军征伐捻军,驻扎周家口,多次带兵打胜伏。捻军被平定后,张树屏被升任提督,赐“额腾额巴图鲁”的称号。

后调任山西负责黄河流域的军事驻防。光绪二年,调任驻守河曲、保德。

正逢皖军赶去支援乌鲁木齐,在甘肃一带活动的乱贼曹洪照流窜到后山地区,张树屏正奉命前去视察,接到警情后,乘着大雪追击乱军。乱事平定后,张树声被赐予头品服,被授任为太原镇总兵。

后移防包头,又调防到大同。光绪十三年,请求退休。

到他去世后,李鸿章上报了他的功绩,朝廷给予优厚的抚恤,并在太原建立祠堂纪念他。《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张树声传原文及翻译Greysky整理原文: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

粤寇扰皖北,以禀生与其弟树珊、树屏治团杀贼。复越境出击,连下含山、六安、英山、霍山、潜山、无为;而太湖一役,以五百人陷阵,击退陈玉成众数万,功尤盛,复力行坚壁清野法。

其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联为一气,皖北破碎,独合肥西乡差全。曾国籓檄守芜湖,调无为,迁知府。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鸿章立淮军,与铭传等分领其众,从克江阴,晋道员。

鸿章亲视娄门程学启军,遣树声援荡口,破谢家桥,逐北至齐门,又败之黄埭,学启遂逼城而军,於是娄门寇道始绝。二年,攻无锡、金匮,击寇芙蓉山,大破之,夺获战舰器械不可称计,赐号卓勇巴图鲁,予三品服。

树声乘胜趋常州。逾岁,攻河干二十馀营,尽破之。

城拔,进复浙江湖州,诏以按察使记名。四年,署江苏徐海道。

寻授直隶按察使,赴大名督防务。九年,调补山西。

越二年,擢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十三年,实授。遭继母忧,归。

光绪三年,起授贵州巡抚。适广东总兵李扬才据灵山,构匪扰越南,朝旨调树声抚广西治之。

事宁,擢总督,先后剿平西林苗匪、武宣积匪。八年,鸿章丧母归葬,树声摄直督任。

值朝鲜乱作,日使花房义质将兵五百入王京,迫朝议约,树声飞檄吴长庆等赴之,遂成约,寻盟而还。於是长庆等宵攻乱党,悉歼其渠,乱乃定,树声奏令长庆暂戍朝,上嘉其能,加太子少保。

明年,还督两广。会法越构兵,即以法人侵逼状上闻。

逮北宁陷,自请解总督职专治军,报可。复坐按事不实,革职留任。

未几,病卒,谥靖达,予直隶、江苏及本籍建祠。树珊自有传。

树屏,以收复江苏各州县,积勋至副将。从征捻,驻周家口,战。

3. 古文《清史稿》全文翻译

张埙字牖如,江苏长洲人。

康熙十七年,被授予登封知县,一个人骑马上任。到县三天,发誓不收一分钱的贿赂,不冤枉一个好人。

衙门前立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四个字:“永除私派。”设收集意见的柜子,百姓自己封好信件投进去,从来没有剩余的信件。

他招集流亡的人,督促他们耕种田地。他考察那里土地的状况适宜栽种什么作物,然后督促百姓种植木棉及各种果树。

又大修学堂,修复了嵩阳书院——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张埙聘请耿介做老师,用程朱理学教导学生。

从县城到边远地区,建立学校二十一所。他考察学生,按时巡视,校正学生的句读,用揖让进退的礼节来教导他们。

空闲时间,他骑着毛驴到各地访贫问苦。有小的争执,就在田间解决。

县西边吕店这个地方,一向好打官司。张埙审查里长张文约贤能,推荐他做乡约,使他教化引导百姓,不淳厚的民风完全改变了。

里长申尔瑞欠税将受杖刑,路上拾到别人用来交税的税金,就归还给人家,宁愿受责备,也不拿人家的钱财获利。张埙认为他品德高尚,登门表扬他。

农民高鹏举死了,他妻子孟氏年轻,公公想强行把她嫁出去。孟氏在丈夫墓前哭泣,将要自缢。

张埙恰巧改变服装出行,问他哭的原因,了解情况后,送给她钱和米,让她回家,免除了她的徭役。每年都要慰问她,使她保全节操。

县衙门里过去有很多差役,当时官司一天天减少了,奸邪欺诈的事没有容身之地,小官吏大多回家了。那些轮换执掌仪仗的,没有事情的时候,回家就拿起农具做农活,因为在官府里没有办法挣到钱。

张埙在任五年,百姓知道走正道,生活积蓄一天天多起来,就在门额上写下“官清民乐”四个大字。耿介曾感叹道:“近年来嵩、洛一带仿佛变成另一个世界了!”康熙二十二年,张埙因为才能卓越而被推荐提拔做南宁通判。

离开的那一天,百姓拦路哭,在各处给他建祠堂,为他塑像祭祀他。

4. 翻译《清史稿·循吏传》全部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除正史中有“循吏”、“良吏”的概念外,到元杂剧中又有了“清官”乃至民间的“青天大老爷”的称谓。论者一般认为循吏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二、教育;三、理讼。按照儒家传统的“先富后教”的政治模式,那么,这三者中当以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最为重要,教育、理讼,细究之,是为前者服务的。

循吏是奉公守法的官吏,说白了就是好官。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代有循吏传。

一个真正的好官,其受百姓钦敬的程度甚至使人羡慕。如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任左内史时,收税看百姓的情形而决定时间的急缓,所以许多税常常拖着。有一次,军队要出征,国家急需钱粮,而倪宽由于税收得不足,法当免职。治下百姓一听说这个消息,惟恐失去这位好父母官,不约而同一起来交粮食。大家族用牛车拉,小家庭则挑担来,前脚接着后脚,队伍如长龙,络绎不绝。最后一算,收的钱粮还以倪宽最多。当官当到这个份上,真可称绝。

《汉书》的《循吏传》起首是文翁。他是景帝、武帝时人,因为在蜀地成功发展教育事业推广大汉文化而被载入史册。当时蜀地文化水平很低,他为推广文教,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他先是亲自选择小吏中较为灵敏有才的十余人,谆谆教诲,然后送到京师学习儒家经典或律令。学成后他选择好的提官,有当到郡守、刺史的。他还在成都市修造官学招生,招进的免去徭役,学得好的补为吏员。每次外出巡行,总要带读书好的同行,让大家见而羡慕。后来大家都抢着入学,有些富人还为此出赞助。于是蜀地文教大行,到京城求学的蜀人与文化之邦如齐、鲁等地来的一样多。而且后来郡国都立学校,就是遵照文翁的榜样。

但是用理想的标准来衡量,文翁所为仍有明显的不当之处。史书所传虽仅寥寥两百余字,但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送年轻人上京求学时,尽量减少自己官府的费用,而买了很多刀、布等当地的土特产,让他们进京后送给先生。这种送礼方式在当时是否合乎法律此处姑且不论,但是求人帮忙须送礼则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只有遵循这种一般也可说是俗界的认识,文翁后面的政绩才得以有着落。而接着文翁传后的王成,曾受皇帝明诏褒奖,但他死后就有人告他乱报统计数字以蒙奖赏,这似乎是我国第一位虚报成绩得到表彰的官员。虚报成绩的不轨行为不先出于酷吏倒先出于循吏,此间的文化意蕴颇值思量。

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黄霸是武帝、宣帝时的一大循吏,后官至丞相。他任颍川(今河南禹县)太守时,劝农桑,赡孤鳏,这些都不用细表,反正是做了极多的好事。而他治吏治民的秘诀是:依仗自己极好的记忆力,随时留心各项细微事物,借以塑造自己无所不知的形象,使人惊为神明,不敢为非作歹。如他一次派一位吏员秘密外出公干,此吏员顾忌秘密不敢住在公家的驿馆里,在大路旁吃干粮,结果带的肉被乌鸦衔走。有个到官府办事的百姓正好看见这一幕,向黄霸偶然说起。等到该吏员完事回府,黄霸就慰劳他说:“你此行辛苦了,在大路旁吃饭被乌鸦衔走了肉。”吏员大惊,所问毫厘不敢有所隐。正是由于类似的举动,坏人都不敢在颍川作案而纷纷离去,盗贼日少,境内日治。我们如果仔细揣摩一下,便可发现黄霸这种假装神明的举动不免有些可笑,而且问题还在于,这种借侦知细节来控制属下的无意举动,如果再往前发展一步,当会成为有意的特务行为,结果就不是好玩而是恐怖了。

在此细析循吏的种种可议之行,不在于如文章写手一般处处作翻案文章,而是指明人在向上的努力道路上,总是伴随着种种的造作甚至矫饰,也总得顺应人世间至俗的一般倾向。光辉目的的达到常常得用见不得人的一些小手段,而做好人的诱惑常常诱惑人本身去犯一些好人不能犯的错误。这恐怕是人性的本质使然,你无可隐避也无能为力。

5. 翻译《清史稿》方苞传

译文:

皇上学问非常的高深,尊崇儒家和儒道。他(闲暇时)学习研究知识,沟通了天和人的联系,尤其是古今所未见的。因此能道行久远,开化成见,移风易俗,使天下人民和平安乐,达到太平盛世。这种康熙雍正的盛世景象,使后世非常仰慕留恋,直到今天还没停止。传里说:“作为君主,最高品德是仁。”又说:“道德好到不能再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好啊,这是怎样的好道德啊。

雍熙指康熙雍正两朝

赵尔巽、柯劭忞等

清史稿》出版说明

中华书局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

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压缩了赵尔丰传。

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异文,以资参考。由于八缐对数表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所以不再附录。

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已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并,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础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6. 清史稿的翻译

过了两年,法越之战爆发,张树声邀请冯子材训练团练,派遣使者前去请驾。刚到时,冯子材正穿着短衣,光着脚,和牧童一起吆喝着牛犊归来,使者说明来意,冯子材推辞了。后来,听说张树声贤明,就到广州去。正逢张之洞到了广州,对冯子材以礼相待,请他统率前卫部队守卫广东、广西。一年后,朝廷命令冯子材辅助处理广东边境外军事事务。当时苏元春是督办,冯子材因为他新被提拔,超过自己,常常郁郁不乐。听说谅山有警,立即赶赴镇南关,而法军己焚烧镇南关后退兵。龙州危急,冯子材认为关前隘口跨过东西两岭,十分险峻,就命令修筑长墙,率领所属部队扼守,派遣王孝祺的勤军驻扎在后为犄角之势。敌人声称某一天攻打关口,冯子材料到敌人必然提前到达,就决定先发制人。潘鼎新制止他。其他人也不想战斗。冯子材据理力争,亲自率领勤军袭击文渊,第三次到达关外。夜晚逼近敌人堡垒,杀死并俘虏了很多敌人。

法军兵分三路进攻。冯子材对将士们说:“要是法军再打入关内,我们有何面目见广东父老?一定要拼死守关!”士气高涨,法军攻打长墙最激烈,其次是黑兵,再次是教匪,炮声隆隆,震动山谷!子弹在阵地前堆积了一寸多厚。清军各路部队合力痛击,敌人逐渐退却。过了一天又蜂拥而至。冯子材居中指挥,苏元春殿后,王孝祺居右,陈嘉、蒋宗汉居左。冯子材指挥众将屹立不动,遇后退者就杀头。自己手持长矛冲出营垒,带领两个儿子冯相荣、冯相华投入战斗。众将士因为冯子材年已70还冲锋陷阵,都受到激励,也拼死战斗。关外的散兵和侨民也来助战,杀死了几十名法国将领,追到关外20里才回来。过了两日,又攻克了文渊,受到了赏赐,接连收复谅城,长庆,抓获斩首三画、五画兵各10名,乘胜追击到拉木,收复了所有被侵占的土地。

越南人民早已不堪忍受法军的暴虐,听说冯将军的队伍到了,都来迎接,争着犒劳慰问。冯子材将他们召集来安抚慰问,商议定了剿荡北圻的计策。越南人民争相建立团众,打着冯子材部队的旗号,愿意为清兵运粮作向导。北宁、河内、海阳、太原竞相响应,冯子材也毅然自当重任。于是率领全军攻打郎甲,分兵袭击北宁,这时停战的诏书到了,冯子材愤而请战,不被批准,只得班师回国,走的那一天,越南人民夹道啼哭送行,冯子材也挥泪不能自已。入关到龙州,军民一起跪拜迎接,长达30里。

7. 王冕治学文言文翻译

原文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知。

译文

王冕是诸暨县人。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听完以后,总是默默地记住。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过后,他仍是这样。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何不由着他呢?”王冕由是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一到夜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佛像多是泥塑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王冕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等翻译!

翻译下面一整段话:rn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 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也。君子虑福弗及,虑祸百之,君子择人而取,不择人而与,君子实如虚,有如无。
中国伦理美学史上,第一个张扬人格境界美的是孔子。继之,孟子又高扬人格境界美的旗帜。在孔、孟先哲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崇尚、向往、赞赏与追求人格境界美的人文传统。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1)。这就是他倾心赞扬的不可动摇的人格威严。他认为,人格修养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从他指出的这条人格修养途径,再结合他擅长、推行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看,他最推崇和渴望的人格境界是尧、舜、禹、周公等圣贤者那样的完善人格。而对于某一方面突出的人格,他也极力肯定和赞许,诸如管仲的才华、功业、颜回的执着、常乐,子贡的聪明、真诚,子路的勇敢、憨厚,等等,无不表现出某些仁、义、礼、智、信的内涵,所以他也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誉。他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的千古名句,视仁为人格美的最高标准,将人格美推向了最高的境界。孔子所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5),强调要“与人为善”。他还提出了“德不孤,必有邻”(6)等做人的原则与规范。这些都是孔子讲仁爱、与人为善、温良恭俭让,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全社会人人若能这样去做,去要求,就会形成协调、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就会逐渐地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人在与自然、社会、文明的关系中生活,就要懂得爱,学会爱,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第一要义。在21世纪,毁灭人类比建设人类要容易得多!因此,不要让人类世界充满仇恨。人类应该化解所面临的矛盾、冲突,逐渐实现和平大同的理想社会。
齐鲁文化重视道德教化与自身修养,把道德教化与自身修养作为治理国家,使人趋仁向善,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手段。具体包括:自省、自尊、自强、自立、诚信、礼让、孝悌、勤俭、淳朴等等。
(一)、自省自尊,自强自立
齐鲁先贤十分注重自身德行修养,讲究自省、内省。《论语·里仁》载,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谓,见到有贤德的人,就想到向他学习,努力做到象贤人一样;见到不贤之人,就应反省自己,看自己是否有类似他的缺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免。他还对弟子们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7)意谓,我还没见过发现自身的错误而能从内心自责的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8)意谓,自我反省,问心无愧,就能达到无忧无惧的境界。孔子所说的“内自省”、“内自讼”都是自我反省的修身原则与方法。
曾子发扬孔子“内自省”、“内自讼”的道德修养原则与方法,从“为人谋”、“交友”、“传习”等方面,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三省”说(9),逐渐成为人们品行修养的重要原则。每日自我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贤德的要求,持之以恒,不断地提高道德修养。
孟子在德行修养方面发展了孔子、曾子内自省、内自讼的修养方法,提出了“存心”、“自反”、“养气”等修养方法。“存心”,指存有仁义之心而不丢失;“自反”,即自我检查、自我反省;“养气”,指修养“至大至刚”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反躬自问、正义在握的阳刚之气、大丈夫之气。
孟子注重从人的情感、心理入手进行道德修养教化,主张通过制“恒产”,确立民众认同伦理规范的情感、心理基础,然后通过倡导人伦之理,逐渐改造民众的自然性情。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以道德理性化育人的心理、情感,“理”寓于“情”,“情”与“理”交融,从而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实现一个“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这种强调“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为我们当今的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孟子民众道德教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重视“情感、心理”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决定作用。在孟子看来,要达到道德教化的目标,关键在于树立民众的“恒心”。孟子所谓的“恒心”,简单地说就是遵守基本伦理规范所必需的心理稳定状态。民众有此“恒心”,就能做到“不为恶”、“不犯刑”;否则民心浮动,日常行为就可能“放僻邪侈,无不为己”(10)。因此,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可归结为如何实现其“恒心”从无到有的转化。
人的良心源于义,起于德。墨子曰:“万申莫贵于义。”(11)切莫以利害义。一个人的“义”多了,“德”多了,就会行德行善,也就会有了良心。所以一个人要做到有良心,必须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很注重人的尊严,古来就有“士可杀,不可辱”之说。自尊,是人的一种美,是无价的,是人最宝贵、最高尚的东西。要获得真正的发展,没有自尊是不行的。自尊,是人心理成熟的标志,人成长到一定年龄阶段,自我意识发展了,就会对自己身体、能力、表现等感到满意的一种心态,就不会向他人卑躬屈膝,就会维护自身的尊严和自我情感体验,就能独立自主地待人处事。人与人之间,经济有贫有富,地位有高有低,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不存在人格尊严上高低贵贱的差异。然而,有些人在人的自尊与金钱之间划了等号,将人的自尊用金钱来折算、交易,于是,在这些人身上,自尊没有了,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格和国格了。
《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自立,自强不息,就是要志向远大,奋发向上。就是不知足、不满足,不满足已有的发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绩。人若有了这种进取心,就会充满生气,积极向上;社会有了这种进取心,就会充满活力,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国家有了这种进取心,就会生机盎然,兴旺发达。
孔子曰:“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大凡成功者,总是求上、求优、求高,对自己总是高标准,严要求,并且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使自己一步一步奔向目标。
自强自立,自强不息具有极强的自信心。勇于进取者的处世态度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因而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有所作为,能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自信者的思想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所有的,我无不具有”;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所以就会有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气概。
自强自立,自强不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家庭和个人的责任感,是一种为国家、社会、人民、事业而奋发进取的精神。
清人曾国藩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说的“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薄之时,务须咬牙地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颓然自馁”这句话,却颇值得国人思考。自强自立,自强不息,就是要百折不挠,具有顽强的毅力。勇于进取者能正视奋斗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挫折、磨难、失败,不动摇、不泄气,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从战略上藐视它,从战术上重视它,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总之,自强自立、自强不息、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败的巨大动力。纵观古今中外,不论哪个国家与民族,凡是能够坚持生存、持续发展者,都具有强烈的自强不息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近代史上的中国被动、挨打,甚至沦为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就是失去了自强自立、自强不息意识和勇于开拓进取精神,中国越来越落后;今日中国蒸蒸日上,国际地位倍受世人瞩目,其原因之一,就是唤醒了自强自立、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振奋了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恢复了民族的生机与活力,生产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自强自立、自强不息与开拓进取精神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豁达大度,宽以待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胸怀,就是心胸开阔、豁达大度、宽以待人、以直报怨;就是“宰相肚里能掌船”,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处人所不能处。
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人无弘量,但有小谨,不能大立也。”凡成大事业者,总是胸襟旷达、宽怀大度。
“君子之心,不胜其小而气量涵盖一世;小人之心,不胜其大而志意拘守一隅。”凡小人者,思想方法狭窄、好偏激,好极端,妒嫉心强,其感情必定是贫乏的;这种人缺乏同情心,看人看事,一叶障目,自尊好强,好斗,好报复,对其稍有冒犯,便火冒三丈,对人吹毛求疵,因此便不会宽容别人。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心底无私天地宽。”在利益的纷争上,多想一些他人,少想一点自己,将“多欲”变为“少欲”、“寡欲”或“无欲”,将“有私”,变为“大公无私”。这样,心灵就会变得美丽、纯洁,心胸就自然开阔,就能容忍他人。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应采取换位思考法,将心比心,自己若处在对方的位置又会如何?此外,要随时随地提醒自己,不要什么事都动肝火,发脾气,要做到小利不争,小岔不发,远离纷争。争强斗狠不算勇,多一个冤家多一道墙,与他人能以和相处,自然就能宽容起来。
知识贫乏,就要努力学习,增长知识。“才博能养气。”一个人知识多了,见识广了,就能“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了,就能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生活方式采取容忍的态度,从而在心态上、观念上显得大度、有器量,决不轻易批评自己所不喜欢的或从未遇见过的新现象;这样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就能改进自己的思想方法,避免经常使人犯错误的“一孔之见”,自己的度量就会日渐宏大。
心胸狭窄,则要力戒浅薄,不怀愤怒,不记小冤。“曲则全,枉则直。注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12)意谓,委曲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低洼反能充盈,敝旧反能生新,少取反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对不同意见,要记人之善,记人之功,力避吹毛求疵,忘人之过,不苛求,不求全责备,不以苛刻显示自己的精明,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倘能如此,则可开胸扩量。如果带着恨意与不满,就无法宽恕。
刚愎自用,则要养气,学会一个“忍”字,不争一时之短长。古人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各自责,则天清地宁,各相责,则天翻地覆。”做什么事情都要沉得住气,学会容忍、宽恕他人,尤其是在自己失意之时,更需如此。
一个人有了自爱、自尊、自立和自强意识,要见之于行动,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永不屈服于周围的邪恶,并下决心消除它。持之以恒,不断加强个人的修养,就定会成为强者、成功者。
正直的人,待人真诚,就有好的人缘。宋人程颐曰:“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 要向别人敞开心扉,把自我向别人敞开,比死死地关闭自我更能使自己感到满足,并且这种好的情绪会感染对方。真诚、正直的人,老实、坦率,表里一致,待人实在,敢讲真话,不圆滑,不伪善,与人为善,不给他人亏吃,不弄虚作假,所以这类人容易获得他人的友谊、信任和尊重,也就会有好的人缘。
要好学、多闻、博识,知己不足,不耻下问,有了成绩,不自满,不骄傲,虚心待人。正如《孔子家语·疏证》所言:“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尊!”汉·刘向说:“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意谓:君子之言,少而实,可靠可信;小人之言,夸夸其谈,不负责任,说的好听,虚而不实。“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13)君子待人以德,小人不讲道德、不讲原则,只讲一个“利”字。

(三)、尊重他人,讲求礼让
齐鲁自古为礼仪之邦,在社会人际交往中特别强调“礼义”、“礼尚往来”。要求待人恭敬热情,懂得关心人、尊重人,善于宽容,“以和为贵”,“与人为善”,礼尚往来,知恩必报,以德报怨,以直报怨。
在礼义之中又特别强调“让”。《左传· 襄公十三年》:“让,礼之主也。”意谓对他人恭敬、谦让、讲礼貌、有礼节,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正如孔子所言:“不知礼,无以立也”(14)。“恭而无礼则劳,慎不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5)意谓不懂礼,就无法立足于社会;貌似恭敬却无礼就劳扰不安,做事谨慎却不懂礼就畏缩胆怯,刚勇却无礼就会作乱,直率却无礼就会尖酸刻薄。可见礼义在人际交往中处理其矛盾冲突以及个人修身养心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礼义就必然会出现。礼义、礼让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不讲礼义,不会礼让,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不讲礼让、礼节、不懂礼貌者,为了个人的利益,争得脸红脖子粗,人性都变得赤裸裸的,人际矛盾和冲突也就因此而扩大、激化;不讲礼让,不讲文明、公德。在公共汽车上,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老弱病残专座”一旁站着,年轻人却佯装不见,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有的假装睡觉,一副爱莫能助、不屑一顾的样子。
不讲礼让,不讲方式、方法,心中只要有不满、不平和烦恼,就要寻找一切机会将其宣泄出来;不讲礼让,就是不愿做一个正直、高雅、文质彬彬、有修养、遵纪守法的人。总之,人们不是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了,而是粗俗、庸俗、媚俗和恶俗,是赤裸裸的人欲、物欲、金钱欲,这是一种人性的沦落。
愚昧无知,不懂规矩、方圆,也就不会有文明修养。私心太重者,整天考虑自己的利益,怎么会对他人礼让?缺乏同情心的人,对什么都很冷漠,待人不可能热情。心胸狭窄、好报复者,吃了点亏就想报复,根本不可能“以德报怨”。骄傲狂妄者,目空一切,又怎么能以礼待人?总之,这些人缺乏文明道德修养,不懂得讲礼让。
讲礼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难度。要不尚空谈,注意个人的文明和修养;在个人利益上,不斤斤计较,要强调谦让;要用社会公德、完善的制度来保证礼让的实施;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公众的压力;还要注意从小培养,从小事中逐渐养成。每个人都应从我做起,从基础做起。

三、尊老爱幼,讲求孝悌

尊老爱幼,讲求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据《管子·入国》记载,管仲在齐国大力推行敬老养老之制,专设尊老养老的机构,委托官吏专门负责。规定:七十岁以上者,一子免除征役,每年国家赠送三个月的肉食;八十岁以上者,二子免征役,国家每天供应酒肉。死者国家置办棺椁。鼓励老人的子女,精作饮食,询问老人要求、嗜好,以尽赡养之责。还规定:国都城邑设问病医官,以君王旨意对病者慰问:九十岁以上者,每天一问;八十岁以上者,两天一问;七十岁以上者,三天一问。重病者,向上报告,君王亲自慰问。
管仲尊老爱幼之制还体现在制定法令、举贤授能之中。在选贤“三选法”中,把“孝慈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列为选贤举能的重要标准;而把“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16),作为惩恶之依据。《管子·幼官》载,“第二次会集诸侯下令曰:‘要赡养孤老,供养常病者,并收养孤儿寡妇。’”《管子·大匡》曰:“诸侯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老尊贤,三者无一,可以诛伐。”在诸侯会盟时,将尊老爱幼、孝悌之道,列为诸侯及其世子必须遵守的法令条款。《管子》中有关尊老养老、慈幼、恤孤、赈困、接绝等对人的多方面的关心、爱护、救助,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和人生价值观。
齐国贤相晏婴继承管仲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主张罢徭役、薄赋敛、反奢侈、倡节俭,做到“老弱有养,鳏寡有室”(17)。齐国历代君王诸如威王、宣王等,敬老养老,尊贤重士,“哀怜鳏寡,抚养孤独,赈济贫困”(18),蔚然成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孔子对这一传统美德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9)孝首先是一种自然情感,孝不只是“赡养”,更重要的是要有敬爱之心,使老人精神上得到安慰与快乐;对父母老人若缺乏由衷地敬爱,仅在物质方面赡养,那就等同于动物了。孔子从人不同于动物本性出发,升华、丰富了孝的内涵。孔子又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20)做子女的,对父母的年岁,不能不记住。一方面为他们的长寿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衰老而担忧,强调子女对父母要由衷的敬爱和关心。只有这样才符合血缘伦理道德的原则,才具有美的人品,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赞美。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21)孔子认为孝悌的品性对政事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风气渗透进政事,就等于参与了政事,为什么一定当官才算从政呢?他的学生有若发挥他的思想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22)这就把孝悌与政事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的先声。孔子的孝悌思想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无不受血缘伦理或政治理念的制约。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出则孝,入则悌”。人类的爱心和同情心,首先是从父母兄弟那开始的。敬与爱是人类一种普遍的高尚的情感,将这种情感不断地保持和发扬,就会具有仁的品德与行为。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著名观点,就是要人们象尊敬自己的老人那样,去尊敬别人的老人;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才是仁。仁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同情、人间关怀,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情感。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
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美丑。要在家庭生活中,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良好的家风。由此推而广之,延伸到学校、社会,形成良好的校风、社会风气。

四、勤劳节俭,淳厚质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提倡勤劳节俭,自食其力,劳动光荣,珍惜劳动果实,反对奢侈浪费。《尚书·虞书》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左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在齐国,管仲、晏婴“禁侈尚俭”之风,传为佳话。墨子倡节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23)、“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逸则亡”;“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24)
据《说苑·反质》载,齐桓公对管仲说:“我们的国家很小,而可供使用的财货也并不多,然而众臣们穿的衣服,乘的车马却奢华得很,我想加以禁止,你看可行吗?”管仲答道:“我听说,君王品尝一下味道,众臣就会大吃大喝起来;君王喜欢穿戴、讲究服饰,众臣便会跟着盛行开来。现在您吃的是桂花羹,穿的是纯紫衣、狐白裘,这就是众臣生活奢华的原由啊。有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既然您想禁止这种奢靡之风,何不从自身做起呢?”桓公说:“好!”于是重新制作了纯布衣、普通帽子,并穿戴着这样的衣帽上朝。一年之后,齐国上下,大兴勤俭节用之风。
春秋末期,各诸侯君王和贵族大臣无不争豪斗富,竞相追求奢侈豪华生活,风靡一时,齐国尤甚。当时的齐景公大兴土木,筑路寝、长庲、柏寝之台,观赏台榭池苑之美,喜欢穿戴华丽的服饰。例如齐景公穿的鞋子,饰以金银、珠玑和美玉,沉重到仅能移足。冬天就穿着这样的鞋子上朝(25)。
上行下效。齐国的权贵们无不沉湎于高台池苑、听歌看舞、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之中。晏婴对此深感忧虑,于是鲜明地提出:“廉者,政之本也”(26),并从自己的衣食住行做起,穿缁衣,吃粗粮,居陋室,驾驽马,多次辞绝君王赐予的衣裘、车马、封邑、新宅,“以节俭力行重于齐”(27)。晏婴穿的是“缁布之衣,麋鹿之裘”;吃的是“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苔菜”,其家人也是“食不重肉,妾不衣锦”;居住在条件差,潮湿喧嚣的闹市附近;出行时,“栈轸之车,而驾驽马”。
《左传·昭公三年》、《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均载录,晏子的住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齐景公想在高处为他另建大宅,晏子则以“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而辞绝。后来,齐景公便趁晏子使晋,为他在原址扩建了一所豪华住宅,并把周围的百姓驱赶了。晏子返国以后,面君坚辞,拒不进住。最后只好恢复旧居原貌,把老百姓请了回来,仍与民同邻。晏子“乘敝车,驾驽马”以朝,齐景公要赠送给他“辂车乘马”,又被他辞绝;齐景公屡次要赐之封邑、予之“千金与市租”,也均被晏子再三谢绝,始终不受。晏子说,君王让我统领朝廷百官,我节制自己的服饰饮食之养,是考虑国家与人民;即使这样,我还是忧虑众臣奢靡而不顾及其行为啊。
晏婴正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耻贪抑奢,禁侈尚俭,清廉自守,以自己的行动为表率,为国人垂范,以纠正风靡全国已久的奢侈之风。因此,每当齐景公有所赐予,晏婴总是再三辞绝,以君子之行自律。他认为“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处者,名广于外”(28)。晏婴深知,富贵财富虽为人之所欲,但过度的追求则会走向反面,应以德行节制自律,克勤克俭。正所谓,为政清廉,国泰民安;为政污贪,不战自亡。《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载,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子:“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答道:“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载晏婴看来,清澈的流水是美好的。它混浊之时,无所不被污染;它清洁之时,无所不被洗涤,故而长流不息。人们若能象清清流水那样洁净,克勤克俭,廉洁正直,其声名便会永驻人间。

参考资料:齐鲁教育
翻译讲求信

雅、
直译为主
意译为辅
就是
君子的话少但是实在,小人的话多却虚假
高中理科生
没怎么听文科的东西,.,,你将就用
君子的话少而真实,小人的话多而虚假。君子的学习,传入耳中,记在心里,从自身做起。君子的治事,从一些不易看到的地方开始,最终使人不能赶上。君子考虑幸福往往不能周全,但思考祸患却百倍于思考幸福。君子在领受财物时要看对象,施与财物时却不选择人。君子的充实如同空虚一样,有如同没有一样。
君子说的话虽然很少却很实用,小人说的话虽然很多却都是空洞不实的;君子的学问是从耳朵听进去,用内心反复思量,在行动的时候能够用在身上;君子的作为都是开始于微不足道的地方,却终将到达不可企及的高度;君子很少考虑到自己的福祉,却总是考虑到很多不周到的地方;君子会有选择性的向人索取,在付出的时候却不会计较对方是谁;君子是低调不张扬的,所以即使是事实的也好像是虚幻,即使有才华也好像没有一样。

我自己都觉得翻译的太牵强了
你将就着看吧
仅作参考
君子的话很少,但是每句都很真实;小人的话很多,但是每句都很虚假不可靠。君子的学问,从耳朵听进去,放在心里(反复思量),并且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实践。君子做的事,从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始,结束时却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君子很少考虑福事,但是考虑灾祸却能很全面。君子会选择(值得索取的)人来索取,给予别人时却不会计较对方是谁。君子(由于低调不张扬,所以)即使有真才实学也像是没有。
最后两句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所以并作一句。
本文标题: 我发现中国历代清官都有个共同特点,节俭等,可这不反人性吗
本文地址: http://www.lzmy123.com/jingdianwenzhang/3319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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