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1960年7月上海市长安中学，初中毕业。
1960年9月－1964年7月上海市市北中学（其间病休1年半），高中毕业。
1964年9月－1965年7月上海市教育学院师资培训（市北中学实习），非学历进修教育。
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以高中学历考入），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2年3月－1983年9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职博士研究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最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瓜，就是鹅厂请了葛剑雄教授来担任旗下手游《王者荣耀》的学术顾问。

其实，葛剑雄教授完全不反对文艺作品里对 历史 人物的再创作。他强调的是，文艺作品并不承担着让人学到真实 历史 的任务。

这一点毋庸置疑。让全中国人来投票，选出最熟悉的一段中国古代 历史 ，结果十有八九是三国。其中原因当然不是熟读《三国志》，而是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及其改编的影视作品等等。但是恐怕没有人会说，自己是从《三国演义》里学到真实的三国 历史 的。

历史 上的王司徒，可不是被诸葛亮活活骂死的

可是我们又要问了，《三国志》就是全然真实的三国 历史 吗？恐怕也不见得。我们承认 历史 客观事实的存在，但是我们要认识这些客观事实，却不得不通过 历史 文本。 历史 文本的存在常常被我们忽略了，好像它就是一层透明的玻璃，我们可以通过它清晰地看到过去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这层玻璃可不是完完整整、切切实实地展现了过去事实的。当我们聚焦到玻璃上时，就会发现之前清晰的景色突然变得模糊起来。对于 历史 研究来说，即使是正史当中，可能也有不少被研究者隐瞒和曲解的地方。

01 为什么会出现“假 历史 ”

历史 研究者当然是以尊重史实为第一要义的，但现实里总有一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隐瞒和曲解了一些 历史 事实，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三种。

第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也可以说是结论先行，在研究中竭尽所能去达成这样的结论。比如《中国 历史 地图集》内部本，将不同时期的疆域拼凑成一个“极盛疆域”，是为了显示中国从来就拥有辽阔的领土；无论何时，中原皇朝的边界都要画在长城之外，至少要比长城更外一些，是为了反驳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中苏方的观点，证明长城从来就不是中国的边界。

第二，是为了符合某种理论或主义。 这就可能导致只选择能证明所持“理论”的材料，而对反驳的材料视而不见。以前的学者根据明朝的户口数把当时的人口定为五六千万，如此低的数字，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问题，但明朝中后期人口长期停滞的“事实”，正好被用以证明封建 社会 的穷途末路、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农民遭到残酷剥削，甚至可以看成是闭关锁国、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抑的证据，怪不得直到今天，还有人置我们研究得到的明朝人口已经突破两亿的成果于不顾，津津乐道于明朝“人口”始终徘徊于五六千万的“事实”。

明代绘画大师仇英画中的苏州市井

第三，是强调为政治服务，或为了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 对有些事实或结论，私下或内部可以承认你是对的，也知道自己是站不住脚的，但据说如果如实公布就会不利于国家，影响政治，所以必须按假话说下去。还是以《中国 历史 地图集》的内部本为例，当时若有人根据史料提出应该把疆域缩小一些，就有“卖国”之嫌，而主张尽可能大的都成了“爱国主义”。

历史 研究中的这种“爱国主义”，几乎能适用于一切方面。比如谭其骧先生早在1942年就发表了《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指出丁文江提出的徐霞客首先发现了长江正源是金沙江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问世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绳水（金沙江当时的名称），并且知道它来自遥远的境外。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经30年考察完成60万字的著作《徐霞客游记》。

这篇文章载于浙江大学《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并不是什么秘籍孤本，在20世纪50年代也重印过，可是直到80年代发表于国内最重要报刊上的文章或报道依然称“发现了长江的正源”为徐氏的“杰出贡献”。作者的理由大概就是，既然徐霞客是中国 历史 上的伟人，拔高徐氏自然就是爱国主义了，此说对不对又有什么关系？

尽管这些原因导致 历史 研究中的隐瞒和曲解，但 历史 研究者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在复原 历史 事实的基础上， 探索 以往的人类 社会 发展变化的规律。 没有真实的 历史 作为论据，所得出的 历史 规律又如何站得住脚呢？

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绝对的真实 历史 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对过去的研究，只能通过留下的记载。如果没有记载，就自然湮没在过去的时间中了。而即使留下了记载，这些记载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消减，比如在天灾或战乱中遗失。

02 我们能了解“真 历史 ”吗

虽然绝对真实无法获得，这不代表 历史 就毫无意义了。真实的 历史 依然是 历史 学家永恒的追求，因为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就不成其为科学。

如果我们把真实理解为相对的、可以逐步接近的，对真实的追求就是可行的，并且会不断取得进步，使我们越来越靠近它。秦始皇脸上是否长了一颗痣，确实是 历史 事实，如果真有人研究出个结果来也不是坏事，但不了解这一点，对确定他的 历史 贡献显然不会有什么影响，不能说不知道这一点就不真实了。

秦始皇脸上到底有没有长一颗痣？

对真实的追求，是一个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在 探索 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错误的判断，或误信了虚假的史料，或受到相关学科的制约。可是一旦发现，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回到正确的方向，这才是 历史 的求真。

我们要如何去了解“真 历史 ”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了解的 历史 都只是 历史 长河中的一个小片段。不过，总归是有一些方法可循的。

了解 历史 ，第一步就是阅读史料。对于史料，读通文字当然非常重要，以前由于史料的字词、句读等曾引起句意的分歧。

比如李白的名篇《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中的“床”字，以前一般都释作“睡眠之床”，但是睡在床上怎么可以“举头”和“低头”呢？显然此说并不合理。其实古代床并不单指卧具，《说文解字》说床是“安身之坐者”，也可以指凳椅，“胡床”即东汉自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凳子。近来有人将此诗中的床解释为井栏，引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为证，认为是诗人深夜在园中徘徊而作，也可以说通。

又如《论语·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马厩失了火，孔子退朝后得知，说：“伤了人吗？”而没有问到马）有人认为这体现了孔子的人本主义观念，但唐代韩愈却认为末句当断为：“曰：‘伤人乎不（通否）? ’问马。”这样便成了既问人，又问马，因为孔子是大圣人，“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见唐李济翁《资暇录》）也有人断该句为：“曰：‘伤人乎？'‘不’。问马。”也是相似的意思。对原始文献的解释不同，结论无疑也会不同。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今天见到的 历史 文献，绝大多数都已经过后人的传抄、翻印，甚至改窜、增补，通行的本子就未必是原貌。

比如我们以往都根据传世本《道德经》研究老子其人及其思想，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了帛书《老子》两种钞本，最显著的差异即《德经》在前，《道经》在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中出土了《老子》三种更早的竹简本，文字与传世本更有较大差异，不少表述不见于传世本。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

读通了文字之后，还有真伪的问题。流传下来的资料，哪些存世，哪些湮灭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留下的少数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伪造的、篡改的，还有一部分也是有所取舍的。特别是代表官方立场的资料，经过整理和剪裁，已不是原始资料。而即使是原始资料，如古人的日记，也需要鉴别。前人的日记，一部分是记给自己看的，另外相当一部分是记给别人看的，生前就准备公开发表，这是明清以来文人的习气，其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

最有名的日记当然是……

图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

比如说著名的《越缦堂日记》，是晚清名士李慈铭的日记，始于咸丰四年（1854），止于光绪十五年（1889）,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计51册之多，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时事等，无所不包。李慈铭的日记，早在生前就经常借人传抄，流传甚广。鲁迅曾尖锐批评《越缦堂日记》:“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三闲集·怎么写》）讥为“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了解 历史 并不是简单地拿本史书来看就行了，大部分 历史 的真相是不可能直接从史书上看到的，而需要我们透过这些文字看到 历史 的真相。

宋元以来，尤其明代，政府大规模地表彰节妇，据约略统计，此前正史《列女传》中记载的贞节烈女很少，一般仅为数十人而已，而《明史·列女传》一下子就收入301人之多，编者尚称“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

到了清代更是不计其数，据《清史稿·列女传序》称：“礼部掌旌格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岁会而上，都数千人。军兴，死寇难役辄十百万。”编者挑选入传的就有688人。这真的说明当时的节妇很多吗？

其实恰恰说明这类人很有限，否则政府有什么必要去大力表彰呢？为什么不去表彰男人及时结婚？ 因为只要经济许可，又找得到合适的女子，男人都会及时结婚，根本用不到政府来表彰。

据今人对清代刑科题本档案（地方督抚向刑部上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刑事案件的文书）中供词的研究，由于丧偶妇女缺乏经济来源，以及总人口中女性少于男性，尽管她们的再婚行为不被鼓励，但依然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尤其在 社会 中下层家庭当中。

此外，了解 历史 不能单通过书面文字，更要注意文字以外的资料，包括实地调查。有些 历史 现象虽然已经消失，或者只留下一些痕迹，但大的地理环境是不会变的。

最早读《史记》《汉书》时，对当时的西域分为36国或48国一直心存疑虑，除了西部的乌孙、大宛等国面积较大、人口较多以外，其余各国都极小，大多只有数千人或几百人，为什么要分成那么多的国？为什么以后不少朝代连这些国都无法控制？

有一次去新疆，从乌鲁木齐乘一架小飞机越过天山，飞往南疆的喀什。从飞机上往下看，新疆就像是一个硕大无朋的沙盘，在一道道赭红色的山岭之间是土黄色的荒漠，中间稀疏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绿洲。以后坐 汽车 返回时，往往清早出门， 汽车 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持续行驶八九个小时，才出现了一片绿洲。其他时间整天看不到一个村落，出了绿洲又是绵绵不绝的戈壁和沙漠。今天有 汽车 等机械运输工具尚且如此，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工具的古代，一个绿洲的人又如何去统治另一个绿洲？

对这些国家来说，除非受到外敌入侵要寻求保护以外，否则，结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或统一为一个国家都缺乏实际意义，基本是有害无利的。 因为要实施有效的统治就得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征收赋税、交流物资，而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或者耗费巨大。 这就是当时分为36国、48国的根本原因。

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仅隋、唐在今新疆东部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十六国中的几个割据政权设置过若干郡县。如果没有到过新疆，对于 历史 上的这种情况就不会有切身的体会。

03 寻求“真 历史 ”的意义

历史 研究者要追求真实的 历史 ，因为真实是 历史 学的立身之本。但是非专业人士的普通人也要真实的 历史 吗？如果我们希望从 历史 中学到一些道理，非得去看《三国志》不可吗？《三国演义》和改编影视剧中不也有许多可以学习的道理吗？

央视版《三国演义》中鲍国安老师的曹操演绎得出神入化。

当然，我们不必非得看《三国志》，但对 历史 保持一种基本的“求真”态度，却是十分有必要的。 历史 研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规律或者用于宣传教育， 历史 还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包括背景、经验等等。后者的价值最为一些人看重，要让 历史 为现实服务。我们在询问 历史 对自己的价值时，所问的其实正是 历史 要怎么在实际层面上给我们带来好处。

实际上， 历史 研究对现实的直接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虽然我们常常引用“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是 历史 并不会重复，没有什么 历史 经验可以完全适用于现实 。即使是我们从 历史 故事中学到的一些道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要在一定的语境下才会成立，换句话说， 历史 事实才是那些道理成立的基石。没有“真 历史 ”做支撑的道理，无疑是空中楼阁，最终演变为一种教条也犹未可知。

寻求“真 历史 ”是困难的，我们身边可能遍布“假 历史 ”。是否能辨清真假，也是个人 历史 素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今日活动

今天北大博雅讲坛特邀请了葛剑雄老师讲述 历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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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前沿：对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
《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两岸关系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统一的历史和未来》
《从天下到世界--上海世博会的启示》
《户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作品获“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论文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郭沫若史学奖”等。
曾参加中国“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多次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进行学术交流。本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千秋兴亡》（主编)、《长城的价值》等及论文百余篇。
著《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 。
主编《中国人口史》，六卷本，四千多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全部出齐，总体上代表当前该领域的学术前沿 。
著《近忧远虑》，2021年4月华夏出版社出版，294页。

文怀沙20世纪40年代就在文化界有一定名望，关于文怀沙的学术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争议。现摘录正反两面评论如下：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文怀沙先生是否“国学大师”，其实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连同人也没有被承认过。”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北大图书馆没见过这本书（即文怀沙所著的《鲁迅旧诗新诠》）……前几代鲁迅研究专家中好像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吧？”
郭建勋（湖南大学教授）：“文怀沙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
桑兵（中山大学教授）：“在民国以来的学术脉络里，根本没有文怀沙的一席之地。”
徐晋如（中山大学博士）：“文怀沙的‘正清和’是胡说八道。”
陈四益（作家，曾任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辑） ：“他在楚辞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没有写过什么学术性、研究性、考据性的东西，他就是把楚辞翻译成现代汉语。他那个翻译得也不是很好。媒体把他称做什么“楚辞第一人”，其实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配任务，他分配到《屈原集》，那个就搞砸了。他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可以拿出来，他的那个《四部文明》也不算什么学术著作。”
黄灵庚 （中国屈原学会的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文怀沙每到一处讲“国学”，总是那么几句套话，没有新的东西，学术界的学者都会知道他有多少水平。”
钱钟书（著名学者）：“文子振奇越世。”
胡耀邦：“骚体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张贤亮（著名作家）：“文怀沙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不好说，但他的学问至少比我大得多。”
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怀沙的国学大师称号不是自己封的，但如果要说没多少作品就不能叫大师我不这么认为，那要看学问有多大……文老是我的老师，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范曾（南开大学教授）：“少时厕身门墙，匆匆四十余载。范生何幸，有斯师。文老何幸，有斯徒。”
王学仲（著名书法家）：“遍观当今书家，余独爱燕叟（文怀沙）之古朴拙重。”
谢云（著名书画家）：“文老为学界耆宿，书法以古隶见长……文老谙熟诗词格律之韵，亦通音律，或低沉幽咽、或婉转高昂，阳刚阴柔，其吟诵声韵之妙，入之三昧。”
赵缺（新国风倡导人）：“他的这一系列举措（指复兴汉服与编纂《四部文明》），让我不得不奉之为汉文化复兴运动的精神领袖！”
钱明锵（著名诗人、辞赋家）：“文怀沙，神人也。神人者，神奇非凡之人也。这主要是说他的姿容、行止、技艺等均非常人所能及的意思。”
古朴（学者）：“这位姓文，而且一生舞文、创造了无数文坛传奇、执诗辞书法文史牛耳的百岁文豪，无愧文氏，而作为以怀沙为名行走世间者，却眼中不容一粒'沙'，以'正清和'三字短文，打通儒释道三家者，演绎了东方哲学的真谛。 ”
“国学大师”“楚辞泰斗”？
“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是媒体封给文怀沙的头衔，但李辉在文中质疑，“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文怀沙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似乎是1950年代整理出版的《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
早年一起和文怀沙共事的舒芜先生早就撰文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文怀沙后注《屈原集》，但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舒芜说。
而他的另一部著作《九歌今释》当年就受到各方批评。据李辉介绍，李一氓说文怀沙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地了解原文”。而黎汝清对文怀沙的《今译》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1、社会影响:

曾任燕堂诗社社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西北大学“唐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名誉主席、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黾学院名誉院长等。文怀沙20世纪40年代就在文化界有一定名望。

2、学术地位:

文怀沙20世纪40年代就在文化界有一定名望，关于文怀沙的学术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争议。现摘录正反两面评论如下：

反面评论: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文怀沙先生是否“国学大师”，其实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连同人也没有被承认过。”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北大图书馆没见过这本书（即文怀沙所著的《鲁迅旧诗新诠》）……前几代鲁迅研究专家中好像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吧？”

正面评论:

钱钟书（著名学者）：“文子振奇越世。”

胡耀邦：“骚体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张贤亮（著名作家）：“文怀沙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不好说，但他的学问至少比我大得多。”

拓展资料:

文怀沙（1910年1月15日—2021年6月23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斋名燕堂，号燕叟。笔名王耳，司空无忌。著名国学大师、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吟咏大师、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2021中华文化人物”。

曾任燕堂诗社社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西北大学“唐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名誉主席、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黾学院名誉院长等。文怀沙20世纪40年代就在文化界有一定名望。

2021年6月23日，在东京医院驾鹤西归，享年108岁。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文怀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