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有一个总体说法。历史证明，“有过无功”论，把斯大林当作敌人，或者，像安德烈耶娃等人那样，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有功无过”的“完人”，都站不住脚。“功大于过”论，难以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实，不易得到广泛认同。“过大于功”论，存在明显的片面性。看来，在研究问题时，无须就斯大林功过的比例争论不休，而应在肯定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30年这一基本前提下，着重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当然，对斯大林也该有一个总体上的评价。笔者认为：斯大林是一位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人物，是一位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物，是一位有严重错误罪过的人物，是一位有致命性格缺陷的人物，因而，是一位功过成败兼而有之、不可避免地引起长期争议的人物。
　　当代世界 200304
　　国内外对斯大林的评价形成某些共识。大致是：第一，斯大林是一个重要历史人 物，对他的评价不仅是他本国的事情，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事情。第二，斯大林有功有 过，贡献是巨大的，错误是严重的，或者用有的学者的说法，“功勋显赫卓著，错误极其严重”。至于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存在着分歧。第三，斯大林的主要功绩：1、在列宁之后，领导苏联党和人民，顶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在苏联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提供了范例和支持；2、在短短若干年内，领导 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战后又迅速 恢复经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3 、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 。第四，斯大林的主要错误：1、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权，在党内斗争中 滥用专政手段，导致法制被严重破坏，大批无辜干部遭镇压；2、在30年代特定历史条 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理论，被教条化、绝对化、越 来越僵化；3、凭借大国大党的地位，树立自我中心，对外发号施令，推行大国主义， 实质是谋求霸权。之所以造成这些错误，有历史条件的原因，有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 个人素质的原因。
　　四、赫鲁晓夫也谈斯大林的功与过，因其立足于“谴责”，往往用语刻薄，给人的印象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说，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因为他的功绩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说“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以及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报告中着重指责把斯大林“变成某种超群的人物，认为他像神仙一样具有非凡的品质，他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够代替所有人思考，能够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一点是错的”。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也只是强调必须公开地谴责对斯大 林个人迷信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和歪曲现象”，“抛弃已经成为前进障碍的那种对党和 国家的领导方法”。从这些词句上，并不能得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大论战时 “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引证赫鲁晓夫谩骂斯大林的粗暴字眼，反映了赫鲁晓夫骨 子里是憎恨斯大林的。
　　五、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后来各个时期较少评论斯大林，出于实用主义需要，谈及时谴责兼有肯定。每逢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避不开斯大林，或多或少要提一下斯大林的功绩。通常的说法是：在战争年代，斯大林所表现的巨大政治意志、目的性和坚定性、善于组织人们和使人们遵守纪律，在取得胜利方面起了自己的作用；不能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一笔勾销，等等。
　　六、苏联军界领导人对斯大林功过的评述一般比较中肯。具有代表性的是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于1988年撰写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其中指出：1、斯大林的历史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复杂的辩证法。坦诚地面对历史，面对真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对争取和维护社会主义的无可辩驳的贡献，也不能不承认他毫无根据地迫害千千万万无辜者的政治错误和罪行。2、斯大林拥有无限权力，不受民主监督，至高无上，为所欲为。但他却内心孤独。他毕生都尽力把自己的这个弱点变成力量的标志。列宁指出的斯大林“凶狠”的特点，在政治家身上起了极坏的作用。3、从列宁逝世直到30年代初，在革命领袖中也许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最彻底、最坚决地维护党关于确立和加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他没有那种能取代列宁的天资，但别人也没有。他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及许多人；但在争取新制度生存的斗争时刻，极端重要的是目标明确和领袖的政治意志。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列宁，无人能胜过斯大林。
　　七、我党早期对斯大林的公开评价采取“两点论”，提出“功大于过”。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先后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两论”)，不仅肯定了苏共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的重要性，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冷静的、客观的、在当时条件下堪称全面的评价，而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领袖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等角度，对斯大林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了理论剖析，还着重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 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两论”当时在国际上特别在苏联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反响。 从总体上说，“两论”的基本观点和提出的评价斯大林的方法论，至今仍站得住脚。其 中关于“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这一说法，虽然越 往后越难以得到广泛认同，但毕竟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毛泽东说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 ”，形容功大于过，无非是运用中国传统的一种通俗比喻，不必去细究。不过，基于当 时的历史条件，“两论”中笼统地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创造性 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看来有些偏高。而1963年9月在大论战过程中 写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由于当时与赫鲁晓夫作斗争的政治需要，对斯大林 错误的一面则有些过于简化、淡化。
　　八、中国学术理论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前后有所变化。总的来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斯大林的评价没有逾越“两论”的基本框架。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 性”大量揭发斯大林的罪行、特别是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破产——之后，国内 从负面评价斯大林的论说增加。随着对斯大林模式教训的研究加深，开始出现斯大林“ 过大于功”的说法。

斯大林是无产阶级的利剑，面对敌人疯狂反攻倒算的时候就不得不举起这把利剑。
斯大林模式的基础在于二点，首先是落后的社会现状（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这一现状上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有所取舍，必须先集中力量把工业建设起来，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够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捍卫自身。谁来领导这一建设？当然你可以说大家先坐下来商量，选个代表。是的一天解决不了就讨论十天，十天解决不了就讨论一个月、一年。问题是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主义来说最宝贵的是时间！必须抓紧分分秒秒建设，与帝国主义世界竞赛、与时间竞赛，因为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必须有力量打赢战争才能够有明天。这就需要系统地建设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因此暂时没有时间来讨论选谁做代表，面对首要而又急迫的建设任务，就必须选拔一些现在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来担任领导，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技术官僚（他们大部分也是来自于下层的）来运作。为了控制官僚，同时就得建立起一级对上一级负责的官僚系统——这一体制在列宁时代就已建立了起来。这一体制简单有效，能够针对主要的问题，集中力量。而保证让这一体系运行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则只能主要依靠最高领导人（也就是官僚系统的最上级）的威望。所以全部问题便集中在了这里，最高领导人必须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技术官僚系统本身却无法产生这样的人，这就导致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主义进程的终止，因为整艘船全靠斯大林在为无产阶级掌舵，斯大林离开后技术官僚中产生的掌舵人就再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了，他们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开始按自己集团的利益来领导国家（斯大林是革命的产物，不是技术官僚系统的产物，而赫鲁晓夫们却是这个系统直接的产物）

为什么必须依靠技术官僚才能够迅速而集中地建设呢？这又引出了第二点，因为社会长期的落后状况，人民的觉悟还不够，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先进觉悟还没有发展起来，阶级斗争还没有进入更深层的领域——人们的思想领域。农村也还被强大的小生产势力所影响着。又是时间！根本没有时间等待这种觉悟，只能边建设边通过教育来促进。这时又缺乏好的教员，主要还是通过学习文化后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工人、农民学了识字，找来书啊、报纸啊来看，可那上面是什么呢？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潜藏着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这让刚接触文化的群众难以辨别，因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所以连最高领导人也必须经常地过问文化领域，指导创作，让文化为无产阶级服务也是件异常艰巨的事情，同时也考验着最高领导人自身的鉴识能力。在这种严酷的现实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非常落后，又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所包围，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产生出了斯大林的局限性，既斯大林在当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技术官僚的利益，背后潜伏着代表这二种利益的二条路线），所以斯大林还没有关注到社会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继续与党内（潜藏的）走资派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但是这个小主人在各方面还没有成熟起来，他还需要锻炼和成长。斯大林就如一个严厉而又宠爱的父亲，严厉是因为严峻的条件；又因为宠爱，担心孩子犯错误而不愿意让他过多地接受锻炼和考验，总是替孩子做许多事情。这样在父亲离开后，面对一群奸诈的管家，孩子不知所措，最终让管家成了主人。

所以，我把斯大林体制看作列宁体制的1.01版，毛泽东继承了斯大林体制，并且针对BUG做了补丁（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无产阶级）修改，可以看作1.02版。经过不断的锻炼孩子总会长大的，他很聪明，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只是还需要点时间来成长。

（2021·荆州）斯大林认为：苏联“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为此，苏联采取的措施是完成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

科巴杀那么多人，纯粹就一杀人狂魔，把“功”字用在它身上玷污了这个字！

个人主义太严重。

如果可以容纳不同观点的，我说两句。阶级斗争从来都是国家及社会灭亡的核心原因，以前苏联为例。但任何国家都存在阶级斗争，只是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不同。后者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国家管理阶层与被管理阶层之间的斗争，尤以游行、示威、抗争、对立作为被统治阶层的表达手段。但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在历史长河来看，被统治阶层能够通过阶级斗争成功推翻统治阶层的例子并不多，直到现今依旧还是由财富集中者、家族传承者、财团等掌控着社会。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是鼓励竞争，并且以财富及生存条件作为社会的阶层划分。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何他们的政府首脑及内阁，大多出自富有家庭及出自掌控着社会生产资源的人去任职，按他们的表达是通过富有的人带动贫穷的人，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与生存资源，也通过有能力及创造力的人去带动暂时还处于纯劳动力贡献换取生存条件的人。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先对号入座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通过努力，让能力、财富更强大的时候，进入到另一个阶层，极限甚至可以竞选总统，让更多人听你的，跟你学成功之道。社会上财富和生产资源的控制比例，决定了人群的分类，这是阶级的明显特征。我们常听说的“工薪阶层”和“老板”、“贵族家庭”和“普通家庭”等对人的阶级划分均是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分门别类。如果资本主义的被统治阶层推翻统治阶层，社会有可能后退上百年甚至更多，因为统治阶层常掌握的是财富与领先的各类人才，如果换成以人口数量最大的被统治阶层统治社会，则等同劳动力管理富豪及各类领先人才，反过来迫使他们被统治，跟着劳动力走，这就会成为社会模式上常说的倒三角效应，社会顶层架构变成工会，底层变成被压迫的富豪及各类脑力人才。而这类社会架构的运行与稳定必须依靠长年累月的军队扩充及暴力统治，久而久之民怨难平、能人不服、富豪出逃，分裂及被外力打散的局面就不远了。就如前苏联，军事力量很强大，但国家经济及人文科学的发展还是停留在劳动力引领社会发展阶段，又不甘心像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向世界提供劳动力换取财富去丰盛统治阶层缺乏的东西。而社会主义中常见的阶级斗争多呈现在由政府挑动出来的被统治阶层内部斗争，说白点就是让只吃面包的群体去打击和围攻吃面条的阶级，然后再通过吃饭的阶级去扫荡及舆论攻击有肉吃的阶级。最终就是听话的被统治阶级消灭不听话的统治阶级，其实都是看谁的群体类别人数更多而已，类似奴隶社会中的被煽动打群架争饭吃。这种被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往往不能促进社会的科学文化经济发展，反而打击和挫伤有突出能力或经商比较成功的人，最大得益者便是政府，不用动用军队和其它武力手段，已经消灭一切有机会冲击政府的号召力及权威性的个体或团队甚至阶级。这类被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在目前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常见的。所以，我国吸取了所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搞了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是向倒三角社会结构发展，更不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的橄榄球式社会结构发展，而是柱状式的社会结构，靠政府牵头及带动的各类央企及国企牢牢占据着超过社会生产资源及财富的50%以上的比例，保证国计民生能先稳定，也靠这批政府背景的企业去吸纳人才与招商引资，让能力突出者成为其中的骨干，创造生产力与相对领先于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队伍。除此之外的社会生产资源及行业，可以开放给个人或外资，作用是有益补充。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政府收入主要靠纳税及鼓励私人企业创造，因此他们是比较善于推动个体差异及商业竞争的，因为能产生大量的交易额，背后都是税收。而社会主义的政府有点不一样，主要收入还是靠自营及生产资源控制，税收只是补充收入。所以阶级斗争在两种社会体系中呈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最怕阶级斗争，因为往往斗的都是政府。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斗政府是极少数的，大多是普通老百姓被挑动出来互相不服、互相指责对方占据的财富或生产资源不公，更有甚者是演变成批斗生活作风及生活质量的差异。阶级斗争的主体对象及被批斗对象不同，直接决定着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阶级斗什么阶级，而不是好处还是坏处多。被统治斗统治，受益可能是被统治阶层，主要体现在共同向政府获得更多的生存条件及优质生活。而被统治阶层互相斗，得益者绝不在任何一方。-为新时代的我们而骄傲鼓掌有感而发。

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首先,阶级斗争推动了同一社会形态自身的发展.

其次,阶级斗争的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阶级社会中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质变过程中.

最后,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

阶级的划分：总的来说,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及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
地位不同,同生产关系的关系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

阶级是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所以,划分阶级的依据就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同一地位的人们属于同一个阶级,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则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恩格斯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工,指的是旧式分工或自发分工,即具有固定专业划分的分工.

作用：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其表现在：

①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客观存在的必然现象,并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②阶级斗争对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突出的表现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

③动力作用最集中的表现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在同一阶级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

　　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改革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通过调整、变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及环节，实现该社会形态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集中表现在，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改革是社会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形式。社会改革是走向社会革命的一个步骤，是革命的前提和准备；而在革命后，它又往往是巩固革命成果、完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社会发展离不开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改革是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所以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革命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手段和决定性环节；革命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革命能改造和教育群众以及革命阶级本身；革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主义重视革命的伟大作用，同时也不否认改良作为革命的一种补充手段、为争取劳动者境况的改善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拒绝改良，但反对改良主义。阶级斗争是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阶级斗争根源于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冲突。一切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轴心展开的。阶级斗争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除了经济斗争外，还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直接表现，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对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更替的质变中，也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中。阶级斗争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它的作用是历史的、变化的。不同时代的阶级斗争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无产阶级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阶级，它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是最有前途、最富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以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的斗争，其历史进步作用是其他阶级斗争不可比拟的。

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首先，阶级斗争推动了同一社会形态自身的发展。
其次，阶级斗争的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阶级社会中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质变过程中。
最后，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

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借助叶利钦的势力才平定了事态，叶利钦在苏联势力大增，分离主义大大得势。随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党组织自行解散。虽然戈尔巴乔夫仍是总统，但失去总书记职务的他已经失去了共产党这个联系中央和地方的最有利纽带，再加上叶利钦禁止了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以及随后其他各共和国的党组织被取缔，共产党在苏联遭致命打击。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但是早在1990年，俄罗斯联邦的部分共产党人为了维护共产党组织和俄罗斯民族利益，组织了一个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平行的“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在此之前，俄罗斯境内没有类似于哈萨克共产党这样的分支组织，党的工作由苏共直接领导），也就是现在的俄共。1991年叶利钦“禁共”以后，俄共也被取缔，但经过共产党人的不懈斗争，1992年底，宪法法院终于做出判决：1991年被依法取缔的是苏共中央，不是各地党组织，公民信仰共产主义是自由的，因此俄共得以重新注册，参加了1993年大选，得票位居第三，几年以后成为第一大党，2005年党内分裂后成为仅次于统一俄罗斯党俄第二大党。
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遭遇和俄共类似，乌克兰共产党在“复活”后一度获得苏维埃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后来失去这一位置；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1993年复活后不断斗争，终于在2001年、2005年大选中获得连续执政地位。

　　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
　　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如，1918年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了。
　　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强调“稳定”干部，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且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结果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甚至在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中，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就贪污受贿65万卢布。
　　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同流合污
　　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开始丧失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麻木不仁。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甚至对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但他们与亲西方社会精英仍界限分明，相互对立。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发生了根本变化。起初，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后来，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模式，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等，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结果“亡党亡国”。
　　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私利
　　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私利。与此同时，由于蜕化变质，苏共也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
　　在剧变后的俄罗斯，那些掌权的政治精英和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大都就是苏联时期的各级干部。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资料来源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
　　[编辑本段]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根源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观点纷呈，智仁互见。总体上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危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意识形态诸方面）总爆发的结果。笔者也持此观点，但笔者不同意有的论者所说：“至于苏联的瓦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苏联问题专家所言，是导因于境内的民族紧张情势，虽然这的确一直是苏联的隐忧之一。促使苏联瓦解的真正关键，应该是它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1“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虽然助长了某些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共和国的分离主张，尤以波罗的海诸国和格鲁吉亚为最——立陶宛首先一试，于1990年3月挑衅地先行宣布独立——苏联最后解体，却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2笔者赞同法国史学家埃莱娜·唐科斯和日本学者谷烟良三早在苏联解体前所提出的观点，前者指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俄罗斯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
　　3后者强调，“民族问题已成为左右苏联对外行动的危险因素，也是从内部动摇苏联体制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导致苏维埃帝国的崩溃。”
　　4的确，苏联解体虽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民族问题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深层次的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因而，苏联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4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非俄罗斯地区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并经常遭到蹂躏和屠杀，致使沙皇俄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厚的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
　　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存在的70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节，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类型。
　　一是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族是苏联人数最多的民族，约占苏联总人口的50％略强，多数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由于历史原因，也有不少俄罗斯人散居在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俄罗斯人在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人口中平均占19％。俄罗斯民族同当地民族的关系遂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俄罗斯人常被少数民族指责为“占领军”、“殖民者”，而俄罗斯人则感到愤怒，认为俄罗斯对其他民族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吃了亏还要挨骂，这是不公平的，因而从1990年起，《俄罗斯文学报》等报刊发出了要求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分家的呼声。
　　二是加盟共和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内，除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外，在非俄罗斯民族中也存在着由争夺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一再要求把摩尔达维亚语定为国语，并把摩文的斯拉夫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该共和国议会已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这又引起当地讲俄语的居民的反对，他们纷纷组织罢工抗议。摩尔达维亚境内的加告兹族人总数只有16万，可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害怕自己的语言被摩语同化，因而也集会游行，要求成立加告兹自治共和国。此外，有些民族地区与加盟共和国当局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虽然苏联宪法规定，根据各少数民族人数的多少和其他条件分别成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加入所在的加盟共和国，并且通过加入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却要求脱离加盟共和国。例如，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都出现了要求脱离格鲁吉亚的集会游行。
　　三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以一个较大的民族为主，伴之以其他民族而组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实际上就是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积怨、宗教对立、领土纠纷或现实利益冲突等原因而存在着矛盾。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半岛、科利沃尔斯、顿巴斯地区的争端；俄罗斯与哈萨克之间关于坚季兹湖地区大片领土的争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关于威特比斯州3个区、哥美里州6个区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区的争端；俄罗斯与爱沙尼亚之间关于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纳尔瓦河地区的争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之间关于撒马尔罕和布拉市的归属问题的争端等等。这类民族矛盾最典型的是南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而出现的武装冲突。1987年秋，阿境内主要由亚美尼亚族组成的纳卡州认为本民族遭受歧视而提出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入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要求，得到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而遭到阿塞拜疆的坚决拒绝。阿塞拜疆人涌入纳卡州，与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发生暴力冲突，造成26名亚美尼亚人和6名阿塞拜疆人死亡，近200人受伤的流血惨案。苏联中央政府调动军队制止了冲突。1988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拒绝亚美尼亚的要求，同年7月12日，纳卡州苏维埃投票决定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苏联中央政府和阿塞拜疆均不予认可。此后，阿、亚两族之间的敌对活动不断升级，冲突亦蔓延至其他城市。1990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部分冲突严重的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并派苏军和内务部队赶赴当地恢复和维持秩序。此后局势非但没有根本好转，矛盾反而加深。1991年苏联解体后，纳卡州归属问题遂成为阿、亚两个独立共和国之间的争端。表面上看，这属于领土之争，而实质上，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却发展为把矛头指向中央、反对苏维埃、要求退出联盟的政治斗争，而且，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采取了武装暴力的方式。
　　四是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加盟共和国争取自主权和要求独立。最为突出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这三国虽是小国，但地处战略要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北欧国家相近，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根据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而并入苏联版图的。并入苏联后，由于受全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各共和国之间“平调”政策的影响，三国发展缓慢，与北欧诸国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三国认为，并入苏联给他们造成巨大不幸。于是从1987年起，每年的8月23日三国民族主义者都在各自的首都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打出以前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旗帜，谴责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导致了苏联对当时独立的三个共和国的占领，要求更多的自主权，直至脱离苏联。1989年8月23日，这三国利用苏德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了连接三国主要城市，长达650公里的人链，表明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决心，煽动起十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而且三国协调行动、步调一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过斗争的方式与前述纳卡问题不同，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而是以集会、示威、游行、立法等和平途径为主。
　　二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民族问题，而只有当这些问题尖锐激化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统一。苏联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苏联民族问题激化并进而导致了联盟的解体？不少学者认为，其源盖出于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和国际反动势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笔者认为，比较而言，下列因素更为重要。
　　（一）背离联邦制原则，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加深了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苏联的国家体制采用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时由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4个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组成，这4个加盟共和国是以一个主体民族的名称来命名的。1924～1940年，苏联发展成为16个加盟共和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时是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这15个加盟共和国的国名也都是以一个主体民族的名称来命名的。苏维埃联邦制是列宁的一大创造。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应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单一制国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采用联邦制是历史的倒退，因而反对建立联邦制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国内外出现十分尖锐和复杂的形势，列宁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转而认为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是适宜的。因为列宁看到，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被压迫民族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建立了各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情况下，若再坚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就易使少数民族产生误解和不信任，加之协约国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联合武装干涉，如不建立各民族联合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行联邦制的条件下，列宁还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为体现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应以完全平等的主权国家自愿联合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实行民族自决，有加入和退出联盟的权利。其二，联邦制是向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
　　但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领导人却片面理解列宁的联邦制思想，把建立联邦制国家看成仅仅是为解决当时复杂民族问题的权宜之计，利用列宁关于联邦制是向集中制过渡形式的观点作为实行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依据，从而背离了联邦制原则。从表面上看，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苏联宪法均重申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的精神，明确规定苏联是各主权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盟，苏联保护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利（典型的是联合国成立时，乌克兰、白俄罗斯也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并且长时间在联合国派有外交代表），并可以自由退出苏联。这种双重主权国家的规定，在世界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似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很大。而实际上，从1922年至 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退出苏联，而加入苏联的共和国也不全是自愿的，如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以及完整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三国加入苏联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至于宪法赋予加盟共和国所享有的独立行使经济、财政、内务、司法、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检查监督和民族事务等方面的权利，也几乎是有名无实的。因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违背了列宁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加强了个人集权地位，形成了党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同时，斯大林又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党内高度集权集中的组织领导体制推行到国家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权集中的国家体制。
　　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改革，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高度集权集中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联邦制原则名存实亡。在经济上，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如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11％；赫鲁晓夫时期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97％，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3％；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94％，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6％。更有甚者，共和国连修建200张病床以上的医院或投资400万卢布以上的项目的权利都没有，而联盟中央在共和国修建新项目都可以不经共和国批准，也不同共和国商量。这不但造成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使共和国利益受到损害，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共和国的积极性。这种僵化而非弹性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讲不利于苏联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它把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推向一个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要么是被强行地留在苏联，要么是一有机会就彻底挣脱联盟。而且不管多么有名无实，苏联的成立宣言、联盟条约以及历次宪法所宣布和赋予的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及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与自由退盟权，还是为民族分离和独立运动提供了合法理论依据，从而导致联盟的解体。
　　（二）在理论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过早地宣布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导致民族关系中的消极现象日益增多。历史实践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到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加之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需要逐步发展与完善，这就决定了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也将长期存在。
　　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都未能达到列宁所达到的高度，他们在民族理论上一直存在“左”的倾向，这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们总是抱有不切国情的超前认识，不是盲目地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或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是同步的，因而民族问题必然随着社会进入高级阶段而不复存在。具体而言，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不久，联共（布）十八大进一步宣布，苏联已完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因此，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已建立起来了，“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甚至认为苏联各民族“已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以一种坚固的友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苏联“已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在这个条件下，“苏联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同样，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正在向共产主义转变，因而“民族问题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可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对苏联民族问题状况都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就连提出各种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也未能跳出上述观念的圈子，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很少论及民族问题，在民族理论上基本步了前任之后尘。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已得到确立，并已进入亿万人的意识之中。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成的。”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对本国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忽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因而苏共总是对实际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熟视无睹，报喜不报忧；总是强调各民族的共性而无视其个性，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这样，旧的民族问题被人为地掩盖起来，得不到及时解决，而新的问题又积累下来，新旧矛盾交织，一旦总爆发就必然危及国家统一。
　　（三）民族政策失误引起族际关系紧张。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对民族关系状况及各民族间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列宁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估计太高，严重脱离实际，因此在民族政策上必然会出现一系列失误。苏联民族政策失误主要表现在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和维护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两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与阶级、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是两类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将其完全等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问题一般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只能通过宣传、教育、疏导、协调等方法妥善加以解决。然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忽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区别，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30年代初，苏联不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使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因饥荒而死亡500～900万人，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斯大林将他们打成民族主义危险分子，流放和镇压了大批农民和富农。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机会主义一样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大清洗运动期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因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镇压。如1937～1938年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86％被捕、流放或遭监禁。卫国战争时期，借口某些少数民族中有人“与法西斯勾结而背叛祖国”，就把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 11个弱小民族的大约500万人赶出其世代居住地，强制其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等条件艰苦的地方，其中有几个民族在赫鲁晓夫时期恢复了名誉，返回家园，恢复了自治，而另3个民族，后来虽也恢复了名誉，但未允其重返家园，恢复自治，因而留下动乱的根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仍然坚持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的观点，并且认为国内民族主义活动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将各共和国内不满苏共政策、要求扩大自主权以及歌颂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统统当成资产阶级分子，大加批判或监禁，把不满和反抗的少数民族作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进行打击和镇压。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其结果是在民族关系中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属于各民族间的内部矛盾人为地转化为敌我矛盾，造成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伤害了这些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助长了民族分离倾向。
　　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作为旧时代的糟粕，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以后理应予以清除。列宁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如大俄罗斯主义和各种地方民族主义，他要求着重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要危险，因此，他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但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忽视了列宁的教导，虽然他们一直笼统强调反对民族主义，但实际上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

因为由社会主义集体和国有企业。集体和国有经济。变成私有化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分化了前苏联的集体团结的力量。把国家和集体财产。一下子全部转给一部分少数人手里。这些人当中。都是干部的之女。社会的闲杂。这些人最后成为苏联的富人，有钱人，富豪，官商开始腐败，人民不满，所以就解体了。

当一个国家的资本财团，和高官权势勾结成一个强大组合体时，历史就会客观性的翻页了，继而洗牌再写新史。这也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也是人类历史的共性。但历史这个反页坑，也是人类的智商终结端，明知还都跳，所以才存在历史。因为苏联改革，是为了破解官商勾结财团势力，然，资本财团官商勾结势力，不是用政策改革所能打动的了。人类智商的缺歉就是对资本无度的吸吮卖命。对亡命之徒，政策改革那是对驴谈琴。所以，资本大了官位也都坐拧了，随资本任性。因此苏联几代人改革失败，就是国家资本无限扩大化，倒至了官商勾结财团，必客观的改革都失败。

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是制度的老化不利于现代苏联的发展，经济出现了很严重的衰退，官员很腐败，领导出现了错误的决策所以才导致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打击，还有就是苏联的制度问题，所以导致苏联改革失败。

苏联的解体是因为不改革原有的僵化的官僚体制，经济每况愈下，百姓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官员腐败猖獗，布尔什维克与政府己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遭受苏联人民的抛弃是必然结果

1、根本原因：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苏联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
2、历史教训：
（1）尊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2）重视经济结构改革，重工业要和农业，民用轻工业协调发展。
（3）认识计划经济的不足，以市场经济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所谓苏联模式，如果仅就其内涵本身而言，那可以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总之，这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对内，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又是由个人意志所操纵的。这就造成了党政不分，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干部由上级委派，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上不受群众监督，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并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

再次，从对外关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是集中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即封建农奴主式的作风于一体的大国强权体制。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无所不用其极。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总之，苏联模式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它的要害关键则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它无情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个人崇拜网，高踞塔顶的则是斯大林及其后任们。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闻名的赫鲁晓夫为例，他自己就又在制造新的甚至超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据一般统计，报纸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每年无非几十张，而赫鲁晓夫却年逾百张。1963年达到124张，1964年头10个月里竟刊登140次①，可见，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正是苏联领导人用以指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法宝。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曾被认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曾被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照搬或者效仿。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前苏联的建设之初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弊端突出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理论上缺乏创新，教条主义盛行，思想僵化

苏共建党伊始，列宁便强调必须重视理论创新。他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但苏共后来未能继承列宁这一思想，反而将列宁主义教条化。其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对列宁著作教务式的解读和引用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缺乏对外界新事物的接受和应变能力，无法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进而丧失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

二、经济上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落后，动摇执政基础

列宁时期曾不断调整经济决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实现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斯大林上台后逐步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无法得到改善，社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赫鲁晓夫上台后急躁冒进，违背自然条件盲目开荒，人民怨声载道。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延续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到其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呈衰退之势。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也曾试图改革经济增长模式，但也未能摆脱僵化的体制。

三、政治上实行专政集权，官僚腐败，执政体制问题突出

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产生于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战争年代为了稳定干部队伍采取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在战后继续得到巩固。赫鲁晓夫曾通过加速干部队伍流动性的方式以消灭特权，结果却适得其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赋予各级干部程度不等的特权，直接诱发了特权阶层的产生，最终导致腐败成为苏联社会的毒瘤。

四、执政党建设乏力，组织松散，执政资源流失殆尽

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都曾做过一些执政党建设工作，然而收效甚微。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主集中制成为造成党内集权专制和官僚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他主张党员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开展活动。结果导致改组后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组织的原有优势，变成了拥有多个派别的松散的政治俱乐部，最终在反对派的进攻中败下阵来。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此，深刻认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历史教训，是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对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丢掉了这些观点和原则，就丢掉了根本，丢掉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要坚持就必须发展，这就要求执政党在实践的时候，要以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要勇于纠正自己的失误，突破其中某些时过境迁的个别结论，在创造性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这个理论。原苏共党始终停滞在早先的理论基础之上，就难以辨别各种新思潮中的错误观点，更不用提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至于最终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其次，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各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毕竟，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如果都套用同一种实践形式，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不应该有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时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经济建设才能得以良好进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原苏共党领导人虽都重视经济的发展，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没有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与发展，使其成为桎梏苏联经济发展的沉重枷锁。

再次，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现代社会里，执政是每一个政党都必定会选择的基本政治目标，对许多资产阶级政党而言，这差不多就是全部目标。而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他们除了有执政的政治目标以外，还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社会革命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无产阶级执政党就要勇敢地面对挑战，围绕着执政问题，认真采取改进和完善的措施，使党的战斗力、凝聚力、领导和执政的能力得到真正有效地加强，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原苏共党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始终存在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进行一系列改组以后，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执政资源、贺驭全局的能力明显变弱，最终步上败途。

最后，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这项战略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苏联演变的过程看，由于在苏联国内、苏共内部存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应力量，他们从内部配合了敌对势力的需要，从而促成了演变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说如果没有内应力量，西方的和平演变势力即便强大，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导者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应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不留给他们可乘之机。

所谓苏联模式，如果仅就其内涵本身而言，那可以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总之，这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对内，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又是由个人意志所操纵的。这就造成了党政不分，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干部由上级委派，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上不受群众监督，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并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

再次，从对外关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是集中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即封建农奴主式的作风于一体的大国强权体制。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无所不用其极。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总之，苏联模式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它的要害关键则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它无情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个人崇拜网，高踞塔顶的则是斯大林及其后任们。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闻名的赫鲁晓夫为例，他自己就又在制造新的甚至超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据一般统计，报纸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每年无非几十张，而赫鲁晓夫却年逾百张。1963年达到124张，1964年头10个月里竟刊登140次①，可见，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正是苏联领导人用以指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法宝。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曾被认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曾被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照搬或者效仿。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前苏联的建设之初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弊端突出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理论上缺乏创新，教条主义盛行，思想僵化

苏共建党伊始，列宁便强调必须重视理论创新。他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但苏共后来未能继承列宁这一思想，反而将列宁主义教条化。其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对列宁著作教务式的解读和引用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缺乏对外界新事物的接受和应变能力，无法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进而丧失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

二、经济上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落后，动摇执政基础

列宁时期曾不断调整经济决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实现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斯大林上台后逐步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无法得到改善，社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赫鲁晓夫上台后急躁冒进，违背自然条件盲目开荒，人民怨声载道。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延续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到其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呈衰退之势。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也曾试图改革经济增长模式，但也未能摆脱僵化的体制。

三、政治上实行专政集权，官僚腐败，执政体制问题突出

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产生于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战争年代为了稳定干部队伍采取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在战后继续得到巩固。赫鲁晓夫曾通过加速干部队伍流动性的方式以消灭特权，结果却适得其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赋予各级干部程度不等的特权，直接诱发了特权阶层的产生，最终导致腐败成为苏联社会的毒瘤。

四、执政党建设乏力，组织松散，执政资源流失殆尽

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都曾做过一些执政党建设工作，然而收效甚微。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主集中制成为造成党内集权专制和官僚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他主张党员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开展活动。结果导致改组后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组织的原有优势，变成了拥有多个派别的松散的政治俱乐部，最终在反对派的进攻中败下阵来。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此，深刻认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历史教训，是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对于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丢掉了这些观点和原则，就丢掉了根本，丢掉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要坚持就必须发展，这就要求执政党在实践的时候，要以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要勇于纠正自己的失误，突破其中某些时过境迁的个别结论，在创造性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这个理论。原苏共党始终停滞在早先的理论基础之上，就难以辨别各种新思潮中的错误观点，更不用提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至于最终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其次，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各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毕竟，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如果都套用同一种实践形式，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不应该有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时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经济建设才能得以良好进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原苏共党领导人虽都重视经济的发展，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没有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与发展，使其成为桎梏苏联经济发展的沉重枷锁。

再次，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现代社会里，执政是每一个政党都必定会选择的基本政治目标，对许多资产阶级政党而言，这差不多就是全部目标。而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他们除了有执政的政治目标以外，还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社会革命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无产阶级执政党就要勇敢地面对挑战，围绕着执政问题，认真采取改进和完善的措施，使党的战斗力、凝聚力、领导和执政的能力得到真正有效地加强，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原苏共党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始终存在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进行一系列改组以后，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执政资源、贺驭全局的能力明显变弱，最终步上败途。

最后，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这项战略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苏联演变的过程看，由于在苏联国内、苏共内部存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应力量，他们从内部配合了敌对势力的需要，从而促成了演变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说如果没有内应力量，西方的和平演变势力即便强大，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导者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应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不留给他们可乘之机。

根本原因：一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二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三是西方从外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还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弊端概括：1、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水平，过早的建立僵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尽快发展。2、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的体制同社会主义要求尽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矛盾。3、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雪上加霜，更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1、经济长期搞不上去，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
2、执政党在政治上过度集权，民主不足，个人专断，官员腐败，日益脱离群众，丧失民心。
3、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4、西方势力的和平演变
5、戈尔巴乔夫的失误
。
苏东国家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都未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都缺少现代文明的基础，都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
历史教训：1、坚持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2、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和社会实践。
3、认清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认清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4、在警惕西方和平演变的同时，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低水平的本国实际出发，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反对封建主义，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逐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1）、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发展规律，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2）、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和突破口，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事业。
（3）、改革必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探索。

1、根本原因：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苏联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
2、历史教训：
（1）尊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2）重视经济结构改革，重工业要和农业，民用轻工业协调发展。
（3）认识计划经济的不足，以市场经济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生产力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

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法律原则
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