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梭伦改革.
　　前594年，梭伦出任执政官 进行改革
　　内容：前594年，梭伦出任执政官
　　①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②废除世袭贵圌族的垄断，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 ，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国家高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③设立四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作为最高行政和司法机关 ，扩大公民大会权力，准许每个公民就自身利益攸关的问题向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提出申诉。④制定新法典取代格拉古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梭伦还奖励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禁止输出谷物，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
　　意义：打破贵圌族权垄断，平民直接管国事。雅典民龘主的开端，
　　性质：奴圌隶主贵圌族推行的平民改革
　　2.克里斯提尼改革

　　时间：公元前6世纪末

　　改革内容包括：
　　（1）创设十个地区部落作为雅典各项公职的选举单位。在组织上消灭了氏族血缘部落，结束了贵圌族操纵公职选举的局面，抽掉了贵圌族权势根基，部落按人为的划分，打破了以地理集结党派的惯例，防止了社会动荡。
　　（2）以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五百人会议与四百人会议的区分：
　　A 不是按照血缘而是按照地域部落产生，不再带有原始的氏族意义
　　B 职能扩大，除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之外，还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处理日常政务
　　C 实行抽签选举，轮番为治的原则
　　（3 ）设立十将军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军事机构，委员会由十个地区部落各选一人组成，一年一任，轮流统帅军队，其中一人为首席将军。
　　（4）设立了陶片放逐法，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表决流放危害国家的分子，打击贵圌族顽固分子，防止僭主政治再起。反映了公民大会权力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龘权在民”的思想。

　　意义：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着百余年来平民圌反抗贵圌族斗争的胜利和雅典奴圌隶制民龘主政治的初建。基本上肃圌清了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完成了雅典有氏族过渡到国家的整个过程。首先，改革彻底肃圌清了氏族制度的残余，标志着雅典由氏族过渡到国家的整个历史过程的最后完成。其次，改革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雅典平民圌反对贵圌族的斗争，标志着雅典民龘主政治的最后确立。此后，雅典的社会矛盾不再是贵圌族与平民的矛盾了，而是奴圌隶与奴圌隶主的矛盾。古希腊从此进入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时代。
　　一般认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在雅典建立起奴圌隶主制民龘主共和国。因为雅典政体已经兼具“主龘权在民”，“抽签选举”，“轮番为治”的特点，但这时的民龘主尚不充分，特别是“主龘权在民”这点还不充分，主要是财产法定资格仍然有效，三、四等级公民的政治权力仍受限制，只能出席公民大会，不能担任高级官职。所以，这时，民龘主政治尚未完全建立。
　　3.伯利克里改革

　　时间：公元前5世纪

　　内容 ：
　　①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担任几乎一切官职。他们也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商定城邦重大事务。
　　②公民大会是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
　　③五百人议事会（各部落轮流执政）是公民大会常设机构，闭会期间处理日常事务，职能也迸一步扩大 。
　　④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
　　⑤为鼓励公民积极参政，向担任公职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为吸引公民观赏戏剧。还特意为公民发放 “观剧津贴”。
　　作用:雅典民龘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奠定雅典民龘主政治基础
　　2.公元前6世纪末 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雅典民龘主政治
　　3.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主政，雅典民龘主进入“黄金时代”
　　13世纪，英国的城市涌现并有所发展，出现了市民阶级。在农村中，由于亨利二世时期取消了各封圌建主骑士的军役，以纳税代之，从而使封圌建骑士们致力于经营农业和牧羊业，专心追逐盈利，其经济势力日益增大。久而久之，他们的利益便同工商业者的利益日趋一致。这些新兴的阶级势力都是纳税的基本群众，他们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3世纪初，英国在约翰国王统圌治时代，经常同法国作战，屡遭失败，并丧失了许多在法国的领地。另外，这时期约翰国王反对教皇也没有成功，反而每年需向教皇交纳一千镑贡税。在约翰统圌治时代由于连年战争和纳贡，国库日益空虚，约翰为了增加收入，横征暴敛，肆意违反封圌建贯例，经常额外征服大贵圌族的捐租，甚而没收他们的土地。此外，约翰还任意增加城市市民的新税，因此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懑。1215年，在大贵圌族的领导下，骑士和市民圌联合举行一次大暴龘动。暴龘动者包围了伦敦，迫使约翰于6月15日签署了著名的《自圌由大宪圌章》(MagnaCarta)。暴龘动者在《自圌由大宪圌章》中提出了某些保障城市市民的若干权利，初次把市民阶层视为一种政治力量。大宪圌章也给予了自圌由农民某些法律保障。尤其重要的是大宪圌章肯定了王国的“大会议”的权力，强调了国王只有取得这个“大会议”的同意才能向封圌建主征收额外的临时税或附加税。这说明了“大会议”有决定国王圌征税的权力，从而限制了王圌权，置王圌权于“大会议”所制定的封圌建法律约束之下。由此可见，大宪圌章体现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国王必须遵守法律；第二，如果国王违法，臣民有权强迫他遵从。《自圌由大宪圌章》所体现的这两条原则，为后来在英国形成的议会，提供了议会限制王圌权的理论根据。
　　1258年，亨利三世为他的儿子谋取西西里的王位，急需筹款。为此他不惜破坏《自圌由大宪圌章》，强迫贵圌族和骑士交纳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税款。于是，以西门德.孟福尔(SimondeMontfort)为首的一些大贵圌族和骑士与市民圌联合，俘虏了亨利三世及其子爱德华。之后以孟福尔为首的贵圌族集团便成了英国的实际统圌治者。1265年，孟福尔召集了有产者各阶级的联合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打破了先例，不仅邀请大贵圌族封圌建主和骑士，也邀请了市民代表参加，这是城市市民代表参加国家召开的政治性会议的开始。
　　孟福尔贵圌族集团统圌治不久，就为拥护国王的另一批贵圌族推圌翻。1272年亨利三世之子爱德华即位，在爱德华统圌治时期，由于连年战争，缺乏经费，贵圌族反对派又有东山再起的危险。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爱德华一世想像孟福尔那样，召开一个有国王、贵圌族、骑士和城市富裕市民代表参加的各阶层组成的议会，以便解决征收新税问题。1295年，爱德华一世召开议会，出席人员共约400多名，其中有大主教、主教、教士、修道院院长、伯爵、男爵、骑士和城镇市民的代表[3]。从这些代表的成分来看，他们分别代表着社会上的三个阶层。第一是贵圌族(Nobility)，第二是教士(Clergy)，第三是平民(Commons)。显而易见，这次议会已不是纯粹的封圌建贵圌族的“大会议”了，它是封圌建社会中代表各有产阶级的，具有全国规模的一种“等级议会”。此后议会就以1295年这次议会为榜样经常召开，所以1295年的英国议会被称之为“模范议会”(ModelParliament)。从1295年议会召开起，议会便成为英国封圌建圌国家的一种固定的政治机构，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因此亦就从“贵圌族民龘主制”演变成“等级君主制”的封圌建圌国家了。
　　贵圌族民龘主制（拉丁语：Aurea Libertas；波兰语：Złota Wolność），有时翻译为黄金自圌由制，贵圌族自圌由制或贵圌族联盟（波兰语：Rzeczpospolita Szlachecka或Złota Wolność，拉丁语：áurea libertas）为一种在波兰王国和卢布林联合后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所采用的独一无二的贵圌族制政体。在这个政体中，所有拥有直接财产的贵圌族（施拉赤塔）的权力相当，并掌控强大的权利和特圌权。贵圌族控制立法机关（瑟姆—波兰议会）和联邦的获选君王。
　　古代罗马政治制度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前509)、共和时代(公元前509～前27)、帝国时代（公元前27～公元476）。这 3个阶段的政治制度具有不同的特点。
　　王政时代 古罗马氏族制度解圌体并向城邦过渡的时期，其政治制度具有“军事民龘主制”与国家雏形阶段的历史特点。传说当时有7个“王”（rex）相继统圌治罗马，父系氏族是社会的基本组织。此时罗马共有 300个氏族，每10个氏族组成 1个胞族（库里亚），每10个胞族组成1 个部落（特里布），共组成3个部落。3个部落共同组成“罗马人民”或“罗马公社”。管理古罗马公共事务的机构带有军事民龘主制性质,主要有：①库里亚大会,由全体氏族的成年男子参加，其任务是：决定战争，选举包括“王”在内的高级官吏，对重大问题的议案进行表决。②元老院，又称长老议事会，由罗马 300个氏族的显贵组成,协助“王”处理一些重大问题,并由它首先讨论。③“王”,由库里亚大会选举产生,拥有军事、审判、祭司等权，但无民政圌权。第六位“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执政时（约公元前578～前534），依靠平民的支持进行改革，促成罗马奴圌隶制国家的最终形成，把古罗马的政治制度推进了一步。

　　共和时代 王政时代末,“王”塔克文暴虐无道,罗马人愤而逐之。约于公元前 509年建立了由罗马贵圌族掌权的共和国。共和时代早期，罗马政圌权掌握在元老院、公民大会以及执政官、监察官等行政长官手中，逐步形成寡头共和政体。贵圌族当政,平民无权,平民与贵圌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平民终于取得了设立平民保民官和平民会议、担任高级官职等一系列权利，促进了罗马共和政体的不断完善。其政治机构主要有：①执政官。共和时代始设,从森图里亚会议（百人团会议）中选出2人，任期 1年，掌管最高军事和民政圌权力。最初多为贵圌族独占,公元前366年起始从平民中选出1人,任满后可进入元老院。②公民大会。此时森图里亚大会已取代了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库里亚大会。其职权是选举高级官吏，决定是否对外宣战,表决执政官提交的一切议案,但大会通过的所有议案须经元老院的最后批准始能生效。由于各等级投票数额不一，故实权掌握在少数贵圌族手中。③元老院。成员已由100人增至300人,最初为贵圌族垄断,后卸任执政官及上层平民亦可加入。元老院是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总揽行政、立法、外交、军事、财政、司法等大权，也是罗马共和政体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并设有保民官、财政宫、监察官、司法官等。（见彩图[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会议]）
　　公元前3～前1世纪，由于不断进行对外扩张，罗马已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奴圌隶制大国。公元前 1世纪，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奴圌隶起圌义和平民的反抗斗争，罗马共和国出现了严重危机，共和政体已不再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共和时代末先后出现了L.C.苏拉和G.J.凯撒的独龘裁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G.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尊号。于是屋大维确立了个人的专圌制统圌治，共和国宣告覆亡，罗马从此进入奴圌隶制帝国时代。

　　帝国时代 罗马帝国通常分为前期帝国（公元前27～公元284）和后期帝国(284～476),前期帝国采用普林斯制，后期帝国实行多米那特制。两者本质一致，旨在建立军事独龘裁的专圌制帝国，但各有特点。

　　普林斯制 一般称为元首政治（或元首制）。普林斯是拉丁文 principatus的音译，意为第一公民或首席元老。普林斯制形成于奥古斯都在位时期（公元前27～公元14）。奥古斯都逐一战胜政敌，结束了长期的罗马内战。他承袭凯撒的传统，企图重新确立个人的独龘裁统圌治。但是，共和制在当时还有影响，维护共和政治传统的社会力量依然存在，促使奥古斯都采取元首政治的传统方式。这种政治制度是古罗马奴圌隶制国家从共和走向帝制过程中产生的，在政治上具有过渡性。
　　普林斯制的基本特点是：①公民大会、执政官、保民官、元老院等共和时代的国家机构名义上继续存在，元首可以援引共和时代的政治制度为依据而拥有各项个人圌权力。②国家机构的原有职能逐渐变化,或被削弱(如元老院),或名存实亡（如公民大会），一些重要的职位为元首长期占有，如奥古斯都连续多年担任执政官，获得终身保民官的职权，元首成为掌握实权的民政机关的主圌宰。后来元首还兼任大祭司长，在宗教事务中起主导作用。③普林斯制的主要支柱是军队，元首享有最高元帅的称号，他不仅拥有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而且成为驾驭整个帝国的最高统圌治者。因此，元首政治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制。一般认为，奥古斯都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元首政治形式上尊重元老院，故近代一些学者也称罗马帝国前期奉行的是元首与元老院的两头政治。
　　奥古斯都之后，前期帝国的历代统圌治者继续奉行普林斯制，皇帝的个人专圌制权力不断加强，中央集圌权的官僚体制得以确立与稳固。提比略在位时（公元14～37），援引“侮辱罗马人民尊严法”来制裁任何非议皇帝的人。克劳狄一世统圌治时期（公元41～54），把奥古斯都时期的元首皇家办事机构，发展为中央政圌权机构，奠定了罗马帝国官僚机构的基础。从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公元前14～公元68）经弗拉维王朝（公元69～96），至安东尼王朝（公元96～ 192），普林斯制确保了将近两个世纪“罗马的和平”，并为前期帝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时，普林斯制的社会基础已不再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狭隘的城邦公民集团，而是广袤帝国内的整个奴圌隶主阶级。其中主要是大奴圌隶主阶级，同时也包括了日益罗马化的各行省奴圌隶主贵圌族。
　　公元 3世纪，罗马帝国出现了危机。从塞维鲁王朝(193～235)开始,皇帝强化了个人专圌制权力,建立起更有力的独龘裁军事统圌治，企图以此缓解帝国的政治危机。至“伊利里亚诸帝”统圌治时期(268～284)，军人专圌权发展到了顶点。3世纪的动荡局面,促使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由普林斯制逐渐向多米那特制转变。

　　多米那特制 多米那特是拉丁文 dominatus的音译，意为君主制。G.A.V.戴克里先继位(284～305)，把共和制的外衣完全抛弃，代之以公开的君主制。从此，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由普林斯制转变为多米那特制。
　　多米那特制的特点是:最高统圌治者的正式称号是“多米那斯”意为(主人、统圌治者);自诩其权力起源于神，其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之权；采古代东方君主的宫廷朝仪。戴克里先统圌治时期，罗马帝国被分成4个部分，由4个统圌治者共同治理，形成了“四帝共治制”的局面，但由戴克里先掌管全权。他为了加强君主专圌制政体，巩固中央集圌权的奴圌隶制帝国，实施了行政、军事、财政及币制等多项改革。
　　多米那特制在君士坦丁一世统圌治时期(306～337)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君士坦丁袭用前朝的一套官僚机构和军事制度，采用分封同姓王的方法来取代戴克里先时期分封异姓王的“四帝共治制”，把罗马帝国时期的君主专圌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时，官僚机构急剧膨圌胀，共和时代的公职人员已不复存在，官员以效忠君主为最高职责。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令”，对基督教采取宽容态度，意在为君主制寻求理论根据，把宗教作为巩固帝国统圌治的武器。330年,君士坦丁把帝国首都迁到古希腊城市拜占廷，改名君士坦丁堡，称为“新罗马”。此举标志着多米那特制的最终确立。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476 年，日耳曼人废黜了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标志着奴圌隶制在西方的终结。东罗马帝国则继续奉行多米那特制，并延续了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查士丁尼一世时代(527～565)还发展的相当充分。
　　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由少数人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机关手里。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共和国是贵圌族共和制的典型。公民大会形式上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受制于元老院。元老院拥有立法、行政、军事、财产、司法和宗教等实权，在管理国家方面起首要作用。而元老院就是实际上的贵圌族俱圌乐圌部。
　　共和思想源远流长，共和实践古已有之。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等城邦，古罗马，还有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国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国。其中备受古代思想家称赞的，有斯巴达、罗马和威尼斯。从古希腊到英国革龘命，思想家眼中最理想的政体圌系“混合均衡政体”（mixed constitution ，balanced constitution）。在有的思想家如马基雅弗利那里，“混合均衡政体”是共和政体的代名词；斯巴达、古罗马及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被思想家们视为“混合均衡政体”的典范。所以，要把握共和主义的精髓，不能不从混合均衡政体、从混合均衡政体思想入手。

　　“混合均衡政体”是社会几个基本成份共同组成政圌府、彼此制衡的一种政体。斯巴达有两个国王，有由28名60岁以上的贵圌族组成的元老院及全体成年男性参加的“公民大会”。国王主持城邦的会议和祭礼，负责对外战争；元老院是决策立法中心，并有权监督国王；“公民大会”选举官员，批准元老院提案。罗马共和国的主要政圌府机构有元老院、执政官和民众大会。元老院是最高决策机关；执政官是国王的替代物，行使军事、行政、司法权；民众大会选举执政官等官员，其中的平民大会后来还取得了通过与元老院决义效力相等的议案的权力。此外，还有专门的保民官，可以否决执政官侵犯平民利益的政令。但是，无论斯巴达还是罗马，都是贵圌族共和国，大权控制在贵圌族手中。罗马共和国到了后期，由于平民在与贵圌族的斗争中取胜，加强了民龘主成份比例。

　　尽管斯巴达、罗马等是贵圌族共和国，它们毕竟有正式的制度措施试图平衡各方面利益，因而比君主制、寡头制更合乎正义。古代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等级制，所以贵圌族性混和均衡政体显然也适宜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此外贵圌族比较珍惜荣誉、讲究德行；贵圌族有充分的闲暇和条件投身钻研公共事务，更容易在管理上表现出高度的智慧水准。就管理的智慧水准而言，正如密尔在《代议制政圌府》中所说，“历史上凡是在管理事务中以持续的智力和魄力著称的政圌府一般都是贵圌族制”，而“通过许多世代显示出高度统圌治才能，并按照确定的政策原则行动的贵圌族政体，只有罗马和威尼斯的贵圌族政体。”（1）斯巴达、罗马等著名的贵圌族共和国在保持政治稳定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无疑与上述因素有直接关系。其中斯巴达共和国延续了800年之久，罗马共和国近500年，威尼斯共和国在同时代的小共和国昙花一现后仍如日中天。它们的实践为古典作家探索政圌府形式提供了开眼界的材料，刺圌激了思想灵感的产生，对西方政治学说、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i]从柏拉图开始经由亚里斯多德、波利比阿、西塞罗、马基雅弗利、托马斯·阿奎那、韦尔杰里奥等人,推崇混合均衡政体一直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不息的主流。柏拉图在晚年从哲学王政圌府的尽情冥想中回到现实中来,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龘主制的自圌由结合起来的政体。（2）亚里斯多德主张将民龘主制与寡头制结合起来。他说这样构成的国家强烈倾向于民龘主制时就叫自圌由国家，强烈倾向于寡头制时则是贵圌族政体。两者中贵圌族制更好，因为美德、财富和自圌由都得到了代表。（3）波利比阿研究历史发现，君主制、贵圌族制、民龘主制每一个都会走向败坏导致动荡，陷入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循环之中。他认为“最好”“最稳定”的政体，是这三种成份适度结起来的政体。（4）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三种政体相互循环的思想，这样称赞混合均衡政体：它融汇了“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圌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圌由的渴望”。（5）

　　从斯巴达、古罗马等共和国的实践，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初步认识混合均衡政体的可贵。但要充分揭示共和的理念与精神，尚有待我们向更深处发掘。首先不妨探讨一下“共和国”的词源意义。“共和国”一词的英文是“Republic”，它来源于拉丁语“res publica”，“ res publica”的字面含义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产业”。英语国家经常用以指称“共和国”的又一个词是“commonwealth”，其字面含义是“共同的财富”。此外，英文“republic”，除指“共和国” 、“共和政体”外，还指“任何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团体”。十分明显，这一含义当是晚近才引申出来的。古代混和国家建立在社会等级的基础之上，只承认各阶级都有参与政圌府的权利，没有各个个体一律平等的观念。不过，在以阶级为单位参与政圌府同个人平等参与政圌府之间，难道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吗？当我们心旷神怡地面对江中清澈的流水时，难道不会对其源头发出由衷的赞叹吗？

　　[ii]古典共和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公民美德”、“公共利益”。亚里斯多德在其光照古今的《政治学》中就曾辟专章讨论了一个好公民是否需要有不同于一个好人的特殊品德，政圌府官员是否需要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殊品德。关于什么是公民美德，思想家们并没有统一不变的界定。大致说来，公民美德可以定义为关心公众意愿和公共目标。(6)在思想家们列举的各种公民美德中，他们强调最多的是克制私利服从公益。美国政治学家卡斯.R.森斯坦写道：“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政治的任务首先是审议......他们认为人民通过讨论能够以他们作为公民的身份避开私利并从事于谋求公益。”古典共和思想家不厌其烦地提倡克已奉公的美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他们面对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许多共和国在无休止的派系纷争中走向内乱、衰微和灭亡。(7)

　　不妨先在早期共和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之上对共和所蕴含的理念与精神先做一初步概括。我认为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是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共治、共享即社会各成员、各集团、各阶级都享有参与政圌府的权利，平衡彼此的利益，共享政圌府的保护与服务；共有，即国家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私产，不得成为任何个人、集团、阶级压迫其他个人、集团、阶级的工具；和平、温和即各个成员、集团、阶级放弃暴力和强圌权，依照正义的程序与秩序，通过商议、妥协、制约解决彼此的利益和趣味冲突。共有是共治、共享的逻辑前提，但共治是共有、共享的政治前提。现实地看，没有共治便不会有共有、共享。没有共治，也不可能有持久或可欲的和平。

　　虽然古典共和国的实践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共和的基本观念和精神进行上述概括。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和精神，使一些今天看来并不理想的古代共和国，在众多专圌制国家的衬托下焕发着夺目的光芒；使共和不仅属于古代，更属于现代和将来，随着人们的觉圌醒而获得了日益强大的生命力。以人圌权为原则实行法治的现代民龘主共和国，更好地体现了这些观念和精神，因而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和现代。这些观念和精神弥久而愈新，可以成为人类永恒的政治原则。

问题一：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进本在西欧确立。在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生产的同时，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来获取资本（...

哎，孩子好好学习哦，这个不能问别人的，书上有

贵族与平民矛盾激化产生共和，不断斗争才有结果

　　农业经济结构与罗马的成功扩张

　　前面提到，罗马从最初人口就相当大，但是土地相对狭小，满足不了耕作的需求。人们为了获得耕地，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这是罗马扩张的动力。这也使得罗马的扩张与公民的利益联系了起来，使得每一个公民都会尽力支持战争。

　　同时，罗马最主要的战斗力是中等阶层的有产者(对于罗马，财产和土地是划等号的)；罗马的军队是按照拥有土地的多少编制的。这些有产者，可以直接从战争中得到好处。而且，罗马人认为只有辛勤耕地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好的士兵，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如前所述，最初的罗马没有常备军，人们是在农作之余开疆拓土的。然而罗马的军队能够节节胜利，与罗马人崇尚的勤劳的农业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已经提到了罗马与秦国的相似点。

　　在秦国，商鞅变法使得秦人的生活里只有两件事最重要，也只有两件事能够改善生活的条件—战斗与耕种。而罗马则是完全类似的。我们发现，罗马在商业上(以罗马落后的货币制度为代表)、制度上(以罗马松散的政治体制为典型)都甚至落后于那些被他们征服了的属国。不同是秦国是依靠变法实现这种崇尚勤劳与奉献的文化，而罗马这种文化从我现在可以获取的最早的资料就已经扎根于这个民族中了，难以找到它的来源；但它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实现了战斗力的增强。我们也看到，由于这一点，这两个文明都是极度扩张的—秦统一了中国，而罗马统一了地中海沿岸地区；并且，它们都需要扩张，和平反而会给这种内心空洞的文化带来危机。我们以后再继续谈这个问题。

　　同时，最初罗马的扩张并不是期望于对其他民族的奴役或统治。相反，对于被击败的民族，他们最开始是授予他们公民的权益，让他们融入罗马社会，从而扩张了自己的实力。同时，这种策略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对手抵抗的意志—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失败，也会成为罗马的公民。后来，虽然罗马不再授予被征服者市民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待遇相对是宽厚的，罗马对这些地方的约束并不严格，有些地方甚至保留了他们的国王。

　　同时基于一套西方逻辑，罗马人认为周边的国家都是潜在的威胁，是对于他们耕作生活的威胁，而罗马人解决的方法，就是征服这些邻居，打败他们，并将它们融入罗马。现在主要西方大国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传统。

　　四、经济结构的改变与共和国后期的危机

　　随着军事行动不断的成功，罗马版图一再扩大，而原先建立的简单而原始的社会结构也就越来越不适应。与此同时，罗马以家庭为核心的小农经济也逐步解体。到了公元前2世纪，当罗马确立了对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种种社会变化也已经演化为危机。

　　首先，随着行军距离的增长，士兵不可能同时顾全战斗与耕作。而长时间的离开，使得很多士兵的土地被侵吞。许多光荣得胜归来的士兵发现自己失去了土地，它们被那些没有外出打仗的人占据了—而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在罗马，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才能被称为公民。小农经济部分解体，使得公民数量下降。以下是公元前164到公元前125年罗马17岁以上拥有土地而符合征兵条件的公民的人数：[1]

　　BC 164
　　BC 159
　　BC 154
　　BC 147
　　BC 131
　　BC 125

　　337,452
　　328,316
　　324,000
　　322,000
　　318,823
　　394,736

　　可见，从公元前164年开始，罗马的人口并没有随着扩张而增加，反而减少了。一方面，罗马没有再像起初时那样给予他的同盟们市民身份；虽然，扩大市民阶层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但却与个人的利益矛盾—当罗马真正成为国家，他那种基于私人利益的简陋的决策与管理机制就不再行得通了。同时，由于罗马并不招收无产者入军，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小农经济的解体，符合征兵条件的人数逐年下降，使得罗马不但没有怎么扩张，连驻守已经占有的土地都有问题了。

　　其实，这种小农经济的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新领土的获得，一部分富有的人、政客和军事领袖利用自己的权利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原先制定的旨在保护小农经济的法案(例如对个人占有土地的限制)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另一方面，战争的频繁，使得许多小农疏于农事，而逐渐破产。一些新并入罗马的地区，如西西里等，都是粮食高产区。一些罗马移民在这里开始大量使用奴隶生产粮食，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些地区向罗马出售大量的廉价粮食，使得全意大利的粮食价格暴跌，迫使许多小型农庄所有者破产。

　　在这个背景下，种植橄榄和葡萄等的加图式庄园逐步兴起。它们的运作转变为以经济收入为目的。加图的论著也是着重考察如何有效地实现“多卖少买”。而在庄园中劳作的主要是奴隶，庄园的面积也比种植谷物的小农庄大许多。牧场经验也逐渐增多，尤其在亚平宁半岛中部的丘陵地带。

　　总的趋势就是，小农经济解体，而大地产主增多，他们拥有地产的面积也使逐步增长。也就是，小农经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度。并非是这时罗马才有奴隶，但是，是从这时起奴隶才成为罗马经济的主要支柱。

　　同时，随着这种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风气也逐渐改变了。平民和元老院代表的贵族之间利益冲突明显。而贵族也依族姓分成诸多派系，相互斗争，可以说局势相当混乱。政府、军队机构腐败至极。在与Numidia国王Jugurtha的战争中，指挥官甚至收受贿赂而签订了合约。这还不算完。当消息传到罗马，人们震怒了，要求将Jugurtha带到罗马受审。然而他又贿赂了一名保民官，动用否决权不让Jugurtha回应审判。他不但安然而反，还在罗马杀害了一名政敌。

　　五、罗马共和国为挽救小农经济所做的种种努力

　　由于罗马共和国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市民阶层在这之中占有决策的地位。现在虽然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但是政府的结构仍然保持着。总的来说，以罗马共和国的体制，它仍然是代表小农的。小农利用这种政治机制力图维持自己正在动摇的的地位。于是种种企图恢复小农经济的运动，或者利用小农的经济需求而推行的政治行动就都出台了。

　　对小农阶层的的团结不光是共和国的需要；如果共和国不去拉拢他们，他们就将成为有远见的政治家拉拢的对象。一旦他们得到这强大力量的支持，就能够获得共和国绝对的权力。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罗马逐渐形成了一种赞助制度(patronage)；穷人到富人那里等候救济，寻找工作，寻求法律支持，作为回报他们承诺在投票时投上他们的赞助人一票。久而久之，赞助制度竟然成了罗马政治制度的基础。

　　首先打破赞助制度的，是格拉古等进行的改革运动。泰伯利亚斯•格拉古是一个有雄心的罗马贵族。他的祖父是击败了汉尼拔的大将，他母亲也十分有野心，并且从泰伯利亚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将这种野心灌输给他，以及他的兄弟。当格拉古付西班牙从军时，他了解到了罗马人的意愿：他们需要土地。他们希望将那些被富人们廉价借走的公有土地收回，分给没有地产的人。格拉古许诺给人们土地，人们马上支持他成为保民官。他还推行法令，规定了个人拥有土地的上限，并将超额土地收归国有，进而分发出去。当然，这就与由元老院代表的富人的利益被道而驰了。虽然格拉古兄弟利用国家的体制，企图恢复小农经济，然而毕竟它的成本比奴隶工作高很多，是不可能长久的。同时，罗马新贵族的力量不断增强，也给改革带来诸多困难。以元老院为代表的新、老贵族阶级，不断施加影响，阻挠改革的进行。最后，他们直接刺杀了格拉古，将他的尸体投入台伯河。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成功。

　　格拉古虽然被刺杀，但是罗马的政治结构毕竟倾向于代表小农的市民阶级。格拉古的经历证明了，迎合市民的利益，就能够得到市民阶级的支持，获得罗马的统治权。政治家可以称为全体罗马公民的赞助人。为了安抚平民，尤其是无产者，狡诈的政治家们采取了种种公然的贿民措施。他们购买粮食发放给贫民，设立一个又一个的节假日，安排疯狂的娱乐活动，以分散贫民的注意力。现在，小农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政府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新的地位，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地位。种种斗兽活动、表演、集会、种种经济上的优厚待遇，是新贵族向市民阶级妥协的结果。

　　这种妥协另一个妥协的的原因，是军事上的。上面已经提到过，罗马的市民阶级，尤其是中等资产的平民，是罗马军队的主要组成。最初，富人负责管理工作，而相对贫穷的则作为军人。现在，罗马可以参军的人口不足，以前壮大的中产阶级逐渐消亡，而无产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共和国需要团结无产者的力量，需要他们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不可能是无偿的。无产者需要证明，证明他们是共和国的一员，证明国家是值得它们奋斗付出的。另外，贵族之间的斗争也迫使他们纷纷扩大赞助的力度，以金钱为自己的家族换取真正的实力。

　　六、旧秩序的毁灭与新秩序的建立

　　同时，军人也是一股日益增长的力量。军人逐渐脱离生产者，而成为独立的利益群体。如何利用军人的力量成为政治家们考虑的重要因素。许多将领通过对军人的经济许诺获得军人的支持；他们利用军人的力量夺取共和国的权力。索拉曾利用得胜归来之机，要求元老院为他的士兵分封土地。遭到拒绝后，他很容易地利用他的势力以及军队的支持摧毁了他的政敌，血洗罗马，获得了统治权。

　　朱利亚恺撒继承了索拉的传统，利用军队夺得了政权。然而，他利用到手的专制权力救济穷人，得到了市民阶级的热烈拥护。当时的罗马，可以说新兴的奴隶主贵族以及老贵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把持着共和国最重要的部门—元老院；然而，在人力上，尤其是军事实力上，他们并不占优势。恺撒也是新贵族的一员，然而他真正领悟到了赞助人制度背后的严重漏洞，并借此一举成为全体罗马贫民的赞助人。在与其他贵族的斗争中，他显然更胜一筹。但是最终他还是被刺杀了。不过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凯撒的死决不是源于贫民与富人之间的斗争，而只是贵族内部斗争的结果。市民永远是政治家乐于使用的棋子，只看谁使得更好。

　　朱利亚恺撒的死，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他违反游戏规则获得了权力，却还妄想其它贵族可以遵守规则承认他的权力。他显然太天真了。事实是，这种游戏规则已经被凯撒亲手毁灭了。当格拉古提出他大胆的改革方案时，共和国的根基就已经是悬空的了。而凯撒则给与它致命一击，使它彻底崩溃。

　　救的秩序在混乱中瓦解，新的秩序取而代之，这是任何文明发展的定式。虽然凯撒已死，但是人人都明白，就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如泰西里斯所说：“一个人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动荡的国家唯一的补救办法。”人们已无法忍受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屋大维通过军事力量与恐怖击败了他的对手，然而大多数罗马公民并不在意。那是贵族之间的事。他们需要的是和平，他们希望远离饥饿，他们热爱娱乐活动。相比共和国空洞的誓言，他们更加愿意接受独裁者仁慈的给予。

　　罗马的皇帝，他所应该做的是给予，向贫民发放救济，建立奢华的公共娱乐设施。而这一切都只是他与其他贵族竞争的手段而已。可以说，罗马的皇帝与中国的皇帝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共享一个名字，只是翻译的失误。这种帝国的体制，是奴隶制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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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中国王朝循环的机理，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古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古代中国一样，古罗马也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经济也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如果两个经济基础相通的国家的治乱循环，出于类似的原因，产生相象的结果，我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性的结论，作为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商业国家过渡的资鉴。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循环一样，长时间来一直是个谜，吸引着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们的注意力。土地如许辽阔、历代皇帝尽皆励精图治的一个大帝国，为什么说灭亡就灭亡了？孟德斯鸠著书《罗马盛衰原因论》，认为帝国的衰败与帝国风尚的变质有关，在帝国后期，创造了早期罗马的那些良好风尚，要么不存在了，要么已经变得低下庸俗，帝国的大厦也因此也倾塌；现代政治学之交马基雅弗利则写下了《罗马史》，。不过，所有这些论者似乎都没有马克斯.韦伯叙说得更有力度。韦伯曾作过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他这样谈论着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遍布罗马的公共行政物基础是“行政市”，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政治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与此相应，自由经济在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到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帝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奴隶来源的日益减少乃至奴隶营制度的不得不最终解体，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给自足、非自由的的庄园经济，一点点蚕食了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帝国的城市经济。面临灭顶之灾的后期罗马，城市已经没落，经济已经全盘农村化，自耕农阶层已基本不复存在，与古代中国一样，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公共财政，已根本无力支撑起帝国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武力，而一个卓有效率、等级制的官僚系统对于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是必须的，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对于有敌为邻的大陆国家则更必不可少。尽管历任皇帝都拼死作了最大努力，但帝国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败落了。一个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帝国，要维持其自身运转和生存安全，需要要充足的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倘若农村化了的后期罗马，能够有效地从非自由经济中提取税收、并以货币作为物质流通的手段，帝国的统治许或尚能觅得生机，但吊诡的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帝国的经济一旦步入农村化，非自由劳动必然将货币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物物交易必然成为交换的主导，帝国的税收也因为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而无从落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税收的不能落实，又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密切关联，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无外是土地贵族，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国家政策，并以此作为逃避税收、不断兼并土地而扩充自身财富的保障，当帝国的财富一天天积累到少数土地贵族手中时，帝国的税收也一天天在减少，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也一天天遭到削弱。罗马帝国的后期，帝国的政策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这个阶级不仅有效逃脱了大量税务，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的农民逃避了征兵，导致帝国后期只好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但这些被征服的野蛮民族是否一心一意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巡守边防呢？答案已不言自明。从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和古罗马的衰亡不难看出：一旦形成一个力量强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社会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将因为这个阶层的存在而慢慢消蚀。罗马的大地产所有者所建立起来的庄园经济，最终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面瓦解了帝国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这直接导致了罗马统治的破产。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将造成恶性循环，形成极度贫富不均现象，而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无论对该社会的公共财政还是社会秩序秩序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历史的往鉴和当今世界的现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税收状况，是与该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成反比的，与拉美诸国显著的贫富悬殊相伴的是公共财政的贫弱，而与东亚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景气相随的是这些国家的良好税收状况。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贪污腐败无度、社会各阶层极度对立、大众意志横受压抑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税收无法落实、税收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公共产品普遍匮乏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分崩离析、国家和社会认同日益解体、政治合法性遭到质疑的社会。曾几何时“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其经济体系在东亚金融危机面前一泻千里、一下子就显示出外强中干的脆弱性，这是与苏哈托家庭对印尼经济的盘剥分不开的；经历“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其经济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财政枯竭调零，原因所在，亦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大金融和工业寡头操纵俄罗斯经济命脉并染指政治权力的局面密切相关，而据美国学者大卫.科斯的研究，就是苏联的解体，也应该归功于当时业已存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大约10万人左右）。既得利益者对国家造成的灾难，除却吸干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制造了阶级和阶层对立外，同样重要的是，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不仅维系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维系于国家能不能向前发展，发展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未来的生存利益。在农业社会，国家发展无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为维护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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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征服的地方进行掠夺 来维持庞大的帝国的统治 因此他们有一只强大的军队

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仍保持了等级制度，但是他们的权力和义务都是有限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种复杂的等级关系使得欧洲封建国家长期处在割据状态。意大利也是如此。从西罗马帝国灭亡，意大利地区分裂成多个小城邦国，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拿破仑入侵。

1 文化上正是文艺复兴在在佛罗伦斯，罗马等城邦产生积极影响的年代，可以查到关于文艺复兴的资料很多，不写了

经济上即使是在文艺复兴的圣地佛罗伦萨，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和中世纪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封建制的庄园式自然经济。后世影响巨大的地中海贸易圈和手工业工厂基本上还没有出现。

2 婚姻上，贵族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夫一妻制度，但是领主们对领民有着占有权。教士们禁欲，不许结婚。

3 王权基本上谈不到，极多的城邦基本上都受到教皇国的强烈影响，或者说，教皇国可以视为以教皇为最高领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国的松散组合，类似于其他西欧国家中封建国王与自由市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世俗君主与之竞争，教会成为这些城邦的最高权威。

4 是由许多的小国，比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还乱

5 战争在15早期是不多的，内战发生的时候总是伴着外国势力的影响。等到15世纪末期，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与法国为争夺意大利而进行的“意大利战争”爆发，意大利主要城邦都被卷入，从1494年一直打到1559年。

6 官职上，各个国家（城邦）不一样，没法说啊

贴一个文章，讲的是意大利战争之前意大利诸城邦的形式，可以看看

意大利诸邦

意大利于1494年15世纪正经历着文艺复兴洗礼的意大利是一个经济繁荣发达，文化辉煌灿烂的富庶之地，然而它在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残破不堪。罗马教廷、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米兰是五个旗鼓相当的国家，尽管规模和性质有很大差异，但大致上维持着政治势力上的均势。除此以外，略逊一筹的小国，如埃斯特家族的费拉拉，贡萨加家族的曼托瓦和罗韦雷家族的乌尔比诺，以及波洛尼亚、佩鲁贾、锡耶纳等共和国，地位也都不尽相同，各有自己当地的特色，都对丰富多彩的意大利文明作过贡献，实际上也都是意大利孱弱的根源，统一的障碍。更致命的是，意大利诸国的统治者们在发生内争时总是习惯寻求外国的支持，使得国外列强对意大利事务越来越感兴趣。与此同时，川流不息的新知探求者从欧洲各地汇集而来，其中不仅有穷苦的学者，而且有在本国地位显赫有权有势的人物。此外还有前往各主要宫廷的外交人员和商务客人。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制造了一种印象：意大利是一个艺术的宝库，它富庶而分裂，军事力量薄弱——是不难击败又获利颇丰的战利品。

[编辑] 教宗国
自从天主教大分裂结束，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之时起，它就不遗余力的试图将在教皇宗主权之下的所有意大利土地置于教廷直接控制之下。文艺复兴的光辉也让这里为之眼花缭乱，从尼古拉五世开始，教廷进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教宗们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尊荣，甚或更加卑鄙的一味追求扩大家族势力，即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也未能改变。到“教会三恶魔”西克斯特四世、诺森八世和亚历山大六世的时代，这些文艺复兴舞台上的伟大人物均不能掩盖罗马日益衰落的现实，寡廉鲜耻的任人唯亲、巧取豪夺和横征暴敛，以及罗马涅一次次遭受的蹂躏，预示着基督教即将到来的分崩离析。

[编辑] 威尼斯共和国
15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在亚平宁半岛上不断取得土地，它的疆域由阿尔卑斯山直至波河，由阿达河直至伊松佐河，成了意大利政治的重要因素。它在国内的统治稳定而健康，各个阶级都能从繁荣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中获利。由于财富殷实，总能按时关饷，供养雇佣兵扩充国防的方针也很成功。但威尼斯作为新兴国家，不免引起邻国的嫉妒，它的利益是以侵害其他国家为前提而获得的。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米兰、曼托瓦和弗拉拉都因它的兴起损失大量财富，对它贪得无厌的领土欲望感到不安。威尼斯的海外利益又不免使它与奥斯曼土耳其对峙，争夺东地中海的控制权；而随着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的开辟，出现了打破它香料贸易垄断的致命前景。尽管如此，15世纪末，威尼斯从外表上看，还是一个富丽堂皇，奢侈糜费，政治清明，公民团结的城市。

[编辑] 佛罗伦斯共和国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大权在15世纪后期，逐渐落入美第奇家族的一小撮人手里。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自愿接受“僭主”统治，大多数市民对此也无异议。事实证明，与大金融银行家合作，对工商业者很有利。第三代“僭主”洛伦佐·德·美第奇治下，佛罗伦萨进入黄金时代，成为文艺复兴的典范。城市粮食供应充足，慈善事业兴旺，娱乐享受人人参与，艺术家和学者得到慷慨赞助，美第奇府邸成为各地游客向往的宝库。洛伦佐晚年是意大利和平的保护人，他国争端都请求他调解仲裁。与外交上的天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佛罗伦萨军事上的软弱。美第奇家族的政治资本就是巨大的声望，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但是他们的地位自始至终是不稳固的。

[编辑] 那不勒斯王国
那不勒斯在15世纪还是一个封建王国，保留着诺曼征服留下的烙印。法国安茹家族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已宣告结束。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和费兰特以卓越的才能建立起权威，他们改革财政，靠佛罗伦萨资本扩大贸易。对立的安茹派贵族遭到无情镇压，安茹的勒内的领土要求也被抵制。但阿拉贡王室治下的那不勒斯，始终是意大利政治中的不安因素。在宗主权问题上，那不勒斯国王与罗马教廷摩擦不断；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在亚得里亚海上竞争激烈，威尼斯竭力想取得阿普里亚的几个港口。这些局部的冲突很容易引来外敌干涉，威尼斯和罗马一直在鼓励安茹家族重申对那不勒斯的要求，国内外的安茹派也不断请求法国出兵。即使在这样的隐忧之下，费兰特之子，好战的野心家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仍然不顾一切的扩充势力，其女婿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米兰公国就是他的目标。

[编辑] 米兰公国
米兰公国在维斯孔蒂家族断绝后，转入雇佣兵领袖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手中。他的继承权来自与末代维斯孔蒂公爵私生女的婚姻，更多是出于民意而非法律。有维斯孔蒂血统的奥尔良家族的对米兰似乎拥有更充分的权力，这就为日后路易十二的入侵埋下伏笔。15世纪后半叶，米兰在历代斯福尔扎公爵统治下，繁荣昌盛起来，大兴水利灌溉，农业、丝绸业迅速发展。它还拥有优于意大利除那不勒斯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控制着法意之间几条主要通道，是抵御外国侵略的屏障，也是对威尼斯领土扩张的钳制。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摩尔人）当权（1480年）以后，米兰进入它最鼎盛的时期。但年轻的公爵夫妇对凡事都得听从这位叔父摄政非常不满，阿拉贡的伊莎贝拉一再向父亲，那不勒斯王储卡拉布里亚的阿方索抱怨。有此良机，阿方索更适时宣称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曾指定阿拉贡王室为米兰公国的继承人。他的进攻似乎即在旦夕。

为建立一个抵抗无论来自意大利本土还是外部强国侵略的防御体系，意大利各国曾制定一套复杂的机构，但从未得到实现。15世纪后半叶半岛的和平主要依靠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密切谅解，和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不懈努力。正当米兰和那不勒斯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洛伦佐于1492年4月去世，这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西欧城市的重新兴起
　　时间：11世纪～14世纪 。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首先，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土地的垦殖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粮食供应开始充足，加之战争和传染病减少，人口开始增长，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尤其是重铁犁的使用和二圃制、三圃制的广泛实行，使农业生产力超过了罗马帝国时期。其次，贸易活动的活跃，促成了城市的兴起。使大批逃亡农奴尤其是有技术的手工业农奴和小商小贩，不断向便于产生和销售产品的地方集中，分布的地区：西欧兴起于地理位置优越、相对安全的港湾、渡口、路口、行政中心、城堡修道院附近。从地域上看，最早发展起来的是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原先西罗马帝国境内的区域。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锡耶纳；法国的巴黎、里昂、马赛。然后是北海和莱茵河、多瑙河沿岸的城市兴起。如；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德意志的纽伦堡、汉萨等。这些都是欧洲著名的封建城市。市民阶级的组成：手工业者、商人、银行家。
　　7、西欧城市自治运动：范例是法国的琅城起义。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欧洲城市展开了反抗封建主、争取自治的运动。运动的方式有市民起义、法国北部的琅城是一个富庶的城市，统治它的封建主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主教。琅城人民募集了金钱，赎买了自治权，建立了叫做公社的自治机构。主教很快就耗光了赎金，于是背弃诺言，取消琅城的自治权。1112年，琅城人民群众在“公社！公社！”的呼喊声里，冲进主教住宅，把他杀死，尸体扔到街上。法国国王和琅城附近的封建主派军队洗劫了城市，在城里恢复了封建统治，琅城人民继续斗争了十几年，终于赢得了自治。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城市还控制了城郊的农村，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
　　8、中古西欧的城市与古代东方的城市的比较：一、中古西欧城市是作为经济中心，而不是东方的城市是作为政治中心出现的。西欧的城市自一开始就展开了反抗封建主的干涉、剥削、统治和争取城市自治的斗争。
　　9、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影响：1、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在中古西欧兴起的这些城市里面萌芽、发展、壮大的2、新兴的城市，成为新的政治实体，它们与王权联合，共同对付封建大贵族。城市里的市民阶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3、随着市民阶级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地位的提高，新的世俗生活观念逐渐形成，这为以后出现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额，这都是喜欢西欧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你还是请教老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