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安史之乱，传统史书总会刻意夸大安禄山的优势，仿佛他举手投足就能改天换地一般。

客观地说：安禄山的实力确实强大，毕竟他坐拥关东三大军区，称其为“大唐第一将领”并不过分，这个第一当然是指实力。

但与大唐相比，安禄山的实力不但不占优，反而还处于劣势。

当时的大唐帝国共有十大军区，总兵力50多万。而安禄山管理的三大军区，总兵力只有18万，所占兵力大约只有帝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河东节度……治太原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与之相对应的关中三大军区（朔方、河西、陇右）有多少人呢？答案是21万人。

河西节度……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陇又节度……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

单就关东和关中军区对比，安禄山就不占优势，如果再加上禁军、西北和南方等地的兵力，这个差距还会拉大。

更重要的是，大唐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着二十多个省，而安禄山实际控制的范围在四个省以内。（按照现代行政区划来说）

一旦战争开始，双方的战争潜力不可以同日而语。

安禄山对关东三大军区的控制，是建立在唐玄宗授权的基础上。如果唐玄宗突然宣布他为叛逆，真正死心塌地站在安禄山身后的人又有多少呢？

在许多人眼中，安禄山就是唐玄宗的头号鹰犬，他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唐玄宗。如果安禄山突然和自己最大的支持者反目，别人是否会认可安禄山本人的实力呢？难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兵力并不是安禄山的最大优势，他的最大优势在于握有“先下手为强”的先发优势。

但就算是这个优势，其存在的时间也很短。

安禄山起兵之后不超过一个礼拜，大唐中央政府就确定安禄山已经起兵；两个礼拜之内，大唐中央政府进入全面备战状态；一个月以后，大唐中央政府完成基本的战争动员。

换言之，安禄山看起来所向披靡，但他实际上也就威风了一个多月而已。

过了这顺风顺水的一个多月，安禄山就必须沉下心来，和大唐政府军硬桥硬马地开战。

战略是一方面，这块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快打慢而已。但在战术上，安禄山最大的困惑就是：当先发优势消失之后，我是该全力夺取山西？还是继续进攻河南？又或者分兵两路，山西河南一起打？

当安禄山集团对着地图反复钻研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依然有分歧，因为这三种选择都是利弊参半的。

贼之未反，邈为谋，声进生口，直取洛阳，无杀光翙，天下当未有知者，贼不从。何千年亦劝贼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夏、鄜、坊，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取太原，团弩士万五千入蒲关，以动关中；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青，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禄山弗用。

先说夺取山西，这个策略较为激进，可以算作上策。

安禄山身兼关东三大军区节度使，其中一个就是河东节度使。从理论上讲，山西军区归安禄山管理，他平时应该也没少往这块地方安插亲信。

只要初期战事顺利，安禄山和亲信们里应外合，完全有机会吞掉整个山西。

为什么要夺取山西？因为山西的战略意义太重要了。

在唐之前，这里是北齐高洋和大唐李渊的发家之地；在唐之后，这里是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和后汉刘知远的发家之地。（具体点说是太原）

除太原之外，潞州也是山西的一个战略要地，历史上的长平之战就发生与此。潞州的归属，完全值得西北与河北两大军事集团在此火并一场。

安禄山起兵的地方是河北，那里以平原为主，而紧邻河北的山西却以高原为主。

如果河北叛军不能有效控制山西，那么大唐政府军就可以随时拥有居高临下的战略主动权。

如果安禄山开局就集中力量夺取山西，然后一路向西，完全可以用最快速度打破西北军事力量的整体部署。

因为顺着山西这条线一路往西打，可以直扑关中。

再说夺取河南，这个策略较为保守，可以算作下策。

河南地区地形简单，有利于骑兵作战，而且相关地区没有驻军，在中央政府反应过来之前，安禄山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大举进攻这里，然后迅速席卷整个河南。

河南地区经济富裕，夺取这里可以让叛军拥有一个广阔的后勤基地。在这种背景下，就算战争过程进行得不是太顺利，安禄山也有足够的回旋空间。

夺取河南之后，向南还可以威胁大唐中央政府的大后方。因为占据河南，必然会使得整个江淮为之震恐。

事实上，纵观整个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军的最大突破口，就是一支南征的军队，他们一鼓作气突破了大唐政府军的江淮防线，直插江南腹地。

如果安禄山花费更大精力在这条战线上，即使最终不能避免失败，但大唐帝国必然也会被一分为二，划江而治的局面恐怕将再度上演。

从这三点来看，如果安禄山选择下策，完全可以在开局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并拥有更为广阔的后勤基地，同时让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

但下策之所以是下策，就因为它过于保守。

在明清对江南进行大开发之前，立足南方的政权通常打不过立足北方的政权，就是因为经济上落后太多。

这些在《汉书》上也都是有记载的，因为从古时候人们就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而这里的“山东”和“山西”不是我们现在的山东省和山西省，而是以太行山为界限，太行山以东就是山东，以西就是山西，而人们觉得太行山以东就出相，太行山以西就出将，其实这还是跟双方的地理位置有关系的，也是因为这样才好导致其人文特点的不同。

首先就是“山西出将”，主要也是讲太行山以西的地方自古以来就出了很多的将才，因为我们要明白在古代“山西”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属于兵家的必争之地，在西周时期的时候，那时候都城就是设立在“山西”，由此也是可以表明“山西”在以前也是属于政治中心，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当时不单单是中原的势力想要打下这里，还有就是连北边的游牧民族对于“山西”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才会屡次南下入侵。

也正是因为“山西”自古以来就多战争，所以也是导致了这块区域民风非常的彪悍，也因为是这个背景，使得“山西”出了很多的名将，比如战国时期的白起、王翦等，还有汉朝时期的苏建、公孙贺等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背景，导致“山西”的名将很多，所以与“山东”形成了对比。

“山东出相”指的就是太行山以东地区在古时候可以说是出了很多的名相，因为历史上很多有名的名相基本上都是出自“山东”，比如战国时期的管仲、商鞅、李斯等，还有汉朝时期的萧何、张亮等，这些人基本上也都是出自于山东，还有汉高祖刘邦也是出自“山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跟“山西”比起来，“山东”的战争比较少，所以使得当地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么自然的对于文化发展方面就比较繁盛了，所以才会使得“山东”地区出了很多的宰相。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小编是山东人，小时候就听老辈人讲，我们山东人其实都是明朝初年从山西迁徙过来的。

我表示难以置信，就问老人为啥迁来，老人说原先的山东人都被朱元璋杀光了！

我听后觉得毛骨悚然，问老人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

老人说：传说朱元璋幼年要饭为生流落到山东，被山东人欺负的很惨，所以他记恨山东人，发誓以后要报仇，等他当了皇帝，果然杀光了山东人。

到底孔孟之乡的老实厚道的山东人怎么惹到朱元璋了？

朱元璋

老人说：朱元璋要饭为生，流落至山东，有一次路过一片庄稼地，正好感觉腹中翻滚难受，原来是他要上大号，他就到庄稼地里解决了，不巧正好被庄稼地的主人地主看到了，地主勃然大怒，竟然逼迫朱元璋将自己刚拉的大便用手拖出吃掉才肯罢休。朱元璋为了活命，只能照做。从此，朱元璋无比记恨山东人。并发下毒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报一便之仇。等他当了皇帝，果不其然，他命令自己的大将徐达率领大军扫荡山东，只要有炊烟的地方就是大军的下一个屠杀目标，后来山东人真的被朱元璋杀光了，赤地千里，荒无人烟，他就下令从山西移民到山东，后来就有了山西大槐树移民山东的故事。

大槐树移民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明太祖朱元璋为推翻元朝和征服，山东人，曾四次进攻、扫荡山东。

第一次:元朝末年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对老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民不聊生，各地纷纷发动农民起义，白莲教就是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教头刘福通、郭子兴等在公元1351年，领导农民起义，义军皆以红巾裹首，号称“红军”，皇觉寺僧人朱元璋原系郭子兴部下亲兵十夫长，因与郭子兴干女儿结婚，升为裨将，后因指挥作战得力，升为伐元的副元帅，朱元璋升为副元帅后，首先派毛贵进兵山东，“先取山东撤彼屏藩”，由于毛贵是领导推翻元朝，迅速得到各地响应，很快统一了山东，并由山东征集兵马、粮草出兵河北，可是，当毛贯统率“红军”进入河北之后，内部发生间题，部下王士信以藤州为起点，利用旧的残余势力迅速反正，围剿“红军”，又重新占领山东，并派七君用追杀毛贵，山东“红军”迅速瓦解，自此在朱元璋心目中种下了仇恨山东的种子，定要把山东人斩净杀绝，其实在毛贵一进一剿的过程中造成了山东人民的极大伤亡

第二次:是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为征鲁大将军、常玉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讨伐山东，山东便成了“红军”和元朝势力血战的战场，在这场生死决斗的战争中，山东老百姓充当了炮灰，杀的是山东人，死的也是山东人

第三次:是1368年，朱元璋当了皇帝，即洪武元年，朱认为山东尚存伏患，又派北伐军扫荡山东

征战山东

第四次:是1420年，即明朝永乐年间(即清碑上所载:明季甲申年初)山东半岛连年水、旱、蝗灾，百姓难以生存下去，加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位，在山东蒲台发生了农民林三之妻唐赛儿及童彦升、刘俊等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后攻占青州卸石棚寨为据点，又分兵攻下即墨、莒县、诸城，最后合众万余人围攻安邱，明朝指挥高风、刘忠均相继战死，眼看获得全胜，不料明军又从外包围，内外夹攻，而最后失败，起义军战死两千，被生擒四千多，全部被惨杀，绝大部分是山东人

山东经过这数次战争与屠杀，人口大为稀少，有些在战争年代流移江南，有的甚至漂流海外。

这四次屠杀因战场面积比较大，河南也受到牵连，山东人口锐减，荒无人烟，所以就有了后来朱元璋下令山西移民的事情。

大槐树

传说，山东人看看自己的小脚趾指甲盖，是一片的就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是两片的就是山西迁徙来的。快看看你是哪种吧！

古代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中，许多王朝都少不了农民起义的身影，如汉之亡、唐之亡、明之亡等皆是如此。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苟延残喘的唐朝，更是因为黄巢起义军的转战，导致其统治基础土崩瓦解，并最终于“黄巢起义”结束的二十年后彻底灭亡。我们今人回顾这段晚唐时期的风云变幻时，可以发现，在这场起义的背后，实际上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根据史料的记载，黄巢起义军的转战路线为先南后北，之后便是由北向南。公元878年，黄巢起义军开始南下征战。这中间，黄巢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南下，至年底，黄巢起义军便进入福建地区，第二年则顺利攻克广州，并生擒其节度使。可见，黄巢起义军的作战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而在其选择南下征战后，更是使得其成为了晚唐时期波及范围最广泛地一次农民起义。那么，历史上的黄巢起义军，为何要选择南下征战？

首先，历史上的黄巢起义军，所以会选择南下征战，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战略上的考量。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随着王仙芝的身亡，起义军已经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这个尴尬境地就是，起义军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并且，当时的唐王朝为了能够有效地遏制黄巢起义军，在当时的中原地区部署了重兵。这样的情况下，黄巢曾一度选择向唐王朝诈降。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则为“巢乃渡淮，伪降于骈”而在唐王朝的武备有所松懈之后，黄巢则“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可见，黄巢起义军当时在中原地区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唐王朝压制。因为，自古以来诈降之计，多为迫不得已而为之。史料的记载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在诈降之后不久，黄巢起义军便开始迅速南下征战。而这一南下所展现的也是黄巢起义军战略上的劣势，因为其军中将士，基本都为中原子弟，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自然不会选择远离家乡进行征战。

当然，战略上的劣势仅是一方面原因而已。透过史料我们不难推测，黄巢起义军选择南下，同当时唐王朝统治下的南方地区，有种种问题相关。此前讲过，自“安史之乱”后，供应钱粮的重任，近乎全部落在了南方地区。这样的情况下，在晚唐吏治萎靡的背景下，南方地区的矛盾便已经到了无法调节的地步。

如在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曾在评价唐懿宗一朝政局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夫财上不在国，下不在民”凭此可以推断，唐懿宗、僖宗时期，唐朝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危机，而作为当时唐朝最为重要的赋税重地，南方地区自然也是如此。而唐王朝当时重要的赋税、官粮以及布匹等等，则多为当地的节度使、刺史截留。此等情况下，一来，南下征战可能有极大的物质收获，再者，南下的黄巢起义军也可以充分借助南方地区的民间矛盾行事。

其次，唐朝在长江以南地区，虽然也布置有藩镇的存在。但将南方地区的藩镇，同中原地区的藩镇相比，则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因为，唐朝中原地区的藩镇，一来在于防遏“河朔三镇”再者，便是维持东南入关中漕运线路。这样的情况下，唐朝的中原藩镇则多备有重兵。反之，南方地区因为负责唐王朝的赋税供应，所以并没有维持大量的兵力，所以其属于唐王朝统治的一个薄弱环节。所以，于当时来看，黄巢起义军南下征战属于一个正确的决定。

历史上黄巢起义军南下征战的意义，其实丝毫不亚于起义军攻占长安城。这是因为，在黄巢起义军南下征战的过程中，唐朝的统治基础遭到了巨大地破坏，以至于最终造成了唐僖宗末年，漕运不通的情况，而这点意义对于唐朝的灭亡而言，起到的是不可估量的作用。

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不是不想走山东，而是在沿途遭到清军的层层围堵，不得以才绕道山西，兜了一个大弯后最终杀向京师。1853年5月8日，刚刚占领南京的东王杨秀清委任镇守扬州的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九军五万多人马誓师北伐，目标是攻占京师，推翻清朝。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从水路沿长江上行，在浦口（今南京）与朱锡锟部会合，向安徽挺近。

北伐军除在六合县遭遇挫折外，一路势如破竹，5月16日攻占滁州，经凤阳、蒙城、亳州，6月12日进抵河南重镇归德（今商丘市），在宋家集击溃河南巡抚陆应谷率领的清军。距离归德四十里的刘家口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河南，山东商船在此云集，黄河北岸就是山东曹县。太平军原准备从刘家口渡河，不料曹县知县姚景崇早有先见之明，将渡口船只尽数收集后付之一炬，北伐军只能在南岸望河兴叹。

没办法，北伐军选择沿河西进，经开封、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巩县，花费20余日，6月27日才在汜水、巩县之间的骨牌口找到民船渡河，清将托明阿，西凌阿趁机发动突袭，北伐军损失惨重，辎重尽失，历经7日，大部队最终成功渡河，小部分未渡河的将士选择掉头南下，被沿途清军消灭在安徽境内。渡河后的北伐军只剩两万余人，却在北岸怀庆府（今沁阳市）城墙下盘恒了60余日，林凤祥率部围攻怀庆，使出太平军屡次不爽的法宝“穴地攻城”，却被知府余炳焘率领城中军民拼死守住。

为了补充兵力，余炳焘甚至释放牢中犯人参与守城，犯人中有一位做过挖煤工人的任随成，他依靠以前积攒的挖煤经验，发明了“观草识色法”破解“穴地攻城”，即在清晨站在城头眺望城外野草，“草上无露则下有地道，远近曲折，一目了然”。这比左宗棠发明的“埋瓮辩音法”更为简单便捷，成为破解“穴地攻城”的一大法宝。正当北伐军与余炳焘纠缠不休之际，咸丰帝授封直隶提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节制黄河南北各路人马，大名总兵董占元，绥远将军托明阿，内阁学士胜保分别率领援军赶赴怀庆，占据城外据点，对围困怀庆的北伐军实施反包围，使之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1853年9月4日，北伐军撤围西进，翻越济源王屋山，进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9月16日克平阳府（今临汾市）。随即折而向东，横贯山西，进逼直隶。北伐军之所以从怀庆撤围西进，绕道山西，主要是迫于清军重兵围堵，而山西境内的清军相对较为薄弱。从行军路线图中可以看到，在山西境内的行军路线是较为顺畅的。由于北伐军孤军深入，缺乏后援，因而不能与清军展开正面对决，故采取避敌锋芒的战术，迂回前进。

至于为何不从山东进军，前文也提到了，原本计划从归德渡河，进入山东境内，无奈没有渡船，只好放弃这条捷径，选择了一条艰难又曲折的北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