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二战后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热战。这场战争，一开始是朝鲜民族内部的国内战争，但后来在美国的干涉下逐渐变成一场国际战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国内外原因。

01 内因：朝鲜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国内战争，南北分裂是其主要原因

朝鲜三面环水，北依大陆，是日本通往亚洲大陆的“天然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10年8月，日本公然吞并朝鲜，朝鲜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被蹂躏了35年。但朝鲜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日光复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独立”。1945年，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也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然而，战后的事态发展，却违背了上述原则，使朝鲜已被置于美苏两国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内，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

这一历史结局是朝鲜人民所无法接受的。因此，当苏军和美军分别占领朝鲜北方和南方时，他们不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对此，美占领军司令也承认，在美军占领的南方，“人们将分裂的局面归罪于美国”，而且“越来越憎恨一切美国人”。

当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的协定消息传来，引起了朝鲜人民的极大不满。南朝鲜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抗议《莫斯科协定》，并自发成立了诸如“实现国家独立委员会”、“反托管委员会”等组织，主张朝鲜尽早独立。

“反托管”、“求独立”的南朝鲜运动，逼着李承晚许诺他将努力奋斗，使朝鲜“不被征服，不被分裂”。更甚者，由美国一手扶植的南朝鲜临时议院还通过决议，指责美军政府“无视朝鲜人民对托管的强烈反对”，“歪曲民意把托管强加于朝鲜人民”，这让美军在南朝鲜的处境十分难堪。

后来，美国不得不动用警察来镇压了南朝鲜人民的反托管、反分治的群众运动。和动荡不稳的南朝鲜政局相比，朝鲜北方的苏军占领区，由于共产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较好，加上实行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改革措施，社会较稳定。

但不管朝鲜南方还是北方，废除北纬38度分界线，早日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愿望是共同的。此后，因美国的作梗，解决朝鲜问题的苏美委员会中止工作并宣布解散，南北分别成立了以意识形态为划线的各自的“一边倒”政府。

从此，朝鲜人民的强烈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意识和斗争，集中体现在南北两个敌对政府之间的绝对势不两立上。其实质是争夺在这片被分割的国土上，谁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南北“两个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推翻对方，统一朝鲜，确立己方在全国统治地位为其崇高无上的使命”。这场斗争到1949年6月，苏美两国军队分别从北方和南方撤走后，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朝鲜南北双方都在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同时，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和政治攻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为武力统一做好准备。

比如，1949年3月，南朝鲜国防部制定了一个加强军队的扩军计划，准备把已有的6万5千人扩大到陆军10万人、海军1万人、空军300人、预备军5万人。年底，大体完成了扩军计划。

与此同时，1950年1月，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大大提高了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能力。1949年10月，李承晚扬言“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相信南朝鲜军队“三天内占领平壤”，并声称在1950年用武力来实现南北统一。1950年5月，美国经济援朝署署长约翰逊说：

“由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人训练的南朝鲜10万官兵，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可以随时开始作战。”

当时朝鲜北方也认为，解放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内部事务，并相信不需要外界支援，北朝鲜可以统一朝鲜半岛。

在这种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从1949年春天起屡次发生武装冲突，其规模从瓮津半岛的团级交战，发展到开城的师级交战，早已把整个朝鲜半岛推到战争的边缘，使它成为“一锅沸腾的稀粥”。关于这一点南朝鲜公开史料称：“包括6次交战在内共发生30余起。”而边境纠纷，“在1949年1年之内，南方即向北方越境达1836次之多。”

因此，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它反映了朝鲜民族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意志和愿望，问题只是时间和时机而已。可见，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一开始是朝鲜民族要求独立和统一的国内战争，是朝鲜人民反对分治的一种必然趋势。但外因在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

02 外因：美苏两国推行的冷战政策必然会导致朝鲜战争的爆发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的。冷战首先由欧洲开始逐渐辐射到东北亚的。但是，美国的真正麻烦不是欧洲，而在东北亚。

战后美国和苏联在东北亚主要是围绕着“雅尔塔体系”的执行进行交涉和斗争。根据雅尔塔体系，苏联控制了千岛群岛、蒙古、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朝鲜北部；美国则独占日本，控制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和朝鲜南部。

初期美苏之间虽有矛盾，但并不是那么激烈。但是随着欧洲冷战的加剧和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美苏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日益尖锐。二战后，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遏制苏联在东亚扩张的支柱，所以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最终导致了蒋家王朝的全面覆灭，这使得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遇到了极大困难，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不仅是“莫斯科的工具”，而且“侵略”、“好战”。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谁丢掉了中国？”成了攻击上至总统、国务卿，下至一般外交官的咒语。共和党人批评杜鲁门政府将中国推入苏联的怀抱。甚至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特等人还建议说：

“如果杜鲁门引咎辞职，那将是他对美国的最大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政府重新调整自己的东北亚政策，一下子抬高了朝鲜的地位，把它定为遏制北方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和封锁新中国的“远东的反共线”。杜鲁门公开说，朝鲜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在远东地区成败的“意识形态的战场”。麦克阿瑟也说，朝鲜是“价值无限的前哨基地”。从此，美苏之间在半岛问题上的较量开始激化。

朝鲜战争的祸根是强权政治铸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曾考虑过独占朝鲜。但由于力量有限，在军事上占领整个朝鲜是不可能的。于是杜鲁门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向苏联建议北纬38度线为两国共同解除日本武装的分界线，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那时，美苏之间虽有矛盾和冲突，仍不失为盟友关系。但正当两国根据有关协定要着手解决朝鲜问题时，却开始不同了。

由于冷战体制的影响和东北亚局势的日趋紧张，美苏之间的关系也由昔日的同盟关系逐渐变为敌对关系。随着冷战的升级，美苏双方都想把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因此，美苏两家在解决朝鲜问题时既缺乏共同的语言和立场，又无解决问题的愿望和积极性，各项建议和反建议都旨在提高本国的地位和影响，同时千方百计要削弱对方的势力。于是，托管变成了分治，组成全国统一的联合政府无望，便各自成立了对己方有利的“一边倒”的政府，准备扩大自己的地盘。

从此，38线成了美苏之间区分势力范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任何想移38线的企图，不管来自何方，都意味着对对方的严重挑战。这就是美苏两国在朝鲜亲自播下的“分裂的火种”。

而在冷战的余波迅速向东北亚扩展的情况下，美苏两国也终究难以完全抑制这颗“火种”的点燃和蔓延。当它遇到干柴，必然蔓延到朝鲜半岛变成燎原大火，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03 小结

朝鲜战争内因是基本的，这场战争一开始本质上是一场国内战争，而外因又是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美苏两国推行的冷战政策必然要导致武装交锋，不幸的是地处东北亚的朝鲜却成了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第一次军事交锋的事发地区。

当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北朝鲜人民同中国志愿军一道，进行了艰苦的保卫战，终于战胜了美国，让它不得不在朝鲜军事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此，美国人把朝鲜战争称为“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

总的来说，朝鲜战争是一场局部的、有限的战争，但它的意义和影响，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其他现代战争都是无法比拟的。它是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反转过来又促进了战后冷战格局的发展，导致东北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朝鲜战争的起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苏美瓜分日本战败遗产时打造出朝韩两个国家

日本在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到了1945年战败投降前夕，斯大林与罗斯福就已经在讨论怎样处理日本帝国殖民地朝鲜半岛的问题了！两国分抢，最终在1948年，沿三八线形成了苏联支持的朝鲜和美国支持的韩国这两个国家。

二、朝韩两国都想统一半岛

朝鲜半岛在古代历史上存在过几个国家并存的时期，百济、新罗、高句丽……所以分裂也属正常。但朝韩两国建国者都想要吞并对方，搞一个朝鲜半岛大一统，以名留青史。

然而韩朝两国意识形态对立，更主要的是实力相当，谁也吃不掉对方，统一的理想只能是美好的幻想而已。

三、美帝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行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果

二战结束后，苏联积极支持共产主义在古巴、朝鲜、越南和东欧等地的传播，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一天天地壮大。而美国一直实行遏制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

美帝认为，多米诺骨牌理论告诉它们：如果苏联共产主义能够扩散到一个国家，那么它就有可能扩散到周边所有国家。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美国人需要防止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国家转向共产主义）。

美帝细思极恐，因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诞生了，大韩民国这张多米诺骨牌很快就有倒下的可能，美国不能坐视不管。美国利用多米诺骨牌理论为其卷入朝鲜进行辩解，就像它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所做的那样。

四、代理人的战争

本来在朝鲜战争之前，韩朝双方虽说在边界冲突不断，但规模不算大，也属于兄弟打架。等到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人民军8万大军越过三八线，这事就大了。苏联解体后公开的前苏联档案显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朝鲜内阁首相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韩国的突然进攻。仅用三天时间人民军就占领了汉城，并且感觉很快就能让敌人”畅游“在大海里。

美国不淡定了，这不是普通的边界战争，而是共产主义接管全世界的第一步哇！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1884-1972）说：“如果我们让大韩民国失望，苏联将继续前进，吞并一个又一个地方。”而早在1950年4月，一份名为NSC-68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曾建议美国使用军事力量“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主义在任何可能发生的地方，“不管有关土地的内在战略或经济价值。”

于是，美帝叫嚣着“解放朝鲜”，纠集包括美军在内的16国“联合国军”仁川登陆，疯狂反扑，用时三个月夺回汉城，并逼近三八线附近。

五、中国被迫参战

美帝反攻到三八线附近后，朝鲜半岛局势逆转，美帝得陇望蜀的心思来了，它们进而想消灭社会主义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打到鸭绿江边，说任何不同意的人都是在搞绥靖政策！而杜鲁门总统说你别乱扣我帽子，悠着点儿，我不想跟中国开战！

美帝夺回汉城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30日，周总理在政协国庆大会上发表强硬讲话：“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杜鲁门说这是“外交讹诈”，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作战，并且轰炸我安东地区。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国家安全被威胁，不愿看到社会主义的朝鲜被欺凌，不愿将来与被美帝占领的朝鲜或者资本主义阵营的南韩为邻，再者，苏联当时也鼓励出兵，加上美国又在台海搞事阻挠我统一大业。我政府最终在1950年10月8日正式决定入朝参战。

结语

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世界局部战争，韩朝两国为民族统一而战，只是一个导火索，终究起因还是美苏两国集团在朝鲜半岛争夺利益。

真正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制度和当时社会发展出现了冲突。

因为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把朝鲜半岛分为了两半，因为两个国家控制了两个战役，所以出现了冷战的局面。因为三八线的问题，所以挑起了战争。

公元1598年，大明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在朝鲜半岛南端、釜山以西200余里的露梁津，子时刚过，800余艘各式战船，正在趁夜做战前的最后准备，他们是大明与朝鲜联军的水师部队。

16世纪末，东北亚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日本，大名纷争的“战国时代”结束，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国内的基本统一。随着统一战争的进展，丰臣的野心和信心逐步膨胀，他不仅要把当时尚不属于日本的北海道并入日本版图，而且还将琉球和朝鲜两个明朝的藩属王国也列入了扩张的目标，甚至已经开始做一统中国的准备，在1591年他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称，“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当时日本认为中国地方有四百余州)。”并威逼朝鲜臣服于日本。在被朝鲜国王断然拒绝之后，1592年，丰臣秀吉动员军队20万，出兵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当时的朝鲜，正处于国内政治昏庸、党争不断、军力衰弱之际，只能求助于明朝出兵。此时的明朝政权，虽然处于万历帝不理朝政的最高权威空白状态之中，但戚继光练兵和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还在。经过官僚体系短时间的混乱之后，明军在短期内进行了战争动员，并于1592年年底，出兵援朝，史称“壬辰战争”。

战事持续到1598年，已历时七载，其间，战局起伏不定，但总体上逐渐对日本不利。日军出兵后，迅速占领了汉城和平壤，但明军于1592年年底入朝后，又先后收复了以上地方，日军只能退守半岛南部诸地，双方在你来我往一番后陷入胶着状态，不久，日方提出议和，明朝也乐得早日休兵，双方暂时订下了和议，内容规定明朝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军自朝鲜半岛撤军。但是，丰臣秀吉提出的真实撤军条件是：日本吞并朝鲜南部，明朝要把公主嫁给天皇，且朝鲜今后要臣服于日本等等。而明朝负责谈判的使臣却未敢告诉朝廷真相，只是汇报说日本已答应撤出朝鲜云云，这使得丰臣秀吉最终又找到了借口，以朝鲜不守和议为名，于1597年增兵朝鲜，再次北犯。

实际上，日本国内对于侵朝战争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封建领主并未从侵朝战争中获得好处，但却又要分摊征兵纳粮的任务。一些人在不满的同时也试图阻止这次出征。第一次侵朝的主要将领小西行长，早在1596年秋天，就向朝鲜使臣的翻译讲了第二次日军入侵的时间和部署，1597年夏，小西行长派人会见了朝鲜庆尚右兵使金应瑞，详细说明了日军即将执行的进军计划，并建议朝鲜坚壁清野，并征召新兵，进行战前动员，但是，朝鲜国王及其身边近臣，对这一事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整个政权沉迷于内部党争，而且还撤换了前次战争中表现出色的李舜臣等将领，换上了若干昏庸之辈掌管水陆两军，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明朝中央政权的支援上。

1597年6月，日军主力抵达朝鲜。此次进军，日军吸取了以往教训，将11万多人的部队分为两路，左路(也就是西路)，由小西行长率49600人，进攻全罗、忠清两道(即今天韩国的西南部地区)，右路(即东路)由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军64300人，攻击庆尚道(即今天韩国东南部地区)。

在海上，日军于七月十五，趁满月之日，以优势兵力突袭朝鲜水军主力驻地。代替名将李舜臣指挥的元均昏庸无能，毫无应有的警惕，结果全军覆没，包括“龟船”在内的大量战船被焚毁。日军顺势占领了朝鲜半岛西南端的几处据点，不仅可以威胁汉城，而且可以袭扰山东和辽东沿岸。

明朝在得知日军再度北侵的消息后，再度向朝鲜派出援兵，加上原先驻朝的部队，以及朝鲜军队，总兵力约5万多人。1597年12月，联军到达庆州，专攻敌右路主力加藤清正驻扎的蔚山要塞。双方的兵力对比约为4万对2万。但由于指挥不当，联军围攻蔚山10余天未下，反而在日军援军来临之际出现溃退局面，全军损兵上万，撤回汉城。而日军也损失惨重，蔚山城内能战者仅千余人。日军只得从朝鲜半岛将一半以上兵力调回国内休整(也是为了即将到来的耕种季节)，在半岛上的兵力还余下6万多人。日军还在半岛南端沿海的几个要点，如蔚山等地，巩固了要塞防御，其长期计划，是打算步步为营，蚕食朝鲜。
但是，中朝联军并没有给日军这一机会。明朝强大的动员能力是联军的根本后盾，当时明军全国常备兵力80余万，再加上临时征召措施，调集10万人规模的军队轻而易举，且军粮储备充足，后勤能力很强。而日本国土狭小，粮食生产长期紧张，人口生育率又低，全国可动员的兵力总共也只有50余万，实际上难以承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春，明军已经完成了新一轮调兵和后勤准备，新的援军进入朝鲜，至夏季，完成了兵力整备，9月，开始兵分三路南下，联军总兵力达到11万多人，其中包括9万陆军和2万6千水军。

当时，中国的水军装备远远超过日军，不仅船坚，而且炮利。明军水师船只大量装载虎蹲炮一类的中型火炮，这种炮炮身长2尺，重36斤，上加铁箍，并配备铁爪、铁绊，发射前用大铁钉将炮身固定，每次装填5钱重的小铅子或小石子100枚，以及1枚重30两的大石子或大铅子，发射后，大石子用于摧毁对方的船身、船上建筑等设施，小石子则可以杀伤对方人员。比虎蹲炮大的还有“佛郎机”，这是明军从葡萄牙人手中得来仿制的。“佛郎机”就是当时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统称。这种火炮已经有了现代火炮的雏形，炮身长七八尺，能够装1斤火药，弹丸重量也可达到1斤，射程可达五六里，还有准星、照门等设置，并可以安装在活动炮架上，随时调整射向，这在当时是非常划时代的装备。

除去火炮外，明军还大量使用火箭，其中不仅有单发火箭，还有多发火箭，其中一种百虎齐奔箭，可以把上百支火箭连在一起，在点火后齐射出去。为了增加火箭射程，明军还装备了多级火箭，例如“火龙出水”，是以5尺毛竹为箭筒，筒内装火箭数支，筒体下面两侧各缚火箭筒2个，作为推进器，水战时，可在距离水面三四尺处点火，箭筒即可在助推火箭的作用下飞行二三里远，“如火龙出于水面”，当助推火箭燃烧尽时，腹内火箭便点火飞出，飞向敌船等目标引燃之。

此外，明朝水军甚至发展了燃烧性火器，例如“飞天喷筒”，内装硫磺、樟脑、松脂、雄黄、砒霜，以两分法打成药饼，封在发射筒内，战时点燃引信后，筒口可喷出十数丈高的火焰，而且由于装药的性质，其烟雾带毒，燃烧物质一旦被喷在对方船帆上，就会牢牢地粘在上面燃烧，无法扑救。

朝军方面，在李舜臣的努力下，朝鲜水师也恢复了一定的战斗力，兵力达到7千多人。朝军的“龟船”是当时相当优秀的海战装备。这是一种大型战船，船顶部覆盖有防护板，板上遍布向外的利刃刀尖，敌人难以攀爬。船首设有龙头，船尾有龟尾，头尾均有射孔，两侧还各有6个射孔，射孔下还有8~10支橹，使其可以在无帆条件下快速行进。在日军早先向后方丰臣秀吉的汇报中提到，“朝鲜人水战大异陆战，且战船大而行速，楼牌坚厚，铳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尽被撞破。”

十月，三路明军与日军先后接触，但进展都不甚顺利。在中路，中朝联军近3万人进攻岛津义弘所率1万人防守的新寨要塞，在拥有绝对火器优势，炮火轰开日军城门的时候，由于己方一处火药库失火，导致阵势大乱，被日军趁机掩杀，全军溃退，损失超过1万多人，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东路联军约3万人，再次攻击蔚山，与加藤清正所率日军互有胜负，随后进入对峙，一直到十一月，日军主动撤离。

西路联军人数最多，除了2万8千陆军以外，还有陈嶙率领的2万6千水军协同。其对手是小西行长所率的日军第二军，兵力1万3千人。联军将日军围困在曳桥要塞，但攻击多日，进展不大，此时听说中路军战败，遂决定暂时休战。至十月初，明军三路陆上部队实际上都已经停滞下来，只有陈嶙还在水上巡弋歼敌。

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1597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抑或是身边人拟定的“遗命”)从朝鲜撤军。但是明军一直到当年十一月才得知这一消息。日军撤退命令下达后，驻蔚山的加藤清正于十一月率第一军迅速撤退，但岛津义弘和小西行长这两位联军老冤家的部队都尚未撤离，分布在顺天、泗川、南海等地，总兵力2万多人。
驻扎在朝鲜西部顺天(今天全罗南道东南部的顺天附近)一带的小西行长第二军，此时仍有1万多人，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小西决定在光阳湾沿岸上船，向巨济岛集中。但是，十一月十一早晨，第二军登船后甫一出海，便被陈嶙和李舜臣率领的联军水师拦截，多次冲击失败，小西行长派使至陈嶙大营，曰希望用1000首级换陈嶙网开一面，但陈嶙坚决不允，小西军只得回到驻地，并派人向驻扎在泗川的岛津义弘、驻扎在南海(约数十公里外的一处港湾)的对马守(对马岛的日本大名)求援。

陈嶙，明史上称其“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复被劾褫官”。他原本是与刘廷等人一起统帅陆军的，但是因为当年二月，其部队在路过山海关时发生了骚动事件，他被责问后调来指挥水军，手下的两位副将—陈蚕和邓子龙，也都是步军将领出身，所以，他们能将船队指挥得当，也是殊属不易的事情。此前一段时间，陈嶙部水师在朝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巡弋，日军“及见嶙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侵朝日军与本土之间的联系，使得侵朝日军的后勤供应受到了影响。

在十一月十四日小西行长求和时，陈嶙曾放走了一只小船，船上有8名日军，李舜臣认为，这是小西行长派去求援的部下。至十一月十八日，李舜臣告诉陈嶙：“倭船出去已四日，援兵必将至矣。吾辈当往猫岛等处把截待之。”陈嶙对李舜臣非常敬重，深知李舜臣不会轻易作出重大判断，便与李舜臣共同在露梁津海峡一带设伏：明军的先锋老将邓子龙率军千人在露梁津海峡北侧埋伏，李舜臣则伏兵于南海岛的观音浦，陈嶙率联军主力部署于竹岛及水门洞港湾。露梁津是光阳湾的出口，光阳湾实际上是一处深入半岛南端陆地的海湾，形状口小腹大，海湾纵深约20千米，出口宽度约为三四千米，等于是一个天然的口袋。而中朝联军的设想，便是将日军援军诱入(或驱入)口袋，再封住袋口聚而歼之，邓子龙所部就是扎口袋的那根绳索。

正如李舜臣所料，那只小船的确是到岛津义弘处求援的。岛津义弘此前已经率第五军主力登船准备回国，只等涨潮后就出发，向巨济岛转进。接到小西行长的求援后，岛津于十八日夜率军趁夜色向露梁津开进，试图进入光阳湾，解救小西行长。航行途中，岛津船队遇上了宗义智的船队，宗义智有60艘船，两军加起来共有兵力约1万6千人左右，舰船近500艘，此外，陆地上，小西行长所部还有1万多人。而中朝联军一边，约有舰船800艘，兵力约2万。

十九日丑时(凌晨1~3点)，岛津义弘船队大部驶入露梁海峡，向光阳湾深处进发，此时，“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

此时，岛津义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了埋伏，第二个反应就是回撤，因此把守海峡出口的副将邓子龙所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明史记载，“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人跃上朝鲜舟，直前奋击，贼死伤无算。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

邓子龙，丰城人，明史记载他“貌魁梧，骁捷绝伦”。他用自己不到千余人的兵力和少量船只(史书中仅提到有“三艘巨舰”，应当是福船之类的主力战船)，在战场的第一个瞬间—也是战场的关键点—挡住了岛津义弘的船队，居功至伟，战后，他被“赠都督佥事，世荫一子”，而且“庙祀朝鲜”。

在邓子龙部危急的时刻，陈嶙派陈蚕率军前去增援，把“袋口”彻底扎牢，岛津义弘在回撤无望的情况下，只能作困兽之斗，与明军决一死战。

此时，中朝水师主力亦已布阵完毕，开始冲击，李舜臣擂鼓首先率船冲击敌船队，陈嶙也随后率船冲入，并命令船只下碇，利用船坚炮利的优势攻击敌军船只，由于明朝战船船身高大坚固，既可以撞击敌舰，又可以居高临下投掷火砖、震天雷，日军受损甚烈，只能尽量躲避。为了吸引远避本船的日军，陈嶙命士兵伏在甲板上，以盾牌蔽体，日军远看以为陈嶙船上的士兵已被鸟铳和弓箭射杀殆尽，便开始围拢过来靠帮跳船，此时明军突然跃起，用长枪将攀爬船帮的日军捅下大海，然后使用前面提到的喷筒喷射日军船只，日船纷纷起火，士卒烧死和溺毙甚多。在朝鲜典籍《李忠武公行述》中，有如此记载，“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炮鼓齐鸣，矢石交下，柴火乱投，杀喊之声，山海同撼。许多倭船，大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乃进入观音浦，日已明矣。”观音浦是一个更小更浅的海湾，日军进入这里，是想利用船只吃水浅的优势，与明军福船之类的大型船只脱离接触，但是，无形中也进入了兵法中所说的“绝地”。
福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等规格)规模，按照此前戚继光给福船配备的武备，每门福船配备如下：

火器：包括大发火贡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

弹药：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

冷兵器：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

而日军方面，最大的船也只有福船的四五分之一大小，火器以鸟铳(即早期的滑膛枪)为主，缺乏火炮。

在这种对抗中，日军只能靠鸟铳来偶尔施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50米，虽然这种武器对明军大船和朝军龟船都不起什么作用，但天亮后，在距离合适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这对联军船上人员的威胁还是较大的。也就是在天亮后，李舜臣胸部中弹，被左右扶入船舱(这一情节与英法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军统帅纳尔逊的遭遇极为相似)。他对身边的侄子李莞说：“战方急，慎勿言我死。”其后牺牲。李莞按照指示，继续以李舜臣的名义发布命令，与明军一起，将日军余下的船队追入观音浦。虽然福船无法进入近岸浅水水域，但明军火器射程相当远，便在远处用佛郎机、虎蹲炮等火炮反复轰击日军。由于日本船只的坚固程度不足，3斤重的虎蹲炮所射铅子，很容易穿透船板，受损后的日军战船很难再保证正常情况下的机动性和速度。此时又恰逢退潮，朝鲜水域潮差很大，到中午，余下的近200艘日舰都搁浅在了滩涂上，船上的日军只得弃船登陆，旋即被岸上以逸待劳且早就想与水军争功的中朝联军陆军所歼灭。岛津义弘率领近身的50余艘战船，拼死突围，逃回日本。

露梁一战，日军损失战船约400艘，阵亡人数超过一万，露梁津一带海域尽是日军船只留下的残骸，岛津义弘所率的第五军主力几乎完全被消灭，在海上激战的同时，小西行长趁己方压力减轻的机会，率领第二军的残余部队逃脱，但是，其精华部队已经消耗殆尽，能够回到日本的，也都是老弱病残之辈。这是日军在侵朝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一仗。

谁拥有制海权，谁就是得胜者

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593~1598)的两次援朝战争，帮助朝鲜抵御了日本的侵略，并挫败了日本向外扩张的企图，并大大改变了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在其后日本国内因权力真空而发生的内战中，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等人所在的西军，也就是维护丰臣家统治的一方被彻底击败，德川家康成为了日本新的统治者，德川幕府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代。在这期间，日本转变为一个内向的闭关锁国国家，有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外侵的念头，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

从这场战争可以看出，即使在那个年代，制海权也已经成为了东北亚各方实力对比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露梁海战的胜利，则日本在撤军后很可能“越数年”而卷土重来。由于明军掌握着制海权(其背后实质是中国的造船和火器工业水平要远高于日本)，日本完全失去了再行侵略的可能。而在整整30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也是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正是由于中国失去了制海权，才有了最后赔款失地的屈辱。值得一提的是，此场战争7年时间中，明朝廷花了8百万两军费，被很多时人和后人诟病为“劳师耗饷”，然而在30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代价却是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款，与投资国防的收益相比较，可见一斑。

这场战争也体现出，尽管明军在装备上依然优于日军，但军队的训练、指挥都已经相当不堪，除了露梁海战和第一次援朝战争的平壤之战外，中朝联军始终未能在其它局部战场取得大胜，且多次在战斗中因一处小的失败而出现“崩盘”局面(例如中路军的新寨战斗)，这说明此时的明军，韧性(其背后是军队的日常管理水平和纪律性)都已经大为不如戚继光练兵的年代了，而此时，戚继光刚刚去世(1587年)不过才几年时间。总的说来，这场战争最后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依靠中朝在综合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得来的—中朝联军输得起，只要能赢最后一仗就够了，而日军只要有一次大败，就很难再恢复元气。
另一方面，从明王朝中央政权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可见，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留下的政治遗产，已经所剩无几了，深宫中与群臣赌气而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将整个国家都丢给了内阁打理，在缺乏统一权威平衡的政治体系中，中央政权逐渐成了一个官僚场所，政权的应激能力逐渐下降，任将选人也多有不当，这些败相都将在此后明政权逐渐没落的过程中愈加明显。套用一句老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是一天之间就衰落的，露梁海战虽然辉煌，但已经是明帝国的最后几缕余晖了。

露梁海战为壬辰卫国战争最后的一场海战。在朝鲜半岛称之为“露梁大捷”（韩语：노량대첩）。

1598年11月，日军无心恋战，由蔚山出逃，明军分道进击。加藤清正率乘船撤退。明军由陈璘提督水师，副将邓子龙、游击马文焕等皆由其统属。以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各个海口。就在日军将领撤退之时，陈璘派遣邓子龙偕同朝鲜名将李舜臣联合出击，在露梁海上截击想援救小西行长的日军援军立花宗茂、岛津义弘、小早川秀包、高桥统增、宗义智、寺泽广高等部。邓子龙年逾七十，仍然意气风发，率三巨舰向日军进攻，并自为前锋，与日军决战。战斗时曾携壮士三百人跃入朝鲜战舰以救援，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数。但其他战舰却误掷火器于邓子龙的战舰，使战舰起火，结果邓子龙无路可退，壮烈牺牲。而李舜臣领兵来援，率龟甲船冲入敌阵，但却被日军包围，结果不幸身中流弹而亡，他死前叮嘱不许张扬，并把军旗交给部下代为发号施令，以继续战斗。随后副将陈蚕、季金等领军赶至，夹击日军，日军则因为成功让小西行长脱困而且战且退。而得以逃脱登岸的日军又为明朝所歼，而焚溺的日军则以万计。这时刘綎方进攻小西行长，并夺取桥寨，陈璘以舰队一同攻击，再焚烧日军战舰百余艘。小西行长的友军岛津义弘引舰队来援，陈璘亦将其击败，结果来援日军只得扬帆退去，立花宗茂则作为殿后接应小西行长让其余日军成功撤退。然而对日军而言，此战的目的仅是救出被围困在顺天的小西行长并撤退回日本，并非求战胜。
影响
明朝
对大明而言，是次战争之规模是不足论道。壬辰卫国战争历时七年多，从开战之时至战争末期，明室派出之援军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但增兵两个月后，战争已结束,规模并不算大。明朝无拼尽全国之力对抗日军的意图，明室派遣几万人作远征军支持朝鲜王朝，军费、粮食及武器等全由明室支付，就成功逆转战场之形势，战后亦没有要求日本赔偿因出兵及伤亡而造成之损失。相比而言，日本是用尽全国所能调动之兵力，两次征朝都是派出超过十万多人之兵力。而朝鲜更差点就被日军灭国。

清朝编写者说“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之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而实际上“所谓倾海内之力过于夸张， 不过是‘分四万人为三三协而已’，而当时明和朝兵力合计有十四万二千余。所谓的 “合朝鲜通国之众”也显然夸张，当时所调朝鲜各道之兵，不过一万二千五百人”。

一般认为两次支援朝鲜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除了长期的远征带给国力日衰的明朝沉重负担之外，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在“文禄·庆长之役”中仔细的观察了明军的作战方式，使他在日后的对明战役中占有了优势。

根据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光涛先生整理的《朝鲜壬辰倭祸史料》一书之序言，记载明朝出兵朝鲜共派兵16万6700余人，费饷银1700余万两。此书是搜整以韩国的《宣祖实录》、《神宗实录》、《肃宗实录》、《光海君日记》等书，辅以皇明经世文编等书，按照编年体记载，因为多用韩国的纪录，所言自有所本。至于清朝为何对出兵数字比明朝同期纪录为少，有时只是因为不想夸大明朝之强盛。加上时间的差异，故反不如同期纪录详实。

根据1569年兵部侍郎谭纶的记载，明朝全国军队定额为313万8300人，而实际上是84万5000人。推测北边服役的军士为50万人，马匹10万匹，这些数据是根据黄仁宇所著《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引述大明会典与皇明经世文篇所推估的。而如果到神宗时的军队数目不变的话，援助朝鲜的16万6700余人的兵力等于是动员了明朝19.72%的兵力，这个数字不可说是不大，尤其是对于一个农业国家而言。就支出的经费方面，对于明朝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明朝税收有一个特性是税率极低，据统计税率在5.5%~12%之间，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政府税收是无法支应突发状况，而援助朝鲜的支出在实质上是由太仓库支应的，太仓库在1592年时有700万两，每年流入是约当209万2000两，以军费而言，一年支出平均是240万两左右，也就是援助朝鲜的支出造成了太仓库的赤字，再考虑到万历三大征发生的年代几乎都接近，这也就是为何在神宗过世后，根本上太仓库是已经完全匮乏的原因，也造成财政的紊乱。

此次战争还有一个特色是，战争虽然发生在朝鲜，作战以明军为主体，朝鲜军作战能力极差，原因出在朝鲜严重的重文轻武，根据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将看朝鲜兵如同一群羊，听到炮声随及溃走。朝鲜的重文轻武严重到如果家中有两个小孩一人念书就坐堂上，一人习武就在堂下使唤如同奴仆一样。加上器械之不修，城池之不固，明将形容朝鲜城池连老弱病足都可以一跃而过，宿营则是以竹木为外逢炮火则毁。在在显示朝鲜军的无战力。也让明军不得不做为作战的主力。

以下是某些不同的意见，同时提供参考：～为什么明朝派出的兵力开始只有4万人，原因在于明朝已经调动不出更多的军队了。明朝初期建立起来的卫所制度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已经完全腐化。内地卫所之兵大量蜕变为与普通农民无二，戚继光在浙江只好从当地的矿工中重新招募军队；明朝的皇宫和各地皇庄大量兼并土地，侵吞的国家大笔财富，社会分配严重不公；“马政”破产，内地养马农民失去土地后，变成“响马”劫掠各地；严厉的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土地闲置，参与垦荒挖矿的农民与官府展开武装对抗，使得这一原本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动成了流血冲突；自朱元璋定下的“海禁”政策导致国家财富来源减少，逐渐与世隔绝，利玛窦来到明朝，看到的是一个闭关自守，落后于世界的帝国；（此处与真实历史相悖。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明朝的海禁政策根本上是为了防备倭寇侵扰，自从万历年间倭寇被明军彻底剿灭之后，明朝与海外的贸易实际非常繁盛。“海禁”政策还使东南沿海以贸易为生得居民被迫武装走私，产生了所谓的“倭寇”。对内，明朝采取特务统治，官场变成了刑场；皇帝昏庸不理政事，然而这些无用皇亲国戚和众多的太监却占有了每年国家大量财政收入；北边蒙古忽视眈眈，女真迅速崛起。明朝的人口最大胆的估计不过两亿，然而明朝却养活不了这些人，最后饿得吃观音土的农民只好揭竿而起。整个明朝政府内忧外患，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明朝已经不可能调动超过20万军队。后金的锦州之战，明朝也仅仅出兵是步、骑十三万，结果由于后勤保障严重脱节，短短的路程行军缓慢，被皇太极个个击破，洪承畴被活捉当了俘虏。朝鲜战中调动的数万人，已经是当时明朝一次性调动的极限了，而且都来自军事准备最充足的辽东地区，但与日军的交手不过如此。大胆试想一下，如果太阁丰臣秀吉不突然去世，下面的结果将是满洲与日本的争夺。～

朝鲜
朝鲜在战争里被日军侵略，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在战后百业萧条，农产量更大减，使得朝鲜经济在多年后仍不能恢复。

经此战争后，朝鲜受此战争影响多方重视火器的发展与训练，所以在炮手的训练上甚为卓著，可以参考李光涛先生的"记明季朝鲜之（丁卯虏祸）与（丙子虏祸）"一书，里面提到为了对明战争，清朝曾经征兵朝鲜，朝鲜所派出的炮手，在松山之役重创了明军。

日本
日本的丰臣家侵朝失败，使其损兵折将，期间更造成丰臣家内部出现文治派与武功派的内部斗争。此事遭到五大老之一德川家康的利用，于1600年展开关原之战(反德川联合军+丰臣文治派对德川军+丰臣武功派)，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虽然尚年幼并无支持任何一方，但此战之故使丰臣家的威信大不如前，1615年大坂夏之阵德川家康彻底歼灭丰臣家，展开江户幕府。

东亚主要是中、日、韩。三国的政治态势就是一种均衡，此战挫败了日本侵占朝鲜的野心，保持了东亚地区的稳定，朝鲜仍然独立，所以这样说。

朝鲜近代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就是中国的势力范围，如果日本战胜，那么以这个岛国的民族性，得寸进尺是肯定的，这已为日后九一八侵华历史所证实。露梁海战使朝鲜没有脱离中国控制，直到甲午战争，朝鲜才被日本侵占并沦为殖民地。

明朝出兵朝鲜抗倭是晚明，甲午战争是晚清，晚明到晚清，三百年。

在整个露梁海战中，日军死亡人数以万计，第五军主力几乎悉数就歼，舰船也几乎全部覆灭，其中200艘是在退潮时搁浅，被焚毁的。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海上歼灭战。 露梁海战是在近400年前由中朝水军单独进行的，以切断敌人海上退路为目的的海上战役。这次战役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对战后朝鲜200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中朝联军水师在这次海战中，密切配合，善于准确判断情况，并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部署，迅速转移兵力，依托岛岸，隐蔽待机，适时出击。先对一部从海上撤退的敌军实施严密封锁，迫其求援；在另一部敌军来援时，又迅速断其退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实施夹击，达到了全歼敌军的目的，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朝两国水师在统一指挥下，密切协同，英勇奋战，是露梁海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身先士卒，中国老将邓子龙奋不顾身，都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李舜臣牺牲后，其子仍“麾旗督战，向前不已”，表现了中朝两国军队勇敢善战，前仆后继，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露梁海战（公元1598年）

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最终战役。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退兵，日军士气低靡。9月20日，中朝联军水陆并进，向小西行长驻守的顺天展开大规模进攻，并同时强攻晋州。11月，日军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小西行长提出和谈遭拒绝，遂向海军将领岛津义弘求救。岛津义弘集结了近五百艘舰船，企图冲破联军防线，打通回国的道路。在露梁海面，与明将陈遴和朝将李舜臣的水军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水战。战斗中，李舜臣和明朝老将邓子龙先后中弹战死，但岛津义弘的舰队也被歼灭了二百余艘。小西行长仓皇率残部逃回日本，朝鲜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 明末边事春秋之六 鏖战三千里江山--万历朝鲜之役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明末边事春秋之六 鏖战三千里江山 ――万历朝鲜之役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
1.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于日本开化远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后中国数百年的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4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会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己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2.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即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唯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是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起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与日本对战的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极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的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被证明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3.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日本人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日本人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则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此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中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取代了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因此在日本历史上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事实上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摆脱了在过去近千年历史中已经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而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即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对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

4.第四次中日战争:从甲午海战、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1894年至1945年)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将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1888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作战计划，而且有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1894年7月，日本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大连、旅顺、海城等地。日军侵占旅顺时，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先后屠杀6万余人，旅顺城仅有36人活了下来。1895年，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威海、鞍山、澎湖、台北、台南等地，借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2.3亿两白银巨额战争赔款，并割走台湾。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出兵达2.2万多人，攻陷天津、北京，借《辛丑条约》从中国掠走近4000万两白银，并取得在中国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1904—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的胜利，吞并了辽东半岛，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6年，日本成立关东都督府，加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12年，日本策划“满洲独立”，企图分裂中国。
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题为《随感杂录》的长篇意见书，阐述了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令田中草拟国防方针案，这就是次年4月4日出台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帝国国防方针》。《方针》中昭然地写明“吞食的对象是中国和朝鲜”，为实现这个目标，“陆军需要25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2万吨共8艘、装甲巡洋舰1.8万吨共8艘”。为满足军力的财政需求，日本专门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面以每股200日元的价格，鼓动日本民众购买股票，另一面借此机构加紧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掠夺。
与此同时，在日本社会中也兴起了“国家主义”思潮，在黑龙会系头目头山满以及许多学者，如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鼓动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身份自居，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政府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的好机会。海军总部一度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此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才暂时在对华问题上没采取大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洲的大祸乱”，轻松地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权利。1914年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员和宪兵。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可是，日军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等等。
一战给了日本诸多“天佑”的机会。战后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海外殖民地和保护国已经超过了本身的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第5位，高校也增加了4倍，铁路交通也大有改善，民间企业和个人纷纷为国家筹资，以期在国家的对外扩张中赢利。
1917年，日本一度提出要修建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海底隧道，以加快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鉴于耗资巨大和工时过长，该计划才作罢。
1919年8月，一个在中国流浪10年的日本年轻人北一辉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强烈主张建设天皇直接统辖下的“新日本”，进而建立成一个一统亚洲、规模宏大的亚太帝国。这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也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版，足足影响了日本20多年。
“日本帝国理想”也在军方蔓延滋生。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的一所蒸汽浴室里，3名出国学习的青年军官(其中有后来成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光着身体泡在雾气蒸腾的矿泉中，就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大问题达成共识。回国后，他们决定组成一组11人的核心力量，其中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矾谷廉介等，他们都是后来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主犯。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对华侵略野心的《田中奏折》。此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在中国部署兵力，实行“大陆政策”。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铁路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士兵，在中国军营——北大营南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枕木。事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10时40分，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攻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至此，日本侵略中国吞并中国领土，肢解中国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清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经历了战略溃败、战略僵持、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不同战争阶段，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全面扩张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达到顶峰时，它也就走向了全面溃败。1945年，在中苏美英各国的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数十万日本最后战略预备队日本关东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在其本土已经遭受全面轰炸，所有海外交通线已被切断，整个日本即将被扼杀的同时，日本的关键性军事力量却始终陷于中国大陆，无法回应本土，在地狱之火原子弹爆炸之后，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被从明治维新后全面扩张的亚洲大陆上，被重新打回其本土数岛，失去了其扩张而来的所有权益，其本土被军事占领，成为至今仍是必须服从美国的二流国家。

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本丰田秀吉统一日本后，就妄图侵占朝鲜，攻打中国，并且派兵在朝鲜登陆，明朝政府为了保护属国朝鲜，派兵入朝，与日军作战，在朝鲜和韩国的历史称为“壬辰卫国战争”，最后在明军和朝鲜军队联合抗击下，日本撤退。

后面有19世纪70年代侵略流求，在台湾登陆，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以对德国作战为由侵占山东，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攻打长城沿线，策动华北脱离中央自治，七七事变

应该有11次左右吧

两次，甲午战争，抗日战争。

总的大战役只有一次
一打就是14年

历史上打朝鲜中国出兵救援还算不上侵略中国

史书没有记载哦，最早的是唐高宗的白村江之战，很多没有记载 ，历史总是残缺的，记载的在战乱中不知道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