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精神的巢穴，是生命的禅床”，这是余秋雨说过的一句话，也是我内心的写照。书是拉近了时间的省略号、是缩短了地域的逗号、还是那一段又一段的分号，总之，书将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鸟瞰古今中外，仔细研究历史的价值，你会发现，不同的人看历史的角度是不同的，较肤浅的人会认为历史只是一本老少皆宜的童话书；稍微知识渊博的人会认为历史是一本“四库全书”；而我却认为历史是一瓶香槟，一颗五彩的芝士，是我的良师益友。贯穿历史的时空，意大利的政治风暴让我明白了政坛的残酷；中东的战火教我明白了这个利益纷争的世界；“巴巴罗沙”德军的闪电战更让我牢牢记住了先下手为强的道理。是的，历史是前辈留给我们的照妖镜，是前辈给我们检讨书。你看，历史上那些有名的皇帝们哪个不是善于听取大臣们的意见才成功的。像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还有汉武大帝等等。而相反，像纣王那些一意孤行的暴君，换来的却是人们的千古讨骂。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同时，不能只是简单的关注其中的情节，而是要仔细地琢磨一个事件、一个朝代兴亡的原因和规律。避免历史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
在所读的众多历史故事中，请允许我摘抄一幅我情有独钟的片段。这幅片段的名字叫《犹太王国的劫难》。话说爱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圹张的脚步踏上了以色列国土，他们占领了撒马利亚城，以色列遭到了第一次灭国。公元前583年，尼布甲尼二世大军再次将耶路撒冷团团围住，犹太人的抵抗并没有起到作用，三年后，犹太民族惨遭第二次灭国，巴比伦军队血洗了耶路撒冷，并且还将全部战俘一同运回国去，着就是有名的“巴比伦之囚”。虽然这样，几经磨难的犹太民族并没有失去信心，在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的努力下，他们终于实现了复国之梦。这个故事看起来是简短的，但是他给我的启示却是宛如那一江春水一样，留之不尽。每当我心情低落或是想放弃时候，我总是会暗示我自己，不要放弃，犹太民族那么艰难的处境都能走出来，我这点处境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读完这个历史故事后，我始终保持一种乐观上进的心态。
历史，古文明的殿堂；历史，天涯海角的回音。让我们品读历史，研究历史，欣赏历史吧！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情,只能说明过去,所以没有必要纠缠于历史,把历史问题看得太严重了.这十分不妥.
　　历史所载都是旧
东西,但怎样记载、怎样看待旧问题,却反映着当代人们的思想与立场.不同的人,将运用不同的手段,选取不同的题材去述说历史、编写历史.历史影响着我们的
思想活动,也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同时,必须正视,正如那位影响深远的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所言：“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类研究过去的
事实”（转引自《人心中的历史》第143页）.所以,他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三层含义：“一、研究历史总是现实现刻的思想活动；二、历
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三、历史是按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见《人心中的历史》第144页）.既然如此,就不难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了.
　
　我们是从历史中走来.历史影响着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我们.当前,为什么日本国内会从上至下刮起一股历史的“翻案风”呢?为什么政府同意修改历史
教科书、公然同意篡改历史呢?为什么极右势力疯狂叫嚣,要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鸣不平呢?为什么不少人热衷于参拜,热衷于“战败日”的祭鬼活动呢?说穿
了,他们不只想改写历史,立足点是要改变现实.怎样对待历史,将决定其未来的走向.弄得不好,历史将在现实中重演,日本很有可能走上历史的老路.这并非危
言耸听.
　　应当承认：很多日本人参与以上活动是出于无知,出于凑热闹,出于认识不清,甚至是怀有善良的意愿,或是仅仅出于对亲人的缅怀.这次日
本政府为了体现善意,花费巨资邀请千名中国学生去日参观,从青少年一代抓起,以改善日中关系,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必须指出：若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日
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仍将误导国民,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改变日本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对历史认识的不一致,只能导致人们现实活动的不一致,并很可
能促使矛盾向对立和冲突的方向发展.
　　作为国家政府,应当想方设法凝聚人心、保护积极因素、振奋民族精神、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然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上去做,才站得住脚,才是对的,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日本人有许多优点和长处.这些优点和长处,值得他国人民、当然包括中国人民去学习和借鉴.一个弹丸之地的岛国,为什么能在二战中发挥出那么巨大的威力与
能量?为什么在历史上能外拒强敌入侵,并在近代多次打败中国甚至打败俄国等大国?为什么二战之后不长时间,就能在一座废墟之上创造出经济奇迹?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在于日本人的优点与长处.但是,日本人最突出的短处是：讲团结而忽视理智,顽强奋斗有余但容易走上极端.从而使得日本人成于斯亦困于斯,命乖运蹇.
　
　其实,不管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别的,而是要有理智.而有无理智的第一要素,不是聪明与否,而是懂不懂事.
所谓懂事,就是要明辨是非曲直,能以变应变.笔者看过不少日本小说和电视剧,发现一个问题,不少日本人就显得不够懂事.只要是上级说的,就盲目服从、不折
不扣地照办；只要对集体有利,就不管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情理,去坚决维护；只要自己认定了目标,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力以赴而奋斗；甚至于只听亲友等“圈
内人”的意见,对外一概排斥,管它是黑是白,有理无理……这怎么行呢?即使有时应该这样,但效果值得怀疑.中国人为人处事的特点是注重讲理,以理服人.古
人就强调,将在外君令有所不从.即使是上级的指示,若有不当之处,也应善意指出；当时应该服从,但事后应该提出.这样的话,效率可能差些,但效果可能好
些.更重要的是,如此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促使人人具有理智,按理智行事,防止犯大的错误,避免走向错误的深渊.
　　联想到日方的那些做法,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那是在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吗?那是理智的做法还是在一意孤行?对历史都敢肆意捏造,那怎能培育正确的民族意识?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想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其结果怎能防止再次形成一种令人生畏的邪恶力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一门展示当代人们所想、所做、所求的心理活动的学问,也是一门揭示人们将会做什么、怎样做的行为科学的学问.
　　日本人必须明白：理智比什么都重要,唯有理智地对待历史,才能理智地对待现实；唯有推崇理智,才能完善国民的个性,避免由顽强转向顽固,再转向野蛮；唯有弘扬理智,正视历史,才能宽慰周边国家,并使世界人民放心.
　
　各人都有各人心中的历史.但谁的认识正确,这不能由各人自己去决定.真理只有一个,事实胜于雄辩.大家都接受真理,直面事实,才能统一认识,避免矛盾的
对立与冲突,营造出宽松和谐的现实.所以,强调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对待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对待现实,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未来、把握未来.
　　人类已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一切都在改变.经济利益只应也只能用经济办法去获取,争夺世界霸权或区域霸权将被世界人民反对.是坚决跳出“老一套”的时候了,是改变传统思维、实行政策转型的时候了!
　
　有人说,历史是一门科学,有些牵强.然而,不能不说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历史不是陈年旧事的简单堆砌,时间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往往具有很强的
内在联系,甚至是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不像自然规律那样清晰而反复地出现,但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性不断完善与提升的历史.事实上,历史过程充满了辩证法,
受到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因为已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性事件,不少人据此认为人性的发展是个变数,难以预测.然而,那是辩证法在起作用：有了两次大战的沉痛
教训,物极必反,矛盾转化,才为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打造起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充要条件.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最终将促使人类脱离野蛮,促使人民的意志充分发挥
主导作用.
　　人民创造了历史,最终将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偶然性,由此为各种各样的精英人物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是,历史的
进程最终要受必然性的支配,这种必然性,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当然要注意,这里的人民,非指某团体或某民族,而是指全人类.唯有重视世界人心的走
向,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唯有崇尚理智,才能深刻而清晰地洞察此点,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话剧.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兴趣，为什么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轮回往返，一次次治乱反复而几无穷已？史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来源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传统、文化上缺乏弹性；有人说是因为外族的武力威胁，"游牧民-定居者"的生存竞争一次次使中国王朝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有人说这乃肇于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统治模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经常性冲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长治久安。无疑，所有的说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释部分甚至很多事实，但本文则侧重于经济角度，从经济层面看，王朝的循环又该如何解释？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1、自耕农递减律与公共财政的短缺循环从经济上来找原因，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循环、帝国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经济管理的循环，"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斯塔夫里阿诺斯，P294），而公共财政的崩溃，又直接导致帝国的灭亡。历史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是轻滑而明快的，一两句提纲契领、富于概括的话语，就把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尽数罗入了其中。但历史作为一种过程，却绝没有这般从容平淡，欢乐和幸福是怎么产生的，悲伤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长的，牵涉到具体而微的人和事，一切过往烟云都将浸透着迷茫和不确定，尤其对于今天站在与往日不同时间维度观察着历史的人，联系古与今、中与外，我们因观察历史所引出的联想，就特别地有一些不轻松。帝国的循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如何诡谲地而不动声色地将前朝后世一起串联？而过去又能给未来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好好对历史发问。王朝的循环、帝国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全面凋零，统治秩序就将难以为继。但任何文明毕竟都是建筑在物质上，王朝的循环因此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显著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但这种经济过程又和一种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经济过程里有社会政治机理作用的存在，而随社会政治机理生发的某种经济过程，反过来又会强化某种政治机理，并产生某种社会结果。还是从公共财政的匮乏说起，这是每个王朝到其晚期之后的必发之症。而公共财政为什么会发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人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景象。检索一下历代王朝在其晚期经济上所出现的征侯，不难发现，以下几点是共通的：税收大量短缺。每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安宁和繁荣，如汉朝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宋明两代也曾有过休养生息、政治清明、国家财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谐局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长久，每一朝代在前几任皇帝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税收无论是提取量还是在其现有制度维护上，都开始遇到许多困难，以至到王朝后期，都面临开支超过税收的困难局面。自耕农剧减。中国历代王朝更换的基本动力，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所呼唤的平均地权思想，对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打倒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然而，这同样是暂时的，随着休养生息阶段的过去，赋税增加，自耕农逐渐承担不起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境地。土地严重集中。平均地权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时的景观，由于缺乏相应的商业和货币体系作支撑和法律的制度性约束，帝国的财富总是按照马太律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对自耕农的高利货盘剥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无法偿还的高利货的双重压迫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国后期，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绝对少数的土地主所瓜分。以上三点实际上是递近关联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农减少，而自耕农减少必然导致税收不畅和公共财政匮乏。在三者之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耕农的减少，翻一翻二千年帝制史，不难发现，自耕农递减业已成为伴随历代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的铁律。自耕农递减为什么必然导致王朝的税收财政短缺？这与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有关。农业社会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土地，而农业社会的人口多数，则为农民。正常情况下，王朝的税收是由农民所负担，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农占据农民的主要，帝国的税收一般不会发生大的短缺，特别是在政府实行人头税制度的情况下，国家通常能够保持收支平衡。但这其实往往只是"理想类型"，由于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帝国的税收一方面不通畅、难以保证所有的税收都能落实，另一方面也难以对与政治权力有纠葛的土地权贵进行管理，尤其是自耕农不堪遥役重负、丧失地权、土地集中时，散布各地、自给自足、各成整体的农业经济，在大地主的庇护下，经常会使政府的税收制度失灵，即使采用按土地田亩征税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那样），亦无法阻挡这种趋势。在传统中国社会，自耕农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实上已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生活运转是否良好的一个试金石。但自耕农递减律却毫不例外地贯彻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败，原因在哪里呢？这当然与传统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单一化（缺乏商业和市场机制）密切关联，也与政治体制缺乏弹性有关。应当说并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聩无能，相反我们发现，不少最高统治者都看到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基本问题，而且历代王朝都有皇帝曾致力于予以解决，但囿于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毫不例外归于了失败。与自耕农递减速律和公共财政短缺循环相对应，我们在统治者身上也观察到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循环，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时都曾花大力气着手舒解土地问题，力图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农在人口结构中的主置。最为显眼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国的大厦刚刚建起，如后来的毛泽东大打"地、富、反、坏、右"一样，洪武皇帝即"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黄仁宇，P150）不仅如此，为防止当时全国仍保有700亩以上地产的14341户地主家产不致无限扩大，朱元璋则给他们加之以很多额外的服役义务，"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黄仁宇，151）也因为这样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农都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帝国的税收也因为人口和土地的增长而有一时的充实。尽管几乎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都曾对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农数目作出过努力，但后来的结果，却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农锐减速、公共财政缺失，如此不断循环。这正是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的"三种社会体制"中的按社会等级排序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政治经济体制的缺乏开放性，使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经济政策，也维持不能长久。仍以明朝为例，虽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时落实了土地问题，但后来情况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历史的循环。所以尽管在明帝国岌岌可危时出了一个大清官海瑞，但黄仁宇却非常精当地指出来了：海瑞想恢复先祖遗训的努力命中注定是一个悲剧，他所不能领会的是，帝国的这一套经济政治系统从其发端就有问题。明初之时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够维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个人魅力，而魅力的丧失也将意味这种经济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后，你叫后世的皇帝们到哪里去寻找类于开国皇帝的权威呢？他们的权力只是来自传统，而传统型统治理所当然意味着对往日时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对制定和解释这些传统的具体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权因此已不具有绝对性，先王的老臣、现世的官僚集团，都有可能对上发难。当后世皇帝们的统治合法性大为减弱的时候，维系在魅力型统治上的经济安排，因此再无继续有效维护的可能。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封闭性农业社会，国家的安宁和稳定密切依赖于土地平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自耕农队伍，国家的税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级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农业社会的悖论：要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只能采用等级制）又注定不能将平均地权的经济安排贯彻始终。在税收锐减、国家公共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帝国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学家早有有结论：维系着帝国统治的两大力量--官僚体系和军队，将因为缺乏财政上的支撑而无法维持，帝国因此首先从自身体制上瓦解；而内部不堪忍受剥削的农民在则也联合起来，为自身生存而举起义旗，这时往往又有外族趁王朝内部的动乱而以武力来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好分崩离析。2、另一种私有化，另一种结局自耕农数目下降导致每一王朝在其后期都面临财政上的困难，但公共财政的匮缺并不表示国家财富总量的减少，相反我们倒还可以发现出另外的事实，比如唐朝，虽然其统治者并未象明朝一样严格地平均地权，而是在不剥夺大家族所占土地的现状下，通过其他途径开辟新土地并赠予自由农民，这种"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同时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加强了唐初时的统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后都无可幸免支大于收、财政上捉襟见肘，即使在国家财富总量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是谁使得自耕农锐减并掏空了帝国的公共财政？问题出在历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我们一直习惯于认为，中国社会向来不存在私有制问题，上下五千年，各个朝代都在压制着私有化。如果说这是与近现代西欧明确产权制度的一种对照，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全无道理，与受法律保护权利和税收义务制约的私有产权制度，在中国从未有效生长。但若以"全豹"来否决"一斑"、认为中国社会只有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无度控制而无私人对财产的大量占有，这却与历史曾有过的现实不符。中国古代大地主和豪强的土地兼并，事实上也是制造了一种土地上的私有。虽然这种私有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严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拥有者的地契和通过与统治者共谋而获得的政治权力，一般都使土地私有的状况能够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权力的侵扰。但中国以往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强那里的集中并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财政税收制度保证拥有大地产者亦交纳相应的税银，则土地私有尚不致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大的危害，然而，传统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产权拥有者所亨权利与应尽义务的极端不平衡，一方面，帝国的统治不是建立在技术上，类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向为中国社会所缺乏，帝国的税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无法精确定量，这使大地产拥有者有了逃税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大地产拥有者一般都是特权的享有者，传统中国社会的统治，本身就建筑于官僚阶级与地方乡绅豪强的合作，大地主利用其对政府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来要交的税务。套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大地产拥有者作为既得利益阶层，才真正亨有着"轻瑶薄赋"，这种财产占有权与应尽义务的分离，导致了公共财政的匮乏，也成为中国历史王朝兴衰荣落的基本成因。土地事实上的私有，必然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施用于土地占有，进一步加强土地私有的强度。在土地作为社会的主要财富的背景下，政治资源的施用所能谋取的经济利益，最多最频繁的当然只会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的惯常模式，就是官僚+地产。它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和家族观念有很大关联。隋唐以后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国社会创造了"机会均等"，为贫家子弟进入士绅阶层打开了方便之门，实则不然，一句"三代出一个贵族"的习语道破了科举入仕的秘密：没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多年学习和准备的根基，甭提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读书向学的可能性也不会存在。所以能够中举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财力在背后作着支撑，而中举入弟，政治权力则自然向经济权力的方向回流，为家庭和家族的财富与地位跃升提供便利。官僚和地产因此这样结合在一起。这虽然没有囊括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勾结的所有类型，但却最明显、明通俗、最普遍的一类，各朝情况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为例，明朝的官员退休以后，告老还张即成为乡绅，但按政府规定，仍享有着与在位时相近的各种政治经济优待（在这方面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在占有社会财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势，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乡谊、年谊、姻谊等等作为纽带，与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权贵者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因是之故，将既得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对他们来说就极其自然和顺当，比如曾作过文渊阁大学士的徐阶，退休回南直隶之后，家庭成员多达几千，通过放高利贷等各种手段所占有的地产，据说便有40万亩。（黄仁宇，P146）权和钱自古相通。明朝的官员通过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积累起一定的资产，这些资产或可直接用来购买土地，或可通过放高利贷豪夺土地。官员有位在职时积累金钱财富，退休后将金钱转化为土地成为土地贵族，之如此类在各朝各代皆为常识。一代王朝开国时打倒一批乡绅豪强，但"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新一轮政治权力的重构，经济资源在王朝建立几十年后亦将重新依旧安排。明朝到万历年间，一个新的土地贵族便早就已产生了，"当年送达御前以备乙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黄仁于P153）类似的现象和过程，在各代都能发现。再如唐朝，唐朝开国时实行"均田制"，但实际上一开始的"均田"就不彻底，对前朝形成的拥有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地方家族大地产，并没有予以剥夺，而是开辟其他途径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的方式公给农民以土地，而且国家税收是由广大小农所承担，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则不需要交税。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一个生动的写照。至此我们看到，在历代王朝后期，围绕赋税全体臣民实际上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贵族，他们不必交税或少交税，并且通过高利贷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盘剥；另一类是农民（自耕农、佃农、农奴），他们在承担政府的税务的同时，还承受着土地贵族的剥削。贫和富的这样分野，已经告诉人们帝国的财富究竟流入了何处，并且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化。这种分化实际上提示了阶级分析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针对性。人口居于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于绝对多数的受剥削者的存在，又会产生何种社会后果？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主要又在于两方面：一是生产，即财富的创造；一是分配，即财富的使用。这两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发生故障，都会对另一者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常常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不等于不平均），恰恰是引发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当然，如果此时在财富的生产上有所突破，尽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贫弱者亦能享有一汤羹时，就如唐朝一度所做的那样，社会危机也许也有一时缓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为前提。而从遥远的古代至20世纪上半叶，传统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和财政来源，都来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经济来源，也非常单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于人，再无其他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贫和富的对立因此并不仅仅表现为财富占有量多寡的对立，而更多表现为谋取财富机会有无的对立，单纯的贫富不均在一般情况下还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但在贫富不均的同时假如致富的机会亦不均等，弱势都实际上已被逼入了无路可走、无希望可觅的艰难境地，起可反抗"为富不仁"便顺其自然。传统中国社会也因之呈现出动乱循环。3、古罗马为什么衰亡：与中国的对照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中国王朝循环的机理，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古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古代中国一样，古罗马也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经济也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如果两个经济基础相通的国家的治乱循环，出于类似的原因，产生相象的结果，我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性的结论，作为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商业国家过渡的资鉴。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循环一样，长时间来一直是个谜，吸引着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们的注意力。土地如许辽阔、历代皇帝尽皆励精图治的一个大帝国，为什么说灭亡就灭亡了？孟德斯鸠著书《罗马盛衰原因论》，认为帝国的衰败与帝国风尚的变质有关，在帝国后期，创造了早期罗马的那些良好风尚，要么不存在了，要么已经变得低下庸俗，帝国的大厦也因此也倾塌；现代政治学之交马基雅弗利则写下了《罗马史》，。不过，所有这些论者似乎都没有马克斯.韦伯叙说得更有力度。韦伯曾作过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他这样谈论着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遍布罗马的公共行政物基础是"行政市"，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政治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与此相应，自由经济在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到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帝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奴隶来源的日益减少乃至奴隶营制度的不得不最终解体，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给自足、非自由的的庄园经济，一点点蚕食了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帝国的城市经济。面临灭顶之灾的后期罗马，城市已经没落，经济已经全盘农村化，自耕农阶层已基本不复存在，与古代中国一样，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公共财政，已根本无力支撑起帝国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武力，而一个卓有效率、等级制的官僚系统对于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是必须的，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对于有敌为邻的大陆国家则更必不可少。尽管历任皇帝都拼死作了最大努力，但帝国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败落了。一个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帝国，要维持其自身运转和生存安全，需要要充足的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倘若农村化了的后期罗马，能够有效地从非自由经济中提取税收、并以货币作为物质流通的手段，帝国的统治许或尚能觅得生机，但吊诡的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帝国的经济一旦步入农村化，非自由劳动必然将货币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物物交易必然成为交换的主导，帝国的税收也因为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而无从落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税收的不能落实，又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密切关联，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无外是土地贵族，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国家政策，并以此作为逃避税收、不断兼并土地而扩充自身财富的保障，当帝国的财富一天天积累到少数土地贵族手中时，帝国的税收也一天天在减少，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也一天天遭到削弱。罗马帝国的后期，帝国的政策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这个阶级不仅有效逃脱了大量税务，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的农民逃避了征兵，导致帝国后期只好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但这些被征服的野蛮民族是否一心一意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巡守边防呢？答案已不言自明。从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和古罗马的衰亡不难看出：一旦形成一个力量强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社会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将因为这个阶层的存在而慢慢消蚀。罗马的大地产所有者所建立起来的庄园经济，最终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面瓦解了帝国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这直接导致了罗马统治的破产。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将造成恶性循环，形成极度贫富不均现象，而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无论对该社会的公共财政还是社会秩序秩序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历史的往鉴和当今世界的现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税收状况，是与该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成反比的，与拉美诸国显著的贫富悬殊相伴的是公共财政的贫弱，而与东亚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景气相随的是这些国家的良好税收状况。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贪污腐败无度、社会各阶层极度对立、大众意志横受压抑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税收无法落实、税收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公共产品普遍匮乏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分崩离析、国家和社会认同日益解体、政治合法性遭到质疑的社会。曾几何时"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其经济体系在东亚金融危机面前一泻千里、一下子就显示出外强中干的脆弱性，这是与苏哈托家庭对印尼经济的盘剥分不开的；经历"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其经济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财政枯竭调零，原因所在，亦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大金融和工业寡头操纵俄罗斯经济命脉并染指政治权力的局面密切相关，而据美国学者大卫.科斯的研究，就是苏联的解体，也应该归功于当时业已存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大约10万人左右）。既得利益者对国家造成的灾难，除却吸干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制造了阶级和阶层对立外，同样重要的是，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不仅维系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维系于国家能不能向前发展，发展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未来的生存利益。在农业社会，国家发展无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为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良性运转而对自身建设进行投资的能力，包括积累财富对外征服获取新的土地资源以济破产农民、运用公共财政为贫穷无产者建立社会保障等；二是不断扩大自由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打破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单一和板滞，拓展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高经济生活自身调节能力。但我们从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和罗马的衰落中都已看到：强大既得利益者恰恰对这两方面都造成了阻碍。隋唐以后的王朝已经很少对外征服，这绝不是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和平主义"，而是源于国家公共财政和经济动员能力的薄弱，不能对外开疆拓土的结果，帝国到其后期，已无法应付破产农民和新增人口对土地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罗马帝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自耕农民的惨重损失乃至农民阶级的因此没落、以及后来条顿堡战役失利后帝国对外征服事业的中止，不仅断送了保持和生长起一个强有力自耕农阶层的可能，也断送了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由经济，而罗马庄园经济的随之兴起，使古希腊时期即已产生的城市交换经济不复存在，韦伯因此说罗马后期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又走了一个圆圈，大地产和自然经济迫使古典西方一度商业化的上层建筑转向了封建制度，倒退回了其起点。拥有巨量土地和财富的既得利益者的存在，在制造了经济垄断的同时也造就了农业经济的单一性，而财富的私人垄断和经济类型的单一化，与现代私有产权制度不同的是，不仅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也限制了自由劳动和交换经济的发展，但这两者恰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从垄断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古代中国和后期罗马也存在有布罗代尔所称的资本主义，但是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土地贵族利用手中金钱资本大放高利贷推进商业和土地控制的行为，与布罗代尔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异曲同工，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合而为一，结果与现代式的垄断并无二致，只会使某种经济类型进一步定型和固化，打击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而在古代中国和后期罗马式的农业社会，即是取消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走向商业化的可能。仅以劳动力方面而论，农业社会普遍的人身依附，一旦为奴终身为奴，导致农民阶层根本没有自己选择职业和进行生产的自由，而这又为商业经济的发育所不可或缺。与之相反，在私有产权制度明晰的市民社会，劳动力本身已成为资本，劳动力的人身自由和择业自由已有保障，这则为交换经济的生长、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低下的经济自由度，只会使一个社会在各方面都陷入停滞甚至后退，传统中国的王朝循环和古典西方文明在罗马后期向封建制度的复归，都已说明这个问题。4、上升阶级、落后阶级与政治超越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罗马帝国的衰亡也许都有其命定因素的存在，有一些东西大概是人类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是无法改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安然于人类文明的宿命。然而当我们仔细剖解历史、条分缕析帝国轮回中的细微、并将其

因为有人在掌握

轮回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情，只能说明过去，所以没有必要纠缠于历史，把历史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这十分不妥。

历史所载都是旧东西，但怎样记载、怎样看待旧问题，却反映着当代人们的思想与立场。

不同的人，将运用不同的手段，选取不同的题材去述说历史、编写历史。

历史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活动，也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看法。

同时，必须正视，正如那位影响深远的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所言：“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类研究过去的事实”（转引自《人心中的历史》第143页）。

所以，他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句话有三层含义：“一、研究历史总是现实现刻的思想活动；二、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三、历史是按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见《人心中的历史》第144页）。

既然如此，就不难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了。

我们是从历史中走来。

历史影响着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我们。

当前，为什么日本国内会从上至下刮起一股历史的“翻案风”呢？为什么 *** 同意修改历史教科书、公然同意篡改历史呢？为什么极右势力疯狂叫嚣，要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鸣不平呢？为什么不少人热衷于参拜，热衷于“战败日”的祭鬼活动呢？说穿了，他们不只想改写历史，立足点是要改变现实。

怎样对待历史，将决定其未来的走向。

弄得不好，历史将在现实中重演，日本很有可能走上历史的老路。

这并非危言耸听。

应当承认：很多日本人参与以上活动是出于无知，出于凑热闹，出于认识不清，甚至是怀有善良的意愿，或是仅仅出于对亲人的缅怀。

这次日本 *** 为了体现善意，花费巨资邀请千名中国学生去日参观，从青少年一代抓起，以改善日中关系，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必须指出：若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日本 *** 的所作所为仍将误导国民，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改变日本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

对历史认识的不一致，只能导致人们现实活动的不一致，并很可能促使矛盾向对立和冲突的方向发展。

作为国家 *** ，应当想方设法凝聚人心、保护积极因素、振奋民族精神、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

然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上去做，才站得住脚，才是对的，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日本人有许多优点和长处。

这些优点和长处，值得他国人民、当然包括中国人民去学习和借鉴。

一个弹丸之地的岛国，为什么能在二战中发挥出那么巨大的威力与能量？为什么在历史上能外拒强敌入侵，并在近代多次打败中国甚至打败俄国等大国？为什么二战之后不长时间，就能在一座废墟之上创造出经济奇迹？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日本人的优点与长处。

但是，日本人最突出的短处是：讲团结而忽视理智，顽强奋斗有余但容易走上极端。

从而使得日本人成于斯亦困于斯，命乖运蹇。

其实，不管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别的，而是要有理智。

而有无理智的第一要素，不是聪明与否，而是懂不懂事。

所谓懂事，就是要明辨是非曲直，能以变应变。

笔者看过不少日本小说和电视剧，发现一个问题，不少日本人就显得不够懂事。

只要是上级说的，就盲目服从、不折不扣地照办；只要对集体有利，就不管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情理，去坚决维护；只要自己认定了目标，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力以赴而奋斗；甚至于只听亲友等“圈内人”的意见，对外一概排斥，管它是黑是白，有理无理……这怎么行呢？即使有时应该这样，但效果值得怀疑。

中国人为人处事的特点是注重讲理，以理服人。

古人就强调，将在外君令有所不从。

即使是上级的指示，若有不当之处，也应善意指出；当时应该服从，但事后应该提出。

这样的话，效率可能差些，但效果可能好些。

更重要的是，如此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促使人人具有理智，按理智行事，防止犯大的错误，避免走向错误的深渊。

联想到日方的那些做法，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那是在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吗？那是理智的做法还是在一意孤行？对历史都敢肆意捏造，那怎能培育正确的民族意识？在此情况下，日本 *** 想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其结果怎能防止再次形成一种令人生畏的邪恶力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一门展示当代人们所想、所做、所求的心理活动的学问，也是一门揭示人们将会做什么、怎样做的行为科学的学问。

日本人必须明白：理智比什么都重要，唯有理智地对待历史，才能理智地对待现实；唯有推崇理智，才能完善国民的个性，避免由顽强转向顽固，再转向野蛮；唯有弘扬理智，正视历史，才能宽慰周边国家，并使世界人民放心。

各人都有各人心中的历史。

但谁的认识正确，这不能由各人自己去决定。

真理只有一个，事实胜于雄辩。

大家都接受真理，直面事实，才能统一认识，避免矛盾的对立与冲突，营造出宽松和谐的现实。

所以，强调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对待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对待现实，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未来、把握未来。

人类已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一切都在改变。

经济利益只应也只能用经济办法去获取，争夺世界霸权或区域霸权将被世界人民反对。

是坚决跳出“老一套”的时候了，是改变传统思维、实行政策转型的时候了！

有人说，历史是一门科学，有些牵强。

然而，不能不说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历史不是陈年旧事的简单堆砌，时间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往往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甚至是因果关系。

历史规律不像自然规律那样清晰而反复地出现，但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性不断完善与提升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过程充满了辩证法，受到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

因为已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性事件，不少人据此认为人性的发展是个变数，难以预测。

然而，那是辩证法在起作用：有了两次大战的沉痛教训，物极必反，矛盾转化，才为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打造起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充要条件。

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最终将促使人类脱离野蛮，促使人民的意志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人民创造了历史，最终将是历史的主人。

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偶然性，由此为各种各样的精英人物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但是，历史的进程最终要受必然性的支配，这种必然性，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

当然要注意，这里的人民，非指某团体或某民族，而是指全人类。

唯有重视世界人心的走向，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唯有崇尚理智，才能深刻而清晰地洞察此点，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