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是１８６４年初挑起对丹麦的战争。
　　把属丹麦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居民多数为德意志人）并入德国
　　普丹战争
　　丹麦作为德意志的北邻，经常插手德意志的事务，因此俾斯麦第一个便要解决丹麦。在1861年，丹麦国王欲接管普丹边境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地，俾斯麦立即以此制造争端。他首先确保如果普丹开战，其它列强不会干涉，并与奥地利结盟共同攻打丹麦，最后逼使丹麦放弃这两个州。
　　在1864年10月30日所签订的《维也纳条约》中，规定丹麦放弃两地。而于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达成《加斯坦因专约》，将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统治，荷尔斯泰因则归属奥地利。
　　但是这其实是俾斯麦处心积虑的阴谋，因为奥地利所得的荷尔斯泰因不但面积狭小，而且被普鲁士包围。这样奥地利很容易便会与普鲁士发生冲突，因此这是一条将奥地利推向与普鲁士发生战争的导火线。
　　第二步是１８６６年挑起对奥地利的普奥战争。
　　１８６６年７月３日在萨多瓦战役中，普鲁士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根据１８６６年８月的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兼并了荷尔施泰因以及战争中站在奥方的几个德意志联邦诸侯国，统一了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建立起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联邦。
　　普奥战争
　　在普丹战争后，俾斯麦决定要将奥地利赶出德意志邦联，以利于将来德国的统一。因此他着手孤立奥地利，首先俾斯麦答允协助俄国取消《黑海中立条款》。并与法皇拿破仑三世会晤，表示普鲁士不反对把卢森堡及莱茵河区让给法国，以此确保法国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而英国当时继续实行光荣孤立的政策，因此在普奥发生冲突时会保持中立。最后，他在1866年4月8日，与意大利签订攻守同盟条约，规定如果普鲁士在3个月内与奥开战，意大利则必须同时对奥宣战，只有在奥地利归还威尼斯予意大利的情况下，方可与奥讲和。
　　最后，奥皇因为不满意《加斯坦因专约》的条款，而要求用普鲁士最富庶的工业区西里西亚交换荷尔斯泰因，因此俾斯麦以此借口，指责奥地利毁约。结果在1866年5月，威廉一世下令全国总动员，并于同年6月对奥宣战。意大利亦依据攻守同盟条约，同时对奥宣战。
　　不久，普鲁士便征服北德的亲奥小邦，并于1866年7月3日以29.1万军力在萨多瓦与23.8万奥军发生大战，即萨多瓦会战，最后奥军战败。
　　而这时俾斯麦决定与奥讲和，而不是乘胜追击，因为他明白到消灭奥地利并不是其首要目标，最重要的是要统一德国。因此他在该年8月23日签订的《布拉格条约》中给予奥地利极为宽容的讲和条件，以便于保持对奥的良好的关系。
　　普奥战争结束后，妨碍德国统一的就只剩下在背后控制着南德诸邦的法国了。
　　 俾斯麦与李鸿章第三步是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７日，在俾斯麦的挑动下，法国向德国宣战。拿破仑三世吹嘘说，这只是一次“到柏林的军事散步”。但他碰到的已不是昔日的普鲁士，而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坚决反对分裂的德意志民族。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德军在色当战役取得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生俘了拿破仑三世。至此，统一南德的障碍已除，德国的民族战争的任务已经完成。俾斯麦驱兵直入巴黎。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在凡尔赛宫宣告了德国的统一，成立了德意志帝国。俾斯麦也同时出任德意志帝国的宰相。
　　普法战争
　　由于法国仍然在幕后操控着南德意志地区的各个邦国，阻碍德国统一。因此，俾斯麦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制造争端，逼使法皇拿破仑三世对普宣战，而普鲁士则藉此团结德意志民族，对法国作出进攻。
　　普鲁士很快便击退了入侵的法军，并向法国作出反攻，在阿尔萨斯会战中，普军大败法军，拿破仑三世投降。随后普军进军至巴黎，协助巴黎新成立的国防政府消灭巴黎公社，以便获得大量赔款。
　　最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中登基，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并从法国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及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当然是德国皇帝，因为在德意志帝国宪法中，皇帝是高于三权的存在，而且俾斯麦在76年因为反对德皇的a place in the sun的计划被赶下台了。

威廉皇帝是全国军队最高统帅，高于三权，并且写于宪法之中。
而俾斯麦不过是一个外交手段高超是首相。
两者权力没有可比性。
所以之后俾斯麦被赶下台，失去权力，三皇同盟几乎虚设，德国的亲俄政策也正式成为历史。

当然是皇帝，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宰相俾斯麦由皇帝任免，并对皇帝负责，虽然掌握行政权，但实际上以他为首的内阁实际上是皇帝行政权行使的一个机构而已。

俾斯麦的权利大于威廉一世，但威廉二世上台后情况发生改变

自然是皇帝，首相都是由皇帝任命的。。

不是
当时德国掌握实际权利的有4个人 分别是德国皇帝 威廉一世 俾斯麦 毛奇和隆恩 其中后三个人既是著名的 德意志统一三杰 当时德国权利构架复杂 但最高统治者毫无疑问是威廉一世 而且威廉一世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 这样 虽然俾斯麦是宰相 依然必须听命于德皇 不过他作为有名的 铁血宰相 手腕非凡 有些独断专行 部分政令甚至不经过德皇签署就直接发布 最终被迫辞职 毛奇和隆恩是军队里的统帅 地位也很高

Bismark号称是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Reichskanzler（帝国宰相，但希特勒初上台时的头衔也是这个，因当时已是共和国，故翻译成总理；），位极人臣，但仍要听命于德皇。后来威廉二世登基，找个碴儿就送他告老了。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就收手，那他就是最成功的Reichskanzler，因为他完成了俾斯麦也没有完成的霸业。可惜希特勒野心太大，最终葬送了一切，差点也让德意志民族万劫不复。

不是，只是当时德国皇帝完全信任他，政务全权交给他而已

　　一、 经济因素 1.普鲁士拥有德意志帝国2/3的人口和3/5的领土，适应工业革命的潮流,努力发展工业，并且随着轻工业的进展，重工业也很快开始革新,冶金、机器制造交通运输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并较快地占有主导地位,工业产值超过农业生产的产值,鲁士的工业生产与军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连,推进普鲁士国民经济的军事化。2.从农业来看，普鲁士的封建农奴制也开始了资本主义改革的进程。远在19世纪初，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邦开始初步的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赎免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农业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3.普鲁士建立了关税同盟。1853年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有力地促进了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发展。关税同盟扩大了国内市场,小德意志地区(即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的经济同普鲁士逐渐’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中的霸主地位。4.各邦资产阶级已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经济和政治代表。这样普鲁士不但提高了自己在联邦中的地位和威望，而且在经济领域已超过了奥地利。 随着关税同盟的发展,普鲁士开始逐渐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使其它各邦的经济逐步纳入自己的市场。二、政治因素1.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因而极力支持普鲁士领导统一德意志。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最终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普鲁士有强大的容克阶级支持统一。在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容克阶级中有许多已经放弃了过时的封建地租和劳役的剥削方式,而在自己的庄园实行资本主义剥削制,摆脱经济危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并逐渐成为一个拥有雄厚经济政治实力的阶级,但它又是一个具有领土野心的阶级,素有“军国主义”之称，注重军事，所以有足够的力量支持普鲁士王朝实现德意志统一大业。同时，容克阶级随着普鲁士工农业的迅速发展,愈来愈资产阶级化,它们从中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效益,于是强烈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再也无法再忍受德意志的分裂状态。 3.俾斯麦“铁血政策”使统一有了权力上的稳定和军事基础的进一步强大，从而为统一奠定了基础。在俾斯麦的努力下,普鲁士王朝建立了一支拥有新式武器，兵役期为三年的强大军事力量：其中包括步兵81个团,骑兵48个团和炮兵18个团。这样普鲁士成了一个军事大国,为进行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奠定了基础。 三.外交因素统一战争爆发之前普鲁士所处的有利的外交环境。俾斯麦正在1863年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赢得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感激之情”。俄国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法国作为德国的西邻它一直阻止德意志统一，害怕德意志统一而变得强大，然而此时法国正陷入侵略墨西哥远征的泥潭中，干涉普鲁士统一是很困难的。此时的英国，忙于干涉美国内战和爱尔兰反英民族运动等事务，想干涉也很难单独行动，何况英国还想借助普鲁士的强大来牵制自己的对手俄法两国。从上可以看出国际局势对普鲁士是非常的有利，而俾斯麦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时机，俾斯麦因势利导，积极开展灵活的外交，以争取各国的中立与不干涉，为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普鲁士拥有德意志帝国2/3的人口和3/5的领土，并且在军事、经济、工业等方面远远超过帝国内其他王国、公国，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是历史的必然。由于普鲁士自强不息，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德意志占有优势，国际环境多对普鲁士有利，其外交政策及其成功，确使它能够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完成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事业。 在17-18世纪时，它们都发展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强国。19世纪初，当拿破仑占领德意志时，取消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19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在普鲁士控制下的统一。1864年对丹麦战争后，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迫使丹麦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在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中，奥地利败北，于是奥地利不得不脱离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解体后，代之而起的是包括美因河以北所有各邦在内的、由普鲁士主导的北德邦联。普鲁士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翌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是为“德意志第二帝国”，这是德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和德意志帝国的瓦解而告终。战争也导致德国第一次建立了联邦共和国，史称“魏玛共和国”。

一，优势：1,国家制度。普鲁士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德意志的统一道路决定了国家的君主主义、容克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征。
2,经济。扫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案，接受和应用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使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各邦之间经济交流密切，统一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3,内外政策。其对内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普鲁士和容克的特权，照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外交政策远交近攻，武力统一。4，民族结构单一，人民统一愿望强烈。二，三次王朝战争：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以统一为名限制自由，调和君权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利用普鲁士的经济优势，于1864年联合奥地利击败丹麦，迫使丹麦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1866年击败奥地利（普奥战争），成立北德意志同盟。1870～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兼并南德诸邦。1871年1月18日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任宰相，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最终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三，统一时间：1871年1月18日

主流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一战时期的德意志应该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政体。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特征是：君主的权力虽受宪法和议会的限制，但是,国家实际权力并不在议会手中，而是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是国家真正的权力核心，内阁是君主行使政权，治理国家的机构，首相由君主任命，内阁按君主的意志行事，只对君主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特征是：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议会和政府手中，政府对议会负责，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统而不治，君而不主。
以普鲁士（Preuszligen）王国为中心，通过王朝战争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联邦国家。1871年1月18日成立，包括22个德意志邦、3个自由市（汉堡（Hamburg）、不来梅（Bremen）、吕贝克（Lübeck））及帝国行省阿尔萨斯-洛林（Elsaszlig-Lothringen）。
帝国的成立进入19世纪后，德意志各地的资本主义逐步发展。1815年起，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不断高涨。1848年，德意志各地爆发三月革命，但遭到镇压。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出任普鲁士首相后，以统一为名限制自由，调和君权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利用普鲁士的经济优势，于1864年击败丹麦，1866年击败奥地利（见普奥战争），成立北德意志同盟。1870～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兼并南德诸邦。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任宰相，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最终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国家制度德意志帝国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德意志的统一道路决定了国家的君主主义、容克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征。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帝国宪法，宣告德意志帝国是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帝国元首是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有任命宰相和高级官吏、召集和解散议会、宣战、媾和的权力，同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担任，只对皇帝负责。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后者由各邦政府任命的58名代表组成，普鲁士在议会中占有决定性票数，可以否决帝国国会通过的议案。帝国国会由普选产生，其预算权和立法权受联邦议会制约。帝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皇帝和宰相，容克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享有特权。
经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扫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19世纪70年代，帝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案，如银行法、统一货币法、专利权法、统一关税法、统一度量衡法等。通过普法战争，从法国掠得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和钾矿，以及接受和应用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使帝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初以及1890～1893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9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不久，重工业生产超过英国，占欧洲第一位。
内外政策德意志帝国前期，内外政策的实际制订者是俾斯麦。其对内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普鲁士和容克的特权，照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872年开始反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1878年公布《社会党人法》，1879年采取高额保护关税政策。外交政策是以争霸欧洲大陆为目标的大陆政策，为此1873年恢复德、俄、奥三皇同盟，1882年订立德、奥、意三国同盟。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其子腓特烈三世仅在位99天即病逝，其孙威廉二世即位后于1890年将俾斯麦解职，以加强自己的决策权。90年代后期，资产阶级同容克之间进一步融合，对外积极扩军备战，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扩张、强权和殖民主义，推行世界政策，要求重新瓜分世界。20世纪初，国内矛盾加剧，与英、俄、法等老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在战争中失败，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的统治，德意志帝国终结。
容克
Junkers
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起源于16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消亡。在德国文献中容克被分为作战容克、宫廷容克、议院容克和乡村容克等不同类型。在德国历史上真正起过较大作用的是乡村容克。
乡村容克指普鲁士的贵族庄园主，主要是征服易北河（Elbe）以东地区并在那里进行殖民的德意志骑士领主的后裔。他们集领主权与乡村政权于一身。16世纪，容克为了扩大谷物生产，大量强占易北河以东农民的份地，以农奴的劳役经营商品生产性的大庄园经济。乡村容克具有粗犷、暴戾、眼光狭隘的特点。1653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列·威廉赐予容克以“完全支配”农民的权力，并给予免税等大量经济优惠。在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中，容克受到重大打击 。19世纪以来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1848年德国革命后，容克的庄园经济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大部分容克开始资产阶级化，但仍保留许多封建残余。在容克庄园中，雇农仍然处于半农奴的地位。这种在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用资本主义剥削逐渐代替农奴制剥削的方式，被称为普鲁士道路。
容克地主阶级在政治方面属于极端的保守主义，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赞成对农业采取保护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俾斯麦。1871年普鲁士“自上”统一德意志，标志容克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帝国国会中的德意志保守党和国会外的农民同盟均代表容克利益，军队中的军官也多出身于容克，从而使整个德意志帝国打上容克的烙印。魏玛共和国时期，容克敌视共和政体，支持A.希特勒执政。
一、普鲁士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
德意志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系一个徒具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最多时全国竟分有上千个邦国；经过几百年的苦苦奋斗，德意志终于在1871年由普鲁士实现了首次民族大统一，然而却又因两次大战的失败，国家再度分裂，直至近年才重新实现统一。可以说，一部德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或曰谋求国家统一）就成为了贯穿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为什么我们讲普鲁士王国的兴起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就因为德国的统一大业最终是由普鲁士完成的。那么，身处在一个列强环伺的欧洲和一个诸侯林立的德意志中间，人口和领土原本都不算多的普鲁士，又究竟是凭借何种“神奇的力量”逐渐由弱变强，一步步壮大发展起来的呢？
从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了胜利，却使德意志彻底衰落。作为这场残酷战争的主战场，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灭，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根据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法国和瑞典有权保证德意志各邦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各邦有充分权利同欧洲任何国家签定条约。这样，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后确定下来。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究竟分裂到了何种程度，有这样一组数据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这些邦国的君主却都很自负，无论其邦土大小都一样建立起自己整套的专制制度，国家机构健全，也拥有军队。一支军队有时只有12个士兵组成。
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显得十分与众不同。须知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
二、普鲁士道路的特点
（一）奉行先军政治，重视国防建设
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国伊始，历代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了23.5万人。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
（二）容克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并成为惟一能够担负起领导民族统一大业的阶级
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伟大的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惟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
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
（三）王权强大，同时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
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了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了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
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特色。而这一政治体制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
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三、普鲁士道路得以形成的原因
（一）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今人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推行重商主义，注重发展经济
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使普鲁士拥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也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富，他们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同时普鲁士还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国出口了1万1千多吨生铁。到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建立起三个贸易公司：地中海东部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
（三）鼓励移民，收容新教徒。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间乐土。到1703年，大约有二万名胡格诺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定居，占当时这座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而普鲁士却得到了好处。除法国移民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普国。据统计，到1740年普鲁士有人口240万，其中光外国移民就占去1/4，多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移民对它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的实现经济复苏与高涨。
（四）统治者忧患意识强烈，较少陷入腐化堕落
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风迥异，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近乎自虐的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便节省下宝贵的军费与政府开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与后来同名的普皇是两个人）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龌龊“驰名”欧洲。而显赫的王室成员们，无论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国王本人，其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于节俭已到了悭吝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威廉一世为“乞丐国王”。
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则更具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般的坚韧与刻苦，他以过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还号召国民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华排场。他本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在弗里德里希逝世20年后，拿破仑在耶拿大败普军，来到波茨坦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仑用马鞭指着墓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五）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潮流，及时推进各项改革
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一味的因循守旧，顽固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当然也迫于形势），并牢牢的掌控着改革的领导地位，从而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免于使自己大权旁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过场的改革不同，普鲁士历代君王大多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而不是将前人成果半途而废，这样就既保证了普鲁士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又使整个国家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势头。
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接连惨败，几近亡国。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对旧有的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艰难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国家事务的施泰因男爵颁布了解放农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这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容克继续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在欧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对帝制。为了互相勾结，协调利益以便巩固政权，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于1850年3月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被割让的份地和财富迅速积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而只有农民却纷纷破产，丧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沦为半无产者，进而变成了资本家工厂和容克庄园中的雇佣工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一“经验”，为后来的1861年沙俄农奴制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效仿“样板”。
（六）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复国兴邦的强烈愿望，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受轻视的状况激发了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这方面普鲁士王国的成就最被后人所称道――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基数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则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在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
（七）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为本国谋求利益
无论是早期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后来的首相俾斯麦，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机敏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可谓是“背信弃义、贪狠奸诈”，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难想象普鲁士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得以生存和壮大。
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行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既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又逐渐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可谓是一箭双雕。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欧盟，各（邦）国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来最终向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迈进。普鲁士善于笼络德意志各邦国，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这些邦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加上它们的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于是普鲁士成了这些邦国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这些资产者把普鲁士看作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靠山。这样，普鲁士就开始跃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
（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外力推动。
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鲁士王国充当了了法国反英反俄的附庸。为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对普鲁士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也按照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模式，在当地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
虽然由于战争的频繁，以及反法势力的极力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但此举已经对德意志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也使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因此恩格斯曾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正是经由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鲁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了近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就成为了德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而一部“普鲁士道路”的演进史，也在某种意义上不断给予着我们警示和启迪。

检讨德国军政当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过程，如果他们不是有意识地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那至少也是反应迟钝和麻木不仁的。而这又与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德国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传统的封建因素保留较多。普鲁士的军官团，思想意识特别守旧，他们大多出身于容克贵族，与王室有特别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室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1](P112) 普鲁士军官团是德国军队的精英和核心。一方面，他们作战勇敢，忠于王室，有独立精神，有进取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人民大众，害怕失去他们的特权。他们把行军打仗看成是他们的职责领域，小心地把守着不让别人染指。从根本上说，他们担心人民大众广泛地卷入战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提出合乎情理的权利要求，从而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特别担心工人群众趁战争的机会，在德国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建立“新的社会”和塑造““新的人”。
这样，军队的精英们，千方百计想要限制战争的规模，控制战争的时间。史里芬相信，防止战争无限化的唯一方法，是将战争限制在职业军人的领域，民众社会与军队之间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军队只管打仗，迅速结束战场上行动，保持自我封闭。政治不干预战争，军队也不干预市民社会和工业生产。将战争完全看成是军人的事情。他的观念不仅与现实社会的战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也明显地不顾被广泛接受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信条。早在19世纪30年代，他就谆谆告诫他的读者们，战争不是一个能够脱离政治的独立的领域，相反，它依附于政治。是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性质，而不是战争的性质决定政治的性质。“战争是政治在另一种条件下的继续”成了他的至理名言，没有人试图去否认它。史里芬试图去否认这一点，在实践中当然行不通。
德国进行战争遇到的困难，除了战争指导者的观念落后以外，还有来自于王室的麻烦。王室将军官团看作其生存的保证，因此，不断将那些忠诚于王室但不一定很有作为的容克贵族塞进高级军官队伍，降低了军官团的整体素质。富勒（J. F. C. Fuller）在检讨德国的战争指导过程时，曾经尖锐地指出，“在法国是政治性的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腐烂”。
他严厉批评威廉二世，说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他的陆军，完全是供检阅摆样子的。而小毛奇则是一群无能儿中的活宝，他没有进过参谋大学，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时间在充当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已经68岁了。他一切都模仿他的叔父，殊不知他叔父的参谋制度早已过迟了。富勒的批评是过分尖酸了一点，但基本的事实却是实在的。
史里芬计划破产了，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小毛奇下了台，由法尔金汉（Falkenhayn）继任总参谋长。但法尔金汉指导战争的观念，也没有跳出史里芬和小毛奇的圈子。德国需要有新的战争指导者，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便成了德国军队的宠儿， 他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1916年8月，兴登堡出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出任总后勤部长。 他们是坦能堡战役（the battle of Tannenberg）的胜利者，在军官团享有很高的呼声。鲁登道夫与兴登堡比较，对现代战争的理解似乎更为深刻和全面，他也有效地使用了他手中的权力，1916年夏天直到战争结束，德国在战争指导方面，实际上处在鲁登道夫的某种独裁统治之下。
鲁登道夫不是贵族出身，据说有瑞典人的血统。他被看成是“天才与疯子”的统一体。他认为，在机械化时代，战争已经具有了总体的性质，战场包括了交战国家的全部领土，没有了前方与后方、交战人员与非交战人员之分，各交战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成为了作战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进行战争，国家的经济体系必须完全适应战争的要求。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动员起来，投入战争。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克劳塞维茨的所有理论，不得不彻底推翻，战争和政治都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命意志的最高表达。”在他的思想里政治简直成了战争的奴仆。他对现代战争的理解是深刻的，但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他对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观念抱有固定的偏见。他要把全体人民都发动起来，献身于总体战争，但又要千方百计限制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他对战争的指导，使德国在人力物力、政治与军事、军队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实现了重组，把德国作战的潜能发挥到极点；但与此同时，也在不自觉之中种下了完全颠覆德国社会结构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