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1 在原始阶段经历了“刀耕火种”的落后方式
2 传统农耕方式是小农户的个体经营，长期以来耕作技术没有革命性的进步
3 赋税和徭役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4 土地高度集中，农民与地主矛盾激化，起义不断
5 历朝历代的水利兴修抵御了自然灾害，推动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手工业：
1 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
2 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
3 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4 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并存
5 经济重心南移与手工业生产布局呈相应变化
6 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不仅供国内消费，而且还远销亚、非、欧等许多国家，广受欢迎和赞誉

商业：
1 商业产生之后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空前繁荣
2 商业活动的形式有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
3 类似于银行的柜坊、纸币很早就出现了
4 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少
5 官营和专卖长期存在
6 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补充：
1、 农业
（1）历代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与进步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处在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处在旧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处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
奴隶社会生产工具有了进步，西周晚期出现铁器；春秋时期，开始使用铁农具和牛耕，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得到推广，牛耕的运用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
两汉时，牛耕广泛使用，并有了改进，出现了两牛抬杠式和一牛挽犁式，铁农具和牛耕都向边疆传播；西汉时发明了翻土、碎土的犁壁，这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西汉农学家赵过发明了播种机械耧车。
三国时，魏国马均发明了灌溉工具翻车；
唐朝，发明了灌溉工具筒车和曲辕犁。
认识：工具改进是生产力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经济发展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变革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都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即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的。
（2）历代政府重视农业发展的措施
春秋，齐国管仲改革，发展生产；
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两汉时，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奖励农耕；
三国时推行屯田制；
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
隋唐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重视生产工具的革新，重视兴修水利；
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明清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鼓励生产，如明朝的“一条鞭法”、康熙的“更名田”、雍正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认识：
封建经济的特点是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它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本” 和“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指导思想，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清朝统治者，都在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封建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实行，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国家安定、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该政策把工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进行压制，其结果必然是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长期停止在自然经济的低水平上，其弊端在明清时期更加严重，它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政府采取的鼓励、重视农业发展的措施，直接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
一般说来，每个王朝建立的初期，统治集团比较奋发向上，励精图治，都有自己的治理目标，他们的政策往往行之有效，也充分说明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3）水利事业
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楚相孙叔敖修的芍陂；连接淮水和长江流域的运河；
战国时期：郑国渠和都江堰；
秦朝：灵渠沟通湘水和漓水；
两汉时期：农田水利的地区特色明显，黄河流域以营建灌溉渠为主，著名的工程如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等；江淮、江汉之间以修建天然陂池为主；西北修筑坎儿井；
汉武帝和汉明帝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黄河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隋唐时期：隋朝的大运河；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兴修的水利超过六朝的总和；
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
元朝：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将几大水系贯通起来。
认识：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这与水利在古代经济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时，兴修水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可以扩大到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因此，修筑水利工程，是古代中国国家管理经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和职能的体现。
（4）重要的土地制度
井田制：是西周时实行的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周王将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受田者只能享用，不能买卖，必须向周王纳贡，跟随周王作战，服从周王的命令。井田制是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诸侯争霸战争，井田制逐渐瓦解，被封建土地私有制代替。
屯田制：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为了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曹操在许下实行屯田制，以后，三国都实行屯田制，统治者招募流亡农民，按军事编制，开垦荒地，并设官管理。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他们按比例向官府交纳一定的收获物，它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它使流民与土地结合，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均田制：西晋以来，北方战乱频繁，经济破坏严重，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隋唐时继续沿用，唐中期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被破坏。它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国家兵役、徭役的征发和国家的财政收入。
认识：封建土地私有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国有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国有制在封建社会总归要被破坏，因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质是土地私有，只要有土地所有制存在，土地兼并是不可能抑制的，而土地兼并现象的发展必然要使土地国有制破坏，因而井田制、屯田制和均田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它们必然被破坏。
（5）重要的赋税制度：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实行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国的“初税亩”实质是承认土地私有，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
编户制度：是汉代对百姓的一种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是比较完备的赋税制度。被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他们依据人口和资产向国家人口税、田租、徭役和兵役，国家对他们控制十分严格。
租调役制：北魏均田制规定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租即土地税和调即户税，还要服兵役和徭役。
租庸调制：隋朝沿用北魏的租调役制，后规定50岁以上可以缴纳一定绢代替劳役，叫“庸”。唐朝在隋的基础上实行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制度，“庸”不再有年龄限制。
这样，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两税法：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无法实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得不到保证，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即按照土地和资产向交税，每户按资产交户税，按土地交地税，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它的实行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表面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扩大了税源，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土地兼并不再受到限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正式废除。
一条鞭法：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缓和阶级矛盾，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全国推行，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一条鞭法”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纳银代役的规定，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摊丁入亩”的“地丁银”：雍正帝规定，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样，我国的人头税制度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它的实行，对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认识：我国的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相适应，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我国赋税制度的变化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以人丁为主逐渐变为以土地为主，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一是纳税物品由实物和力役为主逐渐变为货币地租，说明我国商品经济在不断的发展。
2、 手工业
（1）纺织业的发展概况：
丝麻织业：半坡氏族时，产生了麻纺织业；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丝织技术有了进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丝织业的国家。以后经历历代尤其是汉代、唐朝、宋代和明清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丝麻织业不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例如两汉，能织出锦、绣、罗、纱等许多品种；西汉的长安、临淄等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官营手工业；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以及丝绸之路大量丝绸遗物的出土等都充分说明汉代丝织业的成就。丝织业的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物质条件；唐代丝麻织品遍布全国各地；明清时期丝织业空前发展，并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棉织业：汉代时棉织业产生，如新疆地区种植棉花；会嵇地区出产的葛，是当地著名的越布汉光武帝将它列为贡品；南宋时，棉织业扩展到江南地区，逐渐取代麻布，成为主要的衣料；元朝时，松江成为棉纺织中心，江南的一批小镇也因棉纺织业而兴盛起来。
认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封建国家，纺织业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发展特点大体是：北宋以前，中国纺织业以丝麻织业为主，南宋以后，棉布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衣料；纺织业主要体现封建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中国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中期以后，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纺织业逐渐兴盛起来，并且纺织业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它始终得不到健康成长。
（2）陶瓷业：
原始社会如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等都是精美的工艺品；商周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创制出白瓷，为我国制瓷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隋唐时，瓷窑分布于中原和江南许多地区著名的唐三彩和青瓷中的秘色瓷在唐朝出现；北宋的制瓷业水平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出现定窑、汝窑等五大名窑，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行销海内外，南宋元朝时它成为全国著名的瓷都。
认识：中国陶瓷业的产生、发展源于生活，为生活服务，实现了实用性和观赏性的统一，同时又是对外交往中的重要物品，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3）造纸业
发明：西汉发明了造纸术，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是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纸；
改进：105年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发展：魏晋南北朝时，纸张白度增加质地细薄，产量大增，逐渐取代简牍，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
传播：几个世纪后，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唐朝时向西传到大食（阿拉伯），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北非。
四大发明是我国成为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4）冶铁业：
西周时开始使用铁器；
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是世界冶铁史的一大成就，比欧洲早两千多年；
两汉：西汉时冶铁业分为官营和私营。煤成为冶铁的燃料，人们发明了淬火技术；东汉时，杜诗发明水排，使中国冶铁水平长期领先世界。宛和巩是著名的冶铁中心；
隋唐时期：普遍采用了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辽宋时期：辽和金的冶铁业水平较高；
明朝中后期，广东佛山冶铁业，一天出铁六七千斤。
认识：在农业文明时代，冶铁业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明显标志，它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5）造船业
秦汉时期，造船业发展迅速，汉代时发明了撸、舵和布帆，还使用锚，表面造船航海技术已经成熟；
隋唐时期：能造使用推进器的战舰，这是最早使用机械动力的轮船。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唐初仅在洪州就造海船500多艘；
两宋：造船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长江航船最大的可载万石以上；南宋的明州、泉州、广州是造船中心，造的远洋海船，可载粮食几万石；
明朝：郑和的船队反映了明朝高超的造船技术。
认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与国家的航海事业和对外关系联系密切，相辅相成，当统治者重视发展对外关系，重视发展航海事业，造船业就发达，如汉、唐、宋元时期，对外交往频繁，造船业也就发达；明中期以后到清朝时，由于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造船业受到影响。
在古代的手工业中，除以上五大行业外，还要注意制漆业、制盐业和青铜业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很发达，在世界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但由于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工商政策，它始终为农业文明经济的发展服务而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并有了缓慢发展，但又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始终没有进入手工工场时代，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无疑是产生了消极影响。
3、 商品经济
（1）国内贸易和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
商朝重视商业的发展，商民重视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朝的都城已经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夏商周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交通中心。
战国时期：商品种类多，各地土特产在中原市场上相互交流；中原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规模大，辐射广，四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封建城市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如临淄、邯郸、郢等。
两汉：商业呈现空前繁荣局面。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如长安有东、西九市，市内商肆整齐有序；各民族之间贸易繁荣；货币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到汉武帝时通用五铢钱；一些名都大邑相当繁荣，除长安外，还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宛，当时称为“五都”。各地较小的都会，更是不胜枚举。
隋唐：发达的水陆交通，商人足迹遍布全国；统一货币，隋朝仍用五铢钱，唐高祖时废五铢钱，统一使用开元通宝，它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城市经济发达，管理严格、规范，市内有邸店和柜坊，市场的买卖有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有“日中为市”的规定，唐中期以后出现了夜市；城市兴旺，长安和洛阳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唐中期以后，长江流域的成都和扬州成为东西两个中心，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和洛阳。
北宋：城市已经突破坊和市的界限，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市内有娱乐贸易场所叫“瓦子”；东京是最大的商业都会；城市中行会组织进一步发展，行会保护和垄断本行业的商业利益；农村中逐渐形成固定的集镇；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榷场贸易很繁荣。
元朝：都市以大都、杭州和泉州最为著名；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
明清：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大量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投放市场；区域间的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城市；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市镇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认识：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农业生产的发展分工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隋唐以前，我国的城市基本上是政治和经济中心的统一，隋唐以后，出现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如扬州和成都；明代以后商业贸易已经接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商品经济开始侵蚀自然经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开始逐渐密切起来。但由于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
（2）对外贸易：
汉代：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到安息，再从安息运到欧洲的大秦；汉朝与朝鲜、日本和越南有频繁的贸易联系；汉武帝以后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往来。
隋唐时期：对外交通发达，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并进，与西亚、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有密切的交往，并与欧洲和非洲国家有贸易联系；唐朝政府实行开放的外交政策，鼓励外商到中国贸易，长安、洛阳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
明朝：郑和下西洋，与亚非30多个国家直接贸易，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海外贸易。
认识：国家安定、统一、强盛是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统治者的外交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对外贸易随着随着封建社会的兴起而兴起，强盛而强盛，衰落而衰落；对外贸易先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隋唐时期水陆并进，南宋时以海路贸易为主，元朝时海陆并进，明朝中后期起，对外政策由开放趋向闭关政策；对外贸易伴随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就和发展；而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实行的闭关政策，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的产物，是中国自然经济发展的产物，它阻碍了正常的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阻碍了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根源之一。
总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主要是指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小商品经济，它既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又与自然经济在本质上相互对立，在自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封建专制统治的限制，另一方面导致资本主义萌芽，不断地瓦解自然经济，促使封建社会解体
4、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和缓慢发展
（1）产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明朝中后期，在江南一些丝织业发达的城市如苏州，在丝织行业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2）缓慢发展：清朝时有了缓慢发展，范围扩大，部门增多，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
（3）局限性：它始终在萌芽状态中徘徊，整个生产始终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力量远不足以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4）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不利因素：
市场因素：农民的贫困，购买力低；闭关政策很难形成海外市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顽固性造成国内市场狭窄。
资金因素：重农抑工商的政策，使得地主商人把赚来的钱往往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政策因素：重农抑工商的政策，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对外推行闭关政策，这都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观念因素：传统的观念和习俗。
认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落的重要表现，对明清政府政治经济的发展，对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产生都有重要的意义。但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它的发展、成长，说明封建生产关系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关系。
专题复习目标
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历代重要的经济政策和“农本”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注意掌握各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把握其发展线索，并认识它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了解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实质和影响；
掌握赋税制度发展变化的情况、特点和走向，了解它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了解历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况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缓慢发展的表现及其原因，深刻理解“重农抑商”和“闭关政策”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第一节 原始农业与粗放农业阶段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创始了农业。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代。
、
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0000年至8000年前为原始刀耕或火耕阶段；8000年至5000年前为原始锄耕或耜耕阶段；5000年至4000年前为发达锄耕阶段。在生产工具上，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刀耕火种”向发达锄耕的进化；在耕作制度上，完成了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向连种三五年撂荒三五年的轮荒耕作制的转变，土地利用率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作物种类有一定增加，北方旱作粟、黍常见，南方水稻籼、粳并存，大麻、苎麻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葫芦、白菜、芹菜、蚕豆、西瓜、甜瓜等也已开始栽培。因原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以前游移和季节性的野营生活逐渐转入定居生活，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在原始畜牧业方面，经长期圈养驯化，家畜种类有所增加。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有家猪、家犬和家鸡的遗骨出土，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有原始畜牧业。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牛的遗骨出土。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至此，在我国北方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的畜牧业已具雏形。在中国南方，养猪之历史可上推至8000到100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水牛和家犬的遗骨，说明六七千年前以饲养猪、狗、水牛为内容的南方畜牧业已初步发展。
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又发现一批丝织物，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已开始养蚕缎丝，纺织技术已具相当水平。
三、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夏代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并逐渐走向奴隶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已经萌发，土地制度由农村公社制蜕变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部土地，并将其分封给诸侯和臣属，最后由“庶民”进行耕种，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的确立及分层分区管理，从而在制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夏代政府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因此，夏代大规模治河导水及沟洫体系的建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夏代人民还首开天文科学，并根据农耕经验，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当时谷物酿酒业已形成，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先声。陶器的发明为谷物食料的处理提供了有效方法，也为金属冶炼创造了基本条件。夏代后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对后来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商代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持续了6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商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具制作较夏代更为精细。商后期农具除木、骨、石器外，已有少量青铜农具。商代还开创了井田制，以630亩地划为9区。1区70亩为公田，其余8区各授一家，借8家之力助耕公田，私田不再纳贡。这一赋税形式，对解放奴隶生产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朝，中国步入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西周继续实行分封政策，促使封国户口增殖，田地扩大，富源开阔，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西周继承夏代沟洫和商代井田体系，施行井疆沟洫制。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谷、豆、麻之外，蔬、果种植发展迅速。蔬菜品种有直根类、薯芋类、嫩菜类、葱类、柔滑及香生菜类多种。果树有落叶果树带和落叶常绿果树混交带果树品种40余种。

在畜牧业方面，西周已发明了马匹去势术，牲畜内外科病症的治疗也积累了初步经验。在林业方面，西周时注重用养结合，设有“虞人”，专司护林工作，并对树木采伐年龄及采伐季节作了规定。
西周时代国家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备。各级组织均有首长领其事，如闾师、闾胥、族师、乡大夫、乡师等。他们经常的工作就是向村社农民传达政府命令并组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第二节 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目的的精耕细作。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朝东迁后，国力日趋衰弱，不再有控制分封诸侯的力量，从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而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化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嬗变。战国时期，“七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能在兼并战中取得胜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和改革。在政治上，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被废止或削弱，封建地主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在土地制度上，长期沿袭的井田制逐渐消亡，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在赋役制度上，奴隶主贵族的“贡、助、彻”被废除，代之以按地亩征税的赋役制度。在经营方式上，改“千耦其耘”为个体经营。所言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革命性变迁。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春秋•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并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人们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给庄稼施肥可增加产量；种庄稼要深耕、熟耰(碎土)、易耨(除草)，才能获得好的收成。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园艺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周以前虽然也有蔬菜和果树栽培，但多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春秋战国时，农圃已经分工。当时栽培果树有20种以上，食用蔬菜有40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者十余种。由此，独立的园艺业初步建立。

此期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西部游牧区，牧业渐成规模，战争中俘获的牲畜常以万甚至10万计。在广大中原地区，因战事、犁耕和积肥等多种需要，六畜被普遍饲养。以外形来鉴别家畜优劣的相畜术已具相当水平。名传千秋的相马专家伯乐和相牛专家宁戚就活跃在这一时代。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牧业机构和“牛人”、“羊人”、“校人”等畜牧官员，同时还制定了各种畜牧法规。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厩苑律”竹简堪称世界最早的畜牧法规。

因战乱和连年滥伐，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迫使政府不能不重视森林的养护和种树。当时设有“山虞”和“林衡”等林官。严禁滥伐，严防山火，将植树造林已作为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

秦灭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和文字，大规模移民西北和五岭，修筑堤防，疏浚河道，这一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王朝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农本思想，将重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实行轻徭薄赋、垦荒实边、兴修水利、奖励力田、劝业农桑等一系列重农政策，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汉武帝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汉代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国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就兴建了六辅渠、龙首渠和灵轵渠等水利工程(图9-2)。山西引汾水和黄河水，河南汝南和安徽西部引淮水，山东引巨定泽水和汶水，等等。井渠法传到新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下灌溉渠道—坎儿井，解决了干旱地区开渠塌方或沙土漏水和蒸发量大的难题。此外，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放淤压碱，成为后来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冶铁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期铁农具的种类大为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具已完全铁器化。犁壁的发明使犁在破土松土的同时增加了翻土、灭茬、压草、开沟、作垄的功能，使得耕作更有效率。秦汉时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搜粟都尉赵过在陕西关中推行“代田法”时，用的就是“二牛三人”的牛耕。铁犁的广泛应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是汉代农业发展的两项重大措施，对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代我国还发明了世界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它改原先的撒播为条播，将开沟、下种甚至施肥等作业合而为一，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均匀且节省种子。《齐民要术》称之为“省力过半，得谷加五”。耧车18世纪传入英国，经塔尔改进后成为当时通行于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期，园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圃，栽培和管理技术也明显提高。

畜牧业方面，相畜术、畜禽良种的选育、牲畜杂交和杂交优势的利用，以及畜禽的饲养管理均有一定进步。在中兽医方面，脉学和症治、阉割去势、本草学方面都有进展，并且制定了一些防疫制度。养蚕业与蚕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的丝织品和养蚕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亚。

此期，人工养鱼和人工造林也进一步发展，渔业和林业逐渐成为农业中独立的生产部门。
总之，秦汉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无论从经营思想、农学理论，还是技术体系均已基本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国军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北方黄河流域栽培果树的种类与汉代相比变化不大，但南方栽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母子瓜’作种、大蒜“条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第三节 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3世纪时依然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一、南方传统农业的兴起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防洪排涝工程3起、运输工程3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涝工程7起、运输工程8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二、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全国人口约1亿。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但元代有一定发展。南方畜牧多养牛、羊、猪、鸡，并以猪、鸡最多。此期，优良品种“湖羊”培育成功，淡水养鱼业也有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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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想要的答案实在太难了，找了很多网址网页都没搜到合适的答案，哎~~要有资料就行咯~~
至于还要中英文对照，太难咧~~（百度人也不是机器人啊）

农业发展的表现，一般要从农具改进与农作物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耕作技术的进步、垦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的提高、政府收入增多、国家人口增殖等方面来考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看历代政府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农业政策、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等。
一,农业生产工具:
1,木石器:夏商西周使用木制的耒耜,石刀,蚌镰等.
2,铁农具:春秋出现,战国推广,西汉普遍使用,秦汉传到岭南,西域.
3,犁耕法:春秋出现牛耕,战国推广,西汉普遍使用耦犁,出现二牛一人犁耕法,唐发明曲辕犁.
4,灌溉排水工具:三国马钧发明翻车;唐朝出现筒车.
▲(东汉杜诗发明水排是手工业工具)
5,播种工具:西汉使用耧车

二,水利:
1,先秦:夏朝已经有原始水利;春秋时已经有邗沟;战国有都江堰,郑国渠.2,汉:西汉六辅渠,白渠,文帝,武帝治理黄河;东汉明帝时王景治理黄河.3,三国:魏在淮河流域兴修许多水利工程,蜀维护都江堰;
4,五代十国:吴越修筑钱塘江海塘;
5,唐朝:在黄河,长江流域开灌渠.
▲(秦的灵渠;隋,元的大运河以航运为主)

三,农作物:
母系氏族:半坡种植粟,菜,麻;河姆渡种植水稻.
商朝:黍,稷,麦,稻,桑,麻;西周包括了后世大部分作物.
秦汉:西域传入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
南朝:小麦种植开始推广,水稻栽培技术提高.
唐朝:吐蕃种植青稞,小麦,荞麦,豌豆,蔬菜种子传入西藏.
北宋:粟,麦,黍,豆从淮北传到江南,两广;越南传入占城稻从福建推广到江浙和淮河流域;茶树在福建和长江中下游广植
南宋:太湖流域盛产稻米;棉花种植从闽粤扩展到江淮.
明朝:江南双季稻,岭南三季稻;玉米,甘薯,马铃薯,烟草传入我国;桑 ,麻,棉广泛种植,棉布成为人民主要衣料.

四,畜牧业:
母系氏族:半坡:猪,狗,牛,羊,鸡;河姆渡:猪,狗,水牛.
商朝:猪,狗,牛,羊,马
北魏:《齐民要术》介绍禽,畜和鱼类饲养.
唐朝:吐蕃饲养牦牛,马,猪,独峰驼;靺鞨放牧猪群

五,耕地,粮食,人口
隋唐:大量垦荒,粮食布帛增多,人口增长,唐玄宗时是太宗时的近3倍.
清初100多年里,耕地增40%以上,人口高速增长.

楼主的要求好苛刻哦

（1）农业的起源：原始社会即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作物种植格局。 （2）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刀耕火种石器锄耕铁犁牛耕。其中： ①早期/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刀耕火种——石器锄耕，基本模式：奴隶集体耕作，大规模简单协作。 ②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铁犁牛耕，自耕农经济，开始形成于春秋战国，基本模式：精耕细作，小农经济。 （3）耕作方式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①生产工具的改进：原始社会：石器、骨器——商周：出现青铜农具，但极少，仍以石器、骨器为主——春秋：铁器牛耕出现——战国：铁器牛耕推广——西汉：犁壁、耧车——三国：翻车（人力灌溉工具）——唐代：曲辕犁（传统步犁基本定型）、筒车（水力灌溉工具）。 ②水利设施的完善：春秋：芍陂——战国：都江堰、郑国渠——汉代：漕渠、白渠、西域特色工程坎儿井、治理黄河。 ③耕作技术的成熟：春秋至秦汉：两年三熟，代田法，区田法——魏晋：《齐民要术》现存最早的农书，绿肥和轮作早欧洲1000多年——宋元：精耕细作全面成熟，稻麦复种制，南宋江浙为经济重心——明清：多熟制，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引进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经济作物面积扩大。 （4）经济重心南移：①过程：魏晋时开发江南；安史之乱后开始南移；南宋，江浙成为经济重心（“苏湖熟，天下足”），完成南移。②南移的原因：北人南迁，带来劳动力与技术，南方稳定，自然条件优越，统治者重视。 2．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

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形态大致经过了早期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古代农业按照原始农业（原始社会－商周）、传统农业（春秋战国－-明清）分两大块.贰部分特点：
　　原始农业：
　　原始社会
　　石刀、石斧
　　刀耕火种
　　水稻、粟
　　商周
　　耒耜和石锄、石犁（少量青铜农具）
　　开沟排水、除草培土、沤制肥料、治虫灭害
　　粟、稻、黍、稷、麦、桑、麻
　　传统农业：
　　1、生产工具：
　　战国
　　铁犁
　　没有犁壁,只能松土破土,不能翻土造垄,构造比较简单
　　西汉
　　耦犁
　　二牛三人、一牛二人
　　耧车
　　播种工具,将开沟和播种结合在一起
　　隋唐
　　曲辕犁
　　可以调节犁耕的深浅,既简便又轻巧
　　2、耕作技术：垄作法----代田法、一年一熟---耕耙耱技术、耕耙技术
　　3、水利灌溉：都江堰-------漕渠、白渠、龙首渠------翻车------筒车-----高转筒车-----风力水车
　　4、生产方式：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商周
　　集体劳作
　　土地国有
　　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低下
　　有利于提高工效
　　春秋战国
　　小农经济
　　封建土地私有制
　　铁农具和牛耕逐渐推广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
　　发展缓慢因为中国农业的特点：
　　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
　　耕作技术：精耕细作
　　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分散性：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
　　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
　　两段史料：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开始使用,耕犁和牛耕技术也随之出现,并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实行起来,……秦汉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耕犁也有所革新,除犁铧是全铁外,还创造了犁壁,从而更有利于深耕和碎土.……唐帝国前期,在耕犁的完善方面有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曲辕犁（又称江东犁）的出现.它操作起来较为灵活方便,因而特别适于土质粘重、田块较小的江南水田中使用,这对江南地区农耕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明清时期人口大幅度增加的过程中,牛耕大量退出,代表唐宋时期先进生产力的江东犁,到明清时已被铁搭所取代.这倒不是因为铁搭有如何的先进性,根本的原因在于铁搭用人,而江东犁用牛.《天工开物·乃粒·稻工》记载“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蓄牛力.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广大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获得了发展；落后的江南地区也获得了一定的开发，从而扩大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

自殷周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和西北、东北北部地区，为畜牧业经济区；但靠近长城内侧，从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经龙门（今陕西卦城县）西南折向天水、陇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秦汉时期的北地、上郡、五原、朔方、云中、西河、河西等郡在内的地区，都是农畜两宜的半农半牧区。特别是随着秦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和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胜利而来的，除丰富了牲畜品种和扩大了畜牧业的地区外，也在这片辽阔的地区兴建屯田和移民实边，从而扩大了粮食生产的面积。武帝破匈奴后，“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①，后武帝又置河西四郡，于是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由于屯田的大量兴建，以至从今新疆地区到河西走廊及宁夏、内蒙古等地出土的汉简中，还屡见“农令”、“田官”、“候农令”、“别田令史”、“农亭长”、“代田长”、“农都尉”、“护田校尉”等主管农田的田官名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经济确有发展。因此之故，处于边塞的桥桃，既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的畜牧业收入，也有“以万钟计”的粟③。班固之祖班壹，在边地“致马牛羊数千群”，而班况则为“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④。马援在边郡，既有“马牛羊数千头”，又有“谷数万斛”⑤。这均反映出农、牧并重而且兴旺发达的景象。

至于广大江南地区，《禹贡》称荆、扬之地“厥土涂泥”，“厥田/TITLE>下中”和“下下”，说明战国时期的江南，其土质的肥沃程度远不如关中及中原地区。在耕作技术方面也颇落后，直到秦和西汉末年没有多大变化。故《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均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流行粗放制的耕作方式。但是，到了东汉时期，王景在庐江郡推行牛耕之法⑥；任延在九真郡“铸作田器”，教民牛耕⑦。可见江南的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水利的兴建由以北方为重点逐步转向以淮河流域和江南为重点，且出现了陂塘化倾向，扩大了耕地面积。因此之故，东汉时期的人口分布，虽然仍是北多于南，然而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比例，大大超过北方。特别是自秦始皇大批移民岭南和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南越，中土人民的耕作技术，定然相随南移。故江南地区的逐步开发，扩大了秦汉农业的经营地区。

隋唐时期：
生产发展水平很高。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衣业，在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锄、铲、镰、犁都有大的改进。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和新的开凿，而更为广泛和完善。长溯积累的从犁地、播种、施肥、灌溉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经验得到推广、良种普遍使用、经济作物得到发展。隋唐五代的农业生产进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农田大批开垦、粮食单产超过汉代一倍，一粒种子可收获20至40粒，最多者达百粒，而欧洲最先进的法兰克王国之单产，仅及中国的1/10至1/20。手工业、商业，欧亚北非各国更是难望中国之项背。

明朝：
明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类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出现或有所改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农具人力“代耕架”的应用。它大致创始于唐代，到明代有较大的发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总督陕西，遇连年旱灾，耕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进行困难，于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玩，量为增损，易其机发”，制成五种“木牛”，分别称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这些耕具适应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亩。使用后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机巧，用力且均，易于举止”①。继后，嘉靖二十三年（1544）欧阳必进在郧阳府（今湖北郧县一带）也组织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遗制，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赖焉”②。可惜两者的书、图和耕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年间（1621—16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并撰有《代耕图说》及附图。从《代耕图说》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两头分别设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装一辘轳，在辘轳中段缠以绳索，索中间结一小铁环，环与犁上曳钩，连脱自如。辘轳两头安装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动。三人合作，田地两头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则使一来一往。屈大均说：“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①。“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杠杆原理，从现代机械角度看，它们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此外，如灌溉农具拨车和风力水车，稻谷脱粒农具稻床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
明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民间修建和小型为主。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是海塘修筑技术逐渐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盐、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为石塘。塘面不同于宋代的斜直方式，而采用了阶梯形。海宁地段不仅有强潮侵袭冲击，且土质为粉砂土，塘基的修筑和塘坝的保护都较困难。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筑成石塘，但还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柜修筑。嘉靖时的黄光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他不仅主持修筑了设计合理、坚厚稳固的鱼鳞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鱼鳞塘”发展成结构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牵制，条石间用糯米汁石灰浆灌砌，并在合缝处用油灰抿实，再用铁锔、铁锭嵌扣起来，使之更加坚固不易冲坏，从而使沿海农田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海塘问题的论著，如黄光升《筑塘说》、仇俊卿《海塘录》和清初陈訏的《宁盐二邑修塘议》①等。它们从取材、土墉叠砌、程式、验土、层叠、打桩、坡陀等方面总结了海塘的修筑经验。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旱田用水疏》，从水位、流速、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考虑各种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学的原理。具体为：（1）用水之源，即对山泉和地下喷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对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潴，即对湖、荡、沼、泽等积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滨地区江、河出口处以及海中岛屿、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潴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开凿水井或修筑池塘、水库以蓄积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带进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学知识。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全书共六卷，《农政全书》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讲龙尾车，这是用于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讲玉衡车和恒升车，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讲水库；卷四水法附余，介绍寻泉凿井的方法。

清朝时期：
农具

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首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发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1821—1850），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速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①。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0 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1725）近畿发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① 翟允禔：《从<农言著实>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 年1 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①，“井利甲诸省”②。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③。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

第一，“农本”和“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指导思想。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封建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实行，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国家安定、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该政策把工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其结果必然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的水平上。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前期发展，后期停滞。“五谷”在商周时期已经种植。明代引进了玉米和番薯。清代前期种植经济作物已很普遍。从秦汉到隋唐，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不断发展，钢刃铁农具在隋唐时期已普遍使用，隋唐出现了筒车和曲辕犁。农业生产工具在宋代以后无大的改进，这预示着封建生产力已经走到了尽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促使新的生产关系出现。

第三，耕地面积和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自秦汉到明清，耕地面积呈不断扩大趋势。西汉时期，江南、西域和西南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开发。隋唐时期，江南的土地资源进一步被利用，适于种植高产稻的圩田很普遍，开垦山地的现象也很多。明清时期，连不适宜生长稻、麦的贫瘠沙洼地也被利用起来。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展，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增加。

第四，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唐代以前，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并不明显。唐朝时期，茶叶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这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典型。元朝时期，棉花种植遍及南方，明代已推向江北。明清时期，棉花、蚕桑、茶叶、烟草、花卉、油料、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农业商品化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五，赋税制度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化主要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以人丁为主逐渐变为以田亩为主，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驰，二是由实物和力役为主逐渐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说明我国商品经济在不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