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探源工程预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揭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探讨其发展道路的特点、原因，不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探源工程的概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顾颉刚等学者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就开始涉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进一步奠定了资料基础。在夏鼐、苏秉琦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学术界开始全面探讨这个重大课题，并逐渐形成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实施，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的年代框架表(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0年),同时也开创了采取国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作模式。鉴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预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一)”]是作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立项的;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二)”]是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立项的。

　　二、探源工程各阶段及其主要成果

　　(一)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阶段除了开展对上述专题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启动了。探源工程(一)的项目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涉及学科除了考古学以外，还有文献史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动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食性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从而奠定了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的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据古史传说，山西南部是尧活动的中心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考古发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处首先建成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复原研究显示，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至迟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都城的总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项以来，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遗址174处，为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

　　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三)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为牵头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技术路线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三、探源工程的基本经验与前瞻

　　由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深刻的过程，随着探源工程的进展，我们在不断获得新收获、新认识的同时，也不断提出更多的新问题。例如，既然中华文明是若干地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些地方文化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的，它们分别做出了哪些贡献?还要探索为什么是这样一些贡献被接受和继承而非其他，亦即究竟是哪些内容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整个学术界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所幸的是，迄今为止的探源工程实施中，我们摸索出一套正确的研究道路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通过国家工程的形式整合力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通过必要的多学科合作机制，确保工程顺利实施;以开放的态度和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使中华文明的研究融入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国际性课题之中，等等。探源工程还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陆续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研究生。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学术的未来与希望!

这是选修么··》

我也在找答案，该死的选修

1、考古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发展及特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起源发展及发展的连续性，备受世人关注。中华文明的起源，从中国古人类学、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界的发现和研究，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其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是一直延绵不断源远流长。
2、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在这些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国家和民族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
3、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并和四方蛮夷戎狄不断融合，考古中发现，上古中国不仅有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还分布在其他地区。比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华文明是经历各区域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结果。历经几千年以上的历史演变，中国各大古代文化，长期相互融合形成。

中国文明起源的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最可笑的，那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西来论，在18世纪末期，西方的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华文明并不是东亚的本土文明，而是来源于西方，有人认为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埃及，有人则认为，来源于古巴比伦，而有人则认为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印度，1921年，瑞典的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以及河南一带发现了一些和东欧以及中东地区相似的彩陶，实际上就是以彩陶为特征仰韶文化，但是安特生固执地认为这些彩陶就是中华古文明和西方古文明一脉相承的实物，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让人笑掉大牙的判断在当时居然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为赞同。
第二种则是一元说，所谓的一元说主要指的还是“中华文化中原起源说”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这些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早期文明遗迹的不断被发现，而夏商周三代也主要兴起于黄河流域，以中原为核心逐渐向四周扩张，随后的中原王朝也延续这一路径而发展。1975年何炳棣的《东方文明的摇篮》发表，他认为中原是中华文化乃至于东方文化的摇篮，从此，中华文化一元说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考古技术也有大的长进，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也越来越多，人们发现中国考古文化不止一个系统，70年代初考古学又出现了区域类型概念。实际上，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历史社会系主任、教授林惠祥就曾经做出了类似的猜想，把中华文化起源分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1979年，中国考古界的泰斗夏鼐出版了《碳14测定年代与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七大区域，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的多元说，到了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就是将考古学文化分类的理论，即分成区、系、类型三个等级。1999年，苏秉琦出版了《中华文明起源新探》，正式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
最后一种，我认为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那就是所谓的多元一体论。虽然除了中原之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良渚文化的特色玉器玉琮后来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玉礼器，甚至流传到了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除此之外还有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的红山文化，湖北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这些文化要么缺少构成文明的重要因素，要么则是和后来的夏商周政权缺少联系，比如良渚文化，简直就是来无影去无踪。

一）“满天星斗说”。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二）“两大集团说”。认为中国的史前文化可以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南的金沙江划一条大斜线。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
　　（三）“接触地带说”。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四）“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
　　（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
　　（六）“永州说”。以梁绍辉、袁家荣等为代表。该说的支撑是在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玉蟾岩（俗称蛤蟆洞）发现了原始古稻和原始陶器。中国的远古文明史是伴随原始农业的形成而形成的，永州道县玉蟾岩出土文物表明，永州在一万二千年前就有了相对成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制陶业，可知早在一万二千年前我们的远古先民就在永州这块土地上开创了辉煌的远古文化。由此推出，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非但“上下五千年”，而是一万年，甚或一万余年。（北京日报2003年7月29日）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先是新石器时代前期，各地区各部族发生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各部族为争夺财富而发生战争，最后因利害关系形成一个部落联合体，由最强大，声誉良好的部落（五帝）主持公道，在政治上结成一体后，又促进了文化的趋同，形成模糊的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这种体系一直持续到夏商时期（夏商两个国家和之前的五帝一样也是诸国联盟的盟主）。到了周朝，分封制度打破了血缘部族组织，周人的文化通过礼乐制度植入分封形成的诸侯国，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诸国的文化一统进一步强化，形成了“华夏”民族意识。至此，中华文化出现了坚强的核心，即华夏文化。春秋战国时代，周边的蛮夷也渐渐被华夏化（比如西戎、北狄、楚国），为后世的秦汉统一奠定基础。当然华夏文化是有包容性的，它同化了周边地区文化，但又囊括了边远地区的文化传统因素,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中原中心论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蛮夷”对华夏也有文化输出，因此中华文明是多源头的，而不是单向地从中原往外输出。秦朝的文化统一政策（书同文，移风易俗）之所以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前代有文化一统的趋势，秦朝不过是顺应这一潮流。总之，到了西周时期，中华文化核心区，即带有地域和民族双重属性的华夏文化已形成，奠定后世大一统的帝国文明。

中国文明起源的四种观点。中国文明起源的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最可笑的，那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西来论，在18世纪末期，西方的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华文明并不是东亚的本土文明，而是来源于西方，有人认为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埃及，有人则认为，来源于古巴比伦，而有人则认为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印度，1921年，瑞典的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以及河南一带发现了一些和东欧以及中东地区相似的彩陶，实际上就是以彩陶为特征仰韶文化，但是安特生固执地认为这些彩陶就是中华古文明和西方古文明一脉相承的实物，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让人笑掉大牙的判断在当时居然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为赞同。第二种则是一元说，所谓的一元说主要指的还是“中华文化中原起源说”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这些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早期文明遗迹的不断被发现，而夏商周三代也主要兴起于黄河流域，以中原为核心逐渐向四周扩张，随后的中原王朝也延续这一路径而发展。1975年何炳棣的《东方文明的摇篮》发表，他认为中原是中华文化乃至于东方文化的摇篮，从此，中华文化一元说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考古技术也有大的长进，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也越来越多，人们发现中国考古文化不止一个系统，70年代初考古学又出现了区域类型概念。实际上，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历史社会系主任、教授林惠祥就曾经做出了类似的猜想，把中华文化起源分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1979年，中国考古界的泰斗夏鼐出版了《碳14测定年代与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七大区域，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的多元说，到了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就是将考古学文化分类的理论，即分成区、系、类型三个等级。1999年，苏秉琦出版了《中华文明起源新探》，正式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最后一种，我认为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那就是所谓的多元一体论。虽然除了中原之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良渚文化的特色玉器玉琮后来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玉礼器，甚至流传到了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除此之外还有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的红山文化，湖北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这些文化要么缺少构成文明的重要因素，要么则是和后来的夏商周政权缺少联系，比如良渚文化，简直就是来无影去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