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岁，苏轼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是不得了的。但问题是要那样，苏轼就不再是苏轼了，而应该是一个当官当得非常不错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人。

首先是反对变法。要说苏轼与王安石同为文人，应该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也是想富国强兵。可是文人办事总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有些问题欠考虑，变法太急，就产生了一些弊端，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这时苏轼站出来了，反对新法。

于是就遭到多次贬谪。两次被贬杭州，他也不以为意，而是认真地做起了小官，领人在西湖筑堤，这就是有名的“苏堤”。从杭州他又到过密州、徐州、湖州。就在湖州，苏堤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原来，一些反对苏轼的人在他的诗文里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句子对其设计陷害。

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于是告诉为他送饭的弟弟说，平时不要送鱼，若听说我要被判处死罪再送鱼。有一次，他弟弟病了，托人送饭，那人不知情，送了鱼，害得他虚惊了一场。后来还是王安石一句话：“哪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得以出狱。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表面上，虽然是个小官，实际上处于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言论行为都受到束缚。他的散文代表作前后《赤璧赋》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写成的，“必深藏之不出也”，一般人是难以见到的。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与其父苏洵的大器晚成相比，苏轼属于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入京就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当时，比他年长30岁的欧阳修就对他作出了如下断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事实正如欧阳修所预言的那样，苏轼确实是古今文人中声誉最隆的一个艺术天才。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他是豪放派词的开山鼻祖；论书法他是“宋四家”之一。真个算得上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了。

然而，和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比较起来，苏轼在仕途上就显得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九死一生。事实上，苏轼的出仕之路只能算是一条屡遭贬谪之路。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_苏轼

作为罕见的全才式牛人，苏东坡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诗词文赋，无所不精，美食书画，亦足成名立家。可是，就是苏东坡这样的通才，亦不是无所不能。他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下棋、喝酒和唱曲。这是苏东坡自己非常希望精通，却总是难以如愿的三方面。事实上，他在另一方面，也不如人，即做官不如人。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人的才性和能力，多半有所偏重，很难兼擅。物各有性，性格有极。优秀的人才，多半具备一定的个性，每种个性自有其魅力，亦各有其局限。文学创作，抒发心志，为苏东坡所长。处理官场的复杂关系，兼顾各方，保全自我，甚至不断“进步”，可能是苏东坡所不擅长的。文人多半天真理想，率性而为，快意人生，不太愿为官爵利禄而屈心抑志，不断抹平个性，希和上级，以求进取。苏东坡是文人的典范，文人的优点，他几乎全有，文人的这点不足，他也不能免俗了。

另外，文学才华，本质上是一种“务虚”的才能，官场生存需要的最主要智慧却是“务实”的，虚实扞格，难以两全。文学写心，济世救民，自我实现，实为志之所在。作官相对复杂许多，于多数人而言，为官多为稻粱谋，希望不断获取利益，济世救民可能不是多数官僚们的真正理想。利益好处，实为宇宙中间，最为现实的存在，是最需要“务实”的。苏东坡最主要的身份是诗人，而非官僚。他的文气和心性，排斥官场的种种恶习。在杭州通判期间，他曾抒发自己官场的迎来送往的厌倦，称连绵不绝的酒宴为“酒食地狱”。苏东坡务虚的才情一流，务实的能力出众，务实的耐心，就稍显不足了。

然而，命运遭际，并不由才情决定，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苏东坡屡遭贬谪，主要原因不在其才华横溢，而在其不迎合当局，不附会权贵，不愿为了功名利禄而改变做人做事的原则。苏东坡的政治才能卓著，行政能力突出。他非常较真，总是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不足，王安石把京城一个事务繁多的差事给了他，希望让他忙起来，无暇跟自己对着干，结果苏东坡太能干了，不仅本职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反而，还有很多时间研究批评新法，给皇帝老子写万言书，提意见。

在地方作知州时，他防洪救灾，疏通西湖等河流湖泊，兴建水利设置，在朝野赢得了极大声誉。在被贬斥后不久，很快被起用，回到中央。苏东坡屡遭贬斥，谪居荒蛮，并非因缺乏政治才干。不愿同流合污，和光同尘，不愿浑浑噩噩，自利自保而改变原则，是他不断遭到打击迫害的主要原因。当然，树大招风，才情盖世，名声巨大，号召力极强，确实造成了政敌变本加厉地打击，正如他的学生李廌在悼词中所说的“才高为累”！最后，北宋中后期的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党争，也是苏东坡屡遭贬斥的重要原因。

跟屈原类似，苏东坡具备淑世精神，兼有独立不迁的人格，不苟同，不敷衍，坦荡行事，真诚做人，不虚伪，不矫饰。宋神宗和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时，它指出新法的种种弊端，希望朝廷能够留心，加以改变，他不反对改革，反而支持强国富民的政策。他反对的是标榜富国强兵，富国饶民，实则富国扰民、强国弱民的政策。司马光等“旧党”人物执政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尽废新法之时，苏东坡再次反对。他希望能够具体分析利弊，废除扰民害民的政策，对效果较好的措施，应该继续推行。然而，在昔日的“战友”旧党人士看来，苏东坡业已“变质”，站到了“敌人”一边，因此，就对苏东坡加以打击了。

当然，对苏东坡打击最为决绝最为狠重的，还是后来在哲宗、徽宗亲政之后的新党人士了。酷烈漫长的党争，导致苏东坡一生中的一半时间都在贬谪中间度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因为贬谪，《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旷世杰作，才得以诞生。

总结：如果苏东坡有来生，让他重新选择，他未必会牺牲诗篇，而选择一个平安顺遂的人生之路了。否则，他可能像晏殊和杨亿等人一样，富有才华，却为富贵所“害”，人生过于顺利，而没能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了。

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轼

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在当官时期还屡遭贬谪？

苏轼一生起起伏伏，被重用，但经常因政治立场和政敌迫害而被贬低。他一生经历了三次严重的贬低，首次降级为黄酒，再次降级为惠州和丹州。其中，甜酒是最远的，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海南岛已经是北宋国土的边界。当时人们心中有壁纸，蛮荒之地，到现在为止，鱼人还没有降级到那里，苏轼为什么降级到那里呢？苏轼首次被降级为黄酒后再次被利用，受到高太后重用，但朝中局势依然无止境。与苏轼敌对的新党已经失势，但过去也得罪过旧党的人，因此，虽然得到了高太后的支持，但苏轼认为自己请外派更好，从而避免了斗争。

所以他被调到了灵州，被调到了扬州，一度回到了首都。后来高皇后去世，宋哲宗开始娘家，因为他支持改革，张嗳作为相位，新的聚会给了所有的费用，把反对新政的人放在过去。苏轼也逃不了，所以被贬到惠州(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惠州是个偏僻的地方，旅行很辛苦，但苏轼喜欢这里的风景，性格豁达，在这里写了很多文学作品。苏轼降级到这里的时候，已经一万年了，他以为自己会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但没想到三年后，降级命令又下达了。把他贬为甜酒。据传，他被降级到州的原因有两种，都与张高有关。

张嗳年轻的时候，苏轼实际上是好朋友，乌塔市事件，也曾努力营救苏轼，但后来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他们分手了；有人说张奎其实很嫉妒苏轼。总之，将苏轼贬为端州是一个长文的想法。一种说法是苏轼在惠州写过一首诗，里面有句话：为了让老师睡个春觉，道人轻轻拍打了吴敬宗。

他给我看了春天午睡的悠闲生活，后来这首诗传到了张平，苏轼降级了，能这么舒服惬意，真是看不到他了。所以干脆把苏轼贬得更远。另一种说法是，张高应该贬低苏轼和苏铁兄弟。因为“预见”和“之间”都有“杯”，“瑜”和“雷”都有“田”，所以他们分别被降级为甜酒和雷州。其他被贬低的人也是根据这种模式来决定的。

到了海南岛，这里的生活几乎不能和以前相比，中小人经常在中间受到打扰，差点连家都没有。他在《与程秀才书》中表示：“这段时间没有肉，没有病，没有药，没有住处，没有朋友，冬天没有木炭，夏天也没有琼脂。”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困难。但是苏轼仍然不灰心丧气，他仍然认真生活。例如，找不到画画的好墨水时，他干脆自己做墨水，差点把房子烧了。他还从四周采集草药，研究治疗效果。他甚至鼓励岛民耕种、实行教化等。可以说，他在精神上没有被政敌打倒。

后来，哲宗去世，惠宗继位。张嗳因为反对惠宗皇帝，所以失势。皇后故意和解新老党纠纷，过去降级的人都得到赦免，苏轼回到北方，以后可以自由定居。在回到北方的路上，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班馆长被贬低后，路上反而吃了不少苦头。继惠州之后，苏轼以为自己会老死，有生之年不会得到特赦，但这时也接近他生命的尽头，得到特赦后两年在常州去世。船亭，苏东坡船在常州降落的地方

大门湖一代没落了。如果这种天才随波逐流，也许他会一辈子乖乖地过下去，最终被埋没。但是他说“不合时宜”，一生的坎坷给世界留下了无限的追念，但我们也不必为他惋惜。因为这不是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