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至秦末

浑然入序的书法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地发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地发展。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五种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

秦代

开创书法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其中《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玡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由李斯秦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篆之捷也”。其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到了西汉，隶书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 ，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

东汉

求度追韵两汉书法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 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邕的《熹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 ，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锳》、《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是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

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 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 《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两晋时期

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最能代表

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 以陆机、卫瓘、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爨宝子碑(4张)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进入北碑南帖时代。此时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对统一，这是北朝。

北朝书法以碑刻为主，尤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代表作有《郑文公碑》《张猛龙碑》《敬使君碑》。此时书法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钟致帅《雪轩书品》称：“魏碑书法，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

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三一七年至公元四二零年，是南朝。南朝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隋唐五代

求规隆法隋朝书法

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和之后的唐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分四种风格：

1、平正淳和如丁道护的《启法寺碑》等

2、峻严方饬如《董美人墓志铭》等3、深厚圆劲如《信行禅师 塔铭》等

4、秀朗细挺如《龙藏寺碑》等。

唐代书学鼎盛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初，国力强盛，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大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四家为书法主流。总特点结构严谨整洁，故后代论 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张旭史称“草圣”，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五代，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上朔二王，侧锋取态，铺毫着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语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 的“二王颜柳”余韵。

隋唐五代书法可分为三个阶段

（1）隋至唐初

隋统一中国，将南北朝文化艺术相容包蓄，至唐初，政治昌盛，书法艺术逐渐从六朝的的遗法中蝉蜕出来，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现出来。唐初以楷书为主流，总特点是结构谨严整饬。

（2）盛唐、中唐阶段

盛唐时期书法，如当时的社会形态追求一种浪漫忘形的方式。如“颠张醉素”（张旭、怀素）之狂草，李邕之行书。到了中唐，楷书再度有新的突破。以颜真卿为代表为楷书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至此中国书法文体已全部确定下来。

（3）晚唐五代阶段存唐遗风

公元九零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五代。由于国势衰弱和离乱，文化艺术亦呈下坡之势。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 形成了凋落衰败的总趋势。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另外还有李煜、彦修等有成就的书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消歇，以后北宋“四家”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宋至明中

尚意宣情

宋朝的书法

宋朝书法尚意，此乃朱大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这些在书法上有所体现，如果说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要墀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晋帖行书遗风。

无论是天资极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己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这在南宋的吴说、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然南宋书家的学问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了。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元代书法艺术

元初经济文化发展不大，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虽然在政治上元朝是异族统治，然而在文化上却被汉文化所同化，与宋不拘常法的意境追求不同，元朝之意表现为刻意求工的开式美的追求，所以苏轼标榜的是“我书意造本无法”，赵孟頫鼓吹的是“用笔千古不易”前者追求率意之意，后者才强调有意之意。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在元朝书坛也享有盛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原，虽然成就不及赵孟頫，然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自己独到之处。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

明朝书法艺术

明朝书法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初

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和祝允明、文徽明、王宠"三子"。

第二阶段──明中

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绝代，这和当时思想观念的开拓解放有关，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

第三阶段──明末

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清

抒情扬理

中国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 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 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 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明末书坛的放浪笔墨，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朱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

书法大家精品集(3张)

在的生命和一种不可遇止的情绪表现。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 复现。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统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 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才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民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 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张船山、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璀璨夺目的境地。可谓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一在景观。如果说，帖学家们力图寻找质的愿望没有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愿望在碑学那里实现了。

近现代

在书坛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书法艺术升华到观念变革的高层次，这无疑是迈了一大步。书法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书法艺术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而是取决于内在精神的现代化。书法现代性的精神是指当代书法艺术所体现、传导的现代社会的价值趋向。

近现代书坛，仍然是碑派占主流地位。但和晚晴碑派不同，取法汉碑和上古篆书的书法家在这一时期较多。

很多书法大师如林散之，沙孟海，陆维钊等等在1949年之前即已从事书法创作，但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已近耄耋之年才以书法闻名。1949年之后到毛泽东去世的近三十年时间内，书法基本上不受重视。当时的人们正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一个新中国。书法被认为是旧传统的代表。

近代书法艺术的色彩斑斓，与其书家队伍的空前复杂有直接干系。或许因距离太近，这段风景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清晰明透。

隋唐时期的治乱兴衰之中，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多。对于各种具体的历史启示，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各篇中论及。这里只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做一个概括的阐述。

统一国家的重建，以及较长时间的维护，表明秦汉建立的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形态，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治乱和隋唐的加工后，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的长期实现，与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密切相关；分裂与割据的出现，也与统治者在一些重大关系上处置失当有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事关统一与分裂的大局。针对汉末以来的实际，隋唐王朝建立伊始，都着力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六部制及宰相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成熟；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在县以下的基层加强户口编制与管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州县官员，由监察部门定期与不定期地对地方进行专项或综合的监督考察，都古代风景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既改变了前代地方门阀垄断仕途的状况，又为中央王朝加强对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有用的人才；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实行府兵制，并有意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更使中央王朝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驾驭四方。当这些措施在某些地方处置失当，就会给统一局面造成严重威胁。唐玄宗时出于对边塞用兵的考虑，有意将“内重外轻”的军事力量分布变为“内轻外重”，导致了“安史之乱”，几乎使唐王朝覆灭，此后又因府兵制的彻底破坏和节度使专兵，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后期的中央三省六部及宰相政事堂议事制度遭到破坏，皇帝在扩大皇权的同时，不得不倚重宦官，又给宦官专权造成可乘之机，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地方的分裂与动乱。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也与统一与分裂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矛盾造成的。而这一时期各民族的磨合，又为隋唐的统一创造了条件。隋唐王朝重建后，民族矛盾问题已远不如前代那样严峻，但与边疆各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国家统一安定的大问题。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处理的是好的，这一时期实行的许多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和成功的。如对公然入侵内地，肆行残暴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武装予以坚决的打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宁。对绝大多数友好的边疆少数民族，尽量实行和睦相处的政策，以“和亲”等方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合作，为各族人民都带来了益处。当然，这一时期的某些时候，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有处置失当的情况。如隋朝和唐朝前期对高丽的武力讨伐，就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和侵略色彩，给汉族人民和高丽人民都造成深重的灾难，也引发了隋唐王朝的社会矛盾，为分裂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唐朝后期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战争中，中央王朝对某些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利用与低眉，在客观上于统一无大用，而有大害。

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思想文化的导向，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关系极大。隋唐时期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与措施，比较注意照顾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的利益，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就政策本身而言，是既要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又要维护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还要适当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用心是良苦的，在总体上也较好地协调了各方的利益关系。而一旦这些政策本身出现偏颇，或在实际贯彻中“走样”，就必然伤害某一方的利益，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伤害百姓的利益，从而酿成社会动乱。隋炀帝时期的横征暴敛，唐后期“两税法”的变态，都严重地加剧了农民及工商业者的负担，引发了农民大起义和统一王朝的动乱与分裂。与经济利益分配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导向。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已广泛深入到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在封建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开皇律》与《永徽律疏》就是典型的代表，而隋律与唐律的相对稳定与实施，对隋唐社会的长期统一与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保障。隋唐时期的制度革新，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对于当时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这一时期制度革新的成败得失之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与教训。

把握机遇，顺应时势，是革新制度的首要一环。隋文帝取代北周之际，大刀阔斧地改革北周官制，采用汉魏之制，是因为他看到了北周六官之制早已不适应当时统治的需要，汉魏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三省六部制，更能顺应时势所需，故能在大动作之中取得大成效。唐初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也是抓住了当时战乱之后人口凋敝、土地荒古代舞女芜、经济萎靡，具有推行这些制度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前提，顺应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经济需要恢复发展，赋税需要均平，社会需要安定的时势要求。唐中期以后，改革赋税制度，变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也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顺势之举。相反，武则天时期，单凭个人主观愿望，以个人专制为目标，对中央官制屡屡变更，令人目不暇接，鲜有为后人称道的地方。

集思广益，上下一心，是革新制度的一个关键。制度革新，事关重大。决策一旦失误，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集思广益，在统治集团内部尽量取得共识，是非常关键的。唐太宗贞观时期，注意借鉴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在统治集团内部，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人们大胆发表不同意见，在重大决策之前，展开争论，然后集中正确的意见，加以施行。故在这一时期出台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比较科学合理，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出现了被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直接关系制度革新的隋唐时期的立法活动，在多数情况下，也都注意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参古酌今，慎重损益，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积极影响的《开皇律》和《永徽律》，就可以说是集思广益、集体智慧的产物。相反，隋炀帝时的一些所谓革新，以及唐朝中后期一些皇帝的变革，尤其是“永贞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专断和神秘色彩，因而或是决策失误，或是难以推行，最终难免失败。

培养力量，稳步推行，是革新制度的重要保证。一般而言，顺应时势的制度革新，本身具有推行的社会基础。但革新与推行是互动的，因而在许多时候，又需要充分的准备，周密的部署，科学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制度革新的力量，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行革新的制度，以降低制度革新的成本，扩大制度革新的效益。在封建时代，所谓培养力量，除了某些时候集中优秀人才外，最主要的是整顿吏治，这既是革新的内容，又是革新的保证。隋唐时期，废九品中正，行科举考试，废弃官员世袭，规定任期与回避等，都既是一种制度革新，又是其他革新制度实施的保证。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时，革新者都十分重视聚集志同道合的力量，整肃吏治，扩大宣传力度，并加强督促检查，使这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行，这在唐前期的均田制、户口调查登记制等的实行中，反映得比较明显。相反，唐中后期“两税法”本身，不失为一种顺时应势的革新，但由于当时推行这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官吏队伍的腐败与失控，在贯彻实施中上下其手，造成了立法者始料不及的严重弊端。“永贞革新”的许多内容，无疑是进步的，但因革新者没有聚集更多的力量，又操之过急，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

掌握动态，适时修正，是革新制度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法立弊生。一项再好的制度，即使创制者考虑得周密再周密，一旦实施之后，与多变复杂的实际情况之间，就会出现不相符的地方，而且在实施一段后，制度当初的针对性，会因被针对情况的变化而成无的之矢，甚至由治病的良药变为害民的弊政。从理论上说，制度革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劳永逸。从实践上说，则要求革新者必须始终掌握革新动态，适时修正革新措施。隋唐时期比较贤明的统治者，在革新制度的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而有不同的实施要求；对那些所针对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显得过时的制度，也能适时加以修正，这在律、令、格、式的及时修订中，可以体现出来。而那些比较昏庸的统治者，则往往满足于一时一事的举动，不懂得也不愿意甚至懒于去掌握动态。适时修正，因而大都难免在“法立弊生”中苟且偷安，由革新变为保守，由进步走向反动。

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造就了隋唐封建文明的基础，并构成这一封建文明的基本内容。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以及制度的创新，为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动力；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滋润着制度的文明创新。在这种辨证的关系之中，昭示出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封建时代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刺激与鼓励劳动者增加生产；二是轻徭薄赋减轻负担。这两条措施，在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中都曾实行过，但程度有所不同，成效也有大小。隋唐时期，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前期，都比较注意实行这两种办法，如限制官僚地主占田过多，适当抑制工商业的规模，加重工商业者税收，以促使更多的劳动者归于田亩；政府出面组织兴修水利等工程，改善生产条件等，有利于劳动者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行租庸调法、两税法，加强对户口的调查统计和对户等的评定，精简政府机构，倡导节俭之风，这些又都利于公平税赋，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而在灾荒时期实行的各种“荒政”，如义仓、平粜、减赋、免役、救济、就医等等，带有强烈的封建“仁政”色彩，客观上也有利于恢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切都有效地促进了隋唐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繁荣。

科技是介于狭义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一个因素。科技的进步，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益于文化的繁荣。隋唐时期，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了新的明显的进步，而统治者在通常情况下，也比较注意把新的科学技术推广运用到社会的经济文化领域，使科技、经济、文化相得益彰。如这一时期发明的曲辕犁，较前代的直辕犁，有许多优点；耙和砺（用于水田）、磟碡（水旱田兼用），便于平治田地，除去杂质；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既节省人力，又能把低处的水引到山田，这些农业工具经推广运用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焙茶技术、造纸技术、采矿技术、建筑技术，都有新的进步，对于手工业各领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在官方支持和倡导下发明的新的天文历算技术、雕版印刷技术，以及医药学领域的技术进步，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播，更是功不可没。

由国家出面，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集中兴办一些大的基础工程，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常采取的一项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隋唐时期经济社会得以较快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隋和唐初大规模地营建长安和洛阳，以及对一些地处要冲的城镇的集中建设，都有利于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始于隋文帝、毕于隋炀帝的连接南北的大运河，对沟通南北，方便漕运以及沿河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朝前后期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力量修建的许多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对于保持当时农业生产在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上持续发展，贡献很大。当然，在由国家出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必须注意量力而行，注意社会各方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如果本来就不含多少好意，情况就可能更糟。隋炀帝修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就有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实行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自身的重要途径，隋唐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与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

隋唐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即不仅在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就是一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禁区的政治领域，也实行对外开放。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全方位的开放，给隋唐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添了许多活力，注入了许多创新的动力，造就了这一时期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可以说。没有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隋唐的封建文明就要打许多扣折。如果隋唐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能坚持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和程度，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隋唐的对外开放，多数情况下是互通互利的。互通互利，是对外开放的本来含义。但历史上，也不乏以强凌弱、有来无往、有往无来、利益独霸的情况。作为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文明程度极高的隋唐王朝，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有来有往，平等相待，有时还能给予外来者更多的优待。这不能不被当时和后世所称道。正是因为隋唐王朝能做到这一点，才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者，在带来国外文明的同时，传播着中国的文明；而且促使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传播中国文明的同时，带回世界许多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相互促进着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隋唐时期对外开放的全方位、互通互利的特点，是隋唐王朝自身强大的表现，又是隋唐王朝强大自身的途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实行对外开放是需要有勇气和自信心的，没有勇气和自信的国家与民族，是不敢和不能实行对外开放，尤其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种勇气和自信，通常植根于自身强大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来自统治者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之中。否则，就只能是强大之国才可以对外开放，弱小之国就必须闭关锁国。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可以说，隋唐王朝的对外开放，既来自统治者基于自身强大的勇气和自信，又来自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才持续地保持在空前的规模和水平之上，促使隋唐王朝走上强大自身之途。

在总结隋唐时期治乱兴衰的基本经验时，除了上述各条外，还有三条很重要的经验，即：广开言路，重用贤才，依法办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无不因此而实现，反之，衰乱就会接踵而至。

广开言路，是治世的前提，在隋唐治世时期，是较好的。封建时代的广开言路，实质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这要求君主有一定的气度，能够虚心纳谏；臣下有一定的胆略，敢于和善于进谏。皇帝求仙图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中，只有广开言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个人决断可能造成的种种失误，实行比较科学民主的决策，使封建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就是以唐太宗能够虚怀若谷地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大臣敢于和善于进谏为基本特征的。当政前期的唐玄宗，也是在姚崇、宋璨等一批忠直贤能之士的匡谏之中，实现“开元盛世”的。“元和中兴”时期的唐宪宗，更是对转衰为兴的谏言广为吸纳。相反，隋炀帝的拒谏饰非，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本人后来的志得意满，不听谏言，又直接导致了治世、盛世和中兴局面的逆转。

任用贤才，是治世的关键。在隋唐治世时期，表现较突出。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强调用人要有正确的导向，用一个好人，好人都来了；用一个坏人，坏人都来钻空子。“贞观之治”的形成，与他任用一批贤良之才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被任为宰相，对他的辅佐极大。“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时期，也是贤相毕至的时期。姚崇、宋璟、武元衡、裴度等都是后世仿效的一代名相。除了相才外，凡治世时期，又都十分重视对州县等亲民官员的任用，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把州县长官的人选牢记在心的，并不时亲自加以简拔。通过广开言路、科举考试等途径来发现、选择人才，不避亲仇，不讲门第，坚持以德才为标准，以有无实绩任用升降官吏，也是这一时期治世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最高统治者背弃这些根本的原则，远贤近佞，朝政马上就会出现弊端，乃至酿成大乱。唐玄宗后来对李林甫等奸佞之辈的任用，就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依法办事，是治世的重要保障，在隋唐治世时期，也比较明显。多少年来，人们有个误解，似乎在封建社会，是无法制可言的，也谈不上依法办事。其实不然。只要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封建社会历史，就会发现，封建社会中，是有法制可言的。尤其隋唐时期，更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治乱盛衰，又都与法制建设的好坏直接相关。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与《开皇律》的制订和实施不无关系；隋炀帝时期的衰乱，更是直接与法制被践踏相关，这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人们所无可否认的事实。贞观时期的唐太宗，更是强调法律的统一、稳定和严格执行。有许多典型的事例，表现这一时期在依法办事方面，的确做到了有法必依，赏罚严明，并出现了一批能坚持依法办事的良吏、循吏，他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也堪为楷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坚持依法办事的执法官员，才能使社会上遵纪守法蔚为风气，使守法为国者能得到扶持重用，使贪赃枉法者能受到严厉惩处。就是皇帝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收敛自己不够检点的言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君主专制下可能发生的不法行为得到遏制。当然，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又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依法办事的。专制皇权及其代表的封建剥削阶级的利益，总要与法制相冲突的，即使这个法制本来是由他们自己制定并基本上代表了他们的意志的。这也就决定了依法办事，只能是暂时的，不能坚持到底，由此而来的封建治世，也只能是一时的，不能长治久安。“贞观之治”后的武则天的坏法，“开元盛世”后的“安史之乱”，“元和中兴”后的国家再度分崩离析，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君主专制与依法办事相冲突的必然结果。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在商朝。

它们是由竹子和木头制成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的和容易接近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把竹子和木头切成小块，用刷子在上面写字，但没有合适的书写材料。竹片叫“竹简”，木片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

一般来说，只有一行字是写的，如果是错的，就用刀刮写。因此，在古代，“删削”这个词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书大而小，古时简单而短，最长的三英尺，最短的只有五英寸。写一本书需要很多的简单，把这些简单化联系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

在编目中，经常使用麻绳，也使用丝绳（称为“丝编”）或皮条（称为“韦编”）。古书中提到“韦编三绝”，意思是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因为他经常读《易经》，把简化的管子擦掉三次。

根据一本书的长度，决定它应该用几段来编纂，通常是两段或三段，以及四段或五段以上。表示书籍数量的“书”这个词是象形文字，就像一根绳子连接着一系列简化的书籍。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

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

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着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

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