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阳黄山遗址考古发现 6000 多年前粮仓群,这一发现有哪些研究价值

发布时间: 2022-12-15 16:59:58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经典文章 点击: 99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何亮点?权威解读来了,古人类如何征服青藏高原?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

河南阳黄山遗址考古发现 6000 多年前粮仓群,这一发现有哪些研究价值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何亮点?权威解读来了

古人类如何征服青藏高原?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什么……3月31日上午,“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重要的考古成果众多,评选竞争尤为激烈。”中国 社会 科学院 历史 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今年入选的10个考古项目较往年来说,不仅分布范围更加广泛,时间跨度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围绕着重大任务展开,反映了考古学的一些重大课题。

考古成果迭出 展现中华文明风采

“从整体来说,这次入选的项目更多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绚丽风采,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说。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稻城皮洛遗址发掘执行领队郑喆轩介绍,该遗址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 历史 进程。

谈及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的共同点,王巍表示,这三处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5000年左右,并且在当时都形成了城市,出现明显的 社会 阶层分化,这些区域在当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此外,据刘庆柱介绍,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帝陵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表现了在秦汉时期,这块区域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所体现的重要作用。

走过考古百年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考古走过百年,一代代考古人前赴后继,用坚持不懈的努力揭开了一层层古老中华文明的面纱。谈及中国考古的发展特点,王巍认为,目前更倾向于围绕 历史 重大课题去展开发掘,边疆考古受到空前重视,多学科结合开拓了考古学的深度和广度。此外,大家更注重在做好遗址保护的基础上,再去做合理利用。

面对已经开启的第二个考古百年,王巍表示,本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态势。他强调:“考古展现了中华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于我们的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丰富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从数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基因中获取精神力量,增强了文化自信。”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国家文物局近期将印发实施《“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聚焦重大 历史 问题攻关力争取得新突破,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保护传承 历史 文脉,大力发展 科技 考古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不断壮大专业力量,深化国际考古合作交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据悉,本届评选推介活动共收到32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古墓有怎样的研究价值?

古墓  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中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数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司马迁写述中山地方风习,注意到“掘冢”行为的普遍。掘冢盗墓虽然是“奸事”,当时却有人因此起家致富。西汉时不法贵族作恶地方,盗墓竟然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于是有“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情形。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汉魏之际曾经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是古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晋人皇甫谧宣传薄葬,有“丰财厚葬以启奸心”之说。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盗墓“奸心”启于厚葬的说法,虽然颠到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可以说明“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是对“丰财”的欲求。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为骨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致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

河南有隋朝粮仓,仓内的粮食为啥历经千年不腐?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文明是一个农业文明,所以在我们的古代对于粮食和土地是非常的重视的,所以我国家一直都有储存粮食的习惯,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去保存稻谷了。

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的产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关于储存粮食的方法和技术也越来越成熟,而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当中,隋朝修建的仓储库是最为著名的,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正是我国历史最大的粮仓含嘉仓。

在隋炀帝即位的时候,便下令在洛阳附近修建大量的粮仓,而含嘉仓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粮仓的修建工程非常的庞大,当时隋炀帝调动了将近十万人,整整修建十多年才勉强完成,而且含嘉仓位于洛阳城附近,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含嘉仓在唐朝的时候也得到了加固和扩建,在唐玄宗时期,含嘉仓里面储存的粮食占据了全国储量的50%,从而可见这个粮仓的地位。

直到北宋时期,这个粮仓依旧在使用,但是随着靖康之变,南宋王朝偏安江南,而进入中原的金朝原本就是游牧民族,并不重视粮食的储存,而且金朝也没有将都城定在中原地区,所以含嘉仓也就渐渐的荒废了,虽然后来明清两代,对于储粮也是非常的重视,但是含嘉仓的地理位置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价值,所以也并没有恢复。

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考古专家们非常意外的在河南洛阳附近发现了含嘉仓的遗址,很快便开始了对含嘉仓的发掘,最终发现了整个含嘉仓有整整287个仓窖,而在160号的仓窖当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些粮食,而考古专家们将这些粮食取出来之后,让人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短短三天之后,这其中有一些粮食因为接触到了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居然发芽了。

随后专家们将发芽的粮食送往了农科所进行培养,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发芽的粮食和一般的粮食并没有什么两样,对此考古专家们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才智,而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考古学家们终于得到了含嘉仓的粮食能够发芽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含嘉仓建在了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整体上要离地下水比较的远,所以含嘉仓附近的土壤是非常的干燥的,从而也就保证了藏在里面的粮食会常年处于一个非常干燥的状态,不会容易发霉。

其次就是在建造含嘉仓的时候,仓窖四周的土壤其实都提前被当时的工人进行了烘干,所以也保证了仓窖内部的干燥性。

然后就是在存储方面,在放入粮食的时候,他会一层一层的隔着,而且中间会用草席进行分割,也防止了粮食发热的情况出现,也正是通过了这么多的保护措施,才保证了含嘉仓的粮食能够千年不腐,甚至还能发芽!

考古找到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

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3月31日揭晓。无论是最终上榜的10个项目,还是止步于终评的10个项目,都是2021年度全国1700余个考古项目的代表。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中国样本抹掉“莫维斯线”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阿舍利技术是早期人类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莫维斯线”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本次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组合,为“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专家点评: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这个遗址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遗址。皮洛遗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极端环境。新的发现突破了“莫维斯线”,为研究早期大范围人类的迁徙、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出土的扭头跪坐铜人像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组合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金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岗上遗址南区墓地出土的典型玉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中慕容智墓石志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明中都遗址宫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独山玉制造的“工业园区”

该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遗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特别是最大的、编号为F1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从遗址中出土与制玉相关的工具、原材料几千件。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玉材主要为独山玉。

在黄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制作的相关资料。南阳有独山玉,玉产自独山,这就是人类最早利用、开发优质石质材料的案例。这里制作出来的东西流传范围不断拓展,这里就变成了经济中心、制造业中心等。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城

该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

考古发现了巨大的城址: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10 22米,壕沟宽10 60米,最深处2.8米。这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墓葬分布集中,有明显成列排布规律。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三联棺、器物箱等葬具结构均是目前最早的发现。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这是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而且还是一个巨型的城。遗址上的墓葬之间规划有序,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大墓的随葬品100多件,这是非常罕见的,表明这个 社会 高度分化。这个遗址之所以重要,因为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尤其实证黄河下游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 历史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1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铜圆口方尊、玉琮、丝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通过实物,尤其这次6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体而微地实证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

活化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 历史 场景

该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本次考古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极大地丰富了秦墓资料的完整性。收获了战国晚期的木觚全文约700字,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字体是典型的秦隶,形制罕见;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今人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还发现了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 历史 空白。

专家点评:王巍(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郑家湖墓地的AB区是楚人的,C区是秦人占领这个区域之后的墓葬。这些材料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 历史 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 历史 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这里才是汉文帝的霸陵

该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经过多次勘探,最终确认该墓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0多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它与其西侧的窦皇后陵外围还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围合二者的大陵园。在大陵园内,还发现有两处23座外藏坑和4处建筑遗址。外藏坑中还清理出“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或者汉文帝挖山成墓的说法。通过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动、居住场景,这个理念是后来中国历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点。此外,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神秘王族的归宿地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考古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该墓出土的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而编号为“马场滩M2”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的墓,随葬器物非常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让我们知道了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这个地区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对于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交通史、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唐王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关系的形成。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唐代西域戍边的记忆

该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以及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 社会 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可谓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该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考古发掘,系统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全貌。出土的文书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宫城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通过2021年至2021年的发掘,已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通过揭露夯土台基及其内部磉墩,厘清了宫城内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主殿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与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形制较为接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组合则与北京故宫内同位置的建筑组合十分相似。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通过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中都体现了对宋元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它对明代南北两京工程规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中都遗址的认识和研究,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规划、营建思想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从普通居住点到政治中心的演变过程

该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明晰了鸡叫城聚落群的演变过程。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是普通的居住点,逐渐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显示出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考古人员发现的编号为F63的木建筑,建于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是建在若干立柱上,类似于杆栏式建筑。这是中国考古百年的首次发现。

鸡叫城遗址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演变过程:这个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更早阶段开始,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当地就有人,一步一步发展到巨大的城市中心,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遗址,变成了区域的 社会 , 社会 程度是不是进入文明,这都值得深入讨论。

本文标题: 河南阳黄山遗址考古发现 6000 多年前粮仓群,这一发现有哪些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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