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件被盗掘文物被广西警方追回，文物对于研究历史有什么意义？各位，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详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具体来说，文物具有以下这些作用：首先，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

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这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其次，文物具有正史的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另外，文物具有补史作用。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

再次，不同历史时期，文物对历史研究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先秦的历史资料相当匮乏，文献上的记载经常互相矛盾，又缺少可靠来源。这时候，文物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比如商朝的大致历史，主要就是靠着殷墟等商朝遗址的发掘建立起来的。甚至可以说，先秦的历史研究，是离不开文物的。文物是用来“补史”，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的。中国文献资料的大大增加，是唐宋以来的事情。这以后，文物对历史研究来说，可能没有文献那么重要——但这仍然要视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定。

比如，远在先秦时期，就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记载。虽然有记载，但我们弄不清古代的骑兵是如何作战的。因此，总是自然而然地把电视剧（如《三国演义》）中武将骑马单挑，当作骑兵作战的常态。但是，目前出土的文物中，最早的马蹬是十六国时期的。缺少马蹬的骑兵，双脚悬空，在剧烈运动中很难娴熟地控制马匹。上半身挥动武器、躲避对手，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三国时期到底有没有罗贯中写的那种骑马作战，是存疑的。再早几百年，到卫青霍去病那个时代，马蹬更是不太可能有。骑兵的作战方式，可能主要就是来回突击，或者像赵武灵王那样骑着马射箭。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能成为文物的东西，一定要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二，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而这两个特点也决定了文物的价值，文物的价值分几类，分别说一下。

一、艺术价值。艺术价值主要是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艺术手段，这类文物的代表非常多，如字画、雕像等，上品文物都有其艺术价值。好的字画，永远都不过时，从观赏角度可以给人精神作用，陶冶人的情操，使人愉悦，并且可以从中吸取精华，在表现形式、手法技巧等方面学习借鉴以创新。事实上，当代很多艺术表现形式都来自文物的传承。

二、历史价值。因为文物都与人类活动有关，所以他的历史价值非常大，如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再如敦煌壁画，就使得后世了解了“神”在社会中如何演化的过程。

三、科学价值。世界各地出土的文物和历史遗迹，其实都代表了当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状况，有利于现代人总结过去人的经验，揭示一些必然的道理，如陶器的发明只能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制造，在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

总之，文物对历史研究价值很大，无论是从科学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有深远的影响，他可以还原诸多历史难题，也可以通过解开这些历史难题，提升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首先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历史文物和遗迹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这是文物的时代特征。时代特征是文物、遗迹中的时代性和时代内容的统一。从时代特征可以看出文物在其产生的时代的地位。时代特征决定了文物是不可复制的，也就是不可再生的。

其次是具有以及科学和美学的综合实文化力值。不要把文物当成艺术品，文物主要是文化机构用来研究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古董的考察，直接以美学核心价值的艺术造诣为切入点。因为一件艺术品失去了艺术核心价值的美感，就相当于失去了灵魂。所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审美水平过关的，是可以满足外国人对中国古董收藏的要求的。

再者是具有科学文化价值。文物的科学性是指文物所包含的知识、科技信息。历史文物和遗迹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它在那个历史时代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劳动生产者创造的一切都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超过当时科技水平的产品是制造不出来的。各种古代文物和遗迹本身就包含着它们产生时所处时代的科技信息。

要知道的是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和遗物。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对于人们认识自身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和推动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物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固有的。总的来说，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文物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可以说，一切文物都具有历史价值，不同类别的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

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通常包括遗迹和遗物。

遗迹通常分为房屋、水井、陶窑、村落，运河、墓葬等人工建筑和设施，它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存。而遗物按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武器、礼器等，按质地可分为石器、玉器、铁器、铜器、竹木器等。

遗迹和遗物的价值：

在考古发掘中，对于发现的遗存，并不是简单的清理出来或是直接把器物拿出来就行了。对于每一件遗物和每一个遗迹，都要运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详细的数据采集，最大程度地提取出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对于很多保存较差的遗存还需要立即进行现场保护。

这些遗存，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是精美绝伦还是朴实无华的，其背后是无数辉煌的文明，是消逝千年的历史，是人类存在发展的点滴，是祖先留给今人宝贵的财富，需要考古学家和全社会共同关注、齐心保护。

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乡，在长沙东郊浏阳河西岸，距离市中心4000米。

马王堆汉墓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因为保存完好，对象纷繁复杂，显得灿烂耀眼。通过这些文物可以解读那个久远的时代，挖掘其深刻的历史内涵。

马王堆汉墓中的随葬品，种类之杂，数量之多，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随葬物清单遣策竹简发现于东“边箱”，堆放在重叠的漆器上面，因编缀的绳索已经腐朽已经散乱。

竹简长27.6厘米，宽0.7厘米，是用细竹劈开制成的，颜色是黄褐色，背面的竹皮大多为绿色。从残余的绳子痕迹来判断，竹简是书写后再用细麻绳分为上下两道将竹简顺序组编成册。

简上文字为墨书隶体，墨迹清晰，字体秀美。每简字数，少者两字，多者至25字，有的在一些文字中间作有标号，总字数2000有余。

竹简上的文字大多数可以辨识，是一册随葬物品清单，就是所谓的“遣策”，总有722枚，其中一号墓312枚，三号墓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马王堆遣策是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

一号墓的遣策所列器物清单的是：用漆木制成的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东西。

简文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所载内容与墓内器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

三号墓中的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一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骑从、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马王堆汉墓中还发现有精美的彩绘帛画。帛画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画种，因画在帛上而得名。帛是一种白色的丝织品，古人常用笔墨和色彩在上面描绘人物、走兽、飞鸟及神灵、异兽等形象。

马王堆汉墓共发现五幅帛画，其中一号墓一幅，三号墓四幅。这些帛画都是彩绘，保存得十分完整，它们大多色彩鲜艳，形象生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一号墓的帛画上宽92厘米，下宽47厘米，全长205厘米，为“T”字形。其画面完整，形象清晰，自上而下分段描绘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象。

天界部分画在上端最宽阔的地方。右上角是一轮红日，日中有金乌，日下的扶桑树间，还有8个太阳；左上角是一弯新月，月上有蟾蜍和玉兔，月下画着奔月嫦娥。

在日、月之间，端坐着一个披发的人首蛇身的天帝，一条红色的长尾自环于周围。天上有一道天门，有守门吏。另有神龙、神鸟和异兽相衬，显出天界的威严和神圣。

人间部分以玉璧为界划分成上下两层，上层是墓主人的升天，下层是对墓主人的祭祀。墓主人拄杖，面向西方，前有小吏迎接，后有侍从护送，很有气魄。

人间之下有一巨人赤身裸体，可能是地神，双手举起一白色平台，象征着大地。平台之下，即古人通称的黄泉，巨人脚踏鲸鲵，胯下有蛇，使人感到阴沉昏暗。

整个画面，从下到上，表现了地下、天上的各种景色，有的是出自传说中的故事，也有的是各种社会生活，有的是人脑中的各种想象。

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与一号墓中那幅帛画的尺寸、形制、内容都相近。这两幅帛画以有序的层次，展示了汉初人们观念中的宇宙图景。取自远古神话的大量形象和按照现实描绘的人与物，构成天、地、人相沟通的境界。

帛画出土之前分别放置在两墓内棺的板上，是葬仪中用以表示招魂、导引后随葬的旌幡，又称“非衣”，因而其主题是灵魂升天。画中人物正行进在通往“天国”的途中，天上日月并辉、明乐环响，龙、豹、翼鸟、玉璧等均是吉祥、护佑的象征。

在三号墓棺室西壁的一幅帛画长212厘米，宽94厘米，描绘了盛大的车马仪仗场面。

左上方有两行人物，文武属吏簇拥着戴冠、着袍、佩剑的墓主向前行进，队列前有五层高台。左下方有100多人组成的方阵，阵中是正在鸣金击鼓的乐队。

右上方有4列驷马车骑，右下方有14纵列共100余骑从，画中所有的人物、车马都面向墓主人方向。

有人认为这幅画描绘的是誓社、耕祠场面，也有人根据所绘的大都是武卒、车骑，认为描绘的是接受墓主检阅的仪仗。

三号墓的另一幅帛画为导引图，长100厘米，宽5厘米。以红、蓝、棕、黑等颜色描绘男男女女做健身运动，共有4排44人的形象。

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有的着长袍，有的穿短裙短裤，还有的裸露着上身。

运动的类型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等肢体运动，也有使用棍棒、沙袋、球类的器械运动，还有模仿熊、鹤、鸟等各种动物姿势的运动。

根据人物动作与旁边的题字，可知是一幅关于运动的画作，定名为《导引图》。

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中还有纺织品和衣物200余种。其中包括了汉代丝绸品种的大部分，如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斜纹组织的绮、锦、绒圈锦，袋状组织的绦带以及彩绘印花纱，还有大麻和苎麻制成的粗细麻布等。

在三号墓东边箱子的长方形漆盒中，发现有大批的帛书。这些帛书是唯一可以和千年女尸媲美的东西。帛书又名缯书，它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共有28种，12万字，破损比较严重。帛的高度大致有两种：整幅48厘米和半幅24厘米。画表、图用的帛，幅面大小视需要而定。

帛书一般都是把帛横摊着从右端开始直行写下去。有的先用墨或朱砂画好上下栏，再用朱砂画出0.7厘米至0.8厘米宽的直行格，此即为后代的“朱丝栏”。

帛书有长有短。短的，一段帛上只写一种书或画一幅图；长的，写完一种书或画了一幅图后，并不剪断，而是另起一行接着书写或画另外的画。

帛书的体例不一，有的在第一行顶上涂一黑色小方块做标记，表示书从这里开始；有的则没有画行首的标记。有些书是通篇连抄，不分章节；有些用墨点记号分章；有些则提行另起章节。大部分帛书都没有书名。有标题的，一般都写在文章的末尾，并记明字数。

自从秦代统一文字，规定小篆作为全国标准字体之后，还规定隶书作为日用文字，通行全国。到西汉初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据初步推断，马王堆三号墓的这一批帛书，抄写的时代可能有先后，也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可能抄写的人对汉字发展的态度不一样，因此字体既有小篆，也有隶书，同时还有正在蜕变中的各种过渡形式。

整个帛书上的文字代表了这一时期字体的全貌。除了字体之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假借字多，简化字多，这些情况进一步表明，在秦统一文字后，西汉初年文字又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过程中。

从马王堆三号墓的这批帛书的内容看，只有少数几种流传下来，而大部分是久已失传的佚书。书的内容以古代哲学思想、历史为主，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各种杂书。

依《汉书·艺文志》分类，在这些马王堆汉墓的帛书之中，六艺类的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

诸子类的有《老子》甲本、《老子》乙本、《九主图》、《黄帝书》。其中，甲、乙本《老子》为所见最古的本子。

兵书类的有《刑德》甲、乙、丙三种。

数术类的有《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其中《五星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书。

方术类的有《五十二病方》、《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其中《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医书。

另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三幅地图。

帛书的出土，不仅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订正了史书的记载，还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有力依据。同时，在文字学、训访学、音韵学等方面，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同时，马王堆汉墓还发现有瑟、竽、笛、琴、竽律等五种乐器。另外还有和木俑附在一起的模型乐器钟、磬、筑等三种。

此外，在三号墓的遣策中，记载了不少歌舞、乐器的名称，如“楚歌者”、“河间舞者”、“郑舞者”、“建鼓”、“大鼓”、“钟磬”、“郑竽瑟”、“河间瑟”等。从中，一方面能了解轪侯家轻歌曼舞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也能增进我们对汉代音乐文化发展水平的了解。

其中一件黑漆瑟有25根弦，长1.16米，宽0.39米，中部高0.1米，是一张木质的弦乐器。它的瑟面成拱形，中间是空的，下面嵌有1厘米厚的底板。首尾髤黑漆，其余光素。

另一件黑漆七弦琴长0.82米，底板长0.51米，是木质的弦乐器。它通体黑漆，头宽尾窄，面圆底平，面底可以分开。面板木质松软，似为桐木，底板木质坚硬。面底各有一个“T”形槽，合起来形成共鸣箱。琴面有七条弦痕。

马王堆一号墓有漆器184件，三号墓有316件，合在一起正好是500件。这样大量的漆器出土，在我国是第一次。

这些漆器种类繁多，有盛装食物的鼎、奁、盘；有装酒或盛肉羹的锺、壶、钫；有喝酒或喝汤的耳杯、卮杯；有舀取食物的勺、匕；有盥洗用的盆、匜和沐盘；有盛托餐具的平盘和案；有放置各色各样梳理和化妆用具的多子奁盒；有娱乐用的博具；有日常生活用具和摆设如屏风和几等；还有专用以挂放武器的兵器架。

各式器形达20种以上，其中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堪称是汉代漆器的杰作。

这些漆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新”，光彩夺目，仿佛是刚加工过似的；二是“组”，这些漆器大多成组地出现，有专用于宴请宾客的，有专用于祭祀神灵的，如鼎、盒、钫、盘、匜等，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

一些漆器书有“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的注明器物容量。说明这些器具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它们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

造型最精致的是耳杯盒和圆奁盒，耳杯盒一件，椭圆形，两侧有半圆形的把手，盒内放小耳杯六件，重沿耳杯一件。

圆奁盒两件，一件双层，另一件单层，均内漆朱地，外漆黑地，表面绘红彩或作金银色泽的花纹，出土时均用绣花包袱包裹。双层奁盒直径35厘米，下层嵌放九件不同形状的小漆盒。

在众多的漆器中，有一件云纹漆鼎格外耀眼。这件漆鼎为椭圆球形，盖是球面形，上有三个橙色的环形钮，盖与鼎身用子母扣套合，鼓腹，底略呈环形。器口附两平直耳，有三个兽蹄形足。

鼎的表面髤黑漆，器内髤红漆。口沿绘有一道菱纹图案。盖和器身绘红色和灰绿色涡卷纹和方连纹等组成的几何云纹。足部用朱漆绘兽面纹，两耳云纹。鼎底部均朱书“二斗”两字，表示出了这个器物的容量。

马王堆汉墓随葬的土笥共48件，多数在西边厢，东边厢和南边厢内也有一些。

竹笥是一种长方形竹箱，由上盖和底箱套合而成，“人”字纹编织，周边用竹片加固，并以藤条穿缠。

竹笥一般长0.5米，宽0.28厘米，高0.15米。其中装盛缯帛服装的竹笥较大。竹笥外面全部用染色的绳子缠缚，并加封泥印和系挂木签。

根据笥内遗物和木签上所记载，笥内随葬品大概可以分为丝织品、食品、草药类、明器等。

丝织品有六笥，其中衣笥二，缯笥二，另有二笥装香囊、鞋及丝织物碎片；食品是笥内随葬品中的主要部分，达到37笥；草药类有一笥，可辨识的有木贼、花椒、桂皮等；明器类有4笥，共计有泥珠一袋，木象牙8件，木犀角13件，木璧23件。

马王堆汉墓中还发现有一些制作精美、形象逼真的木俑。其中一号墓有100多件，三号墓有30多件，它们分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木俑出于东、南、北边厢，小型木俑出于中棺和内棺之间的隙缝中。

小型木俑除了三件着丝麻衣的以外，皆以小树枝劈削，墨绘眉目而成，以麻绳编结为两组。大型木俑分立俑和坐俑。

大木俑有的着衣，有的彩绘，服饰，发髻略有区别，着衣俑的服装有罗袍、绣花袍和泥银彩绘袍等，衣袖内系用细竹条支撑。

彩绘用系先在木头上雕出服饰轮廓，然后用红黑彩色绘出绣花袍、菱纹袍等的纹饰。

马王堆出土的木俑大多都是用来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制作精美，形象逼真。

各种各样的木俑中，尤其以女性木俑最引人注目，一号汉墓中有一件女舞俑，高47厘米。舞俑腿部微曲，好像正在蹈足起舞。舞俑体态袅娜，有曲线美；舞姿轻盈，有动感美；奋袖蹈足，有造型美。制作木俑的艺术家，仿佛赋予了舞俑生命似的，让她在人们面前轻歌曼舞。

一号汉墓还有一件著名的歌俑，高32厘米，是跪坐着的。脸丰满，高鼻梁，丹凤眼。她经过精心打扮，脸上打了白粉，眉形修长，双唇涂了口红。清秀的面容上，流露着轻淡的笑意。

在众多木俑中，其中有一组木俑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由五位乐师组成。其中两位乐师，站在地上，手中拿着吹奏乐器，其余三位乐师跪在地上，用来弹奏的乐器置于地面，摆放在身前。

在乐队俑的对面，放置漆几、屏风、手杖、绣枕、香囊、奁盒以及满盛食物的漆案，这种搭配与设置，当为模拟墓主人生前歌舞宴饮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