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只有长孙皇后。
早年经历
长孙皇后，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祖先为北魏宗室长。父亲

长孙皇后
是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有“一箭双雕”之美誉；母亲高氏为汉族人，同母兄长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长孙皇后于隋朝仁寿元年出生，八岁时父亲死后，她由舅父高士廉抚养，筮者曾预言她“贵不可言”。[4] 隋朝大业九年（13岁）嫁予唐公李渊次子李世民。唐朝武德元年册封为秦王妃。[5] 武德末年储位之争期间，她与房玄龄“同心影助”李世民，竭力争取李渊后宫对李世民的支持，并在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激励诸将士。[6-7] 李世民即位13天后，被册封为皇后。
鹣鲽情深
古人对贤后之“贤”的诠释，导致今天的人们往往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贤

长孙皇后影视形象
后之贤指的就是对后宫嫔妃仁厚宽和，更有甚者误以为所谓的贤后就如同深宫怨妇、后宫保姆一般，但史实告诉我们，真正的贤后不光是皇帝的佳偶、贤妻，也不光是对后宫仁慈的六宫之主，更是对国家大有裨益的存在，正如《旧唐书长孙皇后传》[8] 上并没有记载长孙皇后是如何对待后宫嫔妃的，但照样称其为贤后。
从史书记载来看，长孙皇后对妃嫔与宫人的态度是一视同仁，没有区别对待，当她们生病时，皇后会把自己的珍贵药品赏赐给她们，因此妃嫔与宫人对她无不爱戴；[9] 豫章公主的生母难产而死，长孙皇后便将豫章公主抚养膝下；[10-11] 后宫中不论嫡出皇子还是庶出皇子，长孙皇后都一样教导他们，要勤俭节约，所以即便是太子李承乾想要添加东宫的器物，长孙皇后也没有答应，并严肃地说：“身为太子该担心的是品德不够，名声不够，而不是担心东西不够用。”[12-13] 这样宽和仁慈的六宫之主的确是贤惠，但这并不是长孙皇后被后世之人赞誉为一代贤后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世民的后宫之所以那么风平浪静，并不仅是长孙皇后的宽容慈悲感动了这些嫔妃，宽容慈悲并不能阻挡争宠出头之心，史书不乏善良的皇后被得宠的妃子踩下去的例子，能让后宫真正风平浪静息了争宠之心的只有皇帝本人。也正因为唐太宗独爱长孙皇后一人，后宫中除了生育孩子外再无记载的无宠嫔妃们，并不会蠢笨到以卵击石自寻死路的地步，只能安分守己，后宫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
在一个男权的世界里，一个女人无论多么强势多么出众，若没有男人的垂青，她几乎不可能名垂青史，所以长孙皇后能成就一场惊世华丽，成为千古传颂的贤后，李世民居功至伟。
千百年来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一直是官方和民间双重认可的恩爱夫妻，不仅正史上的记载数不胜数，就连各种民间传说也是层出不穷。但近些年来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或许是因为长孙皇后没有仗着唐太宗对自己的宠爱残害妃嫔、祸国殃民，又或许是一些无聊八卦人士的猎奇以及哗众取宠心理，导致一些人硬是把一对鹣鲽情深的恩爱夫妻说成了怨偶。
也许有人会说一千年前的事谁能知道呢，唐太宗爱谁只有他自己清楚。可这些人不信任千百年前历史见证者们留下的铮铮记载，却偏偏相信千百年后现代人用“深邃”到穿越的目光“亲眼见证”的李世民的错综复杂、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史，并美其名曰“大唐气势”。如果非要这样才是所谓的“大唐气势”，那么很遗憾，唐太宗并没有这份气势，他很“庸俗”、“落伍”的只钟情于自己的妻子，只对长孙皇后痴心。
太宗独宠
长孙皇后自称不涉朝政，但时常以古事设喻劝谏皇帝，更留下“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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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谏”以迂回策略保护大臣的美名；不允许自己的同母兄长孙无忌为宰执，[14] [15] 却因不愿留下“恃宠”恶名而请求李世民赦免其参与谋反的异母兄长孙安业；[16-18] 史载“造次必循礼”[19] 。
贞观初年，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长孙安业参与谋反，按律当诛，却因为长孙皇后的求情，太宗免除了他的死罪。[20] 这样一个身犯谋反大罪之人，最后却还能官拜兵部尚书，封薛国公。按一般逻辑，亲兄弟谋反，皇后这时应该是跪着请罪，担心自己被株连才对，但长孙皇后非但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反而直接要求皇帝网开一面饶恕这位异母兄长，能有如此的自信，这是得到何等的宠爱。
所以，当李世民每每向她询问朝廷中的赏罚之事时，长孙皇后则回答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我一介妇人，怎么敢置喙国家大事呢？”李世民坚持要听自己妻子的意见，但长孙皇后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21]
所以当唐太宗想要给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高官厚禄时，长孙皇后坚决请求李世民收回成命，并让自己的哥哥主动辞去要职，最终李世民只得解除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只给了他赵国公、开府仪同三司的闲散官爵，长孙皇后这才莞尔一笑。[22] [14] [15]
所以长孙皇后临终前仍要一再嘱托自己的丈夫：“我的家人有

长孙皇后
幸结为皇室姻亲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他们并非是因为才德出众才坐上了如此高位，所以很容易遇到危险，想要长久无忧，请不要让他们担任任何要职，只以外戚的身份觐见，这才是长孙家族最大的幸事。”[23-24]
李世民本是对官员要求极其严格之人，有个大臣只因死后家人出来变卖珠宝他就怀疑人家贪污受贿，但当长孙皇后的叔叔长孙敞因贪污被免官后，李世民认为他是皇后的亲叔叔，所以时常赏赐给他大量丝绢，不久后又重新任命他为官。[25] 至于唐太宗对皇后所出子女以及皇后的亲兄长孙无忌的宠爱更可说“罄竹难书”了。
长孙皇后临终前之所以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是因为当一个皇后不去忧虑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实在太好了。
贞观五年（631年），长乐公主出嫁时，魏征明明阻挠皇帝给长乐公主加嫁妆，长孙皇后却重赏魏征，她不是在装贤德，她也不是不想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得不风光，因为她的女儿一直都很风光。“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长公主”这句话已经胜过了世上任何奇珍异宝，这句话是长乐公主最珍贵的嫁妆。[26] [27] [26]
久病不愈
贞观年间，因长孙皇后不豫，李世民北上太原，到玄中寺礼谒道绰

长孙皇后影视形象
太师为皇后祈愿除病，曾施舍“众宝名珍”，重修寺宇。[28]
长孙皇后之所以会发下“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誓言，并不是封建毒害太重。这个誓言只能说，女人终究是女人，当一个男人，当一个皇帝能够全心全意，无私无畏地独宠一个女人时，这个女人必然会回报。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女人终究是女人。
贞观十年四月（636年4月），因长孙皇后久病不愈，太宗下命修葺全国破旧寺庙为功德。[29]
长孙皇后曾经说过：“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太宗本“上所不为”，却为了能从死神手中夺回爱妻，“不为”也“为”了。
长孙皇后出生于崇尚佛教的家庭，生前却不是信佛之人，斥责佛道为异端，在重病时驳回皇帝为其大赦延寿的决定。[30] 当她病重时，太子李承乾请求做佛事为其祈福，当时李世民及大臣一致同意，并准备付诸实施，却被皇后断然拒绝。[31]
贞观十年六月己卯日（7月28日），长孙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唐昭陵，谥号文德。李世民曾在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魏征婉谏，方作罢。[32] 李世民依据爱妻因山为陵的遗言，将其埋葬在九嵕山。
望陵毁观
皇后入葬元宫后，李世民做了两件前所未有之事：他在元宫外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
的栈道上修建了起舍，命宫人居住其中，如侍奉活人一般侍奉皇后。[33] 这种对已逝之人却供养如生的例子极其少见，几乎为李世民首创。可见在李世民心里，长孙皇后永远是活着的。后又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昭陵。
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文德皇后既葬，帝念后不已，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34-35] “望陵毁观”[32] 的故事相信熟悉历史的人都有所耳闻。这个故事既反衬出李世民对长孙皇后刻骨铭心的追恋之情，又反衬出太宗追恋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
在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李世民如此张扬的思妻念妻被人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了。其实李世民作为封建帝王，对此规则不可能不知，但他还是毫不避讳建层观，望昭陵，还拉着大臣一起来怀念。如果不是用情太深，情难自己，是不会明知故犯的。 在魏征的劝讽下，层观最终拆除了。但李世民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回诏中，公然向大臣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见《答魏征手诏》）。
因为对皇后思念不已，李世民又做了一件旷古绝今之事，他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幼女晋阳公主和幼子李治。为什么要留他们在身边亲自抚养，《唐会要》中是这样记载的“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李世民怜之，不令出阁。”这同时可以在《新唐书.晋阳公主传》中的得到复证。因为宠爱长孙皇后，李世民亲自抚养他们的幼子幼女，并以子思母，借此来慰籍自己苦闷和空虚心灵，不过这种慰籍法，只能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也因为李世民的这种心情，因此在长孙皇后去世后，后宫多年无子嗣，仅得的一子也被过继。
追思祭母
贞观十五年（641年），长孙皇后的二子李泰与兄争夺太子之位，为了讨好

长孙皇后画像
其父，李泰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了伊阙佛龛，为母亲追福（右《三龛记》，唐兼中书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书，字画尤奇伟。在河南龙门山，山夹伊水，东西可爱，俗谓其东曰香山，其西曰龙门。龙门山壁间凿石为佛像，大小数百，多后魏及唐时所造。惟此三龛像最大，乃魏王泰为长孙皇后造也《欧阳修集》）。[36] 此时长孙皇后已然过逝五年多了，而李泰谋嫡时却抬出了已过世多年的母亲讨好父亲。这足以充分说明李世民对妻子是多么痴心长情，不仅没有人走茶凉，她的子女在她身后仍因为父亲对母亲的深爱而备受呵护，而嫡子们对母亲的态度甚至能影响太宗对他们的宠爱度。
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治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仍要将之留在身边朝夕相见，为此大臣们在贞观18年和贞观20年两度上书，要求皇帝放太子回东宫，最后双方妥协，太子李治15日在东宫，15日留在父皇身边。正如大臣在奏章中所说“父子不可以滞爱”，也正因为李治可以自由出入内宫，衍生了他与武则天的恋情，从而给大唐李氏宗室带来了灾难。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治觉察到父皇对母后的深深思念，他建起了一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来纪念母亲[37-40] （大慈恩寺的规模很大，共有10几个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豪华。唐玄奘称其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默许，太子是没有能力和胆量如此做的）。
皇后遗履
长孙皇后性情不好奢靡，[41-42] 却有以丹羽金叶制作的“歧头履”

贞观帝后
传世。[43] 唐文德皇后遗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盖古之岐头履也。这是长孙皇后遗留在世上的一双鞋子，由鲜艳光灿的羽毛织成，黄金珍珠点缀其中……这只遗履的出现，使长孙皇后“布衣补丁”求贤德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双鞋子尚且华丽如此，那么衣饰的华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史书记载的是皇后物品够用即可，不铺张浪费，而不是说她苛求自己）。[44-46] 这双饰金缀珠，丹羽织成的遗履恰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长孙皇后灿若丹羽，金裹珠耀的华丽一生，确实是惊世华丽。
母仪何炜
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孙皇后年少时好读书，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所以能够经常与唐太宗谈古论今，对丈夫的朝政大有裨益，也让宫廷中没有冤枉的刑罚。[47] [21]
长孙皇后不仅自己爱好读书，甚至很有可能经常与丈夫一起和乐融融

长孙皇后影视形象
地共执书卷秉烛夜谈，所以有一次唐太宗一匹心爱的骏马突然无病死掉了，唐太宗迁怒于养马的宫人，想要杀掉他，长孙皇后并没有直接为宫人求情，而是对丈夫谈起了两人曾经共同读过的一个故事：“过去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就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过，说：‘你养的马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死而杀人，老百姓知道了，必定埋怨我们的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必定轻视我们的国家，这是你的第三条罪。’齐景公听后便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在读书时看到过这件事，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妻子的这番话自然会意，后来他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启发影响我，对我极有好处。[48]
不仅如此，长孙皇后还时常在李世民盛怒之时保护朝中的功臣不受责罚，一次李世民下朝回宫后，勃然大怒道：“我以后要找机会一定杀了此人！”长孙皇后问是谁惹怒了陛下，李世民回答说：“魏征经常在朝堂上羞辱我。”于是长孙皇后便立即退下，换上朝服站在庭院内向丈夫表示祝贺，李世民惊奇地问自己的妻子这是为什么。长孙皇后则笑着答道：“我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的开明，我怎能不祝贺呢！”于是李世民便转怒为喜，而以谏臣著称的魏征也免于了一次祸患。[49-51] [52-53]
甚至长孙皇后病危后与丈夫诀别时，仍不忘为因过错被遣回家的房玄龄求情：“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为人小心谨慎，颇有奇谋秘计，他知道的事情从无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放弃这么一位大臣[54-55] 。”
同时，长孙皇后也深知外戚与后宫干政于国于家无益，于是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明确指出汉朝的明德马皇后并没有做到抑制外戚，长孙皇后则对于这点一直引以为鉴。[56] [57]
得妻如此，夫复何求？所以在痛失如此良佐，如此嘉偶后，李世民悲痛万分道：“我不是不知道生死有命，如此悲伤无济于事，但只要一想到从今以后回到宫中再也看不到皇后，再也听不到劝谏之言，我就无法忘怀啊！”[58]

李世民没有王皇后，李世民的儿子李治的王后才是王皇后，李世民只有长孙皇后

王皇后是太宗的孙媳妇，学好历史再来

长孙皇后大一些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请楼主仔细看一下我的答复，会告诉你很多以上几位答复里没有的东西，即：
1，究竟什么是初唐的宰相。
2，长孙无忌和魏征究竟担任过什么可以称为“宰相”的官职。
3，这二人当宰相和掌权的具体年限。

首先给楼主说说什么是初唐的宰相，其实唐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叫“宰相”的官职，而初唐时期被人实际当作宰相的，并不止一个官位，而是有四个官职，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分别是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中书令、门下侍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官，被皇帝特别加上特进、参政、知某某事的头衔，可以说是官职虽非宰相，但具有了宰相的权力，有的大功臣就属于是这种情况，这样的人往往比真正担任宰相职务的人更有实权，魏征和长孙无忌都曾经以这种形式握有相权。

根据《唐会要》，唐太宗时期，曾经先后担任过前面说的四个职位，也就是宰相的，一共有二十九个人，分别是：
裴寂、萧瑀、陈叔达、李靖、封德彝、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高士廉、温彦博、岑文本、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戴胄、刘洎、李绩、张亮、马周、褚遂良、崔仁师、杨宏礼、王珪、杜淹、杨恭仁、许敬宗、高季辅、张行成。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长孙无忌和魏征在唐朝都曾担任宰相。

魏征于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秘书监，加参预朝政，可以看作他执掌一部分相权的开始，但直到贞观六年（632年）五月担任检校侍中（意为代理侍中），这时的他才算开始担任宰相，贞观七年（633年）三月，魏征正式进位侍中，到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魏征因为眼睛得病，自己上书要求罢相，唐太宗出于对功臣的优待，批准了他的申请，但依然将他任命为特进、知门下省事、参议朝章国典，相当于要求他继续在门下省“发挥余热”，这样一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逝世。

所以魏征真正担任宰相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四年多一点，但他拥有相权的时间则有十来年，在贞观中长期执掌“三省”中的门下省大权。

长孙无忌于贞观元年（627年）七月担任尚书右仆射，仅仅六个月之后，到了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就为了避嫌而请辞（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是作为唐太宗的心腹谋臣在暗中发挥作用，而在外人看来，他并没有什么太显著的功劳，仅仅是因为外戚和亲信而被拜相，贞观初年通过政变刚刚上台的唐太宗必须考虑社会舆论）。此后十几年长孙无忌一直担任一些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但没什么实权的高级散官。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继任魏征掌管门下省的侍中刘洎被赐死，长孙无忌出任侍中，于十七年之后再次出任宰相，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长孙无忌任检校中书令，同时知尚书、门下二省事，可以说三省大权他都有份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逝世，长孙无忌以顾命大臣之首的身份，，进位太尉，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事，可谓独揽大权，他自己执意推辞掉知尚书省事，但唐高宗仍然要求他保留知中书、门下两省事。这时的长孙无忌，虽然官职不是宰相，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可比一般宰相高多了。但到永徽六年（655年）十月，长孙无忌因为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自此失势，不理朝政，直到显庆四年（659）被陷害而死。

所以长孙无忌担任宰相主要有两段，第一次在唐太宗最开头，只担任了六个月尚书省的长官，第二次则在唐太宗最末尾，虽不过四年多，可其中的后两年，却是非常厉害，三个省都能管，比一般的宰相权力大得多，而且他在唐高宗即位初期，曾有六年时间，可以说拥有远远超过宰相的实际权力。

至于魏征和长孙无忌的个人介绍，楼上的几位说的很详细了，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长孙无忌
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房玄龄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杜如晦
杜如晦 （585-630）唐初大臣。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父祖世代为官。隋末曾任滏阳 尉。唐兵入关,初任秦王府兵曹参军、陕州总管府长史,后迁陕东道行台司勋郎中。曾随李世民征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并助其取得帝位。是参与谋划的重要人物之一。太宗即位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封 蔡国公（死后徙封莱国公）。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制订典章制度,时人号称"房、杜"。
封德彝
名伦，渤海郡人。最初在隋朝任内史舍人，被重臣杨素所器重，常跟他议论天下事。一日，杨素摸着他的床说："封郎终居此坐。"便把从女（兄弟的女儿）嫁给了他。唐太宗（公元629-649年在位）时官至尚书右仆射。
注意 左右仆射于秦汉是官名,唐宋时期为丞相。

他们都是，只不过具体职责不同，长孙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委员长，魏征相当于检察院检查长

“九五之尊”至高无上的“皇权”，本来就是封建王朝你争我夺得的筹码。每一个朝代都无法“避免”每一个帝王都必须要“经历”！然而每一个朝代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宫廷政变，总会出现一些流血事件， 这犹如是一个魔咒一样，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避免！

远的不说， 咱说英明神武的唐太宗，用尽一生开拓了贞观一朝，造就了史上的“贞观之治”，可谓是“居功至伟”，在唐代所有的帝王中占据了“头一把交椅”。但是即便是“功高至伟”的唐太宗， 也不免人们会议论他，“玄武门之变”沾上了亲人的血，染就了“九五之尊”的皇位，这些污点即是 历史 ，也是唐太宗李世民无法更改的遗憾。

然而我们今天讲的主角：大唐王朝第三代帝王唐高宗李治，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 他的皇位可谓是轻而易举，犹如天上掉馅饼一般获得的， 很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实则是世人低估了这位帝王的IQ！

论资历他比不上自己的哥哥魏王李泰，论身份他比不上自己的哥哥太子李承乾，论长幼，他是唐高宗的第9个儿子，又怎么能比得上他前面的那些哥哥呢？但是最终唐太宗李世民却将皇位传给了他，为什么呢？ 唐高宗李治才算得上是一位真正善于使用韬光养晦，善于学会隐藏自己光芒的人。也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人，最终才能登上这九五至尊！

贞观二年(628年)六月 ，李治出生于 长安 东宫的 丽正殿为长孙皇后所生，排行老九 。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 李治幼时十分聪慧父亲李世民十分关爱，又因为是最小的儿子所以便格外的疼爱，找来最好的老师教授其学业，他也不负众望，学习得很好，整个人也端庄安详，对待下人也十分宽厚仁慈，和哥哥们也十分和谐，更是在老师的教导下精通儒家经典，特别精通《孝经》。

《旧唐书》有这么一段记载：唐太宗问李治:"你认为这部《 孝经 》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对答道:"孝道最为重要，幼年侍奉双亲，长大后侍奉君王，最后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君子侍奉君上，到了庙堂之上想着为国尽忠，退居在家的时候想到是劝谏君主的过错，纠正其恶。"唐太宗听闻大喜，说道:"你如果按此行事，完全能够侍奉好父兄，做好臣子了。"从而可以看出唐高宗李治从小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份难得的孝心，为他以后登临帝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唐太宗李世民的 文德皇后 长孙氏去世，这时的晋王李治才九岁，整日“伏地而哭”悲哀思念之 情感 动了满朝文武，唐太宗多次加以安慰 ，对于这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小儿子特别宠爱，不久被任命为右武候大将军。然而唐太宗李世民每次询问相关的政事，李治都避而不谈向父亲请教，使得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开心， 愿意悉心的教授，也是他积累治国经验的方法，对于哥哥们的所作所为，他从来不偏激也不随同，都处在中间的位置，也不参与哥哥们的事情，所以贤明之举很受父亲喜爱。

唐太宗晚年夺嫡之争，愈演愈烈，虽然有太子李承乾，但是唐太宗李世民比较喜欢他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 从而导致了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为了争夺储位而大动干戈，而自己的长子太子李承乾还不惜走上了谋反的道路！

贞观十七年，由于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侯军集等人相互勾结，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让唐太宗李世民学唐高祖李渊一样禅位于自己，结果事情败露，谋反的事情被唐太宗李世民给平叛了，太子李承乾被废除，侯君集等人被处死！

太子李承乾被废，那接下来的接班人是谁呢？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将皇位传于第四子魏王李泰，欲立李泰为太子。 最后从长子李承乾的判罪书里面，发现了魏王李泰有夺取皇位的嫌疑，而李承乾先下手为强逼宫，就是李泰在从中作梗，才使得李承乾做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

当唐太宗李世民明白李承乾谋反的全部事实，忽然感到了自己心里的痛，因为自己获得皇位，就是通过玄武门政变踩着亲人的尸体，沾着亲人的血，而坐上了这个九五之尊的位置，如今又看着自己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不惜“兄弟相残”。 故而内心十分的痛苦，虽然他坐上皇位的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但是他十分的不愿意自己的子孙后代继续走着自己这条路，于是罢黜了第四子李泰的魏王，决定将皇位传于自己的第九子李治！

公元贞观17年4月，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第九子李治为皇太子，并让皇太子临朝听政！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一代帝王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于 终南山 的 翠微宫，葬昭陵。 六月，李治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岁，史称唐高宗！

继位后的李治，下诏令其舅父司徒、赵国公 长孙无忌 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英国公李绩为 开府仪同三司 ，以二人为辅政大臣，继续父亲唐高宗李世民的治国政策，国家在新的皇帝带领之下继续运转！ 而此时的唐高宗李治刚登基，不得不依靠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于是在长孙无忌的建议下于永徽元年(650年)正月立嫡妻王氏为皇后，而这王皇后便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封长子陈王李忠为雍州牧。

永徽二年(651年)正月，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略可汗，看准了新旧政权交替薄弱之时，“趁虚而入”便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反唐大计”。在长孙无忌的建议下唐高宗派遣梁建方率军征讨，然而东边太阳西边雨，在讨伐反唐的西突厥的时候，大唐王朝内部又出现了一波谋反事件。

永徽四年(653年)正月， 房遗爱 、高阳公主、 巴陵公主 、 薛万彻 、 柴令武 等人谋反，密谋拥立荆州王 李元景 为帝， 事情败露后，唐高宗李治亲自平叛，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平叛结束，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都被处死，李元景、巴陵、高阳公主都被赐以自杀。 而此时的李治并非以前伪装的李治，知道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蜀王李愔等因得罪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授意长孙无忌将诸如之人牵连谋反事件或死或贬。

对于长孙无忌来说这便是顺水事情，即惩罚了自己的对手，又迎合了君主，这何乐而不为了。而唐高宗也一箭双雕，即成全了自己的大臣，卖了一个人情，又铲除了自己皇位的窥觊者。经过此事，高宗皇位的重大威胁势力被铲除。

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是第一任皇后，而这份姻缘是唐太宗亲自指定的太原王氏，门第高又貌美，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个儿媳妇评价很高，称为“佳儿佳妇”， 而这王皇后的背景可不简单，父母两族都属于关陇贵族集团，母亲家更是李唐的姻亲，这就和关陇贵族集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形成了统一阵营。

而此时的唐高宗李治孝期已满，而他现在的身份已经是九五之尊了， 想要干点自己的事情，而他这点想干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和一代女皇武则天有关系了！

唐太宗李世民去世之后，作为作为太宗的侍女，按照大唐后宫规矩，武则天则被发配到感业寺削发为尼， 而在武则天削发为尼的期间，唐高宗李治数次进入感业寺与为尼的武则天私会，完全不会顾及关陇贵族集团提醒。 如今李治的孝期已满，自然而然地就想将武则天接回后宫，虽然长孙无忌极力的反对，最后还是拗不过唐高宗李治！ 于永徽二年五月，将武则天接入后宫，赐为昭仪！就这样武则天再次回到了他熟悉的大唐后宫，而这一次归来便是“王者归来”！

而归来的武则天处处低调，处处卑微，从而获取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同情 。对于王皇后更是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从而使得王皇后都在高宗的面前为他说好话，殊不知这是养虎为患，仗着高宗的宠爱武则天得到了步步登高的阶梯，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则快入冷宫了。 于是唐高宗李治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要废除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面对强大的关陇贵族集团，唐高宗李治深知这件事情背后牵连甚广，非同小可，于是他事先走出了第一步，征求了有关大臣的意见！

这件事情想都不用想，王皇后是代表着关陇贵族集团，和贵族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然而此时的唐高宗李治已经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弱者的皇帝了 。 他运用自己的帝王威仪，运用自己的驭臣之术，结合相关的事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唐高宗获得了胜利，皇后宝座易主，武则天成为了唐高宗李治的第二任皇后。

登上皇后之位的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恩爱的同时，又展现出了她治国治人的天赋，他看出了关陇集团对于唐高宗李治，对于朝廷的危害 。因为虽然说唐高宗李治贵为大唐的皇帝，但是处处受到关陇贵族集团的制约，很多事情他都做不了主，很多事情都要遵循关陇集团的建议，特别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这无疑是对皇权的威胁，对于皇权集中的唐高宗李治来说，这是不可以的， 于是夫妻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要铲除关陇贵族集团，使得皇权归于唐高宗一人。在唐高宗与武则天的联手下，关陇贵族集团怎么会是对手，纷纷败下阵来，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先后被贬最后死于异乡。

可以想象大唐王朝和关龙贵族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代表人物的长孙无忌，他培养了多少势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他有可能还会危及皇权，危及大唐王朝的国运，但是 唐高宗李治将这些危险通通的抛诸脑后，决定要铲除官农集团，毫不手软，这便是帝王的霸气。 然而铲除了关陇贵族集团之后，后续的工作被唐高宗吏治安排得妥妥的，非但没有影响国家的运转，没有影响大唐的国运，还将皇权全部统一到自己的手里，这便是唐高宗吏治的智慧和帝王的霸气了。

没有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制约，唐高宗李治夫妇放飞自我，享受了皇权独尊的乐趣，此时的朝堂就变成了他唐高宗的李治得“一言堂”了，没有谁能够制约得了他，也不会去采取哪一个大臣的意见！但是此时的武则天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武则天了，对于权力的渴望，她比谁都渴望！

而此时的唐高宗李治头痛症越发的激烈了，于是处理国家的政事，便交到了武则天的手里 ，往往应该唐高宗吏治批阅的国家奏折，都转交到了武则天的手里， 武则天也是一把好手，处理的头头是道，她更珍惜处理国家政事的机会，才更有她登顶九五之尊的机会！

渐渐的唐高宗李治的头风症愈演愈烈，此时的武则天则抓准了这一个机会， 趁机插手唐朝政权，插手唐朝的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但是她并不满足他，还想进一步的掌握国家的政权，于是他利用背后的唐高宗，利用自己的权利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阻碍，在背后秘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做准备！

而此时的唐高宗，李治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不该有的味道。武则天的行为似乎已经触怒到了他的逆鳞 ， 于是乎，他和上官仪合计将下造废除武则天皇后之位，可惜他这个计划被武则天得知，武则天向唐高宗申诉辩解，而武则天的背后势力已经让唐高宗投鼠忌器了， 后在武则天的辩解之下，获得了唐高宗李治的同情和谅解，然而这件事情总有一个人来背锅，上官仪惨遭灭族！

此后武则天的势力越来越大，唐高宗想要废除他这个皇后之位，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中年的唐高宗李治头风症越来越重，有些时候眼睛都看不到，又怎么能够主持国家的政务呢？于是乎，武则天便走到了政权的前面，逐渐的掌握了朝政， 而李治在武则天的建议下使用的“天皇”称号，而他自己只使用“天后”的称号，在 历史 上被称为“二圣”！

自此武则天从台后转到了台前，成为了大唐王朝“朝堂”上的实际统治者，但是 武则天只是大唐王朝朝堂上的实际统治者而已， 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军权，却还是掌握牢牢在唐高宗李治的手里，只要唐高宗李治他的身体有好转，他还是会自己上朝处理国家的政事，武则天并没有掌握到最高的权利，对于唐高宗的做法，武则天也无可奈何 ，甚至于武则天她自己的政敌受到了唐高宗李治的重用，而武则天培育的势力也被唐高宗李治找出问题斩首， 此时的大唐王朝也就只有唐高宗李治能够震慑得了武则天，所以唐高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们没有一个是武则天的对手，没有办法，她们已经镇不住武后，才有武后变成武帝，建立大周王朝。

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李治在紫微宫贞观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留下圣旨，太子在灵前即皇帝位，这是他最后一次能想出震慑武则天的方法了，然而结局却是徒劳，没有了唐高宗李治的震慑，武则天便是唐王朝的王者，没有人能够撼动！

历史 对于唐高宗的评价都是比较懦弱的 ， 但是实际上唐高宗李治他才是一位“强者”，在哥哥们夺嫡的时候，他“韬光养晦”，“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所以他不去掺和哥哥们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父亲十分反感亲人兄弟为了皇位手足相残！在处理关陇贵族集团的时候，面对他们的势力他“毫不气馁”，也“毫不手软”，展现出他帝王的坚决和霸气！

而在自己重病的时候，武则天虽然行使了他的职权，掌握了大唐王朝朝廷，但是国家的最高政权，国家的军权都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武则天无可奈何！

所以唐高宗李治他并非是一个懦弱的人。 对内中央集权铲除关陇贵族集团，对外东征朝鲜。使得唐高宗李治制下的唐朝版图是最大的，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威海北到贝加尔湖南至越南的横山，总共12,00万平方公里，而且还维持了32年，直到唐高宗李治去世的时候，都还是原来的版图！

所以唐高宗李治是一个中兴之主，也是一个霸气之主，更是一个超有智慧之人！

唐朝的宗庙制度有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唐高祖李渊时期只有四庙，据《旧唐书·礼志》记载：

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

贞观九年，李渊去世，太宗命令有司详议庙制，扩充为六庙：

臣等参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制从之。于是增修太庙，始崇祔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

也就是说，贞观九年以后唐朝宗庙为六庙：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武皇帝。

但是，《旧唐书》在记载贞观十四年定宗庙庙乐时，却记载了七庙的庙乐：

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庙乐，请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请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请奏《大明》之舞。 文德皇后庙乐，请奏《光大》之舞 。七庙登歌，请每室别奏。

两相对比，增加了文德皇后庙。那么唐太宗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妻子长孙皇后的神主直接祔于太庙，而不是另立别庙等自己驾崩再祔于太庙呢？这里暂且不表，下面会有另有分析。

关于长孙皇后所用的这首庙乐《光大之舞》，首先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在长孙皇后之前和之后，都是什么身份的人在用这支光大之舞。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

凡有事于太庙，每室酌献，各用舞焉。 献祖之室，用光大之舞 ；（黄锺宫调。）懿祖之室，用长发之舞；（黄锺宫调。）太祖之室，用大改之舞；（大簇宫调。）代祖之室，用大成之舞；（沽洗宫调。）高祖之室，用大明之舞；（蕤宾宫调。）太宗之室，用崇德之舞；（夷则宫调。）高宗之室，用钧天之舞；（黄锺宫调。）中宗之室，用文和之舞；（大簇宫调。）睿宗之室，用景云之舞；（黄锺宫调。）孝敬庙，用承光之舞。诸太子庙，用凯安之舞。

《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七》：

孝昭帝皇建元年九月诏议定三祖乐十一月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帝庙宜奏武德之乐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宣政之舞 显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政之乐光大之舞 诏曰：可。

《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九乐考二》：

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之乐，群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荐毛血，并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献、亚献，礼五方上帝，并奏《高明》之乐，为《覆焘》之舞；皇帝入坛门及升坛饮福酒，就燎位，还便殿，并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虻兀奏登歌；其四祭庙及丿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 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 ；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其出入之仪，同四郊之礼。

《全唐文》：

○定宗庙乐议

近奉德音，俾令鸶铮嘉名创立，实宜允副。伏惟圣祖宏农府君宣简公懿王，并积德累仁，重光袭轨，化覃行苇，庆崇爪瓞。诗云：“稣芪商，长发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虞夏二代，发祯祥也。三庙之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其登歌则各为辞。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教新豳岐，胥宇之志既勤，灵台之萌始附。诗云：“君子万年，永锡祚允。”今遐远之期，惟天所命，以长福祚，流於子孙也。庙乐请奏永锡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鸿绪，克绍宏猷，实启蕃昌，用集宝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言德应天道，行不失时，刚健靡滞，文明不犯也。庙乐请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驭历，揖让受终，奄有四方，仰齐七政，介以景福，申兹多祜，式崇勿替，诞保无疆。《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谓其终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时成六位也。《诗》有《大明》之篇称文王有明德。庙乐请奏大明之舞。 文德皇后厚德载物，凝辉丽天。《易》曰：“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静，柔顺利贞，资生庶类，皆畅达也。庙乐请奏光大之舞 。谨议。

《唐会要卷三十二》：

（开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东封太山日。所定雅乐。其乐曰豫和六变。以降天神。顺和八变。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乐。其封泰山也。登歌奠玉币。用肃和之乐。迎俎用雍和之乐。酌福饮福。用寿和之乐。送文迎武。用舒和之乐。亚献终献。用凯安之乐。送神用夹锺宫元和之乐。禅社首送神。用林锺顺和之乐。享太庙迎神。用太和之乐。 献祖宣皇帝酌献。用光大之舞 。懿祖光皇帝酌献。用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献。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献。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尧皇帝酌献。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献。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献。用钧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献。用太和之舞。睿宗大圣贞皇帝酌献。用景云之舞。彻豆用雍和之舞。送神黄锺宫永和之乐。

《唐会要卷三十三》：

献祖宣皇帝室酌献。奏光大之舞 。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室酌献。奏崇德之舞。

先是。 文德皇后庙乐。贞观十四年。颜师古请奏光大之舞 。许敬宗议同。及太宗祔庙。遂停光大之舞。乐章阙。

由以上史料可知，在长孙皇后之前，北齐文宣皇帝的庙乐用的是《光大之舞》，而继长孙皇后之后，以《光大之舞》作为庙乐的是唐太祖的祖父唐献祖。

也正因为一直以来《光大之舞》只用于皇帝，所以无论这支庙乐的赞颂内容如何改动，整支乐曲的曲调都必然符合皇帝的身份与气势，而将长孙皇后的庙乐定为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光大之舞》而不是另选适用于皇后的庙乐，显然已经逾制了。

为什么说长孙皇后的神主入的是太庙而不是别庙呢？除了“定 宗庙 乐议”“ 七庙 登歌”这些再明确不过的记载外，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唐德宗的昭德皇后王氏。这位王皇后与长孙皇后一样，都是生前就册封为皇后且死在丈夫之前的，那么她的神主及庙乐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唐会要卷第三》：

德宗皇后王氏。贞元二年十一月。册为皇后。其月二十一日忌。三年正月。上尊諡曰昭德皇后。其諡册文初令兵部侍郎李纾撰。上以纾谓皇后为大行皇后。非也。诏学士吴通元为之。通元又云咨后王氏。亦非也。按贞观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册文曰。皇后长孙氏。斯得之矣。其年二月。皇后发引。梓宫进辞太庙於永安门。升轀輬车於安福门。从阴阳之吉也。三月。 以皇后庙乐章九首付有司。令议庙舞之号。礼官请号坤元之舞 。从之。其乐章初令宰臣张延赏柳浑等撰。及进。留中不下。又命翰林学士吴通元为之。时上务简约。不立庙。令於陵所祠殿奉安神主。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常博士李吉甫奏曰。 准国朝故事。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并置别庙 。若於大行皇帝陵所祠殿奉安神主。礼经典故。检讨无文。伏以元献皇后。庙在太社之西。今请修葺。以为大行皇后别庙。敕旨。宜依。仍付所司。至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待诏杨季炎等奏。奉进止。宜於两仪殿虞祭毕。择日祔庙。准经勘择。用三月十八日一时。两仪灵座。便请除之。诏下太常。详求典故。太常卿董晋。与博士李吉甫张荐等奏曰。伏惟古礼。合用今年七月卒哭祔庙。国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睿宗十月而葬。并葬讫便卒哭。祔庙。圣朝典故。伏请遵仍。令所司於今月十八日已前择卒哭位。哭讫。以十八日祔庙。制曰。可。

《旧唐书·后妃传》：

又 命宰相张延赏、柳浑撰昭德皇后庙乐章 ，既进，上以词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学士吴通玄别撰进。

《旧唐书》：

《曲台礼》云：“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祔于祖姑之下。”此乃 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肃明、元献、昭德之比 。昭成、肃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献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肃宗在位。 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 ，当为太庙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飨。其神主但题云“某谥皇后”，明其后太庙有本室，即当迁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暂立别庙耳。

由以上史料可知，尽管王皇后与长孙皇后一样，都是死在皇后之位上且死在丈夫之前，但是王皇后却只有别庙，而且她的庙乐也并非是皇帝才能使用的那一级别，而是唐德宗专门令人编撰的适用于皇后的庙乐《坤元之舞》。

并且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唐会要》中还记载到：“准国朝故事。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并置别庙。”《旧唐书》中亦记载了：“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

这两则史料在提及立别庙的皇后时，用词都非常严谨。因为唐朝死在丈夫之前的皇后有不少，但立过别庙的只有睿宗的原配刘皇后，玄宗生母窦皇后，肃宗生母杨皇后，德宗的王皇后，而中宗的赵皇后没有别庙，太宗的长孙皇后是直接进了太庙，对于这些不立别庙的皇后，国朝故事与四后的名单中，自然就没有出现了。

当然，也有人提到《旧唐书》中记载过唐朝的宗庙制度就是皇后先崩时，她的神主只能进别庙而不是太庙，但规矩是死的，而掌权者的心思却是灵活的。

想想和思、昭成、肃明都是都是死在丈夫之前，虽然日后都被登基的皇帝丈夫追封为皇后，但和思连个别庙都没有，中宗驾崩后这才跟着入了太庙；昭成在睿宗活着时就有了别庙仪坤庙，睿宗死后神主被儿子玄宗迁入太庙；而肃明作为睿宗原配，却直到睿宗死后才能挪进昭成空出来的仪坤庙，开元二十年才进太庙。

同样是死在皇后先崩死在丈夫之前，所谓的规矩就摆在那，结果还是一样有区别，甚至大有不同。

不仅如此，无独有偶，恐怕大家还对贞观十四年大臣们一提到文德皇后庙时就算在七庙里面，动辄就是“七庙”“七庙”的情景记忆尤深吧。

贞观君臣直接将文德皇后庙算在七庙里面，是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七庙全部都在太庙，不存在哪个是别庙，因为太庙与别庙，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

《新唐书·肃宗本纪》：

庚戌，朝享于 太庙及元献皇后庙 。

《旧唐书·沈皇后列传》：

自后宫人朝夕上食，先启告元陵，次告 天地宗庙、昭德皇后庙 。

之前《唐会要》与《旧唐书》上说得很清楚，元献皇后立的是别庙而不是太庙，毕竟太庙是太庙，别庙是别庙，两者的等级大不一样，在封建等级社会是要严格加以区分的，不会把太庙与别庙混淆在一起。所以肃宗与宪宗在祭祀的时候，太庙与别庙是分开进行的，可没有类似“七庙”这种一并提及的说法。

综合以上史料记载可知，贞观十年后，长孙皇后的神主进的正是太庙，而不是别庙。

虽然女性皇室成员的神主被直接祔入太庙的事情并非前无古人，但出于男尊女卑的思想，这种行为还是备受时人的批评。南朝梁武帝曾将其夫人郗氏列入五庙，称帝后又将其排除只立六亲庙，恐怕也与当时对女性入太庙的批评有关。

《南齐书》：

及杨元后崩，征西之庙不毁，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宋台初立五庙，以臧后为世室。就礼而求，亦亲庙四矣。义反会郑，非谓从王。自此以来，因仍旧制。夫妻道合，非世叶相承，譬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同之祖曾，义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若依郑玄之说， 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 ？且閟宫之德，周七非数，杨元之祀，晋八无伤。今谓之七庙，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谓太祖未登，则昭穆之数何继？斯故礼官所宜详也。

南梁的史官萧子显对西晋武帝将自己的原配杨元后祔入太庙一事并不反对，因为“不以元后为世数”，也就是说，杨元后的神主不在七世庙之列，所以问题不大。但是，对于南朝宋把臧后迁入太庙并作为世室，即“以臧后为世室”，萧子显是十分反对的，直言“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

滥者，多余也。萧子显的意思很明确，太庙世室祭祀的是皇帝的祖宗，而皇后是与皇帝平辈的，怎么能搞出这种多余的祭祀呢？

所以到了唐朝开国初年也只立四亲庙，不过《册府元龟》上的一条记载似乎提供了不同的看法：

（贞观）三年正月戊午，帝有事於太庙。至太穆皇后神主，悲恸呜咽，伏地不能兴。

那么这条史料是否能证明太穆皇后的神主在唐高祖在世时就已经奉入太庙了呢？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各处史书的记载均记录了武德年间立的宗庙只有四亲庙，祔于太庙的神主并没有太穆皇后。

至于太穆皇后的神主为什么会出现在太庙里，应当与贞观三年正月举行的“禘祭”有关。根据“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的礼制，太穆皇后的神主是可以临时奉入太庙接受祭祀的，所以这与唐高祖立四亲庙的记载并不冲突。

关于唐太宗为什么要将长孙皇后直接祔于太庙与祖先一同接受后人的祭祀，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为了凑足七庙之数，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不妨先看一则史料。

贞观九年五月唐高祖李渊去世，同年七月唐太宗借此调整宗庙制度，谏议大夫朱子奢提出建议，请求将太庙扩建为七庙，如果确有百世不迁的“王业之所基者”就尊为始祖，如果没有，就虚位以待。

《旧唐书》：

宜依七庙，用崇大礼。若亲尽之外，有王业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为始祖。倘无其例，请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虚位。将待七百之祚，递迁方处，庶上依晋、宋，傍惬人情。

如果唐太宗一心想凑足七庙之数，又或者唐太宗自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百世不迁之祖，那么朱子奢的这番建议就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大可顺势接受建议，直接将太庙增修至七室，留出太祖之室虚位以待，等着以后自己的神主慢慢地升进去。

但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而是命令只增修至六室，从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于凑足七庙之数也好，对于自己成为百世不迁之祖也罢，并没有看得很重。

甚至不仅仅是唐太宗没想过要凑足七庙之数，日后唐中宗复辟后，太常博士张齐贤也曾建议将太庙增加为七室，但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而唐中宗也决定“依贞观之故事，无改三圣之宏规，光崇六室”。

由此可见， 从初唐到中唐，唐朝君臣对凑足七庙之数这种事情并不热衷 ，所谓唐太宗将长孙皇后神主迁入太庙是为了凑七庙之数的说法，缺乏史料证据。那么会是因为当时宗庙制度不健全的缘故吗？

事实上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就算制度不健全，也不会出现把妻子和祖先放在同等高度祭祀的事情。比如唐德宗在爱妻王皇后薨逝后，并没有将她的神主直接祔入太庙而是另立别庙，祭祀王皇后所用的庙乐也并非是皇帝才能享受的庙乐，而是专门令人编撰了适用于皇后的庙乐《坤元之舞》。

所以如果没有合适的皇后庙乐，唐太宗完全可以安排人另外编写一个，没有必要非用皇帝的庙乐不可，更没有必要因此将长孙皇后直接祔入太庙——所谓制度不健全一说，显然也无法成立。

那么唐太宗究竟是为什么要将长孙皇后祔于太庙，而当时朝中大臣魏征房玄龄等人又是为何没有对如此不符合制度的事情提出反对，甚至是直接就“七庙”“七庙”地从善如流了？

在这里，可以稍微回顾一下长孙皇后生前的作为，无论是武德年间和房玄龄等大臣同心影助李世民，还是玄武门之变中亲自去鼓舞士气，又或者是贞观年间屡屡劝谏李世民乃至保护朝中的大臣们，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不反对唐太宗让长孙皇后直接进太庙，享受李唐先祖的祭祀待遇，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太宗会给予长孙皇后这么高规格的祭祀待遇，是因为长孙皇后在他的心里值得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而大臣们不反对唐太宗这么做，也同样是因为他们敬重长孙皇后，认可这位母仪贞观的皇后，我们甚至可以看看当时的唐人是如何评价长孙皇后的。

李世绩《请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表》：

文德皇后亻见天作合，曾沙表庆，功侔 十乱 ，化被二南。

王勃《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

文德后以 十乱 乘时，恭赞涂山之业。

《旧唐书·后妃列传》：

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 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后，宫司以闻，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 每能规谏，补朕之阙 ，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褚遂良《论房玄龄不宜斥逐疏》：

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於谟谋，犹服道士之衣， 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 。

《旧唐书·宋璟列传》：

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谢于征。此则 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 。

所谓“十乱”，即指辅佐君王治国平乱的人。唐人直接将长孙皇后摆在“十乱”的高度，而各处史料也证明了长孙皇后对唐太宗的匡赞之功，由此可见长孙皇后在群臣心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综上所述，比起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所谓凑足七庙说以及制度不健全说，长孙皇后凭借自己对贞观君臣的影响力入主唐朝宗庙，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