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商鞅和张仪一开始都是魏国人，也都曾背叛国家来到秦朝做事，两人也都曾因为新君继位失去靠山而逃离秦国来到魏国，但是魏国对两人的态度那是截然不同。对于商鞅，魏国是特别仇恨他，最后将他交给了秦国，将他送上了绝路；而对于张仪，魏国是好好招待，并让他做了国家的国相。魏国对两人的态度差距如此之大，是因为两人对待困境的态度不同。

首先来讲一讲商鞅，商鞅是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和和改革家，他所辅助的皇帝为秦孝公。商鞅在秦国任职期间，实行了很多变法，这些变法使得秦国不断富裕。然而商鞅实行变法期间，曾得罪过国家不少的贵族。因此秦孝公死后，商鞅在秦国就没有了靠山，贵族们开始报复商鞅，新上任的皇帝秦惠文也因此下令抓捕商鞅。商鞅知道该消息后，慌慌张张地逃到魏国。但是魏国人十分仇恨商鞅的叛国，不仅不让他进城，还将他送回了秦国。最终，商鞅被车裂处死。

然而，张仪在秦惠文面前工作得比较顺利。只可惜，秦惠文死后，新上任的秦武王却不喜欢阴险狡诈的张仪。并且，当时张仪在国家担任着国相一职，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新君的上位，避免少不了有人说张仪的坏话。面对这危机的处境，张仪没有选择即可逃跑，而是想了一个计谋名正言顺的逃跑。张仪主动地找到了秦武王，表明自己愿意为了秦国的利益前往危险的魏国。秦武王听后，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张仪的到来，却为魏国带来了楚军，但是他以自己的机智送走了楚军。此后，魏王特别佩服张仪，并重用他为国家的国相。

商鞅和张仪同样的出身，同样的境遇，但两者的结局却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张仪相比商鞅面对困境多了一点沉稳，并懂得未雨绸缪。

商鞅和张仪魏国可是有不同的待遇，我觉得他们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悲惨”和“幸福”。商鞅就是那悲惨的化身，而张仪就是幸福的代名词。

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商鞅一直积极的变革着，最终也因为他的变法使秦国变得富强。商鞅的悲惨命运是从秦孝公死去开始的，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认为商鞅是叛贼。追着要杀死商鞅，被追杀之时商鞅就想起来自己的母国。

于是商鞅就马不停蹄的跑到了魏国，魏国人民可没有商鞅相像的那样那么友好。百姓根本就没有让商鞅进城门，这是可悲之一；可悲之二就是不但没有让商鞅进城，反而把商鞅送到了秦国。商鞅被送到秦国后不久被下令实行车裂之行。

商鞅在逃到魏国时的那一个场景，真是不由的感慨这么一位奇才，既没有遇见明君也没有遇见友善的国民，真是可悲啊。

张仪与商鞅就不同了，张仪在秦惠文那就是发展的特别好。张仪是一个心计特别多，秦武王继位后不喜他，他的前程就一直走下坡路。可是张仪真是一个幸运儿，他决定逃到魏国去。张仪到了魏国却幸福的当上了魏国的国相。

真是不比较不生气啊，同样是魏国是母国，同样都是自己认为是亲人的母国“亲人”。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真是可悲当时百姓的迂腐。可怜商鞅这样一位有才之人，我觉得如果商鞅没有被处死，我相信秦国会有另一翻景象。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法者，无人不知的商鞅变法，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国。从西隅小国到统一中原，后世将秦的崛起与商鞅变法视为一体。

商鞅不但会变法，还很会打仗，知道这一点的人就不太多了。其实，在早期中国历史上，文武是不分家的，出将入相是很寻常的事情。在基本完成新法令的实施工作后，为了验证变法的效果，商鞅亲自领兵收复了河西之地。

这里所说的河西之地，并不是河西走廊，而是指黄河的西部。准确的说，是黄河那个“几”字形的内部右下角，地跨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处在晋国和秦国之间。三家分晋后，魏国代替晋国毗邻河西之地。

公元前419年，魏国出兵攻取河西之地，秦国当时还是个三流小国，根本不是魏国对手，只能咽下这口气。后来秦国两次试图收复该地，都没有成功。可以说，正是丢失河西的耻辱，促使了秦国变法自强。而现在，商鞅恰恰又是用收复河西的战争，来检验变法的效果。

公元前352年，趁着魏军主力齐楚联军牵制在东线的机会，秦国发兵渡过黄河，开始第三次收复河西的努力。商鞅带的兵不算多，只有五万，在同时代只能算是小型部队。

商鞅先包围安邑，迫降守军，夺取了这座魏国的旧都，引起魏国的震动。但魏军深陷齐、赵等国的围攻，无力救援。第二年，秦军又占领固阳，今天的延安东。

魏国一边在固阳东部修筑长城，以抵御秦军继续进攻，一边加紧与齐、赵等国议和。等到东线平静下来，魏国终于可以把主力调到西线，准备反攻固阳，与秦军决一雌雄。

秦国此时却软了下来，秦孝公约魏惠王在彤会盟，并答应把安邑等河西之地归还于魏国，两国重修旧好。魏惠王当然乐意，与秦孝公把酒言欢，喝得甚是畅快。魏惠王觉得是魏军的兵锋吓退秦国，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秦军把安邑、固阳的全都吐了出来，这仗完全是白打一场。而领兵收复河西的，是商鞅，劝说秦孝公达成会盟，归还河西的，也是商鞅。那么，他到底是哪一头的？

商鞅哪头也不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从变法和强国这个最高目标的。商鞅这回领兵攻取河西，其目的很有可能并不在于收复失地。他的真实目的有两个：一个检验变法的效果；二是用伐魏的军功，来夯实变法的基础。

在此之前，秦军一直被魏国压着打，公元前389年时，秦军尽起举国之兵50万，却被数万魏军打败。魏军的强悍战斗力至今让秦人心有余悸。

商鞅变法以耕战为本，涉及到秦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项新的制度都已经制订并落实到位，只要补上最后一环，便可以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而最后一环是什么？军功授勋！

大家都知道，商鞅在变法初期，曾在城门口迁木立信，使法令得以通畅。但这毕竟只是件小事，关系到千万军民切身利益的军功授勋制，目前仍停留在文字阶段。

等到第一批战士因为军功而得到爵位和土地时，秦人才会放下最后一丝顾虑，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征服天下的大业中去。收复河西之战，就是商鞅把军功授勋制度落到实处的试验场。

通过此战，商鞅兑现了他对秦人的承诺，使自己达到了空前的威信。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他再次开启变法通道，完成了最后的制度改革。秦国终于变成了一部完整的战争机器。

公元前340年开始，秦国重新向河西之地发起进攻，此时的秦军已经不再是魏国可以匹敌的了。公元前330年，秦军在雕阴歼灭魏军八万多，迫使魏国归还了河西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