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唐朝曾经有过两个首都，一个是长安，一个是洛阳。但是在唐高宗时期，这位皇帝非常频繁的把唐朝的首都从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地方来回搬动。这样的行为让人非常的疑惑，究竟这位唐高宗想要干什么？为什么频繁的迁都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唐高宗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皇帝。

唐高宗的不普通并不在于他自己身上，而在于他的母亲——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实际上在唐高宗在任时期，虽然他为名义上的皇帝，可是实际上朝廷的掌权者却是他的母亲武则天。虽然朝廷的实际掌控者是武则天，但是唐高宗并不甘于这把权力拱手让人。他自己在任的时候，希望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领地洛阳。

在一段时间迫于武则天的压力后，又同意武则天的要求把首都搬迁到长安。那个时候唐朝的首都常常的更换，这并不是因为唐高宗个人的意愿，而是一个权力之间的拉锯战。唐朝的首都在洛阳的时候宣誓了唐高宗的权力暂时胜过了武则天，而唐朝的首都在长安的时候便证明武则天的势力比当时的皇帝唐高宗要大。

同时唐高宗是一个非常懦弱的皇帝，他想拥有皇位和权力的同时又害怕母亲武则天的威胁，因此不会乱来。这使他的内心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心理变化，最后也只能在唐朝首都选址这个问题与她的母亲武则天做一些妥协。

隋唐的时候，发生过几次奇怪的现象，就是长安城多次闹饥荒，不但普通老百姓找不到吃的，连皇帝也找不到吃的。经常是，皇帝带着三宫六院文武百官去逃荒，逃荒的地点，主要就是洛阳。

比如开皇四年和开皇十四年，隋文帝杨坚就曾两次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隋书》因此还记载他为“逐食天子”。

后来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也曾好几次去洛阳去找吃的，比如唐高宗的时候，长安的饥荒闹得非常的厉害，以致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甚至连皇帝的侍卫也饿死了。

唐中宗的时候，关中再次闹饥荒。大臣也劝唐中宗赶紧到洛阳去找吃的。唐中宗这个时候说了一句硬气话：“岂有逐粮天子邪！”他这么一说，大臣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好再说什么又没吃的，只好让民夫把食物搬到长安来，但这些民夫也相继饿死累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唐德宗的时候，长安再次发生饥荒。老百姓没有吃的，军队也没有吃的。老百姓没有吃的可以去逃荒，军队没有吃的就要闹事儿。因此连保卫皇上的禁军也都冲到皇宫里去了，皇帝受到严重的威胁时。幸好这时候米运到了。唐德宗喜极而泣：“米已至陕，吾父子得剩矣！”

长安经常闹饥荒，还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可以证明。就是当年白居易到长安去，见名诗人顾况，那时候白居易还没有什么名气，顾况看着白居易的名字，笑着说：“长安米贵，居之不易呀！”后来读到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才说，能写出这等诗歌，长安还是可以呆了。这个典故固然说明白居易的诗很好，很打动人，但同时也表明了长安那个时候的粮食，确实很紧张。

长安的粮食为什么那么紧张？为什么会经常闹饥荒呢？主要是长安的漕运不是很方便，江南、四川这些富庶地方的粮食，不容易送到长安去。长安所依凭的，仅仅是关中平原。关中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旱灾。古人都是靠天吃饭的，天不下雨，水利设施又不好，闹饥荒几乎是肯定的。

实际上，隋文帝在长安建都以后，后来隋炀帝就把都城搬到洛阳去，根本的原因，就是长安这个地方生活条件太不好了，众所周知，隋炀帝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他当然不愿意生活在长安这么一个地方。后来宋朝建国的时候，干脆把都城建在开封，开封的经济条件比洛阳还好，漕运比洛阳还方便，所以后来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而且自此后，长安再也没有哪个朝代把它当成都城了。

既然如此，那唐朝为什么当时还要定都在长安呢？

定都在长安。至少有这么几个考虑：一是长安的地势非常险要，四周有高山大川阻隔，一般不容易被人攻到这里来，皇帝住在这里比较保险比较安心。二是长安有王者之气。从汉朝开始，一般的朝代都会选长安作为首都，而且是第一选择。然后只有当这个首都被毁了，才会选择迁都到洛阳。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一开始就选择洛阳作为首都的这种情况。三是唐朝吸取了隋朝的教训，因为隋炀帝把都城从长安迁到了洛阳，结果很快就灭国了。当然了，隋炀帝的灭国与他迁都到洛阳似乎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唐朝皇帝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有这方面的迷信。

不过在唐朝末年，由于长安遭到乱军彻底的破坏，又加上粮食总是不够吃，所以此后再也没有朝代把都城定在长安了。但是，不定在长安，就没有长安那么好的地势条件，国运也不长久。直到后来，元明开始把首都定在北京，中国才算找到了真正的都城。

洛阳被乾隆皇帝封为“九朝古都”，其实仔细一合计，在洛阳定都的竟有十五朝之多，当然这要算上武则天建立的武周。洛阳在唐高宗时就被立为东都，而且唐高宗也比较偏爱洛阳，在他执政期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两头跑，直到在洛阳驾崩。

武则天在684年正式将都城迁到洛阳，称之为神都。此后除了两年她在长安短期住过外，其他时间都住在洛阳，洛阳已经替代了长安，成了武则天一朝的政治中心。

对于武则天为什么迁都洛阳，历代历史学家也是众说纷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武则天“数见王、萧为崇，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认为武则天迁都洛阳是为了躲避惨死在她手上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冤魂，此说太怪力乱神，不足为信。民国时期唐史专家岑仲勉认为武则天选择洛阳作都城，是为了方便“纵情荒淫享乐”，这种说法完全从生活作风来考虑，也有失公允。

关于武则天的迁都的原因，还是同为隋唐史专家的陈寅恪分析得更准确些。陈寅恪认为“夫帝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武则天虽一步步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但无法扭转当时根深蒂固的夫权思想，改变不了她曾是唐太宗才人和唐高宗皇后的事实。在唐人看来，武则天即位的合法性，乃是由于她是唐朝皇帝的媳妇。由此也决定了她不可能和李唐彻底割裂。

所以武则天只能在李唐势力相对薄弱的洛阳另立锅灶，这样既能维持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又能彰显武则天在洛阳至高无上的地位。

首先，洛阳有不弱于长安的军事条件。古人称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它北有黄河，南有险峻的伊阙，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虎等关。

其次，洛阳有“居中而摄天下”的优越条件。随着太宗和高宗朝的不断扩张，唐朝的疆域远远大于开国时期，从地理位置看，长安的位置有些偏西北，不符合中国的宇宙观。而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东来西走，南通北达都有大路可通。

关中平原虽号称沃野千里，但那是汉初的故事了。由于屡经战乱，过度开发，人口增长等因素，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在隋唐时期已不能供应京城充足的粮食。虽然从隋朝开始就大力发展漕运，但要经过黄河三门峡天险，代价高而运输量少。因此一到荒年，皇帝就带领百官“就食”洛阳，皇帝也被讥讽为“逐粮天子”。

而洛阳东部紧邻东北平原，西部则是伊洛平原，面积广阔，土地丰饶，物产丰富，是重要的粮食产地。迁都洛阳，既可以解决粮食供给问题，还能节省一大笔漕运开支。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武则天才迁都洛阳。

武则天死后，复位的唐中宗又把首都西迁回了长安，但终唐一代，都没有解决长安的粮食供给问题。

隋、唐时代的皇帝，常常要携宫廷到洛阳“就食”。682年关中地区饥荒，高宗让太子留守长安，自己率宫廷到洛阳“就食”。因为情况紧急，出行仓促，随从人员竟有半途饿死者。最为戏剧性的是在786年，关中粮仓空空如也，禁军领不到粮食，威胁哗变。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米运到，德宗大喜过望，跑到东宫对太子狂呼：“吾父子得生矣！”。
长安的粮食主要依靠关中平原，虽然关中平原被称为富庶之地，但毕竟狭小，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膨胀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或者遇到旱灾就会产生粮荒。这种粮荒，远在秦未统一时就曾出现过。
到了隋、唐的时代，由于历代的战争以及建都的开发，资源已经消耗待尽，所出不足以供给长安。再加上关中平原地方狭小，人口稠密，很难供养大批的官僚贵族。
一旦当关中地区闹饥荒，把东部地区的粮食运到长安，其代价是相当沉重的。隋文帝在公元为了解决关中的漕运，开挖了广通渠。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公元594年的一次灾荒中，隋文帝被迫再次到达洛阳去就食，所以他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逐粮天子”。
洛阳居天下之中，离东部经济中心的距离较长安近。隋炀帝曾经说此地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还说“水陆通，贡赋等”。所以，隋朝迁都洛阳。
在隋朝的时候，洛阳周围修建了大量的粮仓，当时洛阳附近的兴洛仓是全国最大的粮仓，其规模远过于长安的太仓。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瓦岗军就是先占领了兴洛仓，把粮食散给百姓，其实力才可能发展壮大，因此也被唐朝的统治者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也多次到达洛阳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唐高宗最后一次到达洛阳是在永淳元年四月，当时关中饥荒，长安城中人相食。甚至皇帝的随从也有被饿死的。可以说这是一次大逃难。第二年十二月，皇帝在洛阳驾崩，皇帝临死前还说“若天地神灵延吾一两月之寿，得还长安，死亦何恨！”
到了中宗的时候，关中再次饥荒，大臣们请求皇帝再次临幸洛阳，遭到唐中宗的拒绝，他说“岂有逐粮天子邪？”。可是粮食运到长安，却是以广大民夫的生命为代价的。
在唐德宗的时候，长安再次出现饥荒，禁军没有粮食吃，只得到街头去乞讨，后来粮食到达京城，唐德宗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