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
一、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在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以新式武器装备武装陆海军，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最为著名。其中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它仿造的毛瑟枪及自主研制的无烟火药均达世界先进水平。
其次，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器不能及”，因此洋务派大量购置西洋枪炮及军舰，训练洋枪队，以此来武装清政府军队，同时，并筹编了北洋、南洋和福建等三洋海军，这一举动在一定层次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由冷兵器过渡为热兵器时代并建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军事体系，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二、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官办，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因此洋务运动的口号由“自强”转变为“求富”，这也标志着洋务运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洋务派着手于创办民用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大约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
虽然洋务运动创办民用企业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在创办过程中由于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外国企业的冲击等原因没有成功，但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已经出现了新型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在“求富”的过程中，虽然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三、 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中，以“三纲五常”和“尊孔读经”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紧紧束缚住，科举制度成了扼杀人才的桎梏。而洋务运动中，光绪帝下诏废止八股、停止科举，使中国教育经历了一场巨变，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代替了传统的教育制度。
在洋务运动中，为了更好的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及先进技术，洋务派还设立了一批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技术的学堂，如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867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等。此外，清政府还多次选拔、派出学生赴西方留学。
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曾留学美国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邓世昌等。同文馆的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同文馆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刷了《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这一切，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四、 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的过程中虽然未曾触及腐败制度的根源，但是敢于提出“师夷长技”、“变法求新”无疑是对封建思想的一直冲击，同时洋务运动时期翻译的大量外国书籍时人们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向思想的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必然不会都只是碌碌之辈，必然会有能够“开眼看世界”的人，因此洋务运动这一对封建思想的冲击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便有了之后的维新派的出现。因此，洋务运动虽然由于自身局限性和当时国内环境决定了它必然失败，但是洋务运动不仅仅是学习和引进了西方技术，同时还给予人们启迪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思想近代化的进程。
总结：洋务运动总的来说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虽然不敢推翻封建制度，无法触及清政府腐败落后的根源，这些使其带有很强的局限性，注定它只能畸形发展最后走向失败，但是由于它向西方学习，购器、制器，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技术人员，从而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和军事体系，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同时在文化教育、思想上使人们视野得到开拓、使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得到解放，促进了思想的近代化，从而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

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不是抑制。
对近代经济的影响：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原料、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在“富国”口号之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着重点在于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一系列配合军事工业的项目。在洋务派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以兴办洋务为荣，深深的动摇了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文明中“重农轻商”的概念，促使中国近代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对中国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

在有据可查的史料上，“台湾”这一名称的出现不过300多年。但是史书证明两岸人民对台湾宝岛早有称呼，历史上对台湾的称呼有近十个，不同的称呼却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台湾宝岛的关心和期待。 在古老的中国出现国家机器时，就把中国划分为九州管理，记载这一史实的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尚书·禹贡篇》。九州中的扬州管辖范围北至淮河，东面至海。书中的“岛夷卉服”就是指台湾。康熙33年（1642年）高拱乾主修的《台湾府志》中表示，夏商时期的扬州包括台湾。日本学者尾崎秀真也认为“岛夷”就是台湾最早的名称。“岛夷”，台湾的第一个名称。 人们对海的知识逐渐增加，从水中走出来的人类开始把大海为人所用。春秋战国时，近海交通有所发展，因此出现许多关于海上的传说，其中方士徐福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流传至今。《史纪·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徐福上书中所称的海上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后人认为“瀛洲”即为台湾。徐福没有回来，但是两岸的来往在以后的岁月中越来越多。 作为专门的历史地理书籍记载台湾的是在《前汉书》。进入汉代，关于台湾的记载开始多起来。在《前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20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来许多学者认为“东鯷”应该指的就是台湾。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更是把台湾分为三部分，“东鯷”即为北台湾，“夷州”为中台湾，“澶州”为南台湾。在三百年前的荷兰人连少挺（Linschoten）所绘的台湾地图中，也把台湾分为三个岛。把台湾分成三部分，说明对台湾的认识在加深。 直接描述台湾情况的是在三国时期。三国鼎立时期，东吴位于江南，管辖范围包括会稽和东南沿海地区。东吴和海外的关系较为密切。《三国志》中谈及在孙权黄龙2年（230年）派军队出海远征夷洲。不少学者认为“夷洲”就是台湾。三国东吴临海郡太守沈莹可以称之为最早的台湾学者，在他的《临海水土志》对当时被称为“夷洲”的台湾情况有着专门记载，只是此书已经流失，主要内容记载在《太平御览》之中。从所记内容来看，这是当时最完整的关于台湾的文字资料。当然也有人说此时的“夷洲”就是广东或海南某地，但是从方位、气候、地形、古迹、物产、习俗等方面考证，应该是指台湾。通过《临海水土志》，使得远离台湾海峡的许多内地人，知道了尽管是有限的、但是极为难得的台湾的具体情况。 颇有大志的隋炀帝，施政并无多少值得夸耀的纪录，但对外对内征战却有特殊的喜好，当然也对早有前朝前代所关注的台湾起兵。据《隋书·东夷传》所载，隋炀帝曾于大业6年（610年）发动远征琉求之战。“琉求”是何处？历来争议较大。但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琉求”即为台湾，而非日本琉球。不管如何，隋代对台湾已经相当了解。在《宋史·外国列传》中则明确记载，琉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称“澎湖”，烟火相望。赵汝适的《诸蕃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然所记内容不详细。 对于台湾的名称，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台湾政治名人连战出生于当地世家，他的祖父即为著名历史学家连横。连横在代表作《台湾通史》中说，“台湾原名‘埋冤’，为漳泉人所号。”因为明代时期的闽南人历尽艰辛到达台湾后，因水土不服和劳累困苦，病死者众多，死后连尸骨都无法运回故乡，“故以‘埋冤’名之。”因为“埋冤”不吉利，而闽南话“埋冤”又与“台湾”同音，所以易名为“台湾”。这种分析不无道理，因为移民确实有过令人难以忘怀的痛苦经历。 但是，连横先生的结论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因为同音的字很多，为什么用“台湾”代替“埋冤”？“埋冤”不吉利，“台湾”吉利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台湾”名称的由来并非如此。 台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对台湾的称呼最初起于对台南地区的称呼。最初在台南一带居住的拉雅族，在介绍台湾时称为“Tayan ”或“Tai－An”，荷兰人拼为“Taioan”，从大陆来的移民则读作“Tai-Oan”。因此，由于读音不同，在台南一带称为“台员”、“大员”、“大圆”、“大湾”、“大冤”。以后由闽南话的“台员”转音为“台湾”，所指地区也由台南一地扩及整个台湾地区。自明代起，“台湾”之名正式流行。 在明代闽人周婴所著《远游篇·东蕃记》中，以“台员”称台湾。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在朝廷公文中出现“台湾”。清代张眉的《瀛濡百咏》一书指出：周婴把台湾称为“台员”，“这是闽南语所造成的错误，从此台湾之名始进入中土。”“台湾”名称由此而来，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1]
封建社会兴盛起来后，中原的王朝与台湾之间有着许多来往。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极大推动了人类文化的传播，当然也记下了中华儿女共同开拓台湾、建设台湾、保卫台湾的辛勤和牺牲，也记下两岸来往的史实。 第一次远征台湾发生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吴国君主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水军一万到达被他们称为“夷洲”的台湾，这是历史上有书为证的中国王朝第一次与台湾的联系。他们的台湾之行历时一年，最后因为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官兵死伤十之八九，最后则带着数千名台湾居民回到大陆。事实上，这类军事远征并非是杀人越货，而是封建王朝确立和巩固统治范围的常用手段。 带回来的台湾人，介绍了许多台湾的情况。几十年后，吴国临海郡太守沈莹根据从台湾返回的吴国官兵和带来的台湾居民介绍的情况，在公元264至280年间写下《临海水土志》（见《太平御览》第780卷 ）一书。他称这片海上的土地是“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还介绍了当地的物产、人民、风情、工具、古迹等，其中的“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则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台湾为越国的版图。 书中地描述让人们对当时的台湾有了形象的认识：夷州在临海郡东南2000里，当地气候炎热，没有霜雪，草木四季常青，四面是山，土地肥沃，种植五谷，多产鱼肉，纺织细布，冶炼铜铁。居民为在高炎热气候中保存食物，把鱼肉卤在在大陶罐中，不仅自己当作佳肴，还用来招待客人。男女婚嫁乃由父母决定，女孩子出嫁后都要打掉上面的门牙。居民分为不同部落，各有自己的土地和首领。首领召集民众时，用木棍敲击中间掏空的木头，声音可传四、五里远，居民听见后纷纷赶来。打仗时将敌人的头砍下来，挂在院中的大木杵上，几年都不摘下来，以彰显自己的战功。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较为完整记载台湾风情的文字，中原人对台湾有了肯定、明确的认识。 到隋代，隋炀帝在大业3年（607年）先后派出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等人两次前往当时被称为“流求”的台湾，因语言不通，第一次带回一名台湾人，第二次带回一些布甲。大业6年（610年），隋炀帝又派出武贲郎将陈稜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人，从广东义安（潮州）起航，前往台湾，当地人以为这是中原的商船，这说明当时大陆商人经常前往经商，也说明台湾人已经熟悉经商贸易。只是陈稜与当地酋长谈判不顺利，刀枪相向，并带了数千名当地居民返回大陆。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彰化市，有一条街名叫“陈稜街”，它就是为了纪念这位隋朝将领的。 经过三国到隋唐的长时期的演变，闽粤一带向台湾的移民也逐渐增加，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多的往来和经济活动，为便于管理，开始在台澎地区设立管理机构，澎湖已列入福建晋江县版图，这在台湾开发史上是第一次。台澎地区正式纳入宋代版图，尽管在后来的千年中，朝代更迭，皇者变换，但是台湾归属从来没有改变过。 中华少数民族第一次控制中原的是元朝。元朝控制中原地区后，按照惯例需要进军没有到达过的疆土，故于至元28年（1291年）10月，派出海船副万户杨祥为宣抚使，与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鉴率兵6000余人进军台湾。由于语言不通和航海知识不足，无功而返。到公元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巡检司，级别不高，属九品。“职巡逻，专捕获”，捕捉罪犯，兼办盐课，但这是中央政府派驻台澎地区的第一个行政执法机构。自此以后，中央王朝开始派员管理台澎地区。 元朝有一位旅行家，名叫汪大渊，他到过许多地方游历，在至正年间搭商船到台湾和澎湖，后写出《岛夷志略》。书中说台湾：“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地产沙金，黍子、硫磺、黄腊、鹿豹……海外诸国，盖始于此。”从人们可以到台湾旅行及两岸商业活动中，可以看出当时台湾和大陆的来往已经很多，已经成为互补性的经济活动和日常性的社会往来。 郑成功
明朝的海禁政策，导致东南沿海海盗盛行，为保卫沿海地区不受海盗侵扰，明朝朝廷在基隆、淡水二港派驻军队，防止海盗利用台澎地区作为搔扰东南沿海的基地，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岛内驻扎军队，保卫海防。高雄凤山有特产“三宝姜”，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达台湾时留下的，这是中原到达台湾的第一支大规模的商队。为保卫台湾，在以后的岁月中，先后出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等重大军事活动。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在台湾本土内正式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后改为2府8县4厅。清政府对台湾地区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制度，进行有效管理。 西方殖民者东侵以来，美国、日本、法国等列强先后在台湾进行军事挑衅，加剧了中国边疆领土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上层在如何治理台湾的态度和方式开始出现变化，由“防内变为主”改为“防御外侵为主”，清朝督办南洋海防事务的福建船政大臣、后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等人，把台湾称为“七省藩篱”、“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一再反复强调台湾地位的重要性。他们还多次上奏折，建议在台湾设立行省，以加强吏政，有效管理孤悬海外的台澎地区，巩固海防。 在台湾设省的建议在当时的边疆危机下，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一建议最早是丁日昌在1874年间提出来的。第二年11月沈葆桢提出，在闽浙总督名下设立“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1876年春新任巡抚丁日昌无法按期驻台湾，奏请朝廷另派重臣常驻台湾，改设“台湾巡抚”，这样实行3年的“冬春驻台”改为台湾单设巡抚。 刘铭传
直到1884年6月，清朝才派出直隶提督刘铭传加封巡抚衔，督办台湾政务和防务。不管影视作品把他说成什么样子，刘铭传确实是一个有作有为的官员。 刘铭传到任不久，正逢中法战争爆发，从总体上看军事上没有失败的中国，在政治上再次惨败，面对危机，加强台湾防务尤为必要。闽浙总督杨昌浚、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于7月再次上书，要求在福建台湾两地“巡抚分驻”、“建省分治”。光绪11年（1885年）10月12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下旨创建海军的同时，下旨同意诏请左宗棠的奏请，福建政务由闽浙总督兼管，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下诏在台湾建省。到1888年正式实现闽台分治，台湾单独设省，由原来的2府8县4厅增为3府11县4厅1直隶州，后又增设南雅厅。首任福建台湾巡抚为刘铭传。正是这位巡抚，打开了台湾的近代经济发展之门。 历史沿着应该有的轨迹走到现在，在“巡检司”设立、充满风雨的550年之后，台湾成为清朝的第20个行省。台湾省建制的建立，对外主要是为了巩固东南海防，防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加强军事防务；对内则开始近代工业化过程，开矿、邮政、交通、垦荒、教育事业等相继发展起来。从此，台湾社会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 正是历史上两岸的来往，联结起两岸人民的心灵，台湾与大陆不可分离。大海向我们诉说的大陆在台湾的这么多“第一”，不仅仅是时间先后的意义，而是包含着多少先行者的勇气，开拓者的艰辛，奋斗者的牺牲；包含着多少台湾对中原腹地的向往，多少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同样也告诉我们，正是在这种延绵千年的交往中，中华文化浸透了台湾；台湾同胞则在连续持久的中华文化的环境中，也成为这一令世界感到惊奇、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中华文化的创造群之一。因此，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沉淀。[2]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在台北市正式接受日军投降，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被日本帝国主义以战争手段强行攫取的宝岛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历史的沧桑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公告》和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二七五八号决议，都明白无误地确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这已经成为国际上的共识。已经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比生命还重要!
1949以后
中国出现两个政府
人民政府统治大陆
国民政府统治台湾

中国的历史课本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从古到今一直都是中国领土
台湾的历史课本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XO,明文记载追朔至元朝始提到澎湖(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两岸人民的共识。多少年来，两岸同胞为反对汉奸卖国贼，反对形形色色的分裂主义者，反对外国侵略占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维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进行了多次可歌可泣的斗争，每次斗争都是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敌人、分裂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一条历史规律，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今后也永远是这样

从古到今台湾永远都属于中国的领土、明国郑成功父子俩收复台湾、 然后又被蒋介石移民过去、这才形成的台湾、先在台湾搞独立也不照照自己、中国就第一轮轰炸式那个弹丸的小地方就差不多没几个活的了、打台湾最多也就个把小时！

既然已经知道初中历史里有，为何不自己看看？做学问做成这样，真无语

传统文化是需要全中国人民来保护传承的，连中国都不喜欢自己的传统文化还想传承中国文化，别指望政府来保护，因为政府不能让国人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即使砸重金也不可能永远保护得了，因为没人喜欢，就象京剧，各地方戏剧，没人喜欢看谁还去演，谁还去非心思学，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京剧早没了，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于国人喜不喜欢，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市场，
新生代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美国大片，韩国青春偶像剧。相对于外国倒比较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外国人要完全掌握中国文化难度不小。
至于台湾，陈水扁大搞去“中国化”除了保留着繁体字，连中国历史都改了，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一楼的台湾人，没来过大陆就不要乱讲。

文化大革命之後几乎甚麼都没有了
要看蘇联的东西倒是很多 蘇联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 共产旗 甚麼都还在
台湾在文化大革命时 蒋中正总统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在保存中华文化台湾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有一句顺口溜这麼说道:要看五十年的中国到上海，要看五千年的中国到台湾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故意对传统文化的蔑视，端午节没有韩国，我么能过上吗，我们过得最大的节日是：春节，国庆，五一，就春节是传统节日，而且把过年改成春节，我的的婚丧嫁娶，有几个是按照传统做的，遗体告别仪式最官方的做法，还有多少披麻戴孝，可能农村多点，我们还看不起农村，唱大戏吧，还是农民兄弟坚守着，看过台湾影片：父后七日，真正的面对自己的传统！！！

中国所谓的传统文化都是被元朝和清朝大面积阉割的残缺版，尤其是汉族文化，基本都不可能出现宋朝之前的真正文化。

另外，补充一点，所谓的二十四史有很多地方都被清朝那些无耻的满狗皇帝下令删改过的。所以，有些历史的来源，有可能所谓的野史反倒才会是事实。

共产党不管你有多少就消灭多少～你看现在香港和台湾还保留繁体字～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文化，

台湾政治现在的格局，蓝绿对峙，互相拉扯，社会也因此被撕裂。内斗是台湾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赖以生存的手段。绿营固然必须捉住统独议题才有戏可做，蓝营也无法甩开这个议题，否则就会被套上卖台的大帽子。两大阵营无论如何都必须想尽办法保住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牢牢地各执一端，要达成政治上的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马英九相信，“逐渐透过民主的程序，采取正确的政策，台湾达成发展共识并非遥不可及”，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马英九在访谈中说：“新加坡政府很有效率，很容易达成共识，不必要吵半天还吵不出来，再打一架，没有这个问题，想到就去做，竞争力的差别在这里。”这话没错。值得研究的当然是，为什么新加坡办得到，而台湾却办不到？说穿了，就是政治情况不同。新加坡目前所具备的良政，是台湾之所无。而良政正是各国应付当前全球化大潮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良政必须建立在理性政治的基础上，这在当前的台湾也是不可能的。试看绿营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去蒋化，去中国化运动，是迹近文化大革命式的疯狂，又怎能理性得了？

西方的民主政治，特别是政党政治，移植到在菲律宾、台湾、泰国等地结果都变了质，橘逾淮而为枳，道理也许只有一个，水土不同，气候各异。以为有了“民主”政治，一切就会上轨道，这是很幼稚的想法。良治和“民主”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相反的，“民主”的政党政治犹如自由市场，很容易出现森林法则，也很容易演变成一个政治的鳄鱼潭，最后能够在泥沼中生存的，就是一群靠政治吃饭的政治鳄鱼。尽管选民也许会很厌恶这样的政治生态，但鳄鱼潭一旦形成，要想再恢复一池清澈，可谓难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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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为两点：
1，蓝绿恶斗（对内争权夺利）
2，蓝绿合流共谋独（对大陆拒统谋独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