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党益民小说《根据地》的语言魅力

　　（文：频山频水）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中最能体现作者风格的地方之一，是语言。著名作家汪曾祺在《林斤澜的矮凳桥》中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认为，“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可见，语言的成功与否，是一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因素。近期，随着党益民长篇小说《根据地》的出版发行，红色经典又一次成为广大读者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积蓄发展正能量的文化窗口。作为一部全景式展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陕北“闹红”的巨著宏篇，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部小说的语言魅力。“云鹤有奇翼，飞鸿响远音。”小说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看似很“土”，却以拙为美，有着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一、语言质朴简练。

　　通篇来看，这部小说几乎没有华丽的词藻表达，就像一位平凡的老陕在讲述一段不平凡的故事，秦人秦腔，娓娓道来。语言质朴平实，近乎直白。惜字如金，叙述干练，没有一丝一毫拖泥带水的繁冗之痕。小说中引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但作者十分注重词语的选择和锤炼，就像再三冲洗、过滤了一样纯洁干净，没有一点粗俗恶媚之味。“看似平淡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小说口语化的语言，并没有使其苍白无力、缺失美感，倒显得特色鲜明而波澜不惊，同样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引人入胜，让读者产生共鸣。这就使我联想到了人的穿衣打扮，即就不是时尚华丽的名贵品牌，就是极其普通的一件衣裳，但只要穿着得体，干净平整，一样能够显示出它的美丽与魅力。例如：“贞贞不仅皮实、而且顽皮，疯起来跟男娃一样。”（见小说299页）仅仅就是这十八个字的描述，一位调皮可爱而活泼勇敢的女青年形象，活生生跃然纸上。

　　二、语言生动形象。

　　老舍先生在他的《语言与风格》中曾经说道：“小说是要绘声绘色地写出来，故必须生动。”党益民在语言形象性方面，所运用的手法很多。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善于描摹生活景象丰富多彩。事物的情状复杂万变，文章写得好，就应该把生活景象的色彩、声音如实地反映出来，做到有声有色。党益民运用语言描摹了人生，描摹了景观，描摹了心态，调动了一切语言手段，使小说竭力达到绘声绘色，穷形尽态，惟妙惟肖。例如：“腊月初，老天下起了鸡娃子雪，雪片如同刚孵出的小鸡娃，毛茸茸的白白的一团，纷纷从天而降。”（见小说56页）还有：“窑洞的崖畔上开满了猩红的矮菊花，陕北人称之为‘花狗’。时令已进入深秋，黄土高原上遍地都是‘花狗’，他们在小沟小渠，旮里旮旯，边边角角，随心所欲地散漫地随处开放，淡淡的花香四处飘散……” （见小说244页）以景喻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有声有色。二是善选动词。作者通过动词的合理选用，使被描写的对象富有活力，神采飞扬，形象逼真，使动词在句中起到传神和画龙点睛的作用。譬如：“习仲勋圪蹴在地上，一口气吃完了三个冷漠，一仰脖，喝完了水，这才用衣袖擦了擦嘴，站起来踢了地上的枪说：‘我们有这些东西，不愁拉不起队伍来！’”圪蹴、吃、仰、喝、擦等一连串动作，将习仲勋此时又饥又饿、又渴望尽快拥有枪支拉起队伍的心情描写得惟妙惟肖。还有：“杨虎城看完，泪流满面沉默了一会儿，将纸折起来，揣进口袋，默默地拥抱了王泰吉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了牢房。”（见小说264页）看、沉默、折、揣、拥抱、转身等一连串动词的运用，将杨虎城此时与王泰吉生离死别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语言通俗明白。

　　在这方面，党益民作为“老陕西”，主要将口语、谚语、民谣等自己所熟知的民间语言加以整理并合理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为小说增色不少。我认为，这也是《根据地》的语言成功之处，很接地气，格外过瘾。他所使用的地方语言，是真的、活的、地地道道的陕西话。比如像“圪蹴、破烦、拾掇、皮实、捻弄”等陕西乃至西北人常用的口语词，他都能信手拈来，成功驾驭。又比如“山里风硬”“钱多不咬手”“腰长肋子稀，干活不出力”“东晴西暗，等不到吃饭”“馍不吃在笼子里搁着哩，你急啥嘛！”等等，很顺口，既熟悉，又亲切，深入浅出。像“地冻扎扎响，白菜萝卜长”“干锄谷，湿锄麻，连阴天气锄芝麻。”“豆要深，麦要浅，荞麦菜籽盖过脸。”“蚯蚓满地爬，雨水乱如麻。”等，其中许多民间谚语的引用，特别是小说中还引用了18首民间流传的经典儿歌、民谣、信天游，不仅朗朗上口，浅显易懂，而且更好地烘托了小说的气氛，表达出了人物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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