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历史其实就是循环啊。有人治国也就一定有人亡国，时间的悠久就会让人生出一种会一直就会是这个样子的错觉。统治者的麻痹让惦记的人有机可乘，统治者的残暴就有人反抗，于是治世出现，但开国者的后代的腐败就会有乱世——这绝对是必然的。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久必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历史悠久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你这样说是有点错误的，西方国家从古希腊罗马就开始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了。那也是公元前好几个世纪的。

利益使然，不用在意，就好像路上遇到一条狗，你越是在意他，吠的越是厉害，咬了你，还不能还回来。

这些家伙纯属地否无赖型，唯利是图唯我独大，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唯恐不乱从中渔利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

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

《六韬·盈虚》：“ 文王 问 太公 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

《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治是对的，乱不是规律，关键是社会体制，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没有改朝换代，社会就没有大乱，人民就不会受苦。

中国历史建国多少年 你用词不准确 至于一治一乱 是因为 从来都没有统一过 就算秦朝时期 看看长城在什么位置就知道了 疆域和王朝 是不断更迭的 多看看历史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现象。应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提出了许多、并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实证问题，而且从方法论上对过去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且把差异很大的前近代中国与欧洲都归结为来自“奴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纠正。由于这种模式改革前在中国史学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垄断性，因此这场争论在中国的意义尤其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那种关于“封建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有问题，那么如今这种围绕“人口、气候和瘟疫”做文章，并且热衷于争论古代“GDP”数值的新西方中心论史观，恐怕也有同样的毛病。过去那种史观是“制度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决定论，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无论讲“必然”、“偶然”都不谈制度，恐怕也有问题。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文章来源：秦晖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是“改朝换代”。当一个王朝无法解决社会矛盾时，老百姓总是揭竿而起，埋葬旧王朝，开辟新王朝。新王朝昙花一现之后，就陷入衰败，孕育出新的社会矛盾。由此“一治一乱”。至今，“治乱循环”的历史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它仍会继续吗？ 有人从资源与人口角度分析了中国治乱循环的深层原因。汉朝到清朝两千年间，中国的人口上限基本稳定在5000-6000万之间。从人口曲线上看，每当人口达到峰值，就会迎来一次历史演变，发生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西汉王莽篡位、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明末李自成起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战乱与和平的交替出现，中国人口变迁呈现大起大落的特点。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王朝初期，人口因战乱而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得以重新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分配殆尽，对资源的利用也达到饱和，用经济学的话语叫做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此时王朝进入鼎盛；王朝晚期，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大量剩余人口为了生存到外地讨生活，形成“流民”，庞大的流民群体最终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官逼民反”顺理成章地出现。官僚体系对“流民”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权力主导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依据。王朝伊始，出于对农民造反的畏惧和稳固帝国根基，官僚集团往往可以较为公平的分配土地，对自耕农的盘剥也较轻。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官僚集团与地方乡绅豪强合谋大肆兼并土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免除本应承担的税务，中小自耕农群体的税负压力陡增，日益走向破产。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治乱循环”由两方面的原因酿成。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单一化，缺乏商业和市场机制，无法容纳农业部门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集权体制下，权力无法受到有效监控和制约，导致权力与利益的直接合谋，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侵害社会的底层群体。从今以后，中国还会持续“治乱循环”的历史吗？有人感到很乐观：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确立了共和政体，已经破除了“治乱循环”的条件。遗憾的是，中国市场经济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这与封建时代权力与土地资源的结合并无二致。中国政体虽名曰共和，却根本没有三权分立、政党政治、言论自由、普选等现代政治文明的任何要素。可以说，中国政治的权力运作机制更接近于古代，而不是现代。目前，中国早已超过13亿人口，基本达到了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国将来能否走出“治乱循环”的老路还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国如何跳出“治乱循环”却有相当明确的方案。发展工商业是跳出“治乱循环”怪圈的可行性方案。一方面，工商业可以吸纳大量农业剩余人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南宋人口将近7000万，后来由于金国入侵，国土面积进一步缩小，由于南宋朝廷采取鼓励工商业和贸易的政策，南宋消化掉了大量新增人口，从而使南宋没有产生社会危机和动荡。清朝中期人口能够突破1亿，诚有种植技术提升和高产作物推广的功劳，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工商业的发展，还可以培育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学术界一般认为，理想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也就是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主要群体，富贵者、贫穷者都占社会的少数。“橄榄型”的社会具有稳定、理性、建设、务实的特点，能够推动建立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工商业不是发展官僚资本，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从来都是工商业发展的怪胎，是工商业发展必须割除的毒瘤。只有打破官僚资本，让民营企业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主体，才能藏富于民，让工商业发展的利益为全民所享有。民主制度是跳出“治乱循环”的根本条件。“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是毛泽东也曾认识到的真理，只是知行是两码事。有人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声称是人民和历史选择了它进行统治。这样的论证的确有合理的部分，它摒弃了“君权神授”，承认“君权民受”。不过，一次授权，永恒统治，世界上没有这回事。而是，隔几年，人民就要考核你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腐败、堕落，然后全民投一次票，决定是否继续授权给你进行统治。这就是民主制度。谁有资格统治这个国家？这原本就是一个不恰当的发问。当问题被这样提出时，就会有人跳出来标榜自己的资格，如历史的选择、代表谁利益，说一些无耻的话。最终权力与利益的勾结、暴政总是不可避免。实际上，谁当统治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统治者作恶，以及在人们不满意的时候如何和平罢免统治者。这正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民主制度的长处。所谓民主，就是国家的统治权由人民授予，授予不是一劳永逸的，隔三五年就要重新授予一次。不然“历史的选择”总会流于“君权神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民主制度下，权力被有效的监管，割断了权力与利益的联姻，从而为实现全民利益提供了保障。工商业与民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工商业的市场经济确立了平等交换原则，它孕育出平等、自由等人权观念。现代民主制度则建立在自由、平等的理念之上。民主制度保障政权在和平有序中更替，防止了社会动乱，维护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中国能否跳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能否割断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以及以三权分立、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确立。

楼上扯淡吧？
以古代农业的生产率粮食就那么多，没有吃的你怎么让其他行业容纳所谓的剩余劳动力？
市场经济可变不出来多余的粮食，在说了以古代的交通效率即使其他地方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过于漫长的距离也会消耗大部分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