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变法通议》涉及到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废除科举使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被打破，促进了思想解放。科举考试以儒学为基本内容，废科举加速了儒学的解体。使儒学地位日益降低，最终使儒家失去了基本的信仰群体。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学者对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研究颇多，但是对他的经济思想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他说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方面却发表过不少言论，写过不少文章，里面有不少闪光的东西。这不仅他知识广博又关心国家经济问题，还由于他曾经在袁世凯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币制局总裁，又在段府里担任过几个月财政总长。这些实际工作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棉队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一番研究。他本人也曾想在经济方面有所建树，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特别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使他不能有所作为，抱负无法实现。他在经济方面的某些观点和设想，是有相当价值的。

一、 经济为立国之本
在梁启超的笔下，经济问题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只有在经济占优胜者，才能安定繁荣。所以，“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竞争之胜败决之”。梁启超认为，经济与政治常常是密切相关的，经济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防卫，是全球政治家所必须时刻考虑的最大问题。当经济侵略开始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动，与国家无关，是经济现象，与政治武官。其实，立夫个人之后者，莫不有国家，个人先登，国家必从之。而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凡是在经济上被奴役的国家，不久就会在政治上被奴役。
梁启超不仅看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还看到经济和军事的关系。他引用宾斯塞的话说：“古代为军政社会，凡一切产业上设施，皆以为发达军事之补助；今世为产业社会，反一切军事上设施，皆为保护产业之补助。”宾斯塞的话并不完全正确，但他点出了在近代社会，军事行动最后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特点，还是很有道理的。
梁启超还指出，无论在生活上，税权上，企业竞争上，举借外债上或是在外交上，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其动机起于生计，而影响必及政治”所以，经济问题是立国的根本问题。
上面这些话，是他在民国元年讲的，不仅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深刻。那时候，封建顽固派迷信政权，以为有了政权就会有一切，而封建军阀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会有一切。特别是袁世凯，可以说是两者的典型。当他蛮横霸道，不可一世，正通过施展各种压力，取代孙中山当上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却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提出经济为立国之本的论断。虽然，他后来在袁氏政府中当了官，但是和袁世凯唱反调。袁世凯想以大总统位为台阶，再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把中国占为己有；而梁启超的却是如何才能救中国，他总结西方各国经验，认为搞好经济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
民国初年，面对由于封建主义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经济破产和财政危机，梁启超一方面感到十分棘手，另方面有为争取财政情况的好转而提出与治标并行的方针：“治标策，与捂平昔所言治本策，绝非不能相容，非不能相容，而实乃必当并行也”
他认为，要整理当时中国的财政，若只进行小修补漏的方法是不能成功的，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其治本的“纲领旨趣，则在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治为一炉”又说：“治本之策，一曰改正税制，而曰整顿金融，三曰改良国库”而听他说的治标的办法，则主要是指改革财政，奖励公债，裁减军费和行政费用等。

他强调治本的重要性：“吾固深信吾国实行被治本政策，则财政基础，终无巩固之日也”。但也不否认治标的必要，“此治本指标两策，实当同时并举。今既未能，但使能先行此治标策，则做裨已多， 而将来续行治本策，亦可以省却无数障碍”
梁启超提出这种治本与治标“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有一定见地的，但他所说的治本之策，并没有真正抓住当时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根本，因此，不可能发挥什么具体的影响和作用。连他自己所担任的币制局总裁和财政部总长的官职，干了几个月也都干不下去，不得不呈请辞职，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梁启超还认为，国家的财政，应该为一国的人半事情。若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取虽然多，“未有以为病者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处，则群焉信之，欣然而输之。”“凡人之情，出其财而知其所用，虽巨万而不辞，出其财而不知其所用，虽一文必吝。故民政之国，其民为国家担任经费，洒血汗以报国，曾无怨词，虽有重费之事，苟属当办者，无不举焉”。也就是说，以民财政民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否则，这种财政是怎么也理不好的。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指出过，中国当时的理财者，不是对人民进行搜刮，就是对应该发的俸饷加以克扣，催促人民交纳公债，比催交田赋来得更凶。人民的困难他们一概不管，但是国库的空虚仍然如故。难道中国真的缺乏钱财？难道中国人民较之西方各国人民更为吝惜钱财？不！而是由于以往的理财者没有“以民财治民之所致也。此吾所以虽理而无所得者也”梁启超的这些化，对清朝统治者的腐败统治和压榨行经的揭露和抨击。
梁启超又认为，了解财政学，并不只是一国之最高财政机关才需要。国家办一切事业，都需要钱财。无论承担什么职务，若对财政的常识一无所知，便很难把事情办理好。或者不考虑国家的财力所能及，而妄时兴作，就很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国家要举办刻不容缓的政务，又由于无法求得相当的财源，被迫而不举。而“财政设施之得失，其利害之及于国民生计者，如影之斯随。”所以“各地方大小管理，于财政学之原则，皆不可以不粗知其概”。就是一般国民，对于财政的普通常识，也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选举理财的人才就能选得恰当。监督财政的事情才能做好。梁启超这些建议的本身虽然无可非议，但是在当时劳动人民连饭也吃不饱，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要求人人都应该有财政的普通常识，是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的。
当然，在距今七八十年以前，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任务梁启超，嫩够比较明确的看到经济为立国之本，经济决定政治和军事，政治，军事是为经济服务的，也就很不容易。这种看法，比较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加以肯定。

二、 鼓励农工业生产，开源节流
在经济问题上，梁启超非常重视发展生产。他说，现在有些谈论治理国家的人，研究如何使国家强盛声起来的较多，而研究如何是国家致富起来的比较少，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没有富，何来强？真是一语中的。
怎样才能致富？他认为“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他所说的实业，是工业和农业，说明他是看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抓住了富国的根本。
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认为是最根本的。有的人以为中国是农业立国，而欧美则是商业立国。梁启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当时，欧洲每年的总产值是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亿两，其中，农业产值为适宜万九千三百亿两。而商务仅为一万一千二百亿两。这说明，欧洲的上午虽然很繁荣，其利不过是农政的1/10，而欧美研究农学的，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有关研究农业的言论，真是汗牛充栋。而中国只有农业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中国所患的是没有研究农业和发展农业，若真能发展农业，就不用担心贫困了。
对于交通事业，也很重视。他年轻时候就主张要修铁路。他说，当时学多中国认识孤陋寡闻，数百年来如坐在暗室中，对新事物没有一点认识。所以遇见心学，变不遗余力阻挠。看到维新人士，如同寇仇加以诋毁排斥。若兴修铁路，与外界交往多了，见识广了，就会明白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道理。这样变革起来就容易多了，就不会遇到诋毁和阻挠。否则，坐而论道，将一事无成。
梁启超认定实业和交通为富国之本，那么应该如何去发展实业呢？在农业方面，他认为要垦辟荒地，改良农业。等到财政基础稳定，就要学习德国，法国普及农业银行，并以国力兴修水利。
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棉，铁，丝，茶，糖的生产最需要保护，普通的矿业则宜采取开放。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所生之力，他们得三四成，我们得六七成。这样，政府和国民都会欢迎外商来投资。从这些具体措施来看，梁启超对于发展农业工业生产，是有他的见解和方法。并且能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应该加以保护的就采取保护政策，可以对外开放的就开放。从他对外商投资所提出的观点看，在执行开放政策的时候，他是注意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这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能有这种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财政的角度看，发展农工生产是开源，此外，还必须注意节流。他把节流看成是财政上的治标方法之一。
对于节流，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想：一是裁兵，削减军费。二是削减行政费用。这是有胆识的。
三 财政改革
早在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其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造成的中国经济颓废和财政危机，梁启超就曾从爱国立场出发，表示了关心。他不仅研究了西方各国发展农工业生产的经验，举办公债的经验，还研究过货币的职能和历史。考证过中国古代货币材料。并且提出过改革财政的方案，辛亥革命以后，他进一步研究了货币制度和金融政策，研究了银行制度和纸币发行工作。提出了不少改革财政的建议。主要有整顿赋税，改革货币制度，建立银行制度以及举办与利用公债和改革财务行政几个方面。目的是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财政制度来取代中国封建的财政制度。
整顿赋税
梁启超认为，国家越是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就越多，而国家的财源以赋税为大，但是旧是赋税制度非常混乱，有的地方交纳过多，有的地方隐瞒很严重，形成赋税不均。全国不分宅地，耕地，税率相同，很不合理。官吏中饱私囊。必须整顿。
首先要改正田赋。对土地要进行调查，重新登记。要区分宅地和耕地。实行不同税率。这样，全国七万万余田，加上城镇宅地升税，可常年国库收入三万万两以上。
然后要整顿盐课。收全国之盐归政府专卖，设提盐使和各级盐务官。分管十盐区。制盐人必须登记，经批准才能开业。
再次要裁减旧税目。增加新税目。如茶税，为了保护茶的生产贸易，可以不抽税。赌博应该禁止，不再抽赌博税。其他杂税也不合理。都应该裁减。
在裁减旧税同时，增加新税目。根据各国通行税目，我国应该采取的除了田赋，盐税，海关税和酒烟糖印花税外，还应该设遗产税，通行税，登录税。家屋税和营业税为地方税，将来条件许可，还应该开征所得税。梁启超认为，开设税目的原则以不妨人民经济之发达，而负担均平者为贵，故选择税目最当加慎。

在改革货币制度方面，要救亡图存，必须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他是财政枢机，关系到国民生计命脉。
民国初年，中国货币制度不统一。所以他认为中国仍然是没有货币的国家。这种情况下他要提出执行新货币政策，建立新货币制度。他人文应该首先明确，货币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能成为一切物价的尺度。法律不能强顶金银的时价，但是应该强定金币，银币的比价。他还批评有的人以为改革货币制度必须准备一笔巨款才行，是多余的顾虑。按照他的分析，当改革开始时候，只要有一千万的铸本费就可行。
具体方案如下：
第一：中国货币适宜采用金本位。但是在过度阶段采用银本位。
第二：新的比适宜铸一种主币，九种辅币。并且对主币和辅币的大小重量都做了规定。主币为实价，辅币为名价，即法价。
第三：主币允许自由铸造，但是要收取铸造费用六厘。
第四：从前官局铸造的一元银币，暂士作为国币使用，旧铸币允许暂时按市价流通。
第五：钞票的发行数量，限定在不超过一年的赋税收入范围内，这样才不至于出问题。

在建立银行制度方面
建立银行制度和普及银行，在梁启超看来是十分必要的。银行关系到财政，利国便民。
因此，在民国初年，他认为设立中央银行为不便政策，奖励发展私立银行为当务之急。建立的办法是给予银行发行权。单一的银行发行和多数银行发行都不适用我国，只有这种。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制并行。最后过度到单一制。
后来他的调子多少有点变化，提出五项主张。
1反对银行停止市民以钞票兑换银币。
2要求发行权同意，即钞票的发行权应该统一于中央银行。
3将银行的准备金集中，每天公布准备金树木，并按比例发行钞票，单队滥发钞票
4划清银行的发行职务和普通营业界限。
5责成各个银行不许滥借钱给政府。

梁启超还提出举办和利用公债，他认为举办公债为财政伸缩的一大秒用。无论什么国家都应该举办，并不只是为了补国库临时之缺，而国家得借以为理财妙用。国家举办公债，一是减轻租税负担保护税源，一是吸收游资，不浪费。
中国内债之所以难推行，是因为没有把公债看做有价证券，不准买卖流通。以后的公债除了要看成有价证券外，还要采取低假廉息发行。

由于公债必须偿还本息，因此举债必须择时择事。经常开支不能举债，只有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费用又不是一两年所能筹集的，比如铁路，工厂兴建。敌我交战，但也要看是否急需。

梁启超的改革财政的意见有的比较正确，比如整顿赋税，他认为开设税目要以不妨碍人民经济发展为原则。并要裁减不合理税目。在改革货币制度方面，认为货币能成价格尺度。在建立银行制度方面，重视银行作用，反对滥发钞票。要求限制钞票发行数量。在发行公债方面，认为举债要选择时间和事件。这都是很好的意见。

但是有不好的主张，比如他认为可以允许自由铸造货币，奖励发展私立银行并给他们发行权，当时中国没有完全统一，还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具体条件下，按此防范办事，可能带来更大紊乱。对于当时财政危机，他只是从赋税，货币，银行，公债等具体财政制度上寻找原因和提出解决问题方法，没有真正认识到造成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因此他的意见再好也没有办法实行。实行了也无法有预期效果。
梁启超的改革财政意见，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民族工业的发展遭到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障碍，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摆脱压迫，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可是由于阶级局限性，使他不能看更远。比如银行，他不能看到当时中国银行从事公债投机，实质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变相充实封建高利贷活动的表现。又如公债。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目的是用资本主义手段来为其筹措战争经费。而筹措的资金没有转化为生产性的产业资本，不能发生增殖财富作用，反而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受到破坏。梁启超就事论事，单纯从财政角度考虑改革，使他的理论无法实现而不能不陷于空想。照搬照抄资本主义经济财政模式是不会成功的。

四．关于外债、
梁启超认为借外债是危险的。但是不能绝对否定。必须要有个先决条件：要有一个完善的国家、国会、统一的责任内阁、政府能够得人。他认为政府借外债是可以的，但是现政府借外债是不可以的。
其次他还认为借外债要看如何使用。若不用于生产发展，危害很严重。若用于生产发展，那么利处也多。
宣统二年，清朝政府向美国借一万万外债。对此，梁启超写了《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加以揭露抨击。他说这次借外债，供何种用途和用如得当与否，是政治问题，借外债没有经过资政院决议是违法的，而求助美国，会导致美国要求机会均等，总之，政府非人，无论如何外债都要反对。
辛亥革命以后，据统计，1912-1914年间，北洋军阀政府先后借外债达四亿元，对此梁启超评论不多。总之他反对随便街外债，坚持要从改革国内财政入手，去挽救财政危机。他倡导依靠自己努力去解决国内的财政问题，不要以来外国，否则很危险。
在外债问题上梁启超的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有些论述还很精辟。他抓住政府是否得人，外债是否该借，外债的使用是否得当等问题进行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变法背景编辑
国际局势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2]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2]
国内局势
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3] [4] [2]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5]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3] [2]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2]
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3] [2]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2]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2]
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2]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2]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6] [2]

2主要人物编辑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1896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7]

3经过编辑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失败后，
强学会旧址
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8]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8]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8]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8]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8] 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6] [8]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6]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6]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9] 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6]
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6]
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1898年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1898年9月19日，慈禧回宫。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1898年9月21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6]

4主要内容编辑
政治方面
（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10-11] [3] [6]
（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12-13] [11] [3] [6]
（3）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3] [6]
（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11] [3] [6] [14]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15] 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16] 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17] [3] [6] [14]
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18-19] [3] [6] [14]
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13] [3] [6] [14]

5目的编辑
目的：在保护清政府的前提下，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摆脱民族危机。
①两大政治目标：挽救民族危亡 ；发展资本主义
②救国方案：主张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地改革，兴民权、设议院，走君主立宪道路，改革内政，抵御外侮，将古老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6结果编辑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4]

7失败原因编辑
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14]
其四，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8影响编辑
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 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