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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认为人权宣言以美国的各州宪法的权利法案为蓝本，甚至“基本上是抄袭北美各州权利法案而来的”，法国学者布特米（Emile Boutmy）则认为人权宣言是法国的文本，是法国原创的，与北美的权利法案都源于欧陆的“18世纪精神”。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目前仍没有共识。可以确定的是，宣言确实采用了18世纪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其中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权力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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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8月4日之夜名词解释：1789年法国制宪议会一次重要会议举行的时间，于此时开始制订著名的“8月法令”。1789年6—7月，由于国民议会的成立和议会中第三等级代表及自由派贵族与国王的严重对立，法国各地农村的局势也动荡不安。许多地方谣传宫廷要对第三等级进行报复，要派出“盗匪”和借用外国军队进攻各省，从而造成全国普遍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聚众袭击贵族城堡，焚毁文契档案，强行取消领主权利等等。为了平息农民的义愤，稳定局势，在8月4日夜间召开的制宪议会会议上，自由派贵族诺亚衣男爵和厄基养公爵提议无偿取消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用赎买方式逐步废除与土地相关的领主权利。议会在激昂的气氛中一致通过这一议案，又先后提出许多应予以废除的封建义务。从8月4日夜到8月11日，议会陆续起草并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废除领主及贵族特权的法令，合称“8月法令”。8月法令是法国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一个重大步骤。

弗洛伊德给予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的描述了集体心态。”奥尔波特也说过：“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由此看来，这本著作在心理学家心中地位还是很高的。

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半年前的事儿，当时我没有读完。这是一本正儿八经的学术书，里面大量的论述让我望而却步。作为一个心理学的门外汉，我仅仅是从兴趣出发翻开了它。

这次重读也颇具想重新挑战一下的意味。于是我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把这它从头到尾读完了。其实静下心来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内容并没有想象中的枯燥。 虽然这是一本心理学著作，但里面涉及到的历史文明变革以及生动的例证却很有趣。 如果你有兴趣，不妨让我们一起来读两个故事，了解一下群体心理学中群体的特征和群体的情感。

第一个看似荒谬的故事——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1789年8月4日，法国废除封建制。国民议会在网球场开会与国王对抗，巴黎人民支持国民议会，分化瓦解了国王的军队，使国民议会取得胜利，帮助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

“这些国民议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亲和的开明公民；但他们结成一个群体后，却毫不犹豫的听令于最野蛮的建议，把无罪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了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力。”

贵族自愿放弃利益，他们是不是傻?

勒庞用他大量的研究与精细的论证对这个看似荒唐的行为做出了解释。他分析群体的特征，在这里我仅给出他的最终结论。

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是：

第一点，群体无意识。 个人的欲望在群体中不会被有效抑制，因为群体是个无名氏，不需要承担责任。 所以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冲动，无意识可以让一个守财奴挥霍无度，可以把老实人变成罪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1789年8月4日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法国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决然的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而他们只是单独考虑这件事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同意的。”

第二点，接着上一点来说——群体的思想会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同一个方向。传染的前提是一个已证明的心理学结论——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 。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 这种能力在平时他不一定有，是群体无意识激活的。因此这些贵族在国民议会与国王对抗的过程中，一反自己的利益，同意无偿废除封建力役、农奴制及其他人身劳役。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容易接受暗示。 暗示对群体中的每个个人有着相同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 在暗示的影响下，个人会因为难以抵抗的冲动采取某种行动。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一个故事中会提到。

第二个故事有点血腥，同时它也是勒庞口中的典型例证——巴士底监狱狱长的遇害。

在巴士底监狱被攻破后，一群极度兴奋的人把监狱长团团围住进行殴打。有人建议把他吊死，砍下他的头，挂在马尾巴上。在反抗过程中，监狱长不小心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热烈响应。

“这个人，是一个收了工的厨子，来巴士底监狱主要是因为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该因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他用一把借来的小刀割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刀有些钝了，他没能割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成功的执行了命令。”

这个厨子的所做所为很明显是一件不可理喻的犯罪行为，他却以为自己是为国除害，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 群体的暗示力量。 这个厨子本来只是个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在没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他受到了煽动和怂恿。在他接受暗示的那一刻起，他已然成为了这个暴动群体的一份子——虽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厨子。那一刻，他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却犯下了最荒唐的罪行。

从以上事件亦可以窥见群体的情感，勒庞对群体的情感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此我仅给出结论。

群体形成这种情感的原因是：

第一点，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行动的能力，而群体缺少这种能力。 人类机体本来就可以产生大量狂躁的激情，这种激情对个人来说由于责任感的限制很容易被抑制，而在群体中由于愿望受阻容易演化为激愤状态。或许是狱卒的残酷激发了群体的激愤情绪。有个词叫“群情激愤”，事实上，那个可怜的监狱长是群情激愤的受害者。

第二点，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处于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暗示。 他们通常会忽略理性，只是通过形象思考，因此很容易歪曲事实。 也正是因为群体的轻信，那个厨子才会毫不犹豫的下手。

第三点，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夸大自己的情感，因此更容易被极端的情感所打动。 由于受无意识的打动，群体既可以犯下世间最邪恶的恶行，也可能会形成世间最高尚的美德。

以上只是书的一小部分内容。还有更多精彩的部分——如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等，由于篇幅限制，就在这留一个悬念，待你自己去探索发现。

附录节选：

勒庞的《乌合之众》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其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他触动了许多人的世界观。 由于人们总是生活在人群中，个人对于“人多势众”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心理，于是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对集体主义心怀崇敬。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愿意放弃自己的观念而去迎合大多数人，认为“多数人”不仅象征着力量，也代表了真理。

但是勒庞却以精辟的分析、毫无遮掩的用词赤裸裸的揭露出群体的情感幼稚、道德败坏、智力低下，人们在最初的反感过后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他的论述。

书中经典句摘：

1、在感情与理智这对永恒的矛盾中，失败的永远不是感情。

2、如果需要演讲，就遵照听众的思路去说。

3、在群体的灵魂里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当奴才的本能。

4、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之后当这个理想的优势不再时，便开始了衰败和灭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生命的循环过程。

编辑本段一、法国大革命概述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厂，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阶级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1789年5月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继而改为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议会还颁布法令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革命初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取得政权。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参见路易十六出逃事件），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君主立宪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继续发展。
第一、二等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取得了妥协，但和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相反，人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君主立宪派统治，逮捕路易十六国王。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战役中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吉伦特派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和巴黎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恐怖手段打击敌人。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加强武装干涉；国内也发生大规模保王党叛乱。4月，前线的主要指挥、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叛变投敌。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派颁布《雅各宾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但仍保持反劳工的《列·霞飞法》和《农业工人强迫劳动法》，并镇压忿激派和埃贝尔派。
但不幸的是，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内讧，陷于孤立的罗伯斯比尔也末能完全守护住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欧洲封建君主拼凑起来，它们一轮轮地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政治。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中被罗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这时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已过去，热月党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们清除了罗伯斯比尔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维护了共和政体，在法国国内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但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仍是浊浪滔天，此时，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是拿破仑，历史又淘汰了热月党人，在“雾月政变”中，年轻的拿破仑执政，担负起了扫荡欧洲封建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法国的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行进，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阶段的历史使命，就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此行进直到革命的成功。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
编辑本段二、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路易斯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冲塌神圣罗马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弗兰茨二世皇帝退位，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编辑本段三、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在法国巴黎市区的东部，有一个巴士底狱广场。200年以前，举世闻名的巴士底狱曾经耸立在这里。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是根据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12世纪著名的军事城堡的样式建造起来的。当时的目的是防御英国人的进攻，所以就建在城跟前。后来，由于巴黎市区不断扩大，巴士底狱要塞成了市区东部的建筑，失去了防御外敌的作用。到18世纪末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当时一共只关押七名囚犯）。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很厚，有8个塔楼。上面架着15门大炮，大炮旁边堆放着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巴黎，活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凡是胆敢反对封建制度的著名人物，大都被监禁在这里。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多少年来，人们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样痛恨这座万恶的巴士底狱。许多人曾经作过推倒巴士底狱的尝试，可惜都没有成功。然而，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他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钟长鸣，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
法国人民早就痛恨国王、僧侣和贵族。僧侣是当时法国封建社会的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入第三等级。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人数不过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但是，他们有钱有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法王路易十六就是他们的总头子。他同僧侣贵族狼狈为奸，弄得民不聊生。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因为政治上没有权力而受到欺压。
18世纪后期，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眼看国库空虚，就用尽一切办法搜刮钱财，好继续吃喝玩乐。为了这些，他还在1789年召集已经停止了175年的“三级会议”来筹款。可是，第三等级的代表识破了国王的诡计，他们趁开会的时机，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第二，改变按等级分配表决权的办法，要求三个等级共同开会，按出席人数进行表决。国王路易斯十六听了这些要求，暴跳如雷，认为第三等级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军队调回巴黎，准备逮捕第三等级的代表。消息传出来以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愤，怒不可遏。于是，酝酿很久的一场大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1789年7月13日这一天，手执武器的人群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巴黎市区到处都有起义者的街垒。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夺取了整个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狱还在国王军队手里。
“到巴士底狱去！”起义队伍中响起了呼喊声。起义者不约而同得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封建堡垒。
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从房顶上和窗户里向起义者开火，塔楼上的大炮也开始轰击。
冲在前面的起义战士被暴风雨般的火力压住，无法接近巴士底狱，大家就从周围的街垒向巴士底狱还击。他们没有大炮，只有从各处寻来的一些旧炮，甚至几百年前铸造的长满铁锈的古炮也加入了战斗行列。他们没有炮手，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出来开炮，一个名叫肖莱的卖酒人居然成了炮手。然而，这些古炮和旧炮在被战斗激发起昂扬情绪的起义者手里，终于发出了轰鸣。一排排炮弹撞击在监狱墙上，打得烟雾弥漫，砖屑纷飞。可是因为围墙太厚，还是无法攻破，而起义者已经有了伤亡。
1个小时过去了，战斗没有什么进展，围攻巴士底狱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十分着急，有的人干脆拿着两个火把，勇敢地冲到拱门前，把要塞的卫兵室和军人食堂点着了火，可是对于要塞和塔楼还是毫无办法。一个假发制造师想用火把点燃要塞的硝石库，但没有成功。有人喊道；“用磷和松脂混在一起，烧敌人的大炮！”但是炮位太高，根本够不着。
这时候，从阵地后面又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于是大家镇静下来，都在等待着，张望着。两个多小时以后，一门威力巨大的火炮被拉来了，有经验的炮手也找到了。不一会儿，猛烈的炮火射向巴士底狱。一部分守军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了。吊桥徐徐放下，起义群众冒着另一部分拒降的守军射来的弹雨，冲了进去，解放了被关押的七名囚犯。
攻占巴士底狱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各个城市纷纷仿效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夺取市政管理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在农村，到处都有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地契。不久，由人民组织起来的制宪会议掌握了大权。这一年，制宪会议颁布了“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的原则。
编辑本段四、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18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人心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大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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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五、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厂，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阶级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1789年5月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继而改为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议会还颁布法令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革命初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取得政权。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参见路易十六出逃事件），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君主立宪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继续发展。
第一、二等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取得了妥协，但和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相反，人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君主立宪派统治，逮捕路易十六国王。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战役中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吉伦特派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和巴黎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恐怖手段打击敌人。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加强武装干涉；国内也发生大规模保王党叛乱。4月，前线的主要指挥、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叛变投敌。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派颁布《雅各宾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但仍保持反劳工的《列·霞飞法》和《农业工人强迫劳动法》，并镇压忿激派和埃贝尔派。
但不幸的是，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内讧，陷于孤立的罗伯斯比尔也末能完全守护住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欧洲封建君主拼凑起来，它们一轮轮地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政治。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中被罗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这时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已过去，热月党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们清除了罗伯斯比尔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维护了共和政体，在法国国内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但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仍是浊浪滔天，此时，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是拿破仑，历史又淘汰了热月党人，在“雾月政变”中，年轻的拿破仑执政，担负起了扫荡欧洲封建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法国的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行进，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阶段的历史使命，就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此行进直到革命的成功。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

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但独立发展核力量耗资巨大，遭到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总统的独断专行引起人们的不满，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削减小农户的政策也激起农民的抗争。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人数多达50万，青年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1968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青年学生为前导，法国掀起了五月风暴。

3月，巴黎大学农泰尔分院出现了学生运动，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5月3日，为抗议大学当局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巴黎大学学生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农泰尔分院，驱散了巴黎大学的群众集会。为抗议警察的暴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在巴黎，学生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5月中旬斗争进入高潮。 5月12日，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要求每周40小时工作制，保证每月200美元的工资。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巴黎20 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14日至18日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局势大大恶化，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陷于瘫痪。罢课罢工还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农民也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降低税收。

戴高乐匆匆回国，以军队为后盾，同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于5月25日达成协议。政府基本上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要求工人复工。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此日，几十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示威支持总统的政策。次日，戴高乐改组了政府。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游行示威。6月16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拘捕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五月风暴逐渐平息。6月举行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胜。戴高乐为了避免“五月危机”的重演而进行了改革。国民议会于10月10日通过了建立大学自治和安排大学生参与高等教学方面的法律。局面逐渐恢复正常

首先，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由于法国三个阶级的矛盾加深所引起的。其性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
这场革命共分三个阶段：
（一）：君主立宪派时期；
（二）：吉伦特派统治时期；
（三）：雅各宾派统治时期。
该革命的意义：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动摇了欧洲封建统治的基础。
法国大革命分为三个派别执政阶段：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

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立宪贵族、大金融资产阶级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宣布废除封建义务。尽管君主立宪派的很多主张都只是停留在字面上，但必须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就已经完成，这是高中世界历史考题的一个经典判断。

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

雅各宾派统治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平息王党暴乱、抗击反法联盟武装干涉，实行了激进的土地政策，也就是将大量土地以几乎无偿的方式分配给农民。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巩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必须看到的是，这一系列措施将革命大大往前推进了，远远超出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拿破仑统治时期，拿破仑颁布了《民法典》，将大革命期间建立起来的小农土地所有制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从此，法国建立起小农土地所有制。

这一系列土地政策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提高了农民保卫共和国的积极性，为挽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建立起来的小农土地所有制极大的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后来的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都发挥了消极阻碍作用。

1789年5月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继而改为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议会还颁布法令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革命初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取得政权。1791年6月20日路易斯十六乔装出逃，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君主立宪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政体，反对革命继续发展。

第一、二等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取得了妥协，但和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相反，人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君主立宪派统治，逮捕路易斯十六国王。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米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十六。

联合：在经济上，处于共同对于经济、金钱的需求，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会有联合
斗争：王权代表的封建势力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两者之间会有斗争
对立：对立的结果是新兴资产阶级推翻王权，建立资产阶级政府

走向8月4日的法国农民
——略说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民状况
法国大革命自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至少有三条贯穿其中的主线：精英革
命、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这三条线间的关系在时常变化，时而分开，时而交错。
在这其中，如果说同以城市为据点的精英革命和市民革命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话，
那么遍布在广大农村的农民革命则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格格不入。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另人难以理解，当巴黎市民在罗亚尔宫花园中聆听着资产阶级精
英们的演说时，当市民们借助巴黎的出版业得以阅读卢梭、伏尔泰的著作时，农民
们还在农村中重复这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古老生活。
与市民革命中高喊这自由、平等的理想和口号和高度的政治目的性相比，农民的斗
争则更多地是表现了极大的自发性。
那么，与城市中的先进思想几乎绝缘的法国农民是如何告别过去曾经忠实的旧制度
的呢？他们是如何起来的？他们有为什么会发展出那么彻底而轰轰烈烈的运动？他
们的自发性又是如何会形成的？这些都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
一、旧制度：没落与反动
作为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专有名词，“旧制度”主要指的是18世纪的法国封建专制制
度。
中世纪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封建领主国家，奉行“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一原则。
当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这种封建原则其实早已无法维持。在13~15世纪，
贵族占有土地的农奴制走想瓦解，农奴被解放成农民，份地成为了永佃田，由于永
佃田可以继承、转让、出租，因此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了农民的产业，占有永佃
田的弄名，“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自耕农的地位。”（[2]282页）农民土地占有制，
作为法国的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已经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航路开辟以后发生的价格革命更有力地推动了领主制的瓦解，随着货币的编制，
收取固定货币地租的领主贵族收入实际上日益减少，而从事生产和商品销售的农民
、资产者（是否应该叫资产阶级我还不能确定）则相对地增加了收入，甚至富裕了
起来（注意，是“相对地”，否则就不能解释后来农民的一些状况了）。自16世纪
以后，贵族出售土地以维持其奢侈生活的情况日益增加，经过长期发展，到大革命
前，农民占有的土地高达全国的1/3以上，而贵族占有的土地却只有1/4左右，农民
土地占有制“成为革命前法国土地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占有形态。”（[2]277页）
此外，依靠贵族特权而强行规定的超经济剥削，到18世纪也已经基本消失，不少贵
族生活贫困，以至于在三级会议代表选举中，有些贵族只能穿着农民的服装出席。
可见，在旧制度时期，贵族已经趋向没落，这种没落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经济地
位的变化；并且这种没落也已经体现在了政治上。
中世纪城市自治运动兴起以后，反对领主压迫的市民成为了支持望权的新兴力量，
以后，随着英发百年战争的长期消耗，包括期间农民起义的扫荡，贵族的力量大大
减弱，王权则逐渐强大，到路易十四时代，国王的专制权力几乎达到了顶峰，正如
托克维尔指出的：“君主制最后三个世纪中，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到宫
廷进入仕途。”（[6]158页）勒费弗尔在相关著作中也指出：“国王并不与贵族分
享政权……并不把农民完全交给贵族……”（[4]79页）
由于经济实力不断削弱，法国旧贵族逐渐失去了领主制时期与国王对抗的力量，相
反地，为了维持其地位、声，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日益强大的王权，在凡尔赛宫中成
为国王的宠臣和办事员。到了旧制度时期，“如果说贵族仍作为一个等级而存在，
它却早已失去了在中世纪享有的那种掌握公共权利的特征，”（[1]9页）对国王俯
首帖耳了。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过分夸大这种没落而把旧制度时期的贵族完全看成是无用的摆
设。
农民对土地虽然在实质上是占有的，但是那也是在私下的，土地是以“永佃”的名
义在他们的支配下，在法律上，领主贵族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当然要通过某种方
式来体现一些这种所有；王权虽然削弱了贵族的权力，但是这终究是从维护中央的
统治出发的，不可能真正深入到农村统治的各个细节；另外，贵族作为特权等级，
始终是法国封建君主的统治基础，王权要维持这个等级的存在，也要保证他们在农
村始终要保证一定的特权。因此，贵族始终保持了养鸽、狩猎、免税等等特权，又
比如说司法权，法国国王“只是废除了妨碍其发展的上层领主司法，而任束缚、压
制乡村生活的下层领主司法权继续存在。”（[3]P18）
可见，尽管“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消或减轻
了，”（[6]P161）但是“压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封建权利宛如一块静止不动的乌云
，什么风也不能将其刮走。”（[3]P19）。18世纪下半叶，这块乌云终于开始下雨
了，这就是“贵族的反动”。
这种“反动”的发生，与前面已经提到的贵族的矛盾状态有关：既已成为专制君主
的附庸，又掌握着尾大不掉的封建权利；既在经济上日益贫困化，又企图维持着以
往的奢侈生活；既在实质上已经没落，又在名义上仍然是特权等级。
在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法国贵族依然不屑于像英国新贵族那样另谋生路，
依然鄙视工商业，依然力图维持奢侈的生活，但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依然存在
的经济困难，而他们手中唯一的工具，就是他们的身份以及相对应的、依然留在他
们这里的那些特权。利用这些特权，他们“强制性地把已经消失了的那些超经济剥
削重新恢复起来，”（[2]P186）把公社财产据为己有，要求再度垄断国家、教会
、军队的要职，企图恢复中世纪的制度，“以不断加强和明确其特权来获得拯救。
”（[1]P12）
在“贵族反动”最猛烈的18世纪70~80年代，正逢经济衰落、法国介入北美独立战
争时期，国库空虚，赋税大增；领主又在这个时候大大增加了对农民的剥削。于是
，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被迫交出，农民的状况急剧恶化，开始了不断的反抗。在
大革命前，零星的农民暴动和抗租抗税事件就不断发生，“对城堡作战”成为农民
的口号，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企图恢复封建特权的贵族。如在利穆赞，起义者在利
萨克侯爵的城堡门前树起了绞架，上面写着：“此绞架将吊起一切向领主缴租者，
同时还有领主本人，如果他要求人们缴租的话。”（[2]P287）
综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旧制度时期，贵族走想没落，但是他们又不甘心没落，
企图以特权为武器，向农民进行近乎敲诈勒索的剥削，以恢复封建领主制，拯救自
身。但是，这种行动，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国家的经济衰退几乎同时到来，使农民
困苦不堪，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
英国农学家阿瑟·扬与农民的一段对话，也许可以反映当时多数农民的心态：“假
如我是个领主，那又会怎么样？”“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霉！”（
[5]P239）
二、资产阶级：依靠与对抗
法国革命“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个阶级的领袖们，需要赢取
大部分的人民来支持他们，他们必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去关注农民们的疾苦。”（
[8]P1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产阶级在推动农民革命中的作用。
如前所说，在旧制度时期，贵族已经没落。在政治上，专制的君主取代了他们；在
经济上，新兴的资产阶级又取代了他们。
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有了显著增长，并一点一点侵蚀着贵族的
势力，到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有了法国将近1/4的土地。
不仅在地方上，在中央，资产阶级也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以金融资产阶级为
甚，他们通过包税、借贷等方式支持着王室的生活。饶勒斯指出：“旧制度已开始
受到金融的控制，也可以说已开始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他们从远处预告了一个
新的、与神授王权或强大的封建等级制水火不容的王国——金钱王国——即将诞生
。”（[3]P47）
尽管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国家财富的大股东，但是在政治上，却长期处于被
同志的第三等级，没有掌握权力，在贵族反动时期，旧贵族通过行政手段垄断了掌
权，更加剧了这一扎。不仅如此，在经济活动中，过、贵族、教会、也常常利用特
权来压迫资产阶级：“为了解决国家继续，他们把自己的继续借给了国王，但花天
酒地漫不经心的国王、贵族、僧侣却声称不想归还”，（[3]P50）这种状况就迫使
资产阶级为改变自己的地位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产生反抗的念头和改革的呼声。
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并不想进行“革命”，在当时的法国，“革命”的含义更多的
还是意味着动乱而非革新。他们主要还是想通过一会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而在
三级会议中第三登记代表名额加倍和按人数表决就是他们的步骤。因此，为了能在
全国的普选中得到支持他们的代表，就有必要对“选民”进行一定的发动，宣传自
己的理念、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
不过我们除了看到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为了反对旧制度而产生的一致以外，还要看
到他们内之间的矛盾也是非常激烈的。
资产阶级在获利后，把购买土地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方向，因此，许多资产者
本身也是地产主，作为依靠新生产方式获利致富的资产机，理所当然地会把工业生
产中的管理方式运用到农业上去。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
方式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这在英国就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小农势力根深蒂固
的法国，却遇到了阻力。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新的集约的经营方式与就的公共权
利之间的矛盾。
在法国，有很多古老的公共权利，比如放牧权、拾穗权利等等，这些权利，来自于
上古社会的公社公社传统，具有深渊的影响，同时也是贫苦农民维持生计的重要来
源，因此，这些权利即使在中世纪，也不曾废除。
但是，农业资本主义追求集约和收益，那些生长在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让
农民到自己的土地上来放牧、拾穗，于是，两者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在农村陈情书中也不难发现对城市资产者的敌对情绪，农民有时甚至要
求单独开会，单独起草陈情书……他们常常把资产阶级也享有的特权及其所占有的
大块土地提了出来”。（[3]P251）
因此，革命前，资产阶级为了满足其愿望，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
本身也对农民的权利有不可避免的侵害行为，因此被他们发动起来的农民也表现出
了对他们的敌对，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他们的负数，这是后来农民革命具有很强
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榨取农民一半收入的，毕竟还是封建负担，相比之下，在反封建上的一致，
还是要远大于分歧，因此，农民起来反对的，首先还是贵族。
三、农民：统一与分化
通常而言，“第三等级”内部的不一致，如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不一
致，是比较明显的，不过，事实上农民也是个统一中有巨大分化的群体。
关于他们的统一，笔者不需要在这里进行任何论述，总而言之，反对封建负担带给
他们的压迫，是他们统一的最大基础，贵族的反动，是刺激他们联合并起来反抗的
直接原因。这里要说的是他们中间的分化和对立。
整个农民群体中大致包括了大佃农、大自耕农、永佃农、分成制佃农、小自耕农和
短工，“他们包括了从拥有房屋、庭院和租入小块土地者到一无所有的人。由此可
见，农村的社会差别和对立与城市不相上下。”（[1]P33）既然我们可以把市民分
成非常明显的阶层乃至阶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农民分开讨论呢？或者说，农
民应该是以生产生活方式来划分的包含若干阶层的群体——或者说不是传统的经济
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文化意义上的“阶级”。
前面我们分析过的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对立之处，可以套用到农村中来解释
其中的部分对立——“富农”与普通农民的对立——上。
富农，顾名思义，是比较富裕的那一部分农民，他们主要包括大佃农、大自耕农等
，他们通常拥有比较多的土地，在资产阶级采取集约方式经营土地时，他们也纷纷
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因此，他们的经济地位，可以说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
常常吞并所有出租土地，使短工和小农一无所有……加速了农民的无产者化，因而
招致了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和愤怒。”（[1]P32）
不过由于富农是脱胎于农村本身的，又与来自城市的资产阶级不同，往往在农村中
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人数也比较多，达到农村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以上，他们“
是旧制度下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体现者。”（[2]P284）
与富农经济相对立的，除了农村的公共权利外，还有农村公社以及与只关系密切的
下层农民。
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职能，拥有一定的公有土地
，这种土地在旧制度四十七，大约占了5%左右，在贫农占优势的地方，公社往往会
趋向于保持公共权利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因为这些和贫农的生计息息相关，所以贫
农们是极力保护这些的，例如在杜艾大法官区，农民的陈情书中就说：“把荒地、
操场等公共土地还给农村公社，使之继续成为公共所有……这却是乡村居民的主要
依靠。”（[3]P237）
而富农和资产阶级则认为取消公共权利和公社土地有利于他们扩大土地规模和改善
经营。
应该指出，在侵占公社土地和取消公共权利的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贵族。法国
当时通过一系列的着数，使贵族能“合法”地进行这种侵占和取消。富农（和资产
阶级），则主要是出于私心，参与了这一行动。
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贵族、资产者、富农、下层农民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贵族
为了挽救没落的局面，发动了“贵族的反动”，大肆恢复其旧权益；资产者在反动
中产生了改革的愿望，开始发动农民，但是又从反动中扩大了在农村的利益；富农
则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比较接近，但是在社会关系中与农民有天然的、心理上的联
系；下层农民深受贵族反动的压迫，被资产阶级的宣传所发动，但是又受到资产阶
级的侵害。
以上的复杂关系，首先，当然决定了农民将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
其次，也决定了农民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服用，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第三，也使农
民革命的目标具有不同的层次，在法国革命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将呈现不同的
特点，有不同的需求和运动主体。
四、恐惧：匪徒与阴谋
经过贵族反动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发动，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法国农民中已经具
备了大革命的条件，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有其特殊性和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是什么将农民的不满最终转化成为革命情绪的呢？
勒费弗尔在其著作中指出：“恐惧心理、自卫本能、惩戒决心，是革命情绪的三个
特征。”（[4]P107）根据这个论断，笔者认为：对某一对象的恐惧心理引起自卫
本能，自卫蹦能转向攻击性时就成为了惩戒决心。因此，恐惧心理，是革命情绪的
重要起源。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个得到了印证。
1778年，“路易十六的衰落时期开始”，这种衰落，起始于农业的不景气，随后影
响到城乡手工业。到1788年，终于发身了灾难性的歉收，再加上贵族反动的压迫，
农民的日子更加难过。而城市的状况更加难以收拾，手工业的不景气带来了失业，
而歉收带来的饥荒，使得城市变成了一个难以生活的地方。大量的失业者流向农村
，沦为乞丐，一部分乞丐又滋扰民生，形似土匪。更何况，旧制度末期，法国出现
了一些真正的匪徒，无论是他们的存在还是关于他们的流言，都大大加深了农民对
安全的恐惧。同时在农村存在的，还有外国入侵的谣言。农民要求政府派警力来保
护他们，但是政府也无能为力。于是，农民们一方面产生了对改变线装的强烈要求
，另一方面，自己武装自己的愿望也萌发了。
三级会议的召开，无疑为农民的前一个要求带来了好希望。即使是贫穷的农妇，也
依稀知道“一些大人物要为减轻人民苦难做点好事”。 这一点，为农民的恐惧中
注入了一些革命的因素。使得他们恐惧的对象，由单纯的土匪转移到了可能会破坏
三级会议的人身上，而这些人，“根据”后来的传言，就是贵族。由于贵族迟迟不
肯支持第三等级的要求，人们开始怀疑：“贵族将不择手段压垮‘村俗小民’；他
们将包围国王，要求解散三级会议；他们将拿起刀枪，坚守城堡，挑起内战，在盗
匪中招募军队”，“人们迅速地把对对组的怀疑和对盗贼的恐惧联系在一起。”（
[3]P106）
既然单单依靠三级会议并不能解决问题，农民们自己武装自己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
了，在法国市民革命爆发以后，农村的革命以“大恐慌”的形式爆发，这实际上就
是农民们在恐惧心理的驱动下，武装自己以求自卫，并将他们先前已经极端痛恨，
现在又成为“阴谋者”的贵族成为惩戒的对象。
在大革命爆发前，农村中就已经盛传着“贵族的阴谋”，农民们担心“在贵族的阴
谋策动下，外国可能为支持他们而入侵法国，盗贼也可能受他们的收买。”（
[4]P113）于是，对贵族、外敌、匪徒的恐惧合成了一股，这股分外深刻的恐惧，
最终导致了对贵族的残酷的。于是，农民们把一座座城堡当成了巴士底，把贵族们
杀死，烧毁各种封建权利的凭据。
索布尔又进一步指出：“大恐慌主张了农民暴*动。这些恐怖的夸张性实际上很快
就暴露无遗了。然而农民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武装。他们不再去追寻想象中的强盗，
而是涌向领主的城堡。”（[1]P106）恐惧是引发革命的主要因素，但是并不是维
持农民各民的主要因素，在农民已经进入革命状态之后，积压了酗酒的对封建制度
的憎恨，以及对摆脱封建制度的向往，使农民有意识地将革命成为了实现自己理想
的手段。
五、8月4日，开始的结束
“制宪会议……将承认农村新局面的合法化呢，还是拒绝让步，不惜在资产阶级与
农民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呢？”（[1]P107）这段话说明了资产阶级在农民
革命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如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对农民存在着有拉有打的心态。农民革命爆发，将给封建
制从根基上以彻底的打击，这当然是有利于城市中的革命的，但是农民毕竟不是他
们的军队，在大恐慌中，“资产阶级也并不始终得以幸免，”“农民清楚地表明他
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4]P113）随着革命的发展，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已
经出现。
8月4日法令的颁布，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解放，不如说是对线装的承认；与
其说是对农民革命成果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农民情绪的安抚。
8月法令把封建权利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偿废除的，另外一类则必须赎买。这样，
由于大部分农民难以赎买那些权利，8月法令实际上成为了农民继续革命的理由—
—既然自己的努力已经使一部分义务得到了废除，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努力使另外的
一部分也废除呢？到了1790年和1791年，在洛特、夏朗特等郡都发生了农民攻打和
赶走市镇地方政府的事件；1793年，更是爆发了以农民为主力的旺代叛乱。
吉伦特派在1792年8月25日的法令，又使富农和永佃农得到了解放，退出了革命，
而下层农民则继续革命。农民内部的分化，也开始表现出来。
尽管1789年的8月法令与整个农民革命的目标相比，有着太多的不足，但是这个法
令，无疑是农民革命机器的润滑剂，使之运转得更加顺畅，使农民革命向更进一步
发展。
套用一句名言，1789年8月4日，“这不是结束，甚至也不是结束的开始，但却是开
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