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有些人确实可以同时在多个诸侯国任职，里面的典型代表就是挂六国相印嘴炮达人苏秦。

这一特殊政治现象的产生有以下几个时代背景：

唯才是举的政治氛围

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们为了抢占市场、争夺地盘，提升国力，都是下大力气网络天下人才，唯才是举的氛围十分浓厚，到战国后期更是养士之风盛行，诸侯王们一个个都表现出了礼贤下士姿态，对人才工作那是相当重视，所以，良臣择木而息，人才在诸侯国流动很频繁。

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卫国，虽然自己时个小国、弱国，却能发挥国际精神，频繁向各国输出各类人才，既有时代牛人吕不韦、商鞅、吴起、又有行侠仗义的大侠客荆轲、聂政等，堪称春秋战国第一人才培训基地。

找到客户痛点和痒点的时代牛人

时势造英雄，苏秦能够同时得到六国的青睐，同挂六国相印，这是有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决定的。

当时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形势，秦国一家独大，其他六国任意一家单挑都不是秦国对手，这就是六国的共同痛点。国际形势上需要弱国抱团取暖，共同抵御秦军东出，但是六国相互之间又是矛盾重重，相互抢市场、挖墙脚。

针对六国的痛点苏秦给出的药方就是合纵之策即六国联合共同抵御秦国，并针对各国各自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游说，缓解六国之间矛盾，一致对外。并提出自己亲自操刀挂帅，对“合纵”策略提供免费自动升级服务，且终身保修。

最终，在苏秦的强力嘴炮和高超和稀泥调和下，六国达成盟约，组建联合国军，任命苏秦为联军总司令，挂六国相印，并兼任各国名义上的国相，负责各国间的联系沟通，整体调度安排，共同抵御强秦。

摄于六国联军的势力，秦军十五年内没有向函谷关以东用兵，期间六国联军也并未与秦军发生真正意义的大规模冲突。所以，所谓挂六国相印也只是名义上的，并不是真正的国相。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英才辈出，社会经历了大变革，贵族垄断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士和民只要有才能，便能够登上国家高堂，互相以唇齿论战，向君王献上富国强民之策，同时也是间接推销自己。一些游说之士奔走各国，宣扬自己的强国之计，各国君王不论出身，唯才是用，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同时在多国为官，君主不怕他们泄露国家机密吗？

一、唯才是用的政治氛围

所谓“登峰造极境，乱世出英雄”，一批批名士贤臣纷纷横空出世，或宣扬变法图强、或献策横强、或主张合纵、或推崇儒家“仁义”、或实践“兼爱非攻”。诸子百家虽然理念不同、主张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天下统一，自己为百家之首，为了得到国君的青睐，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而贤明的君王在用人上也是不拘一格，不论出身，只要为国有利便可许以高位。“疑人不用疑人不用”，来自国君的器重，令这些贫寒之士感动万分，早已把自己效忠的国家看作自己的第二“母国”，甚至如张仪这类“势利之徒”，竟然帮着秦国对付自己的母国魏国。群臣肝脑涂地，国君宵衣旰食，怎么还会担心泄露国家机密呢？

二、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

当张仪游说魏国失败，犀首公孙衍挂五国相印，组成合纵大军攻秦，连横与合纵的交锋由此展开，当然，虽然有五国相印，公孙衍名义上是合纵的总指挥，但他除了自己的国家，魏国的军队能够调动以外，其他的根本不会听这个“名誉相国”的命令，可惜第一次合纵攻秦以失败告终。曾经的公孙衍为秦国夺得河西之地，被拜为大良造，而为了削弱秦国，他四处奔走，两度为魏相，又出任韩相，约定五国合纵，挂五国相印，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知晓各国弱点的人，按道理应该是为各国所忌惮的。公孙衍再强，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能在多国为官，是因为他是伐秦的主战派，相比于他的“布衣之怒”，还是日益崛起的秦国威胁更大。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特殊的阶层——士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大部分都是贫苦出身，因此心怀天下又有满腔抱负，这些人奔走列国，欲意施展才华，但用不用他们却是凭国君喜好，若君以国士待之,其必将以国士报之，张仪能为秦国，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国；苏秦为报燕文侯之恩，孤身入齐做“间谍”，这些闻名天下的“名士”，可以不在乎利益、金钱，但若是因为“叛变”而遗臭万年，有损他们最为看重的名声与尊严。

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春秋战国多贤君明君，贤君以文治国，明君以武拓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都懂，甚至可以说，外有敌国列兵迫境，内有奸臣虎视眈眈，这些贤君明君都是被这些情况逼出来吧，尤其是战国时期，大国若有昏君，国力倒退至少二十年，小国若出现昏君，则直接面对亡国之患，为了强国，哪个国君不希望天下名士如“河流入海”般来朝觐见。这些国君自然也不是傻子，能得到重用的都是和自己掏心掏肺的人，商鞅三次游说秦孝公才得拜大良造；公孙衍虽然助秦攻魏，但却是救魏国于水火之中的不二人选；张仪以连横事秦，是因为秦国的崛起令东方六国害怕，秦国需要一个人执掌邦交，麻痹六国，这些一国之君都精明着呢，岂是随随便便就听之信之？

何为一代名士？不仅智冠天下，同时高风亮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寒门”，没有祖辈蒙荫，专研学业也被家里人不解，可他们是幸运的，在这么一个大动乱时期，可以从一介寒士晋升为王公贵族，靠的是丰富的学识和挥斥方遒的眼界；同时，他们也受到世人推崇，可谓是名利双收，这样的人来拜，国君必然器重之，这些名士国士的声望已经和自己所效力的国家绑在一起了，又没握着兵权，还能出谋划策，国君高兴都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因为没来由的猜忌而使君臣有隙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指的是封国，公、侯的封地称国，伯、子、男的封地也称国。在公侯伯子男之上，还有号称“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天不如一天，末代周天子周赧王连自己都只能寄居在西周公的封地之上，甚至穷得脸面都不要了、跑到高台上躲债（成语“债台高筑”的由来）。

但是，在秦灭西周（指西周公国，并不是现在历史学上所谓的西周）、周赧王去世之前，理论上啥玩意儿也不是的周天子依然是“天下共主”，这个天下依然是周！换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和现在的国家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用现在标准来生搬硬套，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只能算周这个国家下辖的行政区，只不过这些行政权都是“自治”的。如果当初周天子分封天下时管封国叫“省”或者“市”“县”的话，那现在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解了。只可惜，郡、县直到秦王朝一统天下之后，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真正形成定制，周初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理论上所谓诸侯国的国君都是周天子的“臣”，所有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下属单位，所有诸侯国的百姓都是周天子的百姓。既然都是周这个“国家”的百姓，去别国当官又有何不可呢？就好比现在一个江苏人在四川的担任公务员，有什么可奇怪的？不是很正常吗？或许有人说，现在中国是统一的国家，和分封制下的周不同，那就挑一个更接近一些的。

美国，美国是联邦制，各州、县拥有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权，中央政府只负责国防、外交及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不能直接干预各州、县的行政、立法、司法事务，是不是更接近一些了？那么，美国肯塔基州的人是否可以到田纳西州担任公务员呢？想必不用本人多说了吧？

当然，这依然是生搬硬套！毕竟制度完全不同，根本无法绝对划等号。但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意思。虽然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有自身特色的。因为各诸侯封国虽然名义上是周天子分封的“行政区”，但实际上与“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无异，这就注定了古人跨国为官与现代人跨省担任公务员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便有了“客卿”之说。什么意思？别国人到我这个国家为官，你可以担任任何职位，哪怕是为相、为将。

但是，你的身份永远是“客卿”，一个客字已经说明一切了。我可以用你，甚至重用你，但是你永远是客！并不是自家人。我不想用你了，你哪来的还回哪去。著名的《逐客令》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写下《谏逐客书》的李斯便是客卿的代表。李斯虽然在秦国受到重用，但他的身份依然是客卿，秦国“逐客”，李斯自然也包括其中，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谏逐客书》出现了。如果是现代，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了，都是中国人，江苏人在四川担任公务员，有谁会认为你是外人，要驱逐你？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各诸侯国的相对独立，也成为了很多政治斗争失势或者犯罪者的重要避难法宝。在秦国政治斗争失败了，或者犯罪了，流亡到与秦国关系不睦的某国，秦国的手伸不到某国，自然也就安全了。同时，由于利益需要，这些流亡者有时候还会在流亡国重新受到重用，其中不乏出将入相者。而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统一的国家内部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是联邦制的美国也一样，即便州、县警察管不着的地方，还有FBI！

01.想走就走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三节》记载：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

倘若梁惠王真的是尽心尽仁，庶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吗？好比于现在，出国都还得办理签证，要想在他国长期居住，都还得要有绿卡。要是因为外国好，本国民众就一窝蜂地跑去了，本国政府的尊严何在？有何存在的意义？

有一个关于战国时期人员流动的成语叫“朝秦暮楚——早上还在秦国，晚上就去了楚国。难道战国这么大，真的想去就能去看看？

02.说走就走

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曾经周游列国，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和信徒，

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现如今大致路线曲阜——菏泽——长垣——商丘——夏邑——淮阳——周口——上蔡——罗山，然后原路返回。

虽然诸国皆敬孔子，但是孔子终不受重用。这一路浩荡，也一路波折，在看过山和“大海”后，孔子最后走向平凡之路，安心教书育人。

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节》有记载: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民众能够像水流一样顺仁义而行，并非依君王而行。

《孟子》通篇没有讲臣子要对君王效忠，强调的内容是士人不需要对任何个人效忠，只需尽仁义而已，不存在对谁从一而终的道德束缚。因此在道德和法律层面，都没有约束个人迁徙自由的说法。

李斯本是楚国人，学在齐国，学成之后到秦国施展抱负，求得富贵。

李斯在向师傅荀况告别时说“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吴起是卫国人氏，先后事鲁，奔魏，入楚，在每个国家都担任过军职，都立下了战功；历史上著名的商鞅也是卫国人，先在魏国效力，后不受重用投奔秦国，在秦国实行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於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苏秦一人佩戴东方六国相印，可以想象当时的开放风气。

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亦能佐证。

（商鞅剧照） （吴起画像）

03.能走就走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流动能够如此自由呢？源自无人管束，盛于诸侯所求。此时，西周的分封制度已经崩坏，天下混乱，礼乐不行，重利轻义；

旧王已经衰落，然而新王还未兴起，各国为了能够在混乱的争霸兼并战争中活下来，只能变得更强大才可以。

《战国策》有言“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论衡·效力》有言“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因此各国为了增强国力而招揽各国人才，也是促使士人流动的重要原因。比如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时称战国四公子。

《资治通鉴》记载“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囊括了当时天下之英才，也标志着齐国成为这一时期的人才交流中心，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邹国人）、淳于髡、邹子（邹衍，齐国人）、慎子（慎到，赵国人）、申子（申不害，郑国人）、荀子（荀况，赵国人）等。

（稷下学宫壁画）

到了战国后期，秦国更是成为吸引流动人才的成功的人才市场的范例。

秦国地处西戎，盛行尚武风气，文教事业不甚发达，文化远远比不上中原诸国。所以在秦国发展史上能够列举一大串关东六国的文化人士，

如晋国的由余、公孙支，齐国的百里奚，宋国的蹇叔，燕国的蔡泽，魏国的即商鞅、张仪、范睢等等。秦国丞相吕不韦招揽门客三千人，编写巨作《吕氏春秋》，可谓盛矣。

越往人类早期，出于安全利益考虑，个人越容易依附于小集体形成小共同体，比如家庭，家族，村社，族团等等，在小共同体中个人没有自由的权力；越往现当代，随着统治和管理规模的扩大，个人越容易依附于大集体形成大共同体，比如国家，教会，党派等等。

个人在小集体面前享有像国家这种大共同体保障的自由，但是在大共同体面前亦有约束。在没有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之前，国家对于个人自由的管制较少。天下这么大，谁都可以去国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