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代和西汉 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
3）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
4）“安史之乱”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憾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6）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无异于是中国的春运，首先，中国目前有十四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次，春节对中国人意义重大，极大的推动了春运的参与人数，光是发送次数就达到几十亿次，实际也得有好几亿人参加。

春运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次人类迁徙，这是中国人回家和家人一起庆祝春节的时间。

中国的人口大迁移，现在的不说，以前的都是异族入侵。还有小的都是王朝更替产生的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
根据迁移地域的不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分为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两大类。国内人口迁移划分为先秦、秦至元、明清、 近代4 个时期。国际迁移则经历了古代移民、近代移民两个阶段,方式上又有自由移民和强迫移民的差异。
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移民运动的发展波澜壮阔,历史上无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我国今天的人口分布有很大影响,并促进了我国 各民族的融合及经济文化交流。人口迁移主要是由于经济、政治、军事、自然、宗教等因素造成的。根据迁移的地域可划分为国内迁移、国际迁移两大类。中国历史 上的人口迁移,情况颇为复杂。国内人口迁移的流向、规模、距离和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征。随着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展,还有部分人口移居国外,所 谓“海水到处有华侨”,现在世界各地分布着3000 多万华侨,经历了古代移民和近代移民两个阶段,方式上也有自由移民、强迫移民的不同。
一、中国历史上的国内人口迁移
1 、先秦时期的人口迁移
黄帝为诸夏部落群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他自己的氏族———有熊氏,兴起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上,逐步发展,东迁到嵩山之外,一度定居在新郑一 带,与活动在大野泽(鲁西的沼泽地带) 周围的蚩尤氏发生了涿鹿之阿的大战。结果以蚩尤为首的夷族部落联盟失败了,诸夏部落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周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除活跃着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族 外,还分布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戎狄和夷族。商人建国前后,在这里曾进行过十几次迁移。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商朝前期有成汤前的8 迁和成汤后的5 迁,迁徙地都在黄河下游。
夏末,不之孙公刘为躲避夏桀,带领全氏族成员迁居到豳(今陕西 邑县) 。“彻田为粮”,即治理田亩,种植粮食。“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生产有了剩余。
西周初期“封藩建卫”,建立了71 个属国,其中以鲁、卫、晋、齐、燕等诸侯国为最重要。西周灭商后,很多分封之地存在着强大的敌对势力。如:封周王的舅舅姜氏师尚父(姜尚、太公望) 统治原薄姑的土地和人民,包括山东半岛地区,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太公就国,其初颇为不顺,通过对东夷的不断兼并,齐国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方大国。可见,那时的分封是以集团性迁移为基础的。人口迁移大多具 有一定的规模。
春秋期间,各少数民 族深入华夏族区域,而华夏族又散居到各少数民族区域,形成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打破了原来各族间的地域界限。由于军事、政治等因素,造成各民族频繁迁徙。 如戎狄有往东、往东南迁徙之趋势,甚至在东周附近的伊川也能见到戎人。除自然流动外,还有强制迁移,晋惠公迁姜戎于晋“南鄙之田”,齐悼公“迁莱于 ”。 各族杂居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北方民族游牧技术,南方冶铸青铜、制造漆器技术,以及东方种植的戎菽(大豆的一种) 等,也都传播到中原地区。
战国时期,大约有2000 万人口,分布在北起阴山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东至于海,南到南岭山脉,西抵今陕西北部、甘肃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
2 、秦至元的人口迁移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总人口在70 万以上。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派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向河套(即所谓“河南地”) 征伐。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 收复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后,设置34 个县,重设九原郡。为了巩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秦始皇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 迁3 万户居民到河北、榆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 ,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当时称这里为“新秦”。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以后又有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一 起生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 ,秦始皇又派军队征服了南方的百越,在那里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次年,又迁徙50 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
西汉初年,为了“实关中”,刘邦由关东向关中移 民,总数不下30 万人。西汉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武帝向西北边疆移民达70 余万。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不久又徙居西河郡美稷县。南单于还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 西河等缘边8 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使原先撤消的缘边郡县得以恢复,内迁的民众复返故居。后来北匈奴的一部分西迁,越过中亚细亚移往欧洲。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陆续向内 地迁徙。魏晋时,内迁活动更加频繁,主要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旧史上称为“五胡”。晋武帝时,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达20 余万之多,分布于今晋、陕、甘三省境内。魏晋时期,鲜卑族秃发一支数万人迁到雍、凉二州间,乞伏一支迁到甘肃的陇西一带。随匈奴入塞的羯族,聚居 于上党武 乡(山西长治市北) ,后散布在太行山一带。氐族原分布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集中住在武都(甘肃成县) 一带。魏蜀争汉中,曹操先后徙武都氐人于天水、扶风和京兆。原居甘肃、青海间的羌族,大部分被迁往陕西。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有一半是氐族和羌族。
自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以来,先后南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有70 多万人。其中流寓在江苏的有26 万,安徽有17 万,湖北约6 万,江西、湖南各1 万。另外还有一部分迁移往交、广地区。未著籍的和依附大姓为客的,还未计算在内。北方流民的南下,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 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大陆商人很早就到流求(今台湾) 贸易。隋大业六年(610 年) ,炀帝派陈 率军攻占台湾。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初,因隋末动乱迁入北方边地的人口大部分返回了原籍。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黄河流域战争不断,造成西起关中,东至青(山东益都) 、齐(山东济南) ,南及荆(湖北江陵) 、郢(湖北钟祥) ,北亘卫、滑(河南滑县) ,千里无舍烟的惨状。
人口大量南迁。
两宋时期,宋金、宋元的对峙,促使北方民众一次次南 迁。靖康之乱造成500 万人南迁 ,可见移民规模之大。同时,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渐渐在中原定居下来。
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地区,为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人口大批移入中 原、江南,同汉族等杂居共处。
自唐代以来,有 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国境内定居。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人迁到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互通婚姻,形成新的民族———回 族。
3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移
在《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中,记载了明代十几次移民的情况。明代移民主要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如:洪武四年(1371 年) 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移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洪武九年(1376 年) 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无产者田凤阳。”永乐元年(1403 年) 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永乐二年(1404 年)九月“, 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民间流传甚广的“洪洞移民”,始于金太祖天辅年间(1117 —1120 年) ,洪武、永乐年间达到高潮。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晋南、晋中,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政府的移民机构设于平阳府洪洞县,移民到那里办理迁移手续后, 再出发前往各地,所以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中故乡的代名词。
明洪武年间,迁往云南卫所的军人及家属多达100 余万人。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始于唐代,结束于清朝中叶。其间迁移高潮迭起,尤以元末明初移民的声势最为壮观。因此“江西填湖广”的谚语广为流传。两湖 则早在元代以前就开始了向四川的移民,明末清初,由于天灾人祸,四川人口锐减。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四川只有118 万户,仅9 万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 以后,清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川的措施,并以优惠政策招抚外逃的四川人,还把招来移民多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有数以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等 十几个省的移民来到巴蜀大地,其中“十之六七为湖广籍”,故民间有“湖广填四川”之说。1840 年四川人口已达3833 万。
清代不仅长江流域人口迁移频繁,台湾、关东、口外等边疆地区,也 开始成为移民热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平定反清的郑氏政权以前,清政府严厉禁止向台湾移民。解禁后福建、广东等地移民才不断迁往台湾西部平原。乾隆年间(1736 —1795 年) 台湾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13)。嘉庆 年间(1796 —1820 年) 台湾人口已接近200 万,大部分为闽、粤移民。
清顺治时曾以优惠条件吸引关内汉族到辽东垦殖。后来为保“圣地”之纯洁,康熙七年(1668 年) 废止招民开垦,实行封禁政策。乾隆、嘉庆时还多次重申禁垦政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北除奉天的内地移民较多外,黑龙江、吉林等地都长期处于人烟稀 少的状态。
尽管清政府一再禁止蒙、汉通婚及汉人到蒙古地区垦荒,但汉族人民前往垦种的还是不断增加。康熙时,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省的汉族人民,到蒙古地区垦荒 的就有数十万之多•(14)。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开荒 种地,有的成了蒙古王公的佃户。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地区,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
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大批绿营兵携带眷属到天山南北辟田屯种,称为“军屯”。内地的汉人也大批移居新疆进行屯垦,称为“民屯”或“户屯”。促进 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4 、近代的人口迁移
由于内地人口迅猛增长、边疆局势紧张等原因,清道光以后,我国人口大量向关外、口外迁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轻易地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清廷内外出现了“移民实边”的 议论,封禁政策渐渐放松。光绪时东三省全部开禁, 内地移民涌向关外,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东三省的人口已达1445 万,四年之后的宣统三年(1911 年) 又增至1841 万人。到了民国时期,迁往东 北的移民仍有增无减,并向北部的吉林、黑龙江扩展。从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九年的八年中,迁移到东北三省的人口就有300 万。东三省的总人口由民国十年的2315 万上升至民国十九年的2919 万。
口外蒙古地区也于光绪年间开禁放垦。哲里木盟首先设局招垦,后套地区迅速跟上。尽管“走西口”也是习惯性的人口迁移,但由于自然条件等种种原因,移民规模 比“闯关东”的要小得多。携家带口,迁往口外的汉人以山西、陕西、河北等省的为多。
二、中国历史上的国际人口迁移
1 、古代的国际人口迁移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 海求仙人。”秦汉至魏晋,黄河流域人民为逃避战祸,不断向江南和东北等地迁移。移到东北地区的汉人后又迁往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由于高句丽、 百济、新罗之间的连年战争,一部分汉人便迁移到日本群岛,这就是日本早期史书《古事纪》、《日本书纪》中所记述的汉族“归化人”,其代表人物有弓月君、东 汉直和西文直等人。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农业、养蚕制丝和手工业方面的生产经验,对日本社会生产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隋唐时期,长安成为当时的国际都市,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中亚各国联系密切。广州是海外贸易的中心,明州、登州等地也都为重要港口。各国商人云集中国,中国商 人也携带着丝绸、瓷器、茶叶和铁器等,前往南洋(东南亚) 各国。一部分商人、水手、手工业者在当地定居下来《, 经行记》《、文献通考》等史籍中,就记载着在大食、阿刺伯、爪哇、苏门答腊等地见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
南宋的造船业相当发达,中国商人从海上前往占城、真腊、单马令、渤泥(文莱) 、麻逸(菲律宾) 等地,甚至到印度、阿刺伯等国经商,有的就在当地留了下来。“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许多失去土地的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南 宋出现了人口往海外大量迁移的现象。宋代诗人谢履在《泉南歌》中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亡后“, 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 年) ,元世祖忽必烈对爪哇新柯沙里王朝用兵,抵构栏山(今加里曼丹岛西南的格兰岛) ,在当地伐木修造被大风损坏的船只,后“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蕃人丛杂而居之。”《明史·外国列传》的“交栏山”条中,亦有“其病卒百余,留养不归,后益蕃衍,故其地多华 人”之记载。
明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郑和七下西洋等原因,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有更多的中国人前往东南亚各地经商和居住。明初,在三 佛齐(印尼苏门答腊的一部分) 居住的闽粤人有千余名,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马益和美洛居、文莱、吕宋等地也有中国人侨居。洪武八年(1375 年) ,黄森屏等许多中国人曾到婆罗洲,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后来,迁往南洋地区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在马来半岛各地均有华人居住,吕宋的福建商贩达数万人。明代 后期,南洋各地的华侨在10 万人以上。华侨带去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爪洼的革儿厝,原是一片沙滩,千余户华侨来此经营,改名新村,建成 为爪洼最富饶的地方。华侨在马来半岛采掘锡矿,为当地创造了大量财富。华侨在开发菲律宾中的贡献巨大,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凡一市镇之成立,必不能 缺中国人。彼等既系各种事业之经营者,且工作勤苦,而工资低廉。”
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中国有许多人侨居日本,在博多、平户岛等地,相继出现了华人聚居的“唐人街”。
清朝康熙年间,中日之间贸易往来频繁。旅居日本的中国商人日益增多。在长崎港也出现了华人聚居的“唐人街”。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也有一定贡 献。如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在日本开创讲学的风气,对日本学术界影响很大。 十七世纪以后,中、越人民之间关系密切。有不少中国人移民越南,他们和越 南人民一起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如康熙十八年(1679 年) ,一次就有3000 多人浮海抵越南,定居在越南南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一带。康熙十九年(1680 年) ,广东雷州人莫玫带领一批移民,在越南南部沿海荒凉地区从事开垦,发展农业和商业,并创建了河仙城。后来河仙成为越南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各地船舶齐至, 有“小广州”之称。当时,越南开采金、银、铜、锡诸矿,也多招募中国工人“, 一厂佣夫至以万计,矿丁石曹户,结聚成群,其中多潮州、韶州人。”
清代中国和暹罗(泰国) 的贸易往来极为频繁。中国人迁往暹罗的也日益增多,在曼谷等地就有很多华侨居住。华侨在暹罗除经商外,还种植稻米、甘蔗、烟草等农作物,有的在橡胶园和锡 矿做工。
16 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1511 年葡萄牙人攻占满刺加,随即侵犯我东南海面,1553 年窃据澳门。不到10 年,澳门的葡萄牙人逐渐增多,以致于“筑室千区”“, 夷众万人”。1624 年荷兰入侵台湾,在那里建立热兰遮城和赤嵌城。荷兰殖民者还把大批的台湾人掠卖到爪哇当 奴隶。
2 、近代的国际人口迁移
从19 世纪中期开始,英、法、美、荷等国就开始掠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沿海地区的穷苦百姓,为生活所迫,直接或变相地通过所谓“契约劳工”(人称猪仔) 的形式,被诱拐、胁迫,甚至是贩卖到海外,其“待遇之恶劣与黑奴无异。”
1838 年,英国商人就已开始骗运大批广东台山县人去英属圭亚那、古巴等地。1859 年至1875 年,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掠夺人口的活动达到高潮。外国投机商和招工贩子,在沿海地区雇佣了一批流氓地痞掳掠人口“, 夷要在粤东利诱内地匪徒拐骗人口,名为买‘猪仔’⋯⋯先后被拐不下万口”“, 猪仔贩中有一人经手卖过六千人的,如粤中拐匪新安人周三淮便是。”将被掠人口送到香港、澳门、厦门、汕头等地洋行设的“猪仔 馆”,然后再贩运到国外。
1860 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规定,准许华工出国。1866 年签订的《招工章程条约》,给英法在华招工的权利。1868 年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蒲安臣条约》) 中规定,两国人民有权在各该国侨居和移民。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从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客家人原住在中原地区,东晋以后,为躲避战乱而南下。19 世纪后,他们分散于世界上的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海外居住的客家人有好几百万。
20 世纪初,1904 年英国又与清政府议定《保工章程条约》,从烟台、秦皇岛等地招5 万名华工前往南非;1903 年至1912 年,德国从广州、青岛招华工去它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西萨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俄在中国招募华工23 万人到欧洲战场作后勤劳务,一部分人去法国殖民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人去工厂劳动,还有的去乌克兰、顿巴斯的矿井挖煤。20 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社会极不安定,加之干旱和台风等自然灾害,致使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迁移到东南亚。
历年出国的契约华工约300 万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国的移民数已有1000 多万人。近代中国际移民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近代的国际人口迁移,是从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中叶世界性大规模移民的一部分。
三、 结束语
1 、我国历史上的国内人口迁移,各个时期虽各不相同,但共同特征是由经济开发程度高的人口密集地区向开发程度低的人口稀疏地区迁移。
先秦时期的移民,主要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中 下游进行,以集团性的或大批的迁移为主,个人移民活动极少。形成中国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的格局。
秦至元代,人口主要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迁移。这种由北向南的 人口流动,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分布状况。
明 清时期,以长江流域为核心地带,呈辐射状向四周迁移,但主要为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的移民活动。
近代的“闯关东”、“走西口”等人口迁移,使我国东北、内蒙古等地 的人口迅速增加。为中国现代人口之分布奠定了基础。
2 、中国的国际人口迁移,经历了古代移民和近代移民两个阶段,方式上又有自由迁移和强迫迁移的差异。
古代中国移居海外的人口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到 19 世纪初,迁往东南亚各国的移民人数在100 万以上。明清两代,由于佞寇为患,西方殖民者入侵和清初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等原因,曾多次实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如《大清律》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 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斩。”“凡国人在蕃托故不归,复偷漏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27)所以,中国人口大量移居海外,是从近代开始的。
近代中国人口大量向海外迁移,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掠夺中国劳 动力资源的结果。从1840 年开始,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战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经济破产,民不聊生。一些人为生活所迫,自动移居海外,一些人则被胁迫、诱拐,甚至被贩卖 到海外,成为“猪仔”,饱受奴役和歧视,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华侨对东南亚、加勒比海地区、北美洲以及美国经济的发展,对近代世界社会物质和文化的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所说: “若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我国工业不可能那么早就奠定了基础;对我国全面发展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太平洋中心铁路也不可能修建那么快。”“我们确信,加利福尼亚 的中国人在促使加州繁荣富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侨中人才辈出,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