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图案源于生活，服饰图案形成于人们的观念，因而，作为源于生活和形成于观念的服饰图案，自然也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的观念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商代服饰图案　　我国的服饰图案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历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服饰图案据最初考察表明，有文字记载是商代。那时，奴隶主身着的是带有雷龟纹的服装。图案的装饰主要表现在服装的领口、袖口、前襟、下摆、裤角等边缘处及腰带上；表现形式主要是规则的回龟纹、菱形纹、云雷纹，而且是以二方连续构图形式来表现的。这表明，那时我国的原始先民不但设计制作了带有图案的较合体的服装，而且也能够运用设计技巧在服饰上进行装饰表现。至今，这种二方连续构图形式仍普遍地运用于服饰图案设计中，同时，在其他造型设计中也不为罕见。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服饰品的装饰图案来看，主要是从对于动物形状的愉悦感中得到启发的，但主观色彩并不浓，是一种自然物象的再现。图案在服饰的表现上，主要以云雷纹、回龟纹、几何纹为主。纹样的运用比在青铜器上的运用要巧得多。奴隶社会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是作为底纹出现的，主纹是以兽面纹为主的，而在服装上的云雷纹则是以主纹出现的。　　 这种云雷纹装饰主题出现在服装上，是采用了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而且注重图案的工艺体，并强调了造型的规律美。由于云雷纹装饰是为主题需要服务的，所以其逐渐由单个母体（s）发展成为一个单位纹样与另一个单位纹样的连续组合，即多个子体，同时又加进了主观意识进行夸张。这种类似放倒的"s"形，也是s形的转折，它对以后图案组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直接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纹样的追求表现出了主观意识，这种意识也就是图腾的萌芽意识。 当时，人们把一些动物作为图腾崇拜物（如鸟、鱼、虎等），其纹样首先在人们所用的器物（酒具、餐具、生活用品）上表现出来，但很快就反映在服饰上。　　在商代、男女所用的各种玉饰、帽饰、牙笄等也有这种印迹。　　周代服饰图案　　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纺织业也应运而生，于是出现了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品。人们用它制作服装，于是出现了冕服。《虞书·益稷》篇中记有："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里所说的用五彩色施于衣裳上，即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很有特点了。据《虞书·益稷》中记载所说的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 十二章的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含义和象征意义。 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 龙：能变化，取其神之意，象征人君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 山：取其能云雨或说取其镇重的性格，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 华虫：雉属，取其有文章（文采），也有说雉性有耿介的本质，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 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 火：取其明，火炎向上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意； 粉米：取其洁白且能养人之意，若聚米形象征有济养之德； 黼：即画金斧形，白刃而銎黑，取其能断割之意。 黻：作画两已相背形，画?quot;□"形弗字，其意谓君臣可相齐，见恶改善，同时有取臣民背恶向善的含意； 十二章花纹是寓意纹，是仰视俯察天地间万物之象择而用之于服饰上的图案的源泉。

中国服装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曾发掘出约 1.8万年前的骨针。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管状骨针等物出土。可以推断，这些骨针是当时缝制原始衣服用的。中国人的祖先最初穿的衣服，是用树叶或兽皮连在一起制成的围裙。后来,每个朝代的服饰都有其特点,这和当时农、牧业及纺织生产水平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男女衣着通用上衣和下裳相连的“深衣”式。大麻、苎麻和葛织物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大宗衣着用料。统治者和贵族大量使用丝织物。部分地区也用毛、羽和木棉纤维纺织织物。汉代，丝、麻纤维的纺绩、织造和印染工艺技术已很发达，染织品有纱、绡、绢、锦、布、帛等，服装用料大大丰富。出土的西汉素纱禅衣仅重49克，可见当时已能用桑蚕丝制成轻薄透明的长衣。隋唐两代，统治者还对服装作出严格的等级规定，使服装成为权力的一种标志。日常衣料广泛使用麻布，裙料一般采用丝绸。随着中外交往增加，服式也互有影响，如团花的服饰是受波斯的影响；僧人则穿着印度式服装“袈裟”。现今日本的和服仍保留着中国唐代的服装风格。唐宋到明代服式多是宽衣大袖，外衣多为长袍。清代盛行马褂、旗袍等满族服式，体力劳动者则穿短袄长裤。近代，由于纺织工业的发展,可供制做服装的织物品种和数量增加,促进了服装生产。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吸收西方服式特点的中山服、学生服等开始出现。1950年以后，中山服几乎已成为全国普遍流行的服装，袍褂几近消失。随着大量优质面料的出现，服装款式也有发展。现代服装设计已成为工艺美术的一个分支，而服装生产已经实现工业化大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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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大红〕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
中原人民的服饰，特别是便服、常服，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不少北方民族的服饰特点，衣服的形式适体。六朝的服饰，男子穿袍衫而低敞衣襟，女子则穿褂襦，杂裾双裙，甚是美观。这个时期的服饰，可以参鉴《洛神赋》、《列女传》等图卷。

北朝的服饰，以合身的裤褶装、短袍衫，各式的靴子为特点，服装窄短，裙腰略微高提。妇女的服装多以簪花、珠翠及各种花冠为点缀，进而导致宋代的凤冠定制。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服饰（581～907）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947～1368）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乌纱帽的翅是平直的〕，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裰”〔duō，古代士子、官绅穿的长袍便服，也指僧道穿的大领长袍〕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

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宋代建朝初期，衣冠服饰均沿袭晚唐的服饰制度。新制颁发后，才逐渐将其服饰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宋人又称为常服）、时服（按季节颁赐文武朝臣的服饰）、戎服以及丧服。宋代妇女的穿着与汉代妇女相似，都是瘦长、窄袖、交领，下穿各式的长裙，颜色淡雅；通常在衣服的外边再穿长袖对襟褙子，褙子的领口及前襟绘绣花边，时称“领抹”。宋代的服饰主要的特点是清新、朴实、自然、雅致。

宋代妇女以裙装穿着为主，但也有长裤。其裤子的形式特别，除了贴身长裤外，还外加多层套裤。宋代妇女有缠足的习俗，因此裙长多不及地，以便露足。
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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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服装

最早的服装应该是在劳动中起源的。相传，古时炎帝神农氏的形象是:身着红色襦 ，臂膊上戴有形似臂箍的东西，小腿着绑腿，头戴鸟羽帽，足踏皮制鞋，手执农具，俨然是一幅农人的画像。而传说中老百姓民头上戴的不是羽毛帽，而是戴尖帽或圆筒高帽。传说中的形象描绘可能是出自对出土文物中某些形象的分析;可是史前毫无记录，确实难以置信，所以也可能是出于后人的揣度。

在古代的黄帝、尧舜时期开始有了衣裳，结束了史前那种围披状态。人们穿着这种式样的衣裳，拜祭祖先和天地。人们从经验中得知，早晨天未亮时，天空是黑色(称"玄")，上衣如天，所以用玄色；而大地为黄色，下裳如地，服色即用黄色，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远古时期，以上衣下裳代表服式，又有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制"，这种深衣形式在那时男女没区别。

魏晋服装

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

公元六世纪波斯图案花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纺织、服装以及其他装饰物，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多有反映。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为平民百姓服色。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魏晋的铠甲最普遍的形式是两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胸前和背后有圆护。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得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所以这样称呼。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 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南北朝服装

南朝服式以襦裙为主，妇女尤其以着裙为正统，不穿裙而露裤的人，被看做是没礼貌的行为。当时女子头上包白纶巾(是一种配有青丝带的头巾，传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平时戴此头巾)，衣袖长而且窄并加以缕雕花纹。跳舞者穿长衫，并在身上披挂很长的带子，头上束纨巾。

南北朝服式还有"袍"和"衫"，衫在晋时已是必着衣的一种。"裘"在此时极为珍贵，以貂裘为最。" "是少年喜爱的衣物，浮薄少年更喜爱有色之" "、"襦"、"帔"、"鹤氅"，这些都是此时普及的衣装。

南朝服式基本上继承魏晋，由于战乱和国度的频繁更替，反映在着装方面也有变化。江南衣式比北方短小，但当时却流行戴小帽穿大衣的风气，有时将一只袖分成两只，一条裙截成两裙，有的款式大领大带，有的衣窄袖小，有的裙长曳地，有的衣长蔽脚。 南朝的朝服仍是玄衣。服饰用料有规定，三品官以下的不得穿用杂色绮做的衣服，六品官以下者只能穿七彩绮，不可使用罗绡。南朝的艺术品与服饰风格一脉相承，许多出土的陶俑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细腰圆脸型的女子，面目神情十分娟秀，尤其出自江南的俑塑特点更突出，这与服饰的拖地长裙和宽衣披带均十分协调一致。

北朝的服式，官宦正式场合穿着朱色单衣，便服和军服以 为主。穿红色袍就佩带金带，穿小袖长身袍则用金玉带。平民妇女以襦袄为常服，这与南朝并无两样。北朝时期着装衣料中绫锦最为华贵。

南北朝的卷草花纹是在汉代的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造井(单独适合纹样)、三角形花(适合纹样)和条状花(二方连续)、飞天、云纹等动态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古朴、秀丽，又含蓄柔和。当时的毛织毯、麻布和丝绸都是盛行的产品。

西周服装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这时候服饰的专用界限等级标志开始清晰，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像宫室中拜天地、敬鬼神时专有祭礼服，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军事之中专有从戎服，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吊丧时又有丧服。衣裳虽然还是采用上衣玄下裳黄，但在官职服饰中增加了裳前襟的大带（大带是用丝织或缂制成，宽四寸）、玉 （以玉为原料，以丝带连系在腰间的挂饰）。另外在服色上也开始有了等级差别。西周的服式除宽衣长带的特有风格以外，还吸收了北方鲜卑族（今锡伯族）以带钩束腰的服饰花色（在丝带的接头处，以金、银、铜或铁等金属制成的精细的勾或扣）。

秦代服装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

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是普通战士的装束，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多为圆形。
汉代服装

中国完整的服装服饰制度在汉朝确立的。汉代染织工艺、剌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推动了服装装饰的变化。

西汉建立时基本上沿用秦朝的服制。东汉时期穿黑色衣服必配紫色丝织的装饰物。祭祀大典上通用的是"长冠服"。皇后的祭祀服是：上衣用绀色，下裳用皂色。皇后的蚕服，上衣用青色，下裳用缥色（浅黄色）。汉文帝当政时比较俭朴，自己穿黑色丝织衣、皮鞋。一般官员要穿禅衣，又名"祗服"。在西汉时期二百年之中，服饰实行"深衣制"，它的特点是象蝉一样的头冠（帽子）、红色的衣服、象田字状的领子、戴玉 、红色的鞋。深衣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接缝在一起，做祭服的中衣，要缘黑色边，作为朝服的中衣，需缘红色边，当时男女服用极为普遍。服饰总称"禅衣"。禅衣是单层的外衣。禅衣里面有中衣、深衣，其形与禅衣无大区别，只是袖形有变化，都属于单层布帛衣裳。官员在上朝时都要穿黑色禅衣。

汉衣款式以衣襟分类，可以划分两种：一为"曲裾禅衣"，即开襟是从领曲斜至腋下；一为直裾禅衣，是开襟从领向下垂直，此种禅衣又称" "。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到东汉，男子穿深衣的已经不多了，一般为直裾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这种服式既长又宽，从款式上官民服用基本没有差别，但从原料和颜色上，却可明显显示等级的不同。

汉代朝服的服色有具体规定，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

穿外衣时，由于领大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
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
袖宽为一尺二寸；
衫无袖；
穿皮毛服装时裘毛朝外；
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兽形，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一寸半至六寸之间，是衣裳中间显要的装饰物。汉带钩从形、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佩戴者很多；
男子保持佩刀习俗，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
汉代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大，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春秋战国服装

由于连年战争，战国时期各种礼仪逐渐废除不用。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诸侯国的服饰，由于风土所限，相应地产生一些变化。从近年来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中的彩绘木俑身上，可以看到当时很有代表性的服饰特点。这时候的服饰以沿宽边的下身缠绕式的肥大衣服。其缠绕是将前襟向后身围裹，即采取横线与斜线的空间互补，获得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装饰效果。因为衣料比较轻薄，为了防止薄衣缠身，所以采用平挺的锦类织物镶边，边上再装饰云纹图案，即"衣作绣，锦为沿"，将实用与审美巧妙地结合。这些构思与制作方法都充分体现了古人设计的智慧与聪敏。 战国时期男子着装，衣长不过膝，以连续矩纹和条纹作装饰，此种图案与当时的漆器器皿边饰十分相似。

男装以交叉领、窄袖、腰间束带为基本样式。战国时期的带钩质地多为金、银、铜、铁、玉，在带钩上刻有花纹，有时也镶上绿松石，显示尊贵富有。还有一种金银错的手工工艺，对金石进行加工后，其外观更加精致华贵。战国时期的冶铁业比较兴旺，可以制做男人身上悬挂的铜刀；工艺也属上乘，如一种二十五公分长的小弯刀，刀背上雕刻有各式花纹，当时广为人们喜爱和佩带，名为"容刀"。这时的挂刀，已不完全为实用，很大程度上装饰取代了实用。

商代服装

中国古代的殷商时期开始有了文字，那时的文字绝大多数是象形字，甚至是图画。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见到衣、履、黄裳、带、袂等反映服饰着装的字样。从出土的人物形象中，看到的玉佩、玉环、耳坠、项饰、笄、梳，以及丝绸、麻布和铜饰，分辨出精美的饰物和考究的衣物，但这些均为贵族所有。说明服装与服饰体系正进一步完善。

衣、裳、冠、履、帽、袜等服饰形制的不断出现，表明人们对服装的理解也日益提高，逐渐从单纯的实用功能，向装饰点缀方向发展，从而使古代服饰趋向完整和统一。

唐代服装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宋代服装

宋朝历史以平民化为主要趋势，服装也质朴平实，反映时代倾向。

宋代女子服装分三种：一为自皇后、贵妃至各级命妇所用的"公服"，一为平民百姓所用的吉凶服称"礼服"；一为日常所用的常服。

宋装继承唐装，女服仍以衫、襦、袄、背子、裙、袍、褂、深衣为主。绝大部分是直领对襟式，无带无扣，颈部外缘缝制着护领。服式采用衣袖相连的裁剪方式。有的限于面料的幅宽，因而在衣片的背部或袖椿部分采用接缝和贴边装饰。单夹衣有前身短后身长的式样，也有无袖的大背心式样。出土的衣服都在领边、袖边、大襟边、腰部和下摆部位分别镶边或绣有装饰图案，采用印金、刺绣和彩绘工艺，饰以牡丹、山茶、梅花和百合等花卉。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因此宫中的官服也与前代相仿，分为朝服、祭服、公服、戎服、丧服和时服。朝服是红衣红裳，内穿白色罗质中单，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 、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穿朝服时必戴"进贤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獬豸冠(属进贤冠一类)。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服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

时服是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物。上至将相皇帝大将下至侍卫步军，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锦纹。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宋时常服有如下几种：

"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有官职的是锦袍，无官职的是白布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
"短褐"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人服。
" 衫"，这是一种裳下摆接一横 的男人长衫。
"裳"，沿袭上衣下裳的古制。是冕服、朝服或私居服的式样。宋时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男子也穿用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黄裳。居家时不束带，待客时束带。
"直裰"是一种比较宽大的长衣。由于下摆无衩而背部却有中缝而称"直裰"。
"鹤氅"，宽长曳地，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
此外宋代男式衣着，还有布衫和罗衫。内用的叫汗衫，有交领和颌领形式。质料很考究，多用绸缎、纱、罗。颜色有白、青、皂（黑）、杏黄、茶褐等。袄的质料有布、绸、罗、锦、 丝和皮。袄的用色有青、红、枣红、墨绿、鹅黄等几种。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多以纱、罗、绢、绸、绮、绫，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

元代服装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以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上、下级的区别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出色。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 元代男子的公服多随汉族习俗，常服的外面，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貂鼠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袖口窄小、袖身宽肥，由于衣长曳地，贵夫人外出行乐时，必须有女奴牵拉。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十分华美。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大红色织金、锦、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 元代平民妇女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蹈伴奏人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帽式也有保存。此外受邻国高丽的影响，都城的贵族后妃们也有模仿高丽女装的习俗。

明代服装

到明代服装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另外理学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风格。

明装与唐装相比，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

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身长三尺，露裙二、三寸。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女衫长二尺八寸，袖子宽一尺二寸，外护袖镶锦绣，冬季镶貂狐皮。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裙褶十分盛行，有细密褶纹，也有大褶纹。褶纹装饰十分讲究。有一种名为彩条裙，每条选用一种颜色缎，每条色缎上绣出花鸟纹饰，带边镶以金线可成为独立的条带，将数条这样的各种彩条拼合在腰带上，就成为彩条飘舞的裙子，因此取名"凤尾裙"。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取名"百褶裙"，一种二十四褶裙取名"玉裙"。 明代还有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由于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这种帔子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得此名。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明代服用此式较为普遍，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服用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因此越发显得高贵。

有一种出自元代的无领对襟马甲，又称"比甲"，是宫廷中皇后的专用服式。后来逐渐传入民间，扩大了服用范围。比甲盛行于明代中期，主要受青年妇女的偏爱。从形式上看与隋唐时期的半臂有渊源关系，后来清代出现的马甲，就是这种比甲的变形。

明式服装的另一个特色是襟上佩佳饰物，并且十分醒目。都是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种饰物。其中垂挂在胸前的叫"坠领"；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来有响声的叫"禁步"，这些佩饰统称"杂佩"。另有一种特别的佩饰，是在一条金链上，以环相连挂着四件小物件：即镊子、牙签、耳挖子和小刀，是些妇女的生活实用品。

明代男装以方巾圆领为代表形式，儒生所着 衫与当今舞台上京剧书生的服饰极为相似。其特点是宽袖、皂（黑）色缘边，青圆领、皂绦软巾垂带。

官服是云缎圆领袍，另有外加云缎外套的穿法。这种袍长离地一寸，袖长过手，袖椿（指袖身）宽一尺，袖口宽九寸。

水田衣是明代一般妇女服饰，是一种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成的服装，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它具有其它服饰所无法具备的特殊效果，简单而别致，所以在明、清妇女中间赢得普遍喜爱。据说在唐代就有人用这种方法拼制衣服。

清代服装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八旗兵的进关而遭到破坏。可以说这种变革，是中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飞跃，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旗装以它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方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的繁复，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修长秀丽的旗袍，已经形成了汉民族的服饰代表，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传统民族服装 — 旗袍马褂

马褂、旗袍是清代男女的典型服饰。现已成为中国的传统服装。

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满人初进关时，只限于八旗士兵穿用。直到康熙雍正年间，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之后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服装，不论身份，都以马褂套在长袍之外，显得文雅大方。

马褂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用异色作为缘边，一般作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沿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长袖马褂”。

马褂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色。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穿着这种赐服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随皇帝“巡幸”的侍卫，称为“职任褂子”；二是行围校射时，中靶或获猎多者，称为“行围褂子”；三是在治事或战事中建有功勋者，称为“武功褂子”，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 主要是指明末以前，在自然的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 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 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 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汉(先秦时期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著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合。” 如此界定汉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主要基於以下三点性质的考虑： 第一：汉服的民族性，即汉服是汉民族的服饰。而中国古代胡人所穿的服装不能称为汉服。民族是个整体的概念，所以一个汉族人所穿的胡人的服装，也不能称其为汉族的传统服饰。 第二：汉服发展的传统性，而传统又必须分为两方面，即传承性与统一性。汉服的传承性表现在:汉服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黄帝时期，并一直保留风格传承而不断的发展演化。汉服的统一性表现在从黄帝时期到宋明，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历时近五千年的时间跨度，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广度上，所有汉族人的服饰在其主流中拥有的共同特点。即以右衽、大袖、深衣为典型代表。 第三：汉服发展的自然性，即非外力强制下，汉人自觉自愿的情况下，通常不易被人们明显觉察到的自然的发展，这也是一般事物或文化发展的常规规律。而汉服发展的自然性，更是一个民族传统服装的传承性的基础，即某一事物或文化，在其自身正常的发展轨迹之下的正当发展演变的方向。其方向，可以通过一般的规律，向前追溯其源头，也可以向后预测其发展方向。 以此界定下，中国古代，除了清装外，只要是明末以前的汉人所穿的服装，不论样式、地域、融合、分化、发展，都可称为汉服，而现代古戏装，除清戏装以外，虽然与古代有所区别，但也是依照传统风格合理改制而来，所以也可以称为汉服。而汉服，用肉眼是很容易将其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包括满装、洋装、现代装)区分开的，现在这种汉服，又多被称为“古装(除清装外)”。 清朝的服饰，向前追溯，来源于满族的服饰，向后观察，也非汉服传统。所以虽然是汉人所穿，但不符合汉族传统服饰的“传统性”要素，所以不能划入汉服范畴；而今天汉人所穿的服装，其源流主要是来自西方，“唐装”马褂、旗袍等主要(要分清主次)源流来自满族的传统服装，所以不能称为:汉族的“传统服装”。即要分清，一个汉族人所穿的服装和汉民族整体的传统服装之间的区别。转自百度

　　第一：汉服的民族性，即汉服是汉民族的服饰。而中国古代胡人所穿的服装不能称为汉服。民族是个整体的概念，所以一个汉族人所穿的胡人的服装，也不能称其为汉族的传统服饰。
　　第二：汉服发展的传统性，而传统又必须分为两方面，即传承性与统一性。汉服的传承性表现在:汉服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黄帝时期，并一直保留风格传承而不断的发展演化。汉服的统一性表现在从黄帝时期到宋明，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历时近五千年的时间跨度，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广度上，所有汉族人的服饰在其主流中拥有的共同特点。即以右衽、大袖、深衣为典型代表。
　　第三：汉服发展的自然性，即非外力强制下，汉人自觉自愿的情况下，通常不易被人们明显觉察到的自然的发展，这也是一般事物或文化发展的常规规律。而汉服发展的自然性，更是一个民族传统服装的传承性的基础，即某一事物或文化，在其自身正常的发展轨迹之下的正当发展演变的方向。其方向，可以通过一般的规律，向前追溯其源头，也可以向后预测其发展方向。

冕服：礼服中最尊贵的一种，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 服饰
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胡服是古代诸夏汉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族胡人所穿的的服装的总称，即塞外民族西戎和东胡的服装，与当时中原地区宽大博带式的汉族汉服，有较大差异。后亦泛称汉服以外的外族服装。胡服一般多穿贴身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活动便利。
梦溪笔谈:中原一带的衣帽服饰，自从北齐以来，就全部采用胡人的服装。窄衣袖、红绿相配的短衣、长 筒皮靴、有挂环的皮带，都是胡人的服饰。窄衣袖有利于骑马射箭，短衣、长筒靴都便于在草地走路。 胡人喜欢茂盛的草，经常躺卧其中，我出使北方时都见到过这种情形，即使君主居住也在深草之中。 我到胡人朝廷时，刚下过雨，走过草丛衣裤都浸湿了，只有胡人一点都没有沾湿。皮带上所垂下的小 挂环，大概是用来佩带刀剑、手巾、算袋、磨刀石一类的东西。以后虽然去掉了挂环的饰品，但还保 存着那个环，环是用来穿挂附属物的，像牛马股上的皮带，也就是现在皮带上的装饰物。天子必定以 13 个环为度，唐代武德、贞观年间还是这样。从开元以后，虽然还沿用旧习俗，但规矩渐渐宽松了， 然而皮带上的钩还是穿过皮带上的孔。当今朝代又在腰带上加了顺折，是用来显示主人的纹饰的。
唐宋时期的胡服
胡服原型:伊朗萨珊王朝的卡弗坦
《新唐书·五行志》中即记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的史实。 唐代所谓的"胡服",不单指少数民族的服装,还包括大量异国之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当时的首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据史书记载,和唐朝政府有来往的国家,先后有300多个,在当时的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汉族人、回纥人、龟兹人、南诏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如日本人、新罗(朝鲜)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这些兄弟民族和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从中国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华,直到今日,在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地,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服制。中国人民也从异族文化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具体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妇女著胡服者甚多。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对妇女服装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
一、襦裙服
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
三、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
四、冠服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睛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 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恰。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以上各类服装的配套方式和服用者对象及服用场合，《唐书·车服志》都有详细说明。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燕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裆、半臂、〓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音撰，衣缘也）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对后世冠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新唐书· 车服志》记载文官官服花式，有鸾衔长绶、鹤衔灵芝、鹊衔瑞草、雁衔威仪、俊鹘衔花、地黄交枝等名目。
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彻底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唐代武官的服制花色，规定武三品以上、左右武威卫饰对虎，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玉钤卫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对豸。又诸王饰盘龙及鹿，宰相饰凤池，尚书饰对雁。后又规定千牛卫饰瑞牛，左右卫饰瑞马，骁卫饰虎，武卫饰鹰，威卫饰豹，领军卫饰白泽，金吾卫饰辟邪，监门卫饰狮子。唐太和六年又许三品以上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袄。这类纹饰均以刺绣，按唐代服装款式，一般应绣于胸背或肩袖部位。
唐代在战场上驰骋的都是人披马甲不具装的轻骑，步兵甲占步兵人数60％，《唐六典》记唐甲有13种，即明光甲、光西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
锁子甲即曹植表中所说的环锁铠，《晋书·吕光传》记载前秦吕光在进攻龟兹城时见西域诸军甲如连锁，射不可入，隋唐时西域康国向中原朝廷进贡过此种铠甲。唐代将此种铠甲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按体型高矮分给战士使用。《唐六典》武库令中记载着弓、刀、甲的种类，盾则改名彭排，计6种，即藤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皮排。据注明，藤、团、漆、木都是古制。
圆领衫、袍是在古代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唐代男子主要的服装形式。它的前后身采用直裾，在领子、袖口、衣裾边缘部分都加贴边。在前后襟的下边，常各用一幅布横向拼接，腰部用革带紧束，上戴幞头，下穿长靴。圆领衫、袍的衣袖分窄袖和宽袖两种，窄袖的便于活动，宽袖的则可以表现出潇洒、华贵的风度。
唐幞头
起初，人们用一块布从后脑向前把发髻捆住，并使巾布的两角在脑后打结，自然下垂如带状；另两角回到头顶打成结子作装饰，这就是初期的幞头。后来，人们又在巾布的四角上接上带子，使其自然飘垂，装饰性就更强了；再后来，人们甚至将带子裁成或圆或阔的各种形状，并用丝弦或铜丝、铁丝作骨，放在带子里，这就变成了可以任意造型的翘脚幞头。
冕冠衣裳
唐代皇帝的服饰，在继承前代冕冠、冕服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服饰形态更加丰富、完备，在服饰的细节处理上也更加精细入微。
五、唐代大袖衫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大袖衫－－－《簪花仕女图》描绘得是贵族妇女在庭中散步采花，捉蝶时的情景。图中人物的服饰，与其它唐人画像不同，如头戴特大花朵，身穿透明纱衣等，都是罕见的新奇装束。对照文献记载，这种服饰应是中晚唐时期的样式，并一直流传到五代。以纱罗做女服的衣料是唐代服饰中的一个特色，。尤其是不穿内衣，仅以轻纱蔽体的装束更是创举。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随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至唐代，丝织品产地遍及全国，无论产量、质量均超过前代，从而为唐代服饰的新颖富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与各国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博采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因而得以推出无数新奇美妙的冠服。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柔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其装饰图案，无不鸟兽成双，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谓一派大唐盛景。

隋朝是在五胡乱华后由汉族在北方建立的统一王朝，推行汉化，以汉为正统，穿汉礼服冕服是很自然的事。
唐皇帝有有鲜卑族血统，推行的是华夷一家的民族文化融合政策，并不强调汉的正统，唐文化有很强的胡化倾向，体现在婚姻礼俗、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体育活动、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穿胡服正是胡汉融合的体现。

楼上的，隋朝是建立在北周的基础上的。五胡乱华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在北魏统一后就趋向稳定了，这就是南北朝：南朝是宋齐梁陈；北朝先是北魏一统，在孝文帝推动汉化迁都后，六镇胡兵（府兵）和汉化政权矛盾激化，造成六镇民变，尔朱荣死后高欢（胡化的汉人，鲜卑小字乞豆陵）吸收了六镇势力，割据北朝东部建立东魏（后人仿效曹魏篡位建立北齐）。陇西军阀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与高欢所建的东魏对立，建都长安，称西魏（后人也篡魏建立北周）。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华北。581年，杨坚代北周，改国号隋，北周亡。宇文泰改革军队统辖系统，建立府兵制，以扩大兵源。这个制度为隋唐所沿用。形式上采取鲜卑旧八部制，立八柱国，实为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设有两个大将军，共12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24个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一个仪同领兵千人。这样，六柱国合计有兵四万八千人左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府兵。
外交上，宇文泰采取了和北攻南的政策，对于北方的突厥、柔然曾通好，但对于南朝则采取攻势，先后进占了益州和荆雍等地。
政治上，宇文泰实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法律上，主张不苛不暴，而“法不阿贵”。思想文化上，推崇儒学，曾在行台设学。俘虏王褒、宗懔等均受到礼遇。后又令卢辩仿周礼更改官制，实行北周六官制，甚至政府文告也要仿先秦体。
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如恢复皇族元氏为拓跋氏。而所将士卒也改从主将的胡姓。从形式上胡化一批的汉人，杨忠(隋朝皇室先祖)授普六茹氏，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授大野氏。
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8月13日），华阴人，隋代开国皇帝，谥号文帝，庙号高祖，581年3月4日－604年8月13日在位，在位23年，604年病逝于大宝殿，享年64岁。杨坚是汉族，不过拥有鲜卑族的姓氏和小字，鲜卑小字为那罗延(金刚不坏)，鲜卑姓氏为普六茹，为普六茹鲜卑姓氏是其父杨忠受西魏恭帝所赐的，后杨坚掌权后恢复汉姓“杨”,并让宇文泰鲜卑化政策中改姓的汉人恢复汉姓。
胡化的汉人高欢不肯重认老祖宗是为了稳定国家的基础六镇势力（大多数是鲜卑人，还有鲜卑化的汉人/匈奴/羯族/丁零。。。。。。），胡人在当时视汉人为猪狗，可以随便杀戮，正是这种歧视也是汉化的北魏覆灭的原因。可见东西两魏都吸取北魏灭亡的教训，对汉化后进行更正，进一步胡化。
杨坚不一样，首先他来自北周统治集团——鲜卑关陇集团。他是篡位者，为了与宇文氏划清君臣关系，申明自己的正统地位，推行汉化，去鲜卑化。
李唐虽然也是汉族，但是从鲜卑化的汉人李虎（李渊祖父）开始世代与鲜卑贵族通婚，独孤氏，长孙氏，宇文氏，可以说骨子里胡人血统更多。隋朝灭亡，各地军阀和农民起义军都被李唐灭亡，所谓汉人正统的南朝早已灭亡，自己本身就是陇西贵族，除了和中原没有任何关系的突厥，李唐在立国时没有借助任何外部力量，十分自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再说在从五胡乱华开始到隋末胡汉的界限没有这么重了。穿胡服反映了李唐皇室心中归属。

不知道2楼说的什么意思，五胡乱华之后一直到南北朝结束，北方一直都处于外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之下，直到隋朝建立统一王朝，才真正是汉族政权。3楼的直接就是扯一堆废话。
最后还是1楼说的靠谱。现在回答问题的都东拉西扯。

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人们的服饰装扮早已不再循规蹈矩，每个人的穿衣风格大相径庭，他们只需遵从自己的审美标准即可，这也构成了现代个性化十足的服装流行氛围。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体系下，人与人不仅在工作、生活中都有严格的等级分明，就连穿衣也要遵照统治者的规定。

如果在古代胆敢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穿着，则被视为“服妖”，其意思就是奇装异服。别以为服妖只是社会上被人耻笑，在古代，身着奇装异服可是要受到官府处罚的。今天我们就来理解古人的“服妖”文化，看看古人是如何界定“服妖”的？

古代服妖文化的起源——统治者加强皇权的手段

以古人的观念来看，人们将山川河流来比喻人的长相，古人们认为和出自草木之类的就是妖，形容出自草木之类的服装有损礼仪之邦之名。而身着奇装异服的之辈，则称之为“服妖”。

服妖理论的产生，更多的是从统治者对时局、对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处罚。将服饰作为诱发自然灾害和时局变换的风向标。更有甚者认为，正是由于民间出现了奇装异服，是引发王朝走向的具体征兆。

所谓奇装异服，更多的是在儒学理论的基础上，统治者根据服装的来区分阶层的工具。古语有言“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在唐朝以前，古人是很少穿裤子的，大多以又长又宽的长袍穿着为主。随着北方民族的融入后，胡服中所穿的裤子，成为人们眼中的奇装异服。

“胡服”在一个辉煌时期，就是在唐朝。李唐王朝是个外向型的王朝，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不仅李唐皇帝爱穿“胡服”，甚至唐朝的女人也爱穿。

服妖产生的本质，其实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疆域的统治。统治阶层认为，服妖的进入，是外来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入侵。因此大部分朝代对于服妖采取打压的政策。

服妖文化的现象——“服装红配绿，有人就要蹲大牢”

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就算红配绿，生活还是要继续”。可在古代，如果真有人身着红配绿，不仅生活也过不了，还要蹲大牢呢。统治阶级对于民间服饰颜色的搭配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古代服装的颜色象征着特定阶层，也就是说，有些颜色的服装百姓是不能穿的，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穿着。皇帝所身着的黄色，就是古代的朝廷的专属配色。甚至在一些朝代，官员都不能身着黄色的衣服。

《旧唐书》中记载到“因隋旧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赤黄为衣服杂饰。”

如果在民间，有人敢穿着黄色招摇过市，不仅被路人所耻笑，还会被官府人员抓去坐牢。象征着纯净、空灵的白色，在古代的服装配色中也是禁忌。因为古人认为白色衣服是参加丧礼的衣服，平日如果身着白色，就被界定为“服妖”。

除了颜色的规定之外，衣服的款式也有相关的明文规定。西周时期，官府就规定了百姓的衣服的具体尺寸，其中包括各类款式和长短的要求。现代社会，常常看到人们穿着长袖短裤出行，体现了浓浓的运动风。可在古代，不仅没人夸你穿衣品味出众，还要被抓去惩罚呢。

《晋书》中就有相关的记载，一位大臣有急事会见当时的魏明帝，由于匆忙，魏明帝身着短袖，外面套着绣帽就出来见面了。这位大臣丝毫不顾皇帝的面子，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服妖”。贵为一国之君的魏明帝也没有反驳，也默认了这种说法。就连皇帝穿服妖，都会被大臣指出，更何况是底层的百姓。

在宋代，因为与契丹、党项等外族战争不断，宋代皇帝认为“胡风”不利于统治，因此也把穿胡人的衣服作为“服妖”的一种。在宋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不但侵扰中原，也随着将北方的生活习惯带入中原。胡服就是被中原文化所不齿的服妖。

不仅对胡服全面禁止，就连引入民间的胡人舞蹈和音乐，偶读不能出现。宋徽宗时期，还专门颁发诏令，对一切来自契丹的服装和周边产品，全面禁止。

《宋史》中对此做了详尽的记载：“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塾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塾，今亦谓之袜裤，妇人之服也。”

除此之外，女性常有的配饰也有专门的规定。统治者根据配饰上的纹路来判定是否为“服妖”。《后汉书》中记载到在宋朝时期，都城洛阳内有一种木屐，上脚之后很是舒适。当时许多士大夫上街都以穿着木屐为荣，甚至不少民间的女性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全城掀起了木屐的热潮。

当朝统治者对此不能容忍，认为这是外来民族对统治阶级的入侵方式，于是将所有穿过木屐的士大夫统统处罚，株连九族。而那些喜欢追潮流的民间女性，也没有幸免于难，全都受到处罚。

古代的统治阶级对中央集权的管控无孔不入，甚至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会无缘无故降至百姓头上。五代十国时期，民间妇女们习惯将头发盘起，并有一种叫做“朝天髻”扎起来。可统治者认为朝天髻和“登堂入室”有形态上的雷同，意在串谋反动。于是将这种配饰判定为“服妖”，并全部禁止佩戴。

服妖文化的出现的本质

究其原因，在科技水平和认知水平有限的古代社会，自上而下对“天道”极为推崇。人们往往认为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灾害的出现，是天道对人道的惩罚。很多时候，对于自然法则的认知，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其中“服妖”文化的出现，正是社会统治者和百姓们一致相信的是作为灾害、局势走向、甚至社会的生产活动这一切的外露表现。因此古人对于服妖的看法才会如此恐慌。

如同绿色在古代的地位极低，这是因为绿色作为间色，是由其他主色调和而成，被称为“天地苍茫之色”，是不吉利的象征。因此古代很少出现绿色的服装，大部分身着绿色的人，都是身份地位卑贱的底层工作者。

“服妖”的出现和当时社会中出现了各种以生产、生活需求为便利的服饰密切相关。另外，人们根据生产生活而发明出的服装，虽然实用性较强，可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属于新兴物件。既不被认知也不被接受，常常作为服妖看待。如古人在天气炎热时发明的凉衫就被视作服妖的典型。

辽国时期，民间经历了一次规模和范围都空前的饥荒，大批游牧民族的灾民不堪重负，选择逃亡至中原宋国。由辽国开了头之后，不少北方民族纷纷南下，不仅形成了历史上规模宏大的人口迁移，还为各国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基础。

也正是此时，北方民族的常用服饰“胡服”开始进入中原。胡服作为骑马打仗的服饰，具有极高的便利性。由此也将胡服逐渐传入中原。但宋朝统治者对此可不太高兴，认为这种带裤子的服装就是“服妖”。对胡服的排斥其实从本质上是对北方民族的排斥，宋朝称之为“蛮夷”指的就是北方的游牧地区。

正是基于民间间的矛盾，对胡服是服妖的认定不绝于耳，宋朝甚至一度禁止人们穿着胡服出行。也正是在此时，宋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时期，连年的饥荒和北方民族的侵扰，让宋朝的政局摇摇欲坠。而这时出现胡服，也被视作服妖的具体表现，统治者认为这是导致国家动荡的征兆和“罪魁祸首”。

总结

其实“服妖”这种说法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当时科技水平不发达情况下，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忧虑的嫁接。对于无法用常理控制的事情，古人们往往会归咎于各类奇异的征兆，而服妖正是基于此理念下成为当时统治阶层和民间的误解。

当社会的发展进入到新的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需的服装出现后，基于人们的认知水平有所提高，“服妖”这种说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一种服饰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不会再被当做异类，而是一种人们生产、生活的常规服饰。

和古代相比，现代社会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多元化的文化融合，赋予了人们服装上个性化的灵魂。人们不再拘泥于能不能穿，而是以“喜不喜欢”为基准。这是新时代下安定繁荣的社会下人们享有的权利。随着科技的发达，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穿衣打扮不再是为了生产需求，更是的是呈现现代社会每个个体独特的处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