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4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宗教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另外，早在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欧洲有超过1/3的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时就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造成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教世界。种种原因使得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很难接纳犹太人。当政治借此大做文章时，多年来积蓄的仇恨感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第二个原因：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也都相当成功。如19世纪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不仅使经济倒退，同时也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而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德国统治阶层理所当然的选择。
　　第三个原因：政治因素。在历史上犹太人参加革命是比较积极的，纳粹政权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深信不疑，因而他们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
　　第四个原因：希特勒的个人经历。据说，希特勒在没有崛起之前，曾经吃了很多犹太人的亏或是受过其奇耻大辱。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有个别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希特勒个人经历对屠犹政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比尼恩在所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根据为希特勒母亲治病的犹太医生布洛施的病历资料，以及为希特勒治病的医生所提供的材料，对“希特勒内心受到的创伤”进行分析。他认为，希特勒在一次大战曾因英国施放芥子气中毒，福斯特尔医生以催眠疗法治疗他的伤痛。希特勒治疗时在幻觉中想到他的患有癌症的母亲是被犹太医生误诊而痛苦地死去，于是，希特勒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死归咎于犹太医生布洛施，同时他又在幻觉中把对一个犹太人的恨与对全体犹太人的恨联系在一起。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

理由大体上有这些：

犹太人的祖先犹大背叛过耶稣，欧洲不论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归结于源头，都是基督教的分支，不喜欢背叛了上帝之子的犹大的后代，是正常不过的。
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往好了说是很有经商的头脑，直白的说就是一群奸商，而且十分的吝啬，请参考罗密欧与茱丽叶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这是欧洲普遍对犹太人的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需要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内经济十分的脆弱，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最多时的1929年，有大概600万工人失业），很多人需要靠乞讨为生，而在德国的犹太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却不为国家和社会分担应有的义务，大肆的囤积货物，哄抬物价，尤其在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更为严重，而纳粹上台后严厉打击犹太人，也间接的稳定了市场，获取了民心，但希特勒的野心太大，所以才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
二战以前，欧洲很多人都不喜欢犹太人，希特勒只是比较极端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1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是间离效果吗？
布莱希特演剧方法推祟“间离方法”，又称“陌生化方法”，是他提出的一个新的美学概念，又是一种新的演剧理论和方法。它的基本含义是利用艺术方法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暴露事物的矛盾性质，使人们认识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但就表演方法而言，“间离方法”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把二者融合为一，演员要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

间离的德文是“Verfremdung”，这是布莱希特专门创造的一个术语。孙君华在《试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一文中指出布莱希特在《娱乐剧还是教育剧》（1936）一文中初次阐述间离效果时袭用了黑格尔的“异化”（Entfremdung）一词[3]。“Entfremdung”的本意就是疏远的意思，至少在黑格尔那里，其内涵是取其本意的。然而异化（Entfremdung）这个词到了马克思乃至卢卡奇那里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4]后来布莱希特另造新词显然是为了避免引起误解。莱因霍尔德·格里姆在《陌生化——关于一个概念的本质与起源的几点见解》中，将 “Verfremdung”的来源之一追溯到马克思的异化学说，恐怕是一种望文生义。“Verfremdung”在英文中通常被译作Alienation[5]， 原意指情感上的疏远和冷漠。也有人将其译作“estrangement”[6]，也是疏远的意思。由此，其中文直译当为“疏远”，而“间离”也有疏远之意，这是一种更为书面化的译法，“陌生化”则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布莱希特常将“Verfremdung”与“effect”（效果）构成一个短语，其中文意思应当是“疏远效果”，通常译作“间离效果”或“陌生化效果”亦无不可。而“间情法”或“离情作用”，以及黄佐临先生曾竭力主张的“破除生活幻觉的技巧”等译法，由于它们距离“疏远”的本意太远，难免会给理解布莱希特间离理论的独特内涵造成误解。

间离理论是布莱希特为推行“非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新型戏剧而在“戏剧结构、舞台结构和表演方法等”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实验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叙述体戏剧所特有的特征。国内长期以来总倾向于将间离理论视为一种表演方法。例如王晓华在《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重新评价》中所归纳的：间离“作为一种方法主要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1. 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2. 观众以一种保持距离（疏离）和惊异（陌生）的态度看待演员的表演或者剧中人。”[2]（P. 24）就间离理论而言，表演层面仅仅是其产生作用的外延之一，与其并列的至少还包括导演处理、舞美手法、音乐处理、以及戏剧结构和文本修辞等方面。布莱希特之所以更偏爱就表演问题论间离理论，是因为对于完整的戏剧实践过程而言，剧本创作和舞台表演相对来说是在所有实践环节中更为关键的，在剧作层面，作为剧作家的布莱希特无须多言，只要提供符合间离理论的作品即可——事实上他正是这样做的，而作为导演，他就必须让演员甚至观众明白如何在表演及对演出的欣赏中体现、实践、理解和接受间离理论。如此看来，他的这种理论偏爱体现着一种高明的理论宣讲策略。但作为研究者而言，绝不可以就此将间离理论仅仅视为一种表演理论，并仅在这一层面推究间离理论的内涵。如果我们将概念的外延当作其内涵，并据此展开反思，如此行事，不产生某种认识上的偏差倒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要对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作出全面的认识以及反思就必须从它真正的理论内涵出发。

间离理论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布莱希特本人对此是如何界定的。在发表于1939年的《论实验戏剧》一文中，他曾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阐释：

“什么是陌生化？

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让我们再拿李尔王由于他的女儿们对他忘恩负义而产生愤怒作例子。采用感情共鸣的技巧，演员能够这样表演这种愤怒，就是让观众把愤怒看作人世间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不能想象李尔王怎么会不愤怒，他与李尔王完全融合在一起，感同身受，他自己就掉进愤怒的情绪中去了。采用陌生化技巧的演员则相反，演员表演李尔王的愤怒可能使观众对之产生惊讶，因为演员可以不表现李尔王的愤怒而去表现他的其它反应。这样，李尔王的立场将被陌生化，这就是说，他的立场被表现为独特的，奇怪的和瞩目的，亦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去表现，它不是一种理应如此的现象。这种愤怒是人性的，但不是共通的人性，有些人就不会产生这种愤怒。不是一切时代的一切人在具有李尔王同样经历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愤怒的。愤怒是人永远可能具有的一种感情反应，但李尔王这种表达愤怒的方式和产生愤怒的原因是和时代相联系的。由此看来，陌生化就是历史化，亦即说，把这些事件和人物作为历史的，暂时的，去表现。同样地，这种方法也可用来对当代的人，他们的立场也可表现为与时代相联系，是历史的，暂时的。”[3](P. 62-P. 63)

以上有关间离概念的阐释中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间离的基本理论内核与其说是布莱希特刻意主张的标新立异一种戏剧方法，勿宁说是一种他在哲学认识论层面确立的一种操作策略。布莱希特曾在三十年代末所写的《辩证法与陌生化》的提纲中写下了：“陌生化作为一种理解（理解——不理解——理解），否定之否定”[4]（P. 93）的字句。为什么他要强调剥去“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一般来说，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其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管它了。”[5]（P. 20）在布莱希特看来，间离的过程，就是人为地与熟知的东西疏远的过程。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或事突然变得非同一般，令人吃惊和费解，自然就会引人深思，并最终获得全新的认识。所似“陌生化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反映：它能使人认识对象，但同是又使它产生陌生之感。”[3]（P. 7）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P. 19）对此，布莱希特深为认同，并在其激励下积极从事戏剧改革与实验，他的舞台要给观众提供有关人类社会关系的真实图景，要让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状态有清晰的认识，并以此产生变更社会的动力。而间离显然成为布莱希特达到这一目的重要手段。既然间离理论在其基本意义层面上首先表现为一种认识论方法，体现着鲜明的社会功利性，于是就有人对其美学品性发生质疑，王晓华认为：“他走的是一条以社会学为出发点和终点（目的）的道路，而美学即戏剧艺术本身只是中介和手段，他的理论体系始终具有压倒一切的社会学目的，这为它遭遇一系列困难埋下伏笔。”[2]（P. 25）在王晓华的语境中，“社会学”和“美学”是相互对立的，并且一并成为对艺术或艺术品评价标识，而“社会学”比之“美学”显然是一种更为“低劣”标识——这对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是多么地不公平。我们应当对这种学术论文中用词的非学术化倾向表示谅解——这种对“社会学”这个概念的用法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成为我国文艺学术界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了，但是出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我们还应当为其找到科学的话语表述。王晓华的意思是布莱希特戏剧理论有着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而其作为一种关于戏剧的或艺术的理论，实际上解决的是如何用戏剧或艺术手段为其社会功利目的服务的问题，这一非艺术化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是导致其艺术上遭遇一系列困境的主要原因。仅管布莱希特包括间离在内的一系列戏剧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实功利目的，但就此贬低其理论的美学或者艺术意义是毫无道理的。詹姆逊曾提醒人们关注这一现象：“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7] （P. 7）这虽然是就布莱希特的创作而言，然而他的创作是严格执行其理论的预设的，这至少昭示着在体现布莱希特戏剧思想的一系列作品中，政治或者现实功利性和审美或者艺术性可以是并行不悖的。詹姆逊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美学都“倾向于对社会的或政治的困境或理想进行象征的或伪装的沉思。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可以看作是对氏族制度的沉思；而后来的美学传统则大都反映身体的不透明性，及社会的压抑或升华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审美体验本身就被唤起而作一种乌托邦式的悬置（utopian suspension）；而在现代主义中，审美价值往往被看作是根本革新的号召，无论是作为对现代化或革新的号召，无论是作为对现代化或革命的替代品，或相反，作为对二者之一或二者的强化，这从来都有不是非常清楚的；有时是对它们的弥补。”[8] （P. 40~P. 41）所以已构成为一种美学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具有明确的社会功利性是无可厚菲的。象王晓华这样人为的将美学或艺术性与现实功利性简单对立起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是一种学术时尚，其源于当时学术界对之前“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艺术价值体系的反拨，殊不知不打破艺术性与现实功利性这个二项对立的预设，仅仅在此系统中做些倾向性的修正，仍然无法使学术车轮从庸俗化、简单化的泥坛中解脱。将布莱希特包括间离理论在内的戏剧理论置于这种学术视野之下，是无法对其作出公证的评价的。就间离理论而言，的确存在着一些困境，产生这些困境的部分原因笔者会有专文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布莱希特的理论困境绝不是由于其理论本身强烈的现实功利性所造成的。

其次，间离作为“非里士多德戏剧”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其针锋相对的是存在于传统戏剧中的“感情共鸣”原则。布莱希特将感情共鸣原则的源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功能的论述：由对一定长度的人物动作的摹仿所引起的怜悯与恐惧来达到的情感的陶冶。这种情感陶冶正是通过观众与演员的感情共鸣来实现的。在布莱希特看来，感情共鸣的原则并非仅局限于悲剧这种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是在所有遵循传统美学原则的艺术领域起作用，是传统美学的一根最基本的支柱。他引证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人类具有一种能力，在虚构的现实面前能够产生和在现实面前同样的感情。”[3]（P. 60）这就意味着，在传统美学的领地里，“艺术为了做到激发人的一定感情和一定的经验，它无需创造出一个符合实际世界的图像和再现准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事件，它可以用残缺不全的欺骗性的老一套的各式各样的世界图像来达到它的效果。”[3]（P. 59）这就是遵循感情共鸣原则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它与布莱希特主张确立的科学认识论的理想直接相悖。所以布莱希特必须拆毁感情共鸣这根支柱，让传统美学迅速瓦解，而符合他科学认识论理想的新美学将根据间离的原则得以建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布莱希特力主攻击的陈旧但是却占统治地位的美学，实际上特指的是在他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主流美学和其被充分市场化的媚俗形态。布莱希特以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传统为其对立面命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美学发挥作用的核心手段——感情共鸣源自亚里士多德理论，另一方面更出于一种借力打力，宣讲他的新美学的现实策略——利用亚里士多德理论强大的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理论的受关注程度。事实上，基于他本人的辩证唯物史观，布莱希特并不绝然反对亚里士多德建构的美学原则，他至少认为这种美学理论在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前科学时代，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不应当将布莱希特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绝对对立起来。就间离原则而言，也不是每时每刻都与感情共鸣原则水火不融。事实上布莱希特的创作和舞台实践中从未彻底排除过情感共鸣。其实他清醒的意识到情感共鸣是无法彻底排除的，但就表演而言，演员不能以达到与角色情感共鸣为满足，舞台演出亦不能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为宗旨，而是应该迅速采用间离手法，从情感共鸣的状态中超越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布莱希特以间离为核心的戏剧观是对亚里士多德以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戏剧观的超越，而不是王晓华所认为的是亚里士多德观剧观的逻辑反题。此外，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思想是古希腊悲剧作品作为其论述范例的，狭义看这确实是一种悲剧理论，但是它在欧洲两千多年的文化艺术发展历程中，早已超越了悲剧这一特定的悲剧体裁，成为一种沉入文化血脉的美学传统。因此，布莱希特理论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超越是一种在美学传统上的艰难超越，而不应据其“反”或“非”亚里士多德的命名，即想当然的认定间离理论仅仅是一种喜剧理论，虽然间离理论确实有着不容置疑的喜剧渊源。埃里克·本特利、汉斯·考夫曼以及王晓华[7]等论者正是循着这种简陋的逻辑公式为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定性为一种喜剧理论，并以此来限定间离理论的有效作用范围，从而忽略了其对现代戏剧仍至整个现代艺术发展的开拓作用和普遍的启示意义。

第三，间离或陌生化其实就是历史化。“历史化”作为一个关键词，在布莱希特戏剧理论表述中是值得人们格外关注的。他曾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技巧，在谈及表演问题时专门阐述过：“演员必须把事件当成历史事件来表演。历史事件是只出现一次的、暂时的、同特定的时代相联系的事件。人物的举止行为在这里不是单纯人性的、一成不变的，它肯有特定的特殊性，它具有被历史过程所超越和可以超越的因素，它是屈服于从下一时代的立场出发所做的批判的。不断的发展能够使我们对前人的举止行为越来越感到陌生。”[3]（P. 213）从这段引文和前文所征引的《论实验戏剧》一文中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布莱希特是将历史化和间离的内涵视为同一的。但是间离与历史化的同一性问题却并未引起多少论者的足够重视。现以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的几篇专门谈及间离问题的译文为例：莱因霍尔德·格里姆的《陌生化——关于一个概念的本质与起源的几点见解》，是专门论及间离理论的权威论文，其中并未涉及历史化问题；约翰·魏勒特的《关于布莱希特史诗剧的理论问题》是一篇较为全面论述布莱希特戏剧思想的论文，作者在文中引入了一个史诗化的概念，并将其与间离并列作为布莱希特新型戏剧的主要创作方法，这显然是对布莱希特历史化概念的误读。此外如埃里克·本特利的《论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和汉斯·考夫曼的《寓意剧、喜剧、陌生化》等文在专门谈及间离部分均未涉及历史化问题。在国内研究者的有关论文中谈及间离问题时涉及历史化的也不多见，不过有两篇还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为丁扬忠的《布莱希特论戏剧·译序》，作者在专门介绍了陌生化效果之后，便开始介绍历史化问题，指出“布莱希特认为‘历史化’是他的表演方法的决定性技巧。”[3]（P. 7）这句话本身并无不妥，但联系上下文的论述语境，我们不难看出他显然将历史化与陌生化并列了起来，成为布莱希特戏剧思想的另一个闪光点。另一篇是孙君华的《试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文章虽然谈到“历史化的内涵就是陌生化”，但重点表述的却是“历史化是叙事剧创作的另一种陌生化效果艺术手法。”[4]（P. 112）也就是说，作者不过是将历史化置于间离的外延层面，将其看作是在剧作层面实现陌生化的种种方法中的一种而已，除此之外，他还介绍了寓意、叙述等手法与其并列。由此可见，他仍未认识到布莱希特间离理论与历史化之间所存在的同一性。

奥斯丁写作《诺桑觉寺》是在十八世纪末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阶层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各自的命运，而社会的阶层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土地的拥有。居首位的当然是贵族，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其次则是地主乡绅，然后便是律师、医生、牧师等（《诺桑觉寺》中的几家人多属后两类），甚至商人也只位居次要地位，尽管只要有钱仍可做地产的投机买卖。《诺桑觉寺》中的蒂尔尼上将尽管自己是富有人家，拥有祖宗留下的产业，但在话语间对于拥有地产仍常常是洋洋自得的样子（见第二十二章）：
　　报酬是无所谓的，它并不是目的，而工作才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就连我的大儿子弗莱德里克也有他的职业，尽管他在本郡也许与任何一名非公职人员一样，将会继承一笔相当可观的地产。
　　他的女儿因为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让他自尊大增，喜不自胜，当他第一次称女儿艾丽诺为“子爵夫人”时，是出自内心地喜欢她，与过去岁月里女儿与他作伴。为他服务，逆来顺受时对她的喜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对儿子亨利�9�9蒂尔尼要娶“贫苦”人家女儿凯瑟琳为妻虽然气愤，但在艾丽诺的请求下，也就不再追究，允许他回家住，尽管他还是说，“他喜欢就让他当个大傻瓜吧！”索普所编造的那样，是由一个年轻人继承的；换句话说，这地产是对外公开的，谁的心贪，谁就可以来做土地投机买卖，他也就有可能来购置，只要有钱。而且，凯瑟琳并不是一个“穷人”的女儿，嫁妆便有三千英镑（凯瑟琳的父亲答应她哥哥詹姆斯与伊莎贝拉�9�9索普小姐三年之后结婚时，可以谋得年薪四百英镑的牧师职位；当时一个劳动人民家庭要维持生计，所需仅四百英镑的二十分之一，可见三千英镑的陪嫁数目。《诺桑觉寺》的男女主人公在小说最后一页终成眷属：“教堂钟声响了，人人都喜笑颜开。”这是亨利与凯瑟琳的自豪与胜利；因为亨利对于爱情是真诚的：
　　在这样一件事上，他（即上将）的怒气会使亨利震惊，却无法将他吓倒，因为亨利相信他的目的是正义的，所以他会坚持他的目的。他觉得自己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道义上都必须对凯瑟琳负责，而且他还相信，他曾受父命去赢取的那颗心现在已经属于他自己，因此用卑劣的做法将默许撤回，毫无道理地在一怒之下要他变卦的命令，都动摇不了他的忠贞，也左右不了因忠贞而下定的决心。（第三十章）
　　然而，如果没有经济条件的保证，上将亦不会同意，而如果没有上将的同意，莫兰先生虽则心地善良，但作为一个牧师，为人处世的原则也必须坚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鼓励两个人的婚事，亨利与凯瑟琳也只能两地相思而已。因此，要回答奥斯丁书中最后一句话：是主张父母专制，还是主张儿女不必顺从父母之命？在当时，仍然是有条件的。
　　《诺桑觉寺》是一部非常有文学色彩的长篇小说，第一章便引述了许多诗人、剧作家的诗句，其中便有两处引语来自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而书中第五章与第十四章，还用很大篇幅讨论长篇小说的地位。这些都是针对当时极流行的哥特式（恐怖）小说而发的。《诺桑觉寺》的书名即与哥特式小说相类似，而且小说后半部的地点亦在过去曾是一座女修道院的蒂尔尼家族的住宅内；小说的情节也是随着女主人公读了哥特式小说之后要在现实生活中天真地按部就班去寻找刺激而步步深入的。然而，奥斯丁的《诺桑觉寺》却是一部与哥特式小说截然不同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在第五章感叹长篇小说的价值被人们所低估时指出：
　　……似乎几乎普遍有一个愿望，要低毁小说家的能力，低估小说家的劳动，并且轻视其创作成果，而这些作品体现的仅仅是精神、才智与趣味罢了。……只不过是一部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 的刻划，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的作品。奥斯丁对十八世纪自笛福以来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作了极高的评价，而对于那些包括有名的《旁观者》在内的杂志却作了极深刻的批判：
　　这个刊物上的文章常常是陈述荒谬的事情、别扭的人物以及活人不再关心的话题；而语言也常常粗糙得使人对容忍这种语言的那个年代不会有很好的看法。
　　就小说而言，那些哥特式小说自有其缺陷，即远离现实。她在第二十五章中写道：
　　尽管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全部作品，甚至她的全部模仿者的作品，都很引人入胜，然而，人性，至少是英格兰中部各郡居民所表现的人性，也许在这些作品中是找不到的。
　　因此，《诺桑觉寺》中的人是活生生的人，女主人公凯瑟琳并不是什么传奇式的人物，她在现实生活中破除了幻觉，懂得了人生的道理，她在巴思与诺桑觉寺所经历的三个月，比她十七年来所接受的教育还要多。她在巴思的第一个朋友伊莎贝拉就是虚情假意的人，嘴上说的往往并非心里想的，她要接近凯瑟琳的目的在于要与詹姆斯�9�9莫兰订婚。在与詹姆斯订婚并征得他父亲同意之后，她又与弗莱德里克�9�9蒂尔尼（蒂尔尼上尉）调情，因为蒂尔尼的家庭更加富有，然而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于是又回过头来想通过凯瑟琳的帮助要与詹姆斯重修旧好，最后连读了她来信的凯瑟琳都对她的行为感到厌恶，更不用谈修补她与詹姆斯的爱情，因为那不是爱情。第二个让凯瑟琳认识这个现实世界的是约翰�9�9索普。这个牛津大学的呆子所追求的只是事物的表面，为了在别人面前显得神气和阔气，他什么都可以编造。最大的谎言是为了显示他的追求对象家庭阔绰，说她是富勒顿地产的女继承人，仿佛他追求的人富有便是他的阔气。然而一旦追求凯瑟琳不能得逞，又转而污蔑她家是贫穷人家，这第二次谎言带来的后果是蒂尔尼上将把做客的凯瑟琳赶出家门。凯瑟琳虽不了解这些情况，但她始终没有被索普骗走。这是她性格非常可爱的地方。蒂尔尼上将虽然出身高贵、家境富有，其实是一个头脑蠢笨的人，否则他不会两次被约翰�9�9索普所蒙骗，这主要是因为他所追求的只是金钱、地位、地产之故，有什么样的追求便会造就什么样的人，那是必然如此的。凯瑟琳一直对他敬而远之，而且总怀疑他是谋害妻子的凶手，尽管她是受了太多的哥特式小说的影响。这是凯瑟琳性格的又一个可爱之处。正因为有这些可爱之处，她赢得了亨利�9�9蒂尔尼真诚的爱，以及他妹妹艾丽诺�9�9蒂尔尼的真心帮助。
　　艾伦太太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她养尊处优，只关心服饰，因此她是头脑空空洞洞，没有什么见解的人，在巴思的那些日子里，与其说她关心凯瑟琳，倒不如说她关心巴思的时髦服饰。莫兰太太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尽管她为了安慰凯瑟琳可以搬出麦肯齐的《镜报》杂志妙文来，然而她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是很局限的。倒是凯瑟琳的大妹妹萨拉，虽然只听到她说过几句话，但她是一个很善于动脑筋而且思维清晰的人，可以想见定是一个很有见解的姑娘。至于亨利，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凯瑟琳才从生活中学懂了许多道理，这里不必多说他了。奥斯丁的人物都是很有性格的，非常令人难忘，因为在我们身边也可以碰到这样的一些人。这就是奥斯丁小说的魅力。
　　奥斯丁作品的语言文字是纯正英语的典范。这是跟她的家庭环境有关的。她从小就开始大量广泛地阅读。
　　她在第五章论及长篇小说的时候，指出小说是“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是“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的刻划，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的作品”。
　　《诺桑觉寺》的叙事策略
　　《诺桑觉寺》，与其他五部奥斯丁的长篇不同，采用了公开的叙述者和外露的作者型的叙述声音，展现了作者权威。它是简�6�1奥斯丁打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定稿完成于1797年左右，即奥斯丁大概22岁的时候。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初露锋芒，文风初步成形，就是以“一个村镇上的三、四户人家”①为生活背景，以极具讽刺的笔法叙述一个婚嫁故事。
　　总的来说，《诺桑觉寺》的叙事策略有这样的特点：以恰当的视点为基础，通过作者以反讽修辞为特色的介入，充分地向读者宣达了自己的信念和价值立场，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交流关系。
　　在《诺桑觉寺》中，奥斯丁选择了主要从凯瑟琳的视点展开叙述，这个选择的好处是，既然女主人公（凯瑟琳）是个哥特式小说的盲目热爱分子，又是一个心地善良、无比单纯和缺乏主见的姑娘，那么在她看来，许多其实荒谬的东西就成为了合理的，可以容忍的，故事因而也得以顺利地发展，一些情节也得以顺利地发生，这样，便巧妙地带出了无数可以用来嘲讽的空间。如：
　　“ ‘我敢说，就是你用手一碰，也能把它摇个粉碎。我从没见过这么遥遥晃晃的破玩艺儿！……就是给我五万镑，让我坐着它走两英里，我也不干。’
　　‘天哪！’凯瑟琳给吓坏了，大叫起来，‘那我们还是往回转吧。……索普先生。快停下和我哥哥说说，告诉他太危险。’
　　‘危险！哦，天哪！……只要你会驾驭，那马车安全得很。这种家伙要是落到能人手里，即使破烂不堪，也能用上二十多年。……谁给我五英镑，我就驾着它到约克跑个来回，保证一个钉子也不丢。’”
　　贪慕虚荣的人一边说着经过夸张处理的事实，这些说话在我们旁观者看来是那么赤裸裸而且可笑的——谁都晓得一辆马车要是真象索普说的那样不堪一击，那么他们这会儿准已摔个粉碎；要是谁的驾车技术高得可以驾一辆这样的马车赶路的话，那他一定不是神造的儿子，他是神。但是凯瑟琳是多么的单纯，她容许了这些虚伪和夸张，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一点的虚伪和夸张，只是不断怪责自己学识太少，弄不明白这些咄咄怪事的玄机。就这样，自相矛盾的事实，在凯瑟琳的反应和思考下会变得加倍地有趣，她的真诚更加衬托出同伴的虚伪。
　　选择凯瑟琳作为主要视点还使得小说的高潮部分更加逼真和扣人心弦：因受到哥特小说的熏陶影响，误以为诺桑觉寺的主人蒂尔尼将军将其妻子囚禁在某个密室之内因而在她寻找“秘密”的过程中，所见到的和听到的景致，一草一木，一门一窗全是那么可疑的，极其恐怖的。小说的视点这时候没有流向作者的全知型视点，只专注于女主人公的视角出发，描写她的所见所想。这方显示出哥特小说本身是怎样的令人迷乱昏心，以及它是以何等程度迷惑着读者的心智的。
　　《诺桑觉寺》的基础视点是凯瑟琳，然而，它也是灵活转换的——就在女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发生。这就自然产生了作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作者故意制造出来让读者思考的，这样，读者与作品也产生了距离。即对读者来讲，每一部小说都存在着这样两种距离，一种是对应着小说的形象体系的外在距离，一种是对应着小说的意义世界的内在距离。前者涉及小说形式上的可感性，后者涉及小说意义上的可理解性。[3]132而有效的外在距离是通过叙述声音实现的,在《诺桑觉寺》中,叙述者可以理解成等同作者。
　　前面提过，许多现代评论家主张作者“退隐”，不评论，不干预，但是，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却通过外露的作者型的叙述声音有效地表现了主题，特别是在揭露哥特小说是如何矫揉造作、蛊惑人心这一方面。
　　《诺桑觉寺》中作者的明显“干预”有二十多处。作者的声音出现得如此频繁，几乎从未让我们忘记她的存在，这是自有其意义的。《诺桑觉寺》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揭露哥特小说的不切实际，而计划的阅读人群就是受到哥特小说昏迷理智的人。于是，作者在内容上选择了用戏拟哥特小说情节的方式来作为一种反讽。既然是模仿那种哥特式的情节，必定有写到使读者心驰神往的一些恐怖、悬疑、浪漫等等的事件，考虑到当时的读者受到比较浓重的哥特小说熏陶，也许缺乏自觉地理性思考和分析的能力，作者在作品中适时地介入显然是可行的策略。
　　在故事的开始之前，作者就向读者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凯瑟琳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可人儿，无论是样子还是性格都没有任何出色之处。奥斯丁用了整整一个章节介绍凯瑟琳的出身，那么详细，那么清晰，那么确定无疑，她是怎样考虑这种安排的呢？
　　“谁都想不到她命中注定会成为女主角．．．．．．”
　　这一句话揭示了这场“叙述者干预”的潜台词――凯瑟琳来自于现实世界，她并不是那种自身完美无暇而又有着传奇出身的传统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大家请不要对她抱有幻想！这样一来，被假浪漫主义熏陶了的读者在开始他们对一部小说的没有根据的浪漫幻想之前，就被泼了一大盆冷水。
　　在下一章中，凯瑟琳行将离家出发到巴思了，奥斯丁描写了女主人公与家人告别的一些细节，然后又借题发挥起来：
　　“莫兰一家人冷静而适度地处理了与这次重要旅行有关的一切事项。这种态度倒是十分符合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感情，．．．．．．
　　就在这般惨淡的光景中，凯瑟琳辞别家人，登上旅程。一路上一帆风顺，平安无事。既没碰上强盗，又没遇上风暴，也没有因为翻车而幸会男主角。只有一次，艾伦太太担心把木屐丢在旅店里。后来幸而发现这只是一场虚惊，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发生令人惊恐的事情。”
　　感情丰富的读者们头脑中所联想到的符合“小说”情节的情节通通被作者从侧面提了出来，例如悲凄的撕心裂肺般的哭诉，路途上面那些意想不到的风波等等，而用以替换的竟然是丢木屐的虚惊！作者插入这段话很明显地是在“故作可惜”，言语间充满了讽刺。这样的摆明车马，读者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个木屐与浪漫的置换使得现实与幻想一下子冲突了起来，并一同展现于读者眼前，引起对比和反思。仅隔了一段，作者又“闯”了进来：
　　“现在应该来介绍一下艾伦太太，以便让读者能够判断：她的行为今后将会如何促成本书中的种种烦恼，可能如何使可怜的凯瑟琳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究竟是出自她的轻率、粗俗或是嫉妒，还是因为她偷拆了凯瑟琳的信件，诋毁了她的声誉，甚至把她撵出门去。”
　　其实，艾伦太太与凯瑟琳后来的遭遇毫无关系。而作者在下文中对艾伦太太的描述也不过表明了艾伦太太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了。这段话的反讽意图比上一段引用文字更加明显，它揶揄了哥特小说中的女主角经常被遗弃的桥段。如此张扬的讽刺，对于读者来说恐怕有点接受不了。奥斯丁就是在挑衅着她的读者，但是读者会因此罢看《诺桑觉寺》吗？事实上是刚好相反的。人人都有叛逆心理，还有维护自己尊严的自觉。他们怎会任由奥斯丁公然揭示他们的内心想法再公然地将其讽刺一番呢，反抗的办法只有继续看下去，证明自己是一名拥有理性的读者。
　　然而，简�6�1奥斯丁是进退有度的。评论干预到小说的下半部分就减少了，这时小说的剧情亦逐渐发展到高潮。凯瑟琳被邀请住到了古老的诺桑觉寺之后，三番四次地以为自己发现了可怕的阴谋和秘密甚至猜想蒂尔尼（男主角）的父亲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或对其实施了幽禁。蒂尔尼知道凯瑟琳这个荒唐的想法之后对她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凯瑟琳亦从蒂尔尼的口中知道了他母亲去世的“真相”――病死。从此以后这位女主人公才彻底地从非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整个高潮部分奥斯丁没有站出来强加“干预”，因为这样做毫无必要。要是读者还没有被她前面频繁的“干预”刺激醒的话，至少也形成了一点自觉，那么他们的幻想将由最冷酷的事实来戳灭，他们将同凯瑟琳一同清醒过来。
　　奥斯丁如此不均匀地安排她的叙述者干预是有其道理的。若评论过多，则会使读者的接受过程变得被动而消极，由此失去阅读的趣味；若完全不加以“干预”或“干预”不足，又会容易让读者陷入不切实际的浮想联翩中，不识反思。
　　这种科学辨证的叙事策略与20世纪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对于戏剧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反对在表演上以感情共鸣为演员的唯一目标。传统的戏剧以俘虏观众的感情为目标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观众引入戏剧情境，进入神志昏迷，如痴如醉的状态之中，从而丧失了独立判断和理解戏剧的能力。因此，布莱希特强烈反对玩弄观众的感情，他要求以情绪感染的同时要使观众保持清醒的理智，能以冷静的头脑去理解剧作的思想意义。他反对演员进入角色忘了自己，更反对观众进入角色忘了自己。为此，他创造了种种“间离”（又称“陌生化”）手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在舞台上挂“语录牌”，为的是向观众直接提示正在演着某一场戏的思想内容所在；或在剧情发展进程中突然加一段与剧情不相干的“歌唱”，向观众直接提示该事件的内在含义是什么，以启发观众的理智；或者由作者直接出面与观众对话。如此等等。
　　《诺桑觉寺》正如布莱希特的戏剧，作者既是编剧也是导演，她承担起引导读者的责任。奥斯丁也希望读者能够辨别真伪，用带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眼光去看待读物，不要被哥特小说、感伤小说里面那近乎疯狂的情节控制了思想，要懂得抽离和独立地思考。奥斯丁为此采用了这种“粗暴”的叙述者干预，这种手段导致了：小说的主人公与作者有了一定距离——凯瑟琳在一开始就以“丑小鸭”的形象出现，她绝非奥斯丁理想女性的典范；小说的人物、情节与读者产生了一定距离——作者将故事情节佯装成哥特小说的样子，有女主角的离家旅行，有频繁的舞会，也有陌生的古建筑，可是往往到了“装”得最像的关节处，读者有机会对剧情进行浪漫幻想之际，就挺身而出打破荒谬，将读者拒之于妄想之门外。这就是“间离效果”，“间离”使得审美变成了可能，因为“距离产生美”。只不过这里的“美”是现实世界的美。“间离效果”的任务就在于“把习以为常的、不变的现象表现为反常的、意外的和可以改变的，并以此使观众感到惊异，激发观众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进而产生改造世界的愿望。”[4]且看《诺桑觉寺》中凯瑟琳错过了与亨利�6�1蒂尔尼兄妹的约会之后心情忐忑不安，奥斯丁就当天晚上凯瑟琳的睡眠调侃道：
　　“现在，我该打发我的女主角上床去辗转反侧，感伤垂泪了，因为真正的女主角大都命该如此。假若她能在三个月之内睡上一夜安稳觉，她便会觉得自己十分幸运了。”
　　这是一段名副其实与情节不相干的“插曲”，奥斯丁写它的目的无非又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名叫“提醒”的服务。女主角的爱情遭遇到挫折，那么睡不着觉也是平常事，奥斯丁该是硬把这“习以为常的、不变的现象”加以讽刺，变成了“反常的、意外的和可以改变的”。因为在传统小说中，女主人公遭到挫折后总要表现得过分地悲恸，以使读者受其感染。这种过分渲染是奥斯丁所反感的，因此她要让读者也有所警惕。通过这一席有着“间离效果”的话语，读者便能够瞬间从剧情中抽离了，意识到自己只是在“读”着一本小说，而不是亲身经历着里面的内容，这时他的审美思辨就可在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自由驰骋了。一旦读者思维脱离得了情节，那么就可以从容地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读者，而不必去冒读者从小说情节中领悟不全或者错误领会作者意图的险了。
　　作为对现实世界抱有控诉愿望的小说家，奥斯丁成功地运用灵活恰当的人物视点和适度的介入引导读者形成对哥特小说的独立、冷静，和带有批判性的思考。而评论干预中的幽默又使得本来刻薄得“讽言讽语”变得异常可爱，这势必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很好地掩盖了情节被打断的突兀，就像是发动机里面润滑剂所起的作用一样。

简介：凯瑟琳·莫兰在舞会上爱上了亨利·蒂尼。同时，她还碰到了另一位青年约翰·索普。索普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向亨利的父亲蒂尼将军谎报了莫兰家的财产，蒂尼将军信以为真，竭力怂恿儿子去追求凯瑟琳。后来，索普追求凯瑟琳的奢望破灭，便恼羞成怒，把以前吹捧莫兰家的话全盘推翻，说她家如何贫穷。蒂尼将军再次听信谗言，把凯瑟琳赶出了家门，并勒令儿子把她忘掉。但是两位青年恋人并没有屈服，他们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结为伉俪。

希特勒对世界的贡献
阿道夫·希特勒

公元1889～公元1945

坦率地说，我是带着一种恶心的感觉把阿道夫·希特勒编入此书的。他的影响几乎完全恶毒有害，他的主要作用是使大约三千五百万人丧失了性命。我无意为这个人树碑立传，但是事实不容回避：希特勒对许许多多人的生活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1889年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布劳瑙小镇。青年时代，他是位一事无成的艺术家，却成了一位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德国部队里服过役，受过伤，还得过两枚勇敢勋章。

德国的失败使希特勒感到震惊和恼怒。1919年他在慕尼黑加入了一个小小的右翼党，这个党不久就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便成了该党理所当然的领袖。

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纳粹党的势力在迅猛增长，1923年发动了一场叫做“慕尼黑啤酒店暴动”的政变，阴谋失败后，希特勒锒铛入狱，他由于变节而受到审判和定罪，但是他服刑还不到一年便悠闲地走出了狱门。1928年纳粹党仍是一个小党。但是大萧条的到来引起了公众对根基牢固的各个德国政党颇为不满。因此纳粹党的势力在迅速增长，1933年四十四岁的希特勒一跃成为德国总理。

希特勒一当上总理，就利用政府机构镇压一切敌对势力，迅速建立起一种独裁统治。这个过程不是通过逐步腐蚀公民自由和被告辩护的权利，而是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完成的。纳粹党人根本就不实行审判，许多政敌倍受毒打，或直接遭到暗杀。在战前的年代里，大多数德国人却真正拥护希特勒，因为他能减少失业，恢复经济。 随后希特勒把德国引上了一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服之路。起初他获得的领土实际上是一弹未发。英国和法国自己正面临着重重的经济困难，极度渴望和平。希特勒扩充德国军队，破坏凡尔赛和约，占领莱茵河西部地区并实行军事设防，强行吞并奥地利 （1938年 3月）。对所有这些，英法两国都未出面干涉，甚至对强占捷克斯洛伐克设防牢固的边界地区苏台德也加以默许（l938）。英法希冀慕尼黑协定—— 一项国际协定——能够买到“我们时代的和平”，才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孤立无援，几个月后希特勒就占领了该国的所有地区。每次进攻之前，狡诈多端的希特勒一面为他的行径辩护，一面威胁说，如果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发动战争；每次进攻，脆弱胆怯的西方民主国家都作出了让步。

但是英法决心要保卫希特勒下一个进攻目标——波兰。希特勒在1939年8月下旬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是一项侵略同盟条约，两位独裁者就相互间如何瓜分波兰在条约中达成协议），使自己首先得到了保护。九天后德国入侵波兰，又过了十六天苏联也入侵波兰。虽然此时英法两国对德宣战，但是波兰很快就被击败了。

1940年是希特勒的最得意忘形之时，4月他的军队吞并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月法国投降。但是在年末英国抵住了德国空军一系列长时间的袭击，这就是著名的

“不列颠之战”。希特勒从未能够入侵英国。

1941年4月希特勒的部队征服了希腊和南斯拉夫。I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他与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对其发动进攻。他的军队征服了大片的苏联领土，但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却未能歼灭苏军。

虽然希特勒已经与英国和苏联作战，但是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几天之后，他即对美宣战。

到1942年中期，德国所征服的欧洲领土面积大于历史上任何国家所征服的领土，此外它还占领了北非的许多地区。1942年下半年，战争的转折点出现了，德国在苏联斯大林格勒和埃及阿莱曼两场关键性战役中连遭失败。经受这些挫折之后，德军势力大减。虽然德国的最终失败现在看来已成定局，但是希特勒却不甘服输；尽管德国伤亡惨重，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又继续战斗了两年多。惨痛的结局在1945年春天终于来到了，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七天后德国投降。

希特勒在掌权期间，实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种族灭绝政策。他是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特别恶毒地憎恨犹太人。杀掉世界上每一个犹太人是他公开明确的目标。在他执政期间，纳粹分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造了庞大的集中营，营内设有巨大的毒气室。在他所征服的每块领土上，无辜的男女老幼就被捆绑起来，装上畜车，投进毒气室活活毒死。仅在几年期间，几乎有6百万犹太人就这样惨遭杀害。

不仅犹太人是希特勒的牺牲品，在他执政期间，大批大批的俄国人和吉普赛人以及许许多多被认为是低劣种族的人和国家的敌人也惨遭屠杀。人们决不会想到这些谋杀是自发的行为，是在战斗最激烈期间进行的：希特勒死亡营是一门经过精心组织的大商业。要保持记录，要有定额，要全面搜索尸体，以求得到诸如金质假牙和结婚戒指等贵重物品。许多受害者的尸体也被用来制作肥皂。希特勒十分热衷于这项谋杀计划，在战争末期德国民用和军用燃料短缺时，畜车却不停地向死亡营驶去，执行着阴森可怖但无益于军事的任务。

看来希特勒显然会留名于世，其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众所皆知，他是整个历史上罪恶最大的人。如果说象尼禄和喀利古拉这样的人物——已经作为残酷的象征闻名于世长达二十个世纪之久——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同希特勒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似乎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希特勒作为历史上罪恶最大的人是无可争议的，所以他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中都会留有名气的。此外他当然还会作为世界曾经历过的最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核武器的出现使将来再发生这么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因此，即使从现在到今后的两千多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都会被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而且希特勒还会为他整个生平十分古怪有趣而将继续留名。一个外国人（希特勒生在奥地利，不是德国人）没有政治经验，没有金钱，没有政治背景，但是却在不到十四年的时间就爬上了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的元首宝座，这确实是令人瞠目。他具有杰出的演说才能，从希特勒鼓动人们采取重大行动的能力来判断，他可能是整个历史上最精湛的演说家。最后希特勒一获得政权就行使恶魔般的手段，这当然也不会很快被世人遗忘。

也许历史上没有哪一位人物对其同代人的影响象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大。除了在他发动的战争或在纳粹集中营中死去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以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的生活由于战争而被完全扰乱了。

要估价希特勒的影响还必须得考虑另外两个因素。第一，要是没有希特勒，在他领导下实际发生的事件有许多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在这方面，他与诸如查尔斯或西蒙·玻利瓦尔这样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德国和欧洲的形势也确实为他提供了机会。例如，他提倡军国主义和反对犹太人的演说肯定在许多听众中引起了共鸣。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大多数德国人希望或有意让他们的政府奉行近乎象希特勒所推行的那种极端的政策，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其他可能会成为德国领袖的人物会干出同样的勾当来。事实上对于希特勒时代实际发生的事件，任何局外的观察家都不能作出近乎准确的预见。

第二，整个纳粹运动绝对操纵在一个领导人手中。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其他人对共产主义的崛起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希特勒前后都没有重要的领导人。他领导纳粹党夺取了政权，并在这个党的整个掌权期间维持住了他的领导地位。当他死亡时，纳粹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也随之消亡。

虽然希特勒对他同时代人的影响十分巨大，但是他的举动对未来世世代代的影响看来却无足轻重。希特勒完全未能实现他的任何远大目标，他对后代人所产生的一点儿影响似乎与他的本意相违背。例如，希特勒热衷于扩大德国的领土和影响，但是他征服的领土虽大，却瞬息即逝。今天即使把东德和西德的领土合在一起也没有希特勒就职时的德意志共和国大。希特勒极力想灭绝犹太人，但是在他就职的十五年后，十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在两千年中首次宣告成立。希特勒憎恨共产主义和苏联，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所发动的战争，苏联人在他死时就已经把自己的控制范围扩大到东欧的一个广大的地区，共产主义的影响在世界上迅速扩展开来。他轻视民主政体，希望不仅在其他国家而且也在德国将其消灭，但是今日的西德就是一个正在运转的民主政体，它的公民对于独裁统治的忍耐力比希特勒以前任何一代的德国都要小得多。

希特勒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对未来的世世代代没有什么影响，把这个奇怪的现象综合起来分析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希特勒对他所处的时代的世界的影响如此巨大，显然他应在本册中占据相当高的位次。但是他肯定应该远排在秦始皇、奥古斯都·凯撒和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之后，因为他们的行动在其死后若干个世纪中对世界仍有影响。与希特勒般配的是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大帝。从短期来看，希特勒对世界的骚动，甚至比这两位还要大，但是他的名次要比他俩略微低些，因为他的长期影响不如他俩大。

他上台后迅速恢复了德国的经济和整体国力, 大大改善了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停止了一战限制德国发展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在战争之前,德国人民是相当爱戴他的.

有不少学者这样评价他: 他如果在1939年9月1日之前死去,那他将是德国历史上比俾斯麦还要伟大的人物.

另外,他反动的战争虽然不对,但客观上却大大推动了科技的进步.

1933、1934、1935，仅仅三年，伟大领袖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且这完全不是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取得的。在这三年内，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了100%

为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和平.通过战争,人们才知道和平的幸福.

消灭人口，促进经济发展，对战争学战役学有推动，还有高科技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