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在吕后的帮助下除去了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王，既没养虎遗患，又没为虎所伤，虽然不可避免的在历史留下了一些恶名，但总算为后世刘氏子孙拔去了一根大刺。

然而异姓王没了，还有同姓王。本来同姓王是汉室江山的一大屏藩，如果没有他们，诸吕之乱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平定。但问题是在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时期，同姓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已渐疏远，且其势力与野心也逐渐膨胀，导致其对帝国与皇权之威胁亦逐渐变大，汉文帝刘恒在晚年开始痛苦了。

最先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序幕的，是文帝所封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是刘恒的侄子、齐王刘襄的弟弟。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立有功劳，大臣们本来许诺将梁地封给刘兴居为梁王，但刘恒后来听说他当初曾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所以只割了齐地之济北郡封给他做济北王。刘兴居因此而极为不满，渐起不臣之心。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大举南侵，刘恒御驾亲征至太原督战。刘兴居遂趁机起兵西向，文帝闻讯，立刻罢兵南救，将刘兴居的反叛扼杀于摇篮之中，刘兴居兵败被俘，自杀，国除。

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刚刚平息三年，淮南王刘长又出来捣乱了。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汉文帝仅存的小弟弟，也是当初帝位候选人之一。刘长遂凭着自己跟大哥刘恒关系最好，而骄横跋扈，目无法纪。不仅公然擅杀辟阳侯审食其，并且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官员，自己重新任命，还擅自封爵关内侯（地位低于列侯，有封号而无封国）以下94人，简直是没有王法了！但刘恒对他一直百般纵容，不但不将施以惩戒，反多赐美女黄金以归，等到弟弟错误越来越大，他又派舅舅薄昭写信去教训刘长。被宠坏了的刘长顿时被激怒，于是纠集了七十几个人，图谋造反。可惜未及行动，事情败露，刘恒遂派人逮捕刘长至长安，革除了他的王爵，把他装车打包贴上封条，发配蛮荒蜀地。年轻气盛的刘长受不了这个侮辱，行至半途，竟绝食而死。文帝于是将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县官全给砍了，以挽回自己的“明君”声誉。

不过，刘兴居和刘长都是没城府的年轻人，刘恒又对他们很熟悉，所以很好对付，但其他年长些且关系更疏远些的诸侯王就令人担忧了，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反心，只就目前的局势看，他们完全具有这个造反的实力。

首先，依汉初的政治体系，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郡国兵”，其军事指挥官“中尉”一般也由王国自置。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其中却有三十九郡、八百五十万人口属于诸侯王的封地，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五百万人口而已。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

其次，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小朝廷，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其下官吏，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这客观上形成了诸侯国内独立的政治集团。其中便不免有些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煽风点火，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唯恐天下不乱，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

第三，我们知道，汉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采挖矿产的，但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刘恒在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颁布的“除盗铸钱令”，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养的更肥了，肥的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

我们前面提过，汉初因长期战乱影响，国家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窘迫。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铜产和财力来铸钱，因此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有多薄，薄的跟榆荚一般，故称为“荚钱”，远不如秦朝时候的“半两钱”（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来的分量足质量好，但刘邦没有办法，汉朝初立，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政府捉襟见肘，最后只得强制收回天下的半两钱，重铸成又小又薄的荚钱，以渡过这段困难时期。

其实汉朝地大物博，本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狼狈，只可惜汉朝最大的豫章（今江西南昌）铜矿，刚开始在淮南王英布手里，后来又被刘邦封给了侄子吴王刘濞（刘邦兄刘仲之子），这两位可都不是好说话的主儿，他们不肯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皇帝也拿他们没辙。

而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货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时已渡过了刘邦的困难时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民间商人开始活跃，于是出现一大批不法商贩开始私自滥造荚钱，以谋取暴利，而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在铜中掺铅、铁等其他金属偷工减料），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政府虽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但奸商们在暴利的诱惑下常常铤而走险，导致私铸钱屡禁不止。

既然屡禁不止，不如放开监管？刘恒于是在前元五年四月下令允许民间私铸钱，但要求铸钱者不得再铸荚钱，而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面额。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仍只有秦时半两钱的三分之一重，但毕竟比荚钱重了不少，这样货币的质量就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使其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其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以及稳定货币市场的作用。

然而，文帝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奸商的粗制滥造，却又导致了官商与诸侯的垄断。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可发大了。尤其坐拥豫章大铜矿与广阔东海资源的吴王刘濞，他采铜而铸钱，又煮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而渐有东帝之志。

综上所述，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就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搞得天下乱七八糟。

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的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诸侯国分成若干国，使其诸子分别受王爵，是为“剖分王国策”。

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推恩令”前身。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164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稍试行之，分齐为七国，分淮南为三国，又把自己除太子刘启外仅存的儿子刘武从淮阳王徙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捍诸侯，屏障中央。

然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心中愧疚，不忍做的太绝，更重要的是，刘恒还需要吴国为朝廷再多铸几年四铢钱，以渡过文帝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够了，经济步入正轨，再拿他开刀不迟。

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明知诸侯王必将成为汉之心腹大患，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

举凡成大事者，一要魄力，二还要谨慎，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乱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刘恒其人，可谓通透。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十几年，到了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独立性也越来越强，汉景帝又是个暴脾气，所以事情终于到了一个要了结的时候。

汉景帝年少时因为砸死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也因此和刘濞结了仇恨，从汉高祖建立大汉以来已经46年，当时刘邦封的同姓诸侯王经过几代人这会已经羽翼丰满。

汉景帝削藩引发的一系列祸乱，源头并不在汉景帝这里，而是从楚汉之争时就已经出现的问题，当初刘邦实力远弱于项羽，为和项羽斗争，只能拉拢其他诸侯分封了异姓王，刘邦战胜项羽后，为了制衡异姓王而分封了同姓诸侯王，汉朝逐渐走上正轨，实行郡国并行制度。

汉初，吕氏外戚干政，吕后死后，在大臣和诸侯们合谋下，吕氏外戚被铲除，大臣们拥立刘恒称帝，为汉文帝，不过也是在这期间，诸侯们的势力开始崛起，对中央形成了威胁，这也就让刘恒的统治并不稳定。

在汉文帝执政期间，刘氏诸王已经经过了几代的血脉更替，血缘关系逐渐疏远，汉文帝本身是庶子继承皇位，并非嫡子，因此他的统治地位也受到了严重挑战，济北王，淮南王等人相继起兵谋反，诸侯王和汉朝中央的矛盾不断加剧。

汉文帝为了缓解矛盾，稳固自己的统治，制定了一系列削藩的方针，他要求诸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将自己的儿子们进行分封，将原来面积辽阔的诸侯国，拆分成多个小国，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有利的位置。

汉文帝驾崩后，刘启继承王位，为汉景帝，而汉朝中央和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在刘启这里突显了出来，诸侯国中，国力最强的是吴国，吴王刘濞在汉景帝统治时期，吴王太子刘贤代父朝见汉文帝，结果入宫后陪太子刘启下棋，刘启下输棋后，抬起棋盘将刘贤砸死，从此吴王不在朝见天子，

在汉景帝继位后，诸侯国和汉朝中央的矛盾更加明显，特别汉景帝和吴王还有杀子之仇，而汉景帝重用晁错更是对削藩的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景帝继位第二年，晁错就迫不及待给汉景帝上疏《削藩策》，为汉景帝深刻剖析了诸侯国势力不断壮大对中央皇权的威胁，

汉景帝也正担心这一点，立刻接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谋划削藩，楚王，赵王，胶西王的封地先后被削减，诸侯们人人自危，而朝中的大臣们对晁错也十分不满，并不赞同汉景帝削藩，吴王刘濞也担心这样没完没了的削藩，早晚会轮到自己，因此他开始联络各路诸侯，筹划起兵谋反。

削藩的政策是在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定下来了，汉景帝继位时，诸侯国的实力已经严重威胁到汉景帝的统治，加上晁错不断上疏，更加坚定了汉景帝削藩的决心，在最初削藩楚王，赵王进展也还算顺利，让汉景帝误判了形势，所以当吴王刘濞联络各路诸侯，以“清君侧”为由起兵时，汉景帝顿时乱了阵脚。

朝中的大臣们大多不主张迎战，而要求汉景帝杀晁错，汉景帝为了稳定局面，只能除掉晁错，也让大臣们看清楚，吴王等人“清君侧”是假，起兵谋反才是真的。

汉景帝统治时期，削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因为藩王的势力再不加以遏制，很可能皇位就要易主了，不过汉景帝一系列削藩举措引起了诸侯们的警惕，最后让吴王刘濞有机可乘，鼓动了各路诸侯起兵。

对于皇帝来说，皇权的地位是绝对不容挑战的，汉景帝不惜一切代价削藩的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这也反应出了郡国并行制度，以及分封制的问题，设置诸侯国，虽然所诸侯都接受天子的领导，但却是地方的统治者，这等于将皇权分裂了，当中央无法对地方有效管理，那么中央的权威就会遭到挑战，最后也必然会导致诸侯国和中央之间的冲突。

西汉为什么会发生“七国之乱”？

西汉初期，刘姓诸侯王的势力渐渐强大，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担忧，建议对这种势力加以控制。文帝的时候，贾谊就提出把大的诸侯国变成几个小的，以削弱其面积及实力。景帝的时候，御史大夫晁错又提出削藩的建议，即削夺诸侯的封地。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这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当景帝下令削夺吴王一些封地时，吴王刘即与楚、赵、胶西、胶东、川、济南等六国联合起来公开反叛。他们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而西。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万大军平叛。三个月以后，叛军失败，刘被杀，七国之乱结束。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54年发生的一次叛乱，参与叛乱的共有七个诸侯国，所以叫做“七国之乱”。 发生的原因是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有当时的皇后——吕后专权等原因。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建立汉朝后，曾经和大臣约定，只封刘姓的做王。但吕后掌握政权后，却让姓吕的做王，引起刘姓王的不满。汉景帝做皇帝后，中央权利和地方王国的权利矛盾激化，大臣晁错建议景帝减少诸侯王的管辖地，防止他们和中央对抗，结果成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线。

史家常常把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归咎于吴王刘濞（刘邦之侄）的个人野心与恶德，也有归咎于晁错削弱诸侯势力激起诸侯王不满，因此发生内乱的。其实，与刘濞的为人或晁错的政策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更不像司马迁所说“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七国之乱与刘濞丧子关系也不大。

固然刘濞有野心，而且利令智昏，但他之造反，从根源上说，乃朝廷逼迫所致。他儿子被太子打死之后，下人将死尸运回吴国，他愤怒地说，死在长安就该埋在长安，又将死尸运回了长安。此举引起孝文帝的怀疑与不满。刘濞为了躲避罪责，20年没有回京述职，置王法规矩于不顾。景帝与刘濞有隙，景帝的即位令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来想去，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刘濞一步步走向绝路，与彭越、英布、韩信等人的情形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他本就有些反意，遇到刺激很容易将反意付诸实施。有意思的是，除了刘濞，“七国之乱”中的其他肇事者也都有与刘濞相似的经历，都受到过削减封地的处分。在某种意义上，诸侯王与朝廷之间的斗争，就是削减与反削减的斗争。

晁错在削减封地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在皇帝面前历数诸侯王与朝廷的二心，揭露他们的反情。晁错之被诛杀，固然与袁盎诡诈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事态所逼，不能不拿晁错当替罪羊，以缓解朝廷与地方一触即发的矛盾。

“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息，说明地方造反的势力根本不足以动摇国本。既然如此，诸侯王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卵击石，犯相同错误呢?以一言作答：中国政治之软肋，在于始终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朝廷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长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意地绕过这个问题，采取“不承认主义”。像司马迁这样富于远见的史家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他的论赞是这样写的：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