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史书里记载的那些私密的话或者是人物的言辞,是真实的还是书写者的二次创作

发布时间: 2022-07-02 14:10:25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经典文章 点击: 81

史书的人物描写分哪些手法第五章,《史记》与《汉书》第一节,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

请问,史书里记载的那些私密的话或者是人物的言辞,是真实的还是书写者的二次创作

史书的人物描写分哪些手法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记言为主的史书有哪些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此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篇幅加长,内容详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为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一、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按周代的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位.《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记载了商周君王对臣民发布的各种政令,文辞简练.《春秋》是鲁国的遍年史,记事严谨,语言精炼.
应该说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其代表.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采,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摇(没找到这个字)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就是这样.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写唐且出使秦国,唐且与秦王谈起“布衣之怒”,秦王轻淡的说,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慷慨陈词:“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说完,拔剑而起,这一番慷慨豪壮的言辞,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
《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象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
《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书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问,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二、诸子文章的风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风格是语言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其中许多形象化的语言,往往包含着深远的社会和道德含义.例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这既是对松柏的礼赞,又是对一种坚强人格的称颂,形象与哲理交融在一起.
《墨子》一书,语言质朴,但有很强的逻辑性,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又经常从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作出概括性的总结.例如,《非攻》篇中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人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以下又从盗窃别人鸡狗说到,侵略他人国家,指出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亏人自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的由小及大,层层推进,既是演说,又是比喻,论证明白而严谨.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端锋芒显露.例如,忘了是哪篇了,记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所问“齐恒晋文之事”避而不言,却引齐王谈论王道.在对话中,孟子经常连连发问,步步紧逼.他的雄辩锋芒,有时竟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文章还善用比喻.他在谈及不能和不为的区别时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所用的比喻常常是多样的,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就象“鱼,我所欲也”,就是层层深入,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
在先秦思想中,庄子的思想具有一种虚无主义色彩.在先秦散文中,《庄子》是最具风格的.大量的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思想论点,这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庄子》寓言丰富,并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象写河伯看到“秋水将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当他来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天际,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过与河伯的对话,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等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壮阔的景物描写,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写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建在蜗牛的左角,一个建在蜗牛的右角,“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可返”象这样的奇幻的想象,在《庄子》中还很多.
《韩非子》的文章注重论述,论事证理切中要害而又精辟深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分析力最强.有一篇写亡国的理由,竟写了47条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我们今天还在运用的成语,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都出自《韩非子》.
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叙事散文中以记言为主的著作是《尚书 》、《国语》

《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是《三坟五典》的可考记录。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请问水浒传,谁是作者

《水浒传》作者通常被认为是施耐庵,但是也有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者是两人都有。施耐庵原名叫做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在淮安死亡,终年74岁。著作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扩展资料:

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水浒传至今还代代流传。他刻画的108个人物形象,据说就是《水浒传》里的108将。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水浒传》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后世中国小说创作的典范。明清两朝,出现了多个版本的《水浒传》续作,另有很多小说和戏剧等以《水浒传》中的故事为素材。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施耐庵

施耐庵

施耐庵(约1296—约1370),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泰州兴化人,祖籍苏州,舟人之子,生于兴化白驹镇(今盐城市大丰区),13岁入私塾,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5岁中进士。35岁至40岁之间官钱塘二载,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

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岁,张士诚据苏,征聘不应;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后流寓江阴,在祝塘镇教书。71岁或72岁迁兴化,旋迁白驹场、施家桥。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居淮安卒,终年74岁。著作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扩展资料

毛泽东十分佩服《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英雄豪举。但他却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种英雄气概,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他经常用这个故事启发干部。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应该有一种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只虎”!他经常称赞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1975年8月,晚年毛泽东患眼疾开刀后未愈,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其读古典文学名著。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如何评价《水浒传》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此后,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被姚文元利用。姚文元14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作为反面教材,开展对《水浒传》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传》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并提出几点宣传、出版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施耐庵

《水浒传》作者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主要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山东梁山泊聚义的故事。

扩展资料: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

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

参考资料:水浒传_百度百科

施耐庵


人物生平

《施氏谱序》等有关资料记载


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施耐庵避战乱在兴化隐居写《水浒传》

施耐庵因避战乱迁此隐居写《水浒传》。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元,在平江(苏州)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和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于是特意差人给顾逖送去一封信,并附诗一首: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指昭阳,即兴化)好住家。

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当时民谣:“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顾逖见信后,马上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兴化避难。信中也答诗一首: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送一笑旧同寅。

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刘国通大师木雕《水浒108将》 

把梁山一百零八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将刻画得淋漓尽致。

施耐庵接信后,将大弟彦明留在苏州原籍,带了续娶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门人罗贯中,冒着烽烟,渡江北上,先在兴化顾逖家中暂住,而后由顾逖相助,在兴化以东人烟稀少的海滨白驹场购置了田地房产,在这里隐居著《水浒》,施耐庵结识了许多农夫和盐民,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成了他创作的素材,经过再创造,以惊人的艺术才能,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108将豪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留世资料: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

武松打虎原型

明初洪武年间,梧塍徐氏九世徐麒(徐霞客高祖)以布衣承诏出使四川,功成辞官回到故里,名扬一时。徐麒请苏州(一说为钱塘即杭州)隐士施耐庵到家里当私塾先生。施耐庵就住在祝塘镇环境幽美的大宅里,边教书边写作《水浒传》,当地人都尊称他为“耐庵公”。

还有很多关于施耐庵的故事。据说,施耐庵《水浒传》中的许多地名,都取之于祝塘附近。如“三打祝家庄”是全书中的重头戏,其实祝家庄就是祝塘镇。小说中武松景阳岗打虎,写得栩栩如生。据说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名庄丁武阿二把黄狗打跑了。施耐庵回家便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后阳岗改作景阳岗,黄狗变成吊睛白额大虫(老虎),武阿二成了武松。

相传施耐庵在大宅里坐馆教学时,还经常教学生画画。他要求严格,每次只教一幅人物画,直到学生画好后再教另外一幅。他前后教学生画了108幅。这些画,张张面孔不一样,个个动作不同,神态各异,个性有别。他刻画的108个人物形象,据说就是《水浒传》里的108将。刘伯温先生曾经上了两本,在洪武皇帝前保奏道“施耐庵本领胜臣十倍,若教他做官,一定有好的政绩。”洪武帝准奏,下诏书到江阴召他进京,召了几次,他只推脱有病,把圣旨谢绝了。他有通天的本领,除了做文章,他又会医病、卜易、命相、看风水、打拳等等。

人物轶事

古钱塘

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的记载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说他原籍苏州,后迁淮安,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归里,闭门著述。

施之常后裔,自幼才气过人,为人仗义

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

施耐庵

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为官三年后弃官回乡

19岁时中秀才,28岁时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如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向交情不错,卞向张推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徒弟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施耐庵纪念馆

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

从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隐居作《水浒传》,写完后没过几年病逝

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策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徒弟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水浒传如今还代代流传!

拳打恶霸

明朝初年的一天,施耐庵在一座茶山上游玩,正遇见一个恶霸在强夺农夫的茶园。他十分气愤地赶上前去阻止。恶霸见来人理直气壮,只好偷偷地溜了。可是事后,恶霸打听到来人的住处后,便花钱雇了一帮打手,围住施耐庵的居所。施耐庵见此情景,只是微微冷笑,便坦然自若地迈出了门。打手们见他赤手空拳,便一哄而上。其中一个黑脸大汉,手举根铁棒挟着风声朝施耐庵的头顶劈来。施耐庵侧身摆头,一个“顺风扯旗”,让过了棒锋,双手就抓住了铁棒,同时飞起右脚,正好踢在大汉的小腹上,那家伙便滚出一丈多远。施耐庵舞起夺来的铁棒,一阵旋风般的横扫,吓得那帮家伙四处逃窜。

棒打无赖

有一年的元宵节,施耐庵上街观花灯。忽然看见一个恶少在街尾侮辱一名妇女。他怒火顿起,用右手将那家伙提起,然后像摔死狗似的将他摔在地上。恶少吓得连连磕头求饶,施耐庵这才饶了他。谁知第二天,那家伙纠集了七八个无赖前来报复。施耐庵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粗绳,让无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然后叫他们用力拉。可是,尽管他们一个个累得脸红脖子粗,施耐庵的双脚像生了根,纹丝不动。接着,他取出铁棒,一记“乌龙摆尾”,便将身旁的一棵大杨树“咔嚓”一声打断。无赖们见他有如此功力,才知道是遇上了高手,个个叩头认输了。后来,施耐庵在写《水浒》时,还将这段亲身经历融进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降伏众泼皮的情节中去了呢。

相关信息

名字由来

施耐庵雕像

施耐庵一边讲学一边写书。一天,他写到《水浒传》中石秀智杀裴如海,头陀敲木鱼这一段,突然想到东林庵珍藏的木鱼木槌,心中疑惑不解,便向徐麒问:你这庵里的木鱼木槌,为何像宝贝一样珍藏呢?徐麒说:这庵里原先住着一位老和尚,他念经拜佛用心极诚,一边念经一边敲木鱼。说着他用手指着木鱼的凹陷说:你看,想让他们懂得,读书,做学问就是要专心致志。施耐庵听了,连连点头:我们写书,也要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行啊!事后,他提笔写了“耐庵”两个字,贴在门楣上,意思是告诫自己要排除一切困难,写好《水浒传》。外人不知其意,便把他称为“耐庵先生”,时间长了,他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便改名为:施耐庵。

籍贯考证

1.苏州说

写进族谱和祠堂

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这两段文字说得都很清楚,施耐庵在明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到兴化,然后再迁到白驹场。

赵伯英和奇林编著的《施耐庵年谱》中说:

“公元1296年秋(元成宗元贞二年岁次丙申)一岁,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长卿,母为卞氏。施氏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

公元1308年(元成宗大德十三年)十三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五岁,在季家继续就读。在季家就读的时间很长,此后季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他。

公元1314年(元仁宗延佑元年)十九岁,考中秀才,同季氏结婚……”

按以上各种说法,施耐庵不仅祖籍苏州,而且生于苏州长于苏州,还讨了苏州老婆,是个彻头彻尾的苏州人。

2.兴化说

明朝文献可以佐证

近些年来,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受到了学界的质疑,2003年,《苏州杂志》发表了黄俶成的文章《施氏祖籍辨正》,对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提出了商榷。

黄俶成引用了明景泰四年(1455年)淮南杨新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即施耐庵之子施让墓志铭):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蘩书,陈景哲篡盖”。

黄俶成认为,这是涉及施氏祖籍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献。

据悉,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载于较早版本的《施氏族谱》。该族谱是1952年才发现的,但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毁失了。

1962年6月,一个有关施氏源流的文物被发现了,兴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振宣在施家桥农民陈大祥家发现用于垫箩底的方砖上有字。经辨认,乃是施让“地照”(旧时迷信,人死后由其家属立“地照”向后土之神购得土地,一般刻在砖头或石头上,与死者灵柩一齐下葬)。此砖乃是1958年该村农民为了建猪圈,掘取墓砖时所得。后据文物部门发掘考证,这块“地照”上的施让,正是施耐庵的次子施让。

二十年后,在施让墓附近,又出土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文物,这就是《处士施廷佐墓志铭》砖。据考,墓主乃施耐庵之曾孙,叫施廷佐,葬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尤其可贵者,墓铭中提到施廷佐的高祖叫施元德,曾祖彦端(即施耐庵)“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施廷佐曾祖、祖父的名字、地望、年代均与前两次公布、发现的史料、文物符合。

这块墓志铭砖连同前引墓铭、地照,清晰地提供了施家五代世系,并首次透露施耐庵之父名施元德,也居住在兴化。黄俶成认为,这个世系以及所云“怀故居兴化”正是“鼻祖世居扬之兴化”的最有力的佐证、最明确的注释。


如今,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仍有其后代居住,模样与施耐庵画像惊人相似。

3.吴兴说

纪念馆馆长辨析

施耐庵纪念馆的馆长窦应元说,施耐庵的祖籍既不是兴化,也不是苏州,而是浙江。

“施家宗祠里曾有一副对联: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湮”,窦应元介绍说,吴兴就是如今的浙江湖州,施耐庵的父亲施元德是搞水运的,有关史料中称其为“舟人”,后来施元德在兴化落脚,施耐庵就出生在白驹场。

窦应元认为,关于施耐庵的籍贯、科举、生卒年月等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很多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比如,有一种说法称施耐庵在元至顺二年(1331年)考中进士,”但根据元朝的官方资料,至顺二年登科的进士中,找不到施耐庵的名字。“施耐庵属猴,在35岁时取得进士功名,而且活到了75岁,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但如果他在元至顺二年考取进士,以这个时间点往前后推算,则施耐庵出生在1296年,卒于1370年。但是,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施耐庵的儿子施让是1373年出生的,难道施耐庵死了3年之后又生了儿子?”


那么,施耐庵的进士功名到底怎么得到的呢?

窦应元认为,施耐庵的进士,不是通过元朝的科举考试得来的,而是张士诚封的。“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封了一批读书人进士功名,这其中,就应该包括施耐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算出施耐庵生于1320年,而这一年恰好就是猴年,与其生肖吻合,而且也破解了‘死后三年生子’的悖论。”

窦应元说,施耐庵的很多活动与张士诚密不可分,在研究施耐庵时,应该将其和张士诚“捆绑”在一起,这样很多谜案即可迎刃而解。

结缘苏州

施耐庵与苏州的不解之缘

施耐庵祖籍何处,对此学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施耐庵与苏州有着极深的渊源。

在各种有关施耐庵籍贯的说法中,都提到了一个地方——白驹场,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那么,白驹场又是一个什么地方?

白驹场,是古代两淮盐场之一,是张士诚的故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白驹场一带,张士诚率领“十八条扁担”造反抗元。

据记载,张士诚起兵后,敬慕施耐庵的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经世济民”的想法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跟随张士诚来到平江(即苏州),与其部将卞元亨来往密切,后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

根据这些史实,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施耐庵原籍兴化,后又跟着张士诚来到了苏州并逗留过一段时间,而张士诚败亡后,明朝官府四处侦查其旧部,施耐庵为了避祸,于是又回到了江北老家。

有学者认为,施耐庵创作的不朽巨著《水浒传》,其题材与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有关,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

向东十余里,大丰市白驹镇境内,建有施耐庵纪念馆。此地旧名花家垛,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传》里的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

后世纪念

施耐庵陵园

由施耐庵纪念馆向西十余里(今泰州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境内),为施耐庵陵园。墓前立一砖砌三门牌坊,正中横梁上,悬有“耐庵公坊”四字石刻,墓在苍松翠柏间,赵朴初手书“重修施耐庵墓记”的石碑立于墓前,邻近还有一绿岛,一条小河环岛流过,人在高处俯视,却似狮子(施子)盘绣球,因而俗称“风水宝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惠仁有诗赞之曰:

隔岸白驹迷晓雾,盘球狮子沐晨阳。

耐庵泉下泰然卧,评说由人论短长。

纪念馆

简介


1992年,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大丰县政府拨出专款施耐庵纪念馆,8月动工,建立1993年8月落成。

施耐庵纪念馆,坐落在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曾隶属兴化)西郊花家垛岛上,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此处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蓼儿洼。人们从南面的水泊桥走上花家垛,拐弯向东便是施耐庵纪念馆,它占地2815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478平方米。

馆内结构

进入由著名书法家启功书写的“施耐庵纪念馆”匾大门,你可看到一尊高3.8米的大理石的施耐庵雕像(为雕塑家叶宗镐所作),馆内前后三进大厅和左右侧厅,左右碑廊以及建在后院的两侧的半亭,显得结构严谨,饶有意趣,第一进为接待厅;二进为景仰厅,大门上方悬挂女书法家萧娴题额“乡国之光”,两旁门柱上写有对联一副(由著名书法家臧科书、诗人童斌撰写):

韬光养晦,一代英才居胜境;

激浊扬清,千秋峻笔著奇书。

里面陈设国画家绘制的施耐庵著书及其行踪的图像;有绢制介绍施耐庵生平的连环画48幅。镇江书法家李宗海撰联曰:

有舍己为人侠骨义肠,却从鲁达、武松、李逵身上画出;

具掀天揭地深谋远略,乃自晁盖、宋江、吴用胸中写来。

再向后为文物厅,上方悬挂书法大师武中奇题额“文心独运”。两旁门柱上有对联一副(由著名书法家陈大雨书,诗人童斌撰写):

百回《水浒》,秉春秋煲眨忠奸,千古人间消块垒;

一曲《秋江》,承风骚思忧治乱,五州文苑仰宗师。

馆藏文物、史料

施耐庵像

厅内陈列有关施耐庵文物、史料,分为施耐庵家世、生平、著书轶闻和社会影响四个部分,陈列有《施氏长门谱》,出土的施耐庵独生子《故处士施公让墓志》和《施让地照》,曾孙《施廷佐墓志铭》等数以百计的文物和史料,为人们解开了数百年悬案“施耐庵之谜”,有关施耐庵的各种文物史料,人们还可看到许多不同版本的《水浒》。据不完全统计,自明嘉靖始,迄今《水浒传》在国内的各种版本有53种。在国外流传也很广,朝鲜、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国都有《水浒传》的译本,美国的译本有《水浒传》《水浒传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水浒传词汇》、《野猪林》等。日本的译本多达20多种两边侧厅布置着臧克家、冯其庸等全国著名诗书画家赞颂施耐庵的各种艺术作品。施耐庵及其作品《水浒传》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我国有中国水浒学会、浙江水浒学会、山东梁山水浒研究会、盐城市水浒学会、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专门研究施耐庵和《水浒》,召开研究会,出版刊物。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后,观众数以亿计。正如日本汉学家盐俗温称:“《水浒传》是惊天动地的快文,中国小说之冠冕,是雄飞世界文坛的优秀古典小说”。伦敦大学卢庆滨博士且曾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来大丰白驹考察施耐庵。施耐庵不仅是中国的文学巨匠,也是世界文坛的名人;《水浒传》不仅是祖国文学艺术的瑰宝,还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华。

祠堂

死后建施祠,毁于抗日战火

施耐庵死后,他的十二世孙施奠邦发起,将其在白驹镇上的故居改建为施氏宗祠。后来几经修复扩建,遂成前后三进,旁有偏殿之礼堂。第一进为门厅,内设茶坊;第二进为书坊,供艺人说《水浒》;第三进为福荫堂,供奉迁兴始祖施耐庵及其后裔的灵牌,每年春秋二季在此祭祖。施祠不幸毁于抗日战火

洛神赋是谁写的?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创作的辞赋。

在这篇文章里,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他就像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把所能想象到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诸在这位女子身上。赋中那种蕴藏着情真意切的心绪,那种澎湃浩荡的感情,一千年之后仍旧让人感觉到无比震撼。

其实赋中的仙子是曹植心仪的女神,也是自己的嫂子甄宓。甄宓是三国时期的大美女,“江东大小乔,北有甄宓俏”,她的美是可以和大小乔比了。曹植一直对自己哥哥曹丕的妻子甄宓怀有仰慕之情,却终不可得。后来甄宓失宠,凄惨去世,最悲伤的是曹植,文人喜欢用文字来表达情感,于是就留下了这篇千古名赋。

曹丕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小气鬼,但他也是懂文章的,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植写这种东西,一看就是调戏过嫂子,他是不要脑袋了吗?可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也没对曹植采取任何措施。因为这是他策划的。

原本曹操是有意让才华横溢的曹植来接班的,所以曹操东征孙权时,特意留曹植坐镇邺城,叮嘱他务必全力维护大后方的稳定。这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了,这工作做得好,为以后曹植继位加不少分。曹操带上了自己母亲卞夫人,儿子曹丕,还有甄宓的一儿一女,东征去了。这样甄宓和曹植都留守在邺城。

曹丕把自己的妻子留在邺城,其实是身边的郭美人献的计策,这是个聪明有野心的女人,他知道曹丕的心思,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谁是自己路上的绊脚石。甄宓在邺城,最高领导人曹植也在邺城,其他重要人物都不在。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感情主宰了曹植的心,爱恋冲昏了他的头脑,他享受着这短暂的缠绵悱恻,完全失态。

在职务上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刘备和吉本等人从容钻了空子,酿成了大祸。曹操大火,对曹植渐渐地失去了信心。

甄宓是这场立嗣之战中的一颗棋子,她甘愿当这颗棋子全是因为她的儿子曹睿。曹睿虽是曹丕的长子,但曹丕不喜欢他,一直没给他封侯。这之间是有原因的,甄宓最清楚!

曹植这颗情种子在经历了和甄宓的亲密接触后,竟渐渐地颓废起来,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他的萎靡不振是受了情伤,曹丕总是有意无意提醒他甄宓不过是在利用他,并没有真心。还有什么比自己深爱的人伤害自己,玩弄自己绝望呢?

本来曹操对于曹植还是抱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派去救援曹仁。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竟又喝了一个酩酊大醉,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从此,曹操对这不肖子彻底失望,不可能传位给他了。

曹丕在立嗣之战中赢了。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是曹丕身边的一个妃子,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郭女王,注意是名字,不是别称。

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一进曹家的门,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智慧。她对于曹丕的意义,不是女人这么简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短短两句话,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曹丕夺太子位,郭女王参与了谋划,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曹操东征时,留曹植在邺城把守,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计策,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曹植惊喜地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出现在自己面前……我甚至能想象出,郭女王离开邺城时,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笑容。

“甄宓啊甄宓,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通过这个计策,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这是一石三鸟之计: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曹丕的太子宝座;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

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曹丕登基之后,立刻冷落了甄宓,专宠她一个人。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凄惨。而郭女王,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坐上了皇后的宝座。

可甄宓难道仅仅就为了给儿子封个侯位就不管自己的品德了?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尤其是这个让自己自荐枕席的人,还是夫君的另一位姬妾出的主意。这对女人来说,是耻辱,不是荣耀。再说曹睿再怎么不得宠,也毕竟是长子长孙,天资聪慧,爷爷曹操喜欢的不得了。可当时她去勾搭曹植是愿意的,也是兴奋的。曹操的母亲回来时都说她“颜色丰盈,更胜先前”,更加漂亮了。骨肉不在身边,甚至可以说作为人质在他人手上,甄宓竟越活越有滋味,她并不是被爱情滋润了。

曹植也罢、曹丕也罢,史书里甄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她原本是袁家的儿媳妇,夫家战败,曹丕抢来当老婆的,她是不情愿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当她对爱情失去兴趣的时候,真正能让她开心的,只剩一件事。

她的孩子!她只有一个儿子,叫曹睿,就是后来的魏明帝。

曹睿死于景初三年正月,活了三十六岁。古人以出生为一岁,以此倒推回去,那么曹睿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

建安九年八月,邺城被曹军攻破之后,曹丕在袁绍府中看中了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宓,并娶回了家。曹睿也在这一年出生了。想一想八月娶回家的,怎么同一年就能生出孩子来?这说明甄宓至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也就是说,曹睿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是袁熙。

甄宓早有身孕这件事,曹丕肯定是知道的。不过大概是甄宓实在太漂亮了,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曹丕舍不得,于是就姑且当一回便宜老爸。这在三国时代,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当初曹操打败吕布后,就纳了吕布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为妾,秦氏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下一子,被曹操养为义子,名字叫秦朗,后来位至骁骑将军。

曹丕当时想,反正自己还年轻,等到有了亲生儿子,把曹睿再替掉就是了。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曹丕就像中了诅咒一样,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夭折,最小的儿子曹霖和曹睿相差十几岁。

甄宓知道曹操非常喜欢曹睿,同时她也知道曹丕很不喜欢曹睿。曹操在世时,这一点无须担心;倘若曹操一死曹丕即位,这个孩子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所以当曹丕受了郭女王的蛊惑,要求甄宓去利用曹植时,甄宓应该是提出了让曹睿封爵的条件。只要曹睿封了爵,诏告天下,就等于从法理上确保了他曹氏长孙的地位,也就堵死了曹丕以后不认账的可能。

曹丕急于扳倒曹植,便答应了甄宓的这个要求。从史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吉本叛乱后的建安二十三年,曹睿被封为武德侯,正式被纳入继承人序列,顺位最高。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转动着。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曹丕迫不及待地接过刘协的禅让,开创了曹魏一朝。当曹丕坐上龙椅,意气风发地朝下俯瞰时,他看到曹睿恭敬地站在群臣最前列。

这时候,他发现天子也是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比如废掉武德侯。诏告天下说这孩子是袁家的种?这会让皇室沦为天下笑柄。曹丕这人极好面子,断然不肯这么干。

曹丕拿曹睿没辙,只能把这种郁闷迁怒于始作俑者甄宓。他拒绝将甄宓封为皇后,并且开始冷落她。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失宠,打入冷宫。死的时候都被折磨,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佳人,就这么死去了。而甄宓身后,除了曹睿之外,唯一一个为她痛哭流涕,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抗议的,就是在鄄城的曹植,他写出了《感鄄赋》。

在《感鄄赋》里,曹植虚构了自己的一段旅程,把那一次经历,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把与甄宓在邺城的那段交往,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

甄宓的容貌、甄宓的体态、甄宓的幽香,甄宓的一颦一笑,还有甄宓的辞别,都被曹植细致入微地描摹出来。他不恨甄宓,尽管她欺骗了他,他却始终爱着她,如赋中所言:“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他恨的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也就是他的哥哥。

曹植写完这一篇《感鄄赋》后,没有刻意隐藏,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果然,曹丕很快就从监国谒者那里拿到了抄稿,看完之后却没有愤怒,只有恐慌。他领会到了赋中的暗示,曹植已经猜到了那次叛乱的真相,这一篇《感鄄赋》,是宣战书,也是告白书。曹植不是为自己,是要为甄宓讨回公道,并借此痛快地抒发一次对甄宓的情怀——当着曹丕的面。

曹丕有点慌,如果曹植把那件密谋公之于众,对自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退缩了,就像《魏书》里说的那样,他连忙开始“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把死去的甄宓追封为皇后,还把曹睿交给郭后抚养,以示无私心。

对于曹植,他也大加安抚,原地升为鄄城王,以免他多嘴。

终文帝一朝,曹植得以保全性命,未象曹彰一样莫明暴卒,也全赖这枚护身符。

曹丕在黄初七年去世,他一直到去世前夕才把曹睿立为太子。关于这次立嗣的经过,《魏末传》如此记载:“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这句话当真是震耳欲聋。当曹丕听到曹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相信他的反应不是史家粉饰的“深奇之”,而是“深惧之”。

“陛下已杀其母。”杀谁的母?不是鹿母,而是人母,陛下你杀的是我母亲。

“臣不忍杀其子。”杀谁的儿子?不是鹿子,而是人子,是陛下的儿子。我不忍杀陛下的儿子,表明我有能力去杀,只是不忍心罢了。

曹睿这一句借鹿喻人的隐语,彻底让曹丕乱了方寸。他“即放弓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双手过于震惊而无法控弦。

从这句话里,曹丕已经猜到,甄宓在临终前,把建安二十二年的秘密和曹睿真正身世都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而此时此刻,甄宓的儿子借着猎鹿的话题,朝着自己发起了攻击。

最终曹丕屈服了,他唯一活下来而且备受宠爱的儿子曹霖年纪尚小。如果曹睿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把所有的一切公之于众,那么毁灭的不只是曹睿自己,还有曹丕乃至整个魏国。这一对父子就在猎场里,交换了彼此的筹码:

我给你大魏皇位,而你给我曹氏家族的安全。袁家在灭亡几十年后,阴错阳差地占据了中原霸主的宝座。

曹睿登基之后,屡次向已经荣任太后的郭女王追问母亲死亡的真相,郭女王被逼急了,来了一句:“是你爹要杀的,不关我的事。你当儿子的,该去追究你那死爹,不能因为亲妈就杀后妈啊,曹睿大怒,立刻逼杀郭女王。一来为自己母亲报仇,二来则是为了灭口。

郭女王为了活命,肯定把建安二十二年的细节都交代给了曹睿,孰不知这更坚定了曹睿杀他的决心。郭后死后,世上除了曹睿以外,所有的知情者都死光了。

可曹睿一直不太清楚,作为当年的当事人之一,自己的叔叔曹植究竟知道多少。在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前,曹睿不敢对曹植逼迫太甚。曹植不是身居深宫的郭太后,他是个文人,随便在哪里留下只言片语,都有可能动摇皇位。

曹睿想到那篇让曹丕讳莫如深的《感鄄赋》,他怕被有心人读出端倪,遂下诏改为《洛神赋》。他本道这么一改,将会无人知晓,却不知反而欲盖弥彰,让后世之人顺藤摸瓜推演出真相全貌。




洛神赋是谁写的?是三国时期曹植写的。说起三国历史上文学作品最多的作家,相信大家都会首先想到曹植。虽然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并不满意,但在文学上却大放异彩,尤其是《洛神赋》,可以说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那么当大家欣赏这首诗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曹植笔下的这个“洛水之神”到底是谁?

洛神赋是谁写的

  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植,字子健,出生于乱世,在军营中长大。然而,他博览群书,赢得了曹操的青睐,并多次被确立为太子。曹植嗜酒如命,导致他在与曹丕争当太子的斗争中失败,曹丕称帝后,并没有停止对曹植的攻击和迫害,他多次贬低爵位,改变封地。

  曹植的文学作品明显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他和曹丕是邺下文集团人物之一,他们经常在山中游历,写诗吟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写一些反映时局动荡和人民苦难的作品;后期作品主要表达了对迫害的无限压抑、悲痛和愤慨。

  洛神赋是谁写的,《洛神赋》是曹植后来的代表作,被誉为与屈原《九歌湘君》相媲美的传世名作。《洛神赋》是建安文学中赋的代表作,构思神奇,形象生动,语言优美。但是他为什么写这首诗,是为谁写的呢?

洛神赋是谁写的

  《洛神赋》写于223年。它也被称为《感甄赋》,袁术的儿媳妇。当曹操打败袁术时,曹操把她送给了曹丕,曹植一直很喜欢这个嫂子。甄后死后,曹植去京访问曹丕,偶然看到了甄后的遗物,他忍不住放声大哭,在回封地的路上,经过了洛水,由于极度的悲伤和旅途的劳累,甄后的幻影出现曹植的面前,曹植充满了欢乐和悲伤,一口气写了《洛神赋》。

洛神赋是谁写的

  另一种说法是,曹植在《洛神赋》中塑造了一个美丽而迷恋,但又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洛神形象。曹植用这一点来比喻他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伟大抱负,但他多次受到迫害,这正好对应了人神相恋,但最终无法结合的悲剧命运。

  这个观点并不认为是为嫂子所作的,因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这属于乱伦行为,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在民间广为流传。此外,在历史上,男性作家到处使用女性形象来描述自己,所以曹植用洛来比喻自己是有道理的。洛神赋是谁写的,大家都知道了吗?

曹植。《洛神赋》是曹植写的。


  曹植在诗歌和辞赋创作方面有杰出成就,其赋继承两汉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吸收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为辞赋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作品从记述离开京城,“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的行程开始,描写了作者与侍从们到达洛滨时的情景。当时“日既西倾,车殆马烦”,他们税驾蘅皋,秣驷芝田,容与阳林,流眄洛川。在一片静谧的气氛中,作者神思恍惚,极目远眺波光潋滟的洛水。就在他偶尔抬头的一刹那,奇迹出现了:一个瓌姿艳逸的女神站立在对面的山崖上。这使作者惊愕万分,他不自觉地拉住身旁的御者,急切地问道:“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在这里,山边水畔落日前的优美景色衬托出人物意外发现的惊喜之情,创造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意境。接下去御者的回答也十分巧妙,他避开作者第一个问题——“尔有觌于彼者乎”不答,而以“臣闻”“无乃”等猜测的口吻,郑重其事地提出洛神宓妃,这在有意为下文对洛神的描绘留下伏笔的同时,又给本已蹊跷的邂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洛神宓妃,相传为远古时代宓羲氏的女儿,因溺死于洛水而为水神。关于这个古老传说中的女神,屈原在《天问》和《离骚》中都曾提及。以后司马相如和张衡,又在赋中对她作了这样的描绘:“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饰,便环绰约。……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灿烂,宜笑的皪;长眉连娟,微睇绵藐”(《上林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袿徽。离朱唇而微笑兮,颜的以遗光……”(《思玄赋》)。与前人的这种直接描写不同,作品首先以一连串生动奇逸的比喻,对洛神初临时的情状作了精彩纷呈的形容:“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其形象之鲜明,色彩之艳丽,令人目不瑕接。其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尤为传神地展现了洛神飘然而至的风姿神韵。它与下面的“轻云之蔽月”和“流风之回雪”,都从姿态方面,给人以轻盈、飘逸、流转、绰约的动感;而“秋菊”、“春松”与“太阳升朝霞”和“芙蓉出渌波”,则从容貌方面,给人以明丽、清朗、华艳、妖冶的色感。这种动感与色感彼此交错和互相浸淫,织成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神奇景象,它将洛神的绝丽至艳突出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种由反复比喻造成的强烈艺术效果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使用传统手法,对洛神的体态、容貌、服饰和举止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位宓羲氏之女身材适中,垂肩束腰,丽质天生,不假粉饰;她云髻修眉,唇齿鲜润,明眸隐靥,容光焕发;加之罗衣灿烂,佩玉凝碧,明珠闪烁,轻裾拂动,更显得“瓌姿艳逸,仪静体闲”。作者的这些描绘,使人联想起《诗经》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赞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也使人联想起宋玉对东邻女的称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作者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但是他比前人更重视表现人物的动态美。下面,他着重描写了洛神天真活泼的举止:“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至此,洛神的形象已神态兼备,呼之欲出了。“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作者为眼前这位美貌的女神深深打动了。他初为无以传递自己的爱慕之情而苦闷,继而“愿诚素之先达”,“解玉佩以要之”。在得到宓妃的应和,“执眷眷之款实”之后,他又想起传说中郑交甫汉滨遗佩之事,对她的“指潜渊而为期”产生了怀疑。作者在感情上的这种一波三折的变化,形象地反映出他当时内心的微妙状况。与其相应,洛神也感动了。不过作品没有像写作者那样,直接写她的心理变化,而是通过对她一系列行动的精细刻画,表现出激荡在她内心的炽热的爱,以及这种爱不能实现的强烈的悲哀。她“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一会儿耸身轻举,似鹤立欲飞而未起;一会儿从椒涂蘅薄中经过,引来阵阵浓郁的芳香;一会儿又怅然长啸,声音中回荡着深长的相思之哀……当洛神的哀吟唤来了众神,她们无忧无虑地“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时,她虽有南湘二妃、汉滨游女陪伴,但仍不免“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站在那里出神。刹那间,她又如迅飞的水鸟,在烟波浩渺的水上徘徊飘忽,行踪不定。只有那转盼流动、含情脉脉的目光,以及欲言还止的唇吻,似乎在向作者倾吐内心的无穷眷恋和哀怨。作者对洛神或而彷徨,或而长吟,或而延竚,或而飘忽的这种描写,就好似一幕感情激烈、姿态优美的舞剧。人物以她那变化不定、摇曳多姿的舞步,展现了内心的爱慕、矛盾、惆怅和痛苦。尤其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一段,更将这幕舞剧推向了高潮,人物的心理矛盾、感情波澜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正当作者与洛神相对无语、两情依依之时,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一个构想奇逸、神彩飞扬的分别场面: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在冯夷、女娲的鼓乐声中,由六龙驾驭的云车载着宓妃,在鲸鲵夹毂、异鱼翼輈的护卫下,开始出发了。美丽的洛神坐在渐渐远去的车上,还不断地回过头来,向作者倾诉自己的一片衷肠。“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深深的哀怨笼罩着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画面。在陈述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交接之大纲”之后,洛神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最后,洛神的艳丽形象终于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而作者却依然站在水边,怅怅地望着洛神逝去的方向,恍然若失。他驾着轻舟,溯川而上,希望能再次看到神女的倩影。然而,烟波渺渺,长夜漫漫,更使他情意悠悠、思绪绵绵。天亮后,作者不得不“归乎东路”了,但仍“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作品这段文字洋溢着浓厚的抒情气氛,具有一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它把洛神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勾勒、烘托得更加突出、更加完美。


  此赋的主要特点有三:特点一,想象丰富。作者从京城洛阳启程,东归封地鄄城。途中,在洛川之边,停车饮马,在阳林漫步之时,看到了洛神宓妃,这就是想象。她的体态摇曳飘忽像惊飞的大雁,婉曲轻柔像是水中的游龙,鲜美、华丽较秋菊、茂松有过之,姣如朝霞,纯洁如芙蓉,风华绝代。随后他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托水波以传意,寄玉佩以定情。然她的神圣高洁使他不敢造次。洛神终被他的真情所感动,与之相见,倾之以情。但终因人神殊途,结合无望,与之惜别。想象绚烂,浪漫凄婉之情淡而不化,令人感叹,惆怅丝丝。但这想象并不离奇,因此赋是有感于宋玉的《神女赋》《高唐赋》两篇赋而作。


  特点二,词藻华丽而不浮躁,清新之气四逸,令人神爽。讲究排偶,对仗,音律,语言整饬、凝炼、生动、优美。取材构思汉赋中无出其右。此赋起笔便是平中蕴奇的氛围创造。开头平平的叙述,正与陶渊明《桃花源记》叙武陵人的行舟之始一样,奇境的显现在事前一无征兆。但在此刻,作者刹那间目睹了一幕终身难忘的景象:一位俏丽的女子,即洛神现身。接着作者像要与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争辉似的着力描摹洛神的神采姣容以及痛苦情状。然后写洛神率众离去,与屈原《离骚》抒写主人公悲怆远逝的景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点三,传神的描写刻画,兼之与比喻、烘托共用,错综变化巧妙得宜,给人一种浩而不烦、美而不惊之感,使人感到就如在看一幅绝妙丹青,个中人物有血有肉,而不会使人产生一种虚无之感。在对洛神的体型、五官、姿态等描写时,给人传递出洛神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同时,又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高洁。在对洛神与之会面时的神态的描写刻画,使人感到斯人浮现于眼前,风姿绰约。而对于洛神与其分手时的描写“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来鸣鼓,女娲清歌。”爱情之真挚、纯洁,一切都是这样美好,以致离别后,人去心留,情思不断,洛神的倩影和相遇相知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浪漫而苦涩,心神为之不宁徘徊于洛水之间不忍离去。


  对《洛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前人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最明显的是常把它与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神女》诸赋相提并论。其实,曹植此赋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有《湘君》《湘夫人》那种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又具宋玉诸赋对女性美的精妙刻画。此外,它的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等妙处,又为以前的作品所不及。



《洛神赋》是中国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创作的辞赋名篇。此赋虚构了作者自己与洛神的邂逅相遇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殊而不能结合,最后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怅惘之情。

全篇大致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写作者从洛阳回封地时,在恍惚之际看到洛神伫立山崖;

第二段写洛神容仪服饰之美;

第三段写作者爱慕洛神既识礼仪又善言辞,虽相互赠答,但担心遇合受阻;

第四段写洛神为“君王”之诚所感后将来而未至的情状和举动;

第五段写洛神来临扈从之多,终以人神道殊,含恨离去;

第六段写洛神去后作者对顾望思慕不忍离去的深情。全赋辞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丰富,情思绻缱,若有寄托。

扩展资料:

整体赏析:

曹植在诗歌和辞赋创作方面有杰出成就,其赋继承两汉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吸收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为辞赋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创作的辞赋。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周洪亮主编的《璇玑辞》选用曹植《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史书的记录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可信吗?

不是,史书分为野史和正史,野史有一部分可以相信,正史也不能全部相信,史书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看史书的时候,要正史和野史结合着看,并加以分析,才可能是正确的那个答案。

史书未必一定能如实纪录历史,而是收集各地事件,再编集成书。
中国王朝历史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被指是统治者的治国工具。
刘知几称之:“自战国以下,辞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
其中有诸多不合理或以神鬼描述的文字,如皇帝未出生便有龙气包围之类。而在当时修书时皇帝必定会对史官加以控制,增加奉承之说话,删除负面事件,如唐太宗的皇位问题。而后代的皇帝亦会对前朝的历史加以篡改,以保证江山正统,清朝的历史则被指是褒扬满族对中国的贡献。
即便在现代,不论资讯如何发达,也常常出现消息被封锁的情况,所以学者认为史书中也有不少虚构成分。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

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
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由著名学者创作的,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如《汉晋春秋》。
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
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
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有时也泛指“野史”。
不是。
本文标题: 请问,史书里记载的那些私密的话或者是人物的言辞,是真实的还是书写者的二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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