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次，讲述的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后发生的故事，这一次，讲一点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亲历者的战场综述及回忆。

人们今天能全面了解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不仅在于保卫中华民族的八路军所取得的杰出战果，也在于这两场战斗参加者们的亲自表述。

就像一分区宣传科长钱丹辉是第一个记述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人，当时的一团教育干事魏巍，在战斗一结束就立即写出了《雁宿崖战斗小景》 和《 黄上岭战斗日记》，可以说是第一个记述下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人。魏巍、蔺柳杞两个人在此战结束后离开一团，被调往一分区宣传科，以后跟钱丹辉一起，成为全晋察冀知名的三大秀才干事，其中，魏巍与他这两篇文章的飞快发表不无关系。

随后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虽说执笔人是杨成武的文字秘书陈子端，但其中应该参考了魏巍的纪实文章，因为在表述语言上有相近之处。

在知道打死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之后，应中共晋察冀局书记彭真的要求，杨成武又写下了《“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虽然文章的署名人是杨成武，但文字秘书陈子端的执笔作用不可抹杀。这篇命题作文参考了魏巍的原文也许更多一些，也成为后人们全面了解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权威教材。

以后这半个多世纪，杨成武的所有关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文章基本上都不出这个套路。解放以后的《星火燎原》、《八路军回忆史料》等等，凡涉及到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文章，大都被杨成武这篇权威文章所垄断着。

1959年，在一年前考察了黄土岭战场的蔺柳杞，写下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此时，已属于“回头看”，不是“当时看”，等于用写史的方式搞文学创作了。虽然书中的主要故事人名是虚构的，但事是真事，聂荣臻、杨成武这些历史人物都是真名，可以看成是一部纪实文学。1977年，蔺柳杞在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之际写下的《黄土岭战地旧景》，有历史回顾，也有反思，虽然不尽全面，应该说也是一篇不错的传世之作。

直到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在《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人们才看到了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以后陈正湘在《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一文中，虽然不尽全面，只写了一团，但更准确地讲述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真实场景。

杨成武是以一分区司令员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所以叙述角度较为全面。陈正湘是以一团团长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所以只能以一团的活动为主。杨成武的文章中，充满了“我命令”这个词，给人以一种他在现实指挥的印象。而且在杨成武的文章中，八路军在黄土岭的战斗表现尽善尽美，看不出有任何不足之处。陈正湘的文章中，更有真实感和层次感，看出了八路军的战场表现既有长处也有不足，不足的原因是哪些？为什么？

实际上，陈正湘这篇回忆文章为黄土岭战斗的战场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分析。

一团的参谋长杨上堃，晚年的时候才有回忆黄土岭的零散片段出来，也很有实际价值。尤其像一团领导黄土岭战斗后回去还要做检查，以及八路军战士翻日军尸体衣兜相互炫耀的真实情景，杨上堃（以及当时三营长张英辉的回忆录）如实叙述，毫不隐瞒。

陈正湘的回忆中，凡提到三团，只提“团长邱蔚、团政委袁升平”，真正的团长纪亭榭只字不提。而杨成武写回忆，明白无误地写出：“看完地形后，我又到达三团驻地银坊镇，和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这些看似有所差异的文字表述之中，其实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三团长纪亭榭是在雁宿崖战斗的过程中被突然免职撤下来的。

言语即代表真实的观点。当年一分区三团的红军干部集体“倒纪”，把纪亭榭“拱走”，一团的红军干部也有介入。陈正湘无疑坚定地站在那些红军干部一边，很可能还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高鹏、纪亭榭这些人“立小功而受大禄”，占据要害的军事领导岗位是一回事，不懂军事又占据在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之上，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除了杨成武、陈正湘的文章，描写当年参战的贺龙一二〇师特务团一篇文章也写得有声有色。当年在黄土岭，特务团在黄土岭打得十分“仗义”，远胜于其他晋察冀主力。特务团是在最后，仅在一团之前退出的黄土岭战场，这就是说，二团、三团撤离黄土岭战场，不仅没有告知一团，也没有告知特务团，此时，增援的鬼子已经赶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据说，贺龙最“仗义”的话，是布置任务给特务团团长和政委时说的。贺龙说：“聂总下了决心要打，任务很重要，你们要服从杨成武的指挥，一定把仗打好，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贺龙特别说：“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们补充。”事实是，黄土岭战斗，特务团损失不大，缴获不少（见贺龙给八路军总部报告）。

反观，晋察冀部队就没有这样的气魄，无论主力团领导人还是地方游击支队领导人，在打起仗来使用兵员上十分谨慎。这是因为，晋察冀是就地征兵，所以被称为“子弟兵”，你八路军要对人家的父母负责任的。你豁出两个营，须知人命关天，这两个营的子弟兵都是有父母妻儿老小的。你豁得出去，要同时想到他们那些家庭就要失去亲人。

追问一句：1939年初，为什么在晋绥的贺龙，跑到晋察冀来了？是因为当时晋绥地贫人稀，贺龙的部队征不上兵，发展迟缓。于是中央批准，贺龙到冀中来发展部队、更新武器。1940年初，贺龙带了大批冀中子弟兵（十万河北农民游击军的精华部分）返回晋绥，临离开晋察冀时还在灵寿县打了一仗，配合聂老总消灭了赵侗的几百人武装。

自己部队撤离，而不告知友邻，以后也发生过。1946年在大同、集宁战场，晋察冀部队与贺龙的晋绥部队再次合作。前线失利，大同前指决定撤退，决定一下，只见杨成武的冀中部队呼啦啦的疾跑如飞，瞬间即不见踪影，留下晋绥部队殿后，吃亏不小。气得贺龙向聂荣臻告状：杨成武朋友的不是，狡猾大大的……，扔下我们殿后，自己先跑了。

黄土岭战斗，作为主动来黄土岭战场参战帮忙的“客串”，特务团的表现相当优异，在关键地方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后特务团伤亡了四十多人，缴获了七十多条枪，几十个骡马驮子的物资，算是这五个参战团中参展时间最短、收获最划算的部队。其他晋察冀四个主力团的部队，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在黄土岭战斗中基本上空手而归。

除了一团、二团（团政委黄文明）、特务团看见有回忆录，当年在黄土岭参战的三团、二十五团均不见有回忆文章出来。三团邱蔚去世的早，来不及写这些文章；从不见三团团政委袁升平有回忆文章出来。文革后期，毛泽东鼓励河南作家姚雪垠写长篇历史巨作《李自成》，那时的纪亭榭买了全套《李自成》，看得有滋有味，并且串门时向一分区老干部介绍他的阅读心得。他应该是有写作能力而没有写。

二十五团，真正带两营部队上黄土岭战场的是副团长黄伯峰，不是团长宋学飞。黄土岭战后，黄伯峰调走，改为马辉任二十五团副团长。马辉是员战将，黄土岭一战中为什么没有杰出表现？因为雁宿崖战斗后，白求恩医生来一分区卫生部抢救雁宿崖战场下来的伤员。马辉当时任分区直属特务营营长，带全营在干河净承担守卫任务。

马辉因红军年代嘴部受伤，被子弹打成“豁子”，故马辉抗战八年均有“马豁子”的外号。此时在干河净卫生所经白求恩医生亲自操刀，为马辉做了缝合手术，马辉没有上黄土岭战场。

最近这几年，事情向两个极端的方面发展。一方面，因为搞“红色旅游”，涞源掀起了“抗战热”，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作为旅游热点，被捧了上来。但由于源于无知，吹捧的错误也是明显的。我看到一篇文章，易县人去黄土岭，涞源县当地老乡赶上来收钱，“说起黄土岭大战，这个老乡说，杨成武就是在这个庙里指挥的，杨成武生前还来过，是经他确认的。”

上述这些老干部们的回忆文章中，我认为，最精确的可以说是陈正湘有关一团的叙述。这也同陈正湘指挥战斗的一贯严谨性是高度一致的。雁宿崖战斗前的一团，连队的连排长以上多数是红军战士，全团近1900余人，武器装备较好。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副团长熊招来、团参谋长杨上堃、总支书记朱遵斌。

11月1日晚，接受战斗任务时，陈正湘的一团团部在易县南管头东边的松山村，一营、二营距团部很近，三营另外单驻，在靠近黄土岭的乔家河，不在一起。

在陈正湘的回忆里特地说明：“经过整训，部队军政素质又有提高，斗志十分旺盛。”

问题出来了：1939年1月一分区部队刚整训过，杨成武1939年4月30日，刚刚向晋察冀军区递上《三四月份整理训练工作总结》，现在10月份，半年时间不到，为什么一团又再次整训？

还有，为什么一团团部与一营、二营驻在一起，三营在很远的地方单独驻扎？

这要从两个月前谈起。

1939年的7-8月间，狼牙山地区大雨，百年罕见，山区里可以行舟。史载，当时整个华北地区连下七天七夜大雨，暴雨成灾，河湖泛滥，平津大城市都被水淹。尤其天津，市区里可行得大船。河北易县，有“小天津”之称的良岗，还有干河、毛儿崖、管头等村镇都被冲毁了。

鬼子为了报复一分区五月份打下的大龙华据点，他们被歼灭四百多人，于是，保定集结华北方面军第110师主力及伪军一部共5000余人，带着冲锋舟，趁着大水向易、满、徐以西的南北管头、大良岗、娄山地区发起进攻，企图合击第一军分区主力。那一次在晋察冀抗战史上被称作“易满徐保卫战”，一分区部队冒着大雨全力奋战，仅在松山一个反攻就使得近300鬼子掉进湍急的激流中被大水卷走。这次作战，在后来官方的记载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实际上就是一分区部队）以伤亡25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保卫了易满徐根据地。

战后的9-10月间，杨成武接到一团总支书记黄作珍的报告：一团两个红军营级干部，一个营教导员、一个特派员，在一年前1938年7月一团东征冀中的时候，他们两个私下里“打土豪”，私分法币500元。此时，事发一年之后，两个人因私下里吃喝被人发现举报。杨成武一听，虎威震怒，战争年代，他最容不得的恶习就是腐败，因为部队腐败是瓦解战斗力的最主要原因。于是杨成武与袁升平一起，主持召开一分区营以上干部大会，对这两个私分了500元法币的红军干部进行斗争批判。

我也打听过，这两个红军干部到底是谁？对比一下那两年的一团营级干部名单就知道了。

先看1938年的一团干部配置：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总支书记黄作珍。一营长李德才、教导员朱尊斌，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罗霄文，三营长杨上堃、教导员霍志德。

再看1939年秋的一团干部配置：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副团长熊招来、团参谋长杨上堃。一营长李德才、营教导员朱遵斌（年底接黄作珍的一团总支书记，李尚德接），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郑三生，三营长罗化明（因伤由张英辉代理）、教导员邓经纬。

哪个教导员被替换下了？又没有安排新的职务。我提示一下，不是三营教导员霍志德。霍志德后来到三团任一营教导员（营长赖庆尧）。而且，三营长杨上堃被提升为团参谋长，如果营教导员出事，他会受到牵连提拔不上去。特别是，三营作为最放心的一个营，不用再参加整训，跟着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去打摩天岭公路破袭战。这次干部调整，使得一位连指导员崭露头角，被提拔上来，成为营教导员。这就是八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央委员被毛泽东当众称为：“郑三生真是‘三生有幸’”的郑三生。

一团整训期间，情报传来，鬼子从蔚县向涞源县经过摩天岭修公路，一旦公路修成，将难以阻挡张家口的鬼子用汽车向涞源县增援。所以，这股修路的鬼子非打掉不可。可此时，一团出现的这件大事也非处理不可。于是，由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带领，组织了分区直属的马辉特务营，还有张英辉的一团三营，组成“北进支队”，在10月19日夜袭摩天岭，消灭了一百多日伪军，将鬼子的修路计划彻底粉碎。

就在这一次战斗中，白求恩医生为了抢时间给伤员动手术，忘记了带手术手套，结果受伤。二十多天后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跟随黄寿发打摩天岭回来的一团三营，就留在了良岗。此地距涞源县非常近。

陈正湘回忆说：11月1日晚9点前，从军区刚赶回来的杨司令电话传达作战命令（此时的杨成武在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易县南管头村，今天的狼牙山镇）：涞源县城鬼子10月30日增兵至一千五六百人（注：后来得知是两千人）。抓民夫600，牲口600，准备2日午后分三路集结，左路敌主力，六七百人，进驻白石口，进袭银坊；中路敌400余，经西铺、插箭岭、进袭走马驿；右路敌近二百，经北石佛，进占水堡，北水泉。

杨司令转达晋察冀聂司令指示：“集中一、二、三团主力，利用雁宿崖至三岔口峡谷地段，首先歼灭敌左路。三分区第二团归一分区统一指挥。”

看杨成武雁宿崖战斗的安排：一团东山伏击，南面与三团衔接；三团主力由南向北攻击；然后是二团，三团拨出一个营，交二团指挥。以上三个主力团，专门对付涞源出来的左路鬼子六百人。八路军三个团一个曾雍雅支队，总兵力约六千人，折合十比一的人数优势。

在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一分区曾雍雅任支队长、县委书记梁正中任政委的三支队，驻地在走马驿。这也是一分区大名鼎鼎的涞源支队，1942年以后的一区队。曾雍雅是1955年少将，梁正中是涞源本地人，1955年大校。1939年3-4月间，方国华带领的一分区地方工作团不再存在，分别组建一分区民运科、一分区地委及地区行署。其中一些涞源、易县的本地人来到走马驿，被分进曾雍雅、梁正中支队，时间大致在1939年的夏天。

这个曾雍雅支队的作用非同小可。按照杨成武的部署，这个驻地在走马驿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队中的部分人，在雁宿崖战斗中起到“狼诱子”的作用，吸引鬼子辻村大队到雁宿崖。接着，曾雍雅支队还要对付从插箭岭到走马驿的那股中路的鬼子，粘住他们，不让他们到雁宿崖战场去添乱。

接到杨成武的命令，一团在陈正湘带领下，一小时内（11月1日夜间10点以前）即动身。当夜下雨，好在雨不算很大，一团带足三天的粮食（生粮，不是熟食干粮），王道邦简短动员后便连夜行进。两个营沿同一条路线分头前进。早晨到达苑岗吃早饭，中午到达易县紧靠涞源县境的煤斗店村吃午饭后大休息，抓紧睡觉。单独前进的一团三营驻寨头村北面的乔家河村（今天的乔家河乡），副团长熊招来亲去布置任务。

陈正湘没有休息，带了几个参谋前去观察雁宿崖一带地形。2日当天下午5时，一团全部进入黄土岭、司各庄地区。晚饭后布置好岗哨，立即抓紧睡觉。3日拂晓，一团进入预先设置好的雁宿崖东山阵地。团直和各营的大行李、伙食担子、供给、卫生、电台留在司各庄附近（此时的一团卫生队长还是覃波，不是尹明亮。一团那几个秀才和担架队在一起，留在煤斗店，只有魏巍上了战场，在寨头村的团直）。

这两场战斗的细节我不再重复说了。我只提其中与主题有关的关键部分。

雁宿崖战斗一度受阻，受阻的原因是各团之间的攻击很难配合。陈正湘立即赶到三团团部，他回忆中，是“与邱蔚、袁升平商议，一团一营担任主攻，三团一营、三营火力掩护”，攻占小鬼子最后占据的马脑山一带。纪亭榭团长此时已消失不见任何记载。

雁宿崖结束战斗后的11月4日，一团团直，及一营、二营一部，转移到上下苇石（今天的易县上下苇场）、干河净一带，三营留在司各庄（涞源县）休整。同一天，鬼子阿部规秀带领的1400余人，先头部队400余人中午12时到达三岔口雁宿崖战场，收拾尸体，就地火化，寻找被八路军缴获的六门炮（四门九二炮、两门山炮）。

担任诱敌任务并与敌人一直保持接触的，是一团二营的五连、六连和二十五团一部。

5日上午，另一路日军主力赶到，成夹击之势，到达西流水、张家坟、银坊一带。三团退出银坊，银坊老百姓跟着一起上山，银坊一片大火。三团的后勤物资没有提前转移，被日军一把大火烧掉，受到分区领导的严厉批评。雁宿崖、黄土岭方面，一团二营那两个连背靠司各庄、黄土岭，节节抗击，牵住敌人。

5日下午，陈正湘命三营长张英辉带十连、十一连，接替二营，继续诱敌。换下二营回干河净休整。陈正湘判断：敌人若继续前进，一定会威胁到军区（当时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开两周年纪念大会），而且会威胁到冀中军区设在花塔山地区的供给、卫生、军工生产等后方部门，所以，必须将敌人引至黄土岭、寨头方向。5日晚，陈正湘通过电话向杨成武汇报了敌情和自己的想法。

6日晨，聚集在北坛、张家坟、西流水至上下台的鬼子，达到1400余人。敌6日午前，兵分两路向司各庄、黄土岭攻击前进，进占司各庄及西南地区。诱敌的一团三营两个连在司各庄以东一线山头，背靠黄土岭迟滞敌人。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实际情况说明：是鬼子4日已经到达了黄土岭西边的雁宿崖村，两天来逐步推进，才会有6日晚下达的黄土岭作战命令。如果鬼子的进军速度快或慢，都不会出现“黄土岭战斗”，而会是其他的什么战斗。

6日晚9时，陈正湘接到了杨成武从南管头分区驻地打来的电话，确定要再打一仗，接着宣布第二天的作战命令。一分区有连同到各团的临时电话线，所以二团、三团、二十五团、特务团应该同时接到作战命令。

7日早8时一团部队进入阵地。9时半，一分区派来支援的军分区直属炮连到达紧靠黄土岭战场不远的寨头。10时，先头部队与鬼子打响。午时，黄土岭战场除了特务团，其余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全面打响。

特务团是什么时候打响的？

“特务团受命后尾随日军前进。7日的15时许，日军进人教场村、上庄子特务团的伏击地域”，特务团开火。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下午1 时，敌人向三团进攻，特务团从侧面攻击，敌遂溃下来。”此报告的缺陷，是时间不准，把特务团开火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在这份报告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

在杨成武的回忆文章中：“中午12 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头村，大队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人狭谷中的小路。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及三分区的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 . 5 公里，宽约百米的沟里。我军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

您看，杨成武对特务团一字没提，意思是那时还没他们什么事，最主要的原因是黄土岭战斗开始时，特务团尚未赶到。

宽约百米的一条沟，八路军的100多挺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起打，这样的火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年前平型关战斗时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阿部规秀的鬼子兵措手不及，最起码有3-4百鬼子兵当场丧命。八路军如果当时配合得好，战斗应该按陈正湘所说：在那一天傍晚全歼鬼子，创造出更辉煌的战绩。

可惜实际上并不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