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赞誉。
在这两句话里，一方面指出《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又说明了《史记》在文学上的精神实质。司马迁在屈原的政治生活悲剧中，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在屈原的文学事业中，得到了忠于理想忠于著作的精神鼓舞力量。他在《屈原传》中说“……”他在这里用力歌颂屈原，实际也就是在描写自己，处处流露出自己的悲愤和感情。司马迁和屈原的悲剧命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对于谗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的黑暗政治的反抗思想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忧愁幽思的感情和为著作事业而奋斗的精神，血肉相连地成为了一体了。司马迁暗示出在文学发展中由《风雅》到《离骚》到《史记》的光荣道路，他自己在文学史上就成为屈原真正的继承者了。鲁迅说的“无韵之《离骚》”，这意义是重要的。

来个厉害的
首先是它的史书价值。《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按年代记载黄帝至汉武帝的帝王事迹。表，就是概括重要的时事、人物，按年代、国别用简明的表格排列表示。书，记述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及汉初诸侯王的事迹。列传，记载各个时期上层官僚、士大夫、名人以及一般市民的活动。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撰写史书的方法，成为后来许多史家效法的典范: kerning: 0pt">其次就是在古代史籍中，《史记》又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有着很高成就的文学优势。它继承了《诗经》、《离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继承了先秦散文语言生动准确、叙事简练明达的优秀传统，奠定了史传文学的坚实基础，在散文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司马迁具有高度的驾驭语言的本领，尤其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塑造形形色色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人各一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血肉丰满，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从而也使当时的历史得以生动地再现。司马迁还十分讲究文章的结构，使一幅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有层次地展开，引人入胜，有着高度的艺术魅力。这时，从《史记》中选出的人物及其故事，按原著的次第排列。这些章节，固然是《史记》的精华所在，但远不是它全部精华。比如说，《史记》中的《高祖本纪》及汉初某些人物传记，不乏精彩笔墨，然而考虑到《汉书》与《史记》的这些部分的内容有明显交叉重复，为便于体现汉书人物故事的完整性、连贯性。</SPAN><SPAN lang=EN-US 最后就是《史记》是在当时条件一部比较尊重历史的史书。汉代史学家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缪（谬）圣人”，也就是说《史记》中所反映出的史学观点，常常与儒家的封建正统思想相违背。其实，正因为司马迁不囿于圣人是非，十分尊重历史事实，所以在评价人物、论断史事方面比较高明，为其他封建史家所不及。比如，他充分肯定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把陈胜写入世家。又如项羽，虽然他最终兵败身亡，并没有建国称帝，但是在秦、汉之际约有四五年的时间里，“政由羽出”，他的实际地位相当于皇帝。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专为他列了《项羽本纪》。至于社会的其他阶层中，那些在国家危险时挺身而出的人物，那些不畏强暴、为维护国家尊严而视死如归的人物，虽然他们社会地位很低，司马迁照样为他们立传。司马迁不对一些统治者的昏庸暴虐，大胆圆心揭露和鞭挞学习《史记》不仅让懂得历史，明白事理；而且横溢的文才足以让你终身受用。闲时也许你还会翻开《史记》，慢慢品味“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真正内涵

重在于说明突出史记的巨大历史意义

就是说史记写的好极了

《史记》分五部分。12本级，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
12“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
10“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
8“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
30“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
70“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这仅仅是一个大略的划分，对于某些历史人物，作者有他的特殊考虑。例如项羽，他并未统一天下称帝，但作者高度评价了他在反秦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说：“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所以将他列入本纪，可算一个特例。陈涉则是又一个特例，他出身低微，是所谓“瓮牖绳枢之子，隶之人”，起义后虽自立为王，但为时仅六个月。之所以列入世家，是因为在秦王朝的严密统治下首先发难，的确是非常之功。司马迁在这篇传记的最后写道：“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卒亡秦，由涉首事也。”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他在传后全文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来代替自己下赞文。这种不寻常的做法，更足以说明司马迁所看重的是功业，而不以成败论英雄。后来班固写《汉书》，几乎完全照搬《史记·陈涉世家》原文，并去掉“世家”的名称，将陈涉与项籍合为一传，为“列传第一”，其贬抑之意不言自明。史家对历史人物态度之不同，于此可见一斑。

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卷二 夏本纪第二
卷三 殷本纪第三
卷四 周本纪第四
卷五 秦本纪第五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书”是个别事件始末的文献记载，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它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则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书”是个别事件始末的文献记载，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它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则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游侠，第一次在史书上为其列传的是太史公。自《史记·游侠列传》被创作出来之后，无数学者开展了对其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记·游侠列传》通过对先秦到汉以来的游侠的总结，从概念上对游侠进行了界定。本文以《史记》中的游侠形象为切入点，从游侠的起源问题着手，介绍了从春秋时期游侠的萌芽到战国时期游侠在历史舞台上的粉墨登场，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群体。并结合《史记》中的人物，重点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形象进行分析，主要是三种游侠，即卿相之侠、布衣之侠和暴徒之侠；同时分析司马迁对于游侠形象的情感倾向，即贬抑了游侠“以武犯禁”的言论和褒扬了游侠仁义的精神。《史记》中的游侠形象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武侠小说的人物素材，同时也强化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侠义思想，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侠文化。
游侠是中国古代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通过太史公对其传记描写，游侠这一具有独特魅力的角色从此活跃于中国文学史上。春秋之际礼崩乐坏、征伐兼并，游侠在此时期产生，并在变乱的战国时期叱咤风云，随后在秦国统一中国后经历了短暂的蛰伏，到西汉时期再次兴起，而后经历东汉的沉寂、南北朝时的泛起、隋唐的绵延及宋以后虽然还有所存在，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消失。游侠是中国宋以前历史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极大。从先秦的散文一直到现代的新武侠小说,游侠都是文人墨客笔下经久不衰的角色，在中国文学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游侠的形象深入国人的心灵，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一直有这种仗剑远游的游侠形象。对于游侠，太史公赞之，班固贬之，历史上褒贬不一。太史公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其立传，透过司马迁的描写，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游侠的精神内涵，通过对游侠仁义精神的褒扬，表达了其反抗社会黑暗的不屈精神，研究《史记》中的游侠形象，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游侠这一社会现象，还能促进人们对游侠文学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形态。
《史记·游侠列传》在我国游侠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着重对布衣之侠进行了描述,第一次在正史中肯定了西汉的游侠群体的行为。纵观整个列传,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史学家,能有魄力在统治阶层打压游侠群体的历史时期歌颂这种游离在法律之外的侠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具有民主进步意义。这种精神也为当今社会中的社会风气与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与底蕴，对我们现代社会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史记·游侠列传》是对先秦到汉以来的游侠进行总结，对于游侠有了一个概念上的界定。本文研究重点是以《史记》游侠形象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1.游侠形象溯源
1.1春秋时期的萌芽期
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诸侯之间连年混战，人民的游动性被扩大了，同时各国对人才的需求和战乱的环境也提供了游侠活动的空间。先秦时期的游侠大多存于墨家学派之中或者是依附于权贵的门客或客卿，他们的数量较少，然而却不容忽视。游侠的早期原始行为和价值准则具体表现在了他们身上，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游侠。先秦时期的正史较少对游侠有记载，但我们仍可在先秦的一些文献中发现其事迹，例如《国语》、《左传》和《吕氏春秋》以及《战国策》等书，对古代侠义之士进行了记叙，尽管当时还没有游侠这个称呼，但是其慷慨慕义之举和言行必果以及治安图报的为人处事风格，是相通与后世的游侠精神。尽管在身份地位和群体数量上，这些侠义之士比不上后世的朱家郭解游侠，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游侠先驱的地位，如汪涌豪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游侠史》将春秋时期的这些人称为游侠的先驱。通过这些游侠的先驱我们可以了解春秋时代游侠的生存状态。游侠在春秋时期尚处于萌芽期，这类社会群体还没形成，少数侠义之人身上表现出了游侠的精神，然而这类人仍和游侠有共通之处，所以后人也视之为游侠。人们对于游侠的印象不是来源于其身份而是来自其行为。
1.2战国时期的壮大期
因为春秋以来不断受到仁义忠勇之士的影响，并加以游侠先驱无畏精神的感召，战国时期的游侠不仅持身谨，持节严，而且更加具有爱名誉、重知己的高贵品质，和及公义，赴国难的精神。战国时期游侠类活动异常之频繁，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竞相行侠仗义，不仅促进了游侠团体的发展，还为当时社会群众带来了一种道义精神的感召。但是，游侠，这种不按社会正常规则行事的风格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带来了祸患。因此后人仰慕游侠的同时，也着实感到了这种不合章法的弊端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韩非子总结当时造成社会祸患的群体，其中就包括游侠。
先秦时代游侠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兴起的过程，进而游侠这一特殊群体在这个风云变化战火不断的时代中渐渐成长，但当国家重新安定之时，迫害便接踵而至。自秦建国之后，短暂的秦朝给予的压抑并没有让其毁灭，这个群体只是暂时的隐退起来，待时代风声适合其生存发展时，便会再次茁壮成长。在处于这个秦末之后天下大乱的环境下，游侠们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于是他们又有了生长的土壤与养分，从秦朝时期到西汉时期，游侠经历了一次高潮。那么，司马迁为其写《游侠列传》也不足为奇。
2.《史记》中的游侠形象的类型
降至汉朝，司马迁认为游侠具有两点。其一，其行不轨于正义，这是对韩非指责的继承。但是必须加以区别的是，韩非注重的是游侠的私权，而史公所指的是时巧法网，韩非注重的是政治层面，史公多倾向于化会层面。其二，重信尚义、轻死赴难、厚施薄望，检阅《游侠列传》数次，“义”字更是反复出现，共出现过9次。对游侠尚“义”的论述是对韩非认识游侠的新发展。
2.1卿相之侠
卿相之侠社会身份高贵，在官府中担任重要官职。司马迁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明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这些贵族游侠因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再加上礼贤下士的品质，最终得到了各类贤士的青睐。与其说是因为顺风而呼的气势让他们行侠十分顺畅，倒不如说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侠义精神，还有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能力所形成的自信，三者相结合其所展现的气势，才让其成为人人称羡的名侠。这类侠士中最具代表性的应为战国四公子。他们各具风格，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现了卿相之侠的形象魅力。
《史记》记载“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1]田文对待宾客可谓是有情有义，对于犯法之人他也是相当包容，还会将其招致自己门下，不惜得罪朝廷，倾其所有养士礼贤，所有待遇与客相同，极具侠义之风。平原君赵胜能够在行事中处处为国考虑、为国解忧，其中，舍财救国是其侠义精神的重要体现。秦之围赵邯郸之时，平原君义无反顾的与楚联盟“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他把国君交代的使命放在心上，不成功便成仁。当赵国邯郸面临危险时，平原君“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2]结果“秦军为之却三十里”。平原君能够考虑到国家的存亡，处处以国为先的做法，真正体现了侠之大义，并由此奠定了他在赵国的地位，在位期间也从未有过任何的背国之举，足以显示其宽广的心怀。
其实，孟尝与平原二君从行为这一层面来说，与真正意义上的游侠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只能说明他们三人具有游侠的某种精神，但是他们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游侠。在这四位卿相之侠中最能被称为侠的，当属魏公子无忌。他不惜抛弃官位财富以及自己的生命去救赵国；成功之后，他却让将领们带着魏军返回了魏国，自己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当秦出兵伐魏时，魏公子听从了毛公和薛公的劝告驱车驾归救魏，足见其心怀之广大。春申君处事以国家利益为先，并且颇具胆识。春申君是在楚人出使秦国之时，在听闻秦国联合韩魏伐楚之事后，便立即上书秦昭王：“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3]将当时的天下形势分析的非常合情合理因此打动了秦王，使楚国避免了战事。在秦这个虎狼之地他并没有力求自保，而是想着如何解决国家的危亡，这份侠义着实令人称叹。
可以说这些卿相之侠因为有权有势，所以做起侠义之事来可谓是如虎添翼。然而其自身的侠义魅力也并非来自其贵族地位，而是他们能够彰显游侠的高义。
2.2布衣之侠
司马迁更为欣赏的游侠当属布衣之侠。布衣之侠，司马迁从汉兴开始记录，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4]《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主要是为这类游侠。司马迁从朱家到郭解都做了介绍。他首先写了朱家的高义。“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济，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年）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5]《史记·游侠列传》里的朱家曾经救了无数的游侠豪士，当然还有很多平常人，然而他从来不自伐其功。生活虽清苦，但却能够在别人危难的时候出手相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一次，他使季布将军脱离了险境，但是在季布将军重新富贵的时候，他却终身不见季布将军。朱家就是不想让季布将军心里存有对自己的恩情，他怕这恩情成为季布将军心中的负担，怕因此误了大事。在这些布衣之侠中当属朱家最为高义。
郭解也是《史记·游侠列传》里有名的大侠，他姐的孩子被人杀死，但当他了解了事实之后，却放了那个人。有人对其不敬时他能以德报怨，让那不敬之人主动肉袒谢罪。他还化解了洛阳人的仇怨，因为邑中贤豪曾有很多人做过他们的工作，郭解却不居此功，将功劳留给了邑中贤豪，“‘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今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郭解行事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庭。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馀年 ，请得解客舍养之。”[6]太史公最后评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7]
总而言之，布衣之侠虽出身于下层世界，但仍有着不容小觑的民间势力和政府依靠。他们能够主持正义，以德报怨，施恩不求回报，不自居攻伐。待人谦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常常结交江湖中侠义之士，并且结成党羽，所产生的影响也令朝廷侧目。
2.3.暴徒之侠
这第三类游侠，司马迁称之为暴肆之侠。他们欺凌孤弱，让游侠们都为之色变，在文章中司马迁对这类游侠并没有详细的介绍，只是在文末写了几个人名，“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曷足道哉！此乃乡曲朱家之羞也。”[8]用来同布衣之侠比较，来显示布衣之侠的高义。所以这类游侠应该说是壮大了“侠”与正义相悖的一面，而真正侠之为侠的高大伟岸之处却已丧失。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与政府格格不入，身份地位也很低下，结党营私，形貌上虽有游侠之样，但是本质上却无侠义精神。

　　一、这个问题涉及到《史记》这部史书的体例，有关的解释如下：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二、补充解释这部史书：
　　原名《太史公书》，后世通称《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最初无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记》、《太史公》。《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的称作“太史公书”，也有称作“太史公记”的。到了三国时期，这本书才被明确称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东汉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这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对中国史的看法。从二十四史的纪传表等来看，似乎有道理，但史书中也涉及政治制度、商业、技术、学术等内容，是帝王将相所涵盖不了的。比如看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或者历史上所谓“三通”。另外，中国历史有作为儒家经典的注疏的倾向，经史间关系复杂，也就是仁义和权力间的关系很复杂，也不是帝王将相能说明的。这种观点不过是反传统的一部分。

是，举一个例子，《史记》的绝大部分讲的就是帝王将相的传记，而且古代写历史的人只有帝王身边的人才有资格，有史官。而不是随便一人能写的，，这些史官不管从学识还是做官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不是 史籍的种类有很多 那些写帝王将相的大多是皇家史官所写例如史记,清列史等各种朝代的列史.也有写经济的.写地理的例如郦道元的水经著,等地理志.帝王将相史只是贵族人物,也有平民的,中国古代历史包括经济 政治 文化 可能是君主专制政治体制所以围绕政治的也就是皇帝的比较多 不能狭隘的认为古代史就是帝王将相史

这是由于咱们封建社会的原因决定的。在封建社会里，皇权可以战胜一切的。所以都是围绕着帝王将相来写。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