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国意识的战略文化

曾在战后一度被“经济优先”的方针局限地作用于经济领域的崛起，但一旦有机会它就再次完整地被表达。

日本的这种强国意识和日本传统的神道文化密切相关，日本认为自己是“大日本神国”，注定与一般国家不一样。撰写于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最早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 北畠亲房开篇就说“大日本神国，天祖始开基，日神永传统，唯我国有此事，异朝无此类，此故曰神国”。

二、危机意识的心理文化

在意识到有强大对手存在的危机感下，日本对引进的先进文化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意识成为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软实力。

一方面，危机意识源于日本自身的缺陷。国土的狭小、资源的短缺、灾害的频发等恶劣的现实存在都使得日本人缺乏安全感，心底警钟长鸣。

另一方面，危机意识也源于日本在文化形成早期与发达的其他文明在交往和比较中因自卑而产生的自我警醒。

三、学习和权威意识

美国战胜了日本后，很多日本人就把美国当作了霸主与权威，甘愿依附于美国，并向美国积极学习。有了权威，日本人就会感到安全，有了安全日本人才能埋头于战后的日本崛起事业。

日本的等级文化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中根千枝所强调的“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列出序列。

另一个则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日本的崛起与这塑造秩序的权威的等级文化密不可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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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断强化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的融合：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确立了以“重经济、轻武装”为核心思想的“吉田路线”，充分发挥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较早地在国家战略中做到了经济与安全的融合。

冷战后，日本在强化“正常国家”化或“政治大国”化战略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甚至转变实现国家战略的途径和手段，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与安全关系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以往日本较习惯和擅长使用的以经济手段为主来保障国家安全的综合安全路线正在被改变，军事手段正在被强化。

政治安全战略的转型，是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的突出表现。在日美同盟保护下，以往日本自身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更多使用非军事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的情况在发生变化，即日本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关系的表现在变化。

大体来看，这种变化表现在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和拓展；二是抛弃“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观，选择军事安全路线。这两种表现实际上涉及经济与安全、军事与安全、经济与军事的三种关系。

由于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体现出军事手段与经济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所以，经济、军事各自与安全的关系并不是替代或者矛盾的，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变化的两种表现存在内在的同一性。

也就是说，即使在目前日本越来越呈现出通过强化军事力来维护国家安全乃至实现政治大国的倾向，也不能证明经济与安全的关系被淡化或分离。

从冷战后国际秩序变化等普遍共性的原因、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和日本国际竞争地位下降等原因来看，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的融合还是在不断强化，只是表现形式出现了变化。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日本崛起的文化因素

1、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大量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并实施反向工程，向国际市场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从而实现了针对欧美的技术和经济赶超。

2、美国为遏制苏联，中国，大力扶持日本。有美国军队保护，省下大量军费发展基础建设，日本大力发展教育，多港湾，引进外资，卖军火。

3、岛国细民的文化心理。地理环境给日本民族带来了物质和经济上的压力，使日本人总感到生存的困难，造就了日本人敏感的心理特征还强烈的忧患意识、生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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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驾崩，皇太子裕仁继位，是为昭和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国内政局为统制派军人击倒皇道派军人从而掌握军政大权。

战后的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成立。联合政府倒台。吉田茂再次重登相位，连续四次组阁，合共第一次组阁为日本史上唯一的。《旧金山和约》签定后，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

战后的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成立。联合政府倒台。吉田茂再次重登相位，连续四次组阁，合共第一次组阁为日本史上唯一的。《旧金山和约》签定后，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

新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坛正式进入民主党执政时代，日本首次实现战后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迭”。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日本

日本列岛上被确认过的人类历史，大约可追溯到10万年乃至3万年前。在约3万4千年前，从日本列岛华北地区传来被称呼为小刀型石器的石器，在列岛全区被广泛的使用，但在约2万年前由西伯利亚过来新的称呼为细石刀片的石器主要在东日本传开。

伴随着从东亚迁入日本的渡来人，日本在弥生时代初期出现陶器、铁、铜器以及水田等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农业社会，同时一些如奴国等的小国也开始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

587年，豪族苏我氏的头目苏我马子击败物部守屋，又在592年暗杀崇峻天皇、立女皇推古天皇为帝，圣德太子摄政，日本进入飞鸟时代。

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日本进入奈良时代，律令制国家也日益成熟。大和政权的版图在这时也逐渐扩张，征服东北地方部分地区和南九州。

平安时代末期，出现以东国为势力范围的源氏和以西国为势力范围的平氏两个庞大的武家势力。平氏被赶出京都，将朝廷迁往福原京，之后于1185年在坛之浦之战中彻底覆灭。

1192年，武家首领源赖朝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创建镰仓幕府，并展开幕府统治，开始日本600多年的幕府时代。

1867年末代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迫于情势主动大政奉还，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正式成立，江户时代结束。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1895年2月，清军溃败，清廷被迫派李鸿章代表清廷向日本求和，并以战败国身份在日本威逼下签订了条件苛刻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日本于1910年并大韩帝国入版图，是为日韩合并；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向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以获得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殖民地。1914年9月，日本向德国宣战，发动青岛战役，11月攻占青岛。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扶植傀儡国家满洲国；再于1932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1941年12月，日军偷袭夏威夷的美军基地珍珠港，并正式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宣战，同时开始进军东南亚等太平洋地区。

从1945年9月2日战败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期间，日本被盟军军事占领，由美军为首的驻日盟军司令部（GHQ）统治，实行财阀解体政策，对垄断资本进行大规模重组；日本除了失去所有属地，也暂时被迫移交小笠原诸岛与琉球（原冲绳县）予美国军政管理。

进入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透过往新兴市场出口出现小波段复苏的伊邪那美景气，但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海啸，索尼和丰田等指针性大企业纷纷出现巨大亏损。

扩展资料

日本文化：

日本为一岛国，地处东亚大陆的东北面，与朝鲜半岛、满洲及西伯利亚相隔着日本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一直与东亚大陆文化保持着自身独特性。日本一方面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同时有自身的特色。自公元4世纪到9世纪，就有渡来人带来东亚文化。

往后日本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为日本带来了汉传佛教文化，如花道、茶道和香道都是伴随着汉传佛教传到日本的，是日本传统艺术的重要一环，并称为日本的“雅道”。随后到十世纪左右，日本与东亚大陆的交流变少，开始发展具有独自特色的国风文化，而京都则成为日本的文化中心。

16世纪中叶，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来因贸易保护政策和基督教禁令，使欧陆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停滞。直至十九世纪，日本才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下签署日美神奈川条约（日美和亲条约），开放了下田及箱馆两港口通商，欧陆文化在日本才得以重新复兴，后来更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一员。

日本历史是指日本从日本文明产生到现在的历史。日本列岛最早在20万年前出现人类，已知最早的日本人类化石可追溯到约3万年前。日本（英语：Japan），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国名意为“日出之国”，领土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及7200多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7.8万平方公里。主体民族为和族，通用日语，总人口约1.26亿。百度百科——日本

拓展资料：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西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日本在公元4世纪出现首个统一政权大和国，其后于大化革新后确立天皇体制，引入唐朝文化，仿效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尝试创建一个律令制的国家。

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日本进入奈良时代，律令制国家也日益成熟。大和政权的版图在这时也逐渐扩张，征服东北地方部分地区和南九州。12世纪末，日本开始六百多年的幕府时代，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相继执政。期间曾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以及由丰臣秀吉领导的文禄庆长之役。

期间曾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以及由丰臣秀吉领导的文禄庆长之役。17世纪初，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二百多年，到1854年黑船事件后，日本国内有志之士提出“尊王攘夷”等号召，江户幕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将政权还给明治天皇，史称“大政奉还”。

1867年，明治天皇整顿内政，富国强兵，一战后短暂经历大正民主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落入军部控制，实行军国主义，但于1945年被盟国击败后宣布投降。日本在恢复主权后经济高速增长，跻身先进国家之列，直至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进入长期的相对经济不景气状态至今。

约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得到统一。
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
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实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公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绳文时代
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当时，人们数人或十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及采集为生，构成了贫富与阶级差别的社会。

弥生时代
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转入九州北部。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差别，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

飞鸟时代
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广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和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4世纪，大和政权吸引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及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
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于政治革新，并以“大化革新”为契机，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至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

奈良时代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以及近郊），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于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平安时代
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摄取大陆文化。
10—11世纪，藤原氏垄断政权，以庄园为经济基础，势力最为强盛。但是，由于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治安混乱，武士集团强大起来。到11世纪末，为对抗藤原开始实行“院政”（指日本平安时代后期上皇、法皇代理天皇执政）。于是，武士进入了中央政界。
平安时代以中国文化为特色。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10世纪后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11世纪初）、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等等一批文艺作品。

镰仓时代
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
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摄取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及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著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文学方面出现了以源平合战为背景小说《平家物语》（原作诞生于13世纪初），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杰出代表。

室町时代
14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2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而起，室町幕府摇摇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及人民的强而有力的独立政权。
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14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及15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

战国时代（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
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

江户时代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制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

明治时代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1853年，美国军舰来到日本，强迫日本“开国”。此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在这场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萨摩、长州两藩武士起着重大的作用。1868年1月3日，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868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明治初期，日本重视轻工业，19世纪90年代，生丝和棉花纺织业已经为典型工业。生丝全国出口量第一，棉花和纱代替了茶叶，出口量仅次于生丝。渐渐地，日本成了生丝和棉的出口大国。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的重工业在此时期发展缓慢。日本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大正时代、昭和时代
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1912—1926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时代前3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不久后侵占中国满洲。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访华，于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于正常化。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病逝。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日本，弹丸之地，中华帝国后裔，蛮夷之帮，所以叫小日本，樱桃小丸子。

http://baike.baidu.com/view/98596.htm上

会。秦军虽然面对近代列强很难取胜，但是他们纪律很好，不会像清军一样溃败。

不会，因为秦军用的也是冷兵器，冷兵器注定打不过热兵器。

不会，因为们也不是很强，照样是打不过的，没办法。

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日本的企业文化。
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其团队合作精神所凝聚则是日本的民族的精神：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把个人融入团体，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赢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甘愿为团队、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和勇于牺牲，就是以民族精神为主导的企业精神。其创新精神也源自于民族精神：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以创新求求生存，从而建立了日本的“多元合金文化”。这样的创新体现在管理上，将企业主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调动生产者（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劳资”双方，共存共荣，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劳资矛盾，即被马克思看作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尽管 “企业文化”的管理思想是美国人最先提出，但却在日本获得巨大的成功。
西方抨击企业文化终身雇佣制会影响、束缚有才能的人，并产生人才老化的问题。这是从西方价值观产生出的担忧。步入成熟年华的人，往往已有了其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只有在无法实现之后才会调整目标。在开始择业时，是双向选择的，即企业和员工相互选择，企业提供给每个员工自我实现的各种保障，所以，既然获得了自我实现需要的保障（包括物质待遇、升迁机遇、优越环境等）之后，就获得了安全感，就没有“跳槽”的社会流动之必要了，而且也不会有失业而被推向社会的威协（当然，前提是企业不倒，员工没有做出损害企业的事）。企业确保每个员工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收入的不断增加（年功序列制），因此，员工归属企业之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又还有什么理由不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去实现自我价值呢！日本企业提供给员工的保障远比西方的社会保障更多、更具可靠的归宿感，每个成员为实现自我可以在团队中获得比西方企业所提供的条件更多更好的支持，从而有更多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
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有三大民族心理。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而这里的强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成功的团体、民族），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形成“即物主义”性格。3、“忠”、“和”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和”：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是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为了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这种“和”作为管理方式，导致不断的讨论和妥协，以成就企业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谐。
日本宗教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宗教是一种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体系，博采众长。例如既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又在企业的经营哲学中，融入了佛教中的“经世济众”、“虔诚感恩”等思想，使员工感到工作已不单单是为了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有精神上的满足。
日本企业文化是日本历史催化出来的。催化日本企业文化的有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特别是二战之后的正确选择。日本政府和国民都当时的现实，不得不思考日本未来何在。明治维新赢得的第一次崛起以失败告终，也必然使日本民族认真思考和缜密选择如何实现日本民族的第二次崛起！企业文化正好满足了这一民族思考的需要。正是以这种思考去谋求生存和发展，便做出了与时俱进的选择——走经济全球化之路。
日本企业文化的发展，也有有赖于战后日本政府与日本企业的关系。事实证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迅速起飞，离不开这个廉正、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样的政府，有利于形成现今的日本企业文化。

1986年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一万九千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到1987年度时，依靠进口铁矿砂和废钢发展起来的日本钢铁工业生产的粗钢达九千八百五十万吨，仅次于当时的苏联，位居世界第二；汽车产量达一千二百万辆，如果说1909年至1987年“汽车王国”的称号属于美国，那么1985年后，此称号当之无愧地属于日本；日本的电器（尤其家电）更是所向披靡，雄“霸”全球。[1]
日本从1951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到1986年时，投资累计已超过一千亿美元。到九十年代，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跨国公司遍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唐淳风先生估计，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046万亿美元， [2]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各方面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少日本企业选择了中国。因此有必要对日本的企业文化作一个分析，以探讨日本的企业文化的成功奥秘。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竟在战争的废墟之上，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经济大国，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乡，也成了美国的主要市场竞争对手，从而引起了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深度关注，都在认真研究、探讨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公认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其中最早提出企业文化概念的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于1981年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在此书中，他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将美国企业的A型组织管理同日本企业的J型组织管理从七个方面进行对比，提出其著名的“Z理论”[3]。
A型组织：把由领导者个人决策，员工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的企业称为A型企业。它的特点：
（1）、短期雇用；
（2）、迅速的评价和升级，即绩效考核期短，员工得到回报快；
（3）、专业化的经历道路，造成员工过分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但对整个企业并不了解很多；
（4）、明确的控制；
（5）、个人决策过程，不利于诱发员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6）、个人负责，任何事情都有明确的负责人；
（7）、局部关系。
J型组织：（他认为日本企业属J型组织，具有以下不同特点）
（1）、实行长期或终身雇佣制度，使员工与企业同甘苦、共命运；
（2）、对员工实行长期考核和逐步提升制度（即年功序列制）；
（3）、非专业化的经历道路，培养适应各种工作环境的多职能人才；
（4）、管理过程既要运用统计报表、数字信息等清晰鲜明的控制手段，又注重对人的经验和潜能进行细致而积极的启发诱导；
（5）、采取集体研究的决策过程；
（6）、对一件工作集体负责；
（7）、人们树立牢固的整体观念，员工之间平等相待，每个人对事物均可做出判断，并能独立工作，以自我指挥代替等级指挥。
Z理论：威谦·大内认为日本的经营管理方式一般较美国的效率更高，美国企业应向日本企业管理方式学习。认为一切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信任、敏感与亲密，主张以坦诚、开放、沟通作为基本原则来实行“民主管理”。
然而，威谦·大内是从可视的管理形式层面去研究日本的企业文化的，是与日本的企业管理实际相符的，在以美国的管理理念同日本的企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发现，虽然企业文化对日本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日本的管理经验却不能简单地照搬到美国去，因为两国文化传统存在着悬殊差异。但他仍乐观地认为：只要美国的A型企业按照他设定的13个步骤进行变革，就可以在10至15年内成功地实现向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转变……是耶？非耶？
综上所述，我认为威谦·大内教授在探讨日本企业文化取得成功的原因时，只是从管理模式的表面和表层形式上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探讨，并未能从深层次上概括出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管理理念之所以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虽然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兴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却不能从日本文化对日本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产生独特的促进作用的深层次上理清日本企业文化为什么会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企业文化包括三层内涵：居于的核心位置的是各种经营理念、价值观、哲学思想等精神意识，中间层是制度及企业人员的行为，最外层是产品、技术、物质。产品技术物质只不过是企业的理念精神等意识形态经过制度下企业人员的行为而外化的表现形式。在整个企业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核心部份——即理念精神等意识形态。然而，研究者们所盯着的只是日本的产品、技术、物质，看不到这些产品技术物质的产生根源是来自其文化核心——精神意识。这种精神意识不能离开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历史及民族心理。
为此，我认为只有从日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日本民族的历史、日本的民族心理、宗教和政治等层面进行探讨，才有可能找出日本企业文化之所以能够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的深层原因，才能真正揭示出日本企业文化成功的奥秘。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
日本民族生存在一个四周环海、面积不大、多山的狭长岛国里，可耕地只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十五，矿产资源又贫乏，且饱受地震、台风、海啸等的威协。这种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剥夺了日本民族向大自然索取的权利，若说造物主对日本人还有一丝怜悯的话，那就是给了它辽阔的渔场，然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海洋捕捞是一件风险极大的艰难之事。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个人才能获得得生存、发展的条件。因此，这种不利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必然造就了日本民族的团队精神和创造性。这是日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1、日本民族的团队精神
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每个人都得面对大海和贫乏的自然资源去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个人融入团体，正如出海捕渔，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要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赢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因此正是不利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固有的团队精神，而且培养了甘愿为团队、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和勇于牺牲，就形成了从古至今的日本民族精神。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代，生产的粮食尚不足以养活全家人时，为了保证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老年人心甘情愿地让儿子把自己送到大雪封山的山林中，无怨无悔地从容死去，从而节约下一个人的口粮，让整个家庭延续下去。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其它民族所少有的。从《十年回忆》[4]这一历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作为战后新内阁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为了让日本获得复兴的机遇，他个人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付出了个人尊严。总之，为了家庭和团队、为了民族和国家，从普通百姓到总理大臣都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团队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融入到日本的企业中，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则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这也是那种如同一盘散沙，每人只顾自己大捞的民族无法比拟的。日本人这种为了团队、民族、国家宁可牺牲自己的奉献精神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其凝聚力和推动力是不容低估的！
2、日本民族的创新精神。
（1）、吸收各民族之长，建立了日本的多元合金文化。
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公元7世纪，日本曾全力模仿和学习中国唐代文化。1853年美国舰队轰开当时落后的、尚闭关锁国的日本，使日本人猛然惊醒，转而自觉学习欧美工业化文明文化，为1867年明治维新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开发”改革奠定基础。[5]日本人的学习和借鉴总是与本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体现在企业上则是特别推行反求工程、创新工程，即把各国同一产品的优点、缺点列出来，然后集优于一身。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创新求求生存。
（2）日本的企业文化是对管理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在企业管理方面，从古典主义到美国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理论、梅奥教授的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理论丛林，虽然应用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民族、都曾不同程度地促进过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完全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其目的都是为维护管理者如何获得利益最大化从而去调动雇佣者（生产者）的积极性服务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在形式、方法和满足生产者需要的不同层面上有所差异而已。却从来没有哪一种管理理论可以最终消除或化解企业中雇佣者与企业主（有书籍称为“劳资”）双方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这些一系列管理理论的共同理念，无一例外地想方设法从物质或精神两个层面变换花样作为各种激励手段和方式去调动雇佣者的积极性。充其量这些理论也仅仅是暂缓“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并不能从根本上在企业中彻底根除劳资矛盾，这被马克思认为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但是，日本企业文化理念及其实践却是将企业主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了。虽然“企业文化”的管理思想是美国人最先提出，但却在日本获得巨大的成功。
首先是企业主对生产者实行终身或长期雇佣制[6]，消除了雇佣者的失业危机。日本企业主认为以“炒鱿鱼”这种大棒和特权来威协员工，不如把员工当成企业的主人，形成员工与企业共存亡的忧患意识，更能激发员工的责任感、积极性与创造力。因此，不惜花费重金把每个人都培训成多职能的人才，对雇佣者不断地进一步培训和轮换岗位是日本企业的特色，倡导“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日本企业又把企业分成多个部门团体，采取由团体决策、团体负责，奖罚落到团体上，一般不追究到个人责任。这样就能形成“一人有难，集体帮”的企业凝聚力。随着不断的培训和技能的熟练掌握，绝大多数员工增强了主动性和自信心，都能充分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十分出色地完成其工作任务。再以“年功序列列制” [7]来保证每个员工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使企业人才不断地实现向上流动。企业不仅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更成为每个员工社会生活的中心，是每个成员“人格形成”和“精神修养”的地方。马斯洛提出的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在企业中都可以得到满足。因此，企业文化已将日本企业变成了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生活共同体，人际之间不存在防不胜防的不公平竞争和暗箱操作，成功地把一个企业变成大家庭，使员工对家和国的忠诚变成对企业的忠诚。
实行年功序列制（即工资及职务随员工在本企业的工龄的增加而增加的一种制度），可以确保每个成员在长期考核后，均等地获得逐步晋升的机会，最终达到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这种平等地关心员工利益的人性化企业文化，使员工获得充分的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宿感，从而对企业满怀知遇之恩的感激心理，并内化成自觉努力效忠企业的动力。因此，“跳槽”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8] 这种价值观形成之后，企业就不必担心人才外流。
另一方面，把企业工会传统上是代表工人利益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职能，转变为协调沟通“劳资”双方的职能。工会的任何调停，都体现了对劳资双方的兼顾而不鼓励双方对立冲突！
不言而喻，在构成生产力的生产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中，生产者是决定因素，只有在保证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生产者的创造精神和主人公责任感，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用政治口号和远景蓝图来画饼充饥式地激励生产者的积极性的是不能持久的。
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调动生产者（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是从“劳资”双方共存共荣为目的来实现的，这种理念是以逐步满足生产者五个层次的需要的人性化管理为内核进行管理。这种企业文化形象地将企业化为一个家族，家族的兴衰关系到每个家族成员，所以每个成员都会为了家族的荣誉和兴盛而战。这种团队精神就具有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这种企业文化也形象地将企业化成商海中的一条船，从每个船员到船长，共同以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确保这条船不会沉没。因此与企业同甘苦、共命运，就是企业每个成员的天职。在员工的心中，企业不只是企业主的，企业是属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员工的。
这种企业文化理论是以往传统的和其它管理理论所无法企及的，是日本民族对管理理论的创新。这种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亲合力、凝聚力及其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创造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之一。在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力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方面，日本的企业文化是极其成功的！
（3）管理思维的创新
日本企业最善长逆向思维，最为著名的是“看板管理”[9]，它成功地解决了既要小批次、多品种，又要低成本的问题。也即从结果入手，从顾客的各种要求意见入手，从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开始往前推，思考如何才能达到顾客的各种要求，每一道工序都把后一道工序看成自己的“用户”，按照“用户”的需要进行生产，而用户把自己的需要详细地写在一块醒目的板上，用看板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丰田公司正是采用这种方式，大大增强了丰田的市场竞争力。
乍一看这种管理模式，惊叹其创造力，但细一想，这是人本观念的必然。随着人们温饱的解决，人们更趋向于追求个性化的产品和生活，“看板管理”就是在以尊重和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更新的各种需要这种人性为目标下产生的。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经验出发的管理意识充分发挥了占领市场的优势，从而使日本企业在激烈的自由竞争条件下能脱颖而出，立于于领先地位。
（4）我的评价
西方抨击企业文化终身雇佣制会影响、束缚有才能的人，并产生人才老化的问题。这是从西方价值观产生出的担忧。步入成熟年华的人，往往已有了其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只有在无法实现之后才会调整目标。在开始择业时，是双向选择的，即企业和员工相互选择，企业提供给每个员工自我实现的各种保障，所以，既然获得了自我实现需要的保障（包括物质待遇、升迁机遇、优越环境等）之后，就获得了安全感，就没有“跳槽”的社会流动的必要了，而且也不会有失业而被推向社会的威协（当然，前提是企业不倒，员工没有做出损害企业的事）。企业确保每个员工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收入的不断增加（年功序列制），因此，员工归属企业之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又还有什么理由不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去实现自我价值呢！日本企业提供给员工的保障远比西方的社会保障更多、更具可靠的归宿感，每个成员为实现自我可以在团队中获得比西方企业所提供的条件更多更好的支持，从而有更多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
如果把实现自我的理想设定为跨越太平洋，美国人提倡的是由自己驾小船一桨一桨地划完全程，认为这才能体现个人价值。而日本的企业文化则是大家乘上万吨巨轮、以团体力量，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地完成全程。日本民族认为个人价值只有融于团队价值之中，才会体现出来；团队价值则是所有成员个人价值的高度集中。那种散沙式的个人价值，同日本民族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
二、民族传统心理对其企业文化的影响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
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而这里的强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成功的团体、民族），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10]1853年美国舰队轰开了当时较落后的日本国门，日本人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拜美国为师，吸收西洋文化，终于在1868年发生明治维新的划时代变革。[11]这种源自危机忧患意识的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意识已深深淀积在他们先祖们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已成为一种民族特有的心理。这种心理使日本民族成为一个敢于开拓冒险、勇于创新、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民族。日本企业无法例外地秉承了这种民族心理，使它们无时无刻都在寻找成功的机遇，敢打敢拼，百折不挠，善于学习吸收别国先进的为我所用的优点和长处，无论世界哪个角落，一旦有新思想、新技术出现，它总是不惜代价，甚至不择手段搜罗回来，使自己的不断强大，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意识反映到企业战略上则是宁可容许企业发生赤字，也不能将市场占有率让给竞争对手。即使在销售额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增加销售网点、加强促销活动，保持企业继续上升的势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市场占有率让给对手。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能超过竞争对手，就会逐渐被淘汰出局。这做就了他们知难而进的强者性格和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大获成功的冒险精神和命运！
有人说：“这种传统民族心理发展到极处，则表现为活着就要在竞争中胜出，成为强者、成功者，一但失败，则去跳楼自杀吧，无人会可怜一个失败者，日本民族是一个容不得失败的民族。”[12]虽然，日本的自杀率较高，一些文学作品流露着欣赏死亡的审美倾向。但是，对于日本绝大数人来说，是不存在如此极端的心理的。
2、务实心理
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思辩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如后面所提到的“即物主义”性格。[13]
现代的日本人，在经济上有总体规划，又尊重经济规律，让激情与想象的热流注入客观规律的模子，浇铸出切实的产品，而不是恣意妄为及以主观想象的方式从事经济建设。他们务实求真，不尚空谈，不玩花架子，不搞自欺欺人的把戏，老老实实以辛劳和智慧来培植理想之花，因而能创造奇迹。这与我们曾经崇尚虚荣浮夸、好大喜功和自我麻痹的国民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个民族从战争的废墟上同时起步，几十年后，一个做到上天，一个却在经济面临崩溃中重新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
3、“忠”、“和”心理
“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许多员工都罹患疲劳综合症。都是为了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和”：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是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为了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这种“和”作为管理方式，导致不断的讨论和妥协，以成就企业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谐。
三、日本宗教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在5世纪前后，我国的儒家思想就开始传入日本。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忠、信、智、孝、和、爱、恭、俭、忍、让”等伦理思想，在日本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因而崇拜强者的民族中，并不是全部都能在日本生根发枝，被日本人民全部接受。更没有让儒家学说居独尊的地位，而是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和不同宗教并存。日本的宗教是一种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体系。
日本人不喜欢思辩的、形上学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日本文化的“即物主义”性格。[14]
“儒家思想中处于最重要地位的‘仁’被彻底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15]
又如，儒家思想中不能说没有“诚”，《中庸》说：“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但却没有对中华民族后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和以致形成以“诚”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反而教人诡谋、奸诈的三十六计能渗透到人的灵魂之中。然而，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以“诚”为中心的伦理说成为主流……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16]这种文化为日后日本企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们因为没有发育“诚”文化，缺乏“诚信”是我国市场经济难以规范的根本原因，至使今天我们的社会（包括企业）为此付出并将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
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炮舰轰开日本的国门和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虽然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涌进了日本，但是日本并不是以完全彻底否定历史和过去的态度发展资本主义，仍然继承和保留了封建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国民心中，即使在二战战败之后，日本也不允许盟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强烈要求将天皇制继续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国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见，“忠”已深深淀积在日本国民的骨髓之中。
然而，时至今天，皇室，早已不能干预政治了，只能在民间、外交从事一些仪式性活动而已。日本人已成功地把效忠天皇的观念转化为效忠企业的观念。
“忠”，使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能得以实行，使员工对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在日本企业，如果某个人为满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会备受人们的责备和歧视的，人们对这种“不忠”之人嘘之以鼻，不愿与其为伍。（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全然不同。）而员工的利益则要视企业的效益及工龄而定，日本企业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随工龄的增加而增加，在企业中干得越长，薪酬越高；企业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这样使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企业对员工的高度负责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形成了终身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
“和”，则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与他人合作，

简单的说：日本视教育,加速人才的培养,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
复杂的说：
浅探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

日本和我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很早就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友好交往。古代时期，中国的科技文化、生活习谷对日本影响深远。进入近代，日本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曾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也曾遭到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曾受到西方列强经济的染脂，也曾进行反列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二战后的50年，日本由一个战败国，资源贫乏的岛国，迅速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不能不令人惊讶和深思。为了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探索日本经济崛起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本文不“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作一初探。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展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1、1945年—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美的扶植下，日本经济全面启动，恢复迅速。工业生产超过了战前和战时的最高水平，国民平均消费额也达到了战前的标准，生铁、粗钢、化纤、电子、汽车等产品出现了巨大的增长。
2、1956年—1973年，是广泛运用科技成果，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这时期日本充分运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紧紧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50—70年代）适时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工业生产大幅度跃升，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3、1973年至今，是在危机阴影笼罩下进行经济低速增长期。这一时期的日本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下来，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71—1975年，平均年增长率达5.5%、1970—1980年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上升3.2倍，199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仍达到了5万亿美元。
上述一切成就的取得，可谓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不能不令人叹服和深思。
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
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美国实施全方位的扶植的政策，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
1、对日政策的全面调整：
根据“杜鲁门主义”的战略，美国原想通过扶助蒋介石并使之统治中国，再以它为据点进行反共的战略。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远东的战略而破产。于是，日本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变得重要起来，即美国打逄使日本替代原来拟想中的蒋介石政权，而成为其亚洲的反共据点，为了实施这一新战略，为了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美国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放宽了对日本的惩罚，即从削弱日本，转为扶植日本。建设“远东工厂”就是最好例证。
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48年1月美国提出了一个占领日本的新方针——“建设自主国家”，这个所谓的“自主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美国在亚洲的“远东工厂”的代名词。
为了建设“远东工厂”，美国积极制定使日本早日自主的方案，主张解除对多数军需工厂的指定赔偿，为了实现日本的复兴，美国力主缓和战争赔偿，允许日本保留赖以恢复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资设备基础。
建设“远东工厂”的重要一步就是使日本尽快摆脱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美国于1948年12月，提出了“稳定经济九原则”，1949年2月还派底特银行董事长道奇到日本担任占领军当局的最高财政顾问，对日本经济进行整顿，制定了“道奇计划”把“稳定经济的九原则”加以具体化。道奇的紧缩财政措施实行后，通货膨胀被抑制住了，日本经济也稳定下来。开始向自由经济过渡。
2、侵朝战争的“特需”订货
战后美国为了争做世界霸主，1950年6月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日本立时成了美烟的后方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和武器、军械的修理厂。日本由此得到了大量的“特需”收入，高达36忆美元。这些“特需”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带来了国内的“消费景气”。。无怪乎日本垄断资本家称朝鲜战争为拯救日本经济的“及时雨”，就连日本经济学家，不论学术观点如何，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侵朝战争是“救助日本经济之神”。“以战争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体制又重新复活了”。
3、旧金山体制的构筑和建立
为了积极有效的扶植日本，美国加紧策划对日本的媾和活动，以便把日本纳入它的远东战略计划之中。1950年9月，杜鲁门发表了作为媾和基础的七原则，此后，双委派国务院负责对日媾和工作的顾问杜勒斯东奔西突，穿梭往来于有关国家之间。年底同去伦敦协调同英的意见。完成一切策划之后，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的对日媾和会议，9月8日，日美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安保条约”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驻留；驻日美军可用以“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出兵镇压日本内乱的。“安保条约”，宣告了美国对日本公开占领结束，开始了美国对日本半占领状态的“旧金山 体制”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以允许美国驻军为代价，换取了美国“核保伞”，日本从中获益颇丰。从政治上看：由于美军的“保护”使战后日本刻的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和较为稳定的国内政局；从经济上看，日本摆脱了战时沉重的军费负担，日本战后军费支出只占战时军费支出55左右，在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中相当微小。这样得以把资源、劳动力技术开发与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和平经济的发展。
二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竞争体系，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二。
在美国的大力的扶持下，日本经济很快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为了使经济进入战后发展的快车道，日本政府适时制定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看准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根据国内资源贫乏的实际，选择了以“重、化学工作”为中心的加工贸易型的面向国际的发展战略。力争在钢铁、造船、电力、石油化学、汽车制造、重型电机、合成纤维等方面全面突破。并相应调整产业结构，优化重组国内企业，保护大型企业，鼓励发展托拉斯企业。1964年6月，三菱系统三大重工业企业合并成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就是成功的典型。
从60年代开始，日本实行贸易资本的自由化政策，积极加入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体系。在国际贸易竞争体系中，日本人牢记：“有、全、新、精”的四字竞争方针，即“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新，人新我精”。在产品市场占有上，做到销售一代，储存一代，研究一代的“三代”销售原则。
为了立足国际市场，日本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扶持与干预经济的政策，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
世界汽车工业，60年代是美、德、英、法四足鼎立，欧洲的市场英、法、德三分天下。日本要想挤进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实在有点“自不量力”。日本人想了，更是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成左边秘诀就是：首先，政府积极扶持，给予政策倾斜。一是减免多种费税，二是重奖设计新产品开发的有功之臣。三是扩大企业的进口权、生产权和技术开发权。其次，优化国内企业，建立大型集团。汽车工业在日本也是新型工业，资金相对不足，技术力量相对较弱。发展之初，全国有中小型汽车制造工厂100多家，面对这小而全，多而散的汽车工业的现状，国家大刀阔斧采取“关、并、停、转”整改策略，集中现有资金和技术，得点扶持以“丰田”为龙头的四家汽车制造工业，其它工厂勒令转产或倒闭。
再次，确定主攻方向，开发自己名牌。面对汽车行为“四足鼎立”和“三分天下”的局面，日本提出了“立足亚洲，挤入欧洲，打进美洲”的汽车发展战略，把着眼点瞄准到发展中国家和欧美中下等收入的家庭。以开发中档轿车为突破口，“丰田一代”、“丰田二代”相继诞生。80年代初，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之际，丰田汽车率先闯关，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打出一条醒目的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至今叫人记忆犹新。经过几十年的拼搏，今天日本的“丰田王”轿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欧洲在美国，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成为日本经济崛起的支柱工业。
三根据本国实际，适时调整政策，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三。
1、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
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把科学技术水平推向新的高峰，开创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新纪元。
50年代—70年代是日本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时期，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普及运用的关键时期，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日本赶上了机遇，更抓住 了机遇，在确立外向型经济妥展战略的同时，制定了“科技立国长远发展战略”，注意吸取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选择以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合成材料技术的开发，为振兴日本工业的突破口，引进国际尖端技术，进行消化后使之转化为生产力。从1950—1972年共引进11786项新技术，使日本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据统计1956—1964年，日本经济全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其中因技术而增长的部分为48.5%。可见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是日本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2、制定“高度经济成长”政策。
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从此，日本进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了“高度经济成长”政策，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预计划在十年后的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增加一倍。
为了“高度成长”，政府给国家财政进行巨额投资和金额贷款，采取对公司企业减税及其他财政措施，以增加资本积累，增加出口贸易。为了“高底成长”，工业生产在大规模设备投资下，以技术革新为中心，进一步以世界第一的超高速度继续增长。
1964年佐滕内阁执政，继续执行“高度经济成长”政策，1965年至1970年，出现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7.2%的十年里日本工业生产水平年平均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超过了美国2.69倍，英国4倍，联邦德国2.4倍，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盟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
3、推行贸易外汇的自由化计划。
为了扩大出口，增收外汇，加速经济发展，1960年6月，日本政府制订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同时恢复日元对美元的交换性能。池田内阁执政后，1961年7月，进一步制定了《促进自由化计划》。1962年内，包括石油、煤炭在内，日本实现了产品88%的自由化。1964年6月，日本政府发表《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8月，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所规定的国家。接着又加入了当时以开发“后进国”为名的欧洲合作组织（OEEC）这些标志着日本“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形成。这一系列计划的实施，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呈迅速上升势头。
4、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随其经济的发展，地位的提高，开始改变其向美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方针。为了获得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日本政府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为发展经济服务。先后出台了“等距离多边外交政策”、“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以及“自主选择外交政策”。
1972年9月田中内阁同中国恢复邦交，迈出了“多边自主外交”的第一步。1973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西欧这是日本与西欧关系的转折点，奠定了日本与西欧“确立伙伴关系”的基础。1974年三木武夫组阁后，推行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政策”，福田赳夫任首相衔后修补了上述政策，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1977年8月福田出访东南亚各国，表示向东盟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扩大了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鉴于苏联威胁的增加，福田内阁末期于1978年8月同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从此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日中友好，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两国贸易迅速增长，1981年贸易额达100亿元，为复交前1971年10亿美元的10倍，1991年中日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为复交前的20倍，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已达1500多家。这些无疑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4、多次采取“反萧条对策”。第四产供销中东战争爆发，由石油危机而导致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日本从60年代开始，就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中东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剧烈的打击，日本的经济也进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中。从1973年11月至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倒闭企业达11681家，失业人数达112万15、元人，197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第一次出现0.5%的负增长，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时期。
为了缓和危机，刺激经济的复苏，从1975年开始日本政府多次采取“反萧条政策”，主要对策有：“⑴增加财政开支，扩大公共投资。⑵对垄断资本减税，以刺激扩大生产。⑶松动银根，降低利率，增加企业利润。⑷发行赤字公债。⑸制订修订种种法律，为垄断资本摆脱寻找出路。上述措施，促进了日本经济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从1975年至1978年连续4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5%的水平上。这次经济的回升，主要是靠政府空前干预和企业“减量经营”实现的，同时也是实行产业合理化的结果。
四重视教育，加速人才的培养，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四。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教育成为重要的杠杆。无论是战后最困难的时期，还是60—7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教育始终是政府给予特殊关注的问题。日本政府重视教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高等教育体系完善。
日本较早的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战前就已普及了四年及六年义务教育，1947年进行教育改革，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50年九年义务教育完全普及，就学率达99%，1965年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比率达69.6%；1970年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达23.6%。同时还有配套齐全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一句话“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
2、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
日本政府重视教育，还表现在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逐年增加，1956—1978年期间，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的比例就达20—33%；1978年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投入的7.1%；同年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相当于1950年度的51.46倍。
3、提出“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发展战略。
为了振兴日本经济，适应“高度经济成长”的政策，1962年8月日本政府提出了“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战略思想。
“造就人才”实质是美国的“开发人类能力的政策”即把人看作经济上的生产力，因教育投资来开发这个力量的政策，是和日本式“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暗物。“建设国家”就要造就“热爱民族、国土和文化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见识，在国际上也是以赢得依赖和尊敬的日本人”。
为了实现“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发展战略日本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⑴进行“学力测验”，建立早期优秀学生选拔制度，建立优秀学生跟踪档案，确保成才。
⑵颁布《教科书免费分配法》，对义务教育期间的中小学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境贫穷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和中餐补贴制度。
⑶建立“光荣母亲”评选制度。
为了形成学校、家庭、社会齐抓共管，重视教育的氛围，日本文部省在全国推行“光荣母亲”评选活动，对那些教子有方、爱女有道的突出母亲或父亲政府授予“光荣母亲”（父亲）的荣誉，给予奖励，登报表彰，通过评选，涌现了一大批“光荣母亲”（父亲），使尊师尊教成为日本国民的自觉行动。
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发展经济所需的各类人才都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五“经济第一”勤勉劳作的精神，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五。
战后的日本，在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美国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反省”战前的“军刀政治”、“版图扩张”的富国强兵文化，认识到“军事第一”绝不能使日本通向幸福，从而确立了“经济第一”、“勤勉劳作”的新的经济文化观点。
1、国内建设中，信奉“经济第一”的原则，他们在狂热的军事热情遭到破灭后，所幸福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国内经济发展上，经济成为战后日本所关心的唯一国策。发展经济，努力生产，成为有志青年的献身目标，大批优秀的人才开始由军事转向企业界，科学、教育和工程人员的奋斗归宿只有一点，那就是推动日本振兴。
2、国际事务中，坚持“经济第一”的原则。
在国际事务方面，日本也坚持“经济第一”的原则，一切以日本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基点，对战后冷战、地区冲突坚持保持中立的消极态度，使得日本经济在国际交往中避免了许多 不必要的“封锁”和“干扰”，以至今天日本仍有“经济动物”的雅号。
3、乐于奉献的“勤勉劳作”精神。
与“经济第一”相共存的是日本人的“勤勉劳作”精神。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勤勉劳作同样成为日本民族的精髓。日本人为了家庭、为了妻子儿子，为了幸福的生活，自觉地加倍工作。他们坚信勤劳就会幸福，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汗水而少取工资。日本人效忠企业，以厂为家。真正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企业竞争意识，正是这种乐于奉献的勤勉劳作精神，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塑造了日本民族深邃的灵魂。
三、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给人们的启示：
通过战后日本经常济的崛起原因的初探，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能在短短的50年时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创造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绝非偶然，从上面的探索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日本经济崛起，得益于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得益于吸收消化欧美先进的文化科技技术。日本1960—1970年十年里，工业生产水平保持16%的增长速度，其中增长的80%都是靠吸收转化科技成果而获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谆谆教导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要有日本当年那种敢于引进，善于引时，甚至不惜“错误”引进的决策和胆识。充分利用、吸收消化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用。
启示之二：日本经济崛起也得益于政府政策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为了发展经济，日本不惜以允许美军驻军为代价，来换取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为了发展经济，日本能够主动改善邻国的关系，包括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关系，化敌为友，赢得安宁的国际环境；为了发展经济，能够依据需要制定适应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包括暂时“不平等”的政策。这些对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正有力证明邓小平“猫论”的无比正确吗。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只有对我们建设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不要怕“吃亏”，今天的“吃亏”就是为了明天的崛起。
启示之三：日本经济的崛起还得益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无论是战后困难时期，还是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教育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有人说，21世纪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下一个世纪即将到来，我国要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各级政府都必须要向日本那样，真正把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真正树立科教兴国的意识，决不能以经济困难为借口而忽视教育压缩教育经费的投入。全教会刚刚落幕，《教育发展十年纲要》已经颁布，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发展的春天就要到来。
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咬定发展经济不放松，借助日本成功经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日本今天的富强，就是我们明天的现实。

谢开润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情莫过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失败以后，却出人意料地在短短不到三十年时间内，以流星般的速度在战争废墟上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当时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国和经济强国。美国一直引以为荣的王牌工业——汽车业和钢铁业受到来自日本的强大冲击，贴着“索尼”、“松下”、“日立”标签的日本电器军团打得美国电器业溃不成军……整个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大为震惊！这股突如其来且异常强劲的“日本冲击波”迅速影响着全球几乎所有的市场，改变了世界经济竞争的大格局。
日本何以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这般辉煌的成就？日本靠什么样的管理使其产品具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日本经济崛起的秘密何在？面对这些问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企业界和管理学界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美国的管理理论家和管理实践家们开始向日本学习，探究日本管理模式中的文化渊源，从对日本企业成功管理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中抽象出其管理的精髓。
各国众多致力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的学者在考察研究了许多成功企业的经验后一致认为：美国注重“硬”的方面——企业中的文化因素，如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等等，并统称之为“组织风土”。他们认为“组织风土”是在日本企业中经过长期管理实践的产物，是通过企业全体员工的言行举止自觉表现出来的，这种“组织风土”就是企业文化。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企业经营的成功无不与他们建设了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它推动日本企业实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经营，使企业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旺盛的技术消化能力、局部的改善和调整生产关系的能力以及适应市场的能力，激励着企业全体成员同心协力的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奋斗。正如世界著名企业家、美国IBM公司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所说：“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对成就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其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机构、发明创新和时机选择等因素。
在日本、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社风”、“社训”、“组织风土”、“经营原则”等等。这种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内部把全员力量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的一种文化观念、历史传统、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是增强企业员工凝聚力的意识形态。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和魂洋才、家族主义和以人为中心。
1、和魂洋才构成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日本民族自称大和民族，“和魂”就是指日本的民族精神。“和魂”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产物，是“汉魂”的变种和东洋化。中国儒家文化的实抽是人伦文化、家族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和、爱等思想，归纳起来就是重视思想统治，讲究伦理道德。日本“忠于天皇、拼死不憾”的武士道德精神就是“和魂”的集中表现。日本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和魂”，提倡从业人员应忠于企业，鼓吹劳资一家、和谐一致、相安而处、共存共荣，从强调人际和谐入手以稳定劳资关系。同时，他们又从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中吸取了大量营养，把中国的军事谋略移植到日本企业的经营竞争之中，如兵不厌诈、待竭而制、先发制人、避实击虚等都运用自如，获得很大的成功。例如，日本精工集团虽早在世界钟表业称雄之心，但在其羽翼未丰时一直含而不露，避免与实力雄厚的瑞士钟表业发生正面冲突，直到实力强大后才以大批量的高精度优质石英表和电子表涌进国际市场，仅在70年代的后5年一举取代瑞士而领导了世界钟表的新潮流。
“洋才”则是指西洋（欧美）的技术。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了资本主义进程。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向西洋学习先进技术及管理方法在日本企业中逐渐形成高潮，于是“和魂”和“洋才”才开始结合起来，成为日本近代企业家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以日本化了的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和魂”与以欧美的先进技术为内容的“洋才”相结合，构成了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重要基础。战后日本企业引进、吸收、消化了大量的欧美先进技术，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创新，创造了远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的资本增殖。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上下一致，至诚服务，产业报国；致力于研究与创造，超越时代；力戒华美，追求质朴、刚健；发挥温情友爱，大兴家庭美风；尊崇神佛，致力生产报恩”。丰田公司就是靠这种企业文化使公司形成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吸收引进了其他各国的先进技术，创造出先进的管理方法——丰田工作方式，从而在新产品开发及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成为日本第一大企业。
2、家族主义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显著特色
日本过去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日本民族具有明显的农耕民族的某些文化物征，它首先表现为集团内部的互助合作，由于农耕作业，从播种到收获，绝非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家人、族人必须互助合作，这使得日本人养成了团结互助的良好习惯，与个人才能相比，他们更重视协作与技术的作用，即表现为家族主义。这种家族主义观念，在企业中则普遍表现为“团队精神”，一种为群体牺牲个人的意识。日本农耕民族的文化同时还表现为他们的乡土性，即稳定性。农耕民族以土地为中心，从事稳定而有规律的自然灾害，农业收成总是大体均衡的，这样就使之逐步养成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习惯。时至今日仍可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家族主义”与“稳定性”等民族特征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日本，集团是一个广泛含义的概念。日本社会是集团的社会，一个企业可以被看作是集团，企业内部的科室、班组、事业部等也都是大小不一的集团；在企业外部，相互间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结合成集团，无数个集团最终又构成日本国家和民族这个总的集团。所谓家族主义就是把家庭的伦理道德移到集团中，而企业管理活动的目的和行为又都是为了保持集团的协调、维护集团的利益、充分发挥集团的力量。在家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集团被看成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而人的个性几乎完全被集团的特征所淹没，企业管理所面临的对象也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由人群组合而成的集团；无论个人的责任、权力还是利益统统都由集团来承担，如同家庭一样。
许多日本企业家认为，企业不仅是一种获得利润的经济实体，而且还是满足对企业成员广泛需求的场所。因此，日本的企业管理十分强调员工对企业要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认同感，要与企业共存共荣。日本企业一般采用终身雇佣制，使员工有职业保障的安全感；在工资及晋升上实行年功序列制，把员工的收入与其对企业服务的年限挂钩；此外还提供廉价公寓、减免医疗费、发放红利等全面福利，从物质利益上诱使员工对企业“从一而终”。这样的制度体系通过物质利益及精神需要的满足，强化了员工对公司的家庭般的归属感，使他们把自己对工作、事业的追求，甚至精神的寄托都纳入以企业为中心的轨道。同时，日本企业还特别强调献身、报恩精神，要求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的事业融为一体，为之而生，为之而死。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讲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固然相当重要、可贵，但我认为仅靠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舍命的精神，尤其在多事之秋，能发挥舍命精神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
家族主义精神要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和为贵”的思想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这是吸收了中国儒家学说而形成的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念，日本企业追求的“人和”、“至善”、“上下同欲者胜”等共同体意识皆源于此。日立公司的“和”，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公司的“温情友爱”，都深受中国佛教及儒家“和为贵”思想的影响。这里的“和”，就是和谐一致、团结协作。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从各方面关心员工的福利以至家庭生活，员工也以企业为家，用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工作来报答企业。在企业内部，人们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互怀善意的人际环境。近年来，日本又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倡导企业民主，企业协商或主动创造一些环境和场合，让员工提出意见，以缓解企业内部矛盾，使员工心理上得到一定满足。日本企业家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出气室，里面放有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高层领导的塑像，员工可以在那里用橡皮锤狠狠地砸这些代表着某企业领导的塑像以泄心中不汇合，“人”也砸了，气也出了，员工回到岗位照样好好干活。
3、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还是企业工会，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这三大支柱都是紧紧团绕着人这个中心的，三者相互联系、密切配合，从不同侧面来调整企业的生产关系，缓和劳资矛盾。正是这些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格局，实现了劳资和谐，推动着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提高。日立公司总经理吉出曾指南：“我认为问题不在组织，而在人。”在他的倡导下，日立公司形成了“人比组织机构更重要”的组织风土，企业用尊重、信任和关怀来沟通与员工之间的感情。本田技研公司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经营思想，他们认为企业经营的一切根本在于人，注意把公司办成有人情味的集团，公司基本任务除了制造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汽车之外，还要为员工提供一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安居乐业的场所。为此，本田公司特别重视员工有没有朝气和独创精神，在分配青年员工工作时总是稍微超出他们的实际能力一点，并要求各级负责人都得有向年轻部下委让权限的胆量。
日本企业家认为：“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教育练投资的投入产出系数量最大，是最合算的投资”、“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活力的源泉”。尽管日本企业提高劳动力的创造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强化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但它们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重视教育工作的思想却值得借鉴。日本企业通过教育提高员工素质，坚持“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断发展和巩固企业文化。松下电器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把教育作为经营理念的核心，松下幸之助认为“人的智慧、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属于社会财富，而且比黄金更有价值”，他还提出了“造物之前先造人”的思想。丰田汽车公司也提出要尊重人，以人为轴心，他们的口号是“既要造车也要造人”。丰田公司第三任总经理石田退三指出：“谋事在人，任何事业要思想获得较大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以造就人为根本”。丰田公司认为，企业由人、财、物三要素组成，第一位的是人，人就是财产，培养优秀的人就是增加公司的资产，无论谁都应该在造就人上下功夫。因此，丰田公司从文化知识、技术技能、道德修养和思想感情等多方面对员工进行教育训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确立了世界著名企业的地位。日本企业得行员工教育培训主要从满足员工知我成就的需要出发，竭力使员工在受教育中增长才干，不断创造新的成就，使员工感到企业是自己实现理想的场所，自觉激发出为企业“尽忠效力”的内在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企业进入了结构调整的艰难时期，相应地在管理方式上吸收了美国能力主义的长处，更强调内部竞争和效率，但日本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基本形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相反，欧美企业则普遍借鉴日本模式，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团队精神”成为欧美跨国公司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 简单的说：日本视教育,加速人才的培养,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
复杂的说：
浅探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

日本和我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很早就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友好交往。古代时期，中国的科技文化、生活习谷对日本影响深远。进入近代，日本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曾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也曾遭到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曾受到西方列强经济的染脂，也曾进行反列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二战后的50年，日本由一个战败国，资源贫乏的岛国，迅速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不能不令人惊讶和深思。为了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探索日本经济崛起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本文不“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作一初探。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展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1、1945年—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美的扶植下，日本经济全面启动，恢复迅速。工业生产超过了战前和战时的最高水平，国民平均消费额也达到了战前的标准，生铁、粗钢、化纤、电子、汽车等产品出现了巨大的增长。
2、1956年—1973年，是广泛运用科技成果，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这时期日本充分运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紧紧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50—70年代）适时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工业生产大幅度跃升，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3、1973年至今，是在危机阴影笼罩下进行经济低速增长期。这一时期的日本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下来，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71—1975年，平均年增长率达5.5%、1970—1980年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上升3.2倍，199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仍达到了5万亿美元。
上述一切成就的取得，可谓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不能不令人叹服和深思。
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
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美国实施全方位的扶植的政策，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
1、对日政策的全面调整：
根据“杜鲁门主义”的战略，美国原想通过扶助蒋介石并使之统治中国，再以它为据点进行反共的战略。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远东的战略而破产。于是，日本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变得重要起来，即美国打逄使日本替代原来拟想中的蒋介石政权，而成为其亚洲的反共据点，为了实施这一新战略，为了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美国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放宽了对日本的惩罚，即从削弱日本，转为扶植日本。建设“远东工厂”就是最好例证。
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48年1月美国提出了一个占领日本的新方针——“建设自主国家”，这个所谓的“自主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美国在亚洲的“远东工厂”的代名词。
为了建设“远东工厂”，美国积极制定使日本早日自主的方案，主张解除对多数军需工厂的指定赔偿，为了实现日本的复兴，美国力主缓和战争赔偿，允许日本保留赖以恢复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资设备基础。
建设“远东工厂”的重要一步就是使日本尽快摆脱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美国于1948年12月，提出了“稳定经济九原则”，1949年2月还派底特银行董事长道奇到日本担任占领军当局的最高财政顾问，对日本经济进行整顿，制定了“道奇计划”把“稳定经济的九原则”加以具体化。道奇的紧缩财政措施实行后，通货膨胀被抑制住了，日本经济也稳定下来。开始向自由经济过渡。
2、侵朝战争的“特需”订货
战后美国为了争做世界霸主，1950年6月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日本立时成了美烟的后方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和武器、军械的修理厂。日本由此得到了大量的“特需”收入，高达36忆美元。这些“特需”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带来了国内的“消费景气”。。无怪乎日本垄断资本家称朝鲜战争为拯救日本经济的“及时雨”，就连日本经济学家，不论学术观点如何，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侵朝战争是“救助日本经济之神”。“以战争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体制又重新复活了”。
3、旧金山体制的构筑和建立
为了积极有效的扶植日本，美国加紧策划对日本的媾和活动，以便把日本纳入它的远东战略计划之中。1950年9月，杜鲁门发表了作为媾和基础的七原则，此后，双委派国务院负责对日媾和工作的顾问杜勒斯东奔西突，穿梭往来于有关国家之间。年底同去伦敦协调同英的意见。完成一切策划之后，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的对日媾和会议，9月8日，日美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安保条约”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驻留；驻日美军可用以“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出兵镇压日本内乱的。“安保条约”，宣告了美国对日本公开占领结束，开始了美国对日本半占领状态的“旧金山 体制”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以允许美国驻军为代价，换取了美国“核保伞”，日本从中获益颇丰。从政治上看：由于美军的“保护”使战后日本刻的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和较为稳定的国内政局；从经济上看，日本摆脱了战时沉重的军费负担，日本战后军费支出只占战时军费支出55左右，在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中相当微小。这样得以把资源、劳动力技术开发与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和平经济的发展。
二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竞争体系，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二。
在美国的大力的扶持下，日本经济很快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为了使经济进入战后发展的快车道，日本政府适时制定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看准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根据国内资源贫乏的实际，选择了以“重、化学工作”为中心的加工贸易型的面向国际的发展战略。力争在钢铁、造船、电力、石油化学、汽车制造、重型电机、合成纤维等方面全面突破。并相应调整产业结构，优化重组国内企业，保护大型企业，鼓励发展托拉斯企业。1964年6月，三菱系统三大重工业企业合并成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就是成功的典型。
从60年代开始，日本实行贸易资本的自由化政策，积极加入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体系。在国际贸易竞争体系中，日本人牢记：“有、全、新、精”的四字竞争方针，即“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新，人新我精”。在产品市场占有上，做到销售一代，储存一代，研究一代的“三代”销售原则。
为了立足国际市场，日本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扶持与干预经济的政策，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
世界汽车工业，60年代是美、德、英、法四足鼎立，欧洲的市场英、法、德三分天下。日本要想挤进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实在有点“自不量力”。日本人想了，更是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成左边秘诀就是：首先，政府积极扶持，给予政策倾斜。一是减免多种费税，二是重奖设计新产品开发的有功之臣。三是扩大企业的进口权、生产权和技术开发权。其次，优化国内企业，建立大型集团。汽车工业在日本也是新型工业，资金相对不足，技术力量相对较弱。发展之初，全国有中小型汽车制造工厂100多家，面对这小而全，多而散的汽车工业的现状，国家大刀阔斧采取“关、并、停、转”整改策略，集中现有资金和技术，得点扶持以“丰田”为龙头的四家汽车制造工业，其它工厂勒令转产或倒闭。
再次，确定主攻方向，开发自己名牌。面对汽车行为“四足鼎立”和“三分天下”的局面，日本提出了“立足亚洲，挤入欧洲，打进美洲”的汽车发展战略，把着眼点瞄准到发展中国家和欧美中下等收入的家庭。以开发中档轿车为突破口，“丰田一代”、“丰田二代”相继诞生。80年代初，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之际，丰田汽车率先闯关，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打出一条醒目的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至今叫人记忆犹新。经过几十年的拼搏，今天日本的“丰田王”轿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欧洲在美国，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成为日本经济崛起的支柱工业。
三根据本国实际，适时调整政策，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三。
1、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
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把科学技术水平推向新的高峰，开创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新纪元。
50年代—70年代是日本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时期，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普及运用的关键时期，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日本赶上了机遇，更抓住 了机遇，在确立外向型经济妥展战略的同时，制定了“科技立国长远发展战略”，注意吸取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选择以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合成材料技术的开发，为振兴日本工业的突破口，引进国际尖端技术，进行消化后使之转化为生产力。从1950—1972年共引进11786项新技术，使日本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据统计1956—1964年，日本经济全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其中因技术而增长的部分为48.5%。可见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是日本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2、制定“高度经济成长”政策。
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从此，日本进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了“高度经济成长”政策，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预计划在十年后的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增加一倍。
为了“高度成长”，政府给国家财政进行巨额投资和金额贷款，采取对公司企业减税及其他财政措施，以增加资本积累，增加出口贸易。为了“高底成长”，工业生产在大规模设备投资下，以技术革新为中心，进一步以世界第一的超高速度继续增长。
1964年佐滕内阁执政，继续执行“高度经济成长”政策，1965年至1970年，出现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7.2%的十年里日本工业生产水平年平均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超过了美国2.69倍，英国4倍，联邦德国2.4倍，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盟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
3、推行贸易外汇的自由化计划。
为了扩大出口，增收外汇，加速经济发展，1960年6月，日本政府制订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同时恢复日元对美元的交换性能。池田内阁执政后，1961年7月，进一步制定了《促进自由化计划》。1962年内，包括石油、煤炭在内，日本实现了产品88%的自由化。1964年6月，日本政府发表《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8月，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所规定的国家。接着又加入了当时以开发“后进国”为名的欧洲合作组织（OEEC）这些标志着日本“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形成。这一系列计划的实施，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呈迅速上升势头。
4、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随其经济的发展，地位的提高，开始改变其向美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方针。为了获得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日本政府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为发展经济服务。先后出台了“等距离多边外交政策”、“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以及“自主选择外交政策”。
1972年9月田中内阁同中国恢复邦交，迈出了“多边自主外交”的第一步。1973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西欧这是日本与西欧关系的转折点，奠定了日本与西欧“确立伙伴关系”的基础。1974年三木武夫组阁后，推行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政策”，福田赳夫任首相衔后修补了上述政策，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1977年8月福田出访东南亚各国，表示向东盟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扩大了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鉴于苏联威胁的增加，福田内阁末期于1978年8月同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从此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日中友好，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两国贸易迅速增长，1981年贸易额达100亿元，为复交前1971年10亿美元的10倍，1991年中日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为复交前的20倍，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已达1500多家。这些无疑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4、多次采取“反萧条对策”。第四产供销中东战争爆发，由石油危机而导致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日本从60年代开始，就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中东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剧烈的打击，日本的经济也进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中。从1973年11月至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倒闭企业达11681家，失业人数达112万15、元人，197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第一次出现0.5%的负增长，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时期。
为了缓和危机，刺激经济的复苏，从1975年开始日本政府多次采取“反萧条政策”，主要对策有：“⑴增加财政开支，扩大公共投资。⑵对垄断资本减税，以刺激扩大生产。⑶松动银根，降低利率，增加企业利润。⑷发行赤字公债。⑸制订修订种种法律，为垄断资本摆脱寻找出路。上述措施，促进了日本经济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从1975年至1978年连续4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5%的水平上。这次经济的回升，主要是靠政府空前干预和企业“减量经营”实现的，同时也是实行产业合理化的结果。
四重视教育，加速人才的培养，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四。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教育成为重要的杠杆。无论是战后最困难的时期，还是60—7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教育始终是政府给予特殊关注的问题。日本政府重视教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高等教育体系完善。
日本较早的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战前就已普及了四年及六年义务教育，1947年进行教育改革，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50年九年义务教育完全普及，就学率达99%，1965年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比率达69.6%；1970年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达23.6%。同时还有配套齐全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一句话“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
2、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
日本政府重视教育，还表现在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逐年增加，1956—1978年期间，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的比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情莫过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失败以后，却出人意料地在短短不到三十年时间内，以流星般的速度在战争废墟上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当时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国和经济强国。美国一直引以为荣的王牌工业——汽车业和钢铁业受到来自日本的强大冲击，贴着“索尼”、“松下”、“日立”标签的日本电器军团打得美国电器业溃不成军……整个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大为震惊！这股突如其来且异常强劲的“日本冲击波”迅速影响着全球几乎所有的市场，改变了世界经济竞争的大格局。
日本何以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这般辉煌的成就？日本靠什么样的管理使其产品具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日本经济崛起的秘密何在？面对这些问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企业界和管理学界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美国的管理理论家和管理实践家们开始向日本学习，探究日本管理模式中的文化渊源，从对日本企业成功管理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中抽象出其管理的精髓。
各国众多致力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的学者在考察研究了许多成功企业的经验后一致认为：美国注重“硬”的方面——企业中的文化因素，如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等等，并统称之为“组织风土”。他们认为“组织风土”是在日本企业中经过长期管理实践的产物，是通过企业全体员工的言行举止自觉表现出来的，这种“组织风土”就是企业文化。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企业经营的成功无不与他们建设了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它推动日本企业实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经营，使企业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旺盛的技术消化能力、局部的改善和调整生产关系的能力以及适应市场的能力，激励着企业全体成员同心协力的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奋斗。正如世界著名企业家、美国IBM公司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所说：“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对成就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其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机构、发明创新和时机选择等因素。
在日本、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社风”、“社训”、“组织风土”、“经营原则”等等。这种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内部把全员力量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的一种文化观念、历史传统、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是增强企业员工凝聚力的意识形态。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和魂洋才、家族主义和以人为中心。
1、和魂洋才构成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日本民族自称大和民族，“和魂”就是指日本的民族精神。“和魂”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产物，是“汉魂”的变种和东洋化。中国儒家文化的实抽是人伦文化、家族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和、爱等思想，归纳起来就是重视思想统治，讲究伦理道德。日本“忠于天皇、拼死不憾”的武士道德精神就是“和魂”的集中表现。日本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和魂”，提倡从业人员应忠于企业，鼓吹劳资一家、和谐一致、相安而处、共存共荣，从强调人际和谐入手以稳定劳资关系。同时，他们又从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中吸取了大量营养，把中国的军事谋略移植到日本企业的经营竞争之中，如兵不厌诈、待竭而制、先发制人、避实击虚等都运用自如，获得很大的成功。例如，日本精工集团虽早在世界钟表业称雄之心，但在其羽翼未丰时一直含而不露，避免与实力雄厚的瑞士钟表业发生正面冲突，直到实力强大后才以大批量的高精度优质石英表和电子表涌进国际市场，仅在70年代的后5年一举取代瑞士而领导了世界钟表的新潮流。
“洋才”则是指西洋（欧美）的技术。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了资本主义进程。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向西洋学习先进技术及管理方法在日本企业中逐渐形成高潮，于是“和魂”和“洋才”才开始结合起来，成为日本近代企业家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以日本化了的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和魂”与以欧美的先进技术为内容的“洋才”相结合，构成了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重要基础。战后日本企业引进、吸收、消化了大量的欧美先进技术，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创新，创造了远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的资本增殖。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上下一致，至诚服务，产业报国；致力于研究与创造，超越时代；力戒华美，追求质朴、刚健；发挥温情友爱，大兴家庭美风；尊崇神佛，致力生产报恩”。丰田公司就是靠这种企业文化使公司形成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吸收引进了其他各国的先进技术，创造出先进的管理方法——丰田工作方式，从而在新产品开发及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成为日本第一大企业。
2、家族主义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显著特色
日本过去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日本民族具有明显的农耕民族的某些文化物征，它首先表现为集团内部的互助合作，由于农耕作业，从播种到收获，绝非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家人、族人必须互助合作，这使得日本人养成了团结互助的良好习惯，与个人才能相比，他们更重视协作与技术的作用，即表现为家族主义。这种家族主义观念，在企业中则普遍表现为“团队精神”，一种为群体牺牲个人的意识。日本农耕民族的文化同时还表现为他们的乡土性，即稳定性。农耕民族以土地为中心，从事稳定而有规律的自然灾害，农业收成总是大体均衡的，这样就使之逐步养成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习惯。时至今日仍可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家族主义”与“稳定性”等民族特征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日本，集团是一个广泛含义的概念。日本社会是集团的社会，一个企业可以被看作是集团，企业内部的科室、班组、事业部等也都是大小不一的集团；在企业外部，相互间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结合成集团，无数个集团最终又构成日本国家和民族这个总的集团。所谓家族主义就是把家庭的伦理道德移到集团中，而企业管理活动的目的和行为又都是为了保持集团的协调、维护集团的利益、充分发挥集团的力量。在家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集团被看成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而人的个性几乎完全被集团的特征所淹没，企业管理所面临的对象也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由人群组合而成的集团；无论个人的责任、权力还是利益统统都由集团来承担，如同家庭一样。
许多日本企业家认为，企业不仅是一种获得利润的经济实体，而且还是满足对企业成员广泛需求的场所。因此，日本的企业管理十分强调员工对企业要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认同感，要与企业共存共荣。日本企业一般采用终身雇佣制，使员工有职业保障的安全感；在工资及晋升上实行年功序列制，把员工的收入与其对企业服务的年限挂钩；此外还提供廉价公寓、减免医疗费、发放红利等全面福利，从物质利益上诱使员工对企业“从一而终”。这样的制度体系通过物质利益及精神需要的满足，强化了员工对公司的家庭般的归属感，使他们把自己对工作、事业的追求，甚至精神的寄托都纳入以企业为中心的轨道。同时，日本企业还特别强调献身、报恩精神，要求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的事业融为一体，为之而生，为之而死。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讲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固然相当重要、可贵，但我认为仅靠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舍命的精神，尤其在多事之秋，能发挥舍命精神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
家族主义精神要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和为贵”的思想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这是吸收了中国儒家学说而形成的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念，日本企业追求的“人和”、“至善”、“上下同欲者胜”等共同体意识皆源于此。日立公司的“和”，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公司的“温情友爱”，都深受中国佛教及儒家“和为贵”思想的影响。这里的“和”，就是和谐一致、团结协作。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从各方面关心员工的福利以至家庭生活，员工也以企业为家，用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工作来报答企业。在企业内部，人们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互怀善意的人际环境。近年来，日本又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倡导企业民主，企业协商或主动创造一些环境和场合，让员工提出意见，以缓解企业内部矛盾，使员工心理上得到一定满足。日本企业家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出气室，里面放有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高层领导的塑像，员工可以在那里用橡皮锤狠狠地砸这些代表着某企业领导的塑像以泄心中不汇合，“人”也砸了，气也出了，员工回到岗位照样好好干活。
3、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还是企业工会，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这三大支柱都是紧紧团绕着人这个中心的，三者相互联系、密切配合，从不同侧面来调整企业的生产关系，缓和劳资矛盾。正是这些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格局，实现了劳资和谐，推动着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提高。日立公司总经理吉出曾指南：“我认为问题不在组织，而在人。”在他的倡导下，日立公司形成了“人比组织机构更重要”的组织风土，企业用尊重、信任和关怀来沟通与员工之间的感情。本田技研公司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经营思想，他们认为企业经营的一切根本在于人，注意把公司办成有人情味的集团，公司基本任务除了制造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汽车之外，还要为员工提供一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安居乐业的场所。为此，本田公司特别重视员工有没有朝气和独创精神，在分配青年员工工作时总是稍微超出他们的实际能力一点，并要求各级负责人都得有向年轻部下委让权限的胆量。
日本企业家认为：“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教育练投资的投入产出系数量最大，是最合算的投资”、“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活力的源泉”。尽管日本企业提高劳动力的创造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强化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但它们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重视教育工作的思想却值得借鉴。日本企业通过教育提高员工素质，坚持“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断发展和巩固企业文化。松下电器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把教育作为经营理念的核心，松下幸之助认为“人的智慧、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属于社会财富，而且比黄金更有价值”，他还提出了“造物之前先造人”的思想。丰田汽车公司也提出要尊重人，以人为轴心，他们的口号是“既要造车也要造人”。丰田公司第三任总经理石田退三指出：“谋事在人，任何事业要思想获得较大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以造就人为根本”。丰田公司认为，企业由人、财、物三要素组成，第一位的是人，人就是财产，培养优秀的人就是增加公司的资产，无论谁都应该在造就人上下功夫。因此，丰田公司从文化知识、技术技能、道德修养和思想感情等多方面对员工进行教育训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确立了世界著名企业的地位。日本企业得行员工教育培训主要从满足员工知我成就的需要出发，竭力使员工在受教育中增长才干，不断创造新的成就，使员工感到企业是自己实现理想的场所，自觉激发出为企业“尽忠效力”的内在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企业进入了结构调整的艰难时期，相应地在管理方式上吸收了美国能力主义的长处，更强调内部竞争和效率，但日本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基本形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相反，欧美企业则普遍借鉴日本模式，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团队精神”成为欧美跨国公司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因为林则徐扣货抓人禁止通商，所以英国毛了要派远征军。英国认为中国是因为不和他通商才导致英国正常贸易逆差，所以要中国开口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因为傻比鬼佬认为开的口岸还不够多，所以中英贸易还是逆差。于是找了个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最后八国联军那次则是因为慈禧主动向八国宣战。。。

帝国主义扩张只想要两个东西，第一是廉价的资源，第二是可以倾销廉价垃圾产品的市场。中国没有资源，但是中国有这些垃圾产品的市场。日本以上这些东西都没有，最多算是个小市场，所以基本没什么值得侵略的价值。
至于瓜分中国，完全就是伪命题。如上所述，中国除了煤炭没什么有价值的资源，连优质铁矿都没有。真心是没人想要你的地，所谓瓜分只是想肢解你，因为太大个人家不好控制。

也只有傻吊日本人跟吃错药了一样，跑中国来硬是要占地，搞到最后占领军连口吃的都没有，还得从本国运。打了几年除了掏了点媒，毛都没得到一根，八年抗战日本一直在找重庆想要停战，打到最后日本实在山穷水尽了，要去东南亚抢橡胶和石油，结果导致了美国参战。。。

他们打过日本，只是日本立马就开始学习西方了，之后自己强大了起来。如果中国百日维新成功，也就不会出现列强瓜分中国的事情了

首先日本也是列强的侵略和殖民对象。其次，明治维新后，日本已逐渐跻身列强行列。第三，在华利益明显大于在日利益。第四，列强在华主要通过以清政府为傀儡，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以驻兵、签条约、租地为手段。第五，英国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列强，在华利益占较大优势。有疑请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