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只有喂饱了嘴，才能去思考。从中国到日本，多少强大的权力，都因为无法填满饥饿的肚子而被推翻。权力首先要建立在胃上，然后才能建立在脑袋上，只有控制住胃，才能更好的控制住脑袋。战国时代是个物质极不丰富的时代，原本物产就不丰富的日本，在这个时代粮食产量更是创造新低。在这个时代，人们究竟在吃些什么呢？

两道菜谱：
一、小米饭、煮萝卜两块
二、大米饭、两指宽小鱼一条、腌萝卜一小碟、白水煮野菜一盅、酱汤一小碗

实际上，第一个菜谱是战国时期穷人家的早饭和午饭，第二个菜谱则是战国时期富人的早饭和晚饭。看起来，这两道菜谱一样寒酸，可战国时代的人们的的确确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一天天的活下来。吃小米饭的农民，做梦都想像贵族们那样吃上大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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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所有生活都围绕着战争，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打仗，打仗又是为了吃的更好。

日本——是个水稻生产国，几乎全国的农田都在种植水稻。可大米在那个年代对种植大米的平民百姓来讲，却是奢侈品。

在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里，山上的山贼垂涎山下村子里的那点大米，便要在秋收的时候下山抢米。农民们为了保卫他们的大米，便拿出全村仅有的一点大米去城镇里招募穷武士来保卫村子，他们能拿的出的招聘唯一条件就是顿顿吃大米饭管够。

虽然不知道那些没出息山贼为什么不换个富裕点的地方去抢，偏偏死盯着这个穷到除了点大米什么都没有的村子，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时代大米实在是个稀罕物。后来，村里的农民也真靠着这顿顿有大米饭吃的条件,招募来了七名水准参差不齐的武士，虽然这七名武士说是为了保一方平安所以不计报酬，但能吃上大米饭对他们多少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毕竟在那个时代男人总是饿着肚子的，能吃饱实在是件不可多得的美事。
说道战国时代日本大米的精贵，有个武田与今川两家合力攻打北条家的松山城的故事特别有代表性。

武田和今川两家合力攻打北条家位于武藏国的松山城，两军苦战多日，北条军水源被切断，眼看就要城破人亡。满以为松山城指日可下的联合军，发现松山城的守城官兵居然在城头最显眼的地方用水洗马，本来饮水都应该成问题的松山城守军，居然还有富裕的水去洗马，这令攻方非常沮丧。最后，双方和谈成功，松山城被今川家和平接收。后来当胜利方问起洗马的事才知道，其实当时城里确实已经没有水了，士兵在城头用来洗马的是大米。他们将用盆装着的大米从马身上倒下去，远远看起来就和用水在冲洗一样。当时的士兵大都是普通农民，他们在生活里很少接触大米，所以远远看去，就算觉得可疑也不会怀疑伪装成水的物质竟是大米。

当时的时代日本粮食产量之低，甚至不足以供应全国人吃饱，一般百姓要保证不饿死，除了捞海产就得打野味，就算丰年也要上山挖野菜。加上那时候也不讲究什么进出口粮食，各国都是自己吃饱了算，不过到底能不能吃饱那就看各国的条件了。

当时日本的可利用资源很少，农业生产力都是很低的，很多领主之所以不断掠夺其他人领地，其实是为了抢夺其他领地内的资源。至于老百姓，可以说几乎都是吃糠喝稀的多，所以很多百姓都干脆放弃了种地，前去打仗，如果运气好也许还能获得功劳得到赏赐。当时日本全国对于家禽和家畜的饲养并不普遍，很多家禽和家畜也只有大地主家才拥有，一般百姓捕到鱼也不会自己吃，因为他们还要交纳赋税给领主，所以对于鱼这样的荤腥一般卖而不吃，百姓平时大多是吃糠喝稀。

至于其他地方领主，要是靠近海边的一般多以海产鱼类为主要荤腥食物，难得在特殊节日的时候会去狩猎吃点山里的野味。武田家由于身处甲斐国这样的山地，所以连海产鱼类这样的荤腥都很少，一般都是吃些附近小河的小鱼或者到他国去买海鱼，当然难得也去捕猎点野味，不过毕竟狩猎费时，而且可猎取的动物也不多。不过像信长，秀吉，家康这样之后拥有大量领土的领主是可以吃到不少一般人难以享用的野味的，比如鹿肉，天鹅肉，野猪，野兔肉，海参等等。但是对于地位相对低的领主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所以那时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节约的，平日也没有吃什么好吃的，不节约自然不行……
8话头说回来，就是因为大米产量很低，所以这白花花的大米就成了各地领主们特别指定的主要战略物资。农民在地里劳苦一年种水稻基本上就是在完成一项任务，收下来的大米往往全都要作为年贡送进领主的城堡，自己只能吃小米饭啃萝卜吃野菜，有的农民甚至一辈子都没尝过自己种的大米啥味道。

正如玉米和土豆的传入使中国人口增长，使日本人勉强能吃饱肚子的东西，是萝卜。

萝卜刚被引进到日本时只有指头粗细，经过日本农民的辛勤培育，萝卜终于变成胳膊粗细。萝卜营养丰富又易于生长，很快就成了农民的主要食物，即便贵族也对萝卜青睐有加，使之上了贵族的餐桌，而且几乎到了无萝卜不成宴的地步。

即便是有钱人吃大米，穷人吃小米萝卜，山国日本粮食依旧不大够吃。于是在上古的时候，日本人就形成了一天只吃早饭和午饭两顿饭的习惯，早上到下午要干活，所以一定要吃饭保持体力，晚上是休息时间，加上那时候人们没多少娱乐，只要早早睡觉肚子就不饿了，如此便能省下一顿饭的粮食。这样的习惯不光农民在遵守，上至天皇下至武士，几乎成了全国不成文的规矩，全国上下都在执行不吃晚饭的习惯。只不过，贵族们夜生活比较丰富，所以他们实在饿的不行，还能找点点心吃吃。
有些条件的日本人吃饭时都是坚持分餐制，每人面前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三菜一汤一碗饭，就算开宴会也是这样各吃各的。这些有钱人和穷人食谱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吃到一点点荤菜。不过，有钱人只能在鱼和贝类上做做文章，这已经是他们能吃到的最奢侈的食品。可奇怪的是，作为岛国的日本，无论贵族还是武士，都不会放开了任意吃海鲜，他们正餐的荤菜一般只会有一条小到只够吃几口的鱼，或者几片腌渍的贝类。鱼和贝类基本上不会同时出现，一餐的荤菜只能出现一种，有钱人始终维持着一荤两素一碗汤的饮食规格。

之所以维持三菜一汤标准，据说是因为早期日本贵族忌讳四与死谐音，所以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搞四菜一汤标准餐。

当然，有些有钱人偶然也会吃点别的东西换换口味。历史剧《武田信玄》里，北条家统帅北条氏康就曾经在海边享受着海风，吃大锅炖煮的虾贝等海鲜（有点像东北乱炖）。

即便是领主，这样的美味也不是想吃就吃。一般他们在正餐意外想和点小酒什么的，能下酒的小菜不外乎就是指头细的小咸鱼，或者两块腌萝卜。战国时代的日本人忠实执行着禅宗“不妄食”的教规，正餐之外很少吃东西，当然也是没条件吃。即便再有钱，正餐时吃的鱼也只是够一餐吃的，真正的高级鱼和大鱼，只有在婚礼和过年之类的庆典活动时才吃的到。

后来开开创江户时代的德川家康，即使在统一战国乱世后吃的也还是很节俭，连鱼都很少吃，每天就吃些腌萝卜就米饭。有天他在家里遛弯，看到几个侍女在抱怨，便过去看究竟。

侍女们说：“现在的伙食实在是太不象话了，小菜就是腌萝卜！“

素以待人温和著称的德川家康微笑着说：“好吧，既然你们不爱吃，那就不要吃了。”

从此以后，侍女们作为小菜的腌萝卜就被撤销了，侍女们只能干吃白米饭。

这个故事在表现家康小气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贵为一国之主的食谱——米饭和腌萝卜，凄凉之感油然而生。
战国时代的是日本空前的大混乱时期，粮食产量跌到谷底，武士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不少城主也时常要自己下地种粮食，他们的老婆还会带着一些人上山去挖野菜。

城主活的都那么惨，农民生活就更苦了。在日本，六公四民的税收规格，也就是产出粮食60%归政府，40%归自己已经成了常态，这还没算地主的那一份地租。有时候，狠心的领主会把税额订到七公三民，甚至八公二民。岛原农民起义的起因，就是领主在只生产八万石粮食的土地上收取十万石的地租。

口粮根本不够吃的，为了填饱肚子，农民拣贝壳捞鱼挖野菜，只要是能吃的东西他们都会找来吃——这还不是在荒年的时候。闭塞的日本穷人并不知道海对岸的中国有一种名为“观音土”的好东西，那东西吃下去肚子就能胀的一天不用吃东西，虽然偶然胀会死人。

饥饿在整个战国时代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从武士到农民，想吃饱肚子都不是件容易事，就更不要想吃的好了。如果能顿顿能吃到本篇开头列的两道食谱，恐怕有钱人和穷人都能乐开了花。

在战国时代，由于战争的频繁，饮食也变得以服务武士为先。原先在公卿贵族中是不食用肉类的（据说哪代的天皇有个什么肉食禁令，当然也就是公卿有这些讲究），肉类食品是没有身份的农民猎人才吃的。渐渐的公卿们变得营养不良，而什么都捕食的农夫或猎人就显得健康多了。

打仗的武士们用自己的性命和虚荣的身份比了比，最后可能还是觉得是性命和肚子比较重要。而且鹿肉更是美味中的美味，因此就出现了名菜胡椒盐烧鹿肉。不过胡椒盐烧鹿肉不适合作为干粮，而且要做好这道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战场上就有些不合适了。

战国时代的日本，虽然没明文规定农民不许吃大米饭，可因为大米产量少，于是产出一点也被领主收走，农民基本上是没机会吃到的。正是因为吃大米饭几乎成了特权阶层的专利，所以就有了领主为了招兵，派人扛着大米去募兵的事，当兵没别的优待条件，就是能顿顿吃上大米饭，顺便还能顺便在敌人的领地里抢抢劫什么的来贴补家用。当然，后者是要活着从战场回来才有价值，但前者对于等闲吃不饱肚子的农民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于是便有了许多农民为了尝尝自己种的大米是什么滋味，自愿到前线去拼命。

大米作为战略物资，最重要的用处就是行军打仗时作为军粮食用。

作为山国的日本交通很是不发达，所以要是和中国军队那样行军打仗还要带着一大堆的锅碗瓢盆就实在是太麻烦了。山地行军，为了保证机动性，最好就是能不带的东西都不要带，所以饭团就成了战国时代军粮的主要形式。

饭团最大的优点的是便于携带，食用的时候也方便，用不着什么容器和筷子，拿着就能吃，而且还不容易馊掉。制作饭团也很简单，就是将大米用手团成团，在手心里反复压实了就可以。为了使没有味道的饭团吃起来更好吃，有时候里面还要放上一小粒梅子，更高级的外面则要用切成小块的海苔包起来，据说现在这东西还很常见，好像叫寿司，不过馅就豪华多了。

制作饭团的工作多数时候要在战争之前就进行，作为随身干粮的饭团一般是由士兵或者武士家中的女人来制作。做好后用长条的干粮布包裹起来，按照一个饭团管一顿饭，两个饭团管一天的标准再用绳子在干粮包外面打上结，最后斜系在士兵或者武士肩上，这样的携带干粮一般最多只带不超过十天的量。需要食用时，只要拉开绳结，就可取出够一顿饭量的饭团，这倒真是个方便的设计。这种携带兵粮的布袋名为 “腰便”。

除了个人携带的干粮，领主也要制作大量的饭团作为公粮，这项工作经常是领主夫人带着城里的婢女还有武士家的女人们集体义务劳动去做。实际上，战国时代的领主夫人并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她不但要照顾丈夫生活，还经常要带领婢女和武士家的女人们上山挖野菜、捆扎箭杆，甚至给砍下来的敌人的人头清洗化妆，不但辛苦和胆大，还要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

这些作为公粮的饭团在做好后，要用干净的草席卷起来，用人力拉的大车运送，随时分发给士兵食用。除了制作好的食物，作为军粮还要准备许多的生米，以备在战争延长时食用。

在大将下令休息后，士兵们就会找块干净的草坪席地而坐，生起火堆，烧上一些热水，取出一顿饭的份饭在火上烤热食用。有些人喜欢将饭团放在火里烤的焦香，这样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后来这种烤饭团还成了日本料理中一种重要的主食形式保留至今。

酸酸的梅子汁渗进米饭中，使饭团吃起来更有滋味，本身就带有海盐咸味的海苔也使吃饭团的人可以把它当小菜吃。另外，包在饭团外的海苔也起到了包装纸的作用，使食用者无需直接接触到黏黏的米饭，把手弄脏，这点很能体现日本人在细节方面的用心；而梅子具有一定的防腐作用，且能杀死逐渐变质的饭团里的大肠杆菌和葡萄链球菌，战国时代的日本人未必知道这点，不过后来的科学证明，梅子放在饭团里着实是益处多多。海苔具有多种营养，又便于晒干食用，将它作为包装纸和便携式小菜，也着实是很高明的设计方案。

8虽然饭团很容易能填饱肚子，可是也很容易使武士们口渴，武士们就携带着烤过后的味噌块，上战场时只要把它溶于汤后便能饮用。于是在日本料理里面绝对不可或缺的味噌汤就诞生了。就一份味噌汤也能喝的津津有味的武士们来看，挂面就是份奢侈品了。挂面是室町时代以前从中国传入的，在当时除了酱油、酒之外，像柴鱼、昆布等的调味料也有发明，更增添了汤汁的美味。

提到了面条，不能不说说甲斐之虎--武田信玄。

川中岛合战是战国双雄武田家和上杉家的一次没有决定性结果的大决战。双方出动兵力总数超过三万，在一场大战动辄几百人的战国时代，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战略大决战了。

在此次作战中，武田军采用啄木鸟战术，将军队分为两队，一大部偷袭妻女山的上杉军本阵，八千军队在八幡原布阵准备给上杉来个包饺子。结果，武田信玄的计谋被上杉谦信拆穿（据说是看见武田军阵内的炊烟感觉不对劲——还是跟吃有关），于是提前下山攻打只有八千人的武田本阵，最后据说上杉单骑闯入武田大营，几乎要了武田信玄的脑袋。亏得这八千人拼了老命死磕到底最后扛到援军出现，这才转危为安。

作战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半打到下午，中间双方都没有时间吃饭（哪来的这功夫……），不过兵力占军队劣势的八千武田军一直没有被占绝对优势的上杉军击溃。分析其原因，除了平时的训练和武田信玄的指挥调度和领导有方，还有一点不大为人注意的就是，虽然都是战国名将+百战之师，武田军在体力上没准要优于上杉军，所以即使没吃午饭也还能坚持。

这秘密就在于，武田信玄平时在部队里大力推广食用易于消化的刀削面，常年吃面食。

其实当时的日本还没有真正意义的面条，那东西要到明代大儒朱舜水在大明亡国东渡后才带到日本来的。当时所吃的，其实是据说从唐代传来的日本版的刀削面，时称馎饦面，也有说是乌冬面的。这东西也很方便，作战休息时，战士们只要抽出刀来，把面团一块块削到锅里煮熟了，拌着咸菜就能吃。武田信玄的甲州军队所喜爱的食品就是把这东西和蔬菜一起煮，然后用味噌来调味，这对于要用体力决胜负的军队士兵们是极有营养的。

咸菜，据说也是武田信玄大力推广的。当时主要的咸菜品种有萝卜和野菜腌制的。咸菜很咸，切一小块就能下饭，且携带方便、不易变质，还可以保证士兵能够摄取到维生素，实在是行军打仗杀人越货之必备。

长期吃刀削面加上咸菜，使武田军的体力要大大优于只吃米饭的上杉军，这样一天作战下来，饿着肚子的上杉军体力早就不支，估计还有因为低血糖晕倒减员的。人数上不占优势的武田军却可以凭着早上吃的那碗面坚持下来。

好吧，其实这只是开个玩笑，不过武田信玄在军队里大大推广刀削面和咸菜，也许真的是这个目的也说不定。现在武田信玄老巢的山梨县，刀削面到现在还是本地名吃，有的大饭馆门口还会立块牌子，写着“这就是武田信玄力量的源起啊！”

一些对食物挑剔的武士不甘心和士兵们同样去吃干巴巴的饭团，他们像上班族那样吃起了便当盒饭。这些盒饭有饭有菜，而且还是热乎乎现煮出来的，放在精美的漆器饭盒里，自然比起饭团要好吃的多。

cx19800425大国守8其实，上杉军也有自己的特色携带军粮，被称为“日之丸便当”。

制作这种日之丸便当很简单，用一种可以装二合五勺（约三百五十公克）名为“面桶”的容器，装上白米饭中间插上一颗小小的梅子，再整个放进“腰便”里，就是一客便当。虽然那时候还不管这种军粮叫做便当，但这大概就是最早的便当的由来了。

自然，在当时“便当”这个词还非专指盒饭，“领便当”在当时更不是不吉利的词。

此外，武田军还以味噌作为军粮的配菜。武田军食用的是以大豆、曲、盐、大豆煮汤发酵做成的“野战味噌”，又称“白味噌”。“野战味噌”据说不但配饭好吃，而且还能解除疲劳和治疗胃病。武田的军的“野战味噌”吃了尤其生力气，这大约也是武田军在体力上胜过上杉军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位将味噌作为军粮使用的人是伊达政宗，他所使用的是“仙台味噌”，这种味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保鲜期长。后来侵略朝鲜时，几乎所有武将所带的味噌都坏掉了，只有伊达军的“仙台味噌”味道还很新鲜。“仙台味噌”在江户时代成为了伊达家的传统军用味噌，每年要从仙台藩用船运到江户。但是，驻在江户的仙台藩藩士有三千人之多，运输实在是费时费力，后来大家一商量，干脆江户就地取材，于大井的别府里自己做“仙台味噌”。伊达的府邸里成天泛出味噌的味道，于是江户人便称在江户的伊达府邸为“味噌宅邸”。

cx19800425大国守8回到饭团方面来。

平时，士兵们吃饭也只吃到八成饱，一天又只吃两顿饭，两个饭团足够一名士兵保证一天的体力；加上那时作战的范围也不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方圆几公里内，最远也不过百十公里，关西霸主毛利元就和土豪织田家作战时，两家的城池只有不到两公里，实际会花在路程上的时间实在不是很长，所以那些小规模战争经常会在士兵携带的饭团吃完的时候也就结束了。

丰臣秀吉一生中的两次大规模行军作战，第一次是剿灭明智光秀的”中国大回转“，一次是消灭柴田胜家的贱岳合战，两次作战他为了轻装前进都没携带多少军粮。当时秀吉拿出十倍米价的金银作为代价，命令路边的百姓商家各自开仓，将家里的大米全都拿出来煮饭，以在内侧淋了盐水的草袋包裹，用牛马驮着随军前进。一路小跑的军队如果饿了，就伸手进米袋里抄一把盐水浸透的大米饭就着手吃掉。淋盐水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米饭不馊掉，渗透盐水的热腾腾的米饭在饿极了的士兵吃起来居然格外好吃。只是在那个还没有阑尾割除手术的时代，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在边跑边吃饭的过程中得了急性阑尾炎挂掉。

当然，饭团只是为方便携带制作的权宜食物，毕竟没有新煮出来的食物好吃。
回复收起回复12楼2021-07-30 17:12举报 |我也说一句
cx19800425大国守8记得在电影《织田信长》里，描写正德寺会面的宴会上，信长和道三在唏里呼噜地就着泡菜喝稀饭。从这里可以看出可能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即使是所谓的宴会也不过只有如此的规模。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知，在当时，稀饭和泡菜的确是比较普遍的食物，而且不仅仅是在早餐和晚饭时候。

在寺庙里，无论是本愿寺的一向宗还是旧宗，都是以素食为生。在镰仓时代就开始的用油及味噌做出的油豆腐逐渐的变成了僧侣们的主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小麦粉制作非常简单，还是僧侣们受到了中国北方风俗习惯的影响，挂面、乌龙面、豆沙包等等用小麦粉所制成的食物都被当成下午茶的点心。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茶。茶在镰仓时代就已经非常的普及了。曾有记录说是有位名为源实朝的三代将军，喝了茶之后，宿醉的情况马上得以改善。而且，因此茶便被认为有延年益寿的。

茶泡饭，在看一些描写日本古代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时候常常遇到，好象是一种相当日本化的食物。其实不然，不单日本有，中国也有，民间不是就有“好吃不过茶泡饭”的说法吗？但是，我这里要给大家谈的仅仅是日本的茶泡饭。

要谈茶泡饭，就不得不谈谈古代日本人的饮食。在古代，贵族一般吃的是大米和鱼肉，以及鸡肉，当时日本还没有家猪、羊，牛是不准斩杀的，斩杀耕牛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一点和几乎所有的农耕民族一样，家猪和羊是后来明治维新后才传入日本的。至于野猪，则是农民的食物。武士阶级由于艰苦的修行和紧张的战争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是吃“干饭”（这里指的干饭是日本的说法，其实是一种类似中国的年糕一样的食物），茶泡饭和饭团。

茶泡饭的大致做法顾名思义，用热茶水来泡冷饭，并佐以盐、梅干、海笞等配料，茶一般是用绿茶，并切成条状，和饭一起泡。这样，茶的清香才能够渗入饭中。比较讲究饮食并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武士，还会配以鱼肉。

茶泡饭的制作非常的方便，取材也很简单，只要熟饭、茶、盐、开水四者俱备就能做成一碗最基本的茶泡饭。原料也便于携带，吃起来也很节约时间，味道也还不错。所以武士阶层，特别是在战斗中，普遍是以茶泡饭为主食。

这种特性使武士团的战斗力得到了更大限度的发挥。他们不必象古代中国或者印度的军队那样在战斗中携带过多的新鲜食品，这样就不会过度依赖后方的后勤补给，虽然长期缺乏新鲜食品会导致营养不良，降低士兵的战斗力，但是日本的战斗都是强度不大的战斗，所以茶泡饭能够胜任了。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茶泡饭成了武士中最流行的食品。

战国时代的所有生活都围绕着战争，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打仗，打仗又是为了吃的更好。

日本——是个水稻生产国，几乎全国的农田都在种植水稻。可大米在那个年代对种植大米的平民百姓来讲，却是奢侈品。

在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里，山上的山贼垂涎山下村子里的那点大米，便要在秋收的时候下山抢米。农民们为了保卫他们的大米，便拿出全村仅有的一点大米去城镇里招募穷武士来保卫村子，他们能拿的出的招聘唯一条件就是顿顿吃大米饭管够。

虽然不知道那些没出息山贼为什么不换个富裕点的地方去抢，偏偏死盯着这个穷到除了点大米什么都没有的村子，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时代大米实在是个稀罕物。后来，村里的农民也真靠着这顿顿有大米饭吃的条件,招募来了七名水准参差不齐的武士，虽然这七名武士说是为了保一方平安所以不计报酬，但能吃上大米饭对他们多少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毕竟在那个时代男人总是饿着肚子的，能吃饱实在是件不可多得的美事
说道战国时代日本大米的精贵，有个武田与今川两家合力攻打北条家的松山城的故事特别有代表性。

武田和今川两家合力攻打北条家位于武藏国的松山城，两军苦战多日，北条军水源被切断，眼看就要城破人亡。满以为松山城指日可下的联合军，发现松山城的守城官兵居然在城头最显眼的地方用水洗马，本来饮水都应该成问题的松山城守军，居然还有富裕的水去洗马，这令攻方非常沮丧。最后，双方和谈成功，松山城被今川家和平接收。后来当胜利方问起洗马的事才知道，其实当时城里确实已经没有水了，士兵在城头用来洗马的是大米。他们将用盆装着的大米从马身上倒下去，远远看起来就和用水在冲洗一样。当时的士兵大都是普通农民，他们在生活里很少接触大米，所以远远看去，就算觉得可疑也不会怀疑伪装成水的物质竟是大米。

当时的时代日本粮食产量之低，甚至不足以供应全国人吃饱，一般百姓要保证不饿死，除了捞海产就得打野味，就算丰年也要上山挖野菜。加上那时候也不讲究什么进出口粮食，各国都是自己吃饱了算，不过到底能不能吃饱那就看各国的条件了。

当时日本的可利用资源很少，农业生产力都是很低的，很多领主之所以不断掠夺其他人领地，其实是为了抢夺其他领地内的资源。至于老百姓，可以说几乎都是吃糠喝稀的多，所以很多百姓都干脆放弃了种地，前去打仗，如果运气好也许还能获得功劳得到赏赐。当时日本全国对于家禽和家畜的饲养并不普遍，很多家禽和家畜也只有大地主家才拥有，一般百姓捕到鱼也不会自己吃，因为他们还要交纳赋税给领主，所以对于鱼这样的荤腥一般卖而不吃，百姓平时大多是吃糠喝稀。

至于其他地方领主，要是靠近海边的一般多以海产鱼类为主要荤腥食物，难得在特殊节日的时候会去狩猎吃点山里的野味。武田家由于身处甲斐国这样的山地，所以连海产鱼类这样的荤腥都很少，一般都是吃些附近小河的小鱼或者到他国去买海鱼，当然难得也去捕猎点野味，不过毕竟狩猎费时，而且可猎取的动物也不多。不过像信长，秀吉，家康这样之后拥有大量领土的领主是可以吃到不少一般人难以享用的野味的，比如鹿肉，天鹅肉，野猪，野兔肉，海参等等。但是对于地位相对低的领主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所以那时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节约的，平日也没有吃什么好吃的，不节约自然不行……

大名和高级武士以及有钱的商人日常吃白米饭，蔬菜，各种鱼类制品，偶尔吃点鸟肉
普通武士只有白饭和蔬菜和少量的鱼
农民吃白米饭都是非常奢侈的事，一般吃萝卜饭，即萝卜磨成粉杂以少量大米，也常吃粥，一点蔬菜，青黄不接时常吃米壳饭
贱民倒是因为相当部分是屠夫、皮匠、猎人、伐木工，食物来源不稳定，倒是常吃肉食（畜类肉食在全民信佛的泥轰基本是不吃的，只有贱民才吃），身体反而健壮点
不得不说泥轰的饮食非常可怜

不是一日三餐，是一日二餐，大名有时都要饿肚子，像宇多喜直家就是因为经常饿肚子，得胃病死的，可伶的备前毒蛇啊

日本—战国时代(1467——1573)
第一节 “应仁战乱”与山城国农民起义
一、幕府的衰落
室町幕府自始就是一个建筑在守护大名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大名领主联合政权，这种特点越到后期越加明显。
如前所述，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统治时期，幕府只是借助强大守护大名间相互牵制的力量才勉强平息了“永享之乱”(公元1439年)。可是随后义教推行的抑制强族的政策，又招致“嘉吉之乱”(公元1441年)和自身被杀的后果。
义教之后，幕府更由于受到京畿地区农民起义的连续打击，完全丧失元气。到第八代将军义政(公元1435年—公元1490年)统治之时，甚至连京都的治安都维持不了。京都的土仓等高利贷商人只好自行组织，雇佣浪人，收买守护、地侍自卫。幕府无法对付起义，在义政统治的24年间不得不13次发布“德政令”。即使如此，义政仍一意追求享乐，纵其妻日野富子及宠臣施行恶政。幕府拿不到年贡就直接向人民征课“段钱”、“栋别钱”，或在京都7出口处设关卡，征收“关税”，结果导致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幕府政治走向绝路。一些强大的大名乘幕府衰弱之机都想控制幕府，最有希望控制幕府的是管领细川胜元(公元1430年—公元1473年)和四职家之一的山名持丰(宗全，公元1404年—公元1473年)，但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守护大名们在各自领国内也很紧张，因为严重威胁其统治的不仅有星火燎原般的农民起义，而且还有借农民起义之助日益壮大起来的“国人”势力。这些自南北朝以来被称作“国人”、“国众”的是一些在乡武士领主，他们为保住自己的领主权，进而排除庄园制下层层瓜分年贡的体制，把提供实物租的农民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和守护对立。同守护大名这种外来者不同，他们或者有着久远的开发领主宗谱，或者镰仓以来就作为地头而一直定居该地。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他们曾致力于开垦耕地，整备水路，讲求灾害对策，建设市场，使其领地成为该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把农民紧紧控制在其经济圈内。[注1]为了共同抵御守护大名及其代理人“守护代”的介入，邻近的国人领主往往联合起来，形成新的武士团。南北朝内乱期这种联合体非常多，曾以种种名称(“白族一揆”、“赤旗一揆”、“花一揆”、“雨一揆”，“儿玉党”、“横山党’、“松浦党”等等)出现。后来守护大名终以幕府权力为后盾，软硬兼施地把不少国人领主编入自己的家臣团，得以在领国行使权力，形成守护领国制。但根基不牢；敌对的国人势力始终在潜伏着，集结着，酝酿着“地震”。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国人反守护的活动遂又公开化。但是，这时
他们很少以单独的暴动形式出现，而总是采取个别地参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去的形式，或采取同农民联合举行起义的形式。

二、“应仁战乱”与战国时代的出现
面临往往有国人参加的农民起义的威胁，守护大名之间以及在各守护大名家族内部逐渐分成两派，相互斗争。在维持守护领国的统治上，是继续利用庄园制这种形式，还是利用已经成为乡村中心势力的那些否定庄园制的国人领主?一般说来，这是两派斗争的关键性问题。而这种斗争往往表现为守护家的继嗣之争。15世纪40至50年代，信浓国的小笠原、加贺国的高铿，以及斯波、畠山等各家的内乱情形具有代表性。这些内讧已经不是局限在各自国内的纠纷，而是发展成把邻国卷进去的大纷争。全国性大名间的斗争不久也波及幕府。当时幕府内部发生了将军职位之争，是交给义政的养子义亲还是交给义政之妻日野富子刚刚生下的义尚?以此为开端，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分成两派，再加上畠山、斯波两家内部之争，就开始了“应仁之乱”(公元1467年，即应仁元年)。日本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守护大名分成两派，都卷入这场战争。25万大军以京都为主要战场，在全国各地混战，历时11年。就在此时，各大名领国内的农民起义复又频发，国人、家臣叛乱事件迭牟，守护们不得不急忙回国，细川、山名双方也就在胜负末分的情况下，于文明9年(公元1477年)基本上结束了战争。
这场战乱使京都几乎变成废墟。战乱中义政将其将军职让给儿子义尚，隐退东山山庄，在此建造豪华的“银阁”，饮宴取乐。新将军义尚更无权威，其威令不出山城一国。将军权力的削弱更促进了庄园领主的没落；公卿贵族、僧侣等旧统治阶级丧失收入来源，有不少只好下乡乞食地方大名门下。而回到领国的守护大名，其统治地位或面临被守护代及有力家臣取代的境地，或已被取代。新型大名——战国大名在所谓“下克上”的动乱中代之而起。日本历史便从“应仁之乱”起进入室町后期，即战国时代。

三、山城国农民、国人的联合起义
“应仁之乱”虽已过去，但是成为这场大乱导火线的畠山家内部两派之争并未结束，畠山义就对畠山政长之战在山城、大和、河内一带继续进行。1480年在丹波、山城、大和及播磨等地同时发生农民起义，而于这年下半年发生的两次京都人民起义尤为激烈。这一年幕府在京都7个入口处又设关卡，激起京郊农民和以“马借”为中心的运输工人及手工业者等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概。他们以起义一举赢得了新设关卡之废除，并且袭击了“酒屋”和“土仓”。文明14年(公元1482年)畠山两军的战场转移到以山城国南部为中心的一带，致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道到破坏，居民负担加重。文明17年(公元1485年)7月，大和农民发动起义，以“大和国惣(总)百姓等”的名义向各庄园领主要求“德政”，即要求免除年贡的未纳部分，声言如不答应要求，来年将放弃一切耕作。从7月末起，在近江、山城、京都也爆发了同类起义。这些起义都有国人(在乡武士领主)参加。
就在这斗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同年年底爆发了威力更大的山城国南部农民同国人的联合起义。12月1日，这里“上自60岁下至15岁之国人举行大集会，国内土民(农民)亦举行大集会，各自做出决议，要求(畠山两军)撤退”[注2]国人、农民的决议发出后，畠山两军很快撤出山城国南部。6天后，国人36名代表提出管理南山城的三大施政方针：
1．畠山双方都不得进入山城国；
2．本所领(寺社、公家领)要由寺社、本所(公家)知行，一如从前；
3．不设新关卡。[注3]
12月24日，国人代表对上述第二项又做了如下补充规定：“诸本所领须由本所直接支配，尤其大和及其他诸国之人不得进入国内(南山城)充任代官；庄民不得滞纳应交给寺社、本所之年贡。”[注4]
文明18年(公元1486年)12月13日，在宇治平等院召开国人大会。大会追认三大施政方针，并确定由这36名组成的代表机构为最高决策机关，代表们按月轮流处理政务(“惣国月行事”)。这个被称为“山城惣国”的新政权将本所领所得年贡的一半(“年贡半济”)作为政权经费来源，从而行使了守护的职权。

四、“山城惣(总)国”政权的性质
36名代表中有不少原是各庄园庄官级土豪。[注5]最初国人之所以联合农民，目的无非是要借农民之力赶走守护势力，取代守护、庄园领主而实行对农民的统治。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农民的基本要求，这在施政方针的第二、三项都有所反映，尤其本所领地由本所直接支配是苦于代官苛敛诛求的百姓名主的迫切希望。作为补充规定的后半段内容则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人的目的：拒绝其他国出身的人充任这里庄园代官，是为了恢复他们自己的庄官地位；在这里庄园领主的统治早已有名无实的情况下规定农民必须向寺社、本所交纳年贡，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律形式保证这些国人对农民的掠夺。此后把持政权的国人日益把依靠农民力量建立起来的政权变为统治农民的工具。明应元年(公元1492年)2月幕府任命伊势贞宗为山城国守护，这又导致国人内部的对立。反守护进驻派据守稻八妻城，但旋被守护军击败，维持了8年的南山城自治政府至此告终。这个自治政府虽然由于脱离了农民而垮台，但它的建立确实是农民斗争的产物，标志着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即进入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农民战争时期。

第二节 一向宗农民战争
一、一向宗的兴盛
所谓一向宗农民战争(“一向一揆”)，总的说来，就是以农民为整体的、包括有寺院僧侣和国人参加并参与领导的净土宗本愿寺派信徒发动的反封建武装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方政权。它发生在本愿寺教团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和地区。
一向宗的大发展，从时间看是在南北朝动乱期之后迄室町后期之际，从地区看主要是在近江一带、北陆地方(加贺、越中、能登、越前)、东海地方(三河、尾张、美浓)、越中美浓接壤的飞蝉地方以及中国地方(安艺、播磨、备前、备中)。这些地区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和中间地区。一向宗发展的时期正好是“惣村” 在这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它正是以“惣村”的农民作为社会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6]在很长时期内一向宗主要体现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发展。这些流派形成于亲鸳死后，它们适应人们的精神需要采用新的传教方法。佛光寺派宣扬说，一旦人的名字记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极乐”，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摆脱贫困，获得现世幸福。因此佛光寺派等流派获得渴望现世幸福的人民群众欢迎，广为传播。相反，摈斥此说，自认为拥有亲鸳祖庙而以正统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则发展缓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莲如(公元1415年—公元1499年)采纳上述说教并亲作宣传后，一向宗各派僧侣、门徒很多转归本愿寺派，本愿寺教团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飞跃发展，时当应仁之乱之际。

二、本愿寺教团的基层组织
本愿寺教团的发展，为一向宗僧侣、信徒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必要条件。该教团最基层的组织是“讲”。一寺院一道场至少有一个“讲”，多则四、五个“讲”，也有跨郡的“讲”。每一个“讲”拥有信徒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莲如组织“讲”就是要加强信徒的宗教生活，加强信徒对弥陀本愿的信心。但是“讲”逐渐失去原来的性质，变成信徒们集会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场所，进而成为信徒群众为争取现世幸福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战斗组织。
在北陆地方，本愿寺教团自文明3年(公元1471年)莲如亲自来此进行组织之后，有了飞快发展，在很短时间就压倒了佛教旧宗派和一向宗其他流派，把广大佛教信徒吸引到该教团之内。[注7]自认为是弥陀之子、坚信佛力而又获得教团组织这种依靠力量的农民信徒，思想大为解放，开始无所顾忌地积极行动。他们否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祟的诸神诸佛，轻蔑守护、地头等封建武家的权力，拒纳年贡，拒服徭役。开始时国人也企图以武力镇压农民信徒的反抗，然而当他们觉察到组织起来的农民信徒力量的强大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村内的地位进而实现取代守护大名的野心，便从镇压转为利用的政策，纷纷加入本愿寺教团。

三、加贺宗徒“王国”
由于上述情况，形成了农民信徒、僧侣同国人信徒的联合。在加贺国，这些信徒在70年代末巧妙地利用守护家的内乱、不断壮大自己力量。就在此时，尚在北陆地方传教的莲如连续发出戒条，要信徒们循规蹈矩，不得违抗守护、地头，不得拒纳年贡，不得轻蔑神佛，还打出“王法为本”的旗号[注8]，妄图以这些戒条束缚信徒们的手脚；然而信徒们不听，无视守护职的权威，到处发动起义，拒纳年贡，占领庄园，甚至“驱走国务之重职”，“诽正法，毁佛像经卷，捣神社佛阁”，以致出现“无佛世界”，加贺成了“无主之国”。对于这种革命形势，统治阶级惊呼之为”日月坠入泥土”，诬农民革命行动为“前代未闻之无法无天”[注9]。决战时期终于到来，长享2年(公元1488年)加贺起义者一面向能登、越中、越前各国信徒发出檄文，一面以10至20万大军包围了高尾城。起义者的援军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贺的通路，使幕府军和两国守护军队无法前来解围。6月9日包围者攻克该城，守护大名富铿政亲自杀。起义者旋即迎立富铿泰高（政亲的堂兄弟)为名义守护而接管了加贺国。
国人信徒立即把原守护方面国人的土地夺到自己手里，农民信徒的年贡负担也得到减轻。《总见记》里的一段话反映了起义胜利后农民的喜悦心情：“武家作地头事情难办，一向住持当领主可随心所欲度日。”[注10]此后加贺国便由有力的国人信徒代表和中小名主出身的寺院住持代表以共议制形成联合执政；国人代表依靠的是他们的战斗组织“组”(“与”)，寺院住持代表依靠的是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组织“讲”。由于“讲”发挥了强力的牵制作甩，使国人集团垄断全部政权、统治农民的企图未能如愿[注11]此后90多年间，加贺国大体上成了“百姓所有之国“[注12]。

四、石山战争
在加贺信徒起义胜利的鼓舞下，能登、越中、越前等国的信徒也都纷纷起事，虽然都末获胜，但不屈不挠地把战斗整整坚持了90年。一向宗信徒起义并不限于北陆地方，在飞弹，文明17年(公元1485年)也发生了当地一向宗中心寺院照莲寺反对有力武士内岛一族的起义。起义虽失败，但内岛不得不对一向宗采取妥协态度。进入16世纪，起义烈火更延烧到河内、和泉、摄津、畿内、三河诸国。文明7年(公元1475年)从北陆回来的莲如在京都山科建本愿寺，以该寺为本山统辖全日本宗徒。本愿寺以其严密的组织向各地宗徒征收“志纳钱”，充实财政，名义上这是为报“佛恩”的捐献。16世纪30年代，第十代法主证如又将本山移至石山本愿寺(在大阪)，尔后不断扩大寺区，让新兴工商业者移居寺内町，积极发展工商业，强化防卫措施。本愿寺教团变成强大的宗教王国，它的存在为争霸中的战国大名所不容。永禄6年(公元1563年)三河国宗徒举行起义，反抗德川家康的苛虐。战斗坚持6个月，沉重打击了德川家康，据认为这是他一生所经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愿寺历届法主对宗徒起义一直持反对态度，讨好封建主；但当元龟元年(公元1570年)织田信长迫使本愿寺教团决战，危及这个宗教王国存在时，第十一代法主显如光佐(公元1543年—公元1592年)便动员全体宗徒为保卫寺院而战。宗徒们在艰苦条件下把“石山战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坚持10年之久。天正8年 (公元1580年)战败，宗徒力量消失殆尽。接着，包括加贺国宗徒领国在内的各地起义被逐个镇压下去。
遍及半个日本、长达百年的一向宗农民战争是迄今日本农民反封建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虽最后失败，但打击了庄园制，使更多农民摆脱多层剥削，成为自耕农民。它还削弱了大名割据势力，为日本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节 战国大名领国制

一、战国大名的产生

应仁之乱后历经半个世纪，守护大名相继没落，一些守护代、守护家臣及地方国人代之而起，形成新的大名—一战国大名，确立起在各国的统治，继续承认庄园制的守护大名领国制为根本否定庄园制的战国大名领国制所代替。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变动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室町前期农耕已经逐渐精耕化，施肥日益重要。所用肥料除厩肥、人粪尿和灰肥外，还有需要量日益增大的压绿肥。这种肥料投量甚大，每反大约投入300贯(183，所用的青草、嫩芽只需从山野索取，但由于庄园制的存在，广阔山野的青草和嫩芽得不到充分利用。日本农业向以水稻种植为主，它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规模的水利灌溉体系，然而在规模小、权力分散的庄园体制下，这种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打破庄园体制而确立一国范围内强有力的一元统制体制；同时，农业同手工业分工的扩大，在一国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发生与发展，也是这种需要的产生因素。
这种历史任务客观地落在战国大名身上。如上所述，战国大名的前身多数是守护代、守护家臣和国人。所谓“下克上”的实力主义风潮在“应仁之乱”后几乎风靡全国。例如管领细川氏到第四代细川晴元(公元1514年—公元1563年)时，实权转到家臣三好长庆(公元1523年—公元1564年)手中，而三好氏实权又被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公元1510年—公元1577年)夺去。管领斯波氏在15世纪末，其领国越前、尾张分别被家臣朝仓、织田所夺。畠山氏的据点河内也被三好氏所夺。在越后，永正4年(公元1507年)守护代长尾为景进攻越后国守护上杉房能(?一公元1507年)，迫其自杀。在安艺，永正12年(公元1515年)国人毛利元就(公元1497年—公元1571年)杀守护代武田元繁。在美浓，原是山城的商人斋藤道三(公元1494年—公元1556年)从守护土岐氏手中夺取实权，如此等等。
就这样，至16世纪中叶形成起来的战国大名，主要有东北地方的伊达氏，中部地方的上杉谦信(越后)、武田信玄(甲斐)、今川义元(骏河)、德川家康(三河)、织田信长(尾张)、斋藤道三(美浓)朝仓氏(越前)，近畿地方的浅井氏(近江)，四国地方的长宗我部元亲(土佐)，中国地方的毛利元就(周防)，九州地方的大友氏(丰后)、龙造氏(肥前)、岛津氏(萨摩)等。这些战国大名按地区看，大 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近畿、东海、北陆、中国等社会经济较发展 的先进地带和中间地带的大名。他们是由战国动乱中打倒自己主君即守护大名的家臣和在乡的强大国人成为战国大名的。第二类、是关东、东北、九州等后进地区的大名。这些人大多是从守护大名转化为战国大名的。

二、战国大名领国制
大名们废除迄今国内各种传统的土地所有关系。他们没收了庄园土地，并以武力和政治手段迫使在乡武士臣服后，将其土地收归已有。然后以其中一部分留作直辖地(“料所”、“御藏入地9)，派代官管理，将剩余的一部分寄进给归顺自己的寺院，将剩余的大部分以知行地(封地)名义分授给自己的家臣。获得知行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负担军役和其他义务。
大名对自己的家臣实行严密控制，经常派出密探监视家臣行动，并在自己制定的本国法律——“分国法”(“壁书”、“家法”、“度法”)中为家臣行动设下许多规定。例如禁止家臣自由处理知行地，知行地只能由一子继承，这是为防家臣经济削弱之故；禁止家臣之间互相攻伐，以防内讧；要求女儿结婚不但须经父兄同意，也要得到主君批准，以便把女儿当作大名间政略结婚的工具，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要受到严罚，甚至酷刑加身。
由此可见，战国大名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以武力创建自己的领国，取得领国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并且以绝对统治者身份在领内实施自己的统一法律(“分国法”)。这就是说，战国大名是以武力为支柱拥有真正独立的领主权的。守护大名虽然也曾走上领国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受幕府的限制，并未能取得完全独立的领主权。
战国大名领国制与守护大名领国制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

三、军事制度与农民政策
这些战国大名，因为是在农民起义烽火遍地燃烧、统治集团内讧迭起、封建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兴起的，所以为镇压农民反抗、稳定封建秩序，以及为在大名争霸中战胜对手，在自己的分国统治上都采取集权统治扩充分国经济军事实力为内容的“富国强兵”方针。
上述对家臣实行的严密控制，是战国大名实行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贯彻“强兵”方针措施的一部分。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各大名都经常保持着一支等级森严、封建主从关系很强的庞大家臣团。按各自经历，家臣被区分为“同名”(同族)、“谱代”[注14]“外祥”[注15]三种。家臣之下有“郎党”、“仲间”、“小者”还有战时从农民征来的“足轻”(步兵)等各种等级。在军事编制上，家医按各自所持武器被分为几组，各组置“组头”，隶属于“军奉行”。“组头”同其下的下级武士之间的关系由“寄亲”(义父)、“寄子”(义子)这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加强其封建依附性。起初，这些家臣都住在自己的知行地。16世纪中叶后，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火药武器的采用以及从一骑单打向集团战法的发展，产生了对军队施行长期集中训练的需要，家臣团便被移居大名城下。“足轻”也终于被编进常备军，列入家臣团末端，开始离脱农业生产，即“兵农分离”。这一过程后来由丰臣秀吉予以完成。
由于拥有强大的家臣团，大名们加强了统治农民的力量，强化了封建主专政。对待农民，大名们还推行种种强制政策：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供他们搜刮，便剥夺了农民迁徒、处理农地的自由为防止农民武装反抗和保证年贡的征收，便收缴农民的武器并把农民的自治团体“惣”变成基层的统治工具，即在农村组织“五人组”(5户为一组)，实行组内交纳年贡的连环保制度。为确保农业劳动力和增加年贡收入而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便是自
16世纪上半期部分大名开始实行“检地”。“检地”就是对分国耕地的面积、质量等级、稻米产量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按村实行调查登记，借以按等级标准确定年贡征收额，按一地一佃农原则落实年贡完纳人。本质上这是一种加强掠夺农民的措施，但同时由于此举使农民同直辖地的大名领主、封地的“给人领主”[注16]直接发生关系，废除了层层中间剥削，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四节 室町后期的经济与文化

一、农业、矿业与手工业
在富国方针指导下，大名们都大力发展生产。他们鼓励农民开发新田，致力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灌溉体系的整备。庄园制的基本消灭、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的单一化，使在分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整治水利成为可能。武田信玄组织人力兴修釜无川堤坝(信玄堤坝)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开发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极易受灾的低洼地变成高产水田地带，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注17]厩肥、人粪尿得到
更广泛利用，同时大量进行割草积肥也有了可能。除实行稻麦轮作外，旱田作物也实行了小麦与大豆、小麦与养麦的轮作。随之，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有所提高，在先进地区畿内，稻每反(992平方公尺)产量高达3石。从前一时期开始的商品作物生产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供应城市需要。从前仅在宇治地区栽培的茶，如今开始在大和、丹波、伊贺、伊势、骏河、武藏等国种植。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棉花的栽培也开始了，从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来源。烟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广泛发展。
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
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
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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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国经济与物价

曰本江户时代金、银、铜钱三种货币并通流行，遇到高额兑付时江户会使用黄金，而大阪更习惯采用白银，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地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在幕府公定的场合，货币的比值通常是：金1两=银50匁=钱4000文，由于江户所在的关东大多使用黄金，故而关东地方还指定了：金1两=4分=16朱的牌价；习惯使用白银的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相应的也有了：银1匁=10分的汇率；至于铜钱方面，则是无论东西统一为：钱1贯=1000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比率并不是稳定的，在某些特别的时期几乎每天都会有所波动，而且大多都是在贬值。

物价的不稳定，对于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件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可是，头疼归头疼，曰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那个时代的人与现在人相比较起来，对于米的依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按照人均1曰5合米的主流说法来推算，一年需要消耗1.8石的米粮，而衍生到全国就是3250万石，这数字对于当时的稻米产量来说绝对是惊人的。受到产量、战乱、饥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米价经常高涨，大阪的商人则乘机将大量囤积的稻米以原价格的1.5倍出售给那些急需粮食的百姓。

按照记载，刨去丰收、歉收等特殊情况，稻米的价格通常是这样的：

1.商人大量收购时：米1石=金1两。

2.武士出售禄米时：米1石=金14朱。

3.庶民小额购买时：米1石=金1两10朱。（关西地方）

4.庶民小额购买时：米1石=金1两11朱。（关东地方）

当然，以上只是为了方便比较，庶民购买米粮总是按升或合来计量的。

虽然说，百姓要用比较高的价格来换取自己亲手种植的赖以生存的稻米是件不太合理的事情，但是比起之后因“货币品质低下”、“享保饥荒”、“天明饥荒”、“天保饥荒”、“幕末之乱”而引起的米价爆涨来还算是幸运的。据说在天保四年，因为出羽洪水，江户米价升到金1两4斗的地步；五年继续上涨，为金1两2斗；七年更是创出了金1两1斗2升的历史最高价。

商人的暴利，幕府的无能，庶民只能要求上苍的保佑，但是天保年间的百姓似乎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庇护，即便是现在想来，仍然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情。

让我们从凝重的心境中走出来，继续探索幕初这个时期各层面的人群的基本生活状况。

1.农民

作为农业立国是时期来说，农民是天下真正的主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养育的整个国家。那么，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呢？请一起看看这样一个中流农家。

1）家庭构成：1夫、1妻、1子、1女，共同耕作田1町、畑5反的地方。

2）年度收入：米20石、麦6石、萝卜2万5千根。这里，假设萝卜以每根5.4文的价格全部出售，可得铜钱135贯。

3）年度支出：

年贡：米5石（田）、钱3贯（畑）；地租：米5石。

消耗：肥料50贯、运费（舟、车）50贯、短工雇费5贯。

食物：米2.5石、麦4.5石（以小麦为主食，蔬菜自给推算）。

衣宿：盐、茶、油、纸8贯，农具、家具8贯，炭薪4贯，衣料3贯。

交际：年始年末杂费8贯，串亲戚的礼钱4贯。

那么，这样总和下来是：米12.5石，麦4.5石，钱143贯。

4）岁末节余：如果将剩余的米（7.5石）、麦（1.5石）、和所有的萝卜变卖成铜钱那么，应该可以得到钱170贯（30+5+135），扣除上面支出的143贯，剩余应该为27贯。

这样推算下来，这样的一个中流农家一年下来可节余27贯，与史料出处作者所写“即使一、二月也冒着严寒不停地工作，年终所余不过数金，全不够医药之费”的注释到相吻合。只是，肥料和运费真需要花费金25两之多吗？或许这些也都有地主或商人们控制着吧！

2.木匠

木匠、铁匠、织缎匠，那个时期的手工业已经可以说是比较发达的了，只是诸如特殊行业的铁匠、制造奢侈品的织缎匠的数量都还没有多到足以代表手工行业基本情况的程度吧！所以，我们选取了一位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过的匠人——木匠。

1）家庭构成：1夫、1妻、1女，住着2间4块半大小的简陋房屋。

2）年度收入：按照1曰雇佣费银5匁4分，一年工作294天（国定假还是要放的）计算，可得到银1588匁（合127贯）。

3）年度支出：

店租（房钱）：银120匁。

买米：银354匁。

盐、大酱、酱油、油、炭薪等用度：银700匁。

工具折旧：银60匁。

服装费：银120匁。

交际应酬费：银100匁。

4）岁末节余：按照这样数字的计算，到了年底，这家人应该可以余留银134匁，合钱约11贯。虽然说是个手艺人，可没有自己种植的稻米和房产，曰子过得反而要比农民来得辛苦，终于理解了《七武士》当中的那句“其实农家什么都有”的真实含义了。

5）下面是罗列的一些不同行业手艺人的年收入：

书匠5两、染匠8两、理发匠10两、面点匠10两、雕匠15两、木匠31两3分，这样一比，木匠到还算收入高的了。

3.武士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武士。这是为下级武士，地位大约等于幕府时期町奉行所同心。

1）家庭构成：1夫、1妻、1子，另雇佣了1男1女两个下人。

2）年度收入：禄高70表5人扶持。70表（合28石），如果全部折换成现金的话就是金24两2分；5人扶持就是这家人平曰用度的米粮（91石2斗5合），自然也是有领主支付的。

3）年度支出：

月生活费：1两（薪炭1100文、蜡烛100文，蔬菜800文、大酱、酱油500文、油250文，礼佛150文、请客300文，男主人零花、路费500文，女主人零花300文）。

下人佣金：3两（男仆2两、女仆1两）。

服装费用：2两。

交际费用：3两2分（盆1两、暮2两、五节句1分、凶吉金1分）。

这样，总和下来，一年的花消是金20两2分。

4）岁末节余：很明显，能够继续起来的也只不过是4两，只比手艺人多出5贯而已。当然，平时的曰子自然是过的好多了。

士、农、工、商，前面的三者都基本做了探索，至于最后的商人么，除非他自己公开，否则外人是很难了解奸猾的他们到底有多少财产的，所以也就不做假设了。

---这是一些数据---------------------------------------------------

日本的一些经济制度货币制度

1，货币经济。
农业技术的提高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物资增加，交换经济获得广泛的发展。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国家曾发行一种称作皇朝十二钱的货币。但这种货币只在京都，奈良周围极小的范围内流通，到了11世纪前后，大米和绢布等反而代替了货币。但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同宋的贸易兴旺，输入了大量的宋钱，这些宋钱在全国各地逐渐流通起来。当时的农民栽种桑，蓝，胡麻等，加工成绢布，生丝和麻布，缴纳给领主，领主把多余的部分拿到市场上出售。边境地区的商业也发展起来，在主要的河流，港湾和交通要地出现了一种称为「问丸」或「问」的行业，承办商品的中转和委托贩卖运送等业务，而贷款的结算的办法，不是用现金，而是发行一种称作「为替」的支票。另外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货币的交换和借贷，叫做「借上」的高利贷行业者。各地的领主从农民手上收取实物，拿到市场上换得货币，再呈上中央作为年贡。
2，货币的变更。
南北朝到室町时代，年贡以及地税，户税，夫役税和地租等捐税都逐渐以钱来缴纳。结果所领有的土地大小不再象过去那样用町，反，步等面积来表示，而是广泛地采用把该土地的年贡换算成永乐钱（明朝的货币）的贯数（1贯＝1000文）来表示。当时日本通用的货币除了宋钱和元钱外，以这一时代大量输入打入明钱「永乐通宝」作为标准钱。但在各地也出现了国内私造的劣质铜钱，因而在应仁之乱后，在做交易时进行「选钱」－－选择优质的铜钱接受，发生了混乱。幕府以及以后的战国大名为了防止经济混乱，曾数次发布「选钱令」，规定各种货币之间的交换率，限制可流通货币的种类，以便交易顺利进行。
3，太阁检地。
太阁检地中，6尺3寸（约191厘米）的平方为1步，30步为1亩，10亩为1反，10反为1町，36町为1里（约现今4公里）。对土地中的土地和房宅规定了等级，如：上田1反为1石5斗，中田1反为1石3斗，下田1反为1石，用米来表示其生产力，规定其产值的比值，然后按其产值来征收租税。斗的容量也作了全国统一的规定。
三。最后：
江户时代，由于灌溉工程的发展，开发了很多新田。日本的耕作面积估计在16世纪末约150万町步（1町步约为1公顷），到18世纪中期为300万町步，明治初期的地租改革时已为450万町步。
货币制度方面，幕府垄断了全国的货币锻造权，设立金座，银座和钱座，发行金币，银币和铜钱三种全国共用的货币。金币的单位是两－－分－－侏，按四进法计算；银币按重量计算，以1000刃（1刃＝3.75克）为1贯；铜钱以1000文为1贯。按当时的制度，三种货币之间的换算率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货币的质量以及供给量而有所变化。1609年（庆长14年）标准的换算率是金1两换银50刃，换铜钱4贯。

能源矿藏
原油和铁矿石的生产极少。地下资源相当匮乏（但是各种矿产在日本都有发现，有“能源博物馆之称”）。不过水泥的原料石灰石、玻璃和一些建筑材料的原料如圭石等储藏丰富，被大量开采。过去大量生产金、银、铜和煤炭。在战国时期曾是世界上的主要黄金产地。现在仍有大量煤炭矿藏，但质量较低，没有开采。仍有一些金、银的富矿，但因开采成本高而开采甚少

宋日贸易指宋朝（主要为南宋）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活动。主要发生于宋朝（西元十至十三世纪），即日本的平安时代中期至镰仓时代中期。是遣唐使停止（西元九世纪末）以来重新开始的中日往来。

当时的贸易参加者也包括高丽。日本的主要贸易据点包括越前国敦贺（在今福井县）和镰仓时代众多宋人居住的国际都市博多（在今福冈县）。

历史
宋朝成立后不久为振兴贸易在各地设置市舶司，与高丽、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等发展贸易。日本则在大宰府监督下进行贸易，建有鸿胪馆（接待、交易的机关）。但中日间并无正式的外交贸易，仅限于私人贸易，宋商多行至博多与越前敦贺作交易。

越前守平忠盛得到肥前国神崎庄的领地后独自进行交易，将外来的货品进献给院（执政的太上皇），获得近臣的地位。平氏政权成立后，平氏输出其控制下的伊势出产的银。平治之乱前的1158年，平氏首领平清盛在博多筑建首个人工港，大力发展贸易，并驱逐寺院与神社等势力，掌握了濑户内海的航路。平家与皇族参拜严岛神社的航路也成了日宋间贸易的航路。1173年，扩建福原的外港大轮田泊（今神户港），三月，与宋朝建立正式国交，施行振兴贸易的国策。不过，宋钱（宋朝铸造的铜钱）的大量流入也导致了物价飞涨，引发了一定的社会不安定。

平氏政权灭亡之后的镰仓时代，中日之间无正式国交，但镰仓幕府认可民间贸易，甚至也向博多派遣商船。直至南宋末期，一直有贸易往来。武士阶层信仰的禅宗受掌权的北条得宗家保护，民间的僧人可乘贸易船渡日。

日本方面亦有渡来宋朝（始于北宋）的商人、僧侣。中国方面主要据点为明州（宁波）。

南宋灭亡后元日之间也有贸易往来，但相关史料匮乏，原因可能是中国商人难以居于日本。

[编辑] 贸易品
输入日本的货物有宋钱、陶瓷、绢织品、书籍与文房四宝、香料与药品、绘画等美术品等。日本输出的货物有铜、硫磺等矿物、西部所产的木材、日本刀等工艺品等。输入日本的宋钱对日本的货币使用起了推动作用，而佛经的输入对镰仓时期的佛教变革（净土思想的普及与禅宗的传入等）有一定影响。

明日贸易，又称日明贸易，是明朝（中国）与日本（室町时代）间实行的贸易活动。因使用称为“勘合符”的许可证，又称“勘合贸易”。同时期的贸易活动有中国与东南亚间的南海贸易与日本与李氏朝鲜间的日朝贸易等。

历史
西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遣使节要求日本取缔倭寇（前期倭寇）并推荐日本朝贡。当时日本南北朝对立，朝廷分裂为足利氏支持的位于京都的北朝与位于今奈良的吉野朝廷（南朝）。在九州北部活动的南朝方面的怀良亲王向明朝朝贡，被册封为“日本国王”。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満派遣今川贞世（了俊）领兵前往九州，驱逐了南朝势力，开始试图与明朝建立联系。但1380年发生胡惟庸案，明廷怀疑胡惟庸私通日本，故此时明朝与日本未正式建立关系。1392年，足利义満统合南北朝，1399年消灭独自进行贸易的大内义弘（应永之乱）。1401年义满接受博多商人肥富的献策，派遣肥富和僧人祖阿为使节前往明朝。次年明使节带来了封义满为“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但明使滞留日本期间，明朝发生政变，永乐帝即位，故再次发送国书，明朝与日本正式建立国交。

义满死后，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与前任管领（幕府中央行政官）斯波义将等不满于朝贡的形式，1411年暂时停止了贸易。第六代军足利义教时重开。应仁之乱以后，贸易由堺（今大阪）的细川氏、兵库的大内氏等大名及博多、堺等地有势力的商人所掌控。

1523年的宁波之乱后，大内氏控制九州北部和中国地方（本州西部）。1536年大内义隆再次开始派出遣明船。1551年义隆被家臣陶晴贤所灭（大宁寺之变）之后，继位的大内义长与兄大友义镇于1556－1557年向明朝派遣使者要求重开贸易，然而明朝方面将义长视为篡夺者而拒绝之。1557年义长又为毛利元就所灭，大内氏完全灭亡，故贸易重开的希望断绝，东亚以倭寇（后期倭寇）为主的走私贸易开始盛行。

[编辑] 形式
明日贸易形式上是室町幕府将军受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并对其朝贡。1401至1549年间共实行十九次。1404年之后向日本颁发贸易许可证“勘合符”以区别于倭寇，贸易仅限于以此确认的正式遣明使船（勘合船）。1432年的宣德条约规定了交易次数。博多与堺等地有势力的商人一同搭乘遣明船，与得到明朝官方许可的商人作私人贸易。。

勘合贸易实行之后倭寇活动趋于平静。输入日本的织品与书画等对室町时代的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等产生了影响。

[编辑] 贸易品
明由日输入：硫黄、铜等矿物、扇子、刀剑、漆器和屏风等
日由明输入：明钱（永乐通宝）、生丝、织品和书籍等
此时代的贸易中，日本的铜以高价输出至明朝。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慢性的铜的缺乏，另一方面是日本的铜混杂有较多的银，当时的日本无提取技术而明朝拥有，故而铜以介于铜与银之间的价格进行交易。

应仁之乱后幕府威信日渐衰败，其控制全国大名的能力也被逐渐被破坏殆尽，最后被织田信长驱逐而灭亡。而各地原有的守护大名有的受到本国国人的国一揆暴动挑战（如安艺武田氏被毛利氏发动国一揆取代），有的被底下的守护代所取代（如斯波氏守护的越前、远江、尾张三国依序被朝仓氏、甲斐氏、织田氏三守护代控制）有的甚至被宗教性的起事一向一揆推翻（如加贺守护富坚氏被一向一揆完全消灭）。“下克上”的风气弥漫着整个日本战国时代，同时也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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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盛行

　　服部半藏（はっとりはんぞう ，Hattori hanzou masanari，1542－1596），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时德川氏麾下的武士一族。忍者之神，传奇般的人物，在日本有着极高的盛誉。实际上，“服部半藏”为家族名讳！现今，人们口口相传的“服部半藏”专指“服部半藏正成”，即我们常说的忍者之神！“半藏”一名是服部家用来代代相传的名号。此外、历代的族长都以石见守（いわみのかみ，Iwami no Kami）世代相传，因此又称为服部石见守，服部正成，服部千军
　　佐助是日本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忍者真田十勇士之首。是居住在信州鸟居峠的山林中的隐士鹫尾左太夫之子。一天傍晚在山中与山猿追逐嬉戏时偶遇甲贺流忍术高手户泽白云斋，并拜其为师学习甲贺流忍术。三年后忍术学成，达到免许皆传（日本各种武术流派弟子中最高水平的称呼）段位。十五岁时一天，在鸟居峠狩猎时遇到真田幸村，成为幸村之家臣，并改名为猿飞佐助幸吉。大坂保卫战前，幸村在九度山蛰居，这时佐助游历日本，并将天下情势及时报知幸村 。
　　在江户后期(1825年)的「大阪夏之阵分配阵容图」里出现猿飞佐助的名字。而「立川文库」中猿飞佐助乃信州鸟居峠的郷士鹫尾（鹫冢）佐太夫之子，在甲贺流忍术之戸泽白云斋门下修行，后成为幸村家臣。(真田幸村曾经是日本第一武士,这是日本公认的.)
　　猿飞是一位最富有传奇性的忍者.同他的名字一样,他有象猿猴一样在树上攀援飞跃的本领，来去无踪；同时他徒手格斗的武功也很好，人们根本无法捕捉他。
　　据说，有一次他被派去侦察住在某城堡中的一个将军，偷听到将军和一位大臣的密谈。可当他离开城堡时被守卫发现，他立即跃上城墙，巧妙地避开了追赶的人，但当他跳落花园时，踩上了一只暗设的捕熊钢夹，将他的腿紧紧夹住。这时将军手下的卫士围了上来，猿飞见状，一刀将夹住的腿砍断，单脚逃了很长一段距离。可终因失血过多，难以支持。猿飞见卫士越来越近，知道自己没有希望逃脱，便索性站定、大声辱骂了追赶他的卫士，用剑毁掉自己的面容，使人无法辨认，然后挥剑砍断自己的的脖子。一个闻名遐迩的忍者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真田十勇士
　　从九度山到大坂城之战为真田幸村效力的十个人。以江户时代所著《真田三代记》、《难波战记》、《立川文库》中登场的虚构人物为基础而形成。
　　他们是猿飞佐助、雾隐才藏、穴山小助、海野六郎、望月六郎、根津甚八、笕十藏、由利镰之助、三好清海、三好伊三。似乎只有穴山小助是真实存在过的